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价格双轨制的那一派经济学家中，重要的观点是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助推了物价的涨势，让通货膨胀的压力挥之不去。而且，两种价格并存在客观上造成了官员和企业利用体制内外的差价进行套利的现象，滋生了企业向政府的“寻租”活动以及贿赂等腐败现象，并且严重影响收入的公平分配。(24)
早在1985年年初，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人就首先上书国务院领导，提交《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的报告。(25)在报告中他们提出，价格双轨制本质上是有冲突的体制，如果长期维持必将引起经济领域的协调失败，产生混乱局面，葬送改革的前途。之后他们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开始研究整体配套改革的方案，并在1985年8月发表了研究报告“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在研究报告中他们进一步指出了价格双轨制的“八大弊端”，主张尽快取消价格双轨制，代之以整体配套改革的战略，来解决当前的宏观经济不平衡和腐败蔓延的问题。(26)
1986年，当时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和李剑阁等写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推进的研究报告（最后于1988年以《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为名出版(27)），其中也公开反对价格双轨制。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等于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可以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必然导致撞车和混乱。同时他们提醒，双重价格并存必然助长计划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现象，造成腐败蔓延。根据张卓元提供的资料，有的经济学者主张要尽快恢复计划价格体制来取代价格双轨制，主张80%以上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要尽快并轨到计划轨道上来，只有少量的、次要的和供求基本平衡的生产资料才可以并为市场轨道。由此可见当时对价格双轨制的批评有多么严重。(28)
1988年，吴敬琏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了关于价格双轨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的讨论会，并将讨论的结果汇编为《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一书出版。(29)最为硝烟弥漫的论战发生在1988年和1989年之间的《经济研究》杂志上。前文我们提到，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于1988年发表题为《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和前景》的长篇文章，文章中提出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创举。这个说法很快遭到石小敏和刘吉瑞的批评。他们于1989年初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回应文章，批评和反驳了华生等人的观点。
在1985年前后，支持价格双轨过渡策略的经济学家并不多。除了华生等人之外，刘国光算是支持价格双轨制的。他于1985年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价格双轨制能为生产者提供有效的激励，强化降低成本的意识，缓解某些物资的短缺，是中国进行价格改革的可行路径。(30)
在1985年9月2—7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即后来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在“巴山”号游轮上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人们习惯于把这个会议称为“巴山轮会议”）中，中外资深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讨论到了中国价格改革的方式。在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中，刘国光等负责撰写的材料就特别写到会议对价格双轨过渡的讨论内容，尤其提到了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教授对价格双轨制的肯定：
在我国的双重体制中，计划内外产品售价不同的双重价格是计划内外双重计划体制和双重物资分配体制的集中表现。在模式转换过程中，从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入手，利用双轨价格逐渐消长，推动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可以避免改革中的大的震荡。正如布鲁斯所说的，在配给体制向商品体制过渡阶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消费品方面曾经实行双重价格，但中国在生产资料方面也实行了双重价格，这可能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创造。它是从旧体制进入新体制的桥梁，可以使行政的直接控制平稳地过渡到通过市场进行间接控制。(31)
很容易看出，经济学家对价格双轨制的争论在理论上已经牵扯到了中国改革的战略采择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底是应该分步走呢，还是要整体推进呢？在转型经济学（economics of transition）的文献上，这两种不同的战略取向被今天的经济学家习惯地称之为“渐进的改革”（gradualist reform）和“激进的改革”（radical reform）。但是，国际上的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并研究转型战略的理论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这要比中国的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晚了将近十年。
1986年在中国经济改革推进战略的形成历史上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年。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对于价格改革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经济学家内部出现了分歧。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内部对改革的顺序（sequence of reforms）也产生了分歧：应该优先改革什么？当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应该先推进价格改革还是先推进所有制改革。
