为了减少这类反常发现的发表，期刊正在改变策略，不再接受样本数量少、p值在0.05以下的单一研究。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这一策略将会降低研究人员论文的发表量。此外，大学必须改变聘请、终身职位评审和奖励的规则，资助机构和评奖机构也需要做出改变。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论文的发表量和引用数来评价一位研究者及其发现，而应该以质量为准则。不过，这样的改变需要时间。
如果真能做出上述改变，那将会带来非常有益的结果。心理学领域的发现将更具真实性，而非沦为传闻。这将会让这一领域重拾声誉，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理解。
94
THE TRUTHIN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科学研究的真相
朱迪丝·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
独立调查员，理论家；著有《教育的述思》（The Nurture Assumption）。
科学研究这个话题本身并无新意。关于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比如牛顿、开普勒和孟德尔等人，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传闻：他们的研究结果太完美了，不可能是真的，肯定伪造了数据，或者至少做了美化。尽管如此，牛顿、开普勒和孟德尔仍然位列科学名人堂。当人们听到这些传闻时，一般的反应只是耸耸肩。那又如何呢？他们是对的，不是吗？
我认为，真正算得上新闻的是，现在人人似乎都在做研究，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对的。根据统计学家约翰·约安尼迪斯（John Ioannidis）所说，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错的。2005年，约安尼迪斯在一本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大部分已发表的研究结果都是假的》（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开始并未得到医学界以外读者的关注，而且医学研究人员也并未因此而变得寝食难安。
随后，在我所从事的心理学领域，人们开始提出同样的疑问。2011年，《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假阳性心理学》（False-positive Psychology）的文章。2012年，该杂志又刊登了一篇关于“可疑研究实践的盛行”的文章。一项针对2 000多名心理学家的匿名调查显示：53%的人没有报告其研究所采用的所有方法及其具体细节；38%的人在发现有些数据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后，将其排除在外；16%的人在得到想要的结果后，提前停止采集数据。
心理学领域遭受的最后一击发生在2015年8月。这一新闻最早出自《科学》杂志，然后通过《纽约时报》传播到了全世界，它还有一个带有戏谑性的标题《心理学家欢迎大家对其工作的存疑之处进行分析》（Psychologists Welcome Analysis Casting Doubt on Their Work）。这篇报道更加真实地描述了心理学面临的现状。文章以“心理学领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作为开头，接着写道：“新的分析发现，在三家顶级心理学期刊发表的研究结果中，仅有36%能严格地按照原来的实验过程重现其结果。”平均而言，可以重现的实验结果仅占所有已发表的研究结果的一半。
为什么心理学和医学研究领域会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我们如何做才能让研究重回正道？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真实的研究减少了，而自以为是的研究增多了。第一，研究不再是一些人出于好奇而做的有意思的事情，而是变成了人们为了谋求在学术界的发展而不得不做的事情。无论这些人是否擅长研究，每隔几个月他们都必须发表文章，否则会影响其职业生涯。发表文章的回报变得比其他任何事情（比如教学）都重要。出于这种原因进行研究是不对的，因为研究者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为了满足野心。在已发表的大量论文中，大部分论文的内容是无用且无聊的，甚至是错误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不要再将论文的发表量作为确定回报的依据。顶尖大学的相关委员会肯定能找到其他的评估依据。
第二个原因来自研究论文的审核。大部分杂志会将收到的论文交给评估人员进行评估。评估人员是来自同一领域的专家，他们不能从中获取酬劳，并且要认真地审阅手稿，对结果的重要性、过程的合理性做出判断，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完全不能考虑这篇论文的发表会对自己的研究产生何种影响。随着研究变得越来越专业，数据分析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件原本就很艰难的评估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了。我认为这项工作应该由权威的专家来完成，并且要给他们提供报酬。也许，这可以为学术界的一些人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岗位，这些人不是特别喜欢做研究，但热衷于从他人的研究中找缺点。
