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格安认为，我有可能违反了州里的某些骚扰或跟踪法规。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这种委托大众帮我寻找手机的行为，带来的影响都极其恶劣。要是我没有在网上擅自曝出对方住宅的照片就找到了手机，情况还不会这么糟。要是从一开始他就没偷我的手机，或者在偷到后回应了我发到手机上的“拾获者有赏”的短信，情况也不会这么糟。可是结合地理位置追踪和社交网络这两股力量，似乎是种现成的招数，当时的我实在来不及细想。
说到底，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也许是个名为“寻找我的道德指标”（Find My Moral Compass）的应用。（翻译 薄锦）
高清显示屏的尴尬
如今的数码设备，屏幕像素远超以往，但是所有这些视觉享受都是有代价的。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苹果的iPhone 4将“视网膜屏”（Retina Display）推到了大众面前，世界为之沸腾。科技资讯网站Engadget上的一篇评测文章称“世上从未有过画面如此细腻、清晰、赏心悦目的屏幕”。《连线》（Wired）杂志则表示“盯着这块屏幕看会上瘾”。
他们所赞叹的对象，正是视网膜屏那极高的像素密度。iPhone 4的像素密度为每英寸326像素（ppi）——人眼在正常视距外观看如此精细的画面时，完全分辨不出屏幕上的像素点。苹果接着又将视网膜屏用在了iPad（264ppi）和MacBook Pro系列笔记本电脑（227ppi）上。
分辨率大战由此拉开帷幕。三星、诺基亚和HTC分别陆续推出了显示屏像素密度为316ppi、332ppi和440ppi的新款手机。谷歌的Nexus 10平板电脑，像素密度甚至超过iPad，达到了300ppi。
随后，连电视机制造业也加入了这场大战。厂商们推出了4K超高清技术——其分辨率为高清电视屏幕的4倍。整整4倍！在某种程度上，分辨率的提升的确带来了更好的视觉效果。不过在这句评语旁，还要再加上几句批注。
低分辨率图像在高分辨率屏幕上并不会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做过iPhone应用程序开发的人都知道，低分辨率图像在高分辨率屏幕上并不会得到更锐利的显示效果。在高分辨率显示屏上，手机只是使用了双倍的原始像素而已（低分辨率图像上的每一个像素，在高分辨率屏幕上都变成4个像素来显示），这并不会改善图像的锐利度。
事实上，它们的视觉效果反而更差。你或许还记得，高清电视机（HDTV）刚上市时，播放标清信号的画质还不如标清电视机（现在还是这样）。猜猜看，电视机之外的其他屏幕会怎样？当然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理论上来说，由于像素提高1倍，标准分辨率的图像在高分辨率屏幕上显示时锐利程度并不会下降。然而，许多MacBook用户沮丧地发现，视网膜屏出现之前的图像显示在视网膜屏上时画质更差。这或许是因为标准屏会自动平滑相邻像素间的差异，而在视网膜屏上，这种差异变得微乎其微，导致精妙的平滑渲染技术再无机会一显身手。
整体而言，这一问题在世界上最大的应用程序——互联网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为视网膜屏重新设计的网站少之又少，所以在视网膜屏上浏览网页上的图像，画质通常都很糟糕。
更大意味着更慢。如果网站设计师们真的着手设计了高分辨率版本的网站界面，那么网站所用的图像文件就会变得更大，加载速度也会跟着变慢。在网络流量按兆字节（MB）计费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上，打开这样的网站会让用户花费更多的钱。我们真的想用更长的等待时间、花更多的钱，来浏览那些图像更锐利的网站吗？难道就没得选吗？
我们都已经被运营商们强行设定了每月数据流量上限。莫非我们就那么想让一个又一个高分辨率网站，每个月都消耗我们4倍的网络流量吗？
文本应该可以自动实现更锐利的显示效果，但这是有条件的。刚才所说的图像显示问题并不会出现在文本的显示中。文本不是图像。但凡程序或网页要显示文本时，苹果针对视网膜屏专门定制的软件均会自动向你的显示屏输出极为锐利的文字。
不幸的是，上面这句话只有在软件开发公司使用苹果给定的文本处理程序时才成立，并不是所有软件公司都会这么做。比如，用Adobe的排版软件InDesign制作出来的文档，文本显示效果就一塌糊涂。
4K电视信号播送？洗洗睡吧。把电视机屏幕视网膜化的想法更是格外荒谬。不会有哪家有线或卫星电视运营商愿意发射4K电视信号，因为一个4K电视信道所需的带宽足够用来发射4个高清频道。为了节省带宽，运营商们都已经开始发射低分辨率的高清电视信号了。
4K视频所需的数据量也大大超过了DVD、蓝光光盘或者网络流媒体的承载能力。那你在4K电视机上还有什么可看的？
