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I的团队审视了中国境内外两万家公司的财务数据，考察它们是否为客户和股东创造了价值。他们衡量了这些公司通过基础研究、投入大量工程师解决问题（如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等公司就擅长此道），以及改进生产流程等环节创造价值的程度。中国耗时多年、投入巨资，试图成为吸纳外国技术的“创新海绵”。尽管如此，MGI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研制世界一流药物、民用飞机和汽车方面仍然落后于西方。
但报告发现，在许多其他行业，中国目前正在两个创新领域引领全球：一是改进消费品以及销售这类 产品的商业模式；二是让制造工艺更便宜、更快、更好。因此，中国公司如今在销售如家用电器、互联网软件和消费电子产品等方面超越外国对手。它们有庞大的本土市场相助，但确实也是行动迅捷。中国消费者已成为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的拥趸，他们重实用而轻品牌。如果消费品公司能在中国立足，就能无往而不利。
中国公司正在开创新商业模式。西方网络公司的大部分收益来自广告，而中国的广告产业规模仅为美国的约八分之一，所以中国的数字公司若要 把用户的关注转化为金钱就不得不另辟蹊径。腾讯90%的收益来自在线游戏、社交平台上的虚拟产品销售和电子商务。该公司2014年的每用户平均收入为16美元，比Facebook多6美元。在线视频平台YY.com的观众可以购买电子“玫瑰”撒向他们喜欢的视频主播。主播可以从平台收入中分成，该网站称最出色的主播每月能挣2万多元（3200美元），是工厂工人平均工资的七倍。
另一个关于国家所扮演角色的观点又如何？悲观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官僚作风不利于私营部门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说，谢祖墀原本不太可能是挑战这种观点的人。他先后就职于波士顿咨询集团和博思咨询公司（Booz & Company）这两大竞争对手，曾是两家公司的中国区管理人。他的书以引人入胜的细节记录了毛泽东时代政策余烬之中大陆创业经济的崛起。然而这位典型的资本主义者却坚称，“在诸多关键领域里，仅靠公司本身无法实现推动创新所需的大量、长期的资源投入。”正如美国在高校和国防研究上的政府开支推动了惠普等 硅谷初期明星企业的发展，在中国也是如此，“政府要起带头作用。”令他感到鼓舞的是，现在中国每年政府与私人的研发投入超过2000亿美元，占GDP比例超过了欧盟，尽管仍落后于美国。
谢祖墀还指出，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监管与法律基础越来越“有利于创新”。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公司百度过去因为充斥盗版音乐和视频而声名狼藉。由于监管打击和版权所有者的法律诉讼，百度已经纠正了这些问题，成为了一家大型合法的外国电视节目发行商。
打造舞台
大部分中国公司并没有高精尖的技术，在这一点上菲奥莉娜没有说错，但她错在认为中国公司没有能力做出具价值创造的创新。惠普作为全球领先计算机制造商的地位 已经被中国的联想取代。联想的成功不单单源于大胆收购西方企业，更得益于它令人惊叹的自主产品开发能力。谢祖墀认为政府的角色之一是为创新打造平台，这是对的。然而，在民用航空和汽车制造业，政府同时也对产业结构独断专行：在航空业是通过位居全国之冠的国有企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来施加影响；在汽车制造业则是迫使企业与外国公司合作。中国的公司能够创新，但是中国政府还未学会区分什么是有益的支持，什么是适得其反的干预。
扩展的国度
以色列正试图将它的大卫转变成巨人歌利亚
