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依靠天然优势便足以打造出一座大城市了。当时的城市往往建在河川交汇处，或沿着风平浪静的海湾铺开，以便通过辽阔的大洋发展商业与贸易。但那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美国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它那吸引全球各地精英人士纷至沓来的几大特色元素：自由、多元、包容以及活力。
纽约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是因为纽约人敢想敢干。如今我们再次高瞻远瞩，推出了一项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它完全可以跻身于纽约市漫长历史中最具潜力的经济发展工程之列。
2011年夏天，我们面向大学发布了一项招标计划，准备拿出纽约市的黄金地段外加1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升级配套资金来换取它们的一项承诺——在纽约市打造或扩建一座具有世界水平的科技与工程园区。
这并不是政府首次出让土地并提供资金促进大学发展。1862年，美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旨在创建新大学的土地出让政策。当时林肯总统和美国国会正想方设法促进农业和工程等领域中革新与专业知识的发展，因为他们深知这几个领域对于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以及其他许多一流大学均是土地出让政策的产物，而这些大学所带来的，则是助推美国发展成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众多工程发现。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纽约一直是美国和世界的技术之都。1806年，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建造了第一艘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轮船，从而开创了让未来若干代无数纽约人能够找到饭碗的海运行业。富尔顿、莫尔斯、辉瑞、贝尔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发现和革新推动了众多产业的发展，为一代又一代的纽约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纽约之所以成为美国的经济火车头，是因为纽约的创业者最富有革新精神，他们的创意和投资把纽约市打造成了称雄全球的技术中坚。
然而，尽管拥有革新的传统，纽约仍与大多数美国城市一样，在国民经济出现根本变化之际不得不奋力苦斗。面对延续数十年之久且曾一度危及美国城市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向，我们的建议就是，开展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尝试，即通过增强纽约的应用科学实力来抵消此动向的不利影响。
1966年到2001年间，纽约市制造业的工作职位由80万个萎缩到15万个。约4/5的职位不复存在，其中大多数是不需要高等教育的中级职位。纽约市的形势比美国全国总体状况要好很多，但纽约的经济走向却越来越多地要看华尔街是狂涨还是暴跌。
我在2002年就任纽约市长之际，即承诺要推动纽约经济走向多元化，而当2008年市场遭遇雪崩时，我们决定大幅加强对这一方针的投入力度。我们与经济界各大行业的业界领袖会晤，以了解我们还可以采取些什么措施来提供帮助。我们调查了企业老总、实业家、大学校长及其他一些大老板，看看他们最需要什么，而我们听到的则是几乎千篇一律的同一个调子：技术实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纽约的技术力量恰恰不够。
过去几十年，波士顿和硅谷等地先后超越纽约，成为美国的革新中枢。不过，这一趋势现在已开始扭转过来。2010年纽约力压波士顿，成为美国高科技新兴企业获得风险资本融资第二多的城市，仅次于硅谷。而波士顿之所以历来位居纽约之前，主要就是因为它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科研单位，特别是麻省理工学院。该学院每年都推出大量技术研发成果，催生了众多的新兴高科技企业。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们创办的那些生机勃勃的企业，年营收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几乎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巴西的GDP不相上下。