购买索尼84英寸4K电视机的用户，可以从索尼公司那里租借一块硬盘，里面储存着10部索尼自己制作的4K影片。
难道我们就只好这样？把几块硬盘寄来寄去？
进入超高清时代所需的硬件设施已经就绪。现在我们需要想清楚的问题是：在手机、网站和电视机上，如何把那些高分辨率的内容全部“塞进去”。（翻译 薄锦）
充满变数的谷歌眼镜
穿戴式的眼镜型电脑将记录下你所看到的一切。对此，我只能祝福你真能找到愿意跟你当面交谈的对象。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任何一项新技术在一开始都会引发大众的不适。人类社会曾经用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手机的普遍使用。在手机之前，则是电视机；电视机之前，又有拖拉机。所以，当许多人对谷歌眼镜（google glass）表示嘲笑和蔑视时，我只是翻了翻白眼。“又来了，”我心想，“就是对新技术的下意识排斥嘛。”
其中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似乎是注意力的分散。谷歌眼镜采用了眼镜式的外观，只是拿掉了镜片，看上去就像横在你前额上的一根头带。只要轻触耳机，你便可通过语音指令进行操作，让它完成通常由智能手机处理的那类任务，比如设定日历提醒、寻找附近的寿司店等。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对吧？在开车的同时，阅读文字，观看影片；和他人面对面交谈时，浏览邮件，从而进一步拉低“无礼”的底线。
这些担忧完全是误入歧途。当我终于有机会试戴一下谷歌眼镜后，我发现，这副眼镜根本不会在你眼前形成任何遮挡。你还是会在与人交谈时与对方眼神交会。你还是会看到眼前的路面。谷歌眼镜的屏幕，小到根本不会遮挡你的正常视线。
在那些恶搞的模拟视频里，人们戴上谷歌眼镜后，做任何事时，都好像是透过一块布满警示与广告信息的屏幕窥伺世界的样子。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你只需时不时地抬眼瞄一下谷歌眼镜的屏幕即可，和你查看手机屏幕时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你不必低头，不必在口袋里乱翻，所以你反倒可以宣称，它能减少注意力的分散。几乎可以将双手完全解放出来的谷歌眼镜，应该会给人无可比拟的便利感才对。
即便如此，谷歌眼镜要获得大众的普遍接纳，恐怕仍有一场硬仗要打。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售价，也绝不只是因为这又是一件需要每天都充电的设备。
是的，这些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难题其实是谷歌眼镜佩戴者的自我优越意识以及由此给非佩戴者带来的严重不适。过去一年里，只有谷歌公司的员工和社会名人有机会戴上谷歌眼镜。可是，当我在公众场合走近一位戴着谷歌眼镜的谷歌员工，与之展开交谈时，我们之间的互动体验带给我的强烈不适感简直让我抓狂。
她就站在那里，戴着那根外观令人戒备、伪未来主义感的（faux-futuristic）“头带”——内置一个对准我面部的摄像头。我唯一知道的是，它一直在对着我拍照。我本来以为，谷歌眼镜在拍摄时，应该会亮起一个小小的显示“拍摄中”状态的指示灯。可是，这位谷歌员工戴的是一件工程样品，而不是最终的成品。在这里插一句，开发一款不会激活拍摄状态指示灯的拍摄类应用程序，大概需要一个人一天左右的时间。
这就为谷歌眼镜佩戴者赋予了控制地位。他们可以拍摄图片和视频，发布到互联网上，甚至不排除利用面部识别应用程序，在人群中探知陌生人身份的可能。
早在谷歌眼镜正式发布数月前，美国西雅图一家酒吧就明令禁止佩戴谷歌眼镜的顾客入内。这家酒吧的老板告诉当地电台的工作人员，他的老顾客们“实在不想被人偷拍或偷录，并把照片或视频传到网络上”。
你也许喜欢出现在镜头里，也许不喜欢。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现代社会的预设前提是，你知道自己正在出镜。而有了谷歌眼镜以后，没有谁会再手持一台摄像机或一部手机对着你。你再也不会知道，你的交谈对象是不是正在对你拍照。这违反了一条不成文的社交规则。我不喜欢这样。我只想让那位谷歌员工把那副该死的眼镜摘下来。
所有这些因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网民会给这款特殊眼镜的佩戴者们起了一个专门的诨号——“Glasshole”。如果谷歌不小心行事，这款眼镜最终势必重蹈“赛格威”（Segway，一种电动的个人用运输载具，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划时代的科技发明，但由于诸多现实因素，上市后市场反响并不如预期）的覆辙。那样的话，它虽仍不失是一项震惊世界的科技成果，然而由于在公众场合佩戴时引发的无尽尴尬和令人侧目的自我中心感，最终只能沦为“神龛上的摆设”。（翻译 薄锦）
机器识别的迷梦