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中央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业生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中央政府对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并没有形成什么方案，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以及零敲碎打的。但是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则有了新的突破，被邓小平高度评价为有了“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这个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目标，而且在战略上要求转移到以城市为重点，进行全面的改革。
紧接着在1985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文件建议用五年的时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基本建立起由企业自主经营体系、市场分配体系以及宏观调控体制三者相协调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在那段时间里，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压力一直存在，通货膨胀也迫在眉睫。如何在那样一种宏观经济的局面下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当时，经济学界很快就出现了关于改革的重心和顺序问题的不同意见。不主张先进行价格体制改革而力推企业改革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中国的改革如果遭到失败，可能就失败在价格改革上；中国的改革如果获得成功，必然是因为所有制的改革获得成功”。(32)厉以宁认为，中国的经济处于非均衡的状态，而且这个非均衡的状态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在非均衡的经济里，价格的作用是有限的，通过价格改革来理顺经济关系并不实际。中国的改革应该绕开价格改革，先集中进行企业所有制的改革，在此基础上再去逐步理顺比价关系。
而另外一些经济学人，主要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的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以及后来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小川和李剑阁等，则不主张实行太长时间的价格双轨过渡，也不支持局部性的改革战略，而是坚持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形成了“整体配套”改革的思想。正如前述，1985年初，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人向国务院领导提交了题为《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和后来吴敬琏、周小川等人的一些研究报告肯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在1986年的1—3月间，国务院领导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以及国务院常务会议等多个场合提出，1987—1988年要采取比较重大的步骤，要迈大步子、尽快建立一个有利于微观竞争的好的体制环境，还特别说到“具体说来，明年（即1987年——引者注）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33)
国务院领导的这些讲话很快就得到了贯彻执行，整体配套改革的方案也随之紧锣密鼓地进行。吴敬琏在他的著作《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简单地回顾了他参与其中的一些细节。他说：
为了进行拟议中的配套改革，国务院在1986年4月建立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拟订了“七五”前期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其中的价格改革方案，准备1987年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实施。改革的具体办法，类似于锡克早在1981年就向中国同行介绍过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做法：“先调后放”。先根据计算全面调整价格，然后用1—2年的时间将价格全面放开，实现并轨。在财税体制方面的主要举措，则是将当时实行的“分灶吃饭”体制（revenue-sharing system），改革为“分税制”（tax-sharing system）以及引进增值税（VAT）等。(34)
吴敬琏在书中还进一步透露了当时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在1986年8月批准了这个配套改革的设计方案，邓小平本人也支持这个方案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在1986年10月，国务院领导突然转变了想法，与原来提出的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整体配套改革的思路相反，转向了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主线的思路，而且于1987年和1988年决定在国有企业中实行承包制。(35)换句话说，厉以宁的思路占了上风，取代了整体配套的改革思路。
无独有偶，在1988年5月国务院准备进行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的时期，国务院领导最终也是拒绝了吴敬琏和刘国光等人提出的“先治理，再闯关”的意见，而采纳了厉以宁等人提出的通货膨胀并无大害的主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出现在“中国学术论坛网”上的吴敬琏的个人简历中会写有这么一段：
在几个关键时刻他提出了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建议。他提出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以及不少政策主张（如1984—1988年的反通货膨胀主张等）现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虽然没有更多的信息来解释为什么国务院的领导在1986年10月突然改变了主意，但是这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将在“巴山轮会议”那一章专门讨论转型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变化。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国务院在1984—1985年那一轮的通货膨胀中采纳了紧缩的治理政策，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在1985年下半年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连续两次提高利率，加强信贷的控制，结果中国经济在1986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滑，2月份甚至还出现了经济的零增长。面对经济不景气的这个敏感时段，是否放松货币政策、如何刺激生产的增长极有可能重新成为国务院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改革可能比价格改革和整体配套改革对帮助经济恢复繁荣更具说服力，因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整体配套改革的短期效果很可能是紧缩性的，而以企业承包制和财政包干等为主的改革坚持的则是放权让利式的思路，有助于改进供给和恢复繁荣。
