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关于天气预报的“安静的革命”可能是如何看待预测和理解复杂系统的试金石。
——塞缪尔·阿贝斯曼，《天气预报的准确度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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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 PREDICTION HAS QUIETLY GOTTEN BETTER
天气预报的准确度越来越高
Samuel Arbesman
塞缪尔·阿贝斯曼
复杂性科学研究专家，应用数学家，计算生物学家；著有《为什么需要生物学思维》(81)。
当我们分析科技变革的前景时便会发现，许多细微的进步结合在一起便会带来令人震惊的结果。通过将不断取得突破的计算机硬件（目前遵从摩尔定律）、用于解决特定数学难题的复杂算法以及更大的数据集三者结合在一起，我们便取得了这样一项进步——对天气的预测更为准确。这一进步被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数字天气预报的进步代表了一场安静的革命，这一成果源自多年来不断积累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进步，除了少数例外，其他都与基本物理学的突破没有关系。
天气预报系统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但实质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在提前几天准确预报天气方面，大概以每10年能多提前一天的速度提升。此外，我们对天气系统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这一新闻之所以重要，主要有几个原因。对于很多人类活动来说，掌握天气的变化十分重要，从运输到农业产量的提高，再到气候灾害的有效防控。不过，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虽然我不愿意从天气系统的角度来探讨其他复杂系统，比如具有生命的生物或者整个生态系统，但这类进步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希望。通过技术的进步以及科学和建模的创新，天气预报的准确度已经有了大幅改善，这意味着其他一些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存在解决之法。这场关于天气预报的“安静的革命”可能是如何看待预测和理解复杂系统的试金石。面对棘手的问题，我们永远不要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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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D: FIRST AS ART, THEN AS SCIENCE
语言：始于艺术，归于科学
布赖恩·克里斯蒂安（Brian Christian）
哲学家，计算机科学家，诗人；与汤姆·格里菲斯（Tom Griffiths）合著《生活中必需的算法》（Algoriths to Live By）。
1934年美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首次使用“永具新意的新闻”来定义文学。那么请想一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什么能达到这一标准。也许，答案与关于语言本身的新兴科学有关。
庞德将诗歌的组织方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形诗”（phanopoeia），即词语在读者脑海中唤起的画面，类似于幻象。比如，他所写的“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庞德认为，形诗是最好翻译的。第二种是“声诗”（melopoeia），即词语所产生的音乐，包含韵律、头韵与谐音这些诗歌的经典要素，类似于乐曲。庞德认为，声诗很难翻译。不过，声诗也不一定要翻译，因为即使不懂某种语言，人们也很容易听懂这类诗歌的韵律。
第三种最为复杂，庞德称为“意诗”（logopoeia），并这样来描述它，“仅仅是语言上的相似”“字里行间闪烁的智慧之光”。我们很难描述意诗的特征，就像庞德后来所说的那样，这就好比有一个特殊的用法表，每一个单词具有唯一的特殊用法，比如“doo”和“stool”这两个词，虽然它们可以表示同一个意思，发音也十分接近，但两者的区别还是很大，不能被视为同义词，因为我们无法找到这两个词可以互换的语境。
意诗是诗歌中最能营造氛围的一种体裁。当代美国诗人本·莱纳（Ben Lerner）曾写道：“不合语法之美让我俯首称臣。”不过，意诗也是最为脆弱的。由于不同语言的特殊用法各不想同，若想准确地翻译意诗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法国电影《课室风云》（Entre les Murs）为例。在这部电影中，老师告诉两名学生，他们的行为十分粗俗（une attitude de pétasses）。英文版本的翻译是“令人恶心”（acting like skanks）。与法语相比，多了一些愤怒，少了一些严厉。实际上，老师说的话并没有那么伤人，以至于影响自己的饭碗，而英语翻译没有表达出这层意思。影片中有一个场景围绕这个词展开。这个词在学生看来带有强烈的“妓女”的暗示，但在老师看来并非如此。英语中有能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的词语吗？答案可能是没有。
