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说法对你而言大概是一道晴天霹雳，但接下来或许就会觉得好玩，这个说法就是：“汤在1953年达到了鼎盛时期。”如果你不久前刚刚品尝过一碗美味的培根豆子汤，你一定会觉得这是胡说八道。这句话是英国科学记者亚当·拉瑟福德（Adam Rutherford）在《创造：科学是如何重塑生命的》（Creation: How Science Is Reinventing Life Itself）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仔细一读才知道拉瑟福德笔下的“汤”是所谓的“原始汤”（prebiotic soup），提出这个名词的是另外一位英国名人——进化生物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原始汤”指的是一个“池塘”，这个“池塘”含有足够丰富的化学成分来满足初始细胞的形成条件。
然后，在1953年，美国化学家斯坦利·米勒（Stanley Miller）制造出了前文所说的“汤的鼎盛时期”：他将水、甲烷、氢和氨混合，以模拟制造出40亿年前的大气成分，并在这团混合物中加入电火花，以模拟远古时代的闪电。（我之前说过，“霹雳”的意思不是那么简单。）不出几天，混合物的颜色就变深了。米勒分析发现，其中出现了氨基酸，而氨基酸是构成生命的上佳材料。
这个实验似乎能清楚地表明，各种生化物质是如何出现在早期地球上的。这个实验后来广为流传，甚至出现在《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的最后一集里：被称为“Q”的全能生物将主人公皮卡舰长带到了大约35亿年前的地球，并指着一摊冒泡的烂泥说：“我不是开玩笑，但这就是你们。这颗行星上的第一个生命就将出现在这里。氨基酸将组合起来，形成第一个蛋白质，而你们所说的生命，就是由蛋白质这种积木搭建起来的……你们的所有知识，你们的整个文明，一切都是从这一小汪泥塘中诞生的。”饰演Q的约翰·德兰西（John de Lancie）居然能把“泥塘”拖成了三个音节，单单因为这一点，这一幕就值得一看了。
问题是，生命起源于“原始汤”的观点十之八九是错的。几天前，拉瑟福德从另一个“大池塘”的彼端给我打来电话，解释说，“其实‘原始汤’指的是复杂的生物大分子可以在适合的条件下自发产生。这个实验很形象，也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大家之所以会错误地解释地球生命的诞生，这个理论也要负很大责任。”
是的，米勒的那锅原始汤里的确产生了氨基酸，但它们只是静静漂浮，并没有玩起仰泳。拉瑟福德指出：“这些化学物质反应了一次就不再反应，整个过程到此结束。但生命不是这样，生命是持续不断的化学反应。”你大可以在汤边静候，但里面是永远不会飞出苍蝇来的。
后来，研究人员找到了更有可能诞生生命的地方——被称为“白烟囱”（white smoker）的深海热液喷口。尽管“白烟囱”散发的热量和米勒的电火花一样，只能在一锅材料齐全的汤里制造有限的变化，但是，烟柱还会喷出大量氢气，并在周围的熔岩上钻出细胞大小的气孔。只要从热液喷口中喷出的氢原子中剥离出一个电子，就会剩下一个孤零零的质子。而气孔两边的质子只要数量有差别，就必定会产生一股带电粒子流，这也许就能启动化学反应，并使这些反应维持下去。天长日久，就会产生出我们这些喜欢对着一潭死水沉思的生物。
拉瑟福德说：“生命就像一间赌场。”这样说不是因为赌场里面总有烟民咳嗽着把退休金全部输光，而是因为，“人人都知道，只要赌的时间足够长，赢的肯定是庄家。但生命的本质，就在于不断从庄家那里赢回一点。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大约40亿年。你死之后，自会出局，蕴藏在你细胞内的能量将被归还给庄家。但在有生之年，你始终能从环境中获得能量，并靠着这些能量活下去。这有点像在赌桌前玩二十一点，玩家都会努力让自己整夜呆着不下桌。”所以下桌之前，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演出。（翻译 红猪）
与诸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林道共度一周。
船驶出港口时，我身边的一个年轻男子哼出了《盖里甘的岛》（Gilligan's Island，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电视剧，讲述一群演员流落荒岛的故事）的主题曲。我对他说，要是剧中的米诺号（S. S. Minnow）搭载的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教授，而是像我们这艘船这样，装满了诺贝尔奖得主，那么剧情就会很不一样了。“可不是嘛，”他说，“要是有我们这个阵容，很快就有人来营救了。”
