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王：领导力与创新》
作者：经济学人·全球商业评论
内容简介：
达沃斯发表的“成功人士早餐前会做的14件事”，近乎荒诞地描述了西方职场成功老板的侧影。一句话，成功的老板一定是超人，他健康强健、分心有数、家业兼顾、成就广泛。好的管理者是否就等同于无所不能的超人？管理者到底应该从哪些新的管理思维中萃取经验，付诸实践？
目 录
出版序
上编：领导力
之一：思考与榜样
哲王
了不起的赌徒
之二：践行与应对
最后九十天
安度丑闻危机
之三：抗压与自大
超人老板来了
巡回演说
下编：创新
之一：创新的中以对比
中国创造力再评估
扩展的国度
之二：创新的新动向
价廉物美
日渐上瘾
之三：创新与监管
改写规则
出版序
领导力与创新，是企业家最关注的两个话题。前者强调对管理的思索、借鉴以及如何践行，后者则是全球化与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企业谋求变革与颠覆的利器。
《经济学人》熊彼特系列文选第二辑，上编专注于领导力，探讨企业家该如何思考，如何饯行；如何应对危机、如何慎始如终；如何应对压力，如何避免自大。下编畅谈创新，比较中以创新的不同点；分析创新的新动向：从节俭创新到令人上瘾的高科技；关注创新与监管的博弈。
《经济学人》的熊彼特专栏得名于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专栏围绕商业、金融与管理话题展开分析。《熊彼特》专栏文字短小精悍，论述旁征博引，引述全球最新案例、前沿管理思维和一线商业洞察，角度新颖，发人深思。
上编：领导力
之一：思考与榜样
哲王
向伟大作家学习，商业领袖将从中受益
要升到商界高层，不参加一些拓展式课程是很难的。你把一个宝贵的周末花在一些诸如划艇、爬山和绳降等让人汗流浃背的活动上。你忍 受着关于性格考验和信任建立的各种课程。结束后，你会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这些奇怪的程式或许可以为你创造一些闲聊时的谈资。但是总体而言，它们除了能让组织这些活动的公司赚到钱外，别无他用。
是时候用更有力的方式来代替这种管理生涯中的惯例了，那就是：内省式课程。与其与大自然斗勇，商业领袖们倒不如从大想法中激荡脑力。要证明自己的领导力，与其带领员工穿越峡谷，倒不如带领他们跨越心智上的鸿沟。形式可以很简单。几个未来领袖可以聚集在一家远离尘嚣的酒店，全身心投入名著的学习中。他们将远离电子产品的干扰。白天，一位导师将确保他们埋头苦读；晚上，导师将鼓励这些内省者把白天读到的内容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逼着雄心勃勃的高管们去阅读经典著作的主意很容易被人嘲笑。想想什么样的书名能勾起高管们的兴趣可能是个好玩的游戏：如《麦肯锡如是说》，或者《埃森哲耸耸肩》之类的。不然，还可以来个巨著和人格类型的拉郎配：让年轻时代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们阅读《为吾生辩》，再让年轻时代的康瑞德·布莱克（Conrad Black）们研究《罪与罚》。再不然，想象一下尼采哲学体系里的企业社会责任会是怎样的，或者齐克果（Kierkegaard）的供应链管理是什么样子。
然后，还存在实际问题。确实，高管们是决策者而不是慎思者。而且他们确实也没有时间胡思乱想吧？但是，在大学学习过哲学的美国CEO人数惊人。领英（LinkedIn）创始人之一的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是牛津大学哲学研究生，他在选择亿万富翁的生活之前，曾短暂地考虑过成为学者。无论如何，高管们显然手上有大把时间去参加达沃斯之类的冗长会议，在那里除了重复地讲“利益相关者”和“可持续发展”之类的企管套话外，鲜有新意。他们当然会有足够的时间向真正的思想者取经。
内省式课程会对“思想领导力”产生奇妙的作用。商界目前如此专注于以下这个观念是有充分原因的：唯一能防止你的产品陷入同质化，或防止你的市场被颠覆的方法，就是要比竞争者想得更远。但是，那些俨然一派思想领袖模样的公司往往是些“思想落后分子”：回炉昨天旧报纸的风险分析师们，以及推崇昨日成功案例的管理顾问们，却罔顾这些昨日之星即将出局的事实。
唯一能成为真正思想领袖的方法就是要对所有这些噪音充耳不闻，而只聆听少数几位伟大思想家的真知灼见。阅读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给伯里克利（Pericles）的赞美诗，能比你从上千个领导学专家那里学到更多的领导哲学。阅读孔子的著作，能比你从所谓的“文化顾问”身上获得更多在华经商的知识。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五十年里能保持管理大师中翘楚的地位，不是因为他参加更多的会议，而是因为他的思想长期浸淫在名著之中：比如他在写关于商业联盟的内容时，联系到的是简·奥斯丁（Jane Austen）笔下的婚姻联盟。