伍迪·艾伦导演的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在距今200年后的未来，有位科学家解释说：“过去，人们认为小麦胚芽是健康的，而牛排、奶油馅饼和热巧克力不健康，这与我们现在认为的正好相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玩笑。不好的科学给了科学坏名声。实际上，小麦胚芽对人类的健康而言是好还是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是相信科学研究，还是相信对其的嘲弄，这对地球和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
95
BLINDED BY DATA
被数据蒙蔽的双眼
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
心理学家，宏观认知有限责任公司（MacroCognition）高级科学家；著有《洞察力的秘密》（Seeing What Others Don't）。
2015年10月23日，《科学》杂志刊发了一篇关于一些印度孩子的正面文章，其讲述了这些孩子接受白内障手术，并重见光明的故事。从表面上来看，这则新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对我们来说，接受白内障手术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这些印度孩子一生下来就患有白内障，视力一直不清晰。当这一疾病被诊断出来时，当地的医生告诉父母（他们都来自偏远贫困地区和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家庭），这些孩子已过了视力的关键形成时期，现在治疗已晚。不过，幸运的是，印度眼科专家成功地为一名十多岁的印度孩子做了白内障手术。现在，数百名患有白内障的孩子恢复了视力。一名22岁的年轻人在4年前接受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可以骑自行车穿过热闹的集市。
“视力的关键形成时期”这一概念来自戴维·胡贝尔（David Hubel）和托尔斯滕·维泽尔（Torsten Wiesel）在猫和猴子身上所做的研究。该研究表明，在动物的某个关键成长期，如果它们的视力缺失视觉信号，视力将会终身有缺陷。对于人类而言，这一关键时期原本被认为到小孩8周岁为止（出于道德层面的原因，没有研究者通过人体研究进行对比）。胡贝尔和维泽尔因为这项研究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从此以后，全世界的医生都不再为超过8岁的孩子做白内障手术。然而，这个数据虽然很明确，却是错误的。印度孩子所的白内障手术表明，关键时期的数据是错误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表面上“正面”的新闻实则是“负面”新闻。因为这意味着，有许多超过8岁的孩子被拒绝做白内障手术，这些孩子仅仅因为医生过度迷信错误的数据而终身失明。
2015年的另一则新闻也体现出了人们对数据的过度迷信。布赖恩·诺塞克（Brian Nosek）和一个研究团队试图重复于2008年进行的100个引发关注的心理学实验，并在2015年8月28日将最终的实验结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在所有被重复的实验中，有大约1/3的原有实验能重现原先的结果。即便如此，可以重现的实验结果比原有实验所公布的结果要少得多。
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几年前，《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揭露：大部分关于癌症的研究结果无法被重现。2015年10月，《自然》杂志专门出了一期特刊来讨论如何降低不可重复的研究的数量。许多人也开始考虑如何降低不可信的数据出现的概率。
我认为这一举措是错误的。这是基础偏见（bedrock bias）的例证，它表达了对可以作为推论基础的可靠证据的渴望。
科学家愿意在第一类错误（没有发现存在的结果——假阴性）和第二类错误（发现并不是真正存在的结果——假阳性）之间进行权衡。实际上，当你致力于减少第一类错误时，第二类错误可能会增加，从而错过某些发现。因此，我们可以将所需的显著性要求从0.05降至0.01，甚至0.001，以降低出现假阳性的概率。然而，这样一来，假阴性出现的概率便会大幅上升。
基础偏见促使我们竭尽全力地消除假阳性，但这样做进度会很缓慢。我认为有一个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并意识到任何数据都有可能存在错误。毕竟，怀疑主义是科学事业的支柱。
这让我想起了与一位研究者的一次谈话。他坚持认为，我们不能相信直觉，而应该相信数据。我虽然同意永远都不能相信直觉（应该体会直觉，并做出判断），但不同意应该相信数据。如上所述，有太多这样的例子证明，数据会蒙蔽人们的双眼。
