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提到“巴山蜀水”，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三峡。三峡两岸崇山峻岭，悬崖绝壁，风光奇绝。
在30多年前，即1985年9月2日，应该恰是我刚刚开始硕士研究生第一堂课的时候，在这段属于长江三峡的江面上，有一条游船，它缓慢地从重庆驶向武汉。而在这艘当时属于交通部的长江游轮“巴山”号上，正在举行着一个由30余位海内外经济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即后来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这个会议简称为“巴山轮会议”。
会议结束后共整理出了七个重要的专题。但实际上，船上的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主要就是一个：中国应该怎样调控正在经历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在30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和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对转型中的宏观经济及其治理的知识都准备不足。这些问题在“巴山”号轮船上讨论了整整一周时间，于9月7日在武汉正式结束。
3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你在Google上搜索“巴山轮会议”，至少有25800条关于它的信息，而且大多数是2005年“巴山轮会议”召开20周年的时候，一些当时参会的中国经济学家对它的纪念、回忆以及后人对它的评价。的确，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几年，特别是1982—1987年这段时间，思想和学术领域非常活跃，不仅学者们积极参与中国改革策略的研究，而且政府积极推动与支持，是双方互动最好的一段时间。
回首往事，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以来，几乎没有一场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像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那样，让经济学界那么记忆深刻，让与会者至今都津津乐道。而且，如果说“莫干山会议”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那么“巴山轮会议”则启蒙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当然，这两次会议都无一例外地改变了一群年轻人的命运。
“巴山轮会议”上的经济学家
我们先说到底都有哪些人参加了此次“巴山轮会议”。我的手头从1990年开始就一直保留着一本书，书名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事实上这本书可能是由出版社公开出版但又仅限“内部发行”的唯一一本关于“巴山轮会议”的详细资料。这本资料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于1986年6月出版。(1)
这份资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珍贵的。它收录了“巴山轮会议”上讨论并由中国经济学家整理出来的七个专题报告和13位中外经济学家的专题发言。在书的封二上还有一帧中国领导人在中南海会见与会11位国外经济学家的彩色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不少经济学家，尽管我后来只与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有过见面的机会。从照片上看出，中国的经济学家薛暮桥、马洪、高尚全、刘国光等参加了会见。而受到领导接见的国外经济学家当中，我能很容易地辨认出美国耶鲁大学的托宾教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首任主任林重庚博士以及当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伍德（Adrian Wood）教授。
我并没有见过托宾教授本人，只是见过他的照片，熟悉他的形象。他是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于2002年离世。当年他在“巴山轮会议”上的言论格外引人注目。而科尔内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名声甚旺，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他的《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是20世纪80年代极少数能够让我们看到如此高超的分析能力的经济学著作，它甚至影响了中国新生代经济学人头脑中的经济研究范式。我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短缺经济学》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前，就在很多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中被广泛复印和阅读了。随后他的其他著作也陆续在中国被翻译出版。而我与科尔内教授则有过多次见面的机会，一次是1998年9月，在中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他应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邀请来中国参加其著作《短缺经济学》纪念译本1000本的出版发行活动。那年他访问了北京和上海，在复旦大学，我邀请科尔内夫妇吃过饭。还有几次是在哈佛大学，在2000—2001年间，我曾去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办公室当面请教他，讨论转型的理论问题。科尔内教授后来还曾委托他的研究助理给我送来了多篇他的最新论文。
而我与英国经济学家伍德教授相识的时间则更早一些。那是在1992—1994年间，我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继续我的博士后项目的研究，当时伍德教授已回到坐落在萨塞克斯大学内的英国“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工作。我和他经常一起在IDS的餐厅吃午餐。那个时候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其实就是后来在牛津大学出版的那本著作《南北贸易、就业与不平等》(2)。这本书称得上是伍德教授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而在这之前，我是在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份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项目报告上第一次看到伍德这个名字的。他现在执教于牛津大学，2007年4月，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的揭牌仪式上，我与他作为嘉宾巧合地被安排在第一场报告，同台演讲。
其他出席“巴山轮会议”的国外经济学家还包括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现已去世）、拜特（Aleksander Bajt，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斯洛文尼亚艺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Cairn-cross，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现已去世）、琼斯（Leroy Jones，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教授，现已去世）、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里昂信贷银行董事，现已去世）、小林实（日本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调查部主任，现已去世）。
