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85年8月1日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三次访华代表团时说：“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议论，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态度。”(1)
今天的经济学家也都这么说，40年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应该解读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和制度变迁过程。这话听起来是很震撼人心的。但是，对于40年前的中国领导人而言，制度变革并不是一个可以事先设计得当的试验，没有人对此有足够的知识准备。而当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决定把一个邻近香港的南方小镇辟为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的时候，迎来的多半还是阻力、怀疑、挑战和指责。于是，这才有了上面邓小平有所针对的那段话。
40年来尽管风雨坎坷，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试验场。它有1979年第一个引进香港“外资”兴办的来料加工企业；它有1981年在蛇口第一个采用的建筑工程招标制度；它有1983年向社会公开发行（IPO）的全国第一张宝安联合投资公司的股票；它有1985年成立的第一个外汇交易中心；它有1987年第一个土地使用权的拍卖会；它有全国第一个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它还有1990年第一个探索出的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的模式；它是建立劳动服务公司和实行劳动就业合同制的第一个尝试者，是最早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区域，也是实行政企分离、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引进招聘上岗制度的先锋。(2)
1987年春，我有机会与我的同学一行四人坐火车南下，去了广州、深圳和珠海。那个时候，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并不是可以随便进去的，出发前我们在上海办理好了去深圳和珠海的手续。珠海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深，但深圳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当时深圳已经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建筑和购物中心，我们从深圳大学那里还搭乘小巴车去了蛇口工业区参观。20世纪80年代去深圳的人都想方设法要去一趟地处山区的所谓“中英街”。“中英街”是在沙头角镇上的一条小街，一边归属香港，一边归属深圳。有意思的是，在“中英街”，内地人跨到街道那一边的香港商店里，内地的警察是要喊他们出来的，因为内地人被允许逗留在“香港”的时间是有限的。我记不得我们编造了什么理由到深圳公安局拿到了去“中英街”的通行证，只记得我在“中英街”买的一块香港的布料至今还锁在家里的衣橱里，不知道该派什么用场。
试验改革的回声
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国内外的经济学家都对中国在80年代以来的改革策略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一个关于转型经济学的领域迅速成长。属于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研究和总结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的。1991—1994年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上海连续举办的经济学学术会议成为日后在中国流行多年的“过渡经济学”（economics of transition）的起点和基础。在经济学家总结的中国经济改革策略的经验当中，“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s）和“试验改革”（experimental reforms）成为最没有异议的两个新概念。其中，“试验改革”所描绘的不仅是一种在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上遵循的所谓“错了再试”的经验主义的方式，而且其显然也刻画出了80年代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两项带有某些“自发试验”性质的经验事实：绝大多数中国农村地区的“包产到户”以及在广东、福建和沿海一带通商口岸的开放。
回想起来，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是4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们改变了中国经济及其体制。我做出这样的评价并不是脱口而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其实，道理是很容易想明白的，不需要我们在这里展开更多的讨论。简单地说，1979年之后，中国的农村家庭普遍放弃生产队和人民公社这样的集体耕作制度，转向选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包产到户”），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释放出了几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和中国经济在部门结构上的变迁；而最早在广东、福建，后来在沿海一带开放通商口岸更是打开了中国封闭经济的缺口，它像阀门被打开一样，迅速地释放了中国经济被长期压抑的“比较优势”，有力地将中国带入了全球化的轨道。
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事情多多少少又都部分地带有“自发试验”的性质。即使有政府被动的默许和无奈的选择在里面，但“包产到户”肯定不是由政府设计和推广出来的制度试验，而是农户自发的选择。深圳特区的出现，看上去是我们设计好的一个试验，其实它并不完全是偶然事件，其中也有很多自发而必然的成分，它被与宝安县禁而不止的偷渡逃港事情联系了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次重要的事件背后掩埋的“火种”比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开放”差不多要早上20年。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周其仁教授于2008年1月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有一段内容，就提到了这两次事件发生的早期线索。