实际上，意诗是如此脆弱以至于无法在英语中流传太久。2006年，《纽约时报》在一项填字游戏中用了一个词——“人渣”（scumbag），对于当时的编辑和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个词并无冒犯之意，但对于部分老人而言，这个词非常粗俗，它所表达的意思是用过的避孕套。在鲜活的语言中，这样的变化无处不在。1990年，我父母是不可能说“Yo”这个词的。到了2000年，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年轻、更酷，他们开始说这个词。只不过说起来十分痛苦，而且音调还不准。而到了2010年，“Yo”的运用已经变得与“Hey”一样广泛了。照此发展下去，几百年后的读者怎么可能知道现在意诗的准确含义呢，更不要说译者了？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在出现100年后，意诗逐渐成为一门科学。通过全局搜索和有效的计算方法，计算语言学家现在可以了解词语的产生、变化与发展过程，以及对意诗进行量化分析，以搞清楚语言对意诗产生的细微影响。
这一成果改变了我们对词语的理解，而且其影响绝不仅限于学术范畴。21世纪初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打算向公众公布一系列关于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解的资料，而后者在法庭上辩称，这一举动构成“对个人隐私毫无必要的侵犯”，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自己是一名法人。2009年，第三巡回法庭同意了这一观点。随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出上诉。最后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这一官司的关键问题在于确定“个人”（person）和“私人的”（personal）是一个词的两种形式，还是仅书写相近或者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作用的两个不同的词。
按照惯例，最高法院一开始查证了《牛津英语词典》，但一无所获，于是求助于计算语言学家。计算语言学家通过分析关于真实语境的海量语料库来确定这两个词是否以同义词的形式运用于相同的语境中。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分析表明，这两个词的差别很大，完全可以被视为两个不同的词。因此，不是每一个“个人”都有隐私。最终这些资料被公之于众。首席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我们相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不会将这些放在心上（take it personally）。”
只有在大数据时代，迅速发展的计算语言学才会让语言学家拥有像天文学界的望远镜和生物学界的显微镜这样的利器。这算是一则大新闻吧！
语言比星辰大海更多变，每句话都会使语境发生微妙的改变。从这一点来看，语言就是永具新意的新闻。也许，庞德也会同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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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RGENCE OF IMAGES AND TECHNOLOGY
图像和技术的融合
维多利亚·怀亚特（Victoria Wyatt）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新闻越来越依赖于图像传播。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大量视觉图像，这对文字的主流地位构成了威胁。图像将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联结在一起。数以万计的独立机构通过相互重叠的网络发送图片。在全球范围内，公众对这一现象热情高涨。政治领导人如果不为此做点什么，便会错失一些机会。
视觉图像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业余爱好者可以创建出与专业编辑和广告设计师具有同等影响力的图像，这在以前是很少发生的。数字化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创建图像。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视觉交流方式，而且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图像已经成为所有网站必不可少的部分。社交媒体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视觉图像展开的。虽然文本的作用依旧很重要，但它从未以图像这样的方式发挥过作用。