内省式课程所起的作用甚至比这更重要：它们为企业高管既提供了立身之锚，又提供了远离喧嚣的庇护所。企业高管们存在这样的风险：他们变得对物质成功过于执着，以致于忽视了自己的家庭，甚至违法。以哲学为基础的课程会帮助企业高管们克服对身份象征的执着。当你沉浸在柏拉图（Plato）中的时候，就很难以收集了多少大玩具来衡量自身的价值。抛开所有的电邮、推文和领英的更新，专注于少数几件真正重要的事，这将对思绪烦乱的老板们有所助益。
寻找答案
商界探寻内省式课程已经很多年了。许多成功的CEO都特别注意留出时间做反省。在执掌微软时，比尔·盖茨经常到一间偏僻小屋里退居一周，专心冥想某个重大问题；杰克·韦尔奇在通用电气时，每天都留出一个小时不被打扰的时间来思考问题。哈佛商学院的克雷·克里斯丁森（Clay Christensen）对同辈人离婚或入狱的人数之多感到非常震惊，以致于设计出一门叫做“如何衡量自己的生活”的课程。它成为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还成为了一本畅销书的基础。
“正念”在一些大公司正风靡一时，这些公司还聘请了教练来教授一些揉合了放松和冥想的技巧。大想法正成为高科技中心地区的一种身份标志，正如汽车和房子在“油带地区”是身份的象征一样。硅谷的一位投资者彼得·提尔（Peter Thiel）通过举办思想领袖们参加的会议来试图改善世界。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大卫·布兰戴尔（David Brendel）为老板们提供私人辅导服务，他最近为《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写了个博客，内容是：哲学如何使你成为更好的领导。半路中断技术事业去攻读哲学博士的德门·和洛维茨（Damon Horowitz）目前在谷歌身兼两职：工程业务总监和内部哲学家。“我们行业中的思想领袖不是埋头苦干、一步一步爬上来的那些人，”他说，“而是勇于冒险，独具视野的那些人。”
内省式课程可以为所有这些带来明显改善。正念能够帮助人们松其身而虚其心。“思想务虚会”经常是思想名流们的圈子会。与公司哲人面对面的疗程能把管理者们从同事中隔离出来。内省式课程有望让你在与同道中人形成默契的过程中充实头脑。它们是一种正当其时的想法。
了不起的赌徒
柯克·克科里安发家致富靠的是老一套——长袖善舞、不择手段
他是上世纪最伟大的买卖资本家之一。他三次买卖米高梅电影公司。在缔造霓虹闪耀的梦幻世界拉斯维加斯这件事上，他的贡献超过任何人。他试过买下克莱斯勒，一度曾是福特和通用汽车的大股东。柯克·克科里安（Kirk Kerkorian）集所有大亨式生活方式于一身：在贝弗利山拥有豪宅，与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和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是密友，有过三任妻子，还有一场传奇的离婚大战。（只维持了一个月婚姻的第三位克科里安太太试图控告他，要他支付每月32万美元的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最后发现孩子是她与克科里安的竞争对手、另一位大亨史蒂夫·宾[Steve Bing]私通所生。）不过克科里安是个非常孤僻的人：他避开好莱坞的社交场合，只有在他出资的电影上线时才会去影院观看。50岁后，他对网球几近痴迷。
他是标准的白手起家：父亲是亚美尼亚农民，移民到美国，他小时候至少搬过20次家，9岁开始挣钱，因为揍了老师的儿子而被送进少年管教所，后来做拳击手讨生活，得名“来复右拳克科里安（Rifle Right Kerkorian）”。当战争来临，他通过考核成为飞行员，驾驶加拿大轰炸机飞抵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克科里安通过这些充满惊险的任务攒够了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越际航空”（Trans-International Airlines），用飞机将大赌客和社会名流从洛杉矶送到拉斯维加斯。他是技工、清洁工、检票员、机师，还常常跟乘客一起在赌桌上玩几把。
克科里安真正的激情不在经营公司，而在做买卖：他把自己的航空公司卖掉，买回来，再卖掉，赚了1亿多美元。上世纪60年代他搬到维加斯，不可避免地要跟当时 在那里出没的黑手党打交道。执法人员和记者四处打探，仍没发现他与黑帮勾结的任何迹象。他的大无畏让他脱颖而出。他比传奇的交易人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和泰德·特纳（Ted Turner）更足智多谋。在1969年、1973年和1993年，他曾三次建起世界上最大的酒店。