他提到，1959—1961年间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逼出了波及全国多个省区的包产到户。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周其仁演讲的现场记录稿中，周其仁说到，事实上，在1961年前后，全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比如说河南，但当时不叫包产到户，叫借地，就是农民向人民公社借土地来种，所谓借地自救；安徽大概4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当时也不叫包产到户，叫救命田，把地划给农民自己种，以度过困难时期。(3)
周其仁提到的第二次事件是发生在1962年的广东省宝安县（现为深圳市辖区）的偷渡逃港事件。他说，由于各种传言和国内的经济困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曾积集了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这些人来自全国12个省区、广东62个市县。当时约6万人偷渡出境，其中大部分被港英当局遣返回来。在这样偷渡猖獗的背景下，没有办法，当地确实被逼出要利用香港发展边境贸易来建设宝安和开放市场的政策。用周其仁的话说：“回头看，这个事件埋下了未来开放的契机。”(4)
很多人在今天说，深圳过去是一个宁静的小渔村。其实，它显然并不宁静。周其仁提到的宝安县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偷渡事件，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关于宝安这一段并不宁静的日子，我还找到了苏东斌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史略》中记载的资料。(5)资料显示，1898年6月9日即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在割让了属于新安县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后，又与英国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安县的新界也以99年的租期借给了英国。深圳河对岸的香港在20世纪50—70年代一举成为新兴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区，而河这岸的宝安县（新安县在1913年改名为宝安县）却因为它的“边防”地位而被封闭起来，经济和社会长期都没有什么变化发展。其实，在1951年宝安封锁边界之后，偷渡就开始产生并不断蔓延。根据黄也平主编的《中国大决策纪实：1978—1998》一书提供的数据，宝安县的偷渡高潮分别发生在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8—1979年，行动外逃总计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6)1979年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上任的头一个月就发生了3054人次的老百姓逃港事件，逃出1855人。(7)
陈宏在《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一书中提到，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七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谣言说，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纪念日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8)
最有意思的是，董滨和高小林合著的《突破——中国特区启示录》以及苏东斌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史略》中都特别提到，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1977年11月11日视察广州的时候，作为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委向邓小平汇报了深圳这个不足三万人的小镇出现的恶性逃港热潮。而邓小平听后却沉默了很久之后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他还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话在当时着实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难以理解其中的含义。(9)而等到1979年5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深圳时，才终于破了题。针对逃港事件，谷副总理说了句算是鼓舞人心的话：“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10)不知道香港人今天从罗湖桥上走往深圳时，是否知道40年前谷副总理的这句话。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次持续的偷渡事件对中国改革领导人选择深圳建设特区的决策的确有着深刻影响。尤其是，它是中国政府接受设立深圳特区的最初建议的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深圳特区的设立完全是偶然事件导致的结果，那就错了。
另一个纯粹的看法，也是在我翻阅的大多数中英文研究文献里的基本观点，即深圳特区的设立在战略上应该理解为中国政府实现开放并与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的一座“桥梁”和一个“窗口”。不过，对于这个纯粹经济理性的逻辑解释很早就有人提出过挑战。比如，在《亚洲公共行政学》杂志（The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于1985年底出版的一期关于中国经济特区的特刊上，龚启圣（James Kung）博士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特区的起源与表现”的研究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说：“假如经济原则是适用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问，类似的政策为什么不在主要的工业城市，如广州、上海和天津采用，那里现有的工业基础和熟练劳动力的环境更适合于外商投资。换句话说，如果在这些城市采用当前的‘增长极’（growth pole）战略的话，单位投资的边际成本会更低。”(11)
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当时在中国改革领导人的头脑里存在着寻找一个体制试验场和改革突破口的想法。关于这一点，下面行将记述的深圳特区从酝酿到批准的整个过程会给予证明。中国改革领导人明白，突然开放像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不仅社会风险和代价极高，而且在那个时候，外资是否对中国政府的全面开放政策拥有足够的信心与安全感，仍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深圳作为试验场，利用其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通过新体制试验和吸引港澳资本的落户政策，最终向西方投资者证明，中国的开放政策和推进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深圳作为特区试验场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结果。
