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张薰华教授为上海尝试土地批租提供了建议。他说，“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它的每一块土地，即使是郊区土地，相对于全国来讲，都处于优越的位置。因此，经营上海的每平方米土地都应该取得超额利润，也就是每块土地都应该收取地租。任何单位（包括行政单位，各部各省下属驻沪单位）、任何个人占用土地都必须有偿使用，即必须支付地租并根据地段好坏，拉开地租的级差幅度。建议市府机关带头迁出外滩，将外滩以高地租租给外资、外贸、金融等单位，并运用地租引导南京东路成为经营高档商品的一条街。可以防止一些部门挤占土地，推动一切企、事业加强经济核算，土地的级差效益就被发掘出来，我们的财政收入会猛增起来。一些不宜设在市中心区的单位和居民（包括外来单位和人口）会因地租从而房租的日益高昂而迁出。一些用地较多、运量较大的中重型工业，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继续上调之后，将负担不起市区高昂地租而迁往郊区或转迁内地，从而使生产力布局趋向合理”。
张教授进一步对港口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上海港的深水泊位所在码头也是最宝贵的地段，必须收取高额地租迫使与港口无关的单位和居民外迁，并迫使各个泊位提高利率。同时，改善浦东浦西之间交通，大力开展浦东深水岸线。这样，较之在罗泾、金山铺新摊子，可以节约七八十亿元投资，而且收效较快。
至于空运，张教授认为，机场虽然也要占用土地，但是场址是可以搬迁的，不像泊位那样带有固定性。随着交通结构的变化，上海空运势必迅猛发展，浦西土地昂贵，虹桥机场扩展受限，在浦东围海造地另建国际大型机场比较理想。此外，浦西的军用机场在不影响国防的前提下，如能迁往郊县，也能增加市区的土地资源。一旦浦东机场建成，它的用地面积将大大超过虹桥机场。在开始时，地租的级差小于虹桥，随着浦东的开发和机场自身营运的发达，地租也将日益上升。这些建议在当时非常重要，而且事后证明这些建议和推测是正确的。
最后，张薰华教授还提出，郊区土地宜种蔬菜、植水果、饲禽畜、养鱼虾，不宜以种粮为主。如果副食品舍近求远，既不能保鲜，又要付出巨额流通费用，必然造成浪费。反之，粮、棉、油非易耗物品，较之鲜货易于远道运输。随着浦东机场的建立，浦东农村还可大量经营鲜活产品空运日本等地外销。这样，郊区农民将迅速富起来。但这种富起来的原因除农民自身的勤劳外，还包含着因郊区土地的优越位置所带来的级差超额利润，这是不劳而占有的部分，原则上应作为级差地租处理。也就是说，农民富起来只应该是劳动致富的部分，因经营优级土地而得来的超额利润部分原则上应上缴国家。
浦东宣布开发已经28年了。这28年也是上海这个昔日的远东大都会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制造业重镇华丽转身的28年。今天，上海不仅产出了将近3万亿人民币GDP的经济总量，而且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最为国际化的超级大都市。也正是由于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经济的转型，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才得以成为中国与全球生产链紧密衔接的制造业中心，与南方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得益彰。据统计显示，1979—2016年，接近3/4的外资集中于中国的沿海地区，尤其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主。这当然并不奇怪。一方面加工出口需要有接近港口的便利；另一方面，也由于在出口加工和深度开放上中国采取了分步走的发展战略，允许靠近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并在20世纪90年代决定开发浦东和开放上海，带动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全球化。
浦东开发是个大手笔。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开放使得中国经济更快速地融入了世界经济。这印证了邓小平先生1990年春节在上海说过的一句话——“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以浦东开发和上海开放为契机，中国在改革和开放上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阶段，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和支持，不仅为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最终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奠定了基础。
今天这一切似乎都已顺理成章。但是回想30年前邓小平表达对推迟开放上海的遗憾和对敦促中央尽快开发浦东的紧迫心情，回顾上海的领导人和社会各界就开发浦东所做的基础研究以及前期在土地批租问题上进行的充分理论准备，这一切无不让人感慨万千：改革再次成为能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的试验过程、试错过程和社会过程。
(1) 参见余亦青：《揭秘：邓小平如何力排众议扶植“黑马”朱镕基》，载人民网，2015年12月17日。
(2) 参见唐国良主编：《辛亥革命中的浦东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3) 参见谢国平：《上世纪80年代开发浦东的民间研究》，载《东方早报》，2016年9月13日。
(4) 其实，20世纪80年代初，对究竟是开发浦东还是开发别的地方是有争论的。也就是说，是北上、南下、西移还是东进，是有些不同看法的。例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当时就主张开发金山并给出了理由。
(5) 林同炎，美籍华人，著名建筑学家。福建福州市人。原名林同棪，后接受茅以升的建议将“棪”改为“炎”。1967年，他当选为亚裔第一位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6) 关于“浦东新区”的命名，1986年国务院批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还叫“浦东地区”。浦东总体规划方案中最初也是叫“浦东地区”。“新区”是后来想出来的，为的是有别于特区，也有别于经济开发区。所谓“不特而特”，反而更容易利用特区和开发区的政策。
(7) 这些细节出自参与者的会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著了一本《口述上海 改革创新（1978—1992）》的书，《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6年8月30日以“浦东开发的准备、研究和早期开发”为题部分转载，口述者为当年浦东开发研究咨询小组的成员李佳能。
