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察宇宙一切事变，即知道社会进化，是以螺旋线进行，不是以直线进行。螺旋式的状态，是纵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例如现在列强并峙，仿佛春秋战国一般，但是现在范围更广大，文化更进步，这就是螺旋式的进化。古人每说：“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可知他们已窥见这种回旋状态，但他们不知是螺旋形，误以为是环形，所以才有“循环无端”之说。假使宇宙事事物物之进行，都是循着一个圈子，旋转不已，怎么会有进化呢？我国古来流传有循环无端的谚语，所以才事事主张复古，这都是由于观察错误所致。古人说：“天道循环。”今人说：“人类历史，永无重复。”我们把这两说合并拢来，就成—个螺旋式的状态了。
我国的兵制，可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战国的时候，国际竞争剧烈，非竭全国之力，不足以相抗，故那时候行征兵制，全国皆兵，这算是第一个时期。后来全国统一了，没得国际的战争，虽问有外夷之患，其竞争也不剧烈，无全国皆兵之必要，故第二个时期，就依分工之原则，兵与民分而为二，民出财以养兵，兵出死以卫民，就改行募兵制。现在入了第三个时期，欧亚交通，列强并峙，国际竞争剧烈，非竭全国之力，不能相抗，又似有全国皆兵之趋势。但务必强迫人民当兵，回复第一时期的制度，社会上一定纷扰不堪。这个时期的办法，应取螺旋进化的方式，参用第一时期的征兵制而却非完全征兵制，把募兵制与全国皆兵之制，融为一致。平日用军事教育训练人民，即寓全国皆兵之意，有事时仍行招募法，视战事之大小，定招募之多寡，规定每省出兵若干，由各省酌派每县募若干，再由各县向各乡村分募，以志愿当兵者充之。我国人口四万万，世界任何国之人口，俱不及我国之多，故与任何国开畔，均无须全国之人与之作战，只须招募志愿当兵之人，已经够了。鼓之以名誉，予之以重赏，自不患无人应募，且此等兵出诸自愿，其奋勇敌忾之心，自较强迫以为兵者，热烈得多。否则把那些怯懦无勇的人，强迫到军中来，凑足人数，反是坏事不小。这个办法，可用力学公例来说明。当兵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力，当兵者享美名，得厚赏，又足以使人欣羡，是为一种引力。二力保其平衡，愿当兵者与不愿当兵者，各得所欲，社会上自然相安。又战事终了之后，解散军队，最为困难，如用上述招募法，事平后，由原籍之省县，设法安插，就容易办理了。
我国婚姻制度，也可分为三个时期。上古时男女杂交，无所谓夫妇，生出之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个时候的婚制，只有离心力而无向心力，是为第一个时期。后来制定婚制，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夫妇间即使有非常的痛苦，也不能轻离，是为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这是第二个时期的婚制。到了现在，已经是人了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是结媾自由，某女不必定嫁某男，而某男之爱情足以系引她，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之爱情足以系引他，由离心向心二力之结合，就成为第三时期的自由婚制。此种婚制，本来参得有一半上古婚制，也是依螺旋式进化的，许多青年男女，看不清这种轨道，以为应该回复上古那种杂交状态，就未免大错了。
欧洲人民的自由，也可分为三时期。上古人民，穴居野处，纯是一盘散沙，无拘无束，极为自由，是为第一个时期。中古时，人民受君主之压制，言论思想，极不自由，是为第二个时期。自法国革命后，政府干涉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是为第三个时期。以力学公例言之，第一时期，有离心力而无向心力，第二个时期，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第三时期，向心离心二力，保其平衡。从表面上观之，这第三时期中，参有第一时期的自由状态，似乎是回复第一时期了，而实非回复第一时期，乃是一种似回复非回复的螺旋状态。卢梭生当第二时期之末，看见那种回旋的趋势，误以为应当回复到第一时期，所以他的学说完全取第一时期之制以立论，以返于原始自然状态，为第一要义。他说：“自然之物皆善，一入人类之手，乃变而为恶。”他的学说，有一半合理理，有一半不合真理，因其有一半合真理，所以当时备受一般人之欢迎，因其有一半不合真理，所以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酿成非常骚动的现象，结果不得不由政府加以干涉，卒至政府干涉的力量，与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社会方才安定，此乃天然之趋势。惜乎卢梭倡那种学说之时，未把这螺旋式进化的轨道看清楚，以致法国革命之初，冤枉死了许多人。