我们估计，在纽约市新建一个应用科技园区，开园后头30年内即可培育出约400家新兴企业，创造7,000多个建筑业工作岗位和22,000多个固定职位。纽约市出台这样一项重大的应用科技与工程发展政策，将有助于确保该市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稳居美国革新型经济增长的前列。（翻译 郭凯声）
未来是傻瓜的
未来科技预言家守则二三条。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身为一名科技领域的专栏作者，老是会被人问到未来的科技趋势。好吧，谁不想知道未来都有些什么呢？不过要是让我预言一下政治形势或专业垂钓大赛，我应该会更有把握一些吧。因为再没有哪个领域能比消费科技的更新换代更快，更变幻莫测了。
任何一个试图趟科技预言这道浑水的家伙，到头来的下场都难免被贻笑大方。你肯定曾在电子邮件里看到过不少类似如下的言论：“我认为计算机的全球市场总量也就五台左右，”IBM总裁在1943年如是说。“电话这种设备的缺点太多，很难真正将它视为一种通信工具，”美国西联电报公司1876年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如此记载。“什么人会想要有声电影啊？”这是哈利·华纳（Harry M. Warner，那对华纳兄弟之一）在1927年的诘问。
倒不是任何形式的预言都会令你身陷窘境。预言某样事物无从实现或者全无前途时，才会危机四伏，这一类的预测可能会凸显你的鼠目寸光。
大体而言，更为保险的做法是预言将会有哪些事物出现。若是言中，便能彰显你的英明睿智。就拿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来说，他就曾在作品和创作里描写过“电动潜水艇”、“电视新闻”、“太阳能帆船”、“可视电话机”（视频通信）、“天空广告”（空中文字）以及“电子制伏装置”（电击枪）。类似的还有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笔下的“新闻垫”（iPad）、雷·布雷德伯里（Ray Bradbury）笔下的“海螺状无线收音机”（入耳式耳机）、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笔下的“便携式计算器”，以及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安保摄像机”。若你预言落空，又有谁能说你什么不是呢？毕竟，如果你预言的是某种仍未实现的事物，你永远都可以用“暂时”二字搪塞过去。
所以说，预测科技走向的守则之一就是：预言哪些事物可能实现，而不是不会出现。例如，黑白格式总会向彩色演进——照片、电视、电影。因此若在1970年，你大可胸有成竹地预言彩色报纸的普及。
守则二为：历史总在重演。经验表明，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总有某些趋势不可避免。模拟格式总会数字化——音频、视频、照片都将如此。因此在1990年，你尽可高枕无忧地预言数字电视与电子阅读器的春天。众所周知，互联网正日益普及，可接入网络的小型电子设备也多了起来。因此，你大可安心描绘一番汽车、厨房电器、服装等当前并未接入网络的物品普遍入网的未来景象。
若你非要预言某些事物的消失不可，那就紧跟住大势所趋的方向来推断吧。看看近年的大学生们都是怎么生活的，并假定他们就是未来的主流。他们不订报纸、不装座机、录影时不用摄像机而用相机甚至手机，影片全靠下载。他们期望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歌曲、书籍、杂志、报纸、电视节目、电影——你的预言若与大流背道而驰，可就蠢到家了。
不过要是具体到产品呢？有没有办法预知我们到了2020年都会在身上带着什么？有没有人能预见哪些产品会成为下一个iPhone、iPad或Wi-Fi ？恐怕没有。否则，就不会有电子产品公司推出微软Zune、黑莓PlayBook、铱星卫星电话这类败笔之作了。
话说回来，幸亏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科技——这意味着我们会继续摸索。无从得知某样事物是成是败，我们才会不断创新。艾伦·凯伊（Alan Kay，他在1968年提出便携式计算机的概念）说得好：“预测未来的最佳途径，就是把它创造出来。”（翻译 薄锦）
科技产品的繁冗之痛
砍除多余的操作步骤，让购物、投票、减肥变得更轻松。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2011年，在纽约城最大的那家苹果旗舰店，我想给儿子买个iPod touch的套子——可那天是12月23日，店里的人接踵摩肩，拥挤得很，我觉得沙丁鱼的处境都比我强。幸好，我知晓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窍门：可以从货架上直接抓下想要的商品，用自己的iPhone扫描一下，然后走人。这要感谢免费的苹果应用，让我没必要排队干等，甚至不用跟店员打交道。消费账单会直接开给我的苹果账号。从进店到出店只用了两分钟时间。换言之，苹果在消除阻力方面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一点上，苹果自己与它的顾客同等受益。