他似乎常常凭直觉而动。仅凭与克莱斯勒 当时的老板李·艾柯卡（Lee Iacocca）在赛马场的一面之缘，他就大举押注这家公司。不过他的买卖可归为两大主题：土地和休闲。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伟大的美国传统：发现下一个前沿领域，抢在别人之前率先入手。他是第一批意识到战争之后美国必定会掀起休闲热潮的人：人们越来越富裕，他们会将富余的财富花在享乐和旅游上。80多岁时他做了两笔交易：2000年以64亿美元买下海市蜃楼度假酒店（the Mirage resorts），2004年以48亿美元买下曼德勒度假村集团（Mandalay Resort Group）。这两笔交易让他得以掌控维加斯一带超过一半的酒店房间。据估算，他的财富在2008年达到16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但金 融危机后降至约40亿美元。
像克科里安这样胆大的买卖人以前在西方企业的董事会里更为常见。好莱坞由欧洲移民创建，比如塞缪尔·戈尔德温 （Sam Goldwyn）和华纳兄弟，他们凭直觉和本能行事。维加斯到处是个性十足的大亨。克科里安去世三天后，拉尔夫·罗伯茨（Ralph Roberts）也走了，这是另一位移民血统的美国人，以一家很小的密西西比有线电视公司起家，借助无数次买来卖去，最终成就了企业巨头康卡斯特（Comcast）。
现在还有几位这样的人物。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经历比克科里安正统得多，但也是彻头彻尾的买卖人。不过总的说来，他们这一类人物正在为新型亿万富翁让路，后者要么是科技人士，凭借自己的创造力发家；要么是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人才，靠金融工程致富。克科里安曾说：“我没上过学，但我很早就开始买卖公司。”但时至今日，如果没有正规教育的帮助，一个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致富（至少难以合法致富）。在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如科技和金融业，正规文凭或多或少是一块敲门砖。中学就辍学的青少年要 想从底层干起变身高管大亨，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困难。
与此同时，白手起家的男男女女越来越难通过不择手段的老路来谋生了。老牌的公司多由枯燥无趣的公司人员经营，在发现被忽略的细分市场并将其填补这一点上，它们比以前在行得多。对于任何试图在上升的道路上抄捷径的人，监管者和检察官们都能 更快抓住他们。曾为克科里安提供财富的两大世界——好莱坞和赌城——现在被固执刻板的老板所把持，陪同他们的是会计师、律师和公关人员。
看东方，看南方
要找到新一代大胆的资本主义者，你得去看新兴市场，那里的生活水平仍在快速提升，监管力度很弱。中国的商业由形形色色的大亨主导，他们在私营企业合法化时抓住了机遇。东南亚不断扩张的商业集团是其所有者长期不断买卖交易的结果。巴西的埃克·巴蒂斯塔（Eike Batista）已经损失了他在采矿和石油勘探上获得的财富，印度人维贾伊·马尔雅（Vijay Mallya）眼见着他的航空公司破产。但是如果这两人自己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在别处又新赚了一笔，你可别觉得惊讶。就算他们没有这样，还有很多买进卖出的行家里手，通过在下一个浪潮中掷下豪注发家致富，为新富起来的人提供休闲娱乐。“有时候你输了，”克科里安在他偶尔的一次挫折后曾说道，“但这就是游戏。总有新的一局。”如今最好的游戏离拉斯维加斯已经很远了。
之二：践行与应对
最后九十天
成功高管须慎终如始
商界领袖总是满心想着怎样开展新任务。迈克尔·沃特金斯（Michael Watkins）所著畅销多年的商业读物《最初九十天》（The First 90 Days）给新官上任的管理者们提供了成功开始的模版。2012年，私募股权投资巨头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竞选美国总统时，做了一个200天行动计划来扭转自由世界，其中充满了平面图和流程图。相比之下，领导者该如何功成身退，这方面的考虑少得多。
执掌BP达12年的布朗勋爵（Lord Browne）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考虑从这一石油巨擘退休时：“那时我的情感遮蔽了理智，不知该如何离开。”十六世纪在佛罗伦萨，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贻误了从政府高位退下的时机，最终被撤职时，他说道：“我在渐渐腐烂。”后来他写了一部关于权术操纵的巨著《君王论》（The Prince）。但该书只关注怎样获取、保有权力，而非怎样舍弃权力。为填补这一空白，熊彼特专栏作者拟出了领导者全身而退的六道法则。