我们需要具备的能力是，在不确定相关数据的有效性的情况下利用它们。我们应该能在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得出结论，做出推测。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克服基础偏见，将自身从对所信任的数据的预期中解放出来。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研究中出现错误是合理的——想想因过度相信数据而导致终身失明的印度孩子的遭遇吧。我想表达的是，我们不应该忽视数据存在错误的可能性。印度眼科专家对视力恢复案例做出了反思，并探讨了在错过关键时期后进行白内障手术可能带来的好处。
关于启发法与偏见（heuristics-and-biases）的研究使我们对启发法和直觉的局限有了深刻了解。科学家还需要努力让人们认识到数据的局限性，比如开展研究，以向人们表明如果过于信任数据，会产生严重后果。这项研究还分析出了出现基础偏见的潜在原因，以及防止偏见的方法。有一些认知科学家已经在研究处理模糊数据的难度。然而，我认为科学家还需要做更多，也就是更大规模的合作性研究。
这样的研究也许能在科学界之外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正生活在大数据时代，量化投资者正在接管华尔街，所有的决策制定都基于数据。在一个越来越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学会如何处理不完美的数据，也许具有重要意义。
96
THE EPISTEMIC TRAINWRECK OF SOFT-SIDE PSYCHOLOGY
来自软心理学的认知崩溃
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
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与丹·加德纳（Dan Gardner）合著《超预测》（Superforecasting）。
35年前，我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助理教授，当时从事硬心理学研究的一位脾气不太好的资深同事告诫我说，我在浪费自己的科学天赋。我从事的是软心理学研究，这一领域的目标虽然是好的，但还不够成熟。软心理学从业者想要帮助他人，却不知从何处着手。
现在，我的脾气也变得不太好了。最近关于许多软科学研究结果无法被重现的新闻表明，我那多疑的同事比我原以为的要知道得多。关于软科学的大新闻是，许多研究没有接受严密的审查，具体的比例很难估计，我猜测至少占25%，也有可能高达50%。这实在有些令人不安。科学史学家认为，这是可以避免的。社会心理学和一些交叉学科等领域正在说服研究者不要再将p < .05的显著性水平线作为原始发现依据，这减少了可重复性评估和确定边界条件等烦琐的工作。正如杜瓦蒂（Duarte）等人在《行为与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政治多样性将改善社会心理学》（Political Diversity Will Improve Social Psychological Science）中提到的，这一领域不断增长的政治同质性会有选择地激励违反直觉的发现的涌现。这会让公众意识到，社会秩序是多么不公平。事实证明，这种组合带来的后果十分可怕。
实际上，在我们培养令聪明的局外人感到惊讶的能力的过程中，也帮助了那些长时间处于低迷状态的人。软科学从业者忘记了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于1942年提出的关于成功的社会科学的标准：共享性、普遍性、公正性、独创性和怀疑的态度。这一标准让我们远离诸如斯大林遗传学（Stalinist genetics）和雅利安物理学（Aryan physics）等荒谬的理论。通往科学的路上铺满了政治意图，一些是善意的，而一些是邪恶的。如果我们将科学视为纯粹的认知游戏，将具有同样的腐蚀性。当我们用教条式的保护取代对真相的追求时，得到的便是受政治或者宗教污染的知识。默顿式的科学强调修道院式的纪律，甚至禁止与理论家产生任何联系。
那些正在进入这一领域的人应该将对软科学的认知崩溃视为一座金矿，我们这一代人的错误是他们这代人的机会。由硅谷驱动的软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在数据采集、共享和解释方面运用默顿规范的方法。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参与开放科学合作（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s）(45)项目来进行预测比赛。在这个项目中，相互对立的思想流派会对设计良好、样本数量大的研究结果进行预测，获得或失去可信度取决于严格的记录，而不是偷偷摸摸地从那些富有同情心的编辑那里获取。一旦将激励措施和规范合理地结合起来，软科学就会迅速站稳脚跟。不能让自己相信转世再生真是太可惜了。
A SERIOUS PUBLIC DISCUSSION OF WHAT SCIENTISTS ARE DOING WRONG AND HOW THEY CAN DO BETTER WILL NOT ONLY LEAD TO BETTER SCIENCE BUT WILL HELP ADVANC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MORE GENERALLY.