价格双轨制：是奇迹还是神话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很多经验与策略也逐步传播出去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同。中国渐进主义式的转型战略相对更为成功也已成为共识。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以及发生在1985—1986年的那场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到今天早已被人遗忘，但是价格双轨制或双轨过渡的思想与方法似乎已经被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价格双轨制也成为中国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最具代表性的“程式化事实”（stylized facts）。也就是说，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只要提到中国的经济转型策略，就必然要提到价格双轨制。
前文的回顾表明，价格双轨制在中国的实践褒贬不一，而且如果这个双轨制的策略仅仅局限在工业品领域的话，那么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可以顺利与成功地进行经济转型，并没有定论或十分精确的统计证据支持。从策略上讲，双轨价格的混合体制所坚持的时间是太短了还是太长了，直至今天也没有足够的研究来帮助判断。因此，今天我们对中国的价格双轨制所可能有的所有评价其实都还缺乏丰富的经验基础。我们只能说，计划与市场的混合体制在中国经济中的确处处可见，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主义或演进主义的方式产生的结果，未必有那么浓厚的策略和机制设计的色彩。
但有意思的是，价格双轨制的思想以及在中国经济中出现的计划与市场混合体制并存的现象，却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经济学家一直希望弄明白价格双轨制作为一种机制是否可能真的存在？是否在经济上有意义？是神话还是奇迹？
第一个试图搞清楚价格双轨制作为一种机制是否可能存在的经济学家是年轻的威廉·伯德（William Byrd）博士，现为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他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作曲家同名同姓。伯德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双轨并存的现象以及中国经济学家关于价格双轨制的讨论，于是他决定把这个问题作为他的经济学博士论文的选题。他基于博士论文改编出来的两篇论文先后于1987年和1989年在《比较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上发表。(36)我在《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的第四章介绍过他的工作。在1989年的论文里，他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希望求证价格双轨制下的均衡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均衡，这个均衡是否符合“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的含义。
伯德博士的模型很简单。其中几个关键的假设是：存在着计划定价和计划配额，计划外是自由的市场，计划指标小于企业的生产能力（所谓留有余地的计划），国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等。为了尽量刻画中国的经验，伯德博士还进一步假设，人们的工资收入是固定的，完成计划指标构成生产者（企业）、消费者（家庭）和投资者的最低数量约束。也就是说，对生产者来讲，产出品的计划指标和投入品的计划分配是最小的数量约束，而对于消费者和投资者来讲，计划分配的产品数量是消费者和投资者购买这些产品的最小数量约束。
伯德博士假定有n种不同的产品、m个生产者和n个消费者（家庭），每个产品均有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然后他把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划分为“受计划约束”和“不受计划约束”的两类。所谓受计划约束的生产者，就是生产者的产出和投入数量正好等于计划的配额，而不受计划约束的生产是指生产者可以在计划配额之外通过市场来出售和购买一部分产出与投入品。消费者的类型也类似，受计划约束的消费者是指消费者的购买量正好等于配给量，而不受计划约束的消费者是指消费者可以在市场上购买配给未满足的剩余需求。
然后，伯德博士构造了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以及投资者的投资效用最大化的均衡，解出各自均衡的一阶条件。这里为了简化，我把投资者的均衡省去。在求出的均衡条件中，伯德博士发现，对于生产者来说，不受计划约束的生产行为与单一市场体制下是一样的，它只对价格做出反应。计划参数（如计划价格、计划指标）的变化对产出和投入均没有影响，影响的只是利润水平的高低，即只有收入效应，好比政府征了税或者给了补贴。而对于受计划约束的生产者，伯德博士发现计划价格的变化对产出也没有影响，只影响利润水平的高低，与不受计划约束的生产者的情况一样。在消费者模块里，由于假设消费者的收入是固定的，结果，计划配额的减少或者计划价格的提高均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但这也意味着工资调整或者政府的等额补贴可以抵消计划参数变化的收入效应，不影响最优化的结果。
最后，要证明价格双轨制的均衡存在，需要中央计划者或者政府在物资流量和金融流量上必须保持平衡，即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计划分配的产品在总量上必须足额，没有缺口；第二个条件是金融流量上保持平衡，利润用于投资或扩大再生产；第三个条件是家庭的收入应该大于计划分配的消费品的价值，换句话说，家庭必须有剩余的收入来购买配给之外的消费品。有了这三个平衡条件，伯德博士试图寻找能够满足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市场出清价格的向量P*。(37)伯德博士的研究证明，不受计划约束的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而受计划约束的均衡则不是。但是，计划指标和计划分配的充分减少可以使一个受计划约束的均衡过渡到一个不受计划约束的均衡，这就可以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的交易，改进效率。计划约束的存在仅仅表现为收入或者“计划内”的分配而已。
伯德博士的这个研究和结论在直觉上是很简单的。只要满足一些严格的条件，计划轨与市场轨并存的效率其实就等价于市场轨，因为计划轨的存在仅仅改变的是收入的分配，而不改变效率的条件。这就好比一个典型的市场体制内的经济主体面对了一个总量固定的纳税或者补贴。