人类分配财产的方法，第二章 内，曾经说明，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地球上的货财，为人类公有，第二个时期，把地球上的货财，攘为各人私有，第三个时期，公有私有，并行不悖。到了第三时期，俨然是把个人私有物分出一半，公诸社会，带得有点回复第一时期的状态，实际是依螺旋式进化，并非回复到第一时期。
我们把时代划分清楚，就知道何种学说适宜，何种学说不适宜。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第二时期之末，将要入第三时期了，斯密士自由竞争的学说，达尔文优胜劣败的学说，都是第二时期的产物，故施行起来，能生效，其说能耸动一时，但律以第三时期，则格不相入。所以斯密士之学说，会生出资本家专制之结果，达尔文之学说，会生出欧洲大战之结果，穷则变，因而产出共产主义，以反对斯密士之学说，产出互助论，以反对达尔文之学说。这共产主义和互助论，宜乎是第三时期的学说了，而却又不然，因为第三时期之学说，当折衷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确是第三时期的人应当行的轨道，惜乎克鲁泡特金，发明这种学说，是旅行西伯利亚和满洲等处，从观察动物和野蛮人生活状态得来的，他理想中的社会，是原始的状态。换言之，即是无政府状态。因之他极力提倡无政府主义，他的学说、也是有一半可取，有一半不可取。
我们会通观之，凡是反对第二时期制度之人，其理想中的社会，俱是第一时期的社会，中国人之梦想华胥国，梦想唐虞，与夫欧洲倡社会主义的人，倡无政府主义的人，倡民约论的人，俱是把第一时期的社会，作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俱是走人相同的轨道，他们这些人，都说人性皆善，也是走入相同的轨道，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此外凡是不满意现在制度的人，其理想中的社会，无一不是原始状态，例如打倒知识阶级，与夫恋爱自由等说法，都是回复原始时状态。我们用这种眼光，去研究现在各种学说，孰得孰失，就了如指掌了。
孙中山的学说，是公有的赀财，和私有的赀财并行不悖。他主张把都应该归公有者，归还公家，似乎是回复第一时期了，然而私有权仍有切实之保障，则又非完全回复第一时期。这种似回复非回复的状态，恰是依着螺旋进化的轨道走的。
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当知我国情形与欧美迥然不同，我国未通商经前，无论谁贫谁富，金钱总是在国内流转，现在国内金钱，如水一般，向外国流去。例如外国运洋纱洋油，到中国来卖，我们拿金钱向他买，不久衣穿烂了，油点干了，金钱一去，永不回头，这是一种变形的抢劫，我国现在的情形，犹如匪徒劫贼，全城之人，无一不被动，不过受害有轻重罢了。我们对付外国劫城，当行坚壁清野之法，不购外货，使他无从掠夺，才是正办。外国工人，受欧美资本家之压迫，我国人民，也受欧美资本家之压迫，彼此的敌人是相同的，我国抵制外货和外国工人罢工，乃是一贯的策略，欧美工人攻其内，我们防堵于外，那些大资本家，自然就崩溃了。孙中山主张收回关税，以免外货之压迫，即是坚壁清野的办法，所以孙中山主义，在我国是很适宜的。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掠夺机器生产力得来，换言之，即是掠夺了全人类的劳力，他并莫有掠夺自己厂内工人的劳力，因为厂内工人，他给了相当的工价，就不能坐以掠夺之罪，惟有他把厂内制出之货，销售于世界各国，全世界的人，就受其掠夺了。例如我国人口四万万，男女各半。我国女子，自古以纺织为业，自从洋纱洋市输人中国，女子纺织之事，遂至绝迹，这就是掠夺了二万万女子的职业，虽有劳力，无所用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知欧美工业发达，全人类的劳力，都被资本家掠夺了所以凡是由机器生出来的纯利，必须全人类平摊，在道理上才讲得通。
世界上的金钱，与夫一切物品，都是从地球中取出来的，我们人类，如果缺乏金钱，抑或想享受愉快的生活，只消向地球索取就是了。不料欧洲那些讲强权竞争，优胜劣败的学者，只教人向人类夺取，不知向地球索取，真可谓误人误己。地球是拥有宝库的主人翁，人类犹如盗贼一般，任你如何劫压，主人毫不抗拒。欧洲大战，杀人数千万，恰像一伙劫贼，在主人门外，互相劫杀，你剥我的衣服，我抢你的财物，并不入主人门户一步，闹到一齐受伤，遍体流血，这伙劫贼，才讲和而散。地球有知，当亦大笑不止，推原祸始，那充当群盗谋主的达尔文实存不能辞其责。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劫夺地球的策略。
世界的纷争，实由机器生产力和地球生产力不相调协，才酿出来的。欧洲工业国，机器生产力，发达到了极点，不能不在国外寻销场，寻原料，所以酿成大战；而世界之农业国，则地中生产力，蕴藏而不能出，货弃于地，殊为可惜，有了这种情形，农业国，工业国，就有通功易事之必要了。无如列强专以侵夺为目的，迷梦至今未醒，奈何奈何！
