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浦东的缘起
早期的特惠政策和浦东的组织架构
土地批租在上海的起源
如何破译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附录 激情岁月
后记
1981年，复旦大学正门前留念。这一年，作者开始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之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旦大学经济系的部分教师参与了土地批租问题的研究小组
1987年3月，作者南下考察时于深圳街头留影
1987年3月，作者赴珠海经济特区时留影，他身后是澳门
1987年11月12日，美国快餐连锁品牌肯德基在中国的首家门店（北京前门店）隆重开业，作者经过留影
1990年8月，作者（右三）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国际暑期学院的相关课程，与同学合影留念
1993年5月，作者与大卫·沃尔教授在剑桥大学合影留念。2000年夏，作者在沃尔教授的协助下回到伦敦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研究，并一同前往剑桥大学和威尔士大学拜访了多位同行
1994年3月，作者（左）在经济学家林毅夫家中讨论中国农业集体化瓦解的问题
1994年，作者（左一）在上海参加宏观经济研讨会。同年10月，作者赴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客座副教授，其间对中国经济转型问题开始产生兴趣
1990年代中期，作者（左一）与张薰华教授（左二）等于复旦大学相辉堂前合影留念。张薰华教授为作者入读复旦大学经济系时的系主任
1998年9月，曾受邀出席巴山轮会议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携夫人访问复旦大学。作者与科尔内夫妇合影
2002年，作者（中）与美国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教授（左一）在上海对谈。诺思教授在作者陪同下，于文新大厦顶层瞭望上海市容，感叹不已
2005年，作者（左）与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上海交流有关分税制改革与县级竞争的研究，座谈后合影留念
2015年10月，作者（左）与巴山轮会议参加者、整体改革方案主导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共同出席首届复旦经济学家论坛，分享对全球经济问题的看法
2017年，作者与曾出席京伦会议的美国经济学家、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特教授座谈
2018年10月，作者（右）与巴山轮会议参加者、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教授合影
2018年10月，作者（中）与曾参与莫干山会议的经济学家华生（右一）共同出席第四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2018年10月，作者（左一）与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性经济学家之一厉以宁教授（中）出席论坛
修订版前言
2018年12月18日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的纪念日，因此把1978年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元年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还召开过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而在工作会议之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纷纷出国考察和访问，使得那一年成为40年来中国高层领导人出访最为密集的一年。那一年，邓小平本人就访问了日本、新加坡等国。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还专程到了平壤，他告诉金日成，中国要准备改变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可以说，就在那一年，邓小平决定推动变革，中国开始了非凡的学习之旅。
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过去30多年来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中国的改革经验被概括为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实验室，也被认为可以成功拓展现有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围，可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基于对改革结果的观察，而对那些为推动改革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注。在改革经历40年后的今天，对于那些需要更深入理解中国改革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缺憾。
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过程和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形成无疑是中国在改革之初所具有的制度遗产及政治条件的产物。不了解这个背景和初始条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是渐进的、增量式的和分步走的，为什么中国在改革中总是形成双轨体制，并且可以做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正是这些制度遗产和政治条件使中国在改革方式和对改革方案的选择上变得不那么激进。
一旦我们把视野转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投入”侧而不是“产出”侧，你立刻就会发现中国改革的精彩之处在于改革如何从党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较量中形成主流；在于改革如何在关键时候由政治领导人的智慧与眼光所推动；在于改革成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在于改革成为能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过程；在于改革是一个基于局部经验推广和试错法的社会实验；更在于改革成为一个关于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与扩散过程。