(8) 参见2012年2月20日新华社发表的《从春天再出发——记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长篇通讯文章。
(9) 参见《解放日报》，1992年3月11日。
(10) 参见王安德口述、任姝玮文：《其实，浦东开发起步更早》，载《浦东开发》，2013年，第2期。
(11) 参见陈高宏：《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实践》，原载《浦东时报》，2017年7月7日。这里引自搜狐财经2017年7月10日。
(12) 这个解释也是来自陈高宏的文章《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实践》。
(13) 参见张薰华口述：“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传承与实践”，见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1—322页。
(14) 参见张薰华口述：《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传承与实践》，见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1—322页。
(15) 参见严亚南：《上海土地批租亲历者说（16）总结篇：主要特点与基本经验》，见澎湃新闻，2018年3月22日。在《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中的前言部分，他也有类似的表述。
(16) 参见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第327页。
(17) 参见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第327页。
(18) 参见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第329页。
(19) 参见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第331—332页。
附录 激情岁月(1)
本文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改革故事。那个年代我称之为激情和浪漫的年代。很多重要的改革都是在那时发生的。虽然我本人经历了那个年代，但我并没有参与太多关于改革的讨论，尤其是在1980年代。但是在十年前，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在加拿大过暑假时，动手写了一本书，由此整理了那个年代的很多资料，发现真的很精彩。今天凭借记忆，让我带大家再次走进那段激情岁月，看看很多重要的改革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推进的。
我一直说，过去40年，最浪漫也是最精彩的改革篇章发生在1980年代。很多经济学家都倾向于把1993年看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水岭。那年11月，我们召开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1993年以前和1993年之后的改革在风格上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之后的改革加速了。从1994年到1999年这短短的几年间，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主要改革已基本完成。再往后的改革大都是次要的或者技术性的了。大概可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改革是在邓小平在世时完成的。
那么，我就从1994年说起。
1994年京伦会议：建立现代公司制度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位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教授。他是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经担任过哈佛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他曾在1994年来到中国，参加了一个重要的会议——京伦会议。
当时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出席了1994年的京伦会议，奥利弗·哈特是其中的一位，与奥利弗·哈特一同来到中国参加京伦会议的，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是青木昌彦教授。另外还有芝加哥大学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1994年8月23—26日，国家经贸委与吴敬琏教授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有人认为它开创了微观经济学最新发展在中国的传播，并把改革引入微观经济基础深层研究，被称作“京伦会议”。
“京伦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中国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的问题，而会议召开时，国有企业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债务问题。当时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是最为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
会议议题主要包括，怎么重组国有企业？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债务重组？怎么改组国有企业？在“京伦会议”上，奥利弗·哈特教授还有青木昌彦教授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分析和建议。
奥利弗·哈特教授是做企业合约研究的学者，所以他对此有很多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后期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的办法，对国有企业债务的重组的办法，包括设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以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问题，都是受到了“京伦会议”所讨论之议题的影响。