成立特区的过程
在1979年5月，谷牧同志讲“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这句话的时候，应该说是鼓励大于自信的。即使不怀疑中国人的能力，我们仍然对当时的特区决策充满着重重疑虑。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形成了转向经济建设的共识，但是如何开始经济建设？什么是经济发展的可行模式？如何改革一个形成了几十年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改革有没有可遵循的方案？到底从哪儿开始？什么是突破口？应该保留多少计划？引进多少市场？改革的目标模式到底是什么？对于政府而言，这些还都是未知数。而且当时，以苏联经济学教科书为教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处于经济理论界的权威统治时期，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性质”（或者“主义”）还仍然是中国经济学家考虑问题的核心概念框架。因此，今天我们对40年前深圳和珠海等为什么能被中央考虑并批准成为“特区”充满好奇。
回想起来，中国经济改革这40年的过程，固然出现了许多新奇的、创造性的做法和现象，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和研究。但从根本上讲，中国在经济转型中始终采纳的是一条折中的道路。我们在中国的党政文件和媒体上经常见到听到，也习以为常的说法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或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为什么那么多的政治家、官员、老一代的经济学家不容易接受市场经济、私营企业、私有制或者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之类的提法，却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提法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和认同？真是奇怪，中国经济转型的这40年，始终没有脱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框架。如果它是杂乱的和缺乏逻辑的拼盘，那么它的生命力来自何处？
显然，现在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和制度结构给予更多的关注，但这却是我一直不愿意放弃思考的题目。为此，我也总是不断地去阅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而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感受。作为政治家的文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每句话似乎都是不可替代的，都有它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意义和力量。同样，尽管深圳的这个试验带有自发和倒逼的性质，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要在广东沿海一带正式设立经济特区并且中央要做出这个关于特区的决定，听上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更不会没有政治上的斗争。但是，这个决策似乎又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和困难。这当然与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头脑中就有的局部开放思想和沿海发展战略有直接的关系。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是唱遍大江南北的《春天的故事》里的歌词，形象而夸张地描述了深圳经济特区的由来。为了搞清楚设立深圳特区决策的提出和批准经济特区的政治决策的过程，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最初发现整个决策过程的线索特别多，要理出一个头绪还真不容易。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这里面不光涉及深圳特区的形成及其决策过程，还有一段关于深圳的蛇口与香港招商局的插曲，而蛇口工业区的成立要早于深圳特区。这个故事我会马上讲述，但总的来说，1978—1979年围绕深圳而发生的高层决策是非常值得记述的一个关于4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片段。那么，让我从1978年关于蛇口的故事说起。
历史的安排往往就是这么巧妙。在1978年初，可以说中国还处于百废待兴和改革开放的前夜，但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却掀起了一次出国考察热。据说一年里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个国家。邓小平也在这一年访问了日本、欧洲和亚洲。(12)在1978年10月的最后一周里，邓小平访问了日本；11月5—14日，邓小平前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访问。他访问日本时，日本现代科技的发达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日本体验了“新干线”，还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我在后来的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个片段，印象颇深：邓小平在参观松下电器时，在一间展示微波炉的展示厅里亲口品尝了用微波炉加热后的烧卖。
后来，邓小平到了“新马泰”，它们充分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发展的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是外国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3)
就在1978年4月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外贸部也曾组织“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前往香港和澳门考察。回到北京后，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报告建议把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宝安和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三五年内建设成为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旅游区。刚从西欧考察回来的谷牧副总理深感开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然对这个及时送上来的报告十分赞赏。于是，1978年6月，该报告就得到中央领导人的同意，并且鼓励把出口基地办起来。(14)
