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解除感
当看到某个担心的危险不存在或是曾经有的危险已经消除时，人的危险临近感、恐惧感、不安感等感受就会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好了，没事了，这下子不用担心了”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危险解除感。
如果之前的不安是心悬着的不安，那么危险解除后的感受就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例如，一个人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后，在网上搜索了一些资料后怀疑自己得了胃癌，但去医院检查后发现只是胃炎。不过，他的心里还是不确定，便去另一家更权威的医院检查，结果还是胃炎。这时，如果他相信了这两家医院的诊断结果，他的心里就会产生危险解除感。
危险解除感属于安全感的一种（安全感包括很多种，危险解除感只是其中之一），它还是一种释然感，因为危险解除时人会感到释然。不过，释然感却不仅仅是在危险解除时才有——两个人的误会解开、大仇得报等时人也会产生释然感，但那时的释然感并不属于危险解除感。
危险解除感是一种愉悦的感受。预期中的危险越大，危险解除的过程越快，危险解除所带来的愉悦往往越强。因此，有些人会故意去冒险，以享受危险消除之后的愉悦感受。
危险解除感在身体上的体现是全身一下子放松下来、呼出一口长气、感觉提着的心突然放了下来。之后的呼吸会变得深长而舒畅，站着的人可能会一下子坐了下来。
危险解除感所带来的愉悦可能会很强有力，以至于在大的危险过去时，人们会情不自禁地狂欢。比如，在电影《和平饭店》中，和平饭店被土匪威胁，大家都非常害怕，当这个威胁消除时，饭店中的人都高兴地跳起舞来。还有一张被誉为“胜利之吻”的照片也很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涌上街头庆祝，一名激动的水兵在美国时代广场情不自禁地亲吻了一名他完全不认识的护士。
危险解除感在意象中的反映就是意象中的危险对象消失了，或是在意象中到达了某个安全的环境，眼前的所有形象都变得更光明、更美丽了。
不同的人在危险解除后，产生危险解除感的速度是有区别的，且这种区别往往是先天的。危险解除感产生得慢且弱，被称为“高神经质”的人；反之，危险解除感可以迅速产生且强有力，被称为“低神经质”的人。前者因为危险解除感产生得慢、弱而且不明显，所以在危险不再后还会有很长时间的心有余悸，因此这样的人很难享受危险解除感所带来的快乐，他们也不喜欢冒险；相反，没有危险的生活在后者看来可能会显得不够刺激、无聊、单调乏味。
因为危险解除感能让人放松警惕，所以在现实世界中，感到危险解除感时并不一定安全，有时反而可能会更加危险。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听到屋里有动静，在他警惕地四处查看时，如果发现有一只猫从门口跑过去，他就可能会认为这个动静是猫造成的，便产生了危险解除感并一下子放松下来；如果发现有个小偷溜进了他家，就会因意识到危险而高度警惕。也就是说，人在意识到一个危险度过后会产生危险解除感，但如果此时又来了一个危险，就会给人带来更大的危险。
人们常常会认为，有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随时在身边就能带来危险解除感。不过，这是个误解。在影视作品中，警方常会承诺对证人提供保护，以此试图让证人产生危险解除感，虽然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被保护感，但并不能真的让他产生危险解除感，因为危险依然还在，保护者却不可能24小时与危险同在。也正是因为被保护感无法带来危险解除感，所以当被保护感和危险临近感同时存在时，只会让人更加依赖保护者所提供的帮助，从而对保护者产生强烈的心理依赖。
在心理咨询领域，如果我们能从意象对话的子人格关系视角来看，就不难理解这个原理了。当存在危险临近感时，来访者心中会形成一个“迫害者–受害者”的子人格对子，其中迫害者被投向外部世界，并自我认同为受害者。由于这个子人格对子带来的心理预期令来访者坚信自己就是潜在的受害者（即尽管危险并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但那只是因为尚未发生而已），因此只要来访者心中这个子人格对子毫无转化，即那个迫害者还在，并且还指向身为受害者的自己，来访者就无法产生危险解除感。