青木昌彦教授在京伦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内部人控制(2)。这个概念对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有比较大的影响。国有企业很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换句话说，外部的人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所以必须进行国有企业改组。包括当下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许多观念，诸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等概念，在1994年之前并不存在。直到“京伦会议”之后，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决定才变成了大家达成共识的一个变革思想，而后也多次被写入中央的有关重要文件当中。
“京伦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贯彻落实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精神，因为在这个决定中，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建立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成为核心问题。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是1993年11月召开的，1978年改革之后，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而这距离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15年。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还只是提到“商品经济”，未能提出“市场经济”。所以，虽然我们说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实际上要到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才第一次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我们过去40年的改革而言，十四届三中全会是个分水岭。因为承认了我们的改革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改革在此之后便加快了。我大致地回顾了一下，在1994年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们已经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重要改革基本敲定，比如财政的分税制改革、价格的放开、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商业银行法的出台，外汇体制和汇率的并轨改革，1995年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公司治理改革，1997年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等等。
过去我们总是说，中国经济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走一步退两步的，但是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经济的改革变成相当激进的改革。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改革突然加速
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各方面的改革在思想和理论层面都存在争论和分歧。不仅仅有思想界和知识分子的争论，也有中共党内的争论和意见分歧。正是这些公开的和不公开的争论所产生的制衡力量，使得1980年代的改革变得相对谨慎和缓慢。
而进入19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党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些争论和分歧依然还在，但改革已经走在争论之前。这归功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对市场化改革的推动，而且他非常不主张无休止的争论，因为那样会贻误改革的时机。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诺顿教授出版的教科书《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也讲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阶段。他在书中有一个类似的说法，认为1994年之后，中国改革的进程突然就加快了。
这显然是“市场经济”四个字为改革开了方便之门。十四届三中全会能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几个字写到决定当中，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南方谈话向世界宣告：我们要更加开放，我们的改革不会倒退，我们的改革步子只会更快。
1990年邓小平上海过年：浦东要后来居上
从1988年到1992年，邓小平连续五年到上海过春节。1993年没有来，但1994年又到上海过春节。1994年之后就没有再公开露面，直至1997年逝世。
在1990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对朱镕基等市领导说，我有个失误，当时办四个特区的时候没有加上上海。上海是我们的王牌。可以看到邓小平对上海和上海人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上海浦东的开发有点晚了，但是他同时又说上海人聪明，肯定可以赶上的。这是在1990年1月末与朱镕基会面时的谈话，春节后他就回到北京，对中央领导人说，我虽然现在退休了，但是我有件事情要拜托你们，就是上海浦东的开发。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在1990年4月10日立刻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决定。1990年4月18日，时任总理李鹏来上海宣布浦东的开发。
事实证明了，虽然浦东的开发比四个特区要晚，但是历经28年的发展，浦东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8年前浦东的GDP是60亿，现在则达到1万亿。上海GDP共3万亿，浦东占了1/3。
1992年，邓小平到上海过年时，对当时上海的领导人说：“浦东开发晚了，但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可见，他对浦东始终非常惦记。
1979年经济特区的构想：一份考察报告引发的连锁反应
比浦东开发更早的是广东和福建的四个特区，而比深圳特区开发更早的是深圳的蛇口。
