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的法令制度，只要能够适合我国的需要，我们仿办起来，一定是推行无阻的。例如中国男子辫发、女子缠足，相沿也是很久的，如今男子学外国男子，把发剪了，女子学外国女子把足放了，未见发生何种流弊，这就是所服之药对了症的缘故。现在的学校，弊端百出，人人一谈及此，不是骂学生不好，就是骂管教员不好。依我想，如果少数学校不良，我们可以怪管教员，可以怪学生，而今则多数学校，都是如此，我们也应该在学制方面考虑一下。
要改良教育，可以采用古人改良政治的法子：战国时候，兵伐扰攘，人心险诈，与现在的情形是一样。赢秦继起，政令烦苛，民不聊生，人人思乱，也与现在的情形一样。到了汉朝的时候，人心忽然淳朴起来了，这岂不是很奇异的事吗？其实并不奇异，他得力的地方：第一在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第二在文景之世，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就把元气培补起来了。汉高祖的谋臣是张良，他是讲黄老之学，约法三章，当然是他上的条陈。惠帝用曹参为丞相，曹参奉盖公为师，盖公是黄老专家，所以曹参为相，专主清静无为，文景沿用他的法子，就成了三代下顶好的时代。这可说汉初所请的医生，与所害的病相合了。诸葛武侯说：“秦的政治很苛细，人民苦极了，所以高祖立法很宽，刘璋暗弱，人民很疲玩，所以我立法很严。”真是通达治体的话。武侯淡泊宁静，他的性情，很近黄老，后来治蜀，却纯用申韩，我们试把他的本传读一遍，又把韩非子研究一下，就见许多举动纯是韩非家法，他并且手写申韩，以教后主，真所谓对症下药，可算名医，宜乎后人称他是三代以下第一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改良教育，就有办法了。
现在关于教育的条令，非常苛细，教育界排挤倾轧，无所不有，学生凌厉嚣张，动辄就闹风潮，教育紊乱的状况，与战国赢秦的政治相似。依我的主张，要想改良教育，最好的是仿汉高祖约法三章的办法，学校中规定：凡有嫖赌偷盗与夫吸鸦烟的，严重处罚，其他苛细的规则一切删除，遇有应该救正的地方，临时酌定，学文景之世，休养生息，可断定学潮就会平息，教育就会发达，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黄老之术，表面上看来，是莫得什么道理，其实有绝大的道理。汉初取他的法子去治国，所得的效果，是彰彰可考的，养生的人，用他的法子去治身，无不享高寿，是人人知道的。我主张用他的法子去办学，可断定必会办好。斯密士一部《原富》，主张放任，听其自然，这明明是黄老之术。斯密士用之于养字方面，既已收了绝大的效果，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于教字方面，一定也会收绝大的效果。
现在中国的政治，一方面政令苛细，人民愁苦，一方面又是执政暗弱，人民疲玩，武侯所说的两种现象，同时并存。那执政的暗弱，算是中国有的，那苛细的法令，是从外国抄袭来的。所以我们改良政治，当黄老与申韩二者并用，改良教育，也是如此。校中把嫖赌偷盗鸦片烟悬为厉禁，犯者严重处罚，绝不徇情，是用申韩之术。把苛细规则一切除去，是用黄老之术。主持教育的人，对于教育事业，持放任主义，是用黄老之术。考试时极端严格，舞弊者严重处罚，无丝毫假借，是用申韩之术。教育上能够如此办去，自然可望整顿，政治上一切事都如此办，自然也会整顿好。