阻力就是种麻烦、步骤、流程。并且，在这个日益技术化的世界里，竟然仍然存在着数量惊人的公式化操作——逆向考量的实例则少之又少。我们强调的是价位、容量、处理器的运算速度，而不是美观、优雅和低阻力。
为什么有些商店还在要求我们签信用卡的小票？并没有哪条法律或者银行条款强制要求顾客签名。这道阻力原本是基于安全性的考量——可你上一次看到柜员比对小票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是什么时候的事？
为什么在今时今日，我们还要在网络表格内输入自己地址和信用卡的具体信息，填上一遍又一遍？苹果、亚马逊等公司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低阻力意味着更高的销量。苹果设计了自己的应用，亚马逊设计了一键购买的程序，当看到一样想要的东西时，不用输入任何额外的信息，点击一下，你就买好了。
任何一个网站，若是要你填写表格、接收确认邮件、通过某种测试证实你是个活人，都是在增加阻力——进而流失销量。坐在电脑前，我们所有人，或快或慢，到头来要么有话想说，要么有东西想买，期间不知道要迈过多少道心理上的坎儿，然后又打起退堂鼓：“唉，还是算了——不值得。”
实际上，低阻力不光意味着销量的增加，它还能够促进你想要提倡的行为。比如说，投票的权利。
用来预估个体投票可能性的公式，大体上类似于PB+D>C，其中P是一个人的选票能够影响到投票结果的概率，B是他在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胜出时能够享有的收益，D是他通过投票这一行为所获得的满足感，C则是阻力——整个投票操作的繁琐度，包括登记选民身份、找到投票地点、排队等候投票……显然，减少这一过程中的阻力，将会提高参加投票的人数。
假想我们可以在线注册、在线投票——或者只要在一款手机应用中轻点几下就能完成投票。参与投票的人数很可能就会扶摇直上。而这将会创造出具有实质意义的民主。（对幕后操作的畏惧，可以说是我们尚未实现真正民主的缘由所在，但只要确实有心，我们就能做到。）
这或许也可以用在人们所关心的肥胖问题上。我们几乎试尽了太阳底下的各种对策——唯独没试过减少阻力。要买咖啡，在星巴克的应用程序上点一下就行。健康食品何不也来效仿一下？只要相关应用上的一个动作，就能从大量增设的自动贩卖机或是特定的菜市场里买到苹果、香蕉、胡萝卜，不行吗？眼下追求合理饮食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仍然多过选择垃圾饮食。只要改变一下这其中的阻力系数，就能够扭转形势。
下次要去买数码相机的时候，就别问它像素多少了，还是问问手动调焦需要多少个步骤吧。买笔记本的时候，别光看它的屏幕尺寸，还要留意一下，需要技术支援时需要按多少下电话按键。买手机的时候，看看要用电子邮件发张照片，需要触击屏幕多少次。而你若是位居谈判席的另一端——身为供销方——不要光想着怎么吸引客流，还要弄清楚，如何消除你为顾客施加的阻力。（翻译 薄锦）
对苹果设计说不
数码设计何必非要照搬实体世界呢？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2012年秋天，苹果公司解雇了高管斯科特·福斯特（Scott Forstall），他曾经被许多人视为乔布斯的接班人。福斯特的离职引发了一番热议，讨论的重点是此前他所力挺的一种令人费解的设计理念——“拟物主义”（skeuomorphism）。
实体世界所用的拟物设计，是将传统产品中的某项功能性元素转化为一种装饰性元素。诸如数码相机模仿出的快门声，电子吊灯呈现出的烛光效果，人造革表皮上的褶皱感等。
软件世界里的拟物设计则满目皆是。电脑桌面上的文件夹图标就像是现实中的档案夹，回收站类似现实中的废纸篓，保存按钮也一如现实中的计算机软盘。
这些造型并不具备任何技术上的功用。不过软件上的拟物设计自有其人性化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为了促进电脑在大众中的普及，苹果和微软的设计师在设计用于电脑屏幕显示的图标时，选择了现实中的实物造型，以便直观地传达出图标所代表的含义。乔布斯本人正是这种拟物设计的坚定支持者之一。起初，这种设计在促进图形用户界面（GUI）的推广上，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时至今日，人们逐渐对拟物设计感到厌倦，有些人认为，苹果在拟物主义的运用上走得太远了。浏览一本苹果电子书，“书页”会在翻动的过程中微微卷起，甚至能让你看到书页背面影影绰绰的文字。苹果的“联系人”（contacts），设计得就像一本真的通讯册，连各“页面”间“装订处”的“装订线”也没有落下。“游戏中心”（game center）的背景仿佛一块绿色的毛毡，就像拉斯维加斯的赌桌上所铺的那种。最多此一举的设计，大概还要数“日历”（calendar）上方“装订处”的若干碎纸茬——这是在模仿前一张日历页被撕掉后的样子。
一方面，评论家们认为，这些细节设计已经不再具有帮助新手了解软件功能的意义。没有那些有碍观瞻的碎纸茬，你照样能明白自己用的是一款日历程序。书页卷动的动画效果，不过是一种卖弄，可是却会拖慢翻页的速度。另一方面，盲目依赖实物视觉隐喻（real-world visual metaphors）这一理念，还可能会扼杀那些更有创意、更省空间、更直观的设计。