在康斯坦斯湖（当地人叫“博登湖”）上的这次航行，是在德国举行的第61届诺贝尔奖得主年会最后一天的活动内容。在此前的一周里，共有23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到这座海滨度假小镇，向世界各地约600位年轻科学家发表演讲、提供建议。把诺贝尔奖得主薛定谔的那只或许已经死掉的猫在这里甩上一星期，不砸到个把诺贝尔奖得主才怪呢。
能在会上看到一沓沓科学伟人的简历的确令人肃然，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的面孔。首先要说明，要见这些科学大家一面并不难，会议中心附近的一个圆形交叉路口处就挂着他们3米见方的头像。可是等到面对面交谈时，那一张张会动的脸还是让我深受触动。
以2007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奥利弗·史密西斯（Oliver Smithies）为例：史密西斯的成就是发明了定向敲除小鼠基因的技术，有了这项技术，研究人员几乎能敲除哺乳动物的任何一个基因，从而有针对性地研究它们的功能。史密西斯还在闲暇时间发明了凝胶电泳，这是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家经常使用的分析工具。史密西斯是一位堪称“魔法师”的牛人，看上去也真像个和蔼版的哈利·波特（他在船的顶层眨巴眼睛，下楼后又总是挂着精怪的微笑）。史密西斯向大伙展示了他当年草草制成的聚合酶链反应（PCR）仪的照片，而几年之后，这种仪器才在亚马逊网站有售（我顺便查了查，一台新的PCR仪在网上要卖到7,250美元）。而史密西斯的那台PCR仪看上去就像是按照魔方设计出来的，上面还贴着“NBGBOKFO”的标签。他解释说，那些字母的意思是“不算太好，但奥利弗觉得够用了（no bloody good but OK for Oliver）”。
托马斯·施泰茨（Thomas Steitz）留着老派新英格兰水手式的络腮胡，唇上无毛，看起来像是要去指挥捕鲸船。不过仔细一看，才发觉他顶多只能指挥观鲸船，因为这位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科学家的那副21世纪纽黑文面孔（耶鲁大学本部就位于纽黑文），到底缺少了19世纪新贝德福德的那种坚毅（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新贝德福德的捕鲸业盛极一时）。施泰茨因为对核糖体三维结构和详尽功能的简练阐述而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核糖体是一种细胞器，根据基因编码的指令合成蛋白质。
施泰茨的妻子琼（Joan）也是一位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他们的儿子乔恩（Jon）曾是耶鲁大学棒球队一位不错的投手，他在2001年的第三轮选秀中被密瓦基酿酒师队相中。施泰茨向我透露了棒球界的一点小小内幕：“乔恩和酿酒师队的签约金比我拿到的诺贝尔奖金还多。”
大会上最年长的面孔属于93岁的克里斯蒂安·德杜夫（Christian de Duve），他的面孔看上去和现在长篇动画里那些智慧又慈爱的陆龟非常相像。在今天的生物学界，细胞内部的大致结构已经非常清楚，大多数在世的诺贝尔奖得主（比如施泰茨）都已经在分子层面上开展研究了。而1974年德杜夫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对他60年前工作的致敬，当时的他发现了两种前所未知的细胞器：溶酶体和过氧化物酶体。如果他真是陆龟，他就是那些迎接过达尔文，又茁壮成长到21世纪的加拉帕戈斯陆龟。当会场的投影仪在他的演讲过程中罢工时，德杜夫镇定地告诉手忙脚乱的视听设备技术员：“不用担心，我知道上面都写了什么。”天才就是如此。（翻译 红猪）
本文作者发现了自己和一位18世纪天文学大家之间的相似之处。
2012年金星凌日，我在兴奋之余，不由得捧起了《世界发现太阳的那天》（The Day the World Discovered the Sun），这是一本描述18世纪60年代，科学界历经艰辛观测两次金星凌日的书。
在阅读此书之前，我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和18世纪的法国天文学家让–巴蒂斯特·夏普·奥特莱奇（Jean-Baptiste Chappe d'Auteroche）有这么多共同点。唔，至少在一件大事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1769年，他乘船前往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和墨西哥大陆之间的加利福尼亚湾，去那里观测金星凌日。那次观测收集到的数据，加上在不同纬度观测的其他人收集到的数据，能帮助天文学家计算出地球到金星，以及地球到太阳之间的距离。而1991年，我也乘船到了那个地方，那片狭长的水域即将上演又一场天文奇观：一次日全食。
我们这就来比较一下这两次航行吧。