技术和视觉的融合并不算一项重大的科学突破，因此这没有成为重大新闻很正常。在婴儿期，我们与图像的联系最为紧密，儿童时期看的故事书都以图为主，直到我们开始读情节复杂的小说时。我们对图像的热情反应，有许多地方值得反思。将来，一些批评家会谴责它是读写能力开始丧失的罪魁祸首。不过，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这将是一个难以察觉的转折点，但出于不同的原因。图像将为生存模式的转变奠定基础，而这种转变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阅读是一种线性体验。文字和数字文本是单向的，按时间顺序展开。这种阅读要求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从上下文分离出来的一行行字符上，而且必须做到不受其他复杂的视觉环境的影响。
文本的内容往往很复杂。诗和散文可以通过韵律和共鸣来表达感情，强调核心思想。文字和数字文本通常由离散的部分组成，而非整体形式，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连续地阅读词语、句子和段落，必须将它们联系起来，并思考其中的联系。视觉图像则以整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所有无形的联系，即所有不可见但隐含的联系都一同展现在我们眼前，供我们感知和理解。有时我们能够理解，有时则不能，但无论如何，图像中的联系已被全部呈现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我们不会将世界作为离散的视觉组成部分来看待。这种对现实的扭曲会破坏进化上的成功。我们通过直觉来感知所看到的内容的隐含关系，并基于此来理解整体的含义。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来感知视觉图像。
关于数据可视化的创新突出了视觉图像在表示隐含联系方面的价值。技术再一次使这成为可能。通过海量的数据集，计算机发现了时空的非线性模式。空间映射等程序将这些复杂的联系生动地呈现出来。长期以来，科学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来描绘自然系统。越来越多的社会和文化研究者选择用类似的程序来呈现人类的主观体验。交互式图像显示的是动态网络的进程，而非静止画面。技术的发展为探索隐含的联系开辟了新方式，各个学科也以新的方式提出了新的问题。为了表示出隐含的联系，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借助意象的力量。
一场视觉图像的“海啸”正在冲击着我们的世界。也许，用“海啸”来比喻视觉并不是很恰当，因为它意味着危险，然而，人们对视觉图像的不断沉迷正应验了这种表达。显然，书面文本在近代人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视觉图像在今天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不仅是因为它们可以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实现了文本无法实现的目标，即向我们展示了定义世界的隐含联系。
也许有人会认为，图像会致使我们更多地关注自己所看到的。实际上，我们对视觉图像的偏爱反映了我们体验现实的方式，即不断地在我们所看到的事物中构建隐含的联系，关于感知的著名比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便表达了这一过程。不过，这一隐喻忽视了一个更大的模式转变。森林仍然是一个可见的东西，我们需要辨别出森林背后隐含的生态系统。视觉图像不仅提醒我们要看，还引导我们关注看不到的东西。
未来取决于我们在辨别隐含联系方面的建树。当前技术与可视化内容的融合为实现这一点提供了有效方法。互联网向我们展示了公众的需求，并反映了由隐含的联系组成的整体视觉体验的复杂性。即使在数字文本中，高亮显示的超链接也会通过视觉刺激来提醒我们所存在的联系。我们以自己选择的顺序和方向来探索网络连接。我们一收到信息就会思考应该分享给谁。出生于数字时代的一代人已经长大，他们期待着与非线性模式的互动。技术与图像的结合将我们从线性阅读的人为隔离中解放出来。我们再也不用过那种被单独监禁式的生活了。
新闻存在于图像中。我们正站在一个临界点上，一个由图像和技术的融合带来的临界点上。将来，这种融合也许会被谴责为读写能力的丧钟，而这只是一系列社会缺陷中的又一项而已。它也可能会被吹捧为一种先进范式，可以有效地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在未来25年里，这种融合究竟意味着什么，取决于我们现在对待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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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DFUL MEETING OF MINDS
思想的有效交融
克里斯蒂娜·芬恩（Christine Finn）
考古学家，记者；著有《过去的诗》（Past Poetic）。
20世纪末，一位记者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有一所学校教授小学生关于冥想的课程。记者本人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这一报道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致使这所学校取消了这门课程。
我曾在一本国家级的杂志上读到了一则关于冥想的封面故事，封面上有一位金发白人女性，她摆出了一副平和的姿势。这则新闻也引发了争议，但并不是针对冥想本身，而是因为这篇文章所用的图片太老套了，读者的品位比这更高。这则新闻没什么问题，只是一些人对它的看法有些狭隘。