严肃的公众讨论不仅能让科学变得更好，还能更广泛地加深大家对科学的理解，这类讨论包括科学家做错了什么，以及如何做才能做得更好。
——保罗·布卢姆，《科学本身》
97
SCIENCE ITSELF
科学本身
Paul Bloom
保罗·布卢姆
认知心理学家，发展心理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著有《善恶之源》(46)。
近期，最令人激动的科学新闻来自科学本身：用于科学研究的资金从何而来、科学家之间是如何交流的、科学发现是如何向大众传播的，以及科学是如何走向歧途的。我所从事的心理学领域成为“零号病人”，有众所周知的欺诈、无法重现的重要研究，以及人们对我们做实验和分析结果的方式的担忧。
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对相关新闻的报道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很多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关于癌症的研究。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合理的担忧被夸大了，并且被左翼和右翼的支持者用来反驳任何不符合他们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研究。
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新闻，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十分重要，这不仅限于熟知某些理论和发现。此外，我们应该理解科学的运转方式，以及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区别，尤其是宗教。
严肃的公众讨论不仅能让科学变得更好，还能更广泛地加深大家对科学的理解，这类讨论包括科学家做错了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98
A COMPELLING EXPLANATION FOR SCIENTIFIC MISCONDUCT
科学不端行为日益严重的原因
利奥·夏卢帕（Leo Chalupa）
神经生物学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校长。
2015年涌现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科学发现，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项发现是，跑步能促进老年人大脑产生新神经元。这一发现让我重新回到了跑步机上。我认为，科学新闻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事件。在过去的几年里，科学界出现了两个令我感到震惊的趋势，但它们的重要性都没有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即便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人员都知道。
第一个趋势是关于研究结果的，无法重现原有实验结果的现象频繁出现，而且还在不断增多。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某些个例显示，重复特定实验所必需的关键信息不小心被忽略了（有时是故意的）。大部分这种现象是由于工作不够严谨导致的，比如不完善的实验设计、不合适的统计分析以及不得力的控制。
第二个趋势是，有证据表明，科学欺诈现象越来越多。2015年，新闻媒体揭露了一些轰动性的欺诈事件。比如，在过去的10年里，撤销、撤回和修改学术论文的现象日益严重。实际上，一些制药公司已经不再依赖已发表的研究结果，因为它们担心部分研究结果不可靠。一些人认为，所发现的科学不端行为之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用于监测不端行为的新技术增多了，比如用于检查是否剽窃的程序。虽然技术的进步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认为，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无法被重现的研究。
一种比较引人关注的解释是，这一现象是由科学界当前的激烈竞争导致的，并且这种竞争在近些年愈演愈烈。这一现象使研究资金比以前更难以获得了，即使被同行评审为“非常好”的项目也无法保证能得到资金。因此，研究者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来写申请资金的提案，而通过的概率总是低于10%。与此同时，顶尖学术期刊的拒绝率大幅度提高了，而接受率常在5%左右徘徊。此外，顶尖学术期刊的编辑经常会要求附加实验，这又会使研究者花费大量的时间、经费和精力。即便这样，最终也不一定会被接受。对于科学从业者来说，从未有过这么大的压力。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一些人通过“捏造”研究结果来走捷径，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我不认为简单地增加研究资金就可以缓解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其中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案是，加大对科学欺诈行为的惩罚，比如，浪费宝贵科研资金的人应该被判刑入狱。当前的情况是，那些被捕的人往往能毫发无损地逃避惩罚。由于大学任职体制的特点，部分人会得到一笔可观的离职补偿金。我们必须扭转这一趋势，以改善科研机构的生存现状。