身为创业国度，以色列理所应当感到自豪。它的人均高科技创业公司数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每年约有一千家新公司成立。但随着人口增长，所有这些创业活动并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受雇于高科技产业的人员占全国劳动人口的比例由2006年至2008年的10.7%降至2013年的8.9%。创业公司也没能解决另一问题：该国居高不下的零售价格，据智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称，以色列的基本必需品比其他富裕国家贵20%。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以色列对过多的创业公司已经兴味索然，反而更关注稀缺的大型成功公司。这一创业国度只有寥寥几家大公司，而且品类不佳。主导该国股票市场的大公司与创业公司恰恰相反：不是专注集中的组织，而是笨重迟缓的商业集团，在以色列之外无法立足。更糟糕的是，以色列的创业公司极少能 成长为大公司。
只有一家以色列公司跻身市值世界五百强之列，即梯瓦制药工业有限公司（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有些以色列人解释，表现如此惨淡是因为以色列是被敌对势力环伺的小国。但其他小国在出产成功的跨国公司方面出色得多（诚然它们是 托了友好邻邦的福）。例如，丹麦的人口比以色列少（560万对830万），但有三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瑞典（人口970万）有九家。而瑞士（人口820万）有17家。
为了更好地说明，先看看以色列的商业统计。它有世界上最集中的行业板块：24家大型企业集团控制了全国596家上市公司的近四分之一，占这些公司总市值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集团有着种种恶习，如债台高筑、业务分散，且股权结构为金字塔形，使得顶端的少数人掌控大量的子公司。可想而知，其每股收益的增长始终惨淡：在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平均每股收益增长率仅有2%。
以色列的经济是由一群社会主义政治家和进取的商业家族联合创立。政治家相信要将经济的制高点紧握在国家手中，而商业家族涉足了许多相关性不大的业务。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者的梦想最终消亡，政府将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但是解决第一个问题也加剧了第二个问题：私有化为家族集团和一些新来者如列夫·列维夫（Lev Leviev）之流带来了滚滚财源。列维夫是来自前苏联的移民，他在钻石贸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并且接手了以色列最大的国有建筑公司之一。
如果以色列在扶植创业公司真正成长方面不那么令人失望，第二个问题也会不那么严重。风险资本大部分都投向年轻的创业公司：在以色列比例为 80%，相对美国的52%。大多数创业者在第一时间套现，而不是将自己的智慧结晶抚养成人。以色列的创业公司很少上市。智库米尔肯研究所（Milken Institute）称，2002年至2012年间，只有9%的创业公司通过成功上市而退出（而不是被大公司收购）。而这些IPO的平均规模只有3200万美元。在美国成功上市的公司有20%，平均融资规模2.37亿美元。
这些公司早早退出无异于涸泽而渔。这也导致了以色列的脆弱感：过早退出的习惯加深了人们对不平等的担忧，2011年正因如此才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普通以色列人担心年轻的创业者对赚钱比创造就业更感兴趣，因此跟那些企业集团一样可恶，比起提供服务，它们抽租的本事可高明得多。
以色列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两类问题。2013年12月，以色列国会通过了经济集中法案。为了促进竞争，该法案限制了金字塔结构的使用，禁止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交叉持股。这项立法虽然给了商业集团几年时间适应，但可见其背后的政治意义：法案在以色列国会获得了全票通过。这项法案可能会彻底重塑以色列经济，迫使大公司把重点放在核心业务上，为市场新进者创造机会。