1768年9月，夏普坐船从法国驶向西班牙，他先在那里装上所需的设备，然后到目的地墨西哥圣卢卡斯角建立观测站。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圣卢卡斯角不再有人造访。1991年7月4日，我离开纽约市，和一群喜好天文的朋友一起坐上了前往洛杉矶的火车，我们计划在自己所在的卧铺车厢里一路欣赏美景，我还带了两件夏威夷衬衫。
夏普花了3个礼拜的时间才到达西班牙的加的斯。我和朋友在离开纽约20小时后就到达了芝加哥，我们在那里被迫转车，还忍受了6个小时的滞留。所幸密歇根湖畔正在举行一场食品博览会。
1768年12月，夏普开始了长达77天的横跨大西洋航行，乘坐的是一艘被他称为“我们的小果壳”的船。1991年7月5日，我和友人坐上双层火车，离开芝加哥前往洛杉矶。
1769年3月6日，夏普的船在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附近下锚，夏普在那里停留了两天，直到当地官员派了一艘小艇接他上岸。后来的一场飓风，几乎摧毁了他的船和船上所有的天文设备。而我们那队人马，在离开芝加哥后的第三天便驶进洛杉矶，一路上在观景车厢中饱览了科罗拉多河的美丽风光。下车后，我们直奔一家不错的旅馆。
1769年3月中旬，夏普开始陆地旅行，目的地是墨西哥毗邻太平洋的那侧，他于4月15日才到达。1991年7月7日，我和我的伙计们找了家像样的墨西哥餐厅吃晚饭。
1769年4月19日，夏普乘上一条名叫拉康塞普西翁号（La Concepcíon）的小船。洋流和海风都不帮忙，他和他的船员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才抵达下加利福尼亚半岛。1991年7月8日，我和朋友在洛杉矶港登上维京旋律号（Viking Serenade）。这艘船造于1982年，原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渡轮，后经改造成为一艘豪华游轮。船上的乘客还包括曾经行走月球的宇航员哈里森·施密特（Harrison Schmitt），以及天文学爱好者约翰·阿斯廷［John Astin，就是在电视剧《亚当斯一家》（The Addams Family）中扮演戈麦斯·亚当斯（Gomez Addams）的那位］。我们几个在没有窗户的船舱里挨了几天苦日子。
1769年5月底，经过一个半星期的劳动，夏普和他的船员在墨西哥的海角圣何塞建起了自己的观测站。经过3天的航行，我们的游轮沿着下加利福尼亚半岛驶入了加利福尼亚湾，途中我和我的船友参加了几个天文学讲座，在湛蓝的天空下爬上顶层甲板打了几局乒乓球，自助餐从凌晨吃到半夜。
1769年6月3日，夏普交上了好运（或许是这次旅行中唯一的一次好运），天空放晴，他完成了对金星凌日的观测，得到的数据将帮助科学家计算出太阳系的大小。1991年7月11日，我们的日食观测因为阴天而面临威胁。但利用卫星气象云图，船长将船快速航行到了一处没有云层遮挡的海面，我们在那里一共观测了6分53秒，比理论上的最长观测时间只短了38秒！真酷！
那次金星凌日之后，夏普和他的许多船员都感染了流行性斑疹伤寒。那次日食之后，我和朋友们坐船返回洛杉矶，海上的风浪让我稍微有点晕船。
1769年8月1日，夏普与世长辞，他最后说的话是：“我已完成任务，我死而无憾。”1991年7月14日，我和朋友们回到洛杉矶，前往火车站。面对为期3天的铁路旅行，我们最后说的是：“我们或许该坐飞机。”（翻译 红猪）
巨人肩膀上的观光之旅。
从1831年至1836年绕着地球闲逛了5年之后，达尔文在英国肯特郡的居所（Down House）定居下来。在接下来的40余年中，除了偶尔去趟伦敦并当天返回以外，他几乎从未离开过所居住的社区。2009年夏天，我在伦敦开了3天会，会后到道恩一日游，参观了已经成为小型博物馆的达尔文故居。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游览《极客地图：科技诞生的128个地点》（The Geek Atlas: 128 Places Whe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e Alive）中编号为043的景点。
这本书的作者是拥有计算机安全博士学位的约翰·格雷厄姆－卡明（John Graham-Cumming），他在书中自称“浪游程序员”。（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要在地点编号中加入“0”以凑成三位数，选择18处地点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哪个程序员能抵抗得住2的N次方的诱惑？）格雷厄姆－卡明曾为Linux杂志撰稿，以此确立了他的极客（geek）身份，他还凭借2008年发表的一本GNU Make软件编程指南成为了一位超级极客。是的，他就是《GNU Make揭秘》（GNU Make Unleashed）一书的作者格雷厄姆－卡明！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只要有100名读者，目标市场就饱和了”。