列强既执迷不悟，我们断无坐受宰割之理，也无向他摇尾乞怜之理，只有修明内政，准备实力，与之周旋，一面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仿苏秦联合六国的办法，去对付五大强国即是了，以修明内政为正兵，以联合弱小民族为奇兵。苏秦的方法，是“秦攻一国，则五国各出锐师以挠秦，或救之，有不如约者，五国共攻之。”现在五大强国是秦人，世界弱小民族是六国，我们把世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互相策应，多方以挠之，这个办法，有种种胜算：(1)世界弱小民族人数多，各强国人数少；(2)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容易联合，各强国利害冲突，举动不能一致；(3)弱小民族大概是农业国，列强大概是工业国，他们的原料和销场，尝仰给农业国，可以说强国人民的衣食，仰给于弱小民族弱小民族的衣食，不仰给于他们。以上三者，皆是弱小民族占优胜。我们把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向列强进攻，与他一个重大打击，其入手方法，即是不供给他的原料，不购他的货物，采用甘地的办法，为大规模之组织，列强能悔祸固好，如可开衅，我们就一致动作起来，明知世界大战，终不能免，不如我们先动手，经过一次大战，然后才有和平之可言。这是弱小民族，生死关头，断无退让之理，等到各强国创痛巨深，向弱小民族求和的时候，才提出最平等之条件，与之议和，农业国出土地和工人，工业国出机器和技师，所得利益，按照全世界人口平均分摊，不达到此项目的，决不与之妥协。只要弱小民族能够努力，大同世界，未必不能实现。此种办法，是顺着进化轨道走的，这种轨道孙中山看得极清楚，他主张联合弱小民族的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去攻打列强的二万万五千万人，就是顺着这轨道走的。
苏秦联合六国以抗强秦的法子，是他发箧读书，经过了刺股流血的功夫，揣摹期年，才把他发明出来的，我们不可因苏秦志在富贵，人格卑下，就连他的法子都轻视了。苏秦的法子，含得有真理，是以平字为原则，与孙中山所讲民族主义相同。他说六国，纯用“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等语，以激动人不平之气，与孙中山所讲次殖民地等语，措词相同。苏秦窥见了真理，自信他的法子会生效，所以他自己说道：“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果然出来一说就生效，六国都听他的话，以他为从约长，他的计划成了，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这个法子的效力，也就可以想见了。可惜苏秦志在富贵，佩了六国相印，就志满意得，不复努力，以致六国互相攻伐，从约破裂，后来误信张仪之话，连袂事秦，遂一一为秦所灭。今日主张亲美亲日亲英法等，都是走入了六国西向以事强秦之轨道，可为寒心！
现在弱小民族，被列强压制久了，一旦有人出来联合，是非常容易的。威尔逊揭出“民族自决”之标语，大得世界之欢迎，但自决云者，不过叫他自己解决罢了，还没有说帮助他，我们如果揭出“弱小民族互助”的标语，当然受加倍的欢迎。《孙中山演说集》说：日俄战争的时侯，俄国由欧洲调来的舰队，被日军打得全军覆没，这个消息传出来，孙中山适从苏彝士运河经过，有许多土人，看见孙中山是黄色人，现出很欢喜的样子来问道：“你是不是日本人呀？”孙中山答应道：“我是中国人，你们为甚么这样高兴呢？”他们答应道：“我们东方民族，总是被西方民族压迫，总是受痛苦，以为没有出头的日子，这次日本打败俄国，我们当作是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日本打胜仗，我们当作是自己打胜仗一样，这是一种应该欢喜的事，所以我们便这样的高兴。”(见演说集第五编大亚洲主义)我们读了这段故事，试想日本打败俄国与苏彝士运河侧边的土人何关？日本又没有说过一句要替他们解除痛苦的话，他们表现出这种状态，世界弱小民族的心理，也可窥见一般了。我们中国，如果揭出“弱小民族互助”的旗帜，真可谓世界幸福，这种办法，是促成世界大同的动机，将来世界大同了，不但是弱小民族之幸，也是列强之幸。
世界革命，是必然之趋势，社会主义国际化，也是当然之事，而今应该由中国出来，担负世界革命的任务，把三民主义普及全世界其方法也和革满清的命一样，从宣传入手。我国人民四万万，世界各处都布散得有，宣传起来，非常容易。我们须知世界大战，爆发在即，一开战我国势必牵人漩涡，那时费尽气力，饱受牺牲，还不得好结果不如我们早点从事此项工作，或许能够制止大战，使他不至发生，何以言之呢？因为前次欧战，列强全靠属国之兵助战，我国用宣传的方法，把他属国人民的心理改变了，釜底抽薪，未必非制止大战之一法。