1978年的4月，国家外贸部和国家计委派了一个考察团，到香港和澳门去考察，回来之后考察团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我们应该在靠近香港和澳门的两个地方，与港澳对接一下，尝试做一些出口加工的生意。当时选了两个地方：靠近澳门选了珠海，靠近香港选了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后来这份报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一份会议资料，发给了所有与会者。这份报告非常重要，也正是这份报告引发了对蛇口工业区和后来的经济特区的构想。
读蛇口工业区原党委书记袁庚的传记，可以看到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康生迫害他，让他坐了牢，但是他出来后通过叶飞的关系在香港的招商局被安排上了一份工作。在几年前，袁庚过世时，有人对他的评价是：“没有袁庚就没有现在的深圳。”事实上，袁庚是蛇口工业开发区的倡导者。他当时主张建立蛇口工业开发区，就是受到这份港澳考察报告的刺激。他当时就提出：“为什么不能在蛇口做一个货运码头？”他测算了工业区的成本，说蛇口的成本和香港的成本差距非常大，如果有了蛇口工业区，香港的货物就可以放在蛇口的码头，因为蛇口的租金比较低。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广东在临近香港的蛇口成立了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比深圳要早，深圳特区是1980年正式成立的，蛇口工业区是在1979年成立的。
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事实上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袁庚提出建立蛇口工业区，广东省向中央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同一时期，福建也提出要实行特殊政策，建立出口加工区。
中央经过讨论的结果是，原则上大家都同意要建立特区，关键的问题是特区的面积有多大以及这个地区叫什么。
特区的名字叫什么？一开始说叫出口加工区，有人提反对意见说：“台湾有出口加工区，我们不能有。”最后还是让邓小平来定。邓小平说：可以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
特区的面积有多少？300多平方千米？广东省的特区办认为这个面积太大了，并且比喻道“全世界的特区加起来都没有300多平方千米这么大”，有人反对道：“这个特区的面积太大了，难道你们还想要一个比陕甘宁特区更大的特区吗？”有的人甚至说：“大得无边。”“大得无边”这句话在当时是很严重的。可以看出，有很多人反对建立面积如此之大的特区。最后中央还是在邓小平的意见下，拍板子定下来，同意建特区，就叫经济特区，以及深圳特区面积有327平方千米。
1979年深圳特区还没有成立，但是广东省有一个地方性的特区条例——《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广东省上报到人大常委会之后，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此条例，这也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性的法规，这个历史性的条例是针对深圳特区的。所以8月26日是深圳创立的日子，也是深圳特区创办的日子。
但是深圳从创办之初就一直面临“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
1980年创办特区，目的是引进外资，那么在当时肯定会引发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争论。创立特区的做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我们老祖宗的意识形态肯定会发生冲突，于是就不停地争论。
在深圳刚刚创办一年的情势下，中央就有些动摇，包括高层都有些动摇，提出要在政策上有一些调整。当时吴南生作为深圳的市委书记，面临巨大压力。1982年和1983年，掀起了一场针对深圳的全国大讨论。这个讨论在思想界、在党内都非常激烈。当时很多人说：“你到深圳去还能看到社会主义的影子吗？”所以此时，就更需要邓小平真正地站出来，不然深圳就要面临被关掉的风险。
1984年1月，邓小平就去考察了深圳，同时写下了这句著名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但是在1985年2月，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了青年学者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陈文鸿在1985年，也就是深圳特区创办五年之后去深圳考察。他发现，其实深圳吸引的外资并不多，吸引的都是内地的资本，内地各个省都在深圳有很多游资。他还通过测算出深圳的人均购买力比上海、北京高出数倍来加以证明。
因为大家都觉得深圳代表商机，代表机会，投资深圳就可以挣很多钱。而且内地的游客也都到深圳去买东西，因为深圳可以买到香港的东西。
陈文鸿在文章中写道：深圳特区没有做到广为宣传的“以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他指责说，深圳的繁华是“以进口商品和物资赚取国内市场的钱”为依托的。虽然陈文鸿的论证方法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但是与他持相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他算了一笔简单的账，深圳的零售总额除以深圳的人口等于深圳的人均购买力。他当时算出来，1984年深圳的人均购买力是4000多元人民币。同时他又算了北京和上海的人均购买力，都只有700多人民币，由此他推论深圳的繁荣靠的是内地的购买力。因此他下结论说，深圳并没有达到当时设立特区时所定的目标：引进外资。
陈文鸿这篇文章再次引发了很多争论。本来在1984年，邓小平已经写下了上述那句话，意思是说，不要再争论了。但是陈文鸿在198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再次把深圳推向了风口浪尖，再次质疑深圳特区创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直到1992年，邓小平到深圳进行南方谈话，我们才看到深圳的确是沿着当年所设想的方向（吸引外资的出口加工区）发展的。1980年代中期人们看到的现象，那只是内地的游资在那边晃了一圈，到1992年，这种现象已经非常少了。深圳真正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出口加工区。
不管怎么说，在四个经济特区中，深圳是非常成功的。今天的深圳已经变成了所谓“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之中的一个。现在，深圳的GDP已经超过了广州，GDP总额已经超过2.2万亿。现在，深圳已经变成了硬科技的摇篮。大量的创业者都愿意到深圳去创业。
当年逃港事件最严重的时候，谷牧副总理站在当时宝安县罗湖口岸边，站在从罗湖过关到香港的口岸桥上说：“我希望有朝一日，更多的是那边的人到这边来。”今天在罗湖口岸的铁路桥上，更多的就是香港人从香港到深圳去，当年谷牧副总理所期望的目标已经实现了。