实际上，我也是一名金发白人女性，而且练习冥想已经有20年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刚开始练习冥想的时候，还是一名研究生，正在写一篇跨学科论文。我在这种模糊地带有了一些不甚明确的新发现，如果我想要从艺术和科学的角度证明自己的观点，就需要控制自己的大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冥想。现在我终于可以公开地谈论我的脑电波图和相关结果了。
首先需要承明的一点是，我不是要为冥想辩护。我认为，具有新闻价值的一个有趣现象是，边缘学科与经过严格验证且可重复的实验领域之间的对话日趋广泛。1959年，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提出关于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的争论其实特别适合这期的“Edge年度问题”。实际上，网络媒体加强了这类界限的模糊性，尽管冥想正被视为对数字时代的一种慰藉。
我公布了这项关于冥想的研究结果，其中也引用了学术论文，最终推导出结论，并罗列出缘由；而大众通过另一种实验形式获得结果和经验数据，这种形式就是亲身实践。这种流动与专注于冥想时的呼吸一样是双向的，会给科学家和实践者带来启发。
关于逆主流文化的科学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新闻价值的现象。这样的故事在公园、监狱、办公室、医院、疗养院、收容所和学校等场所不断上演，并朝着有趣且平衡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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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E DIEM
把握当下
厄恩斯特·波佩尔（Ernst Pppel）
神经科学家，慕尼黑大学人类科学中心联合创始人兼主席；著有《思维原理》（Mindworks）。
大约2 000年前，可能是在公元前23年，罗马诗人贺拉斯发表了一些诗，一直流传至今，这正应了他那句话：“我建造了一座比青铜更持久的纪念碑。”虽然这句话听起来不是很谦虚，但他是对的。他最著名的诗也是最短的，只有8行。人人都知道这句拉丁语——carpe diem（享受当下）。不过，除了享乐，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主动地把握今天的机会。
贺拉斯的这首最著名的诗仅以一句有力的忠告作为开头：不要问无法回答的问题形式。这是一个永恒的警示，不仅是对科学家而言。这虽然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但有必要经常被谈论。科学的目的在于，在试图找到答案前，发现正确且好的问题，实际上，这类问题往往是之前从未提出过的。但什么才算正确的问题呢？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某个问题存在答案，而且不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呢？数学家如何在花费数年寻找某个证明之前，就能确定它是可能存在的呢？显然，隐性知识或者说直觉的力量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强大得多。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直觉思维是神圣的礼物，理性思维是它忠实的仆人，而我们现在创造了一个崇尚‘仆人’的社会，却忘记了自己神圣的礼物。”
在诗歌中，我们经常发现，这类隐性知识和直觉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它们为那些潜在的发现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态阅读诗歌，最好是读出来，它们就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而且这种联系的建立不会耗费过多心力。因此，诗歌并不仅属于人文学科（如果有的话）。不同语言的诗歌都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人类的共性、文化细节，以及人类的本性、思维方式和经历，而这些常被阉割过的科学语言掩盖。
在对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提出警告后，贺拉斯建议人们应该简单地接受现实。他给出了一个令人沮丧但很好的建议，即抛却我们对未来长远的期盼，及时行乐。这个建议很难让人接受。科学家总是想着超越精神力量的极限。然而，我们的生理机制已经决定了我们必须接受认知极限。我们应该学会谦逊。
2 000多年前，老子也曾在《道德经》中写道：“知不知，上。”若想接受这一点，并不容易，而且我们总是抑制不住探求因果关系，就像法国诗人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所说：“最大的痛苦在于不知道原因。”
显然，诗人（不是所有的诗人）更了解我们的精神世界，这有助于指导科学研究。不过，这也引发了一个关于语言本身的问题：诗歌能被准确翻译吗？或者科学语言也能被准确翻译吗？当然不能。以“Carpe diem”的英文翻译“seize the present”为例。英文中“present”的含义与中文、德语或其他任何语言中相应词语的含义完全一样吗？英语中的“present”和德语中的“gegenwart”以及中文中的“现在”引发的联想是不同的。“present”与感觉表征有关，而“gegenwart”更活跃，词根“warten”指的是“照顾某物”或“等待某物”，因此它既可以表示过去，也可以表示将来。中文的“现在”与存在的体验有关，事物可以通过知觉特性感知：它还暗示了空间，“这里”是经验的中心；这个词也是以行动为导向的。虽然不同的语义联系通常不会被明确地考虑，但它们仍然可能在具体的引用中产生偏差。