现在之国际联盟，可以说是强国联盟，是他们宰割弱小民族之分脏团体，像我国济南惨案这类事，与其诉诸国际联盟，不如诉诸弱小民族，与其派人到欧美去宣传，不如派人到印度非洲南洋等处去宣传。我国在列强中，诚渺乎其小，但在被压迫民族中，则是堂堂一大国。我国素重王道，向不侵凌小国，在历史上久为世界所深信，由我国出来提倡世界革命，当然比俄国更足取信于人，兼之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学理，讲得更彻底，施行起来，任何民族都能满意。我们对世界弱小民族，以平字为原则，对五大强国，亦以平字为原则，决不为丝毫已甚之举，本着此项宗旨做去，一定收绝大效果。孙中山抱大同思想，以天下为公，将来把三民主义普及全世界，实现大同，完成孙中山之遗志，发扬中国之光辉，然后才可谓之革命成功。
我格外还有层意见，也可提出来研究。古人说：“外宁必有内忧。”几乎成了一定不移之理。晋武平吴过后，跟着就有八王之乱，洪秀全取了南京，跟着就有韦杨之乱，去岁革命军取得武汉江西南京之处，跟着就宁汉分裂，现在定都南京，全国统一，而内部意见纷歧，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大家高呼打倒某某，铲除某某，其目标全在国内，我们应设法把目标移向国际去；使全国人的视线，一致注射外国，内部冲突之事，自然可以减免。我主张由我国出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大家努力去做世界革命的工作，这即是转移目标之法，目标既已转移了，内部意见，自然可以调和。
举个例来说：刘备和孙权，本来是郎舅之亲，因为大家都以荆州为目的物，互相争夺，闹得郎舅决裂，夫妇生离，关羽被杀，七百里之连营被烧，吴蜀二国，俨然成了不共戴天之仇。后来诸葛亮提出联盟伐魏的政策，以魏为目的物，大家的视线，都注向魏国，吴蜀二国的感情，立即融洽，彼此合作到底。后来诸葛亮和孙权死了，后人还继续他们的政策，直到司马昭伐蜀，吴还遣兵相救，及闻后主降了，方才罢兵。这就是目标转移了，感情就会融洽的明证。诸葛亮和孙权，都是人杰，他们这种政策，我们很可取法。
我的主张，可以二语括之曰：“对内调和，对外奋斗。”现在列强以不平等待我，故当取奋斗主义，等到他们以平等待我了，对外即改取调和主义。我们此时惟一的办法，在首先调和内部，必须内部调和，才能向外奋斗，能够向外奋斗，内部才能调和，二者是互相关联的，但是根本上调和的方法，尤在使全国人思想一致，要想使全国人思想一致，非先把各种学说调和一致不能成功。这个道理，留到第六章 再说。
四 解决社会问题之办法
改革社会，犹如医生医病一般，有病之部分，应该治疗，无病之部分，不可妄动刀针，社会上有弊害的制度，应该改革，无弊害的制度，不可任意更张，致滋纷扰……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前数章俱系理论上之讨论，这一章是讨论实施办法。关于办法上应该讨论者，可分作两层，一是旧社会之经济制度，应如何结束，二是新社会之经济制度，应如何规定，本章就是在这两点上加以讨论。
土地和机器，该归公有，理由是很正当的。但是已经归入私人之土地机器，究竟该用甚么手段把他收归公家，这是亟待研究的。我国私人的土地和机器，都是用金钱购来的，细察他们金钱之来源，除少数人，是用非理手段从人民手中夺取者外，余人的金钱，大概是由劳心劳力得来的，换言之，即是用私有的脑力体力换来的。我们既承认脑力体力是个人私有物，如果把地主的土地和厂主的机器无代价的没收了，就犯了夺私有物以归公之弊，社会上当然起绝大的纠纷，当然发生流血惨祸。凡事以平为本，把私人的土地和机器抢归公有，这算是极不平之事，不平则争……关于这一点，孙中山认得最清楚，民主主义第二讲：“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
从前美国北方各省，主张释放黑奴，南方各省，也未尝不赞成，只是要求给以相当的代价。那个时候，有几百万黑奴，其代价约需银几百万万元，政府无这笔款，去偿还黑奴的主人，才发生战事。一共血战五年，双方都非常激烈，为世界大战之一。此次战争，比美国独立战争损失更大，流的血也更多，后来南方战败，才无代价的把黑奴释放了。我们可以说释放黑奴之战，是发源于债务的关系，假如当日的美国政府，有几百万万元去偿还黑奴的主人，这种流血惨祸，当然可以避免后来虽说把黑奴释放了，目的得达，但这五年血战中，牺牲的生命财产，也就不少了，其代价也不可谓不大，犹幸是北方战胜了，万一战败，那更是无谓之牺牲了。现在把私人的土地和机器收归公有，其事与释放黑奴相类，美国当日勒令南方各省释放黑奴，不给代价，才发生大杀戮，我们为避免大战争，大杀戮起见，当然采用孙中山办法，购归公有。
现在政局纷乱，一切改革事项，当然说不上，但是，就学理上言之，将来改革经济制度，究竟当采用何种方式呢？我们不妨预先讨论，等到有了人民可以信托之廉洁政府，才好实行。据著者个人的主张，凡是使用机器的工厂和轮船铁道等，一律由公家办理，其有私人业已办理者，由公家照价收买，全国土地，一律由公家备价收买，私人要使用土地者，一律向公家承佃，把旧日缴与地主的租价，缴与公家，公家收得此款，作为全国人民公用，如此则全国之人，无一不享受租金之利，即是无一不享受地主之权，换言之：无一人不是佃户，也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孙中山所谓平均地权，就完全实现了。