不过，一个有着危险临近感的来访者往往无法忍受这样的焦虑，从而会自发地寻求外在的保护。通常外在也真的会有一些人自愿扮演来访者所需要的保护者，并向来访者承诺并提供保护。此时，来访者的心中就会形成一个三人关系单元——迫害者（他者）、受害者（自己）、保护者（他者）。在这个新的三人关系单元中出现了三对关系：第一对是原来的迫害者威胁自己的关系；第二对是现在的保护者保护自己的关系；第三对是保护者攻击迫害者的关系。换句话说，要想让来访者相信某个人真的会保护自己免受迫害者的威胁，保护者就要先证明自己是符合保护者人设的——他需要为了来访者而去攻击“迫害者”，这样才能让来访者相信他对自己做出的保护承诺。正因为如此，交互沟通分析理论[1]这种心理咨询技术详尽地阐释了这样的模式，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深入地了解。
在临床工作中，意象对话流派解除来访者的危险感的方式是，在现实感的基础上，对内心子人格及其关系进行觉察、看清、转化。具体细节，你可以参考我写的《意象对话心理治疗》等书籍。
委屈
委屈是怨的一种。如果说怨的体验像是压抑的怒，那么委屈的体验就更像是压抑的悲哀（委屈中也有少许像压抑的怒，但主要成分还是压抑的悲哀）。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感到委屈的人常常会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期待别人能看到并承认自己的付出，从而给自己相应的回报。如果他认为别人并没有看到自己的付出，也没有给自己奖励性的回报，反而还误解了自己，并对自己有不好的看法，就会感到非常委屈。
人在委屈时，身体会有憋闷感，且憋闷感主要集中在胸区；喉咙区域有一种往下吞咽的感受，好像是把什么东西咽下去（即所谓的“忍气吞声”）；头会有下垂的动作；脸上的表情有些要哭又没有哭的样子。
在意象中，委屈的形象可能是被欺负的小姑娘，或是被主人冤枉并且挨打的狗等。委屈会大大地消弱一个人的幸福感。
委屈是一个很中国化的情感——英语中甚至并没有一个与“委屈”的意思完全一致的词。中国人更崇尚心领神会，不习惯将对别人的喜爱或不满直接说出来，而是习惯于通过暗示的方式去表达，并期待别人能明白。如果一个人对别人有善意但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并希望对方能懂得自己的心，可是别人不仅没懂，反而还给出了消极的反应，这个人就会感到格外委屈。
在给中国人做心理咨询时，如果咨询师能理解什么是委屈，并能识别出其委屈，就能对心理咨询非常有利。以二人关系为例。
第一，委屈的情绪中包含着这样的心理现实作为基础：我满心对你好，你不但不领情，反而还对我不好，把我当成不好的人。
第二，委屈的情绪界定了我好你坏、我弱你强的关系：我是好的、无辜的、柔弱的；而过错全是因为你不能看到我的好，是你辜负了我，是你对不起我。虽然事很小，但你还是让我无辜受伤害了，你是强者，你本可以做得更好，不让这一切发生，但是你还是欺负我了。
第三，委屈的情绪还暗藏了一份理所应当的期待：你在感情上欠了我的，所以如果你要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你就应该向我认错，说我好，并且以后要改正。如果你无法做到这些，你就应该感到内疚。如果你连内疚都没有，就说明你真的是一个坏人、一个没有良心的人。
因此，人很害怕总是向自己诉委屈的人。委屈是一种比直接的怨更加隐秘的软刀子，绵里藏针。面对一个攻击性外露的抱怨者，你可以自我辩护，或是拒绝他的要求；相反，面对一个委屈的人，你通常会心软，哪怕心里觉得自己有理也会很容易放弃自我辩护，并去安抚对方。因此，自诩为“好人”的人都很容易受到委屈的心理控制。
在三人以上的关系中，委屈也很好用——委屈能让表现出这种情绪的人瞬间变得更加有理、人畜无害、惹人同情。如果第三方看到两个人发生了矛盾，而其中一个人显得很委屈，那么第三方即便是在毫无信息支持的情况下，也会很自然地认为那个显得很委屈的人被欺负了、受伤害了，便想去支持和保护他。
在家庭中也通常如此。如果孩子认为父母中的某一方受了委屈，孩子就会去保护那一方，甚至不惜与另一方“战斗”。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父母就会本能地去保护那个看起来受了委屈的孩子，尽管这种看似合理的保护在外人看来往往是偏爱。
委屈也有积极的意义——它是社会交往的润滑剂，能让人际冲突以及谴责和攻击性都变得柔和甚至美好。因此，对于不喜欢直接发生冲突的国人来说，这种情绪会格外普遍——以至于不少咨询师都说，几乎找不到一个不觉得委屈的来访者。因此，咨询师要多加体验委屈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情绪，并学会分辨在哪些时候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委屈是恰如其分的、没有心理控制的；哪些时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的心理控制策略。