那么这一问题如何才能避免呢？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在描述某件事物时，所用的语言并不是客观的，包括科学语言。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局限，如果一个人或者一名科学家会好几种语言，那么这就会成为他创造力的源泉。实际上，有些句子不受翻译的影响，它们很容易被理解，因而流传至今。有些人读到贺拉斯“时间从闲聊中溜走了”这句话时，可能会想到那些无关痛痒的科学或者政治话题，这确实没有什么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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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ING THE LEVELS OF HUMAN VARIATION
在人类变化的水平之间建立联系
伊丽莎白·里格利-菲尔德（Elizabeth Wrigley-Field）
明尼苏达双城大学社会学教授。
我们正在通过数据重写人类的故事，所用的数据囊括了众多领域，从地理到基因，从社交网络到微生物网络。这一现象的新意并不在于整合所有人类经验的宏大愿景，而是使之成为可能的数据。
当我们只有一种类型的数据时，就只能找到一种答案。然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答案就像生态系统。人类的存在以及吃剩的饭菜让老鼠得以存活，而猫的存在又限制了老鼠的生存。正如一个物种生态位的扩张和收缩会影响到其他物种的生存，阐述性因素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多维度的数据有利于揭示阐述空间的扩展和收缩。
我们以导致人们选择吸烟的因素为例。众所周知，美国当前吸烟的人数比50年前要少，这主要源自主流文化和监管方式的变化。社会学家贾森·博德曼（Jason Boardman）和其同事发现，现在人们是否抽烟受基因的影响要比以前大。20世纪60年代，每位女主人都有烟灰缸，而打火机更是人人必备的工具，当他们想要吸烟时，也无须考虑应不应该。而现在，尼古丁被认为是一种不健康的东西，如果你想吸烟，就需要一种强烈的生理冲动，而这种冲动会使你陷入心理上的煎熬，这对你来说不公平。文化的改变让基因成为我们是否吸烟的关键决定因素，而基因限制了变化的文化改变我们行为的程度。如果只有关于基因或者规范转变的其中一种数据，就只能揭示人们为何选择吸烟的一种原因，而当两种数据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展示它们是如何互相制约的。
我们再以耐抗生素的葡萄球菌的增多现象为例。芝加哥出现了这种致命的流行病，流行病学家黛安娜·劳德戴尔（Diane Lauderdale）和其同事发现了一个导致患这种疾病的特殊原因——监狱。他们的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分析了细菌是如何从一个人的皮肤传播到另一个人的皮肤的，还从宏观层面分析了相互接触的人群的特征：人们是如何进出监狱的；当他们离开监狱后住在哪里，参与哪些体育运动。最终，研究结果越来越符合真实的微生物和人类相互作用的模型，这不仅包括个体，还包括了人群。
人口科学的发展方向将是：既关注个人内部的微生物和基因，也关注外部的社会规范、所在的社区和相关法律。同时关注两个层面的数据不仅让我们可以提出新问题，还有助于我们提出新的类型的问题——一种关注人类行为的偶然性和情景性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在广义的概述（通常被证明不具有普遍性）和对特定环境的特殊研究之间摇摆。只有将人类不同层次的经验数据联系起来，我们才可以获得更全面的研究结果。对于人文科学来说，范围的条件就是新闻。
当我们绘制地图时，不止想知道边界内是什么，还会想知道边界在哪里。阐述应该涵盖各种可能的空间，而囊括人类变化的数据有助于我们探索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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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ING THE VALUE OF A UNIVERSITY EDUCATION
挑战大学教育的价值
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
哲学家，英国华威大学荣誉教授；与韦罗妮卡·利平斯卡（Veronika Lipinska）合著《紧缩的必要性》（The Proactionary Imperative）。
就在2015—2016学年开始的时候，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英国分公司宣布，不再将大学学位作为招聘条件之一，它们会对可能聘用的初级员工进行内部测试。之后，这一事件被视为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大学作为为知识型经济提供万能证书的“工厂”的终结。