新书书名中的“诞生”二字或许有些言过其实。拿编号059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来说，它是“第一个从成体细胞中克隆出的动物——多莉羊——的最后安息之处”。事实上，多莉不仅是第一个克隆动物，还是第一个被剥制成标本的克隆动物。奇怪的是，第一个克隆的标本动物（用剥制动物标本的细胞克隆出的全新物种）还尚未出现。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的座驾“扳机”（Trigger）1还在那里等着延续生命呢。（严格地说，扳机属于姿态标本，不是剥制标本。）
有魄力的研究人员可以尝试从现在的多莉身上再克隆出一只羊，这样就能创造出剥制动物标本的克隆体以及剥制动物标本克隆体的克隆体了。
编号029的埃舍尔博物馆（Escher Museum）位于荷兰海牙。收藏了埃舍尔（M. C. Escher）2创作的大量奇形怪状的视错觉画作。据说，如果有谁能直立着爬完正面的台阶就可免费参观。
编号069是棵苹果树，号称是砸出牛顿“万有引力”学说的那棵树的后代，位于牛顿在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时的宿舍外面。参观这棵树时还能顺便拜访一下教职员工霍金（Stephen Hawking），一个光靠英国社保体制（如果他是英国人的话）根本活不下去的人，这是《投资者商务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那些天才们在社论中写的。霍金曾发表过一则声明，宣称自己事实上是英国人，尽管他的语音合成器听起来完全没有本尼·希尔（Benny Hill）3的韵味。
地处美国马里兰州的盖瑟斯堡国际纬度观测站（Gaithersburg International Latitude Observatory）荣登编号099。这座地标性建筑曾一度用来追踪地球如何围绕地轴左右摇摆，而纬度又如何根据星星的位置不断变化。盖瑟斯堡地处北纬39度8分，这一纬度上一共有6个观测站。不过今天，它只是一座白色小屋而已，而且长年关闭，只有在“盖瑟斯堡市组织特别活动”期间才会开放。尽管如此，各位还是可以将观测站列入马里兰一日游的三处景点之一［另外两处是美国国家电子博物馆（National Electronics Museum，编号100）和美国国家密码学博物馆（National Cryptological Museum，编号101）］。但愿你能找到下面这个地址！鉴于格雷厄姆－卡明在安全领域进行过研究，位于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编号113的约翰·莫斯曼锁具博物馆（John M. Mossman Lock Collection）自然会引起他的兴趣。（那些喜欢卖弄的盗贼怎么就没有想过光顾此地呢？）馆内展出了“370多把银行和金库的锁”，其中还包括可能曾将木乃伊固定在绷带中的古埃及木栓锁。
书中对各景点的科学背景作了详尽解释，这样一来，即便是坐在扶手椅中的“旅行家”也能享受一段虚拟的旅程。不过有的旅行还是虚拟的好。以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编号080）为例，在这片由史上最严重的核反应堆事故造就的无人区里，根本找不到上好的旅馆。
格雷厄姆－卡明应该考虑再为书呆子们写一本景点指南。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人放了假只会呆在家中反复挤压已经疲惫不堪的沙发弹簧，根本不会出门度假。（翻译 红猪）
注释
1．罗伊·罗杰斯，美国歌手兼西部片演员，常骑着名为“扳机”的骏马出镜，“扳机”死后被制成标本。
2．埃舍尔，荷兰画家，擅长在作品中营造视错觉。
3．本尼·希尔，已故著名英国喜剧演员。
断层有罪 断案无理
根基不稳，摇摇欲坠。
有句俗话叫“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接着要说的两种情况，则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先来看看“说也不是”。2010年4月4日下午3点40分，一场里氏7.2级地震袭击了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州，震波向北传了很远。16分钟之后，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大师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在推特（Twitter）上发了条消息：“刚才冥想得太用力了，以致在南加州（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以北）引发了一场地震。”
过了3分钟，乔普拉又补充了一句：“正在冥想时，大地就开震了。见谅见谅。”很不幸，至少有一人在地震中死亡。好在乔普拉不用负责——虽然谁都知道在法庭上辩称“不懂法律”不能为自己脱罪，不过“不懂自然规律”倒是个不错的借口；有了这块免罪金牌，哪怕他当众认罪都不会有事。