完美认知型计算机的美梦，何以一次又一次令我们心碎。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各大电子产品博客或许陷入了对像素和处理器速度的狂热追求中。但要说到真正令大众眼花缭乱的东西，不妨想想一项极少被大家提及的技术——对现实世界中图像和声音的机器识别（machine recognition）。
该领域的成功案例标志着运算与软件的胜利。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上的语音输入，准确率高得惊人。触摸屏所用的手势操作，基本上都很有效（毕竟要识别的动作就那么几种）。微软公司为Xbox游戏机推出的Kinect和三星公司出产的一些电视机，已经为我们带来了人体动作识别的功能。Windows 7和Windows 8的手写识别也堪称亮点，无论是印刷体的文字还是手写的潦草字迹，均可成功识别。
音乐雷达（Shazam）、音乐猎手（SoundHound）等手机应用程序，能够识别出正在播放的流行音乐，并显示出对应的曲名、演唱者和专辑名。谷歌公司为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开发了一款名为“谷歌护目镜”（Google Goggles）的应用程序，只要拍一张图书封面、DVD包装盒、酒类标签或画作的照片，该程序就会立刻为你呈现通过谷歌搜索相关物品的结果。
软件甚至可以识别视频中的人脸，YouTube的版权保护算法也能将你上传的视频，与已知的受版权保护的资料进行比对，确保你发布的视频不是出自某部影片。
这一切简直神奇极了。这些应用程序在表现良好的时候，对声音、图像和动作的识别，看起来真如魔法一般。不幸的是，这一点被营销人员发现并充分利用。他们向消费者介绍各种计算机识别功能时，说得简直天花乱坠，而事实上，这些功能的稳定性简直堪比冷核聚变。
数十年来，我已经多次遭受一种只能称之为“识别失败心碎综合征”（recognition-failure heartbreak syndrome，缩写为RFHS）的痛苦。厂商承诺的人类指令识别功能，吸引我买回他们的产品，结果这些产品的实际表现根本不值得你放在心上。
还记得声控灯吗？我上中学时就买过一只。有时候，只要拍一下手就能把灯打开，但有时候就得拍许多下。我还买过一只口哨开关。它可以通过声音识别——一声尖锐、急促的口哨——打开电子设备的电源。好吧，开灯，很好，灯亮了——但是还触发了电水壶、吱嘎作响的仓鼠转轮，还有响亮的喷嚏。我也曾上过苹果公司早年推出的Newton的当，这是一款售价为700美元的手写识别设备，结果每使用5次，大概只有2次能正常工作。
三星公司曾反复承诺，他们的Galaxy S4手机可以将输入的语音片段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像电影《星际迷航》中展现的那样。根据他们的描述，只要手握这部手机，伸向一位用法语询问“Où sont les toilettes”的人，它就会大声播放出相应的翻译：“洗手间在哪里？”
可事实上，三星只是在一种语音识别技术的基础上，增添了另一种不成熟的识别技术而已。这款智能翻译应用程序名叫S Translator，它甚至听不懂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发音，更别说把非英语的句子翻译并转换成英语表达了。我猜测三星公司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如果S Translator真那么好用的话，必然会成为宣传文案上的加粗标题，而不是在列举新功能的时候一句带过。
我们还要失望多少次，才会开始放弃这些特性？我们还要打回多少种产品，才能让厂商在多少打磨一下这些技术后，再大肆宣扬他们那“奇迹般的”功能？
我对此是深表同情的——基于软件的识别技术并不容易。这可不像把统计报表中的数字加起来那样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你要求软件处理的，是一些模糊、不确定的输入变量——声音、图像、动作、潦草的字迹，这就是识别技术无法做到百分百准确的原因所在。需要处理的对象本来就不一致，难怪各种识别技术总让我们失望。或许再过几十年，会有更精密的传感器、更快的处理器、更大的数据集和实验，最终我们将从持续的“识别失败心碎综合征”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或许IT企业和消费者都应该加强一下自己的认知：让机器识别我们的现实世界，的确令人心潮澎湃，但在眼下还只是一种期待。（翻译 薄锦）
手机代替记忆？
我们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是否已经让记忆力变成过时的技能？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我父亲小的时候，只要能背诵出历任美国总统的完整名单，就能从他父亲那里得到25美分的奖励。“第一任，乔治·华盛顿。第二任，约翰·亚当斯……”