庄子是尊崇黄老的人，他主张治天下要除去害马者，因为害马者是有碍自然的。斯密士谈经济，主张把营业上的障碍物去了，才能自由发展，其用意与庄子同。斯密士主张关于交通的事项，由政府办，人民力量不能担任的事业，由政府办，其余一切放任，听人民自由去做，政府不必过问。政府应负的责任，只是清查商标，不许冒充他人招牌。遇有不履行契约，意图赖骗的人，政府依法惩办就是了。我们把他的法子，应用到教育方面，为种种的设备，使人民随在有就学的机会。高级点的学校，人民力量不能担任，由政府办，其余一切放任，政府只设一个考试制去考试学生。这考试制用意，就是不许他冒充招牌，不许他任意赖骗，照这样办法，教育自然会发达。人非饮食不能生活，人无知识不能在社会上立脚，其切要是一样的，所以人的知识欲，与饮食欲是相等的，二者都于人的生存上有关系，政府替他筹划，不如听他自己筹划，还要周密得多。斯密士在经济方面，窥破了此点，故主张放任，听其自然。我们知道：人民的知识欲望，与饮食相等，所以教育事业，也该放任，也该听其自然。
放任主义，施之经济方面，还有流弊，施之教育方面，不会有流弊，因为经济上一切放任，就生出自由竞争的现象，外国的大资本家，就是自由竞争产出来的。金钱的数目有限，他占多了，我就要少得点，我占多了，他就要少得点，所以自由竞争，就造成贫富的阶级。惟关于知识则不然，断莫有你把学问操好了，我的学问就操不好的道理，所以放任主义，施之教育，不会生流弊。
有人说：放任主义，施之智育方面，或许要得，施之管理方面，如何要得？我说：管理方面，采用这个原理，为什么要不得？中国因为国家贫弱才变法，才改书院为学校，中国贫弱，有他贫弱的原因，其罪过并不在学生，并不是由于学生在书院中放任惯了，害了国家社会，为什么要设些严厉的规则，把学生拘束起来？这也是药不对症，并且是对于无病的人妄加针砭。
欧洲行征兵制，全国人民，皆有当兵的义务，厉行军国民教育。故学校之内，纯以兵法部勒，校长是个司令官，学监仿佛是个营连长，学生的起居动作，都是军营式的组织，处处取整齐严肃，使他养成习惯，将来人伍当兵，自然容易，西洋学校用意在此。我们中国并未行征兵制，学校之中，也用军营式的组织，学生在校的生活，也带有军营生活状态，这也是无谓的事。
有人说：学校之中，施行这种规则，目的在养成学生守时间守秩序的习惯，这种训练是不可少的。我说：施了这种训练，能不能够养成学生的良好习惯，还是个疑问。川省兴设学校，二十多年，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却也不少，请问成效安在？即如四川省议会的议员，是人民选他出来，那些人都是进过学校，受过这种训练的，并且很多是当过校长教员的，曾经这种规则去范围人，何以这些人聚在一处，全不遵守时间，往往无故不到，开会之时，不足法定人数。讲到秩序一层，更说不上，打墨盒，飞板凳，报纸登载，不一而足，请问养成的良好习惯安在？因为一毕业出来，莫得司令官管束他，他就回复未人校以前的状况了。会场之中虽然有个主席，却莫得校长的威权，不能记过扣分，不能悬牌斥退，他们不守时间，不守秩序，也无怪其然。
所以我说：施行严厉规则，不过校中形式上好看点罢了，其实莫得什么成效，在社会上不会发生何种影响。有人说：西人受了那种训练，毕业出来不会忘去，依然能够守时间，守秩序，中国人在校中受了同样的训练，毕业出来，还是不守时间，不守秩序，这是由于中国人道德观念缺乏的缘故。我说：这不是道德上的关系，是行征兵制与不行征兵制的关系，欧洲行征兵制，全国皆兵，即以全国为一军营，全国的组织，是一个军营的放大形。校中生活，与社会生活，是一致的，人民守时间，守秩序，校内校外是一样的，故学生入校遵守规则，不感何种痛苦，毕业出来不会把校中养成的习惯抛去。
中国从前也行过征兵制，也是用兵法部勒全国，后来进化了，依分功之例，兵与民分而为二，民出财以养兵，兵出力以卫民。民与兵既经分开，无须乎再把兵法去部勒圈民。兼之大一统之后，战争的事渐渐减少，所养的兵，也渐渐少，需用兵法的地方，既经少了，社会上造下军营式的组织，就逐渐消失。人民一切动作，纯任自由，养成了习惯，所以一入学校，受军营式的训练，即感觉痛苦，随时发生风潮，一出学校即与社会同化，校中所施的训练，就等于零了。这就是由于欧洲的社会有拘束力，中国的社会莫得拘束力，欧洲养成那种习惯，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涵濡渐渍。中国养成这种习惯，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涵濡渐渍，所以要改良中国人的习惯，当另想法子，不是区区厉行校规，所能挽救的，更不是空言道德，就能生效的。