温暖感
温暖感有两个层次的意义：（1）在感觉的层次，温暖感与寒凉感一样，都是一种对温度的感觉，温暖感则通常是身体对高于自身体温的温度的感知觉；（2）在感受的层次，温暖感指的是温暖的心理感受。
在感觉层次，除了因人体感受到外界比自身的体温更高而感觉到温暖感，当外界的温度比人的心理预期的温度高时，人也会产生温暖感。例如，尽管早春依然很寒冷，但是与人对冬季气温的感觉对比，已经是“吹面不寒杨柳风”了。此外，如果外界温度虽然不够温暖，但是人的身体内部有带来温暖的因素（比如，喝了热水、姜汤、热粥、白酒等），也会带来温暖感。
在感受层次，温暖感是一种愉悦的、带有暖暖的温度的心理感受。在得到他人的爱、关心或关怀时，人们往往会产生这种心理上的温暖感。更精确一点说，依恋类感情、友谊类感情性质的爱与关心最容易带来温暖感。即使是恋人之间的温暖感，也是由相互之间的照顾或亲密行为等引起的。
心理上的温暖感，在身体上的体现与温暖的感觉类似。因此，当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带来身体的温暖感觉时，后者很容易把这种感觉当作心理的温暖感。电影中，常常会有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披上衣服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关心的情节（相反的场景就比较少见了，即一个人因担心另一个人热而把对方的外衣脱掉。偶尔还有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扇扇子的情节，但这并不是体现关心的最典型的情景）。此外，在寒冷的季节，将热乎乎的汤端给对方喝，或是将对方拥入怀中（这能让对方感受自己的体温，这本就是心理上温暖感的来源），也是表达关心的经典场景。由于依恋的基本身体表达就是接触，因此感受到对方的体温便意味着彼此依恋。
即使在现实中，环境并不暖和、没有喝热汤，身体也没有真正地被温暖，但如果我们感到了被关心，也会产生相应的身体温暖感。比如，别人用温和的语调与我们说话，我们的需要获得了满足，或是遇到困难时得到了及时的帮助，都可以让我们感到温暖。此时，身体的温暖感可能是心的区域暖暖的，或是感觉有一股暖流流向了胸口，抑或是全身暖洋洋的。如果一个人经常做一些关心别人的事情，我们就会感觉这个人很暖。
温暖感所唤起的意象可以是各种能温暖我们的事物，比如，屋间里的壁炉、热气腾腾的温泉、和煦的阳光、春暖花开等，以及人与人、动物与动物之间相互依偎的意象。
在人的心理发展中，婴儿期是很需要温暖感的时期。人在婴儿期被抱的时间足够多，体会过足够多的被抱着的温暖感，还可以贴着母亲柔软的胸脯听着熟悉的心跳声，都会让人获得足够的心理资源，从而对整个世界有更多的亲近感和安全感，将来也比较容易形成健康的人格。如果人在婴儿期被抱的时间比较少，但因被包裹得比较好而保温较好，那么相对来说也有比较多的心理资源。如果人在婴儿期被抱的时间比较少还经常挨冻，那么他将来的人格和心理状态就比较容易出问题。因此，温暖感常常会与贴心的体验伴随出现。
心理上的温暖感也会对身体产生积极的效应。它往往能让血液循环得更好，身体更加健康。如果缺乏心理的温暖感，身体就可能会容易患病。
稳定感
稳定感是个体对稳定的感受，是一种偏愉悦的感受。
人能感受到稳定感的条件是，某个事物是近乎不变的，即使有力量去推动它，它也能保持不变动或是变动得非常轻微。
最给我们带来能稳定感受的是大地，因为不论多么大的力量去冲击大地，大地都会岿然不动。只有在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或核武器爆炸等情况下，大地才会有震动，但是这些情况相对来说很罕见。除了大地之外，山也能带来近乎大地那种程度的稳定感。
我们在用力去摇撼某个事物却发现它没有动时，最容易让我们产生稳定感。可见，稳定感需要通过验证才能产生。如果一个事物不动且我们也没有去摇撼它，那么此时就不一定会产生稳定感。因摇撼而不动，从而让我们产生稳定感的事物，无须像大地或山那么极端稳定，在我们摇撼建筑物中的柱子、粗壮的大树、巨石时，只要它一动不动，就能让我们产生稳定感。
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容易被扰动，行为方式一致性高，被冲击时也能抵御冲击而不变化，那么他也会让我们产生稳定感。“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表达了岳家军会给人带来稳定感。岳家军之所以能给人带来这种稳定感，是因为金兵在战斗中尝试冲击岳家军时发现很难冲乱岳家军的阵形。