1980年至今，30多年时间，深圳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相信在1990年代后期，深圳发展的模式已经基本定型。深圳已经成了一个开放的、更加具有市场化特征的经济特区。我相信深圳比很多内陆城市都更加发达，而深圳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它如今能够在高科技产业上独领风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当大家在争论深圳是姓资还是姓社时，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换句话说，当深圳在如火如荼地大搞建设的时候，我们国内绝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体制还处在计划经济的时代。
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大家很奇怪，我们1978年不就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吗？但实际上，1984年之前，我们整体的改革都集中在农村及农业上，只有1984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出台以后，经济改革的重心才转移到城市。
邓小平对这个决定评价很高，说有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有新意。那么1984年的《决定》到底讲了什么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呢？就是第一次提到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那时根本不敢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整天都在争论“什么是商品”。商品对应的是产品。市场经济对应当时的商品经济，而计划经济对应当时的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比产品经济近了一步。那什么是商品呢？就是可以用作交换了。产品是不能交换的，只有能够用作交换的时候才成了商品。所以那个时候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写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当中，在邓小平看来已经是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或许邓小平看到了，这离开市场经济已不太遥远。
所以从1984年起，中国的改革才真正开始进行，1984年之前的改革都是自发的，1984年的《决定》之后，我们才开始有意识地、有组织地推进在城市的改革。
但是出台《决定》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而且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
在计划经济年代，是没有通货膨胀的。因为价格是政府定的。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供不应求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就会出现有需求的人要排队，要等候。在1984年《决定》出台的时候，政府在包括生产资料、消费品在内的各种物品上的定价已经开始松动了。换句话说，市场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局部反映供求关系的现象，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这个现象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87年，1987年稍微得到了控制，1988年又反弹。所以我们在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它已经不是完全的经典的计划经济了，它已经开始出现很多市场交换的因素了，已经把价格给抬上去了。
1980年代中期有一位东德的经济学家到北京来访问。他听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介绍之后，表示：“我认为中国的改革都是微观的改革，没有宏观的改革。”他暗示，中国在微观改革中没有关注宏观稳定问题。
可以想象，在计划经济时代，需求是严重的短缺，需求是被抑制的。而需求是一个巨大的能量，一旦放任需求，在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价格会猛然飙升。这解释了为什么当时政府发现没有办法控制通货膨胀，因为彼时的经济政策完全没有宏观调控的概念。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我们已经面临了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问题，但是，当时关于改革的决定当中仍然只有微观经济的改革。
整个1980年代，特别是1984—1988年，国务院所面临的最为困扰的问题是，如何在宏观经济已经失控，通货膨胀压力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继续在城市推进对计划经济的改革。
1985年巴山轮会议：宏观管理的起点
1985年9月2—8日，中外30多位经济学家共同乘坐一艘从武汉开往重庆的邮轮“巴山号”，在轮船上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巴山轮会议”。其中中方最年长的经济学家是薛暮桥先生，时年81岁。最年轻的参会者是郭树清，29岁，他那时候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书呢。
巴山轮会议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第一次让我们的改革者和经济学家了解了宏观稳定和宏观需求管理的重要性，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配套改革的重要性。
巴山轮会议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一共讨论了七八个议题，最重要的议题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为什么会出现通货膨胀？如何控制通货膨胀？改革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宏观经济不平衡会如何影响改革？改革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