又发了几条推特消息之后，到4月7日，乔普拉改口否认自己对地震负有责任，说前面那些话都是“不恰当的玩笑”。要是他那位迷恋豪华车的导师玛哈礼师·马赫什·优济（Maharishi Mahesh Yogi）大师尚在人世，我们倒是能请教一下他的劳斯莱斯汽车有没有被震得叮当响。（我也是在开不恰当的玩笑呢，多谢捧场。）
就在这时，意大利科学家落入了“不说也不是”的悲惨境地。一群货真价实的地震学家、火山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成了众矢之的，受到要被控以杀人罪的威胁，因为他们没能准确预报出2009年4月6日的一场地震。这场里氏6.3级的地震发生在拉奎拉，造成300多人死亡，还有1,600名当地居民受伤。尽管就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言，能算出地震发生的大致概率已经很不错了，要再精确是不可能的，就连“最最先进”的冥想术都办不到，可这些科学家还是发现自己被告上了法庭。
受到指控的科学家都是“严重危险委员会”（Major Risks Committee）的成员，该委员会为意大利的民防总局（Civil Protection Agency）充当顾问。结果，严重危险的第一条就是加入了“严重危险委员会”。
2009年3月下旬，意大利发生过几次地震。委员会当时就召开了会议。一位政府官员在会后告诉媒体：“科学界说不存在大震危险，因为地下的能量在不断释放。”所谓能量释放，指的显然就是3月的几次地震。可惜他错了，这番保证就像在说：在屋顶上拆圣诞彩灯时打打滑有好处，多打几次滑，就不会一下子掉到地上了。（多看两部搞笑电影就会知道这是错的，这些影片告诉我们：只要几次小小的改变，就能让屋顶势能转化为地面势能。）这位官员接着预测，“形势看上去还是乐观的”。说得这么肯定，大概是此前刚玩过魔力8号球（Magic 8-Ball，一种占卜玩具，形似巨大的撞球，内盛液体，液体中漂着相当于骰子的20面体）。
而据《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姊妹刊《自然》（Nature）杂志报道，与会科学家可要比那位官员慎重得多。他们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在这个地区发生大震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排除”，因为“拉奎拉位于高危地带，不可能给出大型地震不会发生的断言”。他们还建议应该逐一排查建筑物，评估它们的结构完整性，可见他们甚至正确指出了地震中最危险的一环，即一遇到肺活量够大的大灰狼就会被吹倒的脆弱茅屋，才是小猪被大灰狼抓走的真正原因。
事发之后，全球各地约4,000名科学家联名上书意大利总统，恳请停止滥抓无辜。他们还呼吁把现有的资源用在“防震和减灾”上，不要“因为科学家没有做他们无能为力的事就提起诉讼”，因为“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更何况还有人为发动的情况。）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地球科学家巴里·帕森斯（Barry Parsons）也在联名书上签了名，他对《自然》杂志说：“总有人问科学家：‘下次地震什么时候发生？’但这么问是错的。正确的问法是：‘地震来的时候，怎么才能不死这么多人？’”对于这件事，检察官应该先问问科学家的意见。别再用法律裁决科学的对错了，这只能让人笑掉大牙，每次都是。（翻译 红猪）
城市粗线条，龙卷风改道。
我最喜欢纽约的一点是，它几乎完全没有地震和飓风。虽然对这座城市的介绍大多不会以“无自然灾害”开头，不过话说回来，我喜欢意大利面也是因为它“无骨”。当然了，纽约这地方，小地震还是有的，但它们早就淹没在地铁、卡车和几条街外车载低音炮的轰鸣之中了。飓风嘛，自打我出生起就没在纽约见过一次像样的，不过1991年10月的那次“完美风暴”还是相当可观的，因为风暴带来了瓢泼大雨，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三州交界处的棒状物体，无论是地上躺的还是天上飞的，全都成了用于寻找水源的最靠谱占卜棒。
记录显示，纽约地区每75年就会遭遇一次大型飓风。也就是说，运气好的话，我还能见着一次；运气更好的话，一次都见不着。实际上，见到飓风的概率可能比我想象的要高，因为据说根据一些计算机模拟，这座因为没有飓风而讨我喜欢的城市以及海岸线上的任何一座其他城市，都可能吸引超级飓风光顾。
原来，城市都是粗糙的。当然，细腻之处也不是没有，但这里说的“粗糙”指的是城市的几何形态。相比之下，农田就是平滑的。森林也有些粗糙，因为枝枝杈杈着实不少，但还是比不上城市。在大城市里，就算被核爆炸唤醒的史前巨蜥披着燃烧的毯子漫步街头，你也不会觉得它格格不入。
下面就说说粗糙的都市是怎么招来飓风的。飓风在挑选着陆地点时，头部会在凹凸不平的城市遇到更大的摩擦力，从而放慢速度（在湿度等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而这时，它的尾部还没得到减速的消息，于是，空气就堆积了起来。