99
SUB-PRIME SCIENCE
次级科学
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
心智哲学家，心理学家，伦敦经济学院荣誉退休教授，伦敦新人文学院（New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哲学客座教授，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高级成员；著有《灵魂之尘》（Soul Dust）。
2015年8月，布赖恩·诺塞克（Brian Nosek）联合开放科学合作项目的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论述了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问题，这些研究结果曾被发表在一些顶尖心理学杂志上。一个研究团队运用高性能的设计和原始资料，对100项实验性研究进行了重复，但仅有36%的研究结果能够被重现。以下这些研究结果无法被重现：
· 当人们读到“告知他们的行为是确定的”相关文章时，会变得缺乏自由意志和更容易撒谎。
· 人们在刚洗完手时不会做出过于严格的道德判断。
· 在排卵期，有伴侣的女性更容易被单身男性吸引。
这一特殊的发现虽然不会改变整个游戏规则，但至少被许多人知晓和讨论，包括我在内。
为什么最初的研究结果这么不可靠呢？虽然部分研究可能是无意的，但多数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是因为太过于草率和急于发表，或是明目张胆的欺骗行为。令人担忧的是，原来的研究越具有新闻价值，则越有可能无法被重现。业内人士将这种现象比作火车出轨。
约翰·布罗克曼喜欢引用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所说的一句话：“科学是唯一的新闻。然而，当我们阅读报纸或者杂志时就会发现，大家仍旧只关注八卦，这些只不过是关于新奇的可悲幻觉。虽然人类本身没有太多改变，但科学的发展却日新月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和新闻的区别从来不像布兰德想象的那样明确。
事实上，科学本身总是受到人类利益的影响，比如个人恩怨、政治和宗教偏见、对宠物的顽固看法，这些因素在过去甚至导致一些伟大的科学家篡改实验数据，曲解理论。令人感到庆幸的是，科学知识的主体仍然得到了延续和发展，没有受到人类的这些不理智行为的影响。总体来看，科学家都遵守了规则。
然而，我们绝不能自满。职业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在许多领域，不仅限于心理学，科学都只能说是一种职业，而非一项崇高的事业，是一种谋生手段，而非真理的殿堂。次级科学杂志正在蓬勃发展，科学研究的奖金也在不断提高。银行家已令我们蒙羞，但愿科学不要成为下一个。
100
THE INFANCY OF META-SCIENCE
元科学的萌芽
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 Schooler）
心理学家，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心理学与脑科学系教授。
科学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能在新发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从历史上来看，技术能力、定量过程和科学认知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大大改善了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不过，进一步改进的压力正逐步增加。研究人员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医学、心理学、基因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许多科学研究结果无法被重现，这不仅让他们产生怀疑，更使我们对已公布的研究结果产生怀疑，不得不进行重新评估。
为了解决科学自身的局限性，出现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就是元科学（meta-science），即科学的科学。这一学科试图采用可量化的科学方法，向我们展示当前的科学实践是如何影响真实的科学结论的。这种方法已被许多科学领域采纳，包括医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相关研究人员正在试图搞清楚为什么很多原始的实验性研究都无法被完全重复。元科学的本质是科学的哲学，以及对科学方法的研究。其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元科学依靠的是定量分析，而与后者的区别是，元科学广泛关注造成科学调查的局限性和取得成功的普遍因素。
最近，布赖恩·诺塞克联合开放科学合作项目的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关于元科学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某个研究团队从三家顶尖心理学期刊上随机选择了100项实验性研究，对其进行了重复，结果仅有不到一半的研究能达到原有研究所公布的显著性水平。这一研究值得引起关注，因为它不仅将关注点引向所有出现这种现象的科学，还引向了科学研究过程本身。基于这一点，这项研究首次体现了元科学的重要性。