有时候，苹果在设计上所模仿的实物原型，对现代人而言简直毫无意义。年轻一代中，有几个人用过罗乐德斯名片管理器（Rolodex）？苹果新上线的iPhone版“播客”（Podcast），主体设计元素是一台盘式磁带录音机（reel-to-reel tape），这项技术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被淘汰。
微软最新的几款操作系统，比如Windows Phone，则完全奔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些新系统的界面，全部采用了数码风格的设计，与实体世界没有丝毫交集。微软的设计师坦言，“现在是2013年了，我们用不着靠模仿原木和绿毛毡的设计来表达软件的功能。”
可能会有不少苹果设计师辩称：帮助新用户辨别软件的功能并不是拟物设计的唯一目的。他们可能会说，这种对实物细腻逼真的模仿，视觉效果很酷。没错，这不正是卖弄么，尽管这样做有时候可以让用户使用程序感觉更舒服。事实上，对拟物设计提出抱怨的人，很多也是设计师。他们认为，过度追求拟物主义的设计师，并没有倾听真正购买产品的广大用户是怎么抱怨那些小小的订书钉造型的。
不管怎样，苹果大名鼎鼎的首席硬件设计师乔纳森·艾维（Jony Ive）现在也开始负责软件的设计了，而他在这方面并不是拟物主义的拥趸。能在iPhone应用程序中看到模仿原木、拉丝金属、缀有针脚的皮革制品等拟物效果的时日，可能已经屈指可数了。
这没什么不好。在软件的世界，拟物主义只要使用得当，仍有其用武之地：它可以让你在最初接触一款新软件时感到轻松，而且，利用简单的视觉隐喻也可以传达出软件的用途（比如，拍照应用程序的图标永远都是一部相机）。任何设计理念都不能滥用，拟物主义也一样。一旦拟物设计妨害了软件的用户体验，就该有人站出来，对它说“不”。（翻译 薄锦）
作死的电子产品升级
电子产品往往在买回来一周就过时了，这真的是他们无法避免的宿命吗？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你会多久才买一辆新车？多久买一套新房子、新沙发、新雨衣、新冰箱？又或者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时至今日，你又会多久买一部新手机呢？
显然，在科技相关的产业领域，产品的迭代周期所扮演的角色，远比在其他消费类产品领域里重要得多。大部分人都不会觉得，开着一辆2009年产的丰田凯美瑞，或者把食物储藏在2002年产（甚至是1992年产）的冰箱里，是件多么丢脸的事。但是，如果你随身携带的是一部4年以前生产的iPhone，却会觉得在别人眼中会变成“山顶洞人”。
不用说，各大科技公司自然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对此善加利用。软件公司差不多每年都会炮制出新版软件，比如Microsoft Office或Intuit Quickens（一款个人财务管理软件），坐等消费者在生怕自己落伍的攀比心理驱使下乖乖地升级。威讯无线公司（Verizon Wireless，美国的一家移动网络运营商）的营销平台已经正式撤下了“两年换新机”优惠计划（New Every Two），但是美国人仍然会平均每22个月就买回一部新手机。另外两大运营商AT&T和T-Mobile则刚刚推出了新的套餐，鼓励用户至少每年都换一部手机。
我们大可把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归为一丘之貉，尽情嘲讽他们的操控之举，指责他们一手策划的“计划报废”（planned obsolescence，指为增加销量而故意制造不耐用的商品）。
就拿苹果公司（Apple）来说。iPad自面市以来，一直是平板电脑中销量最好的产品。我们每年都会翘首期盼一台经过改良、性能提升的新款iPad——而这也为苹果公司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要如何才能做到每年都对产品有所改良，特别是当这款产品最大的吸引力之一恰恰是它的简洁性时？
苹果公司为2012年上半年发布的iPad 3添加了显示效果极其锐利的高分辨率“视网膜屏”——也就是2010年所发布的iPhone 4所用的屏幕。那么，2012年下半年面市的新产品iPad mini，用的又是什么屏幕呢？答案还是老式的液晶屏，而非“视网膜”屏。在很多人看来，苹果公司这是故意留了一手，好在下次升级时还有料可用。
就整个行业而言，我们很难界定“计划报废”有哪些明显的模式。特别是在手机和平板电脑这两大领域，市场竞争是如此激烈，以至于制造商们根本没有余力玩什么“留一手”的游戏。每当一项新技术准备就绪时（有时甚至是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制造商们便会立刻将其投入使用，并且开始推广。你很难想象三星公司（Samsung）或微软公司（Microsoft）——两者都在拼尽全力地与苹果公司竞争——会说：“这个特性真是棒极了，让我们把它留到明年再用吧。”