受到挤压的空气开始上升，将水蒸气浓缩，并释放热量。这个过程会使能量注入附近的空气，使之加速移动，让风暴的其他部分也朝这个方向移动。
香港城市大学的陈仲良（Johnny Chan）和欧阳绮雯（Andie Au-Yeung）就此写了篇论文，发表在《地球物理学研究杂志·大气》（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上：“较高的粗糙度导致更强的聚合效应，从而增加垂直气流，并使粗糙区域更易出现涡流。因此，热带气旋倾向于朝更粗糙的区域移动。”也就是说，较易朝我家移动。当然了，遭殃的不止我家。不过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里的主人公约塞连（Yossarian）说得好：当时他正抱怨敌人想杀死他，战友纠正说敌人想把他们都杀了，约塞连反问：“这有什么区别吗？”
还有一样东西喜欢呆在城市，不喜欢城市周边的乡村，那就是热量。大名鼎鼎的“热岛效应”让越来越多的人心头起火，因为一是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大家窝着火比邻而居；二是天气真的很热，热得连食物都变形了。据推测，德国的炸薯条将缩短1英寸（1英寸约为2.54厘米），因为天气一热，马铃薯长不到原来那么大了。与之相反的是越长越高、快要碰到屋顶的冰沙。
说到屋顶嘛，其实是可以用来给城市降温的。《物理世界》（Physics World）上就有篇文章这么写。文中引用了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热岛效应研究小组的一项研究。该小组以洛杉矶为研究对象，模拟了洛杉矶的建筑表面和路面反照率（物体表面反射的光线和接收的光线之比）提高30％的结果。研究显示，提高反照率能使城市降温2℃。在纽约，2℃的差别就能让躲在室内吹空调的人走到户外。到了外面，我们就能心平气和地与邻居解决问题，并将飓风拒之门外了。（翻译 红猪）
昨天的预言实现了吗？
1900年，人们对21世纪充满幻想。站在新世纪之初，回首过去的预言，有几多已成真？
众所周知，预测，特别是对未来的预测，总是充满风险。当“未来”成为“过去”，再回顾昨天的预测，就像是打开一件没有包装的礼物，虽无悬念，却仍令人兴奋。一次，一位朋友寄给我一篇登在《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1900年12月刊上的文章。文中，小约翰·艾尔弗雷兹·沃特金斯（John Elfreth Watkins, Jr.）列举了一系列对2000年的预言。而今，2000年已成过去，沃特金斯也已作古，且让我们选几条预言一读。
“美国人口将增至3.5亿～ 5亿。”这比2008年3.04亿的美国人口略高。1900年，美国人口仅有760万，能有这样的估算已经很不错。沃特金斯还预言，巴拿马运河竣工后，尼加拉瓜和墨西哥会试图加入美利坚合众国。这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倘若墨西哥加入美国，美国南面的国境线就会从2,000英里（约合3,219千米）锐减到400英里（约合644千米），只消把与墨西哥接壤的危地马拉和伯利兹挡在门外便万事大吉。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字母表中将找不到C、X和Q。这些字母因为多余，而不再使用。”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猜想。
“蚊子、家蝇和蟑螂几乎绝迹。”除非“几乎绝迹”的意思是抡起鞋底砸虫子，否则这一条就太离谱了。
“大大小小的老鼠将被消灭。”几周前，一只顽皮的“米老鼠”还在我的水槽里跳来跳去，我都没狠心下毒手（当然，也没让它搬进来白住）。如果在纽约等地铁等得很无聊，你还能跟别人比赛“铁轨上找老鼠”来打发时间（通常10秒之内，就会有人胜出）。
“做熟的饭菜会在类似面包店的地方出售。”这倒没错。“现成的冷、热食品会由气动管或机动货车送到顾客家里。”这就有点问题了——机动货车送来的“食物”统统是冷的。“吃完之后，用过的餐盘会打包送回烹饪机构清洗。”这可真是单身汉的梦想，可叹的是美梦并未成真。幸好，1904年，一位天才发明了纸质餐碟。
“大城市的有轨电车将不复存在。”说了个八九不离十，但旧金山电车和波士顿绿线列车例外。不过，所有等过绿线列车的人大概都认为，有轨电车当真已经不复存在。“一旦进入城区，高速车流便会降入地底或升上高空。在多数城市，车辆只限于在主要的地道或隧道内行驶，那里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完全同意，里面的照明和通风好到可以玩“铁轨上找老鼠”。“那时，城市将没有噪声。”说到噪声，不得不提及人们当时未能预见到的新发明——配备了超重低音的汽车音响系统，以及冲着电话大喊大叫的“手机大军”。这些可为“减少噪声”帮了大忙。