到我这一代，父亲也和我达成了同样的“交易”，并把奖励提高到5美元。至于提高奖励金额的原因，我父亲的解释是“因为存在通货膨胀，而且现在的总统名单更长了”。
2013年，我也曾悬赏了10美元，让我的独生子为我做同样的背诵展示。可是，我儿子却回以一脸困惑——为什么要背下这么一长串总统的名字？他争辩道，如今这个年代，“人人都有智能手机”，而且会一直这样用下去。
他说的很可能是对的。
2013年第二季度是个转折点——智能手机的销量超过了普通手机，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换句话来说，在衣服口袋里随身携带一台小电脑，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只需简单点击一下，就能看到谷歌搜索结果。所以，至少在我儿子看来，实在没什么必要去记住许多东西，比如总统名单、化学元素周期表、各州首府，或者10以上的乘法表。
对此，我们这一代家长的反应恐怕可想而知——沮丧和失望。我们往往会这样说：“现在的小孩子啊！或许我们不该把所有事情都变得太简单？如果他们没有储备足够的基础知识，又怎么能把新的信息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呢。”
这种观点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条有力的抗辩：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我们会逐渐抛弃一些过时的技能。这是历史进步的一部分。既然我们都不怀念铸字排版术、摩尔斯电码表，或者操作电梯的诀窍，那又何苦要哀悼记忆力的退化呢？
也许记忆力不同于那些职业性的技能。也许对既有知识的储备更为基础、更为关键，需要我们拿出更积极的态度来保住这一技能。
但在此之前，我们就面临过同样的难题——至少是极为类似的难题。便携式计算器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也曾百般担忧学生的笔算能力会有所退化。当时，我们施行基础数学教育已有数百代人的时间，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将这门专业技能交托给机器了呢？
是的，那时我们就准备好了。时至今日，几乎全美的所有院校都允许学生在教室里使用计算器。学校甚至允许——事实上根本是鼓励——学生在SAT（编者注：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俗称“美国高考”）考场上使用计算器。
最后，我们推论出（也可能只是使之合理化），决定性的技能乃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非基础运算。反正计算器会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那为什么不用它完成那些繁冗的计算工作，为学生留出更多的时间，学习更为复杂的概念，钻研门槛更高的难题呢？
同样的道理，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会得出结论，认为单纯地熟记基础知识不再是现代学生的学习任务之一。说不定我们应该用智能手机调出必要的相关资料，然后让学生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能力（逻辑、阐释，以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个人能力（积极性、自控、宽容）上。
当然，这是有限度的。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记住一些信息，比如最基本的运算规则、常用单词的拼写、自己居所的周边环境等，否则，如果每天都要查询这些信息，那也太愚蠢、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没有熟记这些信息，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人际关系和交流中，也就干不了多少事情了。
不过，不管乐意与否，我们或许都得承认，除此之外的其他信息恐怕很快就会迎来与书法、卡片目录和长除法相同的命运。至少在我们还没有某种更先进的技术可以将信息直接植入大脑之前，当我们需要获取某些深奥的基础知识时，就只管拿起自己的手机吧。（翻译 薄锦）
专心开车，发什么短信