首先，明智的管理者既不拖拉也不匆忙。有时候，在离任问题上他并无选择。不可救药的老板也许很快被迫下台，但好领导也会遭命运伏击。布朗勋爵在一份报纸曝光其私生活的事件后离任。索尼的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Akio Morito）因为中风而被迫退休，桑坦德银行（Santander）的掌门人埃米利奥·博坦（Emilio Botín）则由于心脏病而猝然离世。但对于那些有幸可挑选离任时间的领袖们，时机便是一切。
美国大公司一般老板的在位时间为八年。任期越长，晚节不保的机会越大。在位时间过长大大增加了犯灾难性错误的机会，也很可能变得年久乏味。一些首席执行官因为恋栈而转任董事长：想想甲骨文（Oracle）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想要同时干好这两个职位，成功者很少。
过早离任也好不了多少。相反，明智的高管会等到公司达到长期目标、自己稳获丰厚奖金后再退下来。他们有足够耐心，把心仪的继承者捧到有利位置，同时拆除任何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Sir Alex Ferguson）在曼联这家英国迄今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里也只做到了两者之一。他确保主教练一职留给了同为苏格兰人的朋友大卫·莫耶斯（David Moyes）。但他身后留下的是一支老化的球队，队员才华日减，状态低迷。一系列惨淡的战绩令莫耶斯在短短十个月后便遭解雇。领导者应该像个聪明的宾客，懂得在盛宴正酣之际抽身离席。
歹毒也好，伟大也罢，所有领导人物都必须为退位的落差做好心理准备。这是第二个法则，也是最易被忽视的。倒霉的退位者会发现投资者报以欢呼雀跃——2013年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宣布自己即将退休的那天微软股价上涨7%。其他的会被颂扬所包围。但他们都会看着自己的权力像潮水般瞬间消退。花旗集团的创始人桑迪·威尔（Sandy Weill）惊恐地回忆道：“我成了一只跛脚鸭……，只觉得麻木。”最终他不得不求助心理医生。
即便任由集体怀旧和唱颂歌之需，果断的高管们在最后九十天一如最初九十天，毫不感情用事。他们继续倾听可靠局外人的建议，关注重要的事情，尤其关注自身。他们遵从第三道法则：睁大眼睛盯着自己的退休薪酬。现在大部分的退休薪酬受长期合同的约束。但董事会保留对这些协议的解释权，包括竞业限制条款。明智的高管懂得对董事们拍马溜须，令其飘飘然到最后一刻。他们自己出面讨价还价，而不是通过律师或薪酬顾问。他们也不要什么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或是 汽车这类小福利，因为如果这些要求公开的话，会显得自己很愚蠢。
荣耀与财富同样重要，所以第四道法则是想好一套叙事，述过去，道未来。领导者必须摆出奔往远大前程的姿态，同时必须神化自己的丰功伟业。丘吉尔建议把自己的历史写下来。而最优秀的领导者更进一步，在事情还没成为历史时就已开写了。1993年至2002年间领导IBM的郭士纳（Lou Gerstner）在退休前两个月就出版了自己的成功史。衰落的英国零售商乐购（Tesco）前总裁特里·莱希（Terry Leahy）在离任后仍对自己当年的伟业念念不忘，但他已经无法控制叙事。把离任后公司下滑怪罪于继任人菲利普·克拉克（Philip Clarke，之后已被解雇），没为他自己赢得多少拥戴。
明智的高管会咬紧牙关谨遵第五道法则：在最后九十天不做重大决定。通用电气1981至2001年间的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制定了企业史上最为细致的继任方案，包括帮助两位落选候选人在其他公司找到职位。但他却搞砸了告别演出，为了亲自监督并购劲敌霍尼韦尔 （Honeywell），他推迟退休，但最终并购失败。
当杜鲁门遇到艾森豪威尔
在事迹流传、薪酬满载之后，狡黠的领导者还有最后一道法则须遵从：确保继任人不会功高盖“己”。若不喜欢继任人，即将离任的高管可以不让 其接触到公司的重要客户、供应商和投资者，关键流程也不予解释。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给继任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只预留了半小时来交接工作。两人实际会面仅15分钟。
即使喜欢继任人，但谈及曾经的下属，谁牢骚满腹谁奸诈叛逆，谁精明谁仁善，明智的离任高管是不会全盘透露的。他们只需轻描淡写做出建议姿态，深明继任者出于傲气甚少会采纳。然后就该离开，不再回头，祈愿新任领导成功——只要略逊自己当年就好。