尽管我对这一研究所体现的元科学的目标很感兴趣，但也同样担心这一研究的设计和完成过程所存在的局限性可能会导致人们对心理学的健康发展产生误解，做出悲观的评价。科学研究的可靠性变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技能上的差别、参与重复研究的科学家的动机、统计能力上的局限性，以及原始实验的保真度（fidelity），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虽然诺塞克和开放科学合作项目的团队试图让原来的实验研究团队监督整个重复过程，但许多被重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得到原来研究团队的认可。而这又反过来导致了对这一研究的低评估。
即使采用原来研究团队认可的实验过程，可能同样存在保真度偏低的问题。比如，一项广为人知的科学研究就重复失败了。这项研究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接触到反自由意志信息的人会变得更容易撒谎。我对这项研究非常熟悉（也许是想为其辩护），因为我是原始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之一。虽然我们在重复协议上签了字，但后来发现，该研究的重复过程遗漏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小细节。在最初的研究中，反自由意志的信息被界定为另一项完全不同的研究的一部分，但在重复研究中并非这样。最近我们发现，当反自由意志的信息作为同一研究的一部分被引入时，人们改变关于自由意志的信仰的可能性便会降低。如果人们发现自己是被强迫改变主意的，便不再愿意改变他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看法。在这种背景下，在所重复的研究中，反自由意志的信息一开始未能显著地改变实验参与者关于自由意志的信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很难推断出他们会变得更容易撒谎的结论。我怀疑大部分科学研究之所以重复失败，可能就是因为遗漏了类似的重要小细节。
随着元科学的不断发展，相关技术的改进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原始实验和重复实验的差异是如何导致重复实验结果不准确的。提高原始实验的透明度，比如采用详细的预登记（pre-registration）方法，能够让参与重复研究的团队更好地理解原始研究实现的方式。同样，找到能够评估重复实验保真度的方法也很重要。
元科学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是，进行后续的重复实验，系统地研究新假设在不同实验室中被反复测试的效果。这种方法有利于克服在选择重复哪些已发表的实验时的固有偏见，还有助于阐明各种可能会影响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的因素，包括样本、实验投入和保真度的变化。
随着元科学的理念被广泛接受，科研人员将会意识到，单一的实验无法有效证明某种现象的存在，同样，单一的重复实验的失败也无法证明某种现象是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家可能会更愿意详细记录和（理想地）预登记所有的研究细节。他们不会将重复自己实验的行为视为对自己的怀疑，而是对研究结果的重要性的一种测试。他们将会意识到，重复其他人的实验是他们的科学责任。他们将会改进重复实验的过程，以确定实验发现的鲁棒性（robustness），以及理解边界条件和重复结果出现不符的原因。即便历史表明，我们对元科学的最初尝试非常浅显，但这一科学最终会提供对科学方法的本质的深刻见解。
101
THE AGE OF VISIBLE THOUGHT
可视化思维时代
彼得·加布里埃尔（Peter Gabriel）
创作型歌手、音乐家、人道主义活动家。
随着大脑扫描系统成本的不断下降及其分辨率的提高，再加上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很快就能以新的方式实现人类思维的可视化、下载和共享。
2015年，大脑扫描仪的价格下降至普通消费者可以承受的水平，这一点着实吸引了我。
玛丽·洛·杰普森（Mary Lou Jepsen）的研究成果让我了解了大脑读取设备的发展潜力，以及人们在持续地观看不同的视频时，大脑的活动模式能为将思维生成图像提供基本依据。201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学家杰克·加兰特（Jack Gallant）的实验室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这项研究证明，当人们观看不同的视频时，我们可以根据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获取他们的大脑活动模式，再将其思维转换为数字图像。