一些手机应用试图利用语音操作，为驾驶者带来更安全的信息发送体验，但它们失败了。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最有意思的科技发展，绝非数码产品本身，而是这些数码产品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举个例子，尽管手机革命全面展开已有数十年之久，但我们仍在不断摸索该如何将手机融入我们的生活。在公共场合接听和拨打电话，应当遵守哪些准则？在用餐期间收发电子邮件呢？还有最重要的，在驾车期间使用手机呢？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及摩托罗拉的新款手机MotoX。这款手机就像当今的大部分手机一样，你也可以通过语音来操作它：为你朗读新短信的内容（然后利用语音识别输入回信内容），查收电子邮件，拨打电话。不过，这款手机的功能不止于此——你甚至连一个键都不用按，就可以启用语音控制模式。你只需说一句“OK, Google Now”。这款手机随时都可以接收语音指令，你完全不用触碰它，连看一眼都不用。
显然，这是朝着提升安全性的方向迈出的一步——我曾经这样断定。你完全可以将手机搁在车内的杯架上，双手始终放在方向盘上，双眼始终盯着路况。
不过，不少读者对此表示非常“吃惊”。其中一条代表性的评论写道：“你这是在宣扬驾车时对着手机说话比用手操作手机更安全的谬论。相关研究告诉我们，无论驾驶者的双手在不在方向盘上，双眼注视的是屏幕还是路面，在驾车的同时使用手机，都会比酗酒或吸毒后驾驶导致更多的交通事故。你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我一直以为，在不动手操作的状态下发送信息肯定更安全。毕竟，你得盯着屏幕才能用手打字。你低头看手机时，等于在盲驾一颗速度超过100千米每小时、重达2吨的“炮弹”。
另外，我的读者们所引用的那些研究，测试的行为是分别在手持和免提状态下通话。据我们目前所知，这两种做法同样危险。导致交通事故的并非手持手机这一行为本身，而是分心。从这方面看，美国有11个州通过法律强制驾驶者使用免提方式的做法纯属浪费时间。
但是，这些研究并未涉及我们在此讨论的主题——语音发送信息与手动发送信息的安全性对比。
显然，无论我们如何大力提倡，无论有多少个州立法禁止（截至2013年12月共有41个），还是有人会在驾驶时用手机发送信息。这就跟向未成年人发放避孕套，向吸毒成瘾者发放干净针头的道理是一样的。没错，我们当然更希望未成年人不要发生性行为，吸毒者不要采用静脉注射，但是，他们当中总有一部分人还是会这么做。那么，如果能让他们的危险行为更安全一些，又有什么不好呢？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我的想法。研究人员终于史无前例地将免提发送信息与手动发送信息进行了比较。
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交通运输研究所（Texas A&M Transportation Institute）研究了在3种状态下——手动发送信息、通过语音发送信息（使用iPhone上的Siri，或安卓手机上的Vlingo）以及完全不发信息，沿闭合路线驾驶的受试者。
研究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也令我感到困惑。不管是手动发送信息，还是通过语音发送信息，结果似乎并没有什么差别。研究人员说：“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发送信息，受试者的反应时间都会明显延迟。”在这两种情境下，驾驶者在发送信息时做出反应的时间，都比不发送信息时长了一倍。令人惊讶的是，在此期间，他们用于关注路面情况的时间也会有所缩短，哪怕是在通过语音发送信息时。
这并不符合直觉判断。通过语音发送信息似乎应该比盯着手机看更安全。更何况，相关研究仅此一项，并且仅收集了43个受试者的实验数据。
但如果该研究的结果确实反映了现实情况，那我就在这里书面承认：我错了。
我们已经知道，在免提状态下使用手机通话，与在手持状态下通话的危险性是相当的；而今，我们在通过语音发送信息的问题上，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你在驾车期间，就不应该用手机发送任何信息。你家的孩子也不应该。当然，我也不应该。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支持语音发送信息的功能。（翻译 薄锦）
积木式手机是幻想
拼插式设计能解决手机报废问题吗？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我们都知道，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循环机制并不健康。首先，这是一条让消费者为保持手中设备永不落伍而不断烧钱的不归路。其次，人们炫耀新设备的新性能的欲望永无止境，这导致电子产品的设计日益臃肿、繁复。最后，所有那些被我们报废、丢弃的数码产品，总得有一处“葬身之地”。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数据，仅在2010年，美国人丢弃的数码设备就达3.1亿件。这意味着要在垃圾掩埋区内填入总计180万吨有毒、不可生物降解的垃圾。
至少，还是有人对这一问题表示出了关心——准确地说，有近1,500万人。这是曾观看过YouTube上一部疯狂传播的视频“Phonebloks”的人数总和，视频宣扬了出自荷兰设计师戴夫·哈肯斯（Dave Hakkens）的一种手机新概念。