如果再想一想其他种类的数码产品，你还是会看到一些更令人安慰的消息。个人电脑的迭代周期曾经也类似于“两年换新机”，但是如今，在我们更换自己的苹果电脑和个人电脑之前，它们一般都已经工作了五六年的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平板电脑的兴起，还有部分原因是个人电脑已经没有什么创新了。
最后，别忘了这一点：我们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只等科技公司一声令下，就会温驯地掏出腰包。只要你原有的电子产品在运行所需软件时速度依然够快，你完全可以拒绝新款产品的诱惑；促使你作出升级决定的，应该是电子产品本身的实用性，而非唯恐落于人后的攀比心理。
斟酌一下，2013年的新款产品所提供的新特性，是否真的值得你升级。有的新产品会让你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节省你的时间，比如，升级到一部网络连接速度快得多也稳定得多的4G LTE手机。至于其他的，就像三星Galaxy S手机上一些“花拳绣腿”的特性，并不比一款不完善的演示版软件更有用，比如语音翻译应用。
没错，技术升级的引擎——尤其是在手机和平板电脑领域——的确要比消费电子产品的其他领域运转得更快、更狂热。但消费市场并不是类似于“我们是任人摆布的棋子，而他们是主宰我们命运的领主”这么简单。消费电子产品的迭代周期受某些更重要因素的主导——技术进步，各类数码产品的新兴与衰亡，还有我们自身追求新事物的欲望。一句话，有条件升级并不意味着你就非升级不可。（翻译 薄锦）
科技信徒背后
消费电子产品政治。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我做消费科技评论员已有10多年了。这些年来，恐吓信已经成了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早些年，我觉得我能够理解恐吓信的出现。回想起来，当时的恐吓信全是围绕着微软与苹果之争。人们纷纷站队的原因不难理解：处于弱势的苹果正在挑战微软这个已经站稳脚跟的巨人。选择其中一方来支持，是件蛮有乐趣的事。
然而在今天，科技界中出现了信徒派与抵制派，他们随时准备攻击每一种可能出现的立场——所谓“立场”，自然就是指“公司或产品”。提到几乎任何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比如iPhone、Android、Kindle、佳能、尼康、谷歌、Facebook，当然，还有苹果跟微软，都会刺到某人的痛处。
我们谈论的不是彬彬有礼的争论，而是谩骂、挑衅、暴怒，特征集所有现代打压手段之大成（暗讽对方脑残的后缀“-tard”随处可见），全都是针对消费电子产品的敌对性言论。
在科技大会上，我们这些专栏撰稿人总会互相比较各自收到的恐吓信中的敌意字句。不管你觉得自己的看法有多公正，总会有人向你发难。
2010年苹果推出iPad时，我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在《纽约时报》的同一篇专栏文章内表述了立场相反的两种评论。半篇是写给信徒派看的——全是正面言论；半篇是写给抵制派的——全是负面言论。我心想，这样肯定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不可思议的是，这一伎俩没讨好到任何一方。苹果黑在博客中大肆批判我写给iPad的“情书”；苹果粉则为我笔下的“恶意中伤”暴跳如雷。双方都无视了我的另外半篇评论！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的我正是见证了一种已经得到充分证实的认知偏差现象：敌意媒体效应。这种现象是指，当人们对某事物持有鲜明论点时，相关内容的媒体报道，不论报道本身如何中立，在他们看来都会倾向于与他们观点相对立的一方。不过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政治领域，而非电子产品领域。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消费电子产品的品牌事实上已经开始具有了政治性。
这是怎么回事？上帝啊，为了选个手机，人们为何把自己搞得暴躁异常？
首先，科技公司在这些年里，非常注重将自家产品与风格、形象联结在一起。那些五颜六色、满是剪影舞动的iPod广告从来不会提及任何一项性能，只是宣扬它会让你显得有多新潮。广告似乎在暗示“不买你就没有身价”——于是突然之间，如果有人轻慢你用的电子产品，就是在轻慢你这个人。
其次，消费电子产品都很昂贵，而且很快就会过时。你等于是在投资你的消费优越感。人们看到你用某件产品，就会对你的选择加以评判——因此你就要捍卫你的选择。侮辱我用的产品？那就是在侮辱我本人。
当年的苹果弱势现象也仍在上演——只不过情况现在已经反过来了。苹果如今已是音乐播放器、平板电脑以及应用类手机领域内的霸主。忘了苹果在1997年鼓励我们要“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的那些广告吧。在今天，如果你买苹果的产品，那你可不是什么打破传统的人，而是随大流者。那些一度因苹果身居弱势而支持它的人，如今则会抵制它。
基于同样的道理，Facebook与谷歌由于自身的发展壮大与日渐繁荣，也招来了针对他们的抵制性群体。规模与成功，自然会招致猜疑与讥讽。