但其中最困难者，就是收买的经费太大，无从筹措。现在中国工业未发达，使用机器的工厂也少，轮船铁路也少，公家收买起来，倒还容易，只是中国土地如此之广，地价如此之昂，如果照价收买，比释放黑奴的代价不知高过若干万倍，美国当日，倘若无款偿黑奴主人，我国今日，怎么会有这宗巨款，去偿还地主？关于这一层，孙中山是虑到了的，所以他于照价收买之外，再定一个照价抽税的法子。他的办法，是把地价确定了，令地主按年纳税，以后地价增涨了，多得的利益，仍归公家，遇必要时，才照价收买。他就是因为政府无这笔巨款，来收买全国土地，才想出这种照价抽税的办法，以济照价收买之穷。
现在亟须筹划的，就是款项一端，这种收买全国土地的款，究竟从何筹措呢？著者主张第一步的办法，就是规定银行由国家设立，不许私人设立，人民有款者，应存人银行，需款者应向银行借贷，其有私相借贷者，将来有赖骗等事，法律上不予保护，人民以金钱存入外国银行者，查确后，取消国籍，逐出国外。又于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华侨之款，有款不存入本国银行者，取消国籍，不予保护，一面由银行发行国家钞票，内地交易，纯用国家钞票，人民持外国钞票向银行存放者，不予收受。如此则外国钞票即被驱逐了，人民的金钱，完全集中于国家之手，国家要收买土地和举办大实业，就不患元款了，孙中山所谓发达国家资本就算办到了。
银行贷出之息，与存人之息，为二与一之比，例如人民存人银行之款，定为月息六厘，人民向银行贷款，则定为月息一分二厘，如此则一进一出之间，银行可得月息六厘，人民有款放借者，无异于将子金缴一半与公家。现在购买土地者，其利也不过几厘，并且买地时须过税，每年须上缴粮，不时还有摊派逗等事，今定为银行存款，月息六厘，其利也不为薄。通常人民借贷之利，每月一分几或二三分不等，以著者所居自流井之地言之，每当银根枯窘时，月息有高至五六分者，今定为向银行贷款者，月息一分二厘，其利也不为贵。像这样办去，公家坐享大利，而于存款者，贷款者，仍两无所损，那些用大利盘剥的人，就无所用其技了。有人主张废除利息，这却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金钱，是从劳力得来的，人民以金钱存人银行，由公家拿去作社会上种种公益，即无异把劳力贡献到社会上，谋种种幸福。此等人是应该奖励的，银行给予之利息，即可视为一种奖励金。
又有主张废除金钱，发行劳动券者，更可以不必。资本家之专横是由于土地和机器，许私人占有，才生出来的，与金钱制度何干？我们把土地机器收归公有，又不许私相借贷，虽有金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就无害于社会了。拿劳动券去换取衣食住，其实效与金钱何异现在的金钱，我们又何尝不可把他当作一种劳动券呢？主张发行劳动之人，其用心未免太迂腐了。
我们把银行组织好了，就可着手收买全国的土地了。照孙中山的法，是命地主自将地价呈报到政府，我们收买之时，恐怕地主所报地价有以少报多之弊，可用投标竞佃法(川省各县教育局所辖产业，多作投抓竞佃法，颇称便利)，用投标竞佃，以定租金，然后据租金之多寡以转定地价。例如某甲在乡间，有地若干亩，由政府将其地投标竞佃假定投标结果，得年租七百二十元，以月息六厘计，即定为地价一万元。由银行收入某甲存款一万元，月付息六十元，其欲用现款者，以钞票付给之，公家收入之租息，与银行支付之利息相等，仿佛公家是替私人经管产业一般，公家本然无利可图，但经公家收买过后，可用大规模之组织来改良土地，每年增加的利益，就完全归诸公有了。
投标之时，即以地主所报之价为标准，假定某甲所报地价是一万元，投标结果，租息最高额是七百二十元，我们即认定地主所报之价是确定的，即由银行收入某甲存款一万元。如果投标结果，依租息计算该一万一千元，我们因为他原报之价是一万元，银行只能收入某甲一万元，如果依租息计算，只该九千元，我们就认定某甲有意欺蒙政府，罚他一千元，银行中只收他八千元的存帐。我们定出此种办法，地主呈报地价，自必非常审慎，绝不敢以少报多。
著者主张“全国土地，应一律由政府备价收买，不许私人占有” 。向友人谈及，友人即说道：中国哪有这笔巨款来收买？我即把组织银行和集中全国金钱的办法说与他听，见得收买土地，不愁无款，听者每每驳我道：孙中山定的法子，是“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两种，你单驭“照价收买”这一种，把“照价抽税”那一种抹杀了，把私人所有权完全夺去，与孙中山主义不合；并且投标竞佃之法，孙中山也莫有说过，施行起来。未免与他的办法冲突。我说道：我所说的，与孙中山主义并无合，办法也无冲突。孙中山的办法，是：“由地主呈报地价，政府照价抽税，将来地价增加之利益，全归公家，公家如要收买，照原报之价，给与地主。”照他这个办法，则是地主报价之时，所有权已经转移与公家去了，所以日后增加之利益，全归公有，收买之时，只照原价给予，如果地主的所有权，尚未消失，则增加之利益，应归地主所有，政府收买之时，当另行议价。我们因此知“照价抽税”和“照价买。”只算是一个办法，并不是两个办法。孙中山本来想把全国土地，一律照价购归公有，因为无此巨款，才想出照价抽税的办法，先把所权转移了，把地价确定了。暂不付价，等到随后有钱之时才付价，我只要有款，早点付价，又何不可之有？