安度丑闻危机
为什么电话窃听丑闻让默多克更加富有
现在想来，当初的一切必定都像一个遥远的噩梦。在2011年《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事件曝光后，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被英国议会传讯，他说那是“我生命中最卑微的一天”。涉案高管和记者被捕。丑闻促使默多克的新闻集团（News Corp）放弃一项酝酿已久的计划，即收购卫星广播公司英国天空广播集团（BSkyB，现已更名为Sky）其他股东的股权。当时有人预测，这一事件，包括窃听被害女童的语音信息在内的丑闻，可能导致默多克及其传媒帝国的毁灭。
然而结果是，生意场上的因果报应比商学院教导学生相信的要仁慈得多。默多克的帝国不仅没有分崩离析，他和家人的财富在丑闻爆发之后反而翻了不止一番。83岁高龄的默多克仍然牢牢掌权，他的两个儿子，拉克兰（Lachlan）和詹姆斯（James）似乎地位更加稳固，有朝一日定能继承父业。
默多克家族的韧性点明了商业世界里一个被忽略的现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危机逼着默多克这位虔诚的报人做出了一些在平时绝不会考虑的艰难抉择。在意识到电话窃听事件的严重性后，他立刻关闭了《世界新闻报》。这份他1969年收购的报纸销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下滑。收购英国天空广播集团的雄心遇阻，他就以股份回购的方式将新闻集团闲置的部分现金返还给投资者，从而推高股价。
对股东意义更为重大的是，默多克同意将公司一分为二，将高增长的电影和电视资产与持续下滑的报纸业务分拆，后者需承担丑闻带来的法律责任。投资者们多年来都在呼吁这样的拆分，但由于双层股权结构，一直无力实现。为了进一步取悦他们，默多克将更多权力移交蔡斯·凯里（Chase Carey）。相比老板默多克，这位高管更为投资者所信任。
所有这些举措对公司业务的总价值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根据研究公司桑福德·伯恩斯坦（Sanford C. Bernstein）的估算，即使在付出了差不多5亿美元的法律费用及电话窃听丑闻连带的其他花销之后，相比默多克按原计划收购英国天空广播，股东们的收 益还是多了26亿美元。这几乎是历史的重现，在窃听丑闻发生一个世纪之前的1911年，和默多克一样不受欢迎的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收到了反垄断的巨额罚单，他所拥有的标准石油（Standard Oil）帝国也不得不被拆分。事实证明，分拆后各部分价值总和大大超过分拆前，令洛克菲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
传媒圈里普遍认为默多克是个一成不变的人，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过去几年的事情让他的骄满之气收敛了不少。此前众所周知，默多克向来是看到最大最光鲜的资产就紧抓不放，无论价值是否合理。1988年他以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电视指南》（TV Guide）杂志及其他业务，公司差点因此破产。2007年，他用大约5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道琼斯公司——《华尔街日报》的出版商，交易金额是其市值的至少两倍。然而，在经历了最近的危机事件后，默多克不愿再遭受更多的尴尬，也不想为继承人带来更大的损失。很多人曾预计在出版公司分拆出去之后，他会收购 更多的报纸，如《洛杉矶时报》，但他并没有这样做。2014年早些时候，从新闻集团分拆出去的娱乐业务公司21世纪福克斯（21st Century Fox）提出以800亿美元收购对手时代华纳（Time Warner）。但是当21世纪福克斯的股票下跌，令交易难以达成时，默多克放弃了。
同时，拉克兰和詹姆斯也在无意间上了一堂企业管理速成课。危机提供了契机，令他们得以淡出公众视野，磨练技巧以备时机成熟重回聚光灯下。拉克兰在2005年曾突然从新闻集团辞职，现在已经回归，担任娱乐和出版两家公司的“非执行联席董事长”。詹姆斯现在是娱乐公司的“联席首席运营官”，和凯里一起工作并协助寻求并购机会。两位继承人接班的时机和方式尚不明朗，不过一个明显的可能是拉克兰将成为新闻业务的CEO，而詹姆斯将成为娱乐业务的CEO。
道高一丈
默多克的圆满结局告诉人们，只要身处危机之中的老板反应迅速，采取有利股东的政策，生意场也会宽宏大量。看看日本光学器材公司奥林巴斯（Olympus），就在几位高管因长达几十年的财务造假被宣判有罪的同一周内，公司就筹集了10亿多美元。现在其股价比2011年丑闻爆出的低谷时高出800%还多。美国科技公司惠普的股价也已从2012年底的低谷中走出，当年其收购的一家公司被指责财务欺诈，惠普坚决地执行了资产减记。