交通部和广东省在1979年元旦之后，向李先念并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建议报告，主张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蛇口建立一个码头，发展招商局与香港的贸易。理由很简单，香港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太贵，如果能在蛇口建立与航运有关的一个工业区，既可以充分发挥广东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岂不是一举两得。
李先念与谷牧听取了当时交通部驻香港的商业机构“香港招商局”（前身是由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的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关于香港招商局建立广东宝安工业问题的汇报，听完汇报后李先念决定给袁庚“一个半岛”去试验。袁庚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思想不够解放”，不敢要个半岛，而只要了2.14平方千米。就这样，“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于深圳特区在1979年初挂牌成立了，于是也才有了后来关于“蛇口模式”的说法。事实上，经济特区以及后来在整个中国推进的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都与“蛇口模式”有联系，是从“蛇口模式”扩散出去的。
中国这40年的改革往往就是这样，只要是成功的做法，试验区的经验和模式很快就扩散开来，被别的地方吸收。我在2007年5月去参观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时就有很强烈的感受。我在想，为什么邓小平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对小岗村1978年“违规”的“包产到户”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而没有坚决取缔？一直有人传说，在邓小平看来，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不过是一个小的试验，等做了之后并且看到了结果再下结论也不迟。我在国外讲课中经常会把这个细节与著名的耐克鞋的一句广告语“Just do it！”联系起来，每次都会引来学生们的阵阵笑声。
当然了，成立的“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还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它的确反映了当时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副总理李先念、谷牧等对开放中国经济有一种紧迫感。而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头脑中设想的蓝图似乎就更遥远、更透彻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所谓“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想法和政治策略了。于光远在十几年前有过一次回忆，提到了有关邓小平的一个细节。
在邓小平100周年诞辰（2004年）的一天，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其中涉及有关深圳经济特区决策前后的话题。于光远回忆说：“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就在这期间邓小平又被打倒。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也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1978年我参加了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党中央五个常委差不多每周都要听取一次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六个代表团的汇报，汇报时各常委的发言和插话，由各代表团去汇报的人回去传达。大会对传达没有什么限制，各常委也就利用这个方式去讲想让参会的人知道的话。其中有一次邓小平讲他的‘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的主张，举了十来个城市为例，第一个就是深圳，而且说的就是深圳这个地名，而不是宝安。”(15)
其实，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国务院于1978年6月决定同意《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的建议，要在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宝安和珠海建设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于是，1979年2月，国务院正式下达了38号文件，明确提出在宝安建立出口基地和新型的边防城市。1979年4月1—2日，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材料，讨论中大家对出口工业区提出几个名称，难以确定。
于光远还回忆道：“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把深圳放在首位，就是要划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的办法。吴南生……在1998年和记者谈话时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其中包括‘发愁这块地方叫什么名称好呢？’他想可以叫‘出口加工区’，但这就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那就糟糕了，也可以叫‘自由贸易区’，但那又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习仲勋、吴南生向叶剑英汇报了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和省委的设想，叶剑英要求广东省赶快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说要划出的地方的名称老是定不下来，他就说那就叫它特区吧，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邓小平这句话使吴南生觉得事情就好办了。”(16)
对于经济特区这个说法的来龙去脉，后来吴南生有过一个更详细的考证，(17)而且对过程交代得非常清楚，也涉及很多人，这里我就不去细说了。其实，我在阅读中注意到，广东省领导人在1979年初已经有按照特殊政策的待遇先走一步的想法了。