现在各校关于请假点名，晚间熄灯，早晨起床，清查学生上堂人数，与夫其他事项，俱由学校职员管理，往往因此等事项，学生与管理人生出恶感，酿成极大风潮。我想：此等事，可改归学生自行料理，教职员将此等规则的必要，向学生剀切说明，使他们自立公约轮流担任，管理人从旁襄助，不必取司令官的态度，用强力去干涉他。因为用强力去干涉，学生居于被动地位，将来走到莫人干涉的地方，他就依然不规则起来了。如果使他们自立公约，养成自动的习惯，将来毕业出来，到了议场这类地方，大家感觉有守时间守秩序的必要，自然就能够定出公约，互相遵守了。
关于学生的操行，只好用儒家的旧学说，注重人格感化。当教师的，果然言可为坊，行可为表，利用学生的摹仿性，自然不知不觉，一切行为，就同教师一样了。
凡人作事，关于心理，心想做就做，心不做就不做，所以要改变人的行为，当先改变人的心理，心理改变了，生出来的效果，是很大的。例如有人出来提倡某种学说，始而少数人心理改变，少数人的行为就改变了，继而多数人心理改变，多数人的行为就改变了，到了多数人的行为改变，就成为一种风气了。这个道理，曾国藩的那篇《原才》，说得很明白，要想改良学生的操行，应该采用这个法子。
改变心理的方法，在不断的予以暗示。教师人格高尚，即是一种很好的暗示。耶苏的教理，本是很粗浅的，他的教能够推行得那么广，不是得他的教理足以折服人，是他那种人格，足以感化人，他那种毅力，足以转移人。现在学校内对于学生的操行，不用耶苏传教的法子，去用商鞅行政的法子，并且是秦始皇箝制人民的法子，所以遇有可乘之隙，学生中有人出来振臂一呼，就应者四起了。全国学潮的根源，就在此处。
有人说：考试制只能考察学生的知识，不能考察学生的操行，施行此制未免把德育方面抛弃了。我说：考试制固然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就是现在的学校那种办法，也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要想学生有良好的操行，当格外想法，所以我才有上文的种种说法。
世界各国的进化程序，都是一样的。古时中国内部，也是许多小国，那些君主，也是把人民当如奴隶或子弟一般，对于奴隶子弟的教养事项，想的法子，也是非常精密。就以学制而论：周朝的时候，京师大学，名叫辟雍，诸侯大学，名叫泮宫，阊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大概八岁人小学，十五及十八人大学。其修业年限，是九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至九年而大成，始得入官。有了毕业资格，才得做官。不率教者，有征戒迁谪之刑，与现在犯了学规要斥退赔费相同。小学之秀者，移于乡学，即是初小毕业，升人高小。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即是高小毕业，升人中学。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即是中学毕业，升人大学。诸侯岁贡其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就像现在的大学院一样。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兵争不已，这些制度，就摧灭无余。兼之社会进化，日趋自由，就学的人，不愿再受旧学制的拘束，所以周初的学制，从此不能恢复了。此后关于教育事项，只有考试的时候，人民与政府有一度的接触，此外皆听其自由，政府从未干涉，直至清末为止。中间还有个现象，说来是很怪的：周朝施行那种学制，从周初到春秋，中间数百年，并莫发明得有何种特别学说，刚刚把那种学制消灭，学术就骤然发达起来，这是很可耐人研究的。