稳定感在身体上的感受，也是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可以不动。稳定不动时，身体的感觉会偏于重，但并不是紧张，而是类似于一种在最深处扎了根、有底的感受。如果是在行走中，身体稳定感就体现为行走的动作稳定、没有摇晃；如果是在做其他动作，身体稳定感就会体现为没有颤抖倾斜。
前庭感受器是与稳定感关系最密切的身体器官，当不稳定时，前庭感受器的反应就会带来晕眩类的感受；稳定时，则不会有晕眩感。
稳定感在心理上的体验主要取决于人在冲击下能否保持情绪稳定。如果内心很容易被扰乱，情绪在被冲击后就很容易失去平衡，表明稳定感较差；反之，如果内心的抗干扰能力强，情绪在被冲击后就不容易失去平衡，表明稳定感较强。如果心中的杂念太多，也说明稳定感差；反之，如果心中没什么念头，或是有念头但是很有条理，则说明稳定感好。
稳定感是安全感中的一个基础的、核心的成分，对心理健康非常重要。边缘型人格最核心的病理表现就是缺少稳定感。
人在婴儿期能否建立稳定感，主要取决于母亲的情绪和性格。如果母亲的情绪和性格较为稳定，就有助于构建婴儿的稳定感。民间把母亲比作大地，也正是因为人的稳定感在最初通常来自母亲。如果母亲情绪不稳定，行为变化大，婴儿的稳定感就不容易建立，这甚至可能会引发其未来的心理问题，严重时还可能会形成边缘型人格障碍甚至是精神分裂等极度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当然，如果父亲的情绪和性格较为稳定，也可以对孩子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果周围的环境基本不变，生活的常规基本不变，那么这也能强化人的稳定感。对于孩子来说，这种稳定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每天什么时候吃饭、放学回家后做什么等事情，如果形成了一种不变的常规，就有利于形成稳定感；相反，如果搬家次数过多，就会损害孩子的稳定感。如果儿童不得不搬家，那么父母最好强化生活常规的不变，以弥补儿童受损的稳定感。
稳定感是建立自我的基础，如果人的内心缺乏稳定感，就可能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极端追求稳定，一种是自己不能稳定——这是潜意识的一种测量，通过让自己变得也像外界一样不稳定，从而让自己不会再感受到相对的不稳定感。极端追求稳定的人可能会变得偏执，也就是顽固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以求稳定，甚至会偏好僵死的事物。自己不能稳定的人则会让自己在不稳定中生活，他们无法适应固定的工作、长久的人际关系，喜欢冒险，而且情绪的波动较大。在极端情况下，心理不健康的人会在潜意识中追求死亡，因为死亡是最稳定的、情绪波动为零的，所以对于那些在生活中没有办法获得稳定感且因此感到很痛苦的人来说，死亡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在一些传统的修行中都有修“定”的练习，比如，佛教中的禅定，以及道家和儒家的静坐。这些练习的作用都是为了增加人的稳定感，从而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在心理咨询中，咨询师通过自己行为的一致性，以及在来访者情绪冲击下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能给来访者带来稳定性，这会成为来访者心理健康的资源。在未来的心理咨询中，咨询师也应有更多的可强化来访者稳定感的练习，以优化心理咨询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稳定感和安全感一样，也是相对于不稳定感或不安全感而被体验到的。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从没体验过不稳定感，那么稳定感对他来说也无法被体验到和意识化。换言之，稳定感是在体验到不稳定之后又恢复了足够稳定的状态时所体验到的。
我感
我感，就是感受到“有我”“我一直在”或“这样就是我”的感受。广义的我感，是所有感受到“我”是主体的感受；狭义的我感，则是人对“自我”这个心理结构的感受。
印度婆罗门教义中的“我”，指的是恒常存在的、独特的、能够去主宰的那个主体，这个“我”类似于“永恒存在的灵魂”。佛教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我”。不过，当人们感受“我”的时候，主要体验到的也与此类似，就是感受到“我有恒常性、独特性、主体性和掌控性”。因此，我感可以说是自我的连续感、整体感、独特感、主体感和控制感[2]的总和，解释如下：
从记事开始到今天，尽管一个人发生了很多改变但“我还是我”，这是我感中的连续感；
整体感与连续感相关但又不完全一样，它是指所有这些心理感受和心理活动都是“我”；
“我就是我，和别人都不一样”，这是我感中的独特感；