在伯德博士的论文发表十年之后，经济学家刘遵义、钱颖一和热拉尔·罗兰（Gérard Roland）找到并公开了他们对价格双轨制的一个更为简单的理论处理。(38)他们把价格双轨制处理为一种商品分配机制，然后证明并给出了双轨制的“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ing）和配置效率的条件。他们使用了最简单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概念来处理价格双轨制的均衡和效率，并且实际上也得到了与伯德博士相同的结论。
让我们用他们在论文中给出的两个图示来说明这个处理的方法。图2-1与图2-2都是演示供求均衡的简单图示。在图2-1中，他们讨论了一个特殊的双轨制的情形。所谓特殊，是因为在图2-1中，他们假设：第一，计划的配额小于完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这种情况当然在计划经济里是相当普遍的；第二，由配给满足的需求（rationed demand）和由计划安排的供给（planned supply）都是有效率的。这里所说的“有效率的”指的是经济学的正宗含义。也就是说，从需求方来说，计划配给的产品正好是按照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以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分配的，这不仅保证需求线是平滑的，而且使得配给的需求线（黑色的AB段）正好与市场上的需求线在图2-1的左上方重合。根据同样的思路，对于供给方来说，所谓有效的计划供给是指提供计划产品的生产者正好也是按照边际成本以由小到大的顺序来排列的。这不仅保证供给曲线是平滑的，而且使得计划的供给线（黑色的DF段）与市场上的供给线在图2-1的左下方重合。在这种情况下，双轨制的配置效率与市场单轨是一样的。两者的不同仅仅在于收入分配方面，这取决于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相对大小。
图2-1 演示供求均衡的简单图示（情形1）
图2-2 演示供求均衡的简单图示（情形2）
然后，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把这个分析推广到了一般的情况。一般的情况是，配给的产品未必分配给了支付意愿最高的消费者，而有提供计划产品义务的生产者也未必是边际成本最小的生产者。为了表示这种情况，在图2-2中他们用不连续的线AH和FI分别代表配给的需求和计划的供给，而且因为不再是都有效率的，所以这两条线也不再与市场上的需求线和供给线重合。这样一来，价格双轨制的配置效率就取决于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
如果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也就是说，计划和市场是彻底分离的，你可以到市场上去购买计划外的更多的产品或出售计划规定之外的更多的产品，但你不可以到市场上去出售你的计划产品或购买你的计划产出。这样一来，市场轨就只包含“剩余的”供求，也就是只包含被计划满足之后的剩余部分的需求和供给。剩余需求与剩余供给的交点代表了均衡。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发现，在这个时候，该均衡是“帕累托改进”的，但不是有效率的，因为AH和FI并没有与市场上潜在的需求线和供给线重合。换句话说，在这个体制下，一些拿到配给产品的人可能不是支付意愿最高的人，而计划供应商也不一定是边际成本最低的。
最后，他们考虑了完全自由化的市场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拿到配给产品的人，如果愿意，允许到市场上卖掉这个产品，而有计划供给义务的生产者也允许到市场上去购买别人生产的产品来完成计划上缴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改进局部自由化的效率，也会同时实现“帕累托改进”和配置效率，因为市场轨在这个时候包含了全部的需求与全部的供给。他们的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
假如计划的数量小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都是“帕累托改进”的；第二，市场轨是完全自由化的双轨制还可以实现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结果。(39)
此外，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还考虑了计划的数量大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的情况。在计划经济里，劳动就业的分配往往就是这样，通过简单的讨论就可以知道。在局部自由化的市场条件下，剩余的需求和剩余的供给可以从市场轨实现均衡，但是由于计划分配的数量大，全部的均衡数量会大于有效率的均衡数量，所以这个结果尽管是“帕累托改进”的，但也不是有效率的。
而在完全自由化的市场条件下，他们发现，只有允许计划的权利一方与计划的义务一方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也就是把计划权利与义务货币化（租金化），而不是继续执行实物的计划分配，才可能实现配置的效率。因此，他们得到了另一个结论：
假如计划的数量大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总是“帕累托改进”的；第二，如果计划的权利与义务是以租金的形式来履行的话，那么市场轨是完全自由化的双轨制还可以实现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结果。(40)
这个结果让人们想起了著名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含义。(41)由于都是“帕累托改进”的，因此，与转型前的状况相比，采用价格双轨制的过渡方法在理论上说就可以使任何人不受到利益的伤害（no losers），但肯定有人改善了利益（winners），这是个双赢的策略（win-win strategy）。
当然，以上理论命题是有条件的。如果要保障价格双轨制的“帕累托改进”性质的话，需要假设计划的权利和义务都得到了完全的保障和履行。比如，如果计划的义务没有得到执行，或者出现了计划轨向市场轨的串轨行为，价格双轨制作为过渡机制就会面临瓦解的危险。实际上，讨论价格双轨制的文献都要涉及这个问题，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的文章也讨论了这点。简单地说，政府需要在双轨制方案下很好地去保障计划的权利和义务都得到执行。但在经验上，我们看到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并行的做法在很多转型的经济中并不像在中国那么突出。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早在1992年，凯文·墨菲（Kavin Murphy）、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Vishny）三位经济学家就发现，苏联的局部市场化改革（1985—1991年）之所以没有成功，没有带来生产的增长，原因很可能在于，苏联的改革者没有能够做到在一些重要的国有企业继续维持一部分重要的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42)结果，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在改革后可以自由地选择把生产资料卖给谁，而同时，私人企业也可以自由地按照市场价格来采购生产资料，但价格控制却依然留在了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因为受到原有的计划体制约束和价格的管制而在获得生产资料方面竞争不过私人企业，生产迫于停顿，大量重要的生产资料从国有企业流向了那些私人企业。