可为何是消费电子产品？在服饰店、保险公司和银行等竞争激烈行业的顾客当中，你不会遭遇偏激至如此程度的派系歧视，而那些企业同样都是些大公司呀。而且为何是如今？我的意思是，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不会为了他们在烤箱上的不同选择而怒斥谩骂，或者80年代的小帮派们不会为了发胶的牌子而展开群殴吧。答案很简单，因为互联网效应。会将自我价值建立在自身所用消费电子产品上的那类人，恰恰就是那些生活在互联网世界中的人，而网络世界里的礼仪标准跟现实世界是大相径庭的。在网上，你是匿名的，所以你感受不到与你亲身面对他人时同等程度的冲动自制。
那么这场电子产品大战还有没有和解的希望？答案是没有。只要在网上还是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只要那些消费电子产品公司还是会每半年就推出一个新型号，只要他们的营销机器仍在促使我们相信我们的自我价值全取决于我们携带的产品品牌，就不会有任何希望。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你就是“脑残”（-tard）一个。（翻译 薄锦）
消费电子废品
新买的电子产品很快就会过时，但别直接丢入垃圾箱里。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公众总是时不时地发难，要求某一产业提升环保水平。于是，在汽车领域，现在有各种混合动力车、电动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售。饮料企业在生产瓶子时，塑料的用量也远远少于当年。在数项新法规的震慑下，可形成酸雨的化学物质排放量较1980年已经减少了76％。
然而，偏偏有项产业仍在不断地为环境增加沉重的负担，只因它毫无这方面的公众压力。那就是消费电子业。
你知道人们每年都会消费数十亿部手机吗？还有上亿部的相机，以及数不尽的笔记本电脑、游戏机、电视机和音乐播放器，那些被我们淘汰的旧产品，大多就此葬身于垃圾场内。美国环保局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在2007年总共扔掉了重达225万吨的电子产品，其中82％都被送进了垃圾填埋场。这可是一大堆你绝对不想让它们渗入供水系统的毒性化学物质和有害金属。
那公众抗议的声音呢？那些公益广告、游说者、高涨的全民意识，都去哪里了？它们变得悄无声息的原因很简单，消费电子业的商业模式中最为核心的“即用即抛性”对相关群体中的任何一方都有着莫大的诱惑力。
把你的旧汽车、旧衣服、旧婴儿用品、旧家具送人或是卖掉，都是件很容易的事；在你用过之后，它们仍可能保留着使用价值。但电子产品呢？恐怕就没多大用了。谁会想要你用了5年的老手机、黑白屏的iPod以及20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啊？
美国电信运营商Verizon为手机提供免费升级的活动，名为“两年换新机”（New Every Two，即每两年便可免费换一部新款手机）。该活动前不久宣告终止，但这足以让人看清美国人对最潮的电子产品的追捧。大多数人都会因仍用着3年前的手机、相机、音乐播放器或笔记本电脑而窘迫不安。他们发现，最新的电子产品更美观、更快速，也让他们显得更酷。转念间作出决定：是时候换个新型号了。
这就是消费电子业的商业模式，而且出奇有效。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商，都从未想要改变。厂商不会有缩减款式的打算，消费者也不希望它们那么做。那该不该让大家痛改前非，振臂高呼“停止对消费电子产品的改进”或者“放慢前进脚步”呢？
不。最实际的做法是不干涉它们的商业模式，而是在两大阵线上与它造成的浪费性后果作斗争。首先，我们可以向电子厂商施压，促使他们降低产品的有害程度。有些以前从来没人在意的因素（牛奶的激素含量、汽车的油耗），如今已成为营销的重点所在。电子厂商又为什么不能在广告里标榜一下能源效率、无毒成分与最简包装呢？
苹果就是这么做的。公司网站上的环境影响报告中（www.apple.com/environment/reports）明确记录了苹果每一款产品对温室效应的影响，不仅包括用户使用期间的数据，甚至还涵盖产品制造以及回收再利用的阶段。苹果也大力标榜公司简洁的产品包装、具回收价值的材料（如铝）以及无毒化学成分。这种以环保措施为卖点的做法，其他厂商没有理由不去效法。
其次，消费者在弃用原有电子产品之后，应该考虑再利用。如果成色尚新，你可以卖掉它们——放到eBay上，或是交给Gazelle.com等二手商务网站。它们会给你一个邮递包装箱，买下你不要的产品，然后转售或回收。
如果你的废弃品实在老旧得没法出售，还可以把它们送到Best Buy、Target或者Radio Shack。这3家企业的零售店均受理各式电脑、GPS、电视、打印机、显示器、电线电缆、手机、遥控器、耳机等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你还可以因此享受到购买店内新品时的折扣，或是获赠代金券。
谁都不会每隔一年就去买台新冰箱或闹钟，因为这类产品的功能业已成熟。同样的情形也可能发生在手机、相机等产品上；如今人们使用一台电脑的年限，就已经比10年前更长了。