我说社会进化，人民不愿受旧学制的拘束，这是可以证明的：你看欧洲教育家，最新的主张，都是在解放一面，都是向活动自由那面趋去，至于道尔顿制，简直更像中国书院的组织，进化的轨道，也就可以看见了。现在这种束缚人的教育方法，我国进化的程序中，业已经过了，欧洲方在图谋解放，我们反退转去仿效他，尽可不必。
欧洲开化，比中国迟许多年，封建时的制度，存留得很多，人民处处受政府干涉，所以才力争自由，创出不自由毋宁死这类话。中国统一很早，从秦始皇厉行干涉政策过后，历代的君主，都引为前车之戒，废去干涉政策，虽是君主国，其实人民很自由的。中国贫弱，并不是因为人民太自由了，维新以来，拿欧洲限制自由的法，施诸中国，药不对症，无怪乎一切新政，都是荆棘丛生。新学制标准，取纵横活动，取伸缩自由。其实中国以前的教育，纵横活动到极点，如今设些法子，限制他活动，限制他自由。然后叫他寻觅活动自由，真不可解。中国贫弱的原因，是出于兵力不足，打不赢外国人，是由于科学知识缺乏，实业不发达，我们从这上面去补救，算是对症下药。至于政治法度上一切组织，就要下细斟酌，如其不然，就会把好肉割坏了来医。
民族进化的程序，与身体的发达，是一样的。人生由幼而壮而老，骨格躯干的发达，有一定程序，不能飞越，也不能退回。一二十岁的人，任他卫生如何讲得好，身体如何长得快，终究是一二十岁人的状态，可一望而知的。三四十岁的人，即使卫生不良，疾病缠身，终究是三四十岁人的状态，也可一望而知的。中国比欧洲开化得早，当然比欧洲进化得多。所以欧洲政治上许多制度，如征兵制，如选举制，中国都曾经施行过，后来渐渐进化，那些设施，就渐渐抛去，其蜕化的痕迹，彰彰可考。由选举而变为考试，是进化必经的阶级，美国近二三十年，也行考试制度了，美国的考试制度，与夫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都是学英国的，英国的考试制度，是学我们中国的。(见孙中山讲演五权宪法)欧美正在向考试那条路进化，我们反把考试制废除了，退转去行选举制，违反了进化原则，所以选举省县议员的时候，就弊病丛生了。选举制既不可行，只好仍求之考试制。
中国的考试制，发源最远，汉朝对策，固然是考试，其实战国的游说，也是一种考试，不过是人君当面口试罢了。我们可以说战国重游说，是考试的起点，后来越久越进化，考试的制度越完备，于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成为世界最好的制度了。进化较后的欧美，自然要来取法。我们在历史上，还看出一个进化的痕迹：周初学制，区分为小学中学大学几种阶段，以次递身，肄业年限，是有定时，政府用人，是用毕业生。前面已经说过，最奇的是那种学制，刚刚破除，考试制的起点，就出现了，可见考试制是替代那种学制的。所以我主张施行考试，不问肄业年限，不问会否人校，概以程度为准。
大凡一国的人民，进化到了某种程度，总会产出某种法令制度，换言之，即是某种法令制度，能够推行无碍，必是与那种人民程度，恰相符合。欧洲开化比中国迟，我们把他现行制度，细细考察，觉得很像周初的组织，我们就可以断定他们进化的程度，方才到我国周初。犹之年龄相同的儿童，其骨格驱干是约略相同的，所以现在欧洲许多制度，与周初不谋而合。不过欧洲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犹之两个儿童，一个衣服朴素，一个衣服华丽，其实两儿衣服，大小长短，是差不多的。
我们考察欧洲的社会，如果把他物质文明部分除去了，单看他的组织法，就可看见他社会进化的程度了。欧洲的法令制度，非常苛细，周初的法令制度，从三礼上考来，也是非常苛细。假如叫周初的人民，去守现在西洋的法令制度，他是能遵守的，叫现在西洋的人民，去守周初的法令制度，也是能遵守的。譬如年龄相同的儿童，所穿的衣服，可以互相掉换一样。周初的法令制度，如果施行于现在的中国，一定扦格不通，所以西洋的法令制度，施行于现在中国，当然扦格不通，因为有骨格躯干长大了，旧时衣服自然穿不得。