这个会请来了198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士·托宾，以及匈牙利籍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还有来自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
在会上，詹姆士·托宾解释了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出现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的工资上涨过快。他指出，因物价上涨率等于名义工资率减去劳动生产率，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资跟着上涨，就不会导致物价上涨。但是如果劳动生产率上涨速度低于名义工资上涨速度，工资虚高，那么就一定会导致物价上涨。
针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消费基金膨胀和工资上涨的压力，他甚至建议，这个公式（物价上涨率=名义工资率—劳动生产率）应该写下来，放到每个国有企业经理、国有银行行长的办公室，让他们时刻牢记：名义工资要跟着劳动生产率走。
科尔内曾经历在匈牙利进行的局部的经济改革，这使得他的发言能针对更基本的改革方式问题。也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办法会有几种，哪种更可行。他的分析对中国经济学家影响很大。他的《短缺经济学》一书更使他在中国名声大噪。
1984年“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过渡？
通货膨胀现象的产生促成了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但是，物价上涨既是价格改革的产物，也反过来影响价格改革的进程。在改革初期，价格改革应该如何推进？如何能把价格改革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这是1984年中央决定把改革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改革问题。
但实际上，就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前两个月，也就是1984年的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一个青年经济学者的会议，史称“莫干山会议”，其全称为“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该会议面向全国征文，收到1300份投稿，选择其中的120篇，分成七个组，挑灯夜战，连夜讨论如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改革方案。据说讨论和争论最为激烈的是价格组。随着时间推移，莫干山会议也因为对价格改革的争论而名扬四海。
会议不仅吸引了全国的年轻经济学者踊跃参加，当时的浙江省领导人也与会致辞。来自北京的中央领导人张劲夫特地赶到杭州，听取了莫干山会议的总结汇报，而向张劲夫做汇报的人就是华生。
结果在20多年之后，在华生和当时也参加了莫干山会议的张维迎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一场关于发明权的争论，也就是莫干山会议上关于双轨制价格的改革方案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争论。
张维迎当时是西北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张维迎说，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从西安到杭州。这个会真的是让很多人有了第一次。
这是一场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激辩。因为那时我正在撰写那本关于改革开放的书，其中要写到“价格双轨制改革”，所以双方都来找我，向我提供资料。我记得一天夜里我已经睡下了，张维迎从香港给我打电话，他当时好像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他说：“因为你写这个书，所以我要把当年很多原始的材料复印好寄过来。”写这段历史让我很为难，因为我并没有参加这个会，我只能看很多人的回忆。当时在价格组参与讨论的人很多，其中有些人后来都写了回忆文章，也有的参与了华生与张维迎之间的争论。
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价格双轨制改革的这个思想曾经出现在张维迎在西北大学读书时的文章里，但不是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来的。根据很多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在莫干山会议上，张维迎是主张“放开价格”的，也就是属于“放派”；另外一派人，叫“调派”，主张“调整价格，逐步到位”，而“不是放开价格，一次性到位”。华生好像是一个综合派，也就是“调放结合”，这也是基于讨论而形成的价格报告中明确建议的一个方案。我猜测，华生向张劲夫汇报的时候，可能就是按照双轨制的思路来汇报的。
虽然双轨制成为后来莫干山会议就价格改革所形成的思路，但“双轨制”这个词并不是某个人拍脑袋发明的。在更早的时间，1982年和1983年，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如煤炭，已经出现价格双轨的现象，否则当时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通货膨胀。换句话说，“莫干山会议”之前，“价格双轨制”这一现象已经存在了。
不过，价格双轨现象确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并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双轨制也许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思路。毕竟价格一次放开的风险太大，慢慢调整计划价格，同时在计划外更多允许超额的产量按供求关系定价，逐步走向市场价格，听起来也是有道理的。
可是，在过渡期内价格双轨制毕竟意味着“计划内的价格”和“计划外的价格”并存。大家可以想象，按照这样的双轨制方式改革，因为市场价格高，计划价格低，一定会有人想办法把计划配额往市场转移，必然出现所谓串轨的行为。
1985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作“官倒”，也就是官员倒卖计划的配额。假如你有关系，你就去中央的部委批个条子，你到某个钢厂按照计划价格获得一百吨的钢材，随后再到市场上按照高于计划的市场价格转手卖掉，中间就牟取了巨大利益。换句话说，凭借关系和条子可以给你带来巨额的收入。一时间官倒成为我们面临的腐败现象，蔓延很快。
1986年：改革方案的较量