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就可以着手改善局面，也不用让谁做出多大牺牲。促使厂商在环保方面努力，也敦促消费者把废旧电子产品送到Best Buy或者Radio Shack。为世界做点这样的善事，再简单不过。（翻译 薄锦）
电子产品败笔何在
消费电子行业最惨痛的几次失败所带来的教训。
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老人们常说，你能从失败中学到的要比从成功中学到的多。好吧，倘若此言不虚，那么消费电子行业现在也该拿到硕士学位了吧。苹果与摩托罗拉当年推出的第一款iTunes手机ROKR E1，竟很傻很天真地将曲库容量上限设为100首。当年的谷歌Wave，则是款混乱且复杂无比的网络软件。还有智能手机KIN，耗费了微软数年时光与近10亿美元资金，但面世仅仅两个月就退出了市场。（我倒不是存心拿微软说事儿，不过大家别忘了，该公司还出过无线手表SPOT、无线显示器Smart Display和无线音乐播放器Zune。事实上，除了Xbox和一些PC外设，微软还成功地推出过什么新硬件吗？）
每当好莱坞发现某部杀青影片拍得太烂，就会把它就此封存，从而省下数百万美元的宣传发行费用。科技业为什么不学学这招？难道这些公司并没有意识到自家的产品会全军覆没？
这似乎很难让人相信。随便找个人都能看出这是些败笔之作，有些甚至听听介绍就知道。（“等等，微软在卖一款手表，每月要交10美元服务费，两天就得充一次电，如果不在你所属服务区内就功能全废？你是开玩笑的吧？”）
聪明的公司应该对业内前辈败走商界的事故现场加以检视，了解一下其中的成因。例如：升级悖论。硬件与软件这两大行业采用的都是同一种商业模式：每年推出一个功能更多的新版本。这种做法一开始很有效。每当新品推出，我们这些用户就会兴高采烈地升级到最新版。科技公司则留住了回头客。然而，一味地堆砌新功能，到头来并不会提升产品，反而会损害它。正如史蒂夫·乔布斯说过的：真正的艺术是知道该去除什么，而不是添加什么。
好设计难求。我们的科技产品受限于相互冲突的设计诉求。我们希望自己的电器小巧便携，但又想要大屏幕和键盘。我们希望自己的设备既物美又价廉。我们希望它们性能卓越又能持久续航，功能丰富又简单易用。要找到一个能在以上所有要求间达到精妙平衡的设计，难度可想而知。
开发进度压力。开发进度滞后的产品远远多于进度超前的产品。与此同时，投资者却想尽快收到回报。这便导致新产品面临严峻的面世压力——尤其是要抢在节假日上市——纵使大家明知产品还不够成熟。这就是黑莓第一款触摸屏手机Blackberry Storm的悲惨命运。它最早的版本问题多多，虎头蛇尾，以至于沦为网络上的笑柄。
先推再补症候群。科技企业似乎认为，大可先推出一款开发不足的产品（尤其是软件和网站），任它漏洞百出、设计拙劣，只要后来针对这些缺陷进行修复就行。“不过是款软件而已，”他们会说，“就让我们的第一批用户做小白鼠吧。”
这算不错了——除非你的产品实在糟糕透顶，根本撑不到下一个版本的出现。当心落得跟《御用杀手：踏上征途》（Remo Williams: The Adventure Begins）一样的下场——这部电影拍得太烂，那位杀手的征途再也没能继续下去。
百老汇没落效应。我曾在百老汇干过10年的音乐剧指挥兼编曲，许多作品都无人问津（希望这不是因为有我参与的缘故）。剧组里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自己参与的这部作品注定不会卖座。但从来没有人会说出口。大家只是来上岗做工的，老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拿钱做事。如果我们跑去跟老板说，皇帝身上没穿衣服，那一定是脑子进水了。
就算技术开发团队知道自己的产品是滩烂泥，也不可能道破实情——反倒有很多动机让大家低头不语，眼睁睁地看着它走向败局。
所以，没错，消费电子败笔之作的成因各式各样。有意思的是，问题出在技术本身的时候实在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在于简单的人性。（翻译 薄锦）
“大数据”需要“大理论”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掌握有关复杂性的普遍规律，来解决一些看起来难以应对的问题。
撰文 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
随着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日益复杂，并且事物相互间的关联性日益增强，我们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似乎已开始变得难以应付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解决金融市场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预测能源供应和需求量的变化趋势？气候变化将如何发展，其结果如何？我们该如何应对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们解决上述问题的传统方法往往是定性的和非系统性的，这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为了给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提供科学严谨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对复杂性（complexity）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