有意思的是，出席“巴山轮会议”的中国方面的人员几乎都不在大学教书，多半是在政府和学术机构担任职务的著名经济学家或官员，也包括了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经济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主办方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学的学院派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形成，尽管“莫干山会议”上已经有不少青年经济学者崭露头角。
如果以当年出席会议者的年龄为序，那么，60岁以上的中方与会代表是薛暮桥（81岁，时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2005年7月病逝）、安志文（67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童大林（66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马洪（65岁，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国光（6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百岁老人薛暮桥先生，因为他的一本书对我走上经济研究的道路影响甚大。我在1981年进入复旦大学读经济学时看的第一本涉及中国经济的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3)。薛暮桥与邓小平同年出生，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宿将。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的经济领导工作，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8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79年，他在“牛棚”和“五七干校”耗费11年心血、七易其稿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发行1000万册，成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启蒙教材。2005年3月，他与马洪、刘国光和吴敬琏四人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50—60岁年龄段的会议代表是戴园晨（59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启先（58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叔莲（56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尚全（56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55岁，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赵人伟（5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卓元（5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吉元（51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2003年7月病逝）。
50岁以下的参会者包括了项怀诚（46岁，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洪虎（45岁，时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楼继伟（35岁，时任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科员）、李克穆（33岁，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田源（31岁，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郭树清（29岁，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先生为《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这本资料写的序言中可以判断，会议从头至尾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组织和设计的。会议得到了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协助（林重庚博士是当时的办事处主任）。而且，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是，中国方面的上述参会学者，大概60岁以下的，还分别负责书面整理了会议上国外经济学家的专题发言。
1985年的通胀辩论
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也很少有一次学术会议会像“巴山轮会议”那样，对经济政策的影响那么大。那么，“巴山轮会议”到底讨论了什么问题？形成的结论是什么？为什么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这么高度评价此次学术会议？
要回答这些问题，先要了解召开“巴山轮会议”的1985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形势处于什么阶段。我先引用当时已经81岁高龄的薛暮桥先生在会议的开幕致辞中说到的一段话，他说：“专家们都知道，要把微观经济搞活，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现在我们还不善于加强宏观管理，所以微观放活以后，就出现了许多漏洞。去年（1984年——引者注）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出现了银行信贷基金失控和消费基金失控等问题，给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增加了困难。”(4)
薛老所说的宏观失控的情况是从1984年初开始蔓延的，直到1986年才被控制住，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发生的第二次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第一次则发生在1979—1983年间，但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即1984年，通货膨胀又开始抬头。直到1993年之前，这样的通货膨胀反复了多次（见图3-1）。我今天的看法是，相对于发生在1979—1983年的第一次通货膨胀，1984—1986年间的这一次通货膨胀则开始很好地具备了转型经济的典型特征，因此对经济研究和解释性的经济理论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先来简单地回忆一下，在1984—1986年的通货膨胀生成时期，中国经济的现象是什么。吴敬琏教授在他的教科书式的著作《当代中国经济改革》(5)的第十章中对这个阶段的经济形势做了以下分析：
图3-1 中国经济增长与价格水平变化
RPI：零售商品物价指数变化；CPI：消费价格指数变化；GDP：增长率。另外，大多数经济学家对1998年的GDP增长率存疑。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卷。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按照原来的部署，1980—2000年的20年间，前十年是打基础，后十年实现腾飞。但是，当时大家的热情很高，在某些中央领导人的鼓励下，从1984年年初开始，各地方政府竞相攀比，层层加码，纷纷要求扩大投资规模，以便“提前翻番”。尽管后来中央政府领导人一再提出头脑不要发热，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根据以往的经验，提出了“下马中上马”、“批评中前进”，继续扩张，使得经济过热的势头一时间很难遏制。当年9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扭转了1981—1983年期间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当时群情振奋，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改革，中国经济也将很快腾飞。同时，1984年10月适逢建国35周年大庆，有人又提倡“能挣会花”，一些机关和企业突击提高工资，发放奖金和服装等消费品，更使得经济过热势头火上浇油。(6)