中国从前的儒者，梦想唐虞三代，自从进化论出现，才知道那种思想是错误的，是开倒车的。于是厉行新政，摹仿欧西，哪晓得他们进化的程度，刚刚才到我们周初时期，变法诸公，自以为维新了，其实在复古，其实在学文武周公。依我的观察，现行的新政，有许多是开倒车，废除考试，恢复选举，是开倒车之一，所以越弄越坏。欧人研究科学，着手得早，可以称他是先进，此外许多地方，不能不算是我们的后进。我国到了现在这种状况，自然该设法整顿。可是我们此后，应走的途径，并无先例可循，只有按着进化的原理，自家开辟途径，一面走，一面开辟罢了。
中国古时，各国分立，国际战争最烈，非竭全国之力，不能取胜，所以行征兵制，兵与民合而为一。后来全国混一，无通国皆兵的必要，只有设点兵来防内乱，就成为分功之局，所以兵与民分而为二，改行募兵制。大凡国家的各种制度，都是有连带关系，兵制是国家的大政，他的组织改变了，其他各种组织，自必因之改变。周初行征兵制，那时以兵法部勒全国，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那时学制就是闾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家用人，就在那毕业生中选取。后来渐渐蜕化，军营式的组织，渐渐消除，学制的组织，也随之而变。朝廷上莫得毕业生可用所以战国重游说，只要一席话说得人君喜欢了，就给他一个官。汉朝是由大臣推荐或是天子诏试，晋朝取之于门第，这都是由于周公所定那种学制废除了，莫得毕业生可用的缘故。要想恢复那种整齐划一的学制，但是社会的组织不同，势有不能。到了唐朝实行募兵制，同时考试制就应运而生，这是社会进化必然的趋势。
选举与考试，本是一样的，都是认定这个人好，我把他挑取出来，但是由选举进化了，才会有考试。外国的无记名投票法，与中国的糊名考试是一样的。外国因为选举有流弊，想出无记名投票法，把操选举者的姓名掩住了。中国的法子更妙，糊名考试，把被选举者的姓名掩住，我把他挑选出来，我还不知他姓甚名谁，这只好凭他的本事了。
社会进化，有天然阶级，由渔猎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五州万国的民族，无不相同。进化到了某种时间，他的社会组织法，都是相同，这是彰彰可考的。征兵制、选举制、学校制，是同一时期的事。再进化了，就成为募兵制、考试制、书院制，这也是同一时期的事。西洋开化得迟，当然依着我国进化的轨道慢慢行来。西洋的道尔顿像书院了，考试已经有了起点，无记名投票法，已是糊名考试的动机。欧洲现在列国竞争，当然行征兵制，将来全欧混一的时候，兵与民还是要依分工原则，分而为二。维新诸公，不明进化原理，把中国许多废弃不用的旧法，恢复起来，所以就百弊丛生了。恢复选举制，所出的流弊，是众人共知的，周初行过的学制，恢复起来，无怪乎弊病百出，全国学潮，屡出不已。我们看清了此点，出来提倡考试制，可说是与进化的轨道，是很相合的。
现在学校的组织，不是衣服大了，人民穿不得，实在是衣服小了，人民穿不进。读书求学，处处受法令上的限制，不自由到了极点，即使强迫他，把这种衣服穿上，但是行动不自由，有碍发展，甚至于稍为运动一下，衣服就破裂了。现在有些学校，很是整齐严肃，偶有事故发生，就决裂而不可收拾，即是这个道理。我现在看见有几种现象，(一)学生不受拘束，时时暴动。(二)一般人民不满意学校，甘愿把子弟送人私塾。(三)许多教育局长，学校校长，或教员，延师在家，教他的子弟。(四)有些私人组织学校，不在政府立案，也不遵章教授，这都是衣服小了，才有这些破裂现象。