根据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徐现祥和陈小飞的文章，1979年1月底，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带领工作组到汕头市开展调查工作。其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汕头可否仿照中国台湾地区的做法也办一个出口加工区？汕头是中国对外开放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其历史可追溯至五口通商时代。甚至恩格斯都曾为汕头写下这样的文字：“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解放初期，汕头还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方，与香港的差距并不大。(18)吴南生的设想得到汕头地方领导认可。之后，习仲勋和吴南生一起向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这个设想，叶帅听了非常高兴，希望广东省委尽快向小平汇报。(19)
1979年4月5—2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会议上公开向中央“要权”。他说，如果中央能给点权的话，“广东几年就可以搞上去，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特别谈到，广东要求中央能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部分区域实行单独的管理，给些特殊的政策，自主权大一些，作为华侨回来投资办厂的地方，可以叫作“贸易合作区”。习仲勋还在怀仁堂向邓小平做了汇报。(20)
在这个时候，提出希望实行特殊政策的不仅有广东，福建也曾提到了特区试验的想法。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还组织中央部委领导前往广东和福建进行了考察并向中央提交了报告。1979年7月15日，中央下达了50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划出一部分区域试办出口特区，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发挥比较优势，吸引外资，把经济搞上去。但报告主张先在深圳和珠海试验，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汕头和厦门。50号文件特别强调了要重点把深圳的出口特区办好。
《中国经济特区史略》中披露，1979年12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召开第一次特区筹建的专题汇报会议（京西会议）。吴南生在汇报筹建工作时建议把“出口特区”改成“经济特区”。1980年5月，中央正式批准，将“出口特区”改成“经济特区”。(21)根据徐汝超的介绍，当时对于深圳特区的划定面积也有争论。为了划出深圳特区的范围，深圳的领导张勋甫、贾华和方苞等带队实地察看，最后经市里反复讨论，确定深圳范围为东起背仔角，西至南头一甲村，东西长49千米；北沿梧桐山、羊台山分水岭，南至深圳河，南北宽约6.5千米，总面积327.5平方千米。
但是这个规划的范围遭到当时“省特区办”的否定，理由是深圳搞这么大的特区规划不现实，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大。张勋甫等人就回复“省特区办”，深圳特区比延安时期“陕甘宁”小得多，应该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推广到全国，特区是全国的特区，6平方千米这么小怎么“杀”？最后这件事情一直等到请示了中央才最终获准这327平方千米的范围。
与此同时，一部关于特区的法规条例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仅仅2000字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和13次之多的修改，终于在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被批准公布。一部地方法规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审议批准还是一个例外。而1980年8月26日这一天也就从此成为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日。
设立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学
我在本章的前面提到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特区起源的很有意思的学术研究，即龚启圣博士发表的那篇“中国经济特区的起源与表现”。据查，发表这篇论文时，作者还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讲师，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认识他很晚，但我知道他的名字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我看到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上有一组围绕林毅夫的一篇关于中国农业集体化危机的论文展开讨论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这位作者写的。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不过后来我在林毅夫北京的家里拜访时顺便问到这位作者是谁，林毅夫告诉我他是香港人，中文名字是邝启新，还特别说香港人中有不少“邝”这个姓的。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这个罕见的姓氏。可是后来有机会见到他本人，而且还认识了他的不少学生和合作者，才发现他的中文名字是龚启圣，目前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教授，是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有意思的是，我至今不能解释，为什么林毅夫能给出邝启新这个名字呢？
龚启圣在文章中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在将近十年的平衡增长(22)与自力更生之后，中国为什么戏剧性地转而采取了开放政策，特别是成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具体而言，他在文章中问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认识经济特区对于中国近期改革的重要性？是否还有替代方案？例如，为什么中国要等到1984年才开始寻求振兴主要工业城市，例如广州、上海及天津？为什么这些主要城市已有的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力并没有吸引到特区的那些改革措施，反而中国需要去成立新的经济特区？第二，四个经济特区的表现到底如何？它们是否完成了中国政府提出的任务目标？我们需要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它们的表现？
龚启圣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大概是：第一，外国投资者对投资主要城市缺乏信心。虽然主要城市（广州、上海和天津）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基础更好，单位投资的边际成本更低，但是一旦考虑中国在过去30年（1949—1978）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和动荡，投资者更担心投资无法得到保护。因此，即便中国马上向西方无差别地开放主要城市，也很难吸引到外资。