这段时间正是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系读大三的时候。我至今还记得，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这段时间里讨论最多的话题的确就是通货膨胀。在当时看来并用当时的语言来说，通货膨胀的发生归咎于“投资基金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尤其是，消费基金膨胀在中国当时正在形成的新生代经济学人那里得到了格外的重视。新生代经济学人把这个现象在概念上创造性地定义为“国民收入的超分配”。研究消费基金膨胀的形成机制和“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成为当时中青年经济学家的研究新热点。不仅《经济研究》杂志上不断发表大量从消费和工资上涨的逻辑来解释通货膨胀的理论性文章，而且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影响甚大的大型调查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就专门对消费基金（主要指工资和奖金）的膨胀做了调查，而且参与这个报告写作和讨论的青年经济学人包括了王小强、刁新申、张少杰、石小敏、白南风、张维迎、宋国青等。(7)
为什么新生代的经济学人对消费膨胀这么感兴趣呢？在今天看来，主要原因恐怕是，新生代经济学人正在实现着“研究范式”从注解型向解释型的转变，而消费基金的膨胀现象正好满足了这些经济学人范式转型的需要。所以，在当时，对通货膨胀给出的有影响的经济学解释明显都带有这个实证的色彩。大多数青年经济学者认为，消费基金膨胀的如此经验现象是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当政府在微观上的控制放松以后，激励机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引起宏观上的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或是“国民收入的超分配”。
但是，当新生代经济学人的兴趣重在解释现象的同时，老一代经济学家对1984—198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激烈争论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与年轻经济学人的兴趣存在显著的差别，他们的争论更加富有政策导向性、更现实，也更具对政策的影响力。比较活跃的老一代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是：经济过热了吗？我们如何看待正在发生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政府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当时，在经济理论界的争论与政府领导人的政策取向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那个时候，中央决策层往往存在着与经济学家内部一样的分歧，并且这样的分歧直接决定了谁将在最后出台的政策中占上风。
简单地说，活跃的老一代经济学家的争论和意见分歧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在推进改革与宏观稳定之间哪个应该优先？到底是先改革，还是先治理通货膨胀？这取决于怎么判定通货膨胀的性质。如果认为经济总量上的平衡对推进改革而言是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政府就应该优先治理通货膨胀而后再进行改革。而如果把通货膨胀理解为转型经济的“非均衡”常态的话，那么有一定的通货膨胀并非有害，反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推进，根据这一逻辑，政府不应该采取紧缩政策来对待通货膨胀。
以上两种观点和言论的代表性人物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和北京大学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厉以宁。其中，当时在青年改革者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学院派的观点。他们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表现在总量问题上，所以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压制。如果要实行从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在争论中，学术的分歧有时甚至也会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问题。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对当时的这个争论和分歧做了一些记录。(8)书中记载，在当时的激烈辩论中，主张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在一定限度内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这一派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他们自己提出的“非均衡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经济转型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始终处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状态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不过，吴敬琏在书中并没有公开提到谁是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只是在脚注里给出了他提到的这些言论的出处。根据这个注释，这些言论是出自北京大学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厉以宁发表的一篇文章。(9)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的媒体习惯于把厉以宁称为“厉股份”，而把吴敬琏称为“吴市场”。这至少说明人们看在眼里的是，厉以宁是股份制的积极呼吁者，而吴敬琏则是市场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巧合的是，厉以宁与吴敬琏都是江苏南京人，而且同生于1930年。在中国经济学界，他们两人总是作为相反言论的代表出现在媒体上。比如，两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等理论问题一直有着几乎针锋相对的观点。
与上述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完全不同，支持和主张实行紧缩政策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主要是，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国经济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价格改革，它需要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环境要比较宽松，政府的财力要有余地。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货膨胀，控制总需求，改善总供给。并且，在经济的体制环境得到治理的条件下才能迅速推进实施第一批的改革措施。吴敬琏认为，“刘国光是这种‘良好环境论’或‘宽松环境论’的主要代表”。(10)他认为，刘国光在1979年、1983年和1986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反复阐述了抑制通货膨胀和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的必要性。(11)当然，吴敬琏本人在当时也是积极主张抑制通货膨胀的。