所以，原有生产者的计划义务是否能够保证得到履行对于经济改革初期的生产实现平稳过渡是非常关键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转型初期避免出现L型曲线产出变化，自然也和价格双轨制下的计划轨总体上能够得到继续维持有很大的关系。凯文·墨菲、安德鲁·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在他们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论文中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写道：
中国也走了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局部改革的道路，但是有一点例外，中央政府仍然继续维持着对国家计划配额的非常严格的执行，并且只允许企业将超出国家计划配额的那部分产出卖给私人买主。结果，政府控制住了投入品的流失问题。相反，苏联政府名义上保留了对国有企业的调配配额，但实际上却大大放松了对计划的履行。(43)
那么改革者是否有能力在经济转型时期保证计划义务得到执行呢？这是价格双轨制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的重要前提条件。这显然取决于政治上的条件，中国是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结构内推进局部改革的，这就维护了政府的权威，并利用了现有的政治和组织资源。而苏联在局部改革时期，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已经大大被削弱，政府也没有能力维持原来的计划轨道。这是一个真正的差别。中国的改革在策略上总是能够充分地去利用它的政治和组织资源，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局部和渐进改革能够平稳地演进过来。
总而言之，当价格双轨制被作为一种价格改革的思想与方法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被提出来的时候，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工业生产部门经历了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个双轨体制经过了整个80年代，并几乎延续到了90年代上半期。这种双轨体制的形成格局总体上没有引起剧烈的摩擦和动荡，而且产出一直在增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中国为什么能够做到双轨体制的并存并维持这么多年？这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让经济学家迷恋的现象。不仅经济学家试图根据经验现象的观察来研究它，解释它，寻找它的内在机制，与此同时，这个双轨制的现象还让人们联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和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理想模式。
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大争论”中，兰格和泰勒发展了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机械结合模式的思想。(44)但是，他们当年设想的这个模式面临严重的激励问题，不仅如此，他们的这个模式也无法克服生产者（国有企业）垄断以及官僚主义的问题。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克莱门德·蒂斯坦尔（Clement Tisdell）教授在1993年曾经对中国的价格双轨制与兰格和泰勒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做过这样一个评论：
在由兰格、泰勒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与中国的双轨价格制之间存在着若干的差异和共性。两种体制都是致力于使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相平衡，但是，兰格和泰勒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要求由国家来模拟市场，而双轨价格制则限定生产单位生产量的一定比例受计划当局的计划配额支配。在中国，计划配额之外的生产则不再受任何生产配额的支配，供给与需求可以通过市场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直接沟通。因此，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中国的双轨价格制将比兰格和泰勒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花费更少的成本。进一步来说，对于卖者而言，尽管价格双轨制在制定价格方面比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价格双轨制并不要求国家掌握缓冲存货或利用平衡资金来影响市场。(45)
(1) 1984年以学生身份参与“莫干山会议”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回忆说：争论异常激烈，会议还发明了挂牌辩论的方式，经常将争论延续到深夜。回想挑灯夜战的当年，那是理想主义者的大聚会。在激烈碰撞中，一种新的折中思路产生了。高梁还说，他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蒋跃商讨，并从农贸市场中颇受启发。当时城市居民凭粮票买粮，一人一月30斤。如果粮票有富余，可以拿去农贸市场换鸡蛋。如果不够吃，就去农贸市场买高价粮。他们认为原材料价格改革也可以这样进行。计划外调剂价格就是市场价格。逐步缩小计划比例，从而扩大市场比例。这个想法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华生、何家成、张少杰所持的观点不谋而合。大家觉得华生笔头快、口才好，最不怯场，就让他代表发言。“在价格组挂牌争论的最后一天下午的最后一小时，看大家实在争不出头绪，我们报名，说有第三方案。华生上台演讲。”参见黄锫坚：《华生：双轨》，载《经济观察报》，2005年7月4日。
(2) 华生：《双轨制始末》，载《中国改革（综合版）》，2005年，第1期，第22—25页。
(3) 黄锫坚：《华生：双轨》。
(4) 楼继伟、周小川：《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载《经济研究》，1984年，第110期；郭树清：《关于中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3期；张维迎：《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6期。
(5) 华生等：《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载《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
(6) 这句话是张维迎在采访中对所引用的前一句话的补充。——编者注
(7) 马国川：《我总是直截了当地表达我的观点》，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9月28日。
(8) 华生、高梁、张少杰：《张维迎为什么要盗劫价格双轨制？》，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0月13日。
(9) 徐景安：《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载《领导者（双月刊）》，2008年，第2期（总第20期）。