对创业公司而言，一系列新政策正在讨论中：改革股票交易所，尤其是放宽对创业公司和高增长公司上市的要求；推行新型签证，方便外国人在以色列生活；确保新的主权财富基金为高增长创业公司提供资本，此基金由以色列沿海新天然气田的使用费支持成立。
永不退步的国度
政治家在思考如何让企业家过得更轻松时，企业家们也开始更加耐心。比如汽车导航服务位智（Waze）等了几年才于2013年以9.66亿美元被谷歌收购。帮助人们创建网站的Wix拒绝了几个收购邀约，也是在2013年选择上市。移动眼（Mobileye）开发的软件帮助司机避免车祸，2014年该公司募资8.9亿美元，创下以色列公司在美国上市的记录。
“扩展的国度”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被视作夸夸其谈。但是一系列改革以及近来退出的创业公司表明，我们不应低估以色列坚忍的能力，这是它不为人知的秘密之一，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其他事情。以色列通过向一流大学注入资金并且创建一个智慧的系统吸引风险资本，不辞辛劳地为高科技蓬勃发展奠定基础。他们将同样艰苦努力，确保大卫之国也能创造出属于他们的巨人歌利亚。
之二：创新的新动向
价廉物美
经历过发展初期的暂时困难，节俭式创新正在兴起
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时代思潮势不可挡。”他没能加上一句：发布一个糟糕的产品会推迟新时代的到来。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似乎节俭式创新的时代真的到来了：为了满足新兴经济体中新兴消费者急剧增长的需求，这些国家的创新公司将产品华而不实的装饰剥去，大大降低了成本。新世界终于创造出了一个宏大、新颖的管理理念。
接踵而至的是塔塔Nano（Tata Nano）。这款售价2000美元的车承载着新兴世界一家顶尖公司的期许。但是最初推出的Nano车发生了多起自燃事故。尽管塔塔汽车公司解决了其工程问题，心怀抱负的印度人却明确表示他们不想被人看到开着“世界上最便宜的车”。节俭式创新看起来似乎尚未产生任何影响就要从勃兴走向凋零。
在新书《节俭式创新：如何少花钱多办事》（Frugal Innovation: How to Do More with Less）中，咨询专家纳维·拉朱（Navi Radjou）和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Judge School of Business）的学者贾伊迪普·普拉布（Jaideep Prabhu）让读者确信事实并非如此。（该书的出版社Profile和《经济学人》有业务关系，但两位作者和本刊均无任何编辑往来。）节俭式创新不仅在新兴世界中生根发芽，也在积极进军富裕世界。经历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富裕世界正处于家庭收入停滞期，部分地区的失业率高居不下。
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巨头正在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经济实惠的产品，同时也计划销往发达国家。通用电气为印度和中国设计了价格适宜的医疗设备。雷诺日产在印度设立了节俭工程中心，这一汽车制造集团在低成本国家生产并销售各种各样的经济型汽车，包括在罗马尼亚生产的达契亚（Dacia）和在印度尼西亚生产的达特桑（Datsun）。
销售团队已经习惯了售卖正价产品以获取丰厚的佣金，几乎不可能热衷于推销经济型产品。因此像雷诺和宝洁这样的公司为其经济实惠的产品线设立了专门的销售部。有些情况下他们采用新的分销渠道争取囊中羞涩的顾客，例如，美国运通正通过沃尔玛门店推出一种名为“蓝鸟”（Bluebird）的低成本活期账户。
各大公司都开始意识到“金字塔底层的财富”并非只能在贫穷国家找到。法国大型零售商欧尚的老板米伟（Vianney Mulliez）表示：“在西方经济体中有很多我们渴望为之服务的‘新兴市场’。”沃尔玛已在门店里设立了成百上千个“货币中心”，向低收入顾客提供如蓝鸟之类便宜的金融产品。另一美国大零售商好市多（Costco）现正出售一系列特价医疗设备，如34.99美元的血压监测仪。