随着获取的图像以及对应的大脑活动模式越来越多，个人可视化思维库中的内容将越来越丰富，而且随着数据质量的不断提高和解码算法的不断改进，思维可视化的准确度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杰普森告诉我，这一目标将会在10年内实现，并且其价格与电子产品的价格相差无几，这将能引起普通人群的关注。复杂的技术与基于磁场的高能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型系统将通过光学技术取得成功，然后消费类的电子产品优势就会充分体现出来，而强大的人工智能算法将完成剩下的工作。由于具有巨大的潜在利益，这种科幻小说中描述的未来必定会实现。
因此，未来将会出现的情景是：我们的思维将跃出大脑呈现到计算机上，再到互联网上，进而到全世界。我们将进入可视化（以及可听见的）思维时代。这一技术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将不亚于任何其他技术或进化上的进步。
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于思维和记忆，而这一本质即将像罐头一样被打开，从沉睡中被唤醒。未来廉价的大脑扫描仪可以使我们显示自己的思维，并访问他人的思维。从事这一研究的先行者面前摆放着的是一杯令人兴奋的奥本海默(47)式的鸡尾酒，其中混杂着期待、预感、兴奋和恐惧。我们的职责是确保它们不会感到孤独和被忽视。
据报道，一家大型技术公司已经放弃了对可视化思维大脑读取技术的研究，这显然是担心潜在的负面影响和关于隐私的争议。这一系列技术的出现将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流产生重大影响，并且必然会从正反两方面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目标、工作方式、创造力以及获取信息的方式。难以适应这种透明的生活方式的人将会感到很不自在，也许我们应该开设相关课程来引导人们变得开放、诚实和适应透明，从而能在可视化思维的海洋中畅游。
可视化思维还会带来哪些变化呢？其中的一个主要变化是，随着更短的反馈回路加速改变、时间尺度的崩溃，以及我们已经适应了的舒适的安全毯的逐渐消失，思维将越来越接近行为。在我祖父这一辈人的时代，从伦敦至纽约需要三周时间，旅途中还可能会遇到各种危险，而到了我们这一代，乘坐飞机仅需三个小时，并且旅途还很舒适。同样，将思维直接带入物质世界将会消除时间延迟带来的舒适感。比如，当我观察街上的建筑物和汽车时，看到只是思维立即变为物质，或者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想法，而通过3D打印和机器人技术，这个过程可以在瞬间实现。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已经目睹了机器人可以修建桥梁和房屋。不过，这些还只是基于3D蓝图，很快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建筑师的思维。只需稍加调整，建筑师的最终思维就能被扫描出来，并很快组装成建筑。同样的事情还将出现在电影、音乐和其他所有涉及创造的过程中。想象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即将消失，我们是选择无视，还是开始建造诺亚方舟呢？洪水就要来了！
BUT IRRESPECTIVE OF HOW FULL（OR EMPTY）YOU BELIEVE THE GLASS TO BE, A POWERFUL QUESTION EMERGES: TO WHAT EXTENT WILL OUR CONCEPTIONS OF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CHANGE
无论你认为杯子是空的还是满的，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含义？
——霍华德·加德纳，《人之所以为人的含义变迁》
102
OUR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人之所以为人的含义变迁
Howard Gardner
霍华德·加德纳
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哈佛大学荣誉教授；著有《多元智能新视野》(48)。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数字技术（硬件／软件）和生物学研究（基因／大脑）与应用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变化完全或者总体来说是正面的。作为一名悲观主义者，我能轻易地指出存在的问题。无论你认为杯子是空的还是满的，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含义？
过去5 000年的历史见证了人类自身的巨大变化，在这之前的历史可能见证了更多的变化。不过，学者们普遍都认为，在最近一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人类的基本属性或者人类的基因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正如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技术仅扩展了人类的感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们。一旦我们开始修改人类的DNA（比如，通过CRISPR技术）或者人类的神经系统（通过医学或数字设备），人之所以为人的含义就会发生变化。一旦我们将重要决策的决定权交给数字设备，或是这些人工智能实体不再遵循我们为它们设定的程序，重新编码自身的进程，人类将丧失在这颗星球上的统治地位。