“这是我在看、在听、在体验”，这是我感中的主体感；
“我行动了，就能看到对外界的影响力，所以我就感到了我的存在”，这是我感中的控制感。
我感有不同的层次，哪怕是最低等的动物，也有一种很基本的原发的我感。正因为如此，蝼蚁才能为自己活着而努力——这在佛教中被称为“俱生我执”。人在刚出生时就有这种原发的我感，但它是没有清晰意识的。随着人逐渐长大，在形成了心理世界后，便会形成一个关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意识，建构一个心中的“我”或“自我”。对这个“自我”的感受就是继发的“我感”，佛教中称之为“分别我执”。狭义的我感，就是指这种后天建构出来的我感。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感和存在感是一体两面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所谓感受到存在就是感受到自我存在，有存在感就证明有我，所以在多数人心中，所谓的“存在感”就是“我感”（即自我存在感）。低水平的存在感对应的是原发的我感，高水平的存在感则对应的是继发的我感。
身体的任何感受都会加强我感（既包括原发的，又包括继发的）。体现我感的最基本意象，就是镜子中或照片中的“我的肖像”。在梦中，那个能看到一切事情的视角被感受为“我的视角”。在意象对话中，那个此时正在起作用的子人格也会被感受为“我”。
有研究者指出，2~3个月、9~12个月的婴儿，以及15~18个月的幼儿之所以会发生明显的巨大改变，可能是因为其我感的发展而引发的。不过，这种我感应该是建立在先天本能基础上而在后天逐渐展现出来的，与在心理世界建构的“我”或称后天继发的“我”不同。儿童后天继发的“我”通常在三岁前后形成，这就是所谓的“自我”（ego），因此，继发的我感也是在三岁前后出现。自体心理学家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把这几个阶段的我感分别命名为显现自我感、核心自我感、主观自我感和言语自我感。之后，我感会持续一生。关于我感的更多细节，可参见本书“存在感”那一节。
如果我感受到了损害，就会对人的心理功能产生极大的破坏性。丹尼尔·斯特恩指出，如果人的能动感受损，人就可能会出现瘫痪、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非拥有性的感受、体验到对外界的失控等。躯体的统一感是整体感的一部分，如果这个部分受损，就可能会产生身体破碎感、去人格化、游离在身体外的感受，以及现实感丧失等。如果连续感受损，就会出现暂时性的解离、神游、失忆等体验，以及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所说的“不沟通状态”。他还认为，我感中包含着情绪感受，如果情绪感受损就会引发快感缺乏和解离状态。我感中还有能与别人形成主体间性的主观自我感，如果缺乏就会产生弥漫性的孤独或另一个极端——精神透明。他认为，传递意义的感受（意义感）也是自我感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缺乏就会出现文化排斥、社会化严重不足，以及不验证个人认知等状态。
从意象对话和回归疗法的视角来看，我感（无论是原发的我感还是继发的我感）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公共幻觉（心理现实），但因为人人都有这样的幻觉（心理现实），所以它被人们集体认同并被当作了“现实”。
我认为，我感在被逐步构建的过程中是有一些具有转折意义的心理发生点的。
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模糊的、没有反观意识也没有具体内容填充的我感。这样的我感就像一个空空的口袋，没有装进具体的内容，但已经有了一个边界，以区分“我”和“非我”。也就是说，最初的我感具有一种区分“我”和“非我”的功能，连低等动物也有这种基本的我感。例如，如果你爱抚一只小动物，那么它身边的其他动物并不会因此而觉得自己也被你爱抚了。又如，动物在发情期要为争夺交配权来战斗，如果雄性动物无法区分“我”和“非我”，那么最终是谁与雌性动物交配就没有区别了。雄性动物之所以宁可忍受肉体的伤害甚至生命的威胁也要努力去拼杀，是因为它们要为自己争得交配权，让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这种基本的我感是所有动物的一种本能。