作为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一种过渡方式，在很多人讨论价格双轨制的优越性的时候，以吴敬琏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却反对价格双轨制的思想。他们反对通过双轨的办法向市场价格靠拢。他们主张“一篮子改革”。他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很多因素都是关联的，你不能只做一部分市场化，不然肯定会带来市场混乱。当时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经济改革设计办公室，整体改革派的这几位经济学家就在这个办公室。
他们认为双轨制的这个办法不仅引发通货膨胀，而且引发腐败，引发官倒和寻租。吴敬琏教授以及他的研究小组当时就给中央写了很多报告，给价格双轨制定了八宗罪。
“整体改革派”在报告里主张应该推动“一篮子改革”。1986年他们提交过一份关于整体改革的报告给中央，而后国务院也开了会，中央也通过了。遗憾的是，两个月以后，“一篮子改革”方案被搁置，所以吴敬琏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吴老在他的教科书《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也提到这件事情。本来国务院拟通过按照这个方案进行改革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反悔放弃？我想，当时在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一篮子改革”的方案过于冒险。赵紫阳总理决定暂缓这个改革方案，转而决定启动关于企业所有制的改革。
1984—1987年间，面对严峻的通货膨胀，决策者不敢冒险，最后决定把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企业改革上，对国有企业进行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革。
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显然是“一篮子改革”方案搁置之后的直接结果，随后争论就转向了企业改革。当时有一位经济学家一直呼吁企业改革。他有句名言：“中国经济改革如果失败，一定是因为价格改革；如果成功，一定是因为企业改革。”这个人就是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所以厉以宁也有一个绰号叫作“厉股份”。因为厉以宁主张国有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革，实行股份制。
当时中央在决策上放弃了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关于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方案，并转向了企业改革，无形当中支持了厉以宁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方案。我在中国学术信息网上曾看到介绍吴老的文字中有这样一句话，说他向政府提了很多方案，事后都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往往没有得到中央的采纳。我想那些没有被采纳的方案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整体改革论”以及后来的“价格闯关”的方案。
吴老和厉老同年同月生，又在同一个中学读书。但从1980年代后期起相当长的时间里，两位并没有面对面。一直到2008年，北京大学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他们一同受邀参加了纪念活动，终于同台出席，面对面。厉以宁和吴敬琏是对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两位代表性经济学家。
在20世纪的改革年代，经济学家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到了改革的过程当中，每个人事后都可以说，“这里面有我的贡献”“这里面有我的建议”。在今天，这种现象已经几乎不可能了。那个年代真是浪漫的。
1978年12月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自下而上的农业变革
提到农业改革，就要提到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就要提到原人大委员长万里。万里在地方工作时是负责农业的，在安徽坊间流传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1980年万里得到胡耀邦推荐进京。
万里主政安徽时，安徽的小岗村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事情：18位农民自发地进行了“包产到户”的秘密行动，并立下了一张著名的契约。这是1978年的冬天。
1978年11月，小岗村的这18位村民秘密地在严家讨论要“包产到户”，把土地分到每个家庭。做这件事情风险很大，万一被泄密是要面临杀头之祸的，所以他们就按了手印，并承诺如果出现意外，会相互义务抚养其子女至18岁。这是一件十分悲壮的事情。
据说，在安徽主政的万里，对这件事情是知情的，而且万里秘密地派人到小岗村去了解情况。因为小岗村这18位农民在干了一年之后，他们隔壁的村子就发现这个村子意外丰收了，于是就发现他们偷偷地把土地分到了家，所以有人就向上打了小报告。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万里当时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万里很聪明地打了个电话给邓小平问怎么办。据说，邓小平回复得很简单，只做不说。
万里认为小岗村自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道路，所以他写报告给中央，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紧接着，他又写报告给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建议全面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但是农业部很保守。1980年万里到中央去工作，并担任副总理，分管农业。到中央工作一年后，从1981年开始，他提出对农业部进行全面整顿，消除阻力。
在中央的讨论中，万里和胡耀邦达成了共识，提倡推动“包产到户”到全国。但是阻力特别大，中央决策层也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妥协式的，分地区地搞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发达地区不要搞，只有特别穷的地方才去搞包产到户，而且介于两者之间的也要看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当时是“有条件地”推行家庭联产承包。但是万里还是觉得农民很希望把田分到家。
此时胡耀邦站在了万里这边，给了万里很多的支持。尽管阻力很大，但是胡耀邦和万里依然谋划着要起草一份文件，推动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