(10) 对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徐景安的原文。
(11) 参见徐景安：《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
(12) 参见成致平：《价格改革三十年（1977—2006）》，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
(13) 罗小朋：《集体认知能力与改革路径选择——对价格双轨制改革过程的理论反思》，载《浙江大学CARD动态》，2008年，第1期（总第34期），第10—11页。
(14) 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这个评价是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原话是“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91页。
(15) 参见夏榆：《幸福是“心喜欢生”》，载《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第27版。
(16) 参见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7) 参见许成刚和钱颖一的论文《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参见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 详细讨论参见许成刚和钱颖一的论文《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
(19) 潘振明和罗首初于1988年合著的著作中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间的物资串换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参见潘振明、罗首初：《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关于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的区别，参见刘吉瑞：《论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3期。
(20) 陈共炎、乔刚：《产品市场的形成与价格改革》，见樊纲、李扬、周振华主编：《走向市场：1978—199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1) 张卓元：《九十年代中国价格改革展望》，见薛暮桥、刘国光等：《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探索》，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22) 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45—57页。
(23) 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47—48页。
(24) 吴敬琏在他的著作《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第66—70页也剖析了价格双轨制和局部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
(25) 他们的这个报告后来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1期。
(26) 参见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等：《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35期。
(27) 参见吴敬琏、周小川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
(28) 参见张卓元：《九十年代中国价格改革展望》。
(29) 吴敬琏主编：《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
(30) 刘国光：《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载《经济研究》，1985年，第12期。
(3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32) 转引自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73页。
(33) 转引自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72页。
(34) 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72—73页。
(35) 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73页。
(36) William Byrd, “The Impact of the Two-Tier Plan/Market System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87, vol.11, issue 3: 295—308; “Plan and Marke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89, vol.13, issue 2: 177—204.
(37) 威廉·伯德博士对价格双轨制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的证明，读者可以直接参阅他的论文。
(38) 参见Lawrence Lau, Yingyi Qian and Gérard Roland, “Pareto-Improving Economic Reforms through Dual-Track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Letters, 1997, 55(2): 285—292;Lawrence Lau, Yingyi Qian and Gérard Roland, “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108(1): 120—143。
(39) 参见Lawrence Lau, Yingyi Qian and Gérard Roland, “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08(1)。
(40) 参见Lawrence Lau, Yingyi Qian and Gérard Roland, “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08(1)。
(41) 本书作者在《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中对科斯定理及其在中国经济转型战略上的应用做了分析与讨论。参见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第72—78页。
(42) 参见Kavin Murphy,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s of Partial Refor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107(3): 887—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