“从郊外的住所前往办公室只需几分钟，票价才1分钱。”实际上，我从布朗克斯到达曼哈顿中城要花1小时，12英里（约合19.3千米）的车程得支付2元钱。所谓的“快速交通”更像是热烈的祈求，而非真实的描述。
“坐汽车会比骑马更便宜。”说对了大半，但是自从周日“梦想欢腾”（Frolic N My Dreams，一匹马的名字）在水道赛马场的第六场比赛中垫底，这匹马在我眼中就变得一文不值。
“到英格兰只要两天。”时间足够：6小时飞行，2小时前往机场，外加2小时安检，航班延误再耗上几小时。如果下雪，那就另当别论，谁都猜不准多长时间能到。可惜水道赛马场上没出这种事，总会有人猜中头奖。
“借助新技术，费城会长出橙子。”这就错啦。但也说不准全球变暖，有一天这戏言就成了真。
“将来，每个人都能步行10英里（约合16千米）。”早晚的事。（翻译 红猪）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出任美国总统时，几位大思想家就想到了今天……
库存不足的干果商人常会吆喝一句：“大枣子很久没来了！”我们今天也要学着吆喝一句：“大日子很久没来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来了又去；我们在狂欢中送走了1999；《2001》的不祥石碑最终化作意识形态的血战，作为它续集的《2010》已经过去，行星之间也没出什么大事；“柴格与伊凡斯”（Zager and Evans）的预言则要等500年后才能见分晓——如果我们能活那么久的话。1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2011年，一个看起来乏善可陈的小年份，唯一的亮点是《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登了1931年时人们对2011年的预测。当年正值《纽约时报》80大寿，编辑们觉得应该找几个睿智的人物展望未来，说说另一个80年之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你计算无误，而且没有像格里高利那样调整历法2，你就能算出，他们展望的正是2011年。
［我得感谢加利文（Gallivan）、怀特（White）和博伊德（Boyd）的律师事务所和他们的博客“非正常使用：不理性的危险产品责任”（Abnormal Use: An Unreasonably Dangerous Products Liability），是他们让我注意到了这段80年前的历史：你还在为大规模侵权犯愁吗？你还在为巨额损失担忧吗？请致电加利文、怀特和博伊德律师事务所。当然，请勿在雷暴时、驾车时致电，听筒和头部也请保持一定距离。］
《纽约时报》找来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他们大概是觉得这个人既然说过“历史多少是捏造的”，那么在预测未来时想必会宽大一点。福特写道：“预言80年后的未来是一项有趣的活动……但最能感受到乐趣的应该还是80年后的人吧，因为他们能够用已经发生的事件来衡量我们的估计。”真让他说对了。
《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两位大物理学家的思考结果，他们是阿瑟·康普顿（Arthur H. Compton）和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A. Millikan）。康普顿是1927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获奖原因是发现了“康普顿散射”，“康普顿散射”通常指X射线和γ射线中的光子在和物质碰撞后波长变长的现象，也可以指加利福尼亚州康普顿市的政客在反贪调查员驾到时的表现。
康普顿是这么写的：“书面和口头的通信手段，还有电视机，都将比今天更为普及，于是整个地球将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地球村。”大师没有预见到的是，整个地球村的居民都会目瞪口呆地观看各种由二流歌手、三流舞者、四百磅（约为181千克）减肥者参加的比赛。好在大众通信系统也演化出了一套避世机制，那就是一遍遍观看轰动的“神奇草原犬鼠”（dramatic prairie dog）视频［观众常在分类上犯错，把它说成是“神奇花栗鼠”（dramatic chipmunk）］3。
密立根是192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因为油滴实验声名远扬，他就是用这个巧妙的实验测出了电子电荷（charge of the electron）。［可别跟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4的《轻骑旅的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混为一谈啊。］