在1984—1985年间，经济学家之间对于要不要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以及要不要实行严厉紧缩政策的辩论，对国务院的决策和政策选择当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5年2月初，经邓小平同意，国务院召开了省长会议，要求各地严格控制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的膨胀。但数月内并未见效，宏观形势继续朝膨胀方向发展，经济学家针对通货膨胀的辩论也并未停止。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发起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听取国外经济学家对宏观管理的经验介绍以及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建议，但更为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希望此次会议的声音和结论能真正影响对于是否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正犹豫不决的中国政府。
按照吴敬琏的判断，“巴山轮会议”使国务院领导坚定了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信心。吴敬琏还透露，会议上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教授的发言起了很大的作用。托宾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三紧”的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12)紧接着，在“巴山轮会议”之后，1985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对1986—1990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要求坚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消费与积累的恰当比例。这算是1984—1985年宏观经济政策辩论和“巴山轮会议”影响下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局。
“巴山轮会议”的七大论题
在“巴山轮会议”上，经济学家们重点讨论了宏观管理的理论和国际经验，从概念上厘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目标以及经济调控的手段等。会议最后形成了七大专题报告，它们分别是“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财政政策与宏观管理”“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收入政策与宏观管理”“经济增长与投资问题”“通货膨胀和价格问题”以及“实现宏观经济间接控制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
没有必要全面介绍这七个专题的讨论内容，需要重点回顾的是其中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可能对中央的决策形成在实际上产生了影响。第一个问题是改革的目标与战略方式，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朝市场经济的过渡步骤。科尔内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有意思的概念构造。
他把协调机制区分为两种类型：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每一种协调机制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形态。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协调（1A）、间接的行政协调（2A）、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1B）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B）。这个概念组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在会议上，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个概念组合并且原则上同意2B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达到这个目标，仍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起点不是1A，而可能是半个1A。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话说，中国从1A向2B的过渡将是再一次的长征。(13)
关于过渡的方式，讨论主要集中在“一揽子改革”上。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都比较强调“一揽子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改动经济体制是不能零敲碎打进行的，改革需要整体配套。根据郭树清和赵人伟整理出来的报告来看，会上的代表多次强调了价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张要尽快设计推出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14)包括托宾、琼斯等在内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等价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和外汇的改革，而那应该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15)这个意见对1988年6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的价格和工资改革的“闯关”决定应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对中央的决策可能产生了影响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以及如何实施宏观治理的政策。会议上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过度需求，用托宾的话说，这么多经济思想并不一致的第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做出了相同的诊断，这一情况说明中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16)
如何治理过度需求的问题自然成为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多数经济学家也一致地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所谓“双紧方针”），并对中国银行体系的现状和中央银行的职能等技术性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改革建议。此外，会议上还特别针对收入分配的政策进行了研讨，这是因为在当时，工资上涨和消费基金的膨胀蔓延正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科尔内教授指出，经济改革有很多风险，主要风险之一就是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过强，如不能正确处理，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托宾的意见是，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会导致工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他给出了一个教科书上的公式：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上涨率等于名义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额。他认为，政府必须控制名义工资的过快增长，上述公式应该挂在经济主管机关办公室的墙上，时刻不忘。(17)