土地是公有物，应该归公，金钱是私人脑力体力掉换来的，应该归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我可以替他下一条公例曰：“金钱可私有，土地不能私有”。因此之故，他才规定以金钱给地主，把土地收归公有，所以我主张全国土地，一律由公家备价收买，与孙中山主义并无违反。至于我所说投标竞佃的法子，乃是照价收买时，一种补充办法，对于地主所报之价，予以一种测验，与孙中山的办法，丝毫没有冲突。
社会问题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我们只要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其余的就容易解决了，收买工厂和轮船铁道等项，都是很容易的事，我主张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可括为数语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完全归公，脑力和体力，完全归私，使用机器的工业归公，不用机器的工业归私，大商业归公，小商业归私，贷款的利息，一半归公，一半归私。”如此办理，则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精神就符合了。
我们既承认脑力体力是个人私有物，所以凡服务社会，就该给以相当代价，不能把他的脑力体力看作社会公有物，任意没收。各人的资禀不同，才能不同，应听其择业自由，各就其性之所近，自去选择职业，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其愿当官吏教员，及从事他种职业者亦同，因劳动的种类不同，所得的报酬也不同。表面上看去，似乎不平等，其实不然，这个道理，与民权主义是一样。孙中山说：“天生万物，除了水面以外，没有一物是平的，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不同，自然不能平等，如果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孙中山主张的民权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点平等，不是从上面压下去，成为平头线的平等。因此我们主张的经济平等，也不是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成为国中贫富相等，是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使各人致富的机会平等，或贫或富，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
关于商业问题，我以为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如果一律由国家经营那就不胜其繁了，因此我主张大商业归公，小商业归私，但是大小界限，如何划分，这是很费研究的。我主张施行之初，可定为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国家向外国购买大批货物，分售与人民，人民有货欲销售外国者，由国家承买，转售与外国。我国闭关数千年，并未产生何种大资本家，可知国内贸易，并非造成资本制度之主因，故国内贸易，可以听人民自由经营。我们把国际贸易归公办到了，再看国内情形如何，并可进而规定国内某种商业，亦应由国家经营，私人不得经营。关于机器方面，亦可规定某种机器，私人不得使用。此种办法，必须到了实施之时，斟酌现情而为之，此时不能一一预定。我们不许私人购买土地，不许私人使用机器，不许私人设立银行，不许私人经营国际贸易，孙中山所谓节制私人资本，就算达到了。
依上述办法，国家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公有过后，国家每年收入，当然非常之多，自当尽量扩充实业教育与增加民众利益之事。但是国家发达到了极点，每年余款，究竟作何用涂呢？我也想有一个办法，孙中山屡屡向人演说，他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司，四万万人都是股东，并且说：“这个公司内的人，都可以分红利，子子孙孙，便不怕穷。”我们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公有，那末四万万人都成为地主厂主，成为银行和国际贸易的股东，孙中山理想中的大公司，就出现了。这个大公司，是以每一个身体为一股，国中生了一人，即是增加一股，死了一人，即是取消一股，股权是非常明晰的。我们就可仿照公司分红的办法，政府每年除各项开支而外，其所有余款，即按照全国人口数目，平均分摊，作为生活费，其分摊数目之多少，以国家每年余款多少为断，最小限度，以能维持生活为止。