西方公司正在吸纳新兴世界率先提出的节俭式商业实践。印度移动电话运营商巴帝电信（Bharti Airtel）能以超低价格提供服务，部分原因是它和其他供应商共用无线基站。受到共用基础设施降低成本这一想法的启发，富裕世界的公司中，爱立信和飞利浦正合作开发项目，在欧洲城市的路灯里嵌入手机天线。而两大糖果制造商好时和费列罗在北美共用仓库和车辆。
作为节俭式创新战略的一部分，富裕世界的有些国家从它们的客户和员工那里“众包”产品开发的创意。福特将底特律的一间仓库改装成创新中心，员工们空闲时可以在那儿体验新技术。当黑客想要完善其视频游戏的体感设备Kinect时，微软一开始采取防守策略，但最终还是决定与黑客合作，以解决自己的研发人员尚未关注到的问题。
处处皆创意
拉朱和普拉布是对的，节俭革命正在席卷富裕世界。不过谈及引领潮流，有时他们过多地强调了东方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在低成本航空和折扣超市领域，西方领导了节俭革命。在使用数字科技替代昂贵的实体设施并帮助人们分享资源方面，西方同样也是先驱。由美国企业家萨尔·可汗（Sal Khan）创立的可汗学院（the Khan Academy）在YouTube上免费提供数学和科学课程（全球首富比尔·盖茨鼓励他的子女去上这个学院）。Airbnb让人们将空余房间出租给注重节约的旅行者以补贴收入。
三维打印为节俭型的小规模生产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New Matter和M3D这两家创业公司正在研发售价几百美元的3D打印机。3D打印全球网络工厂Shapeways根据客户在家中的设计就可送上质优价廉的产品。企业家还在开发应用和配件，将智能手机转变成测量仪器，用便宜得多的东西代替各种昂贵的工业和医疗器械。众筹平台如Kickstarter、 KissKissBankBank和MedStartr为节俭式创新者提供了经济的融资渠道。
Nano的推出之所以会成为灾难，是因为其早期事故印证了人们的怀疑，即便宜没好货。不过随着折扣革命步伐加快，这样的偏见显得越来越过时了。英国中产阶级纷纷涌入Aldi和Lidl超市，因为发现那儿的许多产品和乐购（Tesco）、Sainsbury’s超市的一样好，但价格便宜得多。 随着节俭式创新的继续传播，这类零售商会有越来越多价廉物美的商品摆上货架。
日渐上瘾
数字公司如何发明难以忘怀的产品
西塞罗（Cicero）曾经说过：“大自然在我们心中种下发现真理的渴望，欲罢不能”。如今，用这个表述来形容我们对以下活动的 无尽渴望可能更为确切：查看电邮和推特账号，以及玩几盘“糖果传奇”（最近一名英国议员被发现在一次委员会会议上玩这款手游）。据估计，五分之四的智能手机用户起床十五分钟内会查看手机，而且他们一般每天会看150次。
这次种下渴望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人类自己。互联网企业家苦苦思索如何能让人们迷上自己的产品。他们想在这个每天都推出数百款新产品的世界里生存，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也来推波助澜：还有什么比那些不断演进、触手可及并且随时提供新鲜娱乐的装置更让人上瘾的呢？
科技作家尼尔·艾亚尔（Nir Eyal）在新书《上瘾》（Hooked）中论述了现代商界最有趣的一种较量：为了发明垄断人们注意力的新型数码产品而进行的激烈竞争。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提出，企业的目标就是创造顾客。当今数字公司的目标则是创造超级用户：一有空闲就流连忘返，不断点击和滚屏的铁杆粉丝。让人上瘾的产品能 帮助公司从顾客身上榨取更多的金钱或信息。一些电子游戏制造商先让玩家上瘾，然后让他们为虚拟产品付费；这些虚拟产品往往只是游戏界面外观上的变化，但有些时候玩家可以花钱提升在游戏中的能力来帮自己胜出。谷歌专门提供有用的应用，从Gmail到谷歌地图应有尽有，能不落痕迹地从用户身上获取数据，以便更好地向他们推送广告。