婴儿在八个月左右时会逐渐知道，镜子里的那个影像就是自己，我感有了可以反观的意识，即“我看见我在”的意识，这是人的第一个重要的心理我感转折点。有一些聪明的高级哺乳动物（比如猫、狗、黑猩猩）也会发展到这个心理我感的阶段，它们中的一些也会照镜子，并逐渐意识到那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刻，第二个重要的心理我感转折点也发生了——我感开始有了“观察者的我”（主体我）和“被观察到的我”（客体我）的分化。于是，这个镜子里关于“我”的影像被装入早先的那个空空的口袋，成为最早的关于“我是什么样”的心理内容（即自我意象的早期萌芽）。这体现了人的心理认同过程，即人把一个本来是“非我”的东西（镜子里的影像）认同成了“我”。从此以后，那些本来并不是“我”的东西，只要被“我”（口袋）认同了，就会被当成心理上的“我”。
经过了第二个重要心理我感转折点，再往后，人几乎终其一生都在通过心理认同功能，不断地往那个“口袋”里装入新的内容（各种心理符号），且这些内容将越来越丰富地界定“我是谁”。这些具体内容在意象对话流派中被称为“子人格及其相互关系”。在这些子人格中，有不少是在生活中经过心理认同而内化成的。例如，如果一个人小时候在严厉的母亲身边长大，他心中就会渐渐地形成一对母子关系的意象，其中的母亲子人格是严厉的，自己则是恐惧的，且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是“被评判（者）–评判（者）”甚至是“被惩罚（者）–惩罚（者）”。这样的子人格及其相互关系也会被装进“我是谁”的“口袋”里，成为其自我和人格的一部分。
当然，除了上述重要心理我感转折点，还会发生其他方面的自我认同。例如，一个人对身体我感的认同，常常是在婴儿期开始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身体去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完成的。刚出生的婴儿还无法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去行动，此时的一切身体行动都是基于反射的。随着其运动能力的发展，婴儿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去实现目的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他也会越来越体验到自己的意志对身体的控制感，因此其能被控制的身体也会被越来越认同为“我”，并作为我感的一部分存在。在这个对身体认同的过程中，和以上所说的意象认同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婴儿也是需要先区分身体上的“我”和“非我”——例如，我一想要移动就能移动的部分就是“我”，而我无论怎么想要移动都无法指挥得了的东西（比如墙、灯等）就不是“我”。按照这个标准，母亲是一个很不确定是不是我的东西——有时我想要移动她就成功了，有时候就不成功。因此，对这个阶段的婴儿来说，区分母亲是不是“我”就变成了此阶段的一个和我感有关的心理发展的任务。
在完成了区分身体我和身体非我之后，儿童对身体我的认同就继续加入了其他的内容，例如，我很能爬高上低、我能唱歌、我喜欢画画等。
到了晚年，随着身体逐渐丧失被自我意志所操控的功能，人之前所建立完备的身体我感会遭受到重大的威胁，此时，身体功能的丧失将会威胁到这个人的整体自我存在感，这些都是与身体紧密相连的我感。
由于我感只是本书中众多感受中的一个，因此，本书对我感的意涵只能简述至此。如果感兴趣，请参看我写的两本书——《人格：一生一剧本》和《人是什么》。
无力感
无力感是因感到自己缺少精神力量而无法对事情施加影响的感觉。
无力感和无奈感、无助感之间，共通之处是都感到自己无法对某件事施加影响。不过，无奈感只是对事情的发展和结果无可奈何，但未必会将对结果的归因归到自己身上，还可能会归因于对方或情境。可能是因为对方过于固执，坚决不听自己的正确建议，所以才导致了一个不好的结果。尽管这会让人很无奈，但这并不会让人觉得自己有不足。比如，子女不听父母意见，和一个“渣男”或“渣女”恋爱，结果受到了挫折。尽管父母会有无奈感，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足或弱点。还可能是因为暴雨冲断了道路，自己无法去上班，这也会让人产生无奈感，但是这并不会让人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
无助感，也是无法对某件事施加影响。从归因上说，是归因于外界的，虽然也是“这个事情没办法了”，但重点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我”。
无力感则是把无法解决问题的原因，更多地归因于自己的无能为力。也就是说，是因为自己无力才导致了事情无法解决。假如换一个有力的人，这件事也许就不是无法做成的了。因此，无力感与对自我有较低的评价有关。
无力感标志性的语言是“我做不了什么”“我做什么都没有用”“这事我也无能为力”等。