复杂性意味着什么呢？当一个系统存在着许多部分，这些部分能以各种不同方式相互影响，以至整个系统表现出了生命的特征时，复杂性便开始起作用：这个系统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使自己继续存在下去。这个系统还可能产生一些突然的和似乎无法预计的变化——市场崩溃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一个或多个发展趋势会通过一种“正反馈回路”强化其他一些发展趋势，使事态迅速失控并超越临界点，一旦超越临界点，系统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使“复杂系统”如此令人头疼的是，它们的共同特点无法轻易地根据其基本组成部分加以预测：其系统整体大于，并常常明显不同于其各部分之和。一座城市系统远远大于其建筑物和居民的总和。我们的身体系统大于我们的全部细胞之和。这种特性被称为突发性行为（emergent behavior），它是社会经济、金融市场、城市社区、公司企业、生物体、互联网、星系和卫生保健系统的固有特性。
现在，我们正看到，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复杂性日益增加，而数字革命正使这一切进一步加剧。但是，数字技术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机会。无处不在的手机和电子交易，使用越来越广泛的个人医疗诊测技术，以及电子化的“智能城市”，都已经在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数据。随着新型计算工具和技术的应用，对大型的、相互关联的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整理汇总的工作能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公司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已开始使用大规模的模拟技术和模型，对很多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包括一个社会怎样才会开始互助合作、促进创新发展的条件以及冲突蔓延和发展的过程等。
而麻烦在于，我们没有一个解决复杂性问题的统一概念框架。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何种数据、需要多少数据以及我们应该去解决哪些关键问题。“大数据”（big data）没有一个“大理论”（big theory）伴随，会失去其效力和实用性，有可能产生一些新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当工业时代以多种形式——蒸汽、化学能、机械能等——将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能源上时，热力学的普遍规律便应运而生。我们现在必须问一问，我们的时代能否产生一种复杂性的普遍规律，将能源与信息融合在一起？各种事物有极大的多样性，历史有偶然性，而金融市场、人口、生态系统、战争和冲突、流行病和癌症之间还有关联性，超越这一切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原则上说，对复杂系统进行总体预测的数学框架，应该能将任何一个复杂系统的动力学和组织结构纳入一个可量化计算的框架中。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对复杂系统作出详细预测，但是我们却能对复杂系统给出粗略的描述，从而对其基本特征进行量化预测。我们无法预测下一次金融危机将在何时发生，但是我们应该可以预测，在未来几年内发生一次金融危机的概率。该研究领域处于对科学各学科广泛综合的范畴之中，有助于扭转目前的科学研究朝着分散细化和专业化发展的趋势。此外，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正在使科研工作朝着这样一个方向摸索前进，即在一个更加统一的、整体的框架内解决社会重大问题。人类事业的未来很可能就依赖于这一研究。（翻译 詹浩）
“好莱坞”范儿的制造业
随着3D打印的普及，在不远的将来，制造业将像电影业一样，需要“好莱坞”范儿的团队和工作流程。
撰文 J·P·兰加斯瓦米（J. P. Rangaswa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