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参见王绍光：《分权的底限》，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第4章。
(2) 1970年的大规模分权还有军备上或者战略上的原因。因此这次的分权有着更加明确的备战目的。为了备战，全国被划分为十个协作区，中央要求各个协作区（包括一些省市）都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能够自己武装自己。
(3) Chenggang Xu and Yingyi Qian,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93, 1(2): 135—170.
(4) Chenggang Xu, Eric Maskin and Yingyi Qian, “Incentives,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0, 67(2): 359—378.
(5) Charles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 416—424.
(6) 参见Wallace Oates, “Toward a Second-Generation 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05, 12: 349—373。
(7) 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8) 辛向阳：《百年博弈：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100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9) 张明庚、张明聚：《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公元前221年—公元1991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
(10) 关于这两篇经典文献的全文，可分别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62—771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56—1060页。
(11) 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39页。
(12) 孙冶方在1956年发表的文章是《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及《从“总产值”谈起》，均见《孙冶方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顾准于1956年写成的论文是《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见《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当然后来两人在60年代都受到审查和批判，并分别成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清洗运动的受害者。
(13)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14) 吴敬琏在《共和国经济50年》一文中提到，在这一轮改革中，农村发生了与国营工商业体制相反方向的运动：后者的变革方向是放权让利，前者却是将原来只有15—20户规模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归并为“大社”，并于1958年夏秋之交建立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保持命令经济行政协调的总框架不变的条件下，层层分权的行政社会主义体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一起，形成了“大跃进”的组织基础。这是1958年中国经济生活陷于混乱的重要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