乐观的设想是，这样的变化会逐步发生，甚至难以察觉，地球将会变得更和平，生活其上的生灵会变得更快乐。不过，根据我所读到的新闻报道，以及对过去25年里发生的事情的分析，人类难以接受不再居于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更不用说变得像尼安德特人那样默默无闻了。因此，我希望在之后的新闻中能看到人类对改变自身基本属性的抵制，以及新旧生物之间的公开战争。不过，与过去不同的是，我们不会从赫胥黎、乔治·奥韦尔或安东尼·伯吉斯等小说家的作品中寻找见解，而是会倾听第三种文化成员之间的谈话。
103
COMPLETE HEAD TRANSPLANTS
完整的头颅移植
卡伊·克劳泽（Kai Krause）
软件艺术家，哲学家；著有《实时文学浏览器》（A Realtime Literature Explorer）。
2015年早些时候，一位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老朋友给我看了医学期刊《国际外科神经学》（Surgical Neurology International）上的一篇文章。初看之下，这是一篇混杂了专业术语的文章，阐述了意大利“图灵高级神经调节小组”（Turin Advanced Neuromodulation Group）提出的一种采用“纳米刀”进行“头颅吻合”（Cephalosomatic Anastomosis，简称CSA）手术的方法，所用的纳米刀由一层薄薄的氮化硅组成，具有纳米级别的锐利刀锋。
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这篇文章传达了一种十分令人震惊的信息：在希腊语中，“Kephale”表示“头颅”的意思，“Somatikos”表示“身体”，而“Anastasis”在拉丁语中表示“复活”的意思，而字母组合“CSA”表示“完整的头颅移植”。我被深深地震撼到了，真是不可思议！
将大脑与另一个身体连接的想法引发了许多猜测。许多科幻小说和B级电影中都有这样的场景。如果真是如此，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将有很多。
在我读了这篇文章的几个月后，意大利外科医生塞尔焦·卡纳韦罗（Sergio Canavero）宣布找到了合适的头颅捐献者。这件事突然之间变得真实可靠，而且还有了具体的细节性信息：手术将在中国进行，将需要150名专业医生，手术时间将会持续36个多小时，成本将超过1 500万美元。主流媒体对这一新闻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很多人的反应都与这一手术涉及的伦理问题相关，并使用了以字母F开头的词（我所说的是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来描述它，并对脊髓融合的科学细节展开了讨论。
在伦理道德层面，我的立场是带有偏见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为了一个项目去剑桥大学拜访了霍金。此后不久，他访问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我又见到了他。这两次近距离的交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聪明的头脑被几乎完全无法正常行动的身体桎梏住，这就好比“心灵被困在身体里”，并以最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所有目睹这一幕的人都会感受到深深的悲痛，而且实际情况比以他为主题的电影表现出来的要悲惨得多。
那么问题来了。谁会反对霍金延长自己的生命，获得正常的身体呢？难道不应该有这样的选择吗？如果医学能实现这一点，谁会不愿意让他试一下呢？从理论上来看，霍金不是手术的候选对象，因为他的头颅也受到了同种疾病的困扰。从道德层面来说，他的人生充满悲剧，令人动容。
我担忧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类的傲慢，批评家将其称为“扮演上帝”。这个问题便是：捐献者来自哪里？这种医学手术只有富人才能做得起吗？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第一例头颅移植手术的接受者将在18天后死亡，而后续100例手术中有将近90%的患者没有活过两年。不，这不是关于完整的头颅移植的预言。回顾一下过去50年所发生的事情。1967年12月，南非外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Christiaan Barnard）进行了第一例人体心脏移植手术，这在当时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随后，他登上了全球各地的杂志封面。当时才10岁的我，不仅记住了这个复杂的手术，还记住了他包含两个元音“a”的名字（此处指第一名字“Christiaan”）。当时，他也遭受了同样的批评和道德层面的争议。
在早期阶段，心脏移植手术的成功率非常低，人们最初的热情开始消退。一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谴责这项手术。只有当引入环孢素大幅度降低免疫排斥后，心脏移植手术的成功率才开始提高。实际上，任何一项事物在进步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招致极端的批评。如同现在的头颅移植手术一样，当时的心脏移植手术也存在各种谣言，比如，“所有的囚犯都被变成了捐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