是的，作为后来者，即使在全球看，中国也毫无疑问是过去40年间向先行国家和地区学习技术和制度最快的国家。这一点让我深信不疑。但意识到这些精彩之处却是在十多年前。2006年底，我开始接触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早期文字资料和有关文献，并被推动中国经济转变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深深触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我第一次看到有关1978年这一年的记载文献和资料时，对那一年发生的重要事件，我简直不能想象。那个时候我刚刚入高中读书，对北京发生的这一切基本无知。进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后，从课堂上知道了在一些农村地区发生的包产到户的自发改革，也听到过一些关于深圳特区建设和四川国有企业可以被允许留存部分利润的试点传闻。但直到1984年秋，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经济改革这个概念才真正进入我的视野。而正是1984年同一年的稍早时候，我从部分年轻教师那里得知，在浙江的莫干山上举行了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研讨会，一大批来自国内各高校、政府和社科院系统的年轻经济学者，意气风发，给改革建言献策，好不精彩。
1983—1985年，我对参加在学校举行的各种讲座格外有兴趣，听过朱嘉明、周其仁在校园做的报告。也特别关注老一代经济学家关于当时宏观经济过热和治理通货膨胀的频繁争论。我记得，吴敬琏教授从耶鲁回来不久就被我们请到复旦大学经济系做过报告，后来他又陆续两次来经济系就经济过热和宏观改革问题的各种意见做过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的导师宋承先教授也开始研究价格改革和宏观不平衡问题，对我影响颇大。
不过我真正开始从经济学上去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个主题还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我在别处曾经记述过自己研究兴趣的转变过程，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但那些研究还是纯学术性的，并局限在学术界之内的传播和交流，还一直没有写过以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那些精彩故事为叙事内容的非学术性著作。
差不多是在2007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突然有想法，希望自己能写出一本记述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那些精彩事件的书。我是想以我的眼光把1978年前后到20世纪90年代间的许多重要改革过程和主要改革方案形成的精彩片段记录下来。但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所以在决定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跟经济改革方案有关的事件和参与其中的那些经济学家的身上。那时候，我甚至设想应该可以在记述每个重要改革事件之后，寻找到一篇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论文附在其后，以此提升我们对该重要改革认识的水平。作为试验，我先动手整理资料和文献，写下了关于财政分权和分税制这个主题的改革叙事，结果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居然写了将近四万字。
从那之后，我便集中精力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收集文献并制订写作计划，开始了写作进程。2007年初夏，我带着大量的文献资料飞到加拿大东部的皇后大学，在那里住了三个多月，集中写作，完成了另外两篇长文，分别是关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字数超过十万字。不仅如此，我还忍不住将之前写的关于财政分权的长文改写成一篇标准的文献综述式的文章，2007年底发表在了《经济学（季刊）》上，并深受读者喜爱。
从加拿大回到上海之后的半年里，因忙于教学和其他工作，写作进程变得缓慢。2008年春节过后我又被学校派去耶鲁大学负责筹备一个代表处，在那儿又住了三个月，但也只写完了关于深圳特区的一章。回国后，正好赶上迎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接踵而至，使得我的写作几乎没有太大进展，但我有机会在那年去多地就改革30年的话题发表演讲，包括应邀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日本大阪工业大学等学府出席纪念中国改革30周年的学术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2008年11月初，我被《南方都市报》邀请去了广州，在“岭南大讲堂”做了一场讲座，取名“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后来《南方都市报》专版发表了我那次演讲的内容。
就在那个时候，杭州的吴晓波先生创办财经出版中心“蓝狮子”工作室，邀请我能就中国经济改革写一本书。考虑到我已有的写作章节，便欣然答应。但由于各种研讨会和演讲的邀请，加上教学安排，一直拖延到2009年4月才勉强完成书稿交给吴晓波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书名就用了广州演讲的题目“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很遗憾，由于赶出版时间，那本书只有六章，计划想写进去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最终没有来得及完成。
2018年恰逢中国经济改革第40个年头，似乎有理由重新增补整理这本书。非常巧合的是，世纪文景的姚映然女士也有这个想法，希望我能增补并修订这本书，文景愿意重新出版。就这样，我于2018年5月开始动手写作，增加了全新的两章“自下而上的农业改革”和“浦东开发”，并在已有的章节里又补充了一些值得记述的精彩事件。现在全书共有八章，字数也增加了将近十万字。经过多次沟通，本书的新版定名为《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
我与文景有过一次合作，出版了《顶级对话：理解变化中的经济世界》，知道文景对选题和图书出版有独到的视野和追求，而且品味高雅。本书能作为文景的作品出版，自然十分荣幸。在这里我要感谢姚映然女士的邀请和鼎力支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章颖莹小姐认真的工作并为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之前的《顶级对话》一书也是出自她出色的编辑技巧。
我还要感谢国元证券的蔡咏董事长和上海钻石交易所副总裁颜南海校友。蔡董事长为我在合肥找到并寄来了反映安徽改革30年的《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6—2008.6）》一书，对于我核实安徽农村地区自发的包干到户情况非常有帮助。南海赠我的口述史《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对于我进一步了解上海在土地批租试验中的许多重要事件的细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的学生们在我需要寻找数据时也给予了我有效率的支持。
最后，我要感谢复旦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传世之作学术精品研究项目（2015）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2014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的慷慨资助。
谨以本书献给过去40年来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做出贡献的所有人。