密立根写道：“用储存在自然中的太阳能替代肌肉能，这是改变人类活动方式和生存境况的主要原因，在过去的80年中，人类已经学会了替代的方法，未来不必再学了。”密立根所说的“储存在自然中的太阳能”，想必就是指化石燃料，现在只需一罐这种燃料换来的现金，就足够在1931年支付一辆福特A型车的订金了。化石燃料是陈化、软化的有机体，它们在很久很久之前将阳光转化成了能量，要不就是吃下了将阳光转化成能量的其他有机体。总而言之，所谓“用储存在自然中的太阳能替代肌肉能”，就是指我们可以开车上山，而不必走路上山。或者换个国会议员们都能明白的说法，就是我们可以开车上山，而不必让人用滑竿抬我们上山。
而密立根没有预见到一个迫切的需要，那就是学会快速有效地储存太阳能。当数千万辆化石燃料驱动的汽车驶上公路，它们排出的尾气会遮蔽山顶，还会让气温变得很高。（翻译 红猪）
注释
1．乔治·奥威尔在1948年出版小说《1984》，预言1984年的极权世界；1999年传说是世界毁灭的年份；《2001》是阿瑟·查尔斯·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的科幻小说，小说中虚构了推动人类进化的神秘石碑，结果2001年却发生了“9·11”事件；克拉克后来又撰写了续集《2010》；“柴格与伊凡斯”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摇滚乐队，走红单曲《In the Year 2525》预言了在2525年及以后的人类历史。
2．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曾在公元1582年调整历法，将旧历消去10天，形成新历，也就是今天通行的公历。
3．“神奇草原犬鼠”视频，这里是指流行于视频网站YouTube的一段搞笑视频，主角是一只突然扭头望着镜头的草原犬鼠。
4．丁尼生，19世纪英国诗人。
末日之后 疯狂依旧
世界终将毁灭，但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后。
恭喜各位！你们逃过了玛雅人预言的劫难。我早就看好你们的。
在2012年12月21日之前，我就确信自己活得过这个传说中的行星保质期，只要我不被巴士撞、不在浴缸里滑倒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和这些死法相比，某些业余考古学家狂想出来的“世界末日之类的东西”要带劲多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也许从来不担心自己有未被诊断出来的高血压，不担心每天经过的公路桥没有被好好养护，却专门担心世界毁灭的事。
前阵子世界末日的傻话满天飞，听信的人也太多，乃至政府机关要特地辟谣，为一小部分公职人员送去安慰。
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部长就曾对自己的手下拍胸脯保证，说本国的地球监测技术（是指卫星和地震仪吗？）显示，地球并没有到存亡关头。不过他还加了一句大实话，说他们国家仍处在“暴风雪、冰风暴、龙卷风、洪水、交通瘫痪、食品短缺、供暖故障、停水停电”等的威胁之下。
为遏制这股疯狂劲头，美国政府也特地发了一篇博文，正告国民，世界将照常营业。博文引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戴维·莫里森（David Morrison）的话：“我每周至少接到一位年轻人的来信，他们才11岁光景，却因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而抱病或者要寻短见。”小孩子可是真的会被父母和其他长辈的胡话给吓坏的，而那些大人对世界末日一本正经，对自己在退休之后如何维持生计的问题却从不考虑。
顺便说一下，那篇政府博文还写道：“世界不会在2012年的12月21日或2012年的任何一天毁灭。”也就是说我们肯定能活过2012年。
同时，澳大利亚时任总理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用行动证明，她已经是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角色了。她在一段视频中板着面孔说了一段笑话，其演技堪比美国冷面笑星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甚至影星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她说：“我亲爱的澳大利亚同胞们，末日就要来了。这次来的不是千年虫，甚至不是碳价格。玛雅日历的事，看来是真的……究竟那毁灭的一击是来自吃人肉的僵尸、狰狞的地狱魔兽，还是韩流（或者说韩国流行音乐）的全面胜利，你们只要记住一点就行，那便是我会为你们抗争，直到最后。这至少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再也不用参加‘有问必答’（澳大利亚电视节目）了。祝各位好运。”
各位不妨稍微想象一下，假如有哪个美国总统斗胆在电视上开这么一个玩笑，这个国家各方面会有什么反应。最起码抢购面包、牛奶和电池是免不了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