无力感在身体上的感觉，就是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没有力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松懈瘫软，感觉到有气无力，气好像被泄掉了似的。头会垂下去，双手也倾向于下垂。如果一个人用了很大的力气还是举不动一个重物，那么那种感觉并不是无力感，因为那不是自己无力，而是这个重物太沉。无力感是一个人感觉自己处于无力的状态。在身体姿势上，很颓废地倚在床或沙发上是无力感的表达。
意象中，无力感体现为各种瘫软的形象，比如，无骨骼的软体动物、因全身瘫软而从椅子上滑落的人，或是泄了气的气球或充气人等东西。
精神分析理论中所说的口欲期固结（即一岁之后）的幼儿，尚未在行动上建立起自信，比较容易在遇到困难时产生无力感，因此他们也比较容易放弃努力。不过，如果我们让他们获得一些行动成功的经验，或是通过鼓励、支持的方式，让他们克服一些过去未曾克服的困难，就能帮助他们减少无力感，还有利于提升自信、培养进取精神。
无聊感
无聊感是一种精神上很空虚、没有兴奋点的感受。无聊感还与对时间的知觉有关，当人意识到自己没有把时间用在有意义或是有趣味的事情上时，抑或是发现时间很多但没什么有趣的活动时，就会感到无聊。
《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无聊”一词的：（1）由于清闲而烦闷；（2）（言谈、行动等）没有意义而使人讨厌。我认为，解释（1）中的“清闲”一词所表达的意思似乎并不很准确，应该改为“无事可做”。不过，并不是做任何事都能消除无聊。严格地说，无聊感的产生，是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能激发人的兴趣，生活才会很无味。
无聊感和探索本能的满足也是相反的。探索欲也是人的基本欲望之一，如果这个欲望得不到满足，人就会产生无聊感。闲且又没有什么可探索的，就会让人感到无聊。有事情可做但那些事情缺少意义，太简单、低级，也会让人感到无聊。
无聊在表情上主要是眼睛无神、身体肌肉松懈，有时还会打哈欠。无聊带来的那种感觉与困倦有些相似，因此常常会让人睡着。
无聊的感觉还有点类似沉闷感，像是处于一个空气不流通的房间中的感觉——光线昏暗、呼吸不畅。长时间无聊后，人会产生烦躁的感觉。这是因为他试图摆脱无聊，但是并没有找到摆脱无聊的方法。
无聊会让人不舒服和缺乏活力，因此人会试图用一些能刺激自己的活动来摆脱无聊、恢复活力。因此，有些无聊的人会从事危险的活动（比如飙车），有些无聊的人会进行破坏性的活动（比如打架）。当然，这些活动都不能真正消除无聊。要想真正消除无聊，就需要找到新异的、有趣的、有意义的活动。因此，最好的消除无聊感的活动是创造。
无助感
当一个人在现实中遇到困难期待有人来帮助自己解决，并努力求助但在最终却发现并没有人来回应自己的求助也没有人来帮助自己时，就会产生无助感。这种无助感与现实情境是匹配的，也是恰如其分的，属于一种原发的无助感。
还有一种继发的无助感，则与现实情境并不匹配。也就是说，客观上并不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而是因为他心理上已经预先相信了“没有人会帮助我”便放弃了求助，因此最终也的确验证了“没有人来帮助我，我是无助的”。
在意象对话的视角来看，继发的无助感是一个人在其童年经验中，内化了一个自己遇到困难却得不到他人帮助的心理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一方是遇到困难的自己（例如，陷入泥潭或掉进水中的人），另一方是出于各种原因而没有提供帮助的他人（例如，没看见、看见了却不愿意帮助、潜在的可以提供帮助的帮助者选择了帮助另一个人而忽略了自己，或是潜在帮助者根本不在场等）。当这个曾经得不到帮助的经验变成一种心理创伤被固结时，当事人心中就会产生深深的信念——“我遭遇困境时，是绝对不会有人来帮助我的”“我是一个不可能得到别人帮助的人”。这种继发的无助感比较容易激发抑郁情绪，其因果关系为：当一个人相信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且不会有任何人可能帮助自己时，自己就“没救了”；既然没救了，那么又何必徒劳地挣扎呢？任何努力都只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抑郁会让人什么都不想去做，以免耗费不必要的精力。当现实中并不是真的没有人愿意去帮助他，而只是因为他自己内心中对“我是无助的”坚信不疑，且真的自我放弃进而抑郁，就会使他失去自我改变和获得他人帮助的机会。
在心理咨询中，有继发的无助感的来访者非常常见。意象对话流派的咨询师通常会带着来访者与过去的创伤情境重新接触，通过让来访者有觉察地宣泄和表达无助感，并与“没有实施帮助的帮助者”进行深入对话，以释放固结在过往创伤中的心理能量，引发过去的“无助者–拒绝帮助者”的创伤子人格关系，以及与之匹配的深层信念发生自发的转化。