长期以来，大学校长一直在抱怨经济学家贬低了大学的价值，将其低估为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信号：好的学位＝好的就业前景。实际上，经济学家对大学的评价还算温和的了。长期以来，硅谷及其模仿者一直对求职者进行内部测试，只不过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是第一家因此而登上头条新闻的大型顶尖公司。
当我们认识到大量的公共资源和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源被用于资助大学，而实际上高等水平的教学和研究在大学之外能更有效地进行时，大学的社会功能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故事表明，大学之所以被质疑主要是因为其考试制度，在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这一制度的实施一直都不稳定。最理想的情况是，考试能体现学生对于不断变化发展的某一领域的快速理解能力。然而，对于摄影这门课程来说，它是一种更适合于逝者或不朽者的媒介，而非正在进行的研究的媒介，因为我们未来的观念与当前的观念有很多本质上的不同。从爱因斯坦到当代伟大创新者的故事都表明，考试制度不能发掘一个人的真正潜能。这并不是说创新者的想法没有被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改变，相反，学校缺乏足够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转变。
对于考官经常发现的一些错误，有可能是出于这种原因，学生放弃了所考课目的传统假设。然而，在不久的将来，如果这些假设没有被推翻，还会受到挑战。而考官更可能会将这些错误归咎于马虎，因此会加强对考试内容的学习。
然而，什么样的考试制度能证实这种对错误的理解是正确的，从而有助于发现新一代的创新者呢？如果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测试旨在测试以常规方式解决普通问题的能力，那与学校的认知考试没什么区别，内部测试只是更贴近公司的实际情况而已。
对于这一问题，一种解决方法是，让所有的大学考试都进行反事实推理测试。实际上，学生可以了解某个领域当前的知识状态（通常是考试中被反复提及的内容），然后要求他们在答案所隐含的假设不再有效时做出应答。这种方法能够测试两种能力：一是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能力，二是在某种不确定的状态下有计划地重新组织知识的能力。
200多年前，当伟大的普鲁士哲学家兼管理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将“教学与研究的统一体”作为现代大学的标志时，他的目标是推动德国走上世界舞台，当时德国正在追赶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学者变成了以身作则的英雄人物。“洪堡式”的教学方式能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因为它鼓励学生将所学课目那些零散的内容整合到一起，以解决实际问题。所有这些整合的最终效果都不及思维的转变重要。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测试只是为了使应聘者更贴合自己的目标，这是一种更具目标性、成本更低的考试。然而，大部分人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价值源泉。如果大学试图在这些方面竞争，将会失败。然而，如果大学采取洪堡式的考试制度，就有机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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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RMENEUTIC HYPERCYCLE
解释学超循环
马克西米利安·席希（Maximilian Schich）
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教授。
在我们了解文化本质的科学探索过程中，最令人激动的新闻不是某项研究成果，而是研究中出现的根本性变化：随着文化数据的不断涌现，我们通过量化分析进一步提高了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这促使许多新概念和数学模型应运而生，而这些模型反过来又带来了新问题，进而促使我们对现有数据模型做出完善，而更完善的模型可以收集更多有效的文化数据，这样便形成了一个闭环。总之，解释学循环被解释学超循环取代了。在量化分析的驱动下，文化科学以自催化的方式加速发展。
最初的解释学循环是指基于人的角度理解文本或艺术作品的迭代研究过程。解释学循环产生于理解特定的观察，而这些特定的观察以理解潜在世界观为前提，而理解世界观以理解特定的观察为前提。因此，解释学循环是一种哲学概念，它是个人研究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核心原则。1808年，弗里德里希·阿斯特（Friedrich Ast）含蓄地解释了这一点；20世纪中期，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点。
令人感到不幸的是，有关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大型数据库项目几乎与实际的解释学循环脱节了。几十年来，通过形式逻辑和先天的直觉，专家们建立了包含基本世界观的数据库模型。数据库管理员随后收集了大量的特定观察数据，以进一步进行传统研究，但这无法将系统更新反馈到底层数据库模型。