这种产品也保护公司免受竞争：一旦把推特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花费时间进行了很多关注，你将不愿意转到它的竞争对手那里去。尽管公司必须让产品简单易用，以说服人们接受它们，他们还是需要找到办法来鼓励人们在这些产品上投入大量时间。推特和Facebook上手都很容易；但你发的推文越多越好，你的推特账号才越受欢迎，同理，你在Facebook上搜索越多亲戚朋友，它对你越有用。
公司是怎么把你变成用户的？最大的挑战是从一开始就让你着迷：换言之，就是要说服你安装其应用，或点击其链接，而不是选择众多的替代产品。为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借助社会压力，营造一种人人都在谈论这个产品的氛围。但只有当产品满足人们的内心需求时，它才会让人上瘾。人们不断访问 Facebook，原因是他们渴望和朋友保持良好关系。人们总在查看推特和电邮，因为他们担心不这样做就会掉出圈外。
让人上瘾产品的制造商显然都读过“基本教义派行为主义”之父斯金纳（B.F. Skinner）的作品。斯金纳发现，进行培训时，效果最好的是用富于变化、出人意表的方式奖励培训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游戏升级前必须打败怪物的数量往往不同。推特忠实用户的奖励是推文回复的增多和满足虚荣的粉丝数增长，不过获奖并不遵循任何可预测的公式。这些可变的奖励采取三种形式。首先奖励团体归属感：当推文被转推或图片被收藏时，推特或拼趣（Pinterest）用户获得的是社会认可度的奖励。其次奖励猎奇感：用户迅速滚屏查看其订阅来搜索最新的小道消息或搞笑图片。最后奖励自我实现感：人们受驱使要打到电子游戏的下一级，或是看完收件箱里的每一封电邮。
电子香烟
让人上瘾产品的制造商是应作为创新企业家受人赞誉，还是作为与贩毒者同列的无良商家遭人回避？电子游戏设计师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认为这种产品无异于“本世纪的香烟”。硅谷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则担心人类已没有时间对“新型上瘾物品”产生“社会抗体”。艾亚尔却对这种夸张表述予以反驳。要发明出让人上瘾的产品实际上非常困难。以前 出现过许多像“农场小镇”（Farmville）这样的数码产品，曾经风靡一时但都成过眼云烟。习惯和上瘾之间存在重大差别：经常玩老虎机的人中，只有1%的人可以合理地归为上瘾。而老虎机是迄今发明的最易上瘾的技术之一。对于推特这一类，比例肯定会更低。而且，艾亚尔特别指出，与吸烟和玩老虎机不同，有些应用能帮助人们养成像节食和锻炼这样的好习惯。
话虽如此，读过《上瘾》的人难免会有些不安。企业正变得更复杂但也更无耻。要是发现其他行业的公司雇用“行为设计师”，人们会认为它们剥 削成性而且极其恐怖。互联网正日益强大而且普遍存在。每一次新技术的飞跃都让行为设计师能更轻而易举地把数码技术植入消费者的日常习惯。随着智能手机里内置的传感器和诠释用户情感状态的软件越来越多，可供操纵心智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此外，世界正面临一场可穿戴革命，要把谷歌眼镜安到人们头上、把智能T恤衫 套在人们身上：这些势不可挡、无所不知的机器将会更加无所不在。欲壑难填的问题是人们拼命将其填满，直至精疲力竭，内心却依然空落。
之三：创新与监管
改写规则
商业模式与法律相抵牾的创新公司多得惊人
创业企业家和法律的关系往往不太融洽。美国19世纪无情的“强盗大亨”们认为，大胆做成某件事后寻求宽恕，比事先获得许可更为容易。（如果采取预防措施，收买那些负责宽恕的政客，也会有帮助。）第一家汽车制造商必须与那些专为马和马车设计的道路规则作斗争。为了给大众带来流行音乐，上世纪60年代英国的“海盗”电台不得不躲到公海上播放。
近来，创新者和监管者的关系尤为紧张。优步（Uber）和Lyft受到投诉，说它们的召车服务违反了各类出租车法规；在Airbnb上出租房间的人被控无照经营酒店；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Tesla）试图不通过独立经销商而是直接向车主销售，却输了官司；P2P借贷平台Prosper Marketplace在创业初期收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停业关门”命令。有时候，要识别一个新公司是否当红，最好的方法似乎就是看它陷入什么样的法律纠纷。