有了这个办法，社会上可以免去许多纠纷：(1)中国所谓育婴恤嫠济贫诸局，可以裁撤，外国所谓失业者救济法，教员工人养老金等等，俱可废去了；(2)现在许多富有哲学文学科学等天才的人，每饥寒所迫，兼营他业，或改营他业，国家受无形之损失，倘能发给生活费，使无冻馁之忧，则各人能就其性之所近，专心深造，于社会之文明，增进不少；(3)语云：衣食足而礼义兴。又云：饥寒起盗心。有了发给生活费的办法，则国民的道德可以增进。
有人问我道：人人都有饭吃，还有何人肯作工？还有何人肯努力？社会怎么能够进化？我道：人人有了饭吃，努力心或许减少一点，如谓人类就不努力。社会就不会进化，我却不以为然。请问牛顿和达尔文诸人，其目的岂是因为要吃饭，才去研究学问吗？难道他们有了饭吃，就不支研究学问吗？我恐怕正是因为他们有了饭吃，才能专心研究，才能有此家前绝后的大发明。
孙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有衣穿才不会冷死，有饭吃才不会饿死。第二级是安适，穿的求其舒服，吃的求其甘美。第三级是奢侈，穿的要轻绡细绢，海虎貂鼠，吃的要山珍海味，鱼翅蒸窝，我所说的发给生活费，只算达到第一级，其第二级，第三级，则让那些勤勉作工的人享受。
努力向上之心，人人都有，凡是稍知奋勉的人，断莫有因为免去冻馁，就可满足他的欲望，就不前进，其例甚多，无待详举。平心论之，人之天性不一，有因为生活问题解决了，就不去作工的，却也有丰衣足食，还是孳孳不已的，若谓国家发了生活费，就无人作工，这层可以不虑，假使实施之时，果然有此现象，我们少发给点款，使他们所得者，不足维持生活，就不患无人作工了。作工与否，本是听人自由，但作者优予报酬，使人见而生羡，又不得不作工，于是作工者，不作工者，各遂所愿，社会上就相安无事了。
有人问我道：全国人民，具何种资格，有坐领生活费之权利？政府为甚么有发给生活费之义务？我说道：这有两个理由：(1)地球是人类公有物，使用土地者，对于公家缴纳租金，此项租金，即该人类平均分受：（2）发明家发明机器，是替人类发明的，由机器生出来的利益，应该人类平均分受。基于这两种理由，故人民有领受生活费的权利，政府是掌管全国土地和工厂的机关，故有发给生活费的义务。孙中山讲衣食住行四者曾说：“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如果国家把这四种需要，供给不足，无论何人，都可以来向国家要求。”可见国家有保证人民生存的义务，人民有向国家要求生存的权利。我主张发给生活费，即是国家担负人民衣食等项的责任，保证人民的生存。此种办法，与民生主义是很合的。
我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公司式的组织，这是已经说明了的。我分配资财的方法，是从自然界中两个地方取法得来：
(1)是取法身体分配血液的方法。身体中某部份越劳动，血液之灌注越多，除了弥补消耗之外，还有剩余，因此人身越劳动的部分，就越发达，这就是人身奖励劳动的方法。所以我们对于劳动者，应该从优报酬。我们身体中，还有些无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他是无用的东西，但是既已生在我们的身上，也不能不给以血液，不过男子之乳不劳动，灌注的血液很少，所以男子之乳，就渐渐缩小。我们发给生活费，不可过多，使不作工的人，如男子的乳一般，渐渐消缩。才合天然公理。
(2)是取法天空分配雨露的方法。自然界用日光照晒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他的水蒸气取出来，变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洒下，不惟干枯之地，蒙其泽润，就是江海池沼，本不需水，也一律散给；最妙的，是把草木中所含水分蒸发出来，又还给他，一转移间，就蓬蓬勃勃的生长了；并且枯枝朽木，也一样散给，不因为他莫得生机，就剥夺他享受雨露之权。洒在地上之水，听凭草木之根吸取，无所限制，吸多吸少。纯是草木自身的关系，自然界固无容心于其间。公家收入的租息，与夫银行和工商业的纯利，原是从人民身上取出来的，除公共开支而外，不问贫富，一律平均分给，致富的机会，人人均等，这就是取法雨露之无私。
孙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级：(1)需要，即生存；(2)安适；（3）奢侈。现在的经济组织，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再进而求发适，求奢侈，因为立足点是死字，一遇不幸的事，就有冷死的饿死的。著者主张发给生活费，是以生存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照孙中山民生主义说来，生存是社会问题的重心，国家倘能每年发给生活费，使人人能够生存，这就算重心稳定了，重心既稳定，社尝自然安静。著者谆谆以发给生活费为言，意盖在此。