结果便是，有时作为ISO标准的“概念参考模型”被冻结了，并且无法与非直觉的复杂模式保持同步，这些模式是通过定量测量得出的大量具体的观察结果。艺术与文化的系统数据科学正通过量化、计算和可视化来完成这一循环。
在网络文本出现之前，你是不会搜索到解释学超循环的。作为水平模因转换（horizontal meme-transfer）的产物，它结合了解释学循环和由曼弗雷德·艾根（Manfred Eigen）与彼得·舒斯特（Peter Schuster）提出的催化超循环的概念。就像让太阳发光的碳循环和在细胞中产生能量的柠檬酸循环一样，由数据驱动的文化分析中的解释学循环可以被理解为反应的循环，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艺术和文化。
反应的循环是一个催化超循环，就像数据收集、量化、解释和数据建模能催化新一轮过程一样。它们的周期性连接提供了对偏差的相互纠正（避免由错误导致的大崩溃），并促使该领域蓬勃发展（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该学什么）。简而言之，数据收集带来了更多的数据收集，量化带来了更多的量化，解释带来了更多的解释，而建模带来了更多的建模。总之，数据收集有助于量化和解释，而量化和理解有助于建模，建模又有助于数据收集等。
观察由此产生的文化研究上的蓬勃发展很有意思。尽管诸如数字人文、文化分析、文化经济学和文化数据科学等相互竞争的术语命名游戏仍在继续，但越来越清晰的是，我们正走向一种囊括文化交互、文化路径和文化动态的广义的系统生物学。由此产生的“关于文化本质的系统科学”便是一则激动人心的重大新闻，因为诸如气候变化这类问题都需要文化方面的解决方案，以及理性地对待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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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AUTHORITY WITH THE BLOCKCHAIN CRYPTO ENLIGHTENMENT
透过区块链加密技术重新审视权威性
梅兰妮·斯万（Melanie Swan）
思想家，未来学家，遗传学家。
当代世界的中心问题可能就是，人类如何适应算法现实。技术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选择掌控技术还是被技术奴役。若想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人类可能需要以新的方式成长。令人担忧的是，就像人类成立的机构会带来威胁一样，由技术打造的现实可能会带来同样的后果，实际情况可能更糟。区块链技术是算法现实最新、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关于区块链技术的新闻促使我们更认真地思考人类和技术的关系。
区块链技术（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安全布式账本系统）明确地将第二代互联网（传输价值）作为第一代互联网（传输信息）的继任者。这意味着，所有关于价值转移的人类交互，包括金钱、财产、资产、义务和契约都可以在区块链中实例化，并以更快、更简单、成本更低、风险更低、更可审计的方式执行。区块链可以追踪和记录全球所有的现金和资产，并对它们进行管理。区块链还可以用于组织和移动资产，既可以实现实时转移，也可以实现未来的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比如抵押贷款行业，可能会外包给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同，这是迈向自动化经济的重要一步。作为一种对人工智能的应用，智能合同是非常前卫的。智能合同还可以通过区块参数，也就是绘制时间来实现，这是可分配的而非固定的。
基于这一点，区块链将会成为最重要的新闻，这是一种关于新生事物的新闻，它将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停下来。也许就在这一时刻，我们会觉察到事物将由此被永久改变。
影响最深远的科技突破往往是关于新生事物的。诸如深度学习、自我组装纳米技术、3D打印的合成生命、基因组与连接组、沉浸式虚拟现实以及自动驾驶汽车等，这些技术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些技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它们都是基于特定环境而被发明的。当下一场影响广泛而深刻，可能会改变所有现有生活模式的革新来临时，那必定是关于新生事物的新闻，它就是区块链。
作为一种新生的通用事物，区块链重新定义了新事物，就如同奥卡姆剃刀原理(82)曾重新定义了新事物。虽然媒介和信息都是信息，但信息的功能更强大，因为它重新定义了自身的形式。区块链之所以重新定义了新事物，是因为媒介和信息针对如何做事情创造了一种全新现实和可能的空间。在此之前，我们只有组织大规模人类活动的层级模型，而区块链将去中心化模型和混合模型结合了起来，而且，它不仅改进了方法，还囊括了广泛的新项目。区块链的新闻价值在于，我们正处于多样性的全新可能中，不再局限于层级结构这一种协调方式。