现在要整顿教育，只有把他那中断了的考试制，继续施行下去，才能挽救现在的积弊，才能企图将来的发展。今人一闻考试二字，依心理上的联想作用，就想及八比试帖，认为这个法子，陈腐不堪，其实大错了。考试是一事，八比试帖是一事，八比试贴可说是腐败，考试法断不能说他是腐败法子。现在的学校，如果不教科学，仍教八比试帖，还是腐败不堪的。可见腐败与否，全在学科上，不在形式上。有人说：依你的主意，莫非要把现在学校一齐废了吗？我说：不是那样的，现在兵与民分而为二，国中有一般人，能够受军营的训练，即可证明：有一般人能够受现在学制的拘束。但是现在要把全国之人，一律勒令当兵，就会纠葛丛生，所以要把全国的教育，一律纳入现行学制的范围，也会叫葛丛生。中国现在的制度，当兵的施以军营的训练，未当兵的不施以军营的训练，这个办法，是军营制与非军营制二者并存。现在中国的学校，已经设了那么多，哪有废去之理？我主张学校与私塾二者并存，愿进学校的进学校，愿进私塾的进私塾，愿自修的听其自修，统以考试制汇其归就是了。
我主张学校解放有两种：第一破除学校与私塾的限界，一体待遇。第二变更学校内部的组织，采取书院制的精神，随各生的程度，施以适宜的诱导。这两种解放，前面曾经说过，如能实行，学校的风潮，可以立即减少。因为学生闹事，不过停课罢了，学校原未叫他上课，停滞不前了何妨？学生主张择师运动，见有良好教师，尽管前往受教，那良教师所在地，自然学者云集，不良好的教师，无人来学，就归诸天然淘汰了。有了这种办法，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所说的不屑之教，实行起来，也就不会起风潮了。
现在的学校，往往被政党操纵，这就是犯了庄子《胠箧篇》所说的毛病。我们把零零碎碎的东西，收集拢来，用一个柜子装住，强盗来了，把柜子背去，所有的东西，全体损失，倘若散在各处，也不至全被偷去。现在的政党，是用利害来操纵学生，如果把学校解放了，各政党要号召学生，须要用宗教家传教的法子，具有高尚的人格，强固的毅力，才能转移一世。有了这种政党出现，我们是很欢迎的。
考试制是考察最终的成绩，各种主张，均能容纳，办学的人，要仿日本制办，要仿美国制办，要照道尔顿办，要依现行新学制办，或是自出心裁，别创一种办法去办，政府可听其自由，不加限制。除考试方法与夫考试标准，应当公同议定，同归一致外，其余的事项，都可各出主张，互相竞争，越竞争就越进步了。
我说施行考试制，各种主张，均能容纳，可以设比喻来说明：假如有城一座，我们想攻人，所有进攻的路，东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攻击，或是搏肉而上，或用飞机，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总以攻入城内为主。毕业考试，是考察他攻入莫有。至于进攻的路，与攻取的方法，应由前敌将士考察地势，侦探敌情，自行选择，当主帅的，只严令各将士限期攻入就是了。我对于学校的主张，就是如此。
诸君有整顿学校的好法，尽可施行出来，整顿学校，是要使学生的成绩良好。考试制是考察成绩，是否良好，二者原是不生冲突的，本书重在把我主张考试的理由披露出来，所以对于各种整顿的法子，未及深说。
我主张的考试，非常简单，只是把在校学生，与私塾学生，自修学生，聚合起来，一体考试，只要程度及格，就给与毕业证书。民国十四年二月，四川省长公署，颁布各级学校毕业考试暂行条例，已经明白规定，各地举行小学毕业考试，私塾学生，亦准与试。现在我的主张，打算更进一步，举行中学毕业考试，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也准与试，特地征求众人的同意。有人说：就使有了这种规定，恐怕也没有合格学生来应考。
我说：只要先把案定了，人人知道中学毕业考试，悬有这一格，自然就会有人朝那私塾，或自修方面趋去，将来自有人来应考。我把我的主张披露出来，目的在与人讨论，请阅者诸君，切实批评，批评越严，我越是感激。我这种主张，究竟对不对，我自己不能知道，如有不合之处，经诸君指正，我可以加以修正，如或根本错误，诸君有良好的法子，可以救正现在学校的积弊，我定当抛弃我的主张，赞成诸君的法子，绝不敢固执己见。诸君有见教处，请交四川教育厅收发处转交，万望切实指教，幸勿客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