代序 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1)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中共中央举行了大型的纪念活动。为什么纪念大会在12月18日召开呢？因为30年前的12月18日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持续了五天，但是在这之前，召开了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议，准备了36天。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讲话，其中特别强调了“解放思想”。
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一项决议：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中国实际上发生了很多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对1978年有一点儿印象，那一年最深刻的记忆是高考恢复的次年，但是我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印象并不深。到了1984年和1985年，开始有一些老师、朋友谈论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比较有趣的事情，比如“莫干山会议”。
我演讲的题目是“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是我凭自己的记忆以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30年的改革历程。现在有越来越多当年亲身经历并参与过改革的人写回忆录，提供了很多细节和片段。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很多争吵，比如争论双轨制是谁提出的，谁是市场经济的最早提出者等。我对这些纠葛并不感兴趣，但是我的观察涉及了这些争论背后真实的内容，现在也有更多文献和资料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披露，还是可以解释清楚其中的一些争论的。
另外，我最近也看了很多书，比如《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还有一本书是《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主要是讲1985—1991年间戈尔巴乔夫推进苏联改革为什么会失败。苏联这六年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进的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相似的地方。我们要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为什么中国在1987年、1988年几乎面临与苏联相似的厄运，但1992—1995年这段时间内，大部分的结构性改革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完成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精彩的片段。
我想先从一件事说起。昨天我在飞机上看一本书，是涂俏女士写的报告文学《袁庚传》。这本书里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袁庚早期在中央调查部里工作，调查部似乎是一种情报机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部里有人诬陷他是叛徒和特务，结果他被抓起来坐了五年牢。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袁庚也复出了，他是叶飞的老部下，经叶飞介绍，交通部派他主政交通部在香港的招商局。
袁庚到招商局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可是他慢慢发现，香港的地价、劳动力成本非常高，他就想回到广东做一些事情，后来就有了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是1978年袁庚到香港之后回广东考察时产生的想法。他觉得应该在广东做一些在香港做不了的事情，就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一方面他希望自己被诬陷的案件能够得到平反；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他要向李先念副主席汇报，希望在关于蛇口的方案上有所突破。
当然，后来李先念批示同意了，于是就有了蛇口工业区。实际上它是早于深圳而设立的一个特区。1979年，当时习仲勋等一批人向中央提出方案，希望广东的宝安县享受特殊的政策，发展出口加工业。为什么当时会想到在宝安呢？因为宝安在1977年出现过非常严重的逃港事件，每天逃去香港的大约有几千人。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去了广东，广东省领导就向他汇报了宝安非常恶性的偷渡事件，希望加强在当地的兵力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当时邓小平就有了很多想法，他沉思了很久没有说话，最后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出现了问题，不是军队可以管得了的事情。1977年说这些话时，地方领导人完全听不明白邓小平的意思。一直到一年半之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去宝安才“破”了这个题。谷牧说希望不久的将来，大家可以从罗湖桥上走过来。这样大家就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在宝安这个地方改变政策，发展经济。据说当时在宝安，一天人均工作八小时只能赚两毛钱，而在香港一个月可以赚2000港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习仲勋和当地的领导等提出中央能不能给广东一点特殊的政策，首先应该解决宝安的偷渡事件。这时谷牧也好，邓小平也好，本来还都是在脑子里想的事情，一看到报告，很快就把深圳作为特区的事情定下来了。这之前有一段插曲，袁庚最后一次去见李先念时，带着很多人在李先念办公室谈，说中央应该批给他一块地。李先念是举重若轻的人，他拿出广东的地图，在上面看到一个半岛，就对袁庚说“整个半岛给你好吧”。那片地相当于现在的深圳这么大，300多平方千米。袁庚没有思想准备，他不敢要，后来就只要了2.14平方千米。所以在《袁庚传》里，作者写到袁庚对当时没有多要一些地感到很后悔。
在这个过程中，深圳特区的概念也在逐步形成。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1977—1979年这段时间里，广东做出了很大贡献。首先是因为广东受香港的影响很大，“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内地是封闭经济，很多事情是通过香港展开的。包括唐山大地震时购买很多仪器设备救灾、进口很多药品，都是通过中央政府驻香港的机构运进内地的。所以广东了解香港的情况，香港有很多像李嘉诚、霍英东这样有实力的企业家，他们都希望能够在广东做一些事情，所以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很有道理的。