作为一种新技术，区块链之所以让我们对未知感到不安和恐惧，是因为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区块链技术是好还是坏。更可怕的一点是，这一技术的好坏由我们决定。与其他所有技术类似，基础技术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或者至少既能用于好的方面，也能用于不好的方面。区块链技术在为我们带来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责任。我们正在提高具有算法意识的密码公民（cryptocitizen）的敏感度，而思维工具和成熟度的扩展与需要掌握的新经验的力量成正比。
密码公民的敏感度和区块链技术为更高层次的自由、自治以及权威的定义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关于加密技术的哥白尼式的转折点，我们可以将假定的权威中心从外部转移到自身内部。这就是康德所追求的启蒙运动，这不仅是知识的进步，更是对权威的认识的进步。关于新经济和管理模式的实验将会蓬勃发展。区块链可以同时用于全球和本地，可以协调大城市的凝聚力和小型城市的多样性，将人类活动与智能网络结合起来。
当我们遇到新事物时，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新闻。这是我们渴望和追求的新闻，一种可以改变现实的新闻。区块链的根本作用是，进一步拓展了人类自身的潜力。关于加密技术的启蒙运动是一种对权威的态度的改变，我们可以在自身内部实现这种改变，从而实现对技术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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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OI: WE MAY ALL DIE HORRIBLY
结尾：我们可能都会悲惨地死去
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
斯坦福大学教授；著有《猴子宝贝儿》（Monkeyluv）。
关于2016年的“Edge年度问题”，很少有人赞同这类答案，“科学家通过CRISPR技术证明纳勒迪人（Homo naledi）会将死者埋葬在火星上湍急的河流旁边”。在我看来，近期最令人感兴趣、最重要的科学新闻有两个。
第一则新闻发生于2013年12月。当时，在几内亚的一个村庄里，一名一岁的男孩被一种未知的疾病夺去生命。这种疾病也让更多人知道了一些西非国家。而现在，人人都知道，这种源于西非的疾病名为埃博拉病毒，曾在非洲广泛传播。一开始，这种疾病在非洲中部地区间歇性地暴发，然后很快传播开来。它具有很强的致死率，大部分受感染的人很快就会死亡。这种病毒通过体液接触传播，而且会发生突变，变得更具传染性。感染这种病毒的人会出现致命的病毒性血热，具体症状表现为呕吐、持续性腹泻，出现一些病毒株，还会有外出血症状。如果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83)知道埃博拉病毒，一定会将它写进小说《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之中。
随着埃博拉病毒从雨林地区向人口密集的城市传播，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疫情全面暴发。现代便利的交通导致这种传播无法避免。
这些国家都十分贫穷，有大量贫民，而且还未从多年战争导致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医疗基础条件非常差（利比里亚当时大约只有50名医生）。这些国家完全无法应对这种病毒。当时，感染的病例将近30 000名，超过11 000人死亡。实际数字可能更高，间接感染和死亡的人数更多，因为医院里全是埃博拉病毒患者。在这一病毒传播的高峰期，每周会出现数千例新的病例。
出于对亲属的关心，人们会细心地整理家族所有成员的尸体，或者按照习俗进行清洗。政府要求人们待在家中，不要与他人接触，因此村庄和乡镇空无一人，而城市更是如此，所有正常的经济活动都停止了。这时，各种疯狂的观点此起彼伏：一些人认为这一病毒根本不存在，只是一场骗局；为了“解救”亲属，隔离中心遭到了大批人群的洗劫；尸体掩埋人员在寻找尸体时遭到袭击。对于那些没有感染病毒的人，人们也开始心怀戒备。更严重的是，对这种疾病的怀疑和恐惧引发了对无辜人员的种种伤害。在几内亚一个村庄发生的砍杀事件中，8名救援人员被杀身亡。
怀疑和恐惧还导致出现很多阴谋论，比如利比里亚一家主流报纸、美国的一位利比里亚教授、《真理报》都声称是西方发明了埃博拉病毒；这种疾病是从实验室中泄露的生化武器，是用非洲人进行试验的生化武器，是减少非洲人口的一种策略；或者像《真理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那样，这是一种生化武器，让西方可以对专利药物收取高昂费用，比如某种军事用途的药物，从而要挟全世界。而很多西非神职人员声称，埃博拉病毒是上帝因西非国家迫害同性恋而施加的惩罚。
除非我们是阴谋论者，否则这个故事中没有人是坏人。世界卫生组织因准备不周而受到了很多批评，好像采取了这些措施就会真的有效一样。不过，英雄人物始终从未缺席。国际医生为抗击病毒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没有机构常见的复杂程序，工作高效，因此广受赞誉。这些愿意远赴他国进行救助的医生非常伟大。医疗传教士的工作也很重要，起初我不愿承认这一点。西非医护人员，包括医生、护士、救护车司机、埋葬分队都英勇非凡。当时的客观条件不足以确保工作成效和人身安全，他们这部分人的死亡人数占到了1/10。2014年8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埃博拉病毒的论文的西非作者中，有5人已经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