第二，中国需要考虑开放对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冲击。从中国角度看，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西方是关门的，缺乏“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在这一阶段一旦开放主要工业级港口城市（广州、上海和天津），中国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第三，他还认为，开辟特区是有利于中国实现统一的。成立南方沿海的经济特区作为缓冲区，以此完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乃至从更长远的角度对台湾实现统一的历史任务。
经济特区的概念，其背景来源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的中国经济新政策。全会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要求改善中国经济绩效，改变相对落后的境况。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采取了“门户开放”政策，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广东与福建——两个沿海省份——被给予特别地位，以此实验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利用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但同时要服从地方政府的规划与审批。
四个经济特区相继成立，包括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根据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陈肇斌教授在《中国特区经济》一书中的说法，成立经济特区的主要目的，是划出特别区域作为桥梁和窗口，以吸引外资、技术、知识，以及管理技巧（management knowhow）。(23)
龚启圣认为，成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是有意见分歧的。自1979年特区概念出现，到一年以后最终被官方决策同意，期间中共内部对特区性质进行了激烈争论。长期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并且在党内拥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陈云对于经济特区的运作方式一直持谨慎的态度。根据时任新华社副社长曾建徽1984年在《瞭望》周刊的文章所述，1982年陈云曾经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24)陈云的这个意见对特区在早期的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影响。
1982年，在经济特区成立仅仅三年后，反对经济特区的意见就颇具规模了。反对的声音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直接反对，认为特区的概念等同于“租借”和“卖国”；特区增加了经济犯罪的机会，也加剧不平等。反对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30年后，允许外资进入中国并投机倒把，这是倒退并复辟半殖民地。
第二类反对意见认为，“关门”政策才适合经济特区。与按照老制度运行的其他地区相比，经济特区应当在规模上更小，在发展上更慢一些才对。
事实证明，第二类反对意见没有站住脚，特区的发展非常快。在这种情况下，1984年1月24—29日邓小平首次考察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并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之后不久，中央通过一系列会议进一步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允许这些城市采取部分类似深圳的政策措施。
不过，邓小平对深圳的肯定并没有消除第一类反对意见。这类意见虽然主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但也揭露了特区存在的实际问题，特别是经济犯罪愈演愈烈，例如腐败与走私。可以说，持第一类观点的反对者更关注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
龚启圣认为，直到他的文章发表的1985年，中国官方表述仍然将纯粹的经济逻辑作为设立特区的主要依据。但他指出，即便中国官方对设立经济特区的理由不以特区的社会影响为主，但在成立特区的动机上，也许还是必须将政治原因与经济原因相结合才能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那么，龚启圣是如何解释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缘由的呢？
龚启圣给出的解释因素，正如前文所述：第一，社会成本与收益；第二，地缘政治因素；第三，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乃至从更长远的角度对中国台湾地区实现统一的政治策略。
龚启圣在文章中认为，众多西方观察家误读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经济改革，将其误解为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渐进步骤。这些人只看到了经济计划系统对市场元素的强调和经济去中心化，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中国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一步就选择采取经济特区政策，这应当被视作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之所以采取经济特区政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原因也许还是出于社会成本——收益考虑。正如邓小平所说，经济特区本质上是“试验”，在这里可以用较低的社会成本来进行一场“试验”。如果成功了，那么基于这种实验可以形成重要政策结论，并适用于其他地区。即便失败了，其对国家整体的破坏也可以被控制住。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中国可以提前终结经济特区实验。
因此，龚启圣认为，从社会成本——收益分析框架来解读经济特区，可以认为设立经济特区的意图不在于说明中国对资本主义进行无差别开放；相反，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新一届中国领导人郑重承诺要改革中国经济，但是，他们考虑到中国缺乏“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验，如果此时将中国主要城市向外资开放，并允许外资主导，这将是极为冒险的。
在龚启圣看来，内地希望在一开始吸引香港和澳门（而非跨国资本）资本来投资，为的是鼓励国际资本能根据港澳资本的示范模式陆续来华投资。正如中国官方的说法，在这一背景下，对中国而言更为理性的策略是，划出一些人口稀疏地区，并发展这些地方，在实验基地的基础上，使其转为西方国家企业园区的改良版本。
龚启圣在文章中说，因为毗邻香港，深圳经济特区就能够担当“缓冲区”（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深圳可以成为香港与其他地区的“杂交体”。