投资者的记忆的确是短暂的。就在三年前，詹姆斯还被看成是其父公司里最大的负担之一（窃听丑闻爆发时他是英国报纸业务的董事长，尽管并未指明涉嫌任何不当行为）。现在，据富国证券（Wells Fargo Securities）的分析师马尔奇·瑞维克（Marci Ryvicker）说，投资者已经对默多克兄弟当中这位雄心勃勃、坚持己见的弟弟产生了好感。
不幸的是，大多数身处企业危机的老板无法指望投资者的宽容和健忘来摆脱困境。上市公司在任的老总们一般会在整顿中被清洗出局。如果默多克没 有控制如此之多的表决股权，这也会是他的命运。但是，默多克们依然大权在握。在经历了一次企业危机带来的痛苦和反省之后，他们现在不太可能再冒一次险。因丑闻致富可能偶有一回，但难有下次。
之三：抗压与自大
超人老板来了
对极端体能和耐力的狂热崇拜正在管理者中扎根
在“年度最荒诞商业相关推文”这一竞争激烈的领域，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WEF）所发的“成功人士早餐前会做的14件事”必会成为个中翘楚。他们像百灵鸟一样早起，阅读推文推荐的文章。他们疯狂地锻炼身体。他们花时间做“自己热爱的项目”（“如果已经开了一整天的会，写小说和艺术创作这类事自然就作罢了。”) 他们与爱侣缠绵（“还有什么比黎明前的性爱更能让你一天活力四射？”）他们整理床铺（因为据说这和提高工作效率密切相关）。他们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他们趁喝咖啡时社交。他们通过冥想理清思路。诸如此类。但他们仍然能找出时间专注于重要的商业项目。
这篇推文很快淹没在嘲讽中。有人评论说文章 展现的是他一个月的忙碌生活。还有人评论说原来成功人士不洗澡也不换衣服。不过尽管空洞浅薄，世界经济论坛的这篇推文的确指出了一个事实：达沃斯帮对极致表现的狂热崇拜正愈演愈烈。在工业化之前的世界，精英人士遵循的是一套炫耀式休闲的准则。到了绅士资本主义时期，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不费力优越性准则。而今天的准则是劳心费力的优越性：成功者理应成功，因为他们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
成功人士总爱念叨早起这件事。启发世界经济论坛这篇推文的“时间管理专家”劳拉·万德坎姆（Laura Vanderkam）称，对20位管理者的一次非正式调查显示他们当中90%的人工作日会在六点前起床。布鲁克林篮网队的老板布雷特·约马克（Brett Yormark）据说凌晨三点半起床；百事公司的CEO卢英德（Indra Nooyi）凌晨四点起床。据报道迪士尼的鲍勃·艾格（Bob Iger）四点半起床；而杰克·多西（Jack Dorsey）显然要在床上赖到五点半，尽管他有Twitter和Square两家公司要经营。笔者曾有幸在早上7点与垃圾债券的创始人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共进早餐。米尔肯拒绝了给他的面包卷，理由是“早餐前我已经跟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用过早早餐了”。
早起之后是疯狂的锻炼。维珍美国的CEO大卫·卡什（David Cush）早上四点一刻起床，紧接着骑健身自行车。苹果的库克早上五点去健身房。无论锻炼多么艰苦，通常都还附有其他任务。卡什在骑车时会阅读、打电话、听电台体育节目。艾格曾对《纽约时报》说，锻炼时，“我查看电子邮件，上网，看点电视，都是同时进行。”此外还会听音乐。
更有甚者，数量惊人的老板们正成为极限运动的拥趸。嘉年华保险公司（Fiesta Insurance Franchise Corporation）总裁约翰·罗斯特（John Rost）已经登上七大洲最高的山峰（即所谓“七高峰”）。21世纪地产（Century 21 Real Estate）的瑞克·戴维森（Rick Davidson）利用业余时间登山、跳伞、水肺潜水、参加纳斯卡车赛（NASCAR）、开飞机等。罗克福特酒店（Rocco Forte Hotels）的罗克·福特（Rocco Forte）爵士、康宝莱（Herbalife）的迈克尔·约翰森（Michael Johnson）和其他老板一起定期参加“CEO挑战赛”，其间他们会把自己逼到体能极限，例如做三项全能、百英里山地自行车赛等。
日益庞大的私人教练和瑜伽教练队伍助长了这种对超能表现的狂热崇拜。他们以帮商业领袖微调和减压为生。例如，施乐的CEO乌尔苏拉·伯恩斯（Ursula Burns）和私教约定，每周两次早上6点开始一小时的训练。商业杂志里充斥着诸如“怎样像海豹突击队一样锻炼”或者“如何获得‘认知健康’”之类的文章。商学院和企业内部“学院”争相打造最贵的健身房。德勤（Deloitte）新的训练场靠近德州达拉斯，拥有12,000平方英尺（1,100平方米）的健身房，课程从黎明就开始；软件公司SAS曾为公司精英开展过为期90天名为“领导力和绩效所需活力”的项目。