在开始改革之后，特别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工资增长和消费基金膨胀的局面迅速蔓延。在1985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的大型调查中，获得了1984—1985年间工资上涨和消费膨胀的实际信息（见表3-1）。根据这一调查报告，“1984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8%，国民收入增长了12%，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了22.3%，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货币收入额增长了25.3%，社会集团消费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38%。我们调查的城市消费基金增长高于全国水平。这种城市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三者同时大幅度上涨的现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1985年，三种消费基金还将比去年再增加800亿元。我们面对的是消费基金的全面膨胀”。(18)
表3-1 18个城市(19)银行统计消费基金增长情况表（%）
1984年1—6月比上年同期
1984年全年比上年同期
1985年1—6月比上年同期
1985年1—6月比1983年1—6月
一、工资和对个人其他支出
13.1
22.8
35.2
52.8
其中：
1. 国家工资支出
12.1
16.0
20.2
34.7
2. 国家职工资金支出
2.7
57.40
89.7
94.7
3. 国家对个人其他支出
21.5
37.6
63.2
98.8
4. 国家职工工资和对个人其他支出（1+2+3）
13.0
25.1
36.1
53.9
5. 城镇集体单位工资支出
13.0
22.43
33.8
51.2
二、行政企业管理费支出
19.2
40.4
72.5
105.7
该报告还调查了消费基金膨胀的特征。根据调查发现，消费基金膨胀的主要表现包括：（1）企事业单位超发奖金、滥发实物、随意增加津贴、扩大浮动升级；（2）“账外洒漏”，即单位通过“账外”方式发放和增加各种职工收入，如套取现金、公款私存、利用劳动服务公司作为小金库、对外承包等；（3）国家用于职工福利、物价住房补贴以及其他转移支付的基金迅速增长。这就导致中国的实际工资成本（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了。在当时，账面工资占总成本的比重不到10%，但加上各种福利支付和补贴，工资性支出比重则达到了15%以上，超过了日本13%和苏联15%的水平。(20)
由于消费基金的膨胀转入更加隐蔽以及采用“体制外”的支付方式，造成国家统计局对企事业单位工资总额的统计数据产生严重的向下的误差。调查报告中对国家统计局的工资总额的统计数据与来自银行的工资性现金支出数据进行了核对，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缺口在1984年以后跳跃性地扩大了（见图3-2）。
图3-2 统计局与银行统计工资的差距
注：本图的百分比是银行发放的实际工资性现金支出超过统计局的工资总额统计的幅度。银行的统计对于监视消费基金的增长更准确，但依然不能充分反映“账外洒漏”的消费基金的增长部分。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94页。
那么，怎么控制工资的过快增长呢？在“巴山轮会议”上，布鲁斯提出，单纯使用经济手段难以保障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确关系，需要考虑采取必要的行政干预。托宾也主张，中国政府不能马上放弃行政的控制。他甚至建议把目前由银行监督工资总额发放的办法逐步改成控制每小时工资水平的办法。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当前使用的对超额发放的工资实行征税的政策应该严格执行。但是，总体上，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在西方，由于工会组织和其他因素，政府控制工资过快增长的经验并不多。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主张把工资与物价挂起钩来，这种“收入指数化”的主张在会议上没有得到认同。
从1985年的情况来判断，大多数经济学家大大低估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扩张以及劳动力跨部门和跨地区流动的发展速度。实际上，中国的工资增长过快和消费膨胀的问题最终是在非国有部门的崛起与劳动力自由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的。不过，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巴山轮会议”上似乎还没有人能预料到。
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1985年组织的那场大型调查报告对中国如何解决工资增长过快与消费基金膨胀的问题却超前地做出了重要预测。这份由李峻和夏晓汛负责执笔的调查报告《消费膨胀：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在结束部分这样写道：“在当前宏观失控局面未扭转之前，为了巩固现有的各个成果，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机会，对消费基金加强行政管理约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就中长期来看，对劳动力价格的管理从僵硬的计划管制下解放出来，开放劳动力市场，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潜能释放出来，由市场机制——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相对工资水平，从机制上抑制劳动力价格上涨趋势，把国家从烦琐的具体工资标准的设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从事宏观分配政策和工资基金总量的管理，是改革的方向。”(21)事实证明，今天倒是真的做到了。
中国经验的理论贡献
在前文中我们实际上讨论了1978—1994年间四次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从图3-1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1994年之后进入了宏观经济稳定和通货紧缩时期，而在1992年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另外，由于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在1998—2001年间，物价总水平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即通货紧缩，不过，很快又恢复到正的但微不足道的增长。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通货膨胀时期，还是在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经济的产出始终都保持着高速增长。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为正的相关关系在其他转型经济里很少出现。例如，在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总产出的下降与通货膨胀在经济实行自由化改革中一直并存。而在中国，1978—1993年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始终保持着正相关的关系；而在1993年之后，GDP的增长又与通货紧缩并存。
频繁的通货膨胀和收放循环的那一段经历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这个现象留给经济学家的却是一次理论创造的机会。我们知道了很多那个阶段的故事，包括“提前翻番”，也包括工资增长过快和消费基金的膨胀，我们也比较认同“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说法。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检验的经济学的理论，这个理论需要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转型初期的通货膨胀会伴随着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产出的下降。