哈肯斯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来呼吁一种新型的手机，将各类模块化组件——摄像头、处理器、GPS模块、显示屏——像乐高积木一样拼插在一起。
他表示，该系统能让大家完美地打造出自己所要的手机。如果你习惯将资料存储在网上，那么你大可放弃存储模块，换成一块容量更大的电池。如果你是一位年龄较大的人士，那么完全可以取下摄像头，换成音量更大的扬声器。
总而言之，他声称，Phonebloks的概念能够显著减少电子垃圾。你再也不会每隔一年就丢掉一部手机，也许一生只需拥有一部手机，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设计，并不断再设计。如果其中的某个组件损坏或者报废了，你只要将这个组件取下来，重新换上一个新的就好。
显然，这一概念挠到了消费者的痒处。它承诺让消费者手中的数码产品始终都能跟上时代，却不必再心怀愧疚地弃旧换新。它还承诺帮消费者节省开销，并让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定制自己的专属手机。
这个概念只有一处硬伤——Phonebloks永远不可能实现。
第一个问题在于结构。如今的智能手机是小型化设计造就的奇迹。为了缩小尺寸、提升运行速度、延长电池续航时间，智能手机的所有组件都尽可能紧凑地排列在一起。以苹果公司的iPhone为例，其内存、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全都集成在一块芯片里。一部Phonebloks的这些组件之间则会留下巨大的空隙，这对续航时间、运行速度和整机尺寸都会造成致命的阻碍。
结构问题又会引发第二个问题：体积。史蒂夫·乔布斯拒绝在iPhone上使用可拆卸电池的理由就在于此。可拆卸电池必须封装在牢固且规整的空间内，以便用户可以进行安全的装卸。如果手机中的每一个组件都像电池那样，做成完全独立的密封模块，那你最后得到的会是一部十分方正、十分笨重而且十分庞大的手机。
第三个问题则是布局。智能手机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多种组件。天线放在哪里才能确保最好的信号接收效果？扬声器摆在哪里才能获得最佳的音质？现在的智能手机工程师们在组件布局问题上可谓绞尽脑汁。Phonebloks在模块排列问题上的自由发挥，则会让你在品质、便利性和速度上蒙受巨大损失。
第四个问题在于经济性。所有电信运营商们都乐于看到我们每隔一年就丢掉旧手机。事实上，让我们受制于一两年就换一次手机的服务合约，正是他们的商业模式。他们为什么要支持任何可能妨碍他们从“羊群”上薅羊毛的新趋势呢？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感。谁会去买视频中展现的那部体形庞大、四四方方、灰不溜秋、全直角设计的原型设备啊？
或许，你会赞赏Phonebloks的概念，希望拥有更多主导权，更大程度地节省开销，降低自己弃旧换新的罪恶感。不幸的是，为此你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你的手机会变得又大又沉、又慢又热、又难看又不经用。一些分析师甚至断言，如此反而会制造出更多的电子垃圾，因为消费者会更频繁地丢弃更多的模块。
关于废弃手机的问题，倒也有些好消息。各种迹象表明，智能手机已日趋成熟。每年面世的新型号，性能提升带给用户的惊喜感越来越少。如今，iPhone与三星手机之间决定性的差异，更多是来自它们各自所用的软件——而废弃的软件是不需要垃圾掩埋区来处理的。
即便如此，频繁更新换代和产生电子垃圾仍是两大令人头痛的问题，而Phonebloks绝不是一种有效的对策。不过，至少它让大众开始关注现有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循环机制，以及这种机制究竟糟糕到了怎样的地步。（翻译 薄锦）
科技公司，你还信吗
科技公司的允诺也许非常美好，可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会不会出卖我们呢？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2013年10月，电信运营商T-Mobile发布了一条震撼业界的消息：从即刻起，当你在美国境外使用T-Mobile的手机网络时，将会获得不限条数的免费短信和不限流量的免费网络。拨往任何国家的电话，均按每分钟20美分计费。
T-Mobile公司的新套餐改变了一切。它结束了出国就要把手机设成飞行模式，以免遭遇传说中的6,000美元天价账单的时代。我原以为，我的读者们一定都会欢欣雀跃，但是却有人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人数多得出乎我的意料。“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他们写道，“电信运营商已经欺骗我们很多年了。”