本章所拟办法，把土地、机器、银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则拥有金钱之人，任他如何努力，决不会造到钢铁大王，煤油大王，银行大王，汽车大王，商业大王诸人的地位，每年由政府发给生活费，则劳动家任何不幸，决不会有冻馁之虞，像这样的办法，把富者的地位削低一级，把贫者的地位升高一级，贫富之间，就不会相差过远了。现在痛恨资本制度的人，对于有资财者，设种种法子去抑制他，我们施行此种经济制度之后，从上面削低一级，从下面升高一级，在两级中间的地方，就可任人发展，不加限制；不惟不当限制，并且还要尽力提倡，社会才能进步。我主张把国际贸易收归国有，把国内贸易留为人民活动之余地，又主张人民存款在银行者，应当付以利息，都是为提倡人民努力起见。有人说：这种办法，仍不免贫富不平。我说：惟其不平，人民才肯努力，世界才能进化，犹如水之趋入大海一般，惟其地势高下不平，才能奔趋不已，如果平而不流，就成为死水了。水不流则腐，人类不努力，世界便会退化，其理是相同的。世间至平者，莫过于水，故量物平否，以水为准，然而水之前进不已者，实在是由于不平，名为不平，实为至平。我们取水之原理，以改造社会，就与天然之理符合了。
政府每年发给生活费，其手续很麻烦，当由各都市，各乡村，分头办理。每一都市和每一乡村，应设立户籍调查所，把人口调查清楚，确定某人的籍贯，隶属某处，生活费由原籍的户籍调查所转发，即无错误了，某处死了一人，即由该处的户籍调查所查明死者籍隶何处，即通知生地的调查所，停止他的生活费，旅行在外，生下子女，就地报告该处调查所注册，将来的生活费，即向该调查所承领，但经申请后，得由所生地的调查所，备文移归原籍。人是活动之物，转徙不常，调查之时，和发给生活费之时，从生死两点注意，就可杜绝流弊了。
我们既规定人民有款者，当存入银行，需款者当向银行借，则各都市各乡村，都要通设银行，人民取款存款，方才便利。政治方面之组织，是合各乡村而成为一县，合各县而成为一省，合各省而成为一国。经济方面，当与之相应，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各乡村设乡村银行；各乡村之银行，隶属于县银行，各县之银行，隶属于省银行，各省之银行，隶属于中央银行。金钱是人民膏血，故银行之分布，当如脉络一般，使之成为网状，才能流通无阻。私人向银行借款者，须有担保人，担保人须银行中有存款，足供担保者，否则以借款者或担保者应得之生活费作抵押品。银行与户籍调查所，关系密切，二者宜并没一处。
施行本章所说办法，有当虑及者，土地，机器，银行，国际贸易，四者集中于国家之手，全国人民的金钱，俱归于银行，政府每年又要发给生活费，国家的权责太大，当局的人，舞起弊来，人民就受害不浅了。如果防弊的方法，尚未想好，就冒冒昧昧的着手改革，把土地工厂等项收归公有，倒不如不改革，不收归公有还好点。所以我们要改革经济制度，当先从改革政治入手，先把政治改革了，把防弊之方法想完善，然后才能说改革经济制度。只要在政治方面，能把孙中山所说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完全办到了，则经济方面，无论甚么弊，都可防止了。本章所说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都是预定计划，不能立即就办，我们现在第一要着，就是努力去实行这四权，等到人民对于这四权能充分的行使了，再来改革经济制度，那就无有流弊了。
银行及户籍调查所之职员，与夫银行之监察员，及其他重要职员，由人民投票选举或罢免。属于一乡村者，由全乡村人民总投票，属于全县者，由全县人民总投票，属于全省全国者亦然，遇有大事，亦用总投票法公决。例如原定银行存款月息六厘，有人提议，应改为四厘，又有人提议，应改为八厘，即将三者的理由，作具说明书，公布全国，定期总投票。各人向本地户籍调查所投票，其旅居异地者，可从邮局投递，由户籍调查所开票，总计主张四厘者若干票，主张六厘者若干票，主张八厘者若干票，汇报于县，由县汇报于省，由省汇报中央。假定主张四厘者占多数，即改为存入银行者，月息四厘，向银行借款者，月息八厘。又如有人主张各人的资财，不可过多，存入银行之款，应该加以限制，又有主张不应加以限制。究竟应限制？或不应限制？如应限制，则每人存款，究应至多以若干为限，可由全国人民总投票决定之。全国是一个大公司，四万万人是公司中之股东，人人有切己利害，有分红息之希望，故投票时，不会受人运动，即使有舞弊者，亦必互相举发，在公家服务之人，如有侵蚀亏吞等弊，亦必互相稽查。假无发给生活费之规定，人民与国家，不生关系，即使他人营私舞弊，亦不愿因为公家之事，去开罪于私人。中国官吏，侵蚀公款，无人过问，其弊正在于此。今有发给生活费之规定，则人民与国家，居于利害共同的地位，侵蚀国家之款，即无异侵蚀私人之款，全国有四万万人，即是有四万万个监察员，侵蚀者无所藏其奸，孙中山主张的全民政治，即可出现。
关于遗产制一层，许多人都主张废除，如照本章所说的办法做去，土地工厂，一律归公，私人也就无所谓产业了，所有者不过银行中所存之金钱，我们只研究此项金钱，应否传给子孙就是了。此事于各个人都有关系，将来可用全民数投票法解决之。在我个人之主张，是可以听其传给的，因为我们既经承认各人的身体是各人私有物，由脑力体力换来的资财，就应该各人私有。各人所生子女，是他的身体化分出来的，当然有承受他的资财之权，如果归为公有，也就犯了“夺私有物以归公”之弊。普通人所以努力者，大都想积下资财，传之后人。如果积下的金钱，不许传之子孙，必会减少人类努力心，即是减少社会进化之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