深圳这个名字定下来之后，叫“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贸易出口区”都不合适，省委只好暂定为“贸易合作区”。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一锤定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就叫特区嘛！这样广东也吃了一颗定心丸，深圳就叫特区了。1980年8月26日批准施行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深圳和蛇口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经历了非常恶劣的环境和舆论压力，因为要尝试新的体制，所以受到了大家的攻击。《袁庚传》里就提到蛇口一度办不下去，还出现了一些事故。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深圳“特”在什么地方，挑起了在1985年、1986年关于深圳的一场大争论。大家都认为深圳不应该再办特区了，深圳赚了内地人的钱，资本都是来自内地，没有赚到外国人的钱，当时就有一个对深圳的评价说“发光的不是金子”。眼看着特区的试验要走向失败，但因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这种质疑又被摆平了。中央在政治上给予广东比较好的政策环境，所以后来的蛇口、深圳都发展得比较好。
当然，广东在这个时候也抓住了一个机会，很多报告中央领导人能够听进去，也是因为此时的大环境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几个月，中央领导人密集地出国访问，约20人次访问了50个国家。谷牧率团去了欧洲，访问时间大概是一个月。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问了美国，之前的1978年，邓小平去了东南亚和日本。邓小平去了新加坡之后，在很多场合讲到中国一定要开放。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坐了新干线，还看到很多先进的电器，对国外的发展有很深的印象，觉得开放很重要，所以蛇口和深圳的方案很容易得到领导人的认同。
现在我们把视角拉回到经济学家的队伍内部。1979年4月，在江苏无锡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刘国光等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出席了会议，很多当年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都在写文章回忆。这次会议讨论的是按劳分配。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老一代的中国经济学界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讨论的题目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1990年吴敬琏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文章，但对此仍然是有争议的。一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才使这件事情平息，他说计划和市场与制度没有关系，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
刘国光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提出中国不能光搞计划，也要有市场。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参上，送到了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有一段很长的批示，认为这是思想上很重要的突破。这篇文章也给西方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中国开始讲市场了。
市场这个概念提出来后，一直到1984年，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中国改革的第一份报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算正式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对这份文件的评价非常高，他说这份文件里面讲了老祖宗没有讲的话，有新意。1984年的这份文件是建立在1978—1984年老一代经济学家讨论市场和计划关系基础上的，对计划和市场开始有了一些基本的解放性看法，不那么禁锢在传统教科书的层面上。
当然那个时候对计划经济的描述还是很清楚的，计划经济是我们整个经济制度的根本，没有指令性计划就不叫社会主义。但是不管怎么样，已经算是有了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做的事。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前世界银行驻北京的首席代表林重庚（Edwin Lim）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当年和中国政府官员接触的情况，当时他希望中国能和世界银行建立起联系。1978年前后，他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在北京奔走，但受到很多限制，他找到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慢慢打开局面后，世界银行主动提出要为中国做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全面调查，写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些重要的决策参考，也可以网罗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到中国来。
1981年的这份报告很成功，1984年邓小平就提出再请世界银行来做一次报告。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不仅是组织专家来做调研和写报告，更重要的是1981年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有所接触，开始想到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请到中国来。当年的东欧经济学家也面临帮政府做咨询，研究到底怎么进行改革的问题。但东欧毕竟走在了中国的前列，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有一些经验。此后，从80年代初开始，他们每年都来中国，那个时候我正好念大学，所以这一段历史我是亲身经历的。东欧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发表演讲，我们听到这些演讲内容后眼睛都睁大了，因为我们当时在学的都是经典作家的作品：《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教科书等。所以当时东欧经济学家说的话我们不懂，但是又觉得很科学，让我们耳目一新。
今天大家都知道科尔内（Ja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但当时在大学校园里几乎就只有手抄本，而且是英文版。书的写法、分析的角度完全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这一套体系之上，不是传统的斯大林式的语言，比较客观，所以完全影响了中国年轻一代，甚至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目前国内比较活跃的这些经济学家。翻翻20世纪80年代《经济研究》杂志就可以看到，几乎每一期都有年轻人发表的论文，其中必讲科尔内、必讲东欧经济学。