如果来访者有原发的无助感，那么咨询师在原则上是不需要做出干预的——因为那是任何健康的人在那种情境下都会出现的心理感受和体验。虽然无助感是不舒服的，但只要是恰如其分的，那么任何正常的消极体验都是生而为人的一部分心理体验。意象对话取向的咨询师不以消除不舒服的情绪、追求快乐体验为导向；相反，如果来访者在掉进水中呼救却无人施救、袖手旁观的境遇下并未感到无助，而是感到欣慰或快乐，咨询师才需要对其进行心理干预。
无助感在身体上的体现是全身的肌肉无力，有一种想要躺倒的倾向。无助感通常并不伴随着泄气的感觉，因为在无助感的影响下，身体并没有产生兴奋和充气的过程。既然没有充气，那么也不会泄气。由于身体动作很少，因此人会显得很麻木。
无助感在意象中的体现，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是手无力地下垂，同时伴随着眼神的空洞、麻木、绝望。手下垂代表着做不了什么事情（双臂双手下垂的意象还包含着无助感）。眼神的空洞、麻木、绝望，则代表着放弃了对救助以及他人的期待。
例如，一个孩子经常遭遇家暴，他曾眼巴巴地望着家里的其他人能出来帮助自己，阻止施暴者对自己的暴行，但他们都默默地纵容家暴在他身上反复发生。他也曾尝试过向外界求助，但最终他还是被送回到家中，且为他招来了更严重的家暴。几次以后，这个孩子会由原发的无助感转变为继发的无助感，也就是说，到了某一刻，孩子的内心中已经开始认定“即便我被打死也绝不可能有人帮助我”。于是，从那时起，他就不再寻求任何帮助了，哪怕后来有很多可以让他获得帮助的机会，他也成了“沉默的羔羊”。
这样的来访者在心理咨询中可能并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无助感。只有当咨访关系到了一定程度，来访者对咨询师有了足够的信任后，他内在的无助感才会借助一个梦或意象流露出来。例如，在夜晚的垃圾堆旁边，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是血的流浪儿正在被一群人暴打和侮辱，而不远处，一个穿着体面的成年人则熟视无睹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在心理咨询中，一来就说自己的无助感或是在咨询过程中反复强调自己的无助感的来访者，则往往需要咨询师与以上这种家暴经历者进行鉴别和区分。真正被禁锢在无助感中的人通常并不会试图唤起咨询师对他无助的注意，因为过往经历让他知道，求助的结果不但于事无补、自己什么都得不到，还往往会让自己遭到更加糟糕的对待，甚至会让自己落入更加无助的境遇中；相反，有些在过往经历中学会了通过展示无助感来获得人际关注和帮助的人，则很喜欢暴露自己的无助感。如果咨询师不能进行分辨，就会在无意识中与来访者落入一唱一和的心理游戏中——咨询师满足了自己成为帮助者的自恋全能感，来访者则从咨询师身上满足了心理依赖和心理控制的需求，这样其实并不能带来真正有意义的心理成长。
心理学术语“习得性无助”是指个体因多次在某件事上失败而对成功完全没有信心时所产生的感觉。这与我们在前文所说的无助感不同，因为这种习得性无助和是否期待别人帮助并没有关系。所谓习得性无助的感受，如果更严格地按中国人的语词意义来翻译，也许应翻译为“习得性的无能为力感”。
习得性无助感通常形成于一岁多之后，因为那时幼儿开始尝试各种行动。如果他在这个阶段的行动中失败，或是遇到不能克服的阻碍，就可能会形成习得性无助感。如果在早期形成了比较强的习得性无助感，就可能会泛化到其他事情上，从而影响这个人的进取心和自信心。
这种习得性无助感的标志性语言是“我做不了什么”“我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对这件事无能为力”“我是个没用的人”等。
如果孩子在经历了困难之后获得了成功，那么他耐受这些习得性无助感的能力就可能会比较高。即使他多次遭遇失败，也有可能不会被无助感压倒，也不会进一步激发出抑郁情绪，还可能会获得转机，并因此获得成功和自信。
注释
[1]交互沟通分析理论，又被称为TA沟通分析理论（transactional analysis），由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提出。这是一种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其三个基本假设为：（1）每个新生儿都有与生俱来的能力，相信自己和他人都是“好的”；（2）每个人在童年的早期便决定了自己将如何生活；（3）人们需要得到他人的注意才能生存。
[2]也有心理学家提出能动感，但我认为能动感是主体感和控制感两者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