龚启圣猜测，经济特区这个概念也蕴含了一个更为乐观的看法：中国期待经济特区能够在香港回归方面完成“历史使命”。中国可以在香港与经济特区之间做第一层地区分工，并在经济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做其他层面的地区分工。同时，也期待这样一种模式可以适用于中国台湾地区（对厦门特区而言）。
在龚启圣看来，如果期待经济特区完成“历史使命”，就要看它们在树立经济发展模范方面做得如何。这就需要评估一下特区的表现。他以深圳为例做了如下的分析。
在经济特区成立的早期阶段（1979—1980），深圳发展得很慢。深圳的主要发展体现在“三来一补”。这种组装加工工作涉及服装、金属和塑料制品，也包括农产品，如蔬菜、鲜活水产。此类投资的规模很小，通常每个项目在十万港币左右。
深圳发展的起步较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基础设施缺乏，投资规模小。由此，对基本建设的投资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足（见表4-1），并且公布的外资规模也仅有1.2亿港币（见表4-2）。
表4-1 基本建设投资
单位：亿元人民币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上半年
—
0.4988
1.2487
2.7039
6.3265
8.8593
6.03
数据来源：《人民日报》，1984年3月29日，第5版。
表4-2 公布的外商投资金额
单位：亿元港币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上半年
—
1.2
2.5
5.9
8.8
11.3
5.9
数据来源：《人民日报》，1984年3月29日，第5版。
第二，决策和立法滞后。虽然广东省人大第二次会议于1979年12月26日通过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成立经济特区的决议，但是相关规定仍然在草案阶段，直到1980年8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了相关规定。
作为外因，香港可以解释投资规模小的问题。在深圳成立经济特区的同时，香港正经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与地价都在上升。这极大地增加了香港制造业的生产成本，而制造业正是当时香港经济的基石。同时，组装加工工作对技术要求不高。本地生产成本高，但组装加工技术门槛不高，这使得香港将组装加工工作转移到了深圳，并且不需要太高的资本支出。可见，在早期阶段，香港投资者主要关心的是，通过将组装加工分包给深圳，可以降低其生产成本。
第二阶段（1981—1982），出现了一些工业发展，但是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房地产的迅猛发展，以及一系列旅游相关的项目。
第三阶段，1983年是深圳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受惠于1982年对基础设施的巨量投资，深圳的工业产值迅速增加。
龚启圣说，也就是在第三阶段，深圳遭受了多方的批评。第一，深圳成了以贸易为中心的经济体，这会侵蚀中国的外汇创收能力。第二，由第一点引申，深圳的进口远远大于出口。第三，深圳非但没有依赖外资来刺激经济增长，反而吸引了大量中国自己的企业利用深圳作为套利的窗口。第四，深圳没能促成西方先进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龚启圣在文章中认为以上批评并不公允。第一，那时就断定深圳的发展绩效，还为时过早。无论从出口导向工业化角度，还是从引入外资的角度，深圳还在积累阶段，结构质变尚未发生。第二，宏观经济不均衡。中国百废待兴，国内需求远大于生产水平，特别体现在家电方面。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问题。深圳作为市场经济和自由口岸，出现了进口大于出口的现象，国内资本逐利而聚，这是国内不均衡问题的表现。第三，技术转化条件不成熟。关于技术转移的问题，可以拿香港做参照。其实，以深圳的水平，当时就提出发展高科技产业并不现实。技术转化需要时间、资本投入和示范引导。这需要深圳的探索，更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
40年来，深圳特区一跃成为中国内地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深圳也成为当今中国的一线大都市。这些成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公允地看，在1980年代初，深圳等特区所提供的示范效应、创业活力以及其利用更灵活的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对于那之后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毫无疑问都是有益的。
特区的制度试验
我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包括在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总能听到一些声音，特别是经济学者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比较负面的评价和批评，甚至种种批评涉及中国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问题，以至于中央领导人得出来发表意见平息这些公开的争议。不过，对这些问题的记述我准备放在后面进行。当然，我在后面要记述的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经济学家之间的研究和争议上。而在本节和下一节中，我想讨论一下深圳的试验在挑战原来的计划管理体制和试验新的体制方面所作的贡献。在我看来，这个贡献应该是深圳特区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贡献。而有意思的是，40年来在对深圳的批评和质疑中大多数针对的却是它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而忘却了它在体制试验上的贡献。
在我自己的书柜里藏有多本关于深圳特区的研究著作。除了《中国经济特区史略》之外，还有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书籍，这些书籍大多数写于80年代初，内容是调查和总结深圳特区在体制改革和试验上的经验。我的很多学生在我的书柜里发现这些有关经济特区的文献资料时都会觉得奇怪，当时我怎么会对经济特区感兴趣呢？其实，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我并没有把深圳特区作为我的研究项目，一直到了90年代初前往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之后，才对经济特区试验和沿海发展战略有了一些接触，因为当时我的指导老师华大伟（David Wall）正在从事关于中国经济特区和沿海发展战略的研究。总之，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参与经济特区和沿海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的机会，我才收集了一些早期的研究文献。现在看来，调查和记录深圳特区体制创新试验的文献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