世界银行还想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想到派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去西方学习，吴敬琏算是人选之一，当时他还不到50岁，还有黄范章等。吴敬琏后来回忆说，他到耶鲁大学后天天和年轻的学生一起听课。
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世界银行把东欧经济学引入中国，在1982年请了数位在东欧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一起在莫干山上召开了一次封闭性的会议。东欧的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改革的模式、到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怎么处理、东欧的经验是什么等内容。这次会议的对外报道很少，大家只知道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
因为世界银行的建议，东欧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纷纷访问中国，开始影响中国当时的经济学家。这一批经济学家实际上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深受东欧的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家的影响。简单说，就是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要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支持给地方放权让利。中国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会走上放权让利式的道路，实际上跟当时东欧这一批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影响力是有关系的。
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讨论改革模式以及如何改革时，基本的思路都是建立在放权或者分权上。80年代很重要的分权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这推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加上东欧经济学的影响，当时中国的经济开始有了变化，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也基本上完成，地方政府有了足够的积极性，这时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果说早期是局部的，广东先办特区，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被默认了，那么慢慢地，中国经济整体都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对中央政府来说仍然面临不清楚改革到底要改成什么样、将来的体制是什么样、我们如何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等问题。所以亟须中国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方案，告诉中央政府改革应该怎么进行。
1984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开始积极地参与到对改革目标模式的设计过程当中。今天，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没有设计、没有蓝图，走一步算一步。这个评价不完全正确。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发的，广东的崛起也可能是部分设计过，而实际上自1984年开始我们一直在设计。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要解决的是价格问题。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要把价格搞对”，因为计划经济把价格搞错了，现在要校正价格。但是价格怎么改呢？当时整个社会都是低工资、低物价。经济学家厉以宁后来说过一句话：中国改革的失败一定是因为价格改革，所以最好先去搞企业的产权改革，特别是企业股份制改革。
但是到底价格改革怎么推进？当时有几个年轻人做价格设计，向苏联、西方学习了一些技术，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型来计算怎么调整怎么补贴，我们称之为计算派。这个方案当时拿到中央去讨论，中央不能肯定这种计算方式可信不可信、准不准，也没有明确是否采纳。但是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一位领导人表示，可以把这个讨论范围扩大，集思广益，让更多的人能够对价格改革贡献出智慧。后来，《经济学周报》和十几家媒体发起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选择在浙江莫干山召开，这就是“莫干山会议”的由来，时间是1984年9月3—10日。
召开这次会议采取了以文会友的方式，首先是征文，有1300人投稿，最后从中选出120篇，所以有120个代表上山参加了会议。今天，这些人回忆这段历史都激动得不得了，称“上山”是一种光荣，觉得这是历史赋予自己为中国做贡献的机会，所以大家对一些名词的发明权特别敏感。但是不管怎么说，“莫干山会议”上讨论最热门的一个议题是价格。为什么价格变得这么热门？因为有人传递了一个信息，说国务院对当时的价格改革方案不是那么有把握，所以大家就进行了讨论，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就有了对价格改革不同的看法，从文献披露的信息判断，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要放开价格，这种言论在当时不怎么受重视，当时张维迎只是一名研究生，被人认为根本不懂中国的事情，只是按照西方教科书提出的方法建议放开对市场进行调节。但是也有人提出“小步快调”，调的幅度小但是速度要快，这就是计算派提出的改革办法，但是他们也知道中央对这个方案不是太有把握。争论了几天几夜，大家都热血沸腾，因为发言的人太多，甚至只能采取挂牌子的方式，把自己的名字挂在自己脖子上发言。
当时中央分管经济的张劲夫前往杭州要听取会议的汇报，于是会议最后形成的报告由当时知道怎么写可以让领导听进去的徐景安完成。但是大家在辩论中认为华生口才比较好，就派了他去汇报。会议中虽然产生了放派和调派两派意见，但在最后的汇报报告中还是确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所谓调放结合的“双轨制”。
现在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到底是谁提出了双轨制？有人说是华生，还有人说是张维迎。华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文章质疑张维迎，认为他不可能提出价格双轨制的想法，因为张维迎是主张放开价格的。当然，更多人出来支持了华生，因为他们认为起码华生在那次会议中积极主张调放结合的改革方式。另外，浙江大学的罗小朋也发表文章，作为亲身参加了会议的当事人，他说价格双轨制是他提出的，但是他不会去争发明权。