这并不是科技公司给出的允诺第一次遭遇用户的质疑。当苹果公司给iPhone 5S的“Home”键加入指纹扫描仪时，你大概以为大众的反应会是：“哇，那要比一天被迫输入50次密码快得多啦！”可事实上，大家的普遍反应却是：“哦，行啊。这下苹果公司就能把我的指纹交给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了。”
真的吗？你对首部配备了实用的指纹扫描仪的手机，就是这样的反应吗？
这倒也不是多么不合理的事。
在美国，科学技术一度受到大众的普遍尊崇。我们对第一台收音机、第一台笔记本电脑、第一台平板电视啧啧称奇。那时的科技公司都是蓝筹股。一名任职于IBM公司的男士简直就是大家心目中的金龟婿——受人尊敬、被人重视。我们为我们的科技实力和业内的龙头企业感到骄傲。
时至今日，事情却变得不那么简单。我们的科技公司正在面临信任危机。
这完全是这些年来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谷歌公司推出Gmail时，就考验了大家的隐私底线——为你推送与你的邮件内容有关的广告。尽管扫描你的邮件内容的是软件算法，而不是真人，但这似乎并没有让用户感到安心。
随后，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在你同步iPhone时，你的电脑会下载你手机上的地理位置变更记录，只要通过简单的指令，就可以访问相关数据（苹果公司很快修补了这一漏洞）。2010年，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在其电子阅读器Nook的产品说明中，标称的重量比实际重量低；2011年，又夸大了Nook的屏幕分辨率。于是一时间，就连产品的规格参数都变得不再可信。
接着又传来消息称，NSA通过微软、谷歌、Facebook、苹果等公司，收集用户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以及其他数据。这些公司承认，他们会配合美国政府偶尔提出的个人数据调用要求，但又坚称他们绝不会向NSA提供样本数量更大的数据。你觉得，他们的声明能让大众对这一消息多少放心一点儿吗？
当然不会。我们是人。我们会从现象中归纳规律。每一条新的头条报道，都会进一步瓦解我们对整个科技商业体系的信任。
当今时代，科技公司尽力尊重——或者起码会去迎合——大众的顾虑。比如，苹果公司在最新版的iPhone软件中，提供了一整套开关选项，数量之多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而每一个开关都对应着一款可能需要获取你的地理位置信息的应用程序。
可惜，这恐怕已经太晚了。这些公司的产品实在太复杂了。个人用户根本无从验证，软件的实际运行情况与我们所想的是否真的一致。我们怎么知道，iOS 7里的那些开关是不是真的生效了呢？
每当一家公司遭到曝光时，我们都只能假定，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些公司恐怕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获得我们的信任。
不过，这种“我再也不信他们了”的声音，我们听到得太多了，而且这也不是科技公司独享的“待遇”。曾几何时，我们不也一样学会了不再信任美国的政府、美国的警察、美国的医院、美国的报纸、美国的药物，还有——老天作证——美国的电话公司吗？
这实在不妙。猜疑意味着充满戒备的生活，意味着精神能量持续消耗，意味着安全感缺失以及幸福感下降。并且，当终于有一家科技公司传来真正的大好消息时，我们可能已经再也无法感受到那种单纯的喜悦了。（翻译 薄锦）
电子阅读器困难重重
电子书远未成熟到可以取代纸质书的程度。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2010年夏天，亚马逊公司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它销售的电子书数量首次超过了精装纸质书，而且这个势头一直延续下来。
现在看来，这条新闻还应该配上至少半页注脚：亚马逊提供的仅仅是电子书与精装书销售量的相对比例，而不是实际成交额；它也没有提到最畅销的电子书仅售10美元，相比之下，同一本书的精装本可以卖到25美元；亚马逊对占绝大部分销售量的平装书也只字未提。
从另一方面看，这条新闻似乎宣判了纸质书的死刑，我们文化的一缕灵魂也将随之而去。手捧厚实图书的满足感，翻过书页的乐趣，在地铁里吸引眼球的漂亮封面……这些都将不复存在。但是，现在为纸质书准备葬礼还为时过早，原因有三。
首先，人类总是低估实现想象中的技术所需的时间。2001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们仍不能像《2001：太空漫游》描写的那样轻而易举地在星际漫游。而按《终结者》的说法，政府的天网计算机早在13年前就应该接管我们的核武器了。如果要让《银翼杀手》里2019年的黑暗社会变成现实，我们还得大幅加快科学进步的步伐。