瘾君子
对超能表现的狂热崇拜现在可能正向更为麻烦的领域扩展。首先，有些公司正尝试用可穿戴设备监控高管们的生命体征，置隐私问题于不顾。这类监控系统的供应商之一Peak Health称高盛（Goldman Sachs）、美国银行和几家对冲基金都是它的客户。
第二，某位CEO说，他的几位同事正试着服用莫达非尼（Modafinil）和利他林（Ritalin）之类的提神药物，帮助集中注意力。这一趋势可能会加剧：对美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目前有六分之一的人在考试期间使用提神药物，他们可能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延续这一习惯。商业又一次向体育界和军事领域学习。运动队通常会使用生物特征检测设备追踪明星运动员的动向（偶尔会使用药物提升他们的表现）。美国的武装部队正在做实验，通过服用药物让士兵无需睡觉而长时间执 行任务。
是时候在事情失控前叫停所有这些超能活动了。诚然，很多老板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如果开始上班时他们已经精疲力竭、睡眠不足，他们可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吗？日以继夜地工作很可能是你不会放权的一种表现，而并不意味着你是无敌英雄。疯狂地一心多用，例如上网的时候既看电视又听音乐，只会让人三心二意，而不会造就良好的管理。认为自己是超人或女超人的老板可能会削弱他们的公司。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需要天才或超人来管理，这样的机构不可能存活。机构的组织方式一定要让它能够在由普通人组成的领导层的管理下生存。”
巡回演说
科技公司老板为何在扮演政客
连续数个月来他都和既定政策保持一致，在台上分享值得发推特的观点，投媒体所好。2月16日，在和亲密顾问团磋商过后，他做出强力声明，就隐私权问题抨击政府，这也是每个政治家近来最偏爱的出气筒。他誓要与政府“越权”作斗争，帮助“全国人民懂得利害得失所在”。
这不是平民主义的总统竞选人，而是苹果的老板库克。他的观点已经让他同美国执法机关之间产生龃龉，执法机关要苹果协助解锁一恐怖分子所用的iPhone。美国政府驳斥库克的公开信，称其为苹果促销的噱头。但这一指控低估了库克的雄心。他的活动旨在影响公共政策，不仅为公司谋取眼前利益，更为了培育其全球的技 术支持者。
库克是“CEO-政治家”的最新典型之一，这一类人至少可追溯到亨利·福特（Henry Ford）呼吁世界和平以及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呼吁普及教育的年代。CEO-政治家不满足于在政府里获得一个职位，也不满足于只在幕后游说。他是福音传道者，劝说正义世界追随他选定 的事业。
福特和卡耐基成为CEO-政治家是出于自我选择。今天的CEO-政治家似乎常常觉得拥有令人赞赏的产品和坚实的财务业绩尚且不够。一位首席执行官要有价值观，并且要为之宣讲布道。从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到联合利华的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各行各业的老板已经在种种争议话题上选定了立场，包括种族关系、气候变化和同性婚姻。但是没有谁比科技界的CEO-政治家更高调。
微软与美国司法部激烈冲突的反垄断案在2001年达成和解，自此科技老板才真正理解他们不仅不能蔑视政治，而且要投资于游说。这已经演变成一个更广泛的目 标，即塑造公众舆论。Facebook的老板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正努力让全世界的穷人免费接入互联网。他称之为一种人权，与教育和营养一样（尽管这也会很方便地增加Facebook的用户数 量）。他的麾下干将之一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曾就职于政府部门，现在环游世界，倡言女性平等。谷歌的桑达·皮采（Sundar Pichai）正在布鲁塞尔进行“国事访问”，与欧盟官员会面，极力陈述他在数据安全、隐私和竞争等方面的观点。
科技产业采取政治家风范策 略的原因之一是必要性。因其性质，相较于其他企业而言，科技公司更可能在一些法规过时或尚不完备的领域运营，如按需经济之类。另一个原因是鉴于拥护者众 多，有一些科技企业已开始看起来不大像是公司，而更像一个国家。Facebook有16亿用户，比中国的人口还多。苹果已经售出十亿多件产品。去年它的总收入为2340亿美元，比很多政府的还要多。