有两大原因造成了这种矛盾的日益加剧。第一，许多创新公司都采用数字技术来进攻那些受到严格监管、重组时机已经成熟的服务领域。它们惯常的做法是利用网站和智能手机应用来为剩余劳动力或资源创造市场：优步和Lyft让人们变私家车为出租车；Airbnb让人们出租空房；Prosper则让人们出借闲钱。传统出租车公司、酒店和银行的辩驳也不无道理，如果它们必须遵守各项规章制度，那么它们新晋的竞争对手也应该那么做。
第二个原因是网络效应的力量：公司受到巨大的激励，要及早进入市场并尽快成长，即使这意味着要冒法律质疑的风险。哈佛商学院的本杰明·爱德曼（Benjamin Edelman）认为，YouTube的成功要部分归功于这一策略。2005年推出时，它只是争夺内容和观众的十几个视频网站之一。谷歌视频等一些网站认真地筛选每一个视频以防侵犯版权。YouTube则更愿意冒险，等到版权所有者投诉才撤下视频。这个策略奏效了：谷歌于2006年以市价16.5亿美元的股票收购了YouTube；刚刚庆祝完十周年纪念的YouTube现在规模庞大，而它许多早年的竞争对手都已湮没无闻。
倡导这一策略的公司认为，通过提供比既有商业更好的服务，同时把批评者描绘成既得利益的维护者，它们能够调动舆论，改变或重新解释规则，使之对自己有利。政治家总是渴望能显得有远见卓识，这也可以被它们引为助力。去年，英国政府部长白高志（Eric Pickles）宣布取消对房间短期出租的限制，这一政策的出台就是因应Airbnb和类似服务的崛起。他说：“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法律需要迎头赶上。”那些认为成长重于法律细节的创新公司把钱花在公关和游说上。Airbnb赞助了纽约马拉松；优步聘请了大卫·普鲁夫（David Plouffe）担任政策主管，他之前曾是奥巴马的主要顾问。
但这种策略可能会有风险。早期的音乐分享网站Napster就被诉讼拖垮，即 使它的努力为苹果的合法下载服务iTunes铺平了道路。在金融服务领域，这种策略尤为危险，监管部门会打击哪怕是一丁点的不当行为。Prosper曾经 是美国最大的P2P贷款公司，远远抛离位居第二的Lending Club。Prosper最初无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警告，一味追求增长，而Lending Club却关门停业了好几个月，期间创始人想出了办法来满足合规要求。这一做法帮助Lending Club超越了Prosper。Lending Club现在已经上市，而Prosper直到创始人被逐出公司才再度时来运转。
还有别的风险：那些与违反规则的公司做生意的人可能会突然决定，还是维护法律对自己有利。在加州，优步和Lyft的一些司机提起诉讼，认为他们不应被归为单纯的合同工，而应被归为正式员工，因此有权报销加油和维修费用。他们的理由是，公司把各种琐碎的规章强加给他们，似乎他们真的是公司的员工。这些规章包括汽车必须达到何种清洁程度、他们能和乘客说什么，不一而足。
循规蹈矩
这种法律风险意味着，一旦不能使法律改变得对自己有利，企业需要能够迅速重新定位到新的策略。YouTube就是这样做的：尽管依赖人们发布侵权的短片起家，它现在的赚钱方式却是与短片的原创作者分享广告收入。由于颠覆者必须在法庭上自我辩护，今后可能会有很多这种重新定位。主持Lyft诉讼的法官指出，在决定司机是正式员工还是合同工时，“本案陪审团的处境就像手持一枚方钉，却要在两个圆孔之间做出选择”。
现在，优步和Lyft或许已经足够成熟，即使被迫把司机当成员工对待，它们也能在便利和质量方面与对手竞争。在纽约提供按需清洁工的应用MyClean已经用员工取代了合同工，原因是它得出结论，一支受过更好培训、更稳定的员工队伍能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但对于较为脆弱的公司而言，更好的办法还是寄望立法者和监管者能够提至互联网的速度，让规章制度适应数字时代，来应对众多新兴创新企业对法律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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