其次，当这些技术变革真的发生时，人们往往不会完全抛弃现有技术，而是让新旧技术并存。电视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消灭无线电广播，电子邮件也没能彻底取代书信，无纸化办公也许永远实现不了。基于同样的理由，电子书也无法完全取代纸质书。
最后，电子书还面临着第三个问题：电子书技术自身并不成熟。
如今在美国可以从各处买到电子阅读器，亚马逊、巴诺书店、索尼等。阅读器价格也经历了大跳水——2007年买一台Kindle要花400美元；而如今升级版的价格也比这低得多。
但是，阅读器的价格还是很高，你会因为它们丢了或者被偷而郁闷不已。它们还比纸质书脆弱得多。而且当电池耗尽时，你就会无书可读。
还有一个因素是，大多数电子阅读器采用了电子墨水屏幕（e-ink）。电子墨水看上去像是浅灰色纸上的黑色墨迹。它不需要背光，也不刺眼，甚至不需要关机，因为电子墨水只在翻页时耗电。电子墨水屏幕在翻页时会产生一个短暂的电荷力，把数百万小颗粒排列成字母的图案。这个图案会一直保持，取下电池也不会消失。
但是电子墨水的缺点是反应慢。屏幕在翻页的时候需要先擦除上一页的内容才能显示下一页，因此会产生恼人的“黑—白—黑”闪烁。在某些阅读器上，这会花掉整整一秒。要是你正读到这么结尾的一页，“他把引爆器从燃烧着的残骸中扯出来。现在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拯救人类了，那就是……”这种中断就令人抓狂了。
然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电子书自身。出版商坚持电子书必须具有防拷贝保护功能。可以想见，不同的公司会采用不同的防拷贝保护方案。这意味着你无法在巴诺书店的Nook阅读器上阅读Kindle电子书；也不能在iPad上阅读索尼阅读器格式的电子书。
今天我们可以阅读200年前的纸质书。但是在200年后，甚至仅仅20年后，能够阅读现在的电子书的概率几乎为零。
显然，你没办法把一本读过的电子书赠送给孩子，也没法送给朋友。你不可能转卖或者送出电子书。这种情况看上去并不合理，为什么不能像实体书那样把一本电子书传递下去呢？你一样为它付了钱，不是吗？
毫无疑问，电子书的销售量还会继续攀升。显示屏技术也会不断进步，价格也会越来越低。理论上，那些信奉勒德主义（勒德主义者：19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抗议资本家的人，现在引申为反对技术进步的人）的出版商们在防拷贝保护上也有可能放松限制。
在今天打出“纸质书已死”这样的标题，还为时过早。（翻译 王超）
密码无须处处有
在一个被各种荒唐的安全政策所淹没的世界里，很高兴还能看到几座理智的岛屿。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安全很重要，但搞清楚安全的动机并在安全性与便利性之间做出取舍也同等重要。
大家好像都没怎么琢磨过密码这东西。毕竟，密码的用途挺显而易见的，不是吗？你需要给银行账户设个密码，好让别人用不了你的钱。你需要给电子邮箱设个密码，好让无关人士无从获知你的内部资讯。
不过让我惊诧的是：女儿告诉我，她们学校刚制定了一项新的安全措施。该校学生今后所设的密码，最短必须为8个字符，其中必须同时包含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且不得出现任何一个英语单词的拼写组合。系统还要求学生每30天就得重设一组新密码。
你能猜到这组密码是用来保护什么内容的吗？给小学五年级学生下载家庭作业的网页。
没错。以上所有的不便和麻烦，都是为了确保学生们这星期的阅读书目不会被某个变态狂看见。
接着是我最近合作过的一家影视制作公司，他们雇用了一名新的技术人员。此人入职后干的头一件事，就是声称公司的现有网络并不安全。他规定今后将不再由公司员工自行设定密码，而是由他提供。新密码长达12个字符，由英文字母随机组合而成，并且每个月都要更换。他还屏蔽了聊天软件、电邮附件和YouTube。
那么这家制作公司变得更安全了吗？这还真不好说。他们还没碰到过任何黑客入侵事件——当然，在这以前他们也从来没碰到过。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如今，他们的员工都在手机上看YouTube网站的影片，用Gmail获取附件，在即时贴上记下自己那串背都没法背的密码并贴到电脑显示器上。劳苦功高啊，安全哥。
当然，我要说的是：安全很重要，但搞清楚安全的动机并在安全性与便利性之间做出取舍也同等重要。那些无关紧要、不具危害性的单位机构，有时被当成诺克斯堡（美国的国家金库所在地）一样严防死守，到头来挨整的不是别人，反而是他们的合法用户。而另外那些单位机构，像索尼、花旗银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又显然防范得不够（就在2011年春天，这几家的计算机系统都遭到了非法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