一个好的经济学理论是不容易产生的，它需要创新。它不仅要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具有可以实证检验的性质，而且它要抓住相对重要的经验现象，而且解释最好是比较简单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确实在经济学文献里出现了不少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循环的理论。的确，从早期的文献上看，大多数解释中国通货膨胀的理论主要是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消费膨胀、为什么国有企业存在追求投资扩张的冲动等。这些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转型初期的通货膨胀循环现象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理论总体上还只是帮助我们认识了一些局部以及更零碎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有用的，但还不是比较重要的经验现象。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时候大多数解释通货膨胀循环的理论不过是在重复教科书上关于通货膨胀会由总需求的膨胀而拉起的基本原理而已。它们更像是已有理论的应用而不是理论的创新。
一直到了2000年4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之一）发表了一篇由多伦多大学的劳伦·布兰特（Loren Brandt）和朱晓冬（Xiaodong Zhu）署名的论文，文章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在1981—1993年间通货膨胀循环的新理论。我认为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理论，因为这个理论试图去捕捉中国现象对经济学可能存在的贡献机会。一个理论在没有更好的替代理论出现之前，我们暂且说它是最好的理论。理论不是真理，理论是可争论的。好的理论总是激发出人们去推翻它的欲望。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一个分权经济中的再分配：中国改革时期的增长与通货膨胀》(22)。作者在论文里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在1981—1993年间通货膨胀循环的非常简单的理论。
作者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两个基本的现象关联之上：第一，1981—1993年间的通货膨胀总是与货币的增发联系在一起；第二，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总是伴随着产出的增长。那么，到底又是什么东西使这两个现象关联在一起的呢？作者认为，是银行信贷向非国有部门的分流（credit diversion）把以上两个现象关联起来了。
原先，银行信贷是政府控制的，怎么可能出现信贷向非国有部门的分流呢？作者认为，这是分权的结果。由于分权化的改革，指令性的信贷分配不再奏效。进一步来说，即使有了信贷的分流，如果信贷总额在当年是固定的，那么银行信贷向非国有部门的分流只能解释非国有部门的产出增长，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伴随着通货膨胀。而作者的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作者在这里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外生的东西，它使得信贷的规模不再固定。这个外生的东西就是当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就业保障和承诺。而这个就业保障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决定的，所以对于信贷的分配而言是外生的东西。
于是，解释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相伴随的理论就出来了：分权化的改革越来越使银行的信贷开始向非国有企业分流。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它们之间生产率的差解释了产出为什么会持续增长；而政府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就业和福利待遇等（这个承诺是外生的），只能对国有企业实行补贴。由于分权改革造成政府财政补贴能力的下降，因此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货币创造（money creation）来补贴国有部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每一次只要政府想控制通货膨胀，就必然也只能控制信贷向非国有企业的分流。控制住了这个环节，货币创造的压力就释放了。这样一来，抑制了通货膨胀，但也影响了产出的增长。而要增加产出，又必须再放松对信贷分流的控制，从而形成“收—放”的循环。
这个理论与通常人们所接受的理论有一个不同。在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和产出波动的形成机理时，一般的理论都突出了投资规模的角色，认为是投资规模的变动引起产出的波动和通货膨胀。不过，一般的理论在经验上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产出波动的时候，投资占GDP的比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动。而劳伦·布兰特和朱晓冬的理论强调的不是总的投资规模，而是投资在效率不同的两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为了检验这个理论与经验观察是否吻合，作者估计了国有企业部门和非国有企业部门的“净现金流”，它是企业的产出与所有非金融性投入（包括投资、社会福利支出等）的差额。作者用“净现金流”来衡量国有企业部门的补贴缺口。图3-3是基于作者的数据绘制的国有企业的净现金流以及其所占GNP的比重的变动模式，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出，1983年以后这个缺口越来越大了。之后，作者对其理论进行了统计上的检验。
图3-3 国有企业的净现金流变化（1981-1993）
资料来源：根据劳伦·布兰特和朱晓冬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的数据绘制而成。
作者在统计上进行检验的是这样几个由其理论推演出来的命题：（1）信贷向非国有企业的分流应该减少国有企业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份额，两者应该是负向关系；（2）国有企业的投资份额下降应该降低GNP的增长率，两者应该是负向的关系；（3）货币的创造应该随着国有企业投资份额的下降而增加，两者应该是负向关系；（4）通货膨胀应该是货币创造的结果，两者应该是正向的关系。
在数据上，作者用“铸币税收入”（seigniorage）作为货币创造的代理变量。表3-2显示的回归结果在统计意义上验证了上述命题。
表3-2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常数项
非国有信贷比率
国有企业的投资份额
滞后的铸币税
调整后的R2
国有企业的投资份额
0.878
（28.86）
—0.332
（—3.24）
0.44
GNP的实际增长率
0.698
（3.89）
—0.757
（—3.37）
0.49
铸币税/GNP比重
2.30
（3.19）
—2.553
（—2.87）
0.40
通货膨胀
—0.028
（—0.78）
0.310
（2.19）
0.43
资料来源：根据劳伦·布兰特和朱晓冬的论文中表2改编。
2005年，在《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另外两位作者费尔滕斯坦（Feltenstein）和岩田（Iwata）把这个解释框架进一步推广到了1952年以后的中国的商业周期现象上。(23)费尔滕斯坦和岩田在论文里的研究证实，在数据允许的1952—1996年间，中国不断发生的通货膨胀是财政向地方政府分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地方政府不断获得的财政自主权经过一个传导机制最后推动了货币创造，使货币供给常常失去控制，从而通货膨胀总是频繁地发生。按照他们的理论，中国的经济分权对实物产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财政分权却不利于物价的稳定。这个结论与前文中我们所讨论的理论当然是“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