很多人觉得自己与科技公司的关系比跟政府的关系更亲近；对界面和算法的细微调整都能对用户生活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公关机构爱德曼（Edelman）的调查显示，比起对政府的信任，现在人们更相信公司。谷歌和Facebook之类的公司已经承担了 政府曾经宣称的信息传播者的角色。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CEO-名人”现象更加突出：以通用电气（GE）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为代表，他们著书立说，写下自己的管理哲学，登上各大杂志封面。CEO-政治家有所不同，因为他所追求的不只是扬名立万。他想要留下一份遗产，正如政治家们在其最后任期内所做的那样。留下一个健康发展的公司可能还不足以保证青史留名。智库声誉研究所（Reputation Institute）估算，一位CEO留下的财富可能有三分之一归功于财务业绩，其他的都受到诸如所感知的领导力、企业公民责任等因素的影响。
做一个政治家意味着努力掌控信息，因此就要掌控媒体。像美国总统一样，科技公司老板被记者团追随，一举一动都被仔细剖析。他们像政客一样谋划，给友善的记者爆点奇闻异事，故意冷落报道无用事实的记者。他们也会直接向公众发出呼吁：库克和扎克伯格常常在博客发布他们的观点，而不是接受采访，这等于把按提词机照 本宣科数字化，并且不用回答问题。
选对基座
政治家风范的策略是摆出高姿态，提升自己在选民心中的地位，努力驯养新闻界，这要承担风险。公共活动在符合公司的核心使命时最有成效。去年舒尔茨发现，要涉及与咖啡店生意无关的议题很有风险。他计划让星巴克的服务员通过和顾客聊种族关系来搭讪，而顾客只想快点要一杯无争议的拿铁，这让舒尔茨备受嘲笑。如果老板太过公然表现得自私自利，企业政治家也可能会事与愿违。扎克伯格近来败走印度，他向穷人提供免费互联网接入的计划被认为是想要强加企业议程的殖民主义做法，因而遭到驳斥。
老板们很容易误判公众的情绪，继而面临抵触。对库克而言，这已部分成真。他可能赢得了科技进步派的忠心，但很多美国人同情政府，认为他应当让步，将恐怖分子使用的iPhone解锁。“库克已经爬 上了基座，可这个基座在角落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杰弗里·索尼费尔德（Jeffrey Sonnenfeld）说。恰如任何政客都知道的，做一个政治家着实不易，很多CEO也正在意识到这一点。
下编：创新
之一：创新的中以对比
中国创造力再评估
怀疑论者夸大其词了。中国公司在有些行业其实富有创新精神
“是的，中国人会考试，但是……他们不那么有想象力。他们缺乏创业素质。他们不创新——所以他们在剽窃我们的知识产权。”今年早些时候，惠普前掌门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在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前如是说。菲奥莉娜的挑衅言辞引燃了对这个时代一大商业议题的辩论，那就是：中国能创新吗？
怀疑论者有两个观点。他们直指中国过去一直疏于保护知识产权，山寨商业模式泛滥，由此可见中国公司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去年发表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评论》（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上的文章称，中国窃取的知识产权使美国公司每年损失3000亿美元。怀疑论者还说，中国政府促进创新的强硬手段实则适得其反。
两份新的出版物为这场辩论的另一方擂鼓助威。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同名智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的研究报告《中国对全球创新的影响》（The China Effect on Global Innovation）称，中国公司的确显露潜力。MGI不落窠臼，没有将创新与发明混为一谈：“成功创新的证据是公司能够扩大收入，提高利润”，而不是 申请很多永远不会应用的专利，或者发布一连串无法带来回报的新奇产品。而由管理顾问谢祖墀（Edward Tse）所著、于7月14日出版的新书《中国的商业颠覆者》（China’s Disruptors）认为，中国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崛起得益于政府的创新扶持政策，而非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