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个理论也有助于解释1994年以后中国商业周期的变化。1994年之后，国有企业的布局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再加上1994年实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的预算收入的比重，从而缓释了对货币创造的需求。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对地方国有企业的补贴能力，结果大多数地方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不得不被民营化。所以，在1994年之后，超额货币创造的压力没有了。这是中国在1994年之后通货膨胀消失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人们总是在思维上习惯于把1994年之后通货膨胀的消失和通货紧缩的产生简单地归因于所谓“产能过剩”。但是，这样的解释无异于逻辑上的“同义语反复”。这好像是在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去定义什么是通货紧缩，这不是好的经济学理论。“产能过剩”的流行观点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在1994年之后产能才过剩，产能的扩张在1993年之前就持续发生了，并没能阻止通货膨胀的到来（最后一次恶性的通货膨胀发生在1992—1993年）。而且，没有理由认为1993年之后与之前产能的扩张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事实是，在此之前的通货膨胀高发时期，产能也是一直在增长的。所以，从逻辑上说，“产能过剩”不应该是1993年之后通货膨胀远离我们的主要原因。解释中国通货紧缩生成机制的任何好的理论都要能够同时解释为什么曾经摆脱不掉频繁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解释1994年之后通货膨胀压力的解除方面，劳伦·布兰特和朱晓冬的理论至少让我们去关注了更重要的现象，每一次的通货膨胀总是与中央政府的过多透支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中央政府在1994年之后把更多的财政收入集中在自己手中以后，一系列的事情自然就发生了变化：
第一，过去不断由中央政府的透支行为而推动的货币创造的机会基本被控制住了。
第二，地方的财力被约束之后，地方政府因为财力有限而不得不加快了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从前政府保障国有企业部门就业和福利的“外生”承诺被动摇和瓦解了。
第三，中央政府不断积累的财政收入显著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平衡和调控能力。特别是，当中央的财力提高之后，可以在宏观总量上加大对于基础产业和重要基础设施的投入，缓解瓶颈行业的约束。而且中央政府财力的大幅度增长提高了中央政府对上游产业的收入或者价格的补贴能力，使得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下游的传导因为中央政府的补贴能力而梗阻了。
而这些方面的变化与1994年以后中央与地方财税安排的改变以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的精彩故事有直接的关系。要弄明白通货膨胀为什么离我们而去，我们更需要注意这些故事。
(1) 在这之后，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编辑出版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这是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文集。
(2) Adrian Wood,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Driven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3)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4) 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59页。
(5)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
(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358页。
(7)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8)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355页。
(9) 参见厉以宁：《关于经济改革中亟待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6年，第5期。
(10)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355页。
(11) 刘国光的这些观点分别参见刘国光：《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刘国光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2)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356页。
(13) 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19页。
(14) 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22—23页。
(15) 托宾的这番话曾被解释为“中国十年内不要搞资本市场”。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之间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辩论中，这番话多次被吴敬琏教授引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16) 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34页。
(17) 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38页。
(18)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92页。
(19) 18个城市为广州、杭州、昆明、南昌、天津、福州、厦门、南京、西安、兰州、合肥、沙市、石家庄、温州、潍坊、济南、沈阳、哈尔滨。
(20)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94页。
(2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108页。
(22) Loren Brandt and Xiaodong Zhu, “Redistribution in a Decentralized Economy: Growth and Inflation in China under Refo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08(2):422-439.
(23) Andrew Feltenstein and Shigeru Iwata, “Decentraliz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 76: 481—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