华生说，会议形成的价格方案张劲夫听进去了。因为中央本来就对“小步快调”有顾虑，而市场外的价格要放一点，不要太多，有一个上限可以慢慢涨，计划内的价格不断主动地调，这种调放结合的提法符合当时的心态，所以得到了认同。毕竟计划内的价格本来是低的，慢慢调就会高了；市场外的价格可能是高的，但是随着产品越来越多就会慢慢降低。
1985年国务院发布文件，表示开始在生产资料部门实行调放结合的价格改正，这被认为是在“莫干山会议”中形成的价格双轨制方案被中央采纳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在北京的另外一批经济学家却极力反对这个方案。所以在1985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和在国务院研究机构工作的另外一些人，比如说吴敬琏、李剑阁、周小川也开始做一项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不能这样搞，要整体配套，这是一个大系统，不能把价格改了而其他不动，所以他们提出要整体设计才能有效。他们极力主张要放弃双轨制这种使不同体制并存的局部改革的方法，甚至还列举了价格双轨制的八大罪状。在价格双轨制实行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内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官倒”，北京叫“倒爷”，这些人就是在计划内计划外串轨来获取暴利，批一张条子就可以在市场上赚很多钱，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惊动了中央。设计派提出的整体设计思想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但是毕竟国务院已经就价格双轨制发文了，并决定于1985年要进行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
但是到了1986年底，国务院认识到价格双轨制产生了经济混乱，于是决定在1987年采纳整体配套改革的意见，其中生产资料的价格采取主动上调的办法。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方案没有得到一些部委的支持，最后在北戴河会议上只决定对钢材进行调价试点。据说，当时国务院领导带着国家物价局局长向邓小平汇报，汇报结束之后，邓小平没有对这个方案做出任何直接的评价，反而在说不放权让利，不进行政企分离，改革根本不会成功。这件事对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触动很大，认为邓小平对这个方案是有保留意见的，是不主张的。所以国务院还是不敢进行整体配套改革，后来连钢铁的调价方案都没有执行。
从“莫干山会议”的价格双轨制方案提出到纳入改革策略来推进，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但是由于“官倒”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发生了，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价格双轨制作为一个改革方案基本上没有得到执行。但是现在大家仍然会说中国还是存在价格双轨制的现象的，农民在联产承包之后的粮食销售不就存在价格双轨制吗？有国家收购价，还有市场的价格。我们的石油也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在1978年、1979年，我们的确在一些生产资料领域（包括煤炭）都有双轨的做法，它是在中国地方上自然形成的。计划放松之后，计划外的价格自然高于计划内的价格，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双轨价格，因此我们不能完全说这是“莫干山会议”之后才有的新现象；相反，“莫干山会议”上一些年轻学者的价格双轨思想更多的倒是受到了这些来自地方的自然实验的启发。
设计派抓住价格双轨制这件事情不放，觉得它应该对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负责，因此持续地表示了反对。后来国务院领导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从1987年1月开始进行物价、税收、财政、贸易的改革，这就是所谓的“价、税、财联动方案”。但是联动改革需要中央资金充裕，因为要买单、要补贴，而当时财政部没有钱，所以这个方案实际上也没有执行。我觉得没有执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以及联动改革的这一套方案在中国不太适合，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邓小平不支持这个方案，国务院领导是不敢擅自行动的。这个方案基本上就被放弃了。
这当中还有一段插曲，1985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了三次通货膨胀，其中有两次非常严重，这两次通货膨胀都是消费基金膨胀所引发的，这跟中国今天的通货膨胀在形成机制上是不同的。中国今天的通货膨胀都是由于投资过多引起的。可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投资比较少，主要都是消费。国内没有那么多产能来满足大家的消费欲望，所以引发了物价上涨。80年代有一位老经济学家杨启先先生，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他指出那时是“工资侵蚀利润”：企业赚的钱都发给工人当工资和津贴用了，那时候有货币奖金和实物奖金。我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下班时拿回家的都是下发的食品或日用品。
出现了通货膨胀该怎么办呢？当时世界银行提出，希望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起组织一次大型的会议，听听发达国家怎么进行宏观管理。这次会议于1985年9月2—7日在长江的一条船上召开。这条船属于交通部，叫“巴山”号，所以这次会议就被称为“巴山轮会议”。从重庆到武汉，这艘船在长江上走了六天，会议也开了六天。会议请来了非常著名的国外经济学家，其中有一半是东欧经济学家，比如曾经做过捷克副总理的奥塔·锡克，还有波兰犹太籍经济学家弗·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这次会议还请来了西方的经济学家，比如美国耶鲁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教授。
参加会议的中方经济学家中最年长的就是薛暮桥先生，当时应该有80岁了，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有刘国光、马洪、高尚全、吴敬琏、赵人伟等。另外船上还有做记录、整理资料的经济学研究生郭树清、楼继伟等，这次会议整理出了很多内部资料，但并没有多少内容公开出版。在会议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认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在走匈牙利的道路，他在会上发表了很多言论，包括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怎么设计、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等，这些言论对当时中国的改革者很重要。
而托宾认为中国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是因为企业发的奖金太多了，工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两倍。要治理通货膨胀就要让厂长经理少发钱。他甚至说，要让中国的厂长在办公室里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上工资的增长率应该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据我了解，这次“巴山轮会议”的国外参与者如今大部分都已过世了，但是这次会议对中国改革目标的模式、宏观治理等方面的影响的确很大。
当时这次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但是宏观经济管理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大家认为这个词比较西化，于是中方就创造了另一个词：宏观控制。但是大家又认为控制是计划经济，也不合适。折中一下，就使用了宏观调控这个说法，于是“宏观调控”这四个字在1985年成了政府用语。“巴山轮会议”上对中国的改革目标模式、宏观调控等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并且写出了报告提交给中央政府。
1985年中国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对其进行了宏观调控治理，形势好了一些，但到1987年通货膨胀又开始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尤其是邓小平，转向了向地方放权以及推行政企分开的微观层面的改革。在邓小平看来，恐怕计划要大幅度压缩，要改变企业的行为就要给企业和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应该说从价格改革转向所有制以及企业改革、转向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是很突然的，但并不是偶然的。很多人不明白，邓小平为什么后来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呢？厉以宁一直认为所有制改革是最重要的，他最著名的言论就是中国如果改革失败就一定是因为价格改革，中国一旦改革成功就一定是所有制改革导致的成功。1987年以后，邓小平的关注方向放在了企业改革上。
厉以宁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我上学时读了很多厉以宁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书，那时他也非常积极地对改革政策发表意见和建议，在学术界影响不断上升。邓小平关注方向放在了所有制改革以后，厉以宁的影响迅速扩大。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改革政策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中央—地方财政包干的改革两方面。这包括当年在全国普遍推行的企业利润承包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大规模推行收入的分享制度，也就是所谓的财政放权，各省开始跟中央谈判，签署财政分权的不同协议。
1987—1988年的政策转变很快，但是时机不太好，因为1987年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到1988年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腐败，导致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这给了邓小平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设计的这一套改革，受到了东欧改革的影响，采取不断放权让利同时进行比较大的价格调整的改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这使改革者后来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改革思路。
简单来说，这之后，中央政府尤其是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改革看起来要用集权的方式来进行，中央政府要有足够的实力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要给地方政府的改革以激励。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要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地方在激励上的不兼容问题。通过之前的失败，中央政府吸取了教训，认定不能给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么多的财力，要约束他们的预算。于是改革战略需要改变，在我看来，后来形成的新的战略就是中央通过重新进行财政的集权，和地方政府进行新一轮的谈判，力求掌握更多的财政收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激进的财政改革能迅速完成。但我深信，中国90年代财政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激励不兼容的问题。在中国，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可以简单地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来看。政治方面，中国一直以来都是集权的，各层次的政府官员都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集权并不是改革中的重点；但经济关系则不同，出于效率的考虑，80年代政府间权力的划分导致了过度分权，地方政府拥有太多的自由支配权，这也直接导致了各地的重复建设和严重的市场分割，中央的政策在地方层面开始政令不通。由于经济激励，各地开始逐渐抵制中央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上，20世纪80年代是收入分享制，虽然具体的制度安排在各年和各地都差异很大，但基本的模式是中央政府要从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拿走一部分，这种收入分享机制有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有隐瞒收入的动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中央并不知道地方政府的具体财政收入，因而地方政府可以隐瞒收入，比如将预算内的收入转移到预算外，或者直接就藏富于民了；二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会前后不一致，即使地方政府不隐瞒收入，中央政府只有在年终才知道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分享机制是在年初就制定的，因而在年终时，中央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通过各种形式变更以前的约定。比如80年代中央政府就曾以不同的形式向地方政府“筹借”过大量的资金，而这些借款从来都没有归还，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行为的不一致后，更加倾向于隐瞒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