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你知道，你常常被人称为“欧元之父”。时至今日，你认为欧元区还符合最优货币区域的条件吗？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且不论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在欧元区内的要素流动程度是非常低的，比如劳动力流动程度，都比理论上的最优货币区域的情况要低得多，各国的财政政策也很难协同。这样一来，欧元区的命运难测。你接受这样的说法吗？
蒙代尔：我并不同意这种批评。实质上，在欧洲国家内部，并没有非常高度的劳动力迁移，比如德国内部，迁移并不多，人们希望待在他们本来的地方，但是德国的劳动力情况总体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土耳其的劳动力大量涌入。一般在国家的边缘地区流动会比较多。欧洲的问题和劳动力流动关系不大。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人口并不是要去德国找工作的人。哪怕在美国，失业率也要达到7.5%，接近200万人口，在过去的经济衰退中，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和现有的工作机会并不匹配。在法国，大概有300万失业人口，同时也有300万个空缺岗位，但是由于技能的原因，两者并不匹配，所以法国经历的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这并不是缺少需求和劳动力不流动的问题。
欧洲的问题很早就存在了。1970年代，有一个大型的对于政府开支的调查，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平均是25%，到20世纪70—90年代，这个比例上升到50%，这些钱并不是花在基础建设上，而是花在了社会福利上，人们乐于接受这些福利，政府也迎合这些需求，对承担改革责任的兴趣不大，以至于最后已经没有税收收入可以支撑支出，形成了巨额的预算赤字。以意大利为例，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6%，增长到了目前的120%。欧元区规定，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但希腊是110%，意大利是120%，比利时是130%，哪怕是这样，仍旧是被低估的数据，因为还没有把没有资金支持的债务计算在内，未来几十年，真实债务可能会更严重。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享受的福利和德国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德国的人均收入是希腊的2.5倍。所以希腊破产了。希腊有很多人失业以后，由政府雇佣，这让赤字更严重。希腊的1000万人口有接近1/10是为政府工作的。有时候我们不可能把税收提得太高，因为这对生产力和竞争力都会有伤害。
张军：那就欧元区而言，你认为欧洲央行的角色真的很重要吗？发挥了重要作用吗？
蒙代尔：欧洲央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欧洲央行的任务是不做任何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的事情。没有人喜欢通货膨胀，但是它的另一个使命是拯救欧元，所以它在两者之间必须做出妥协，其中一个关键点是不要让欧元的汇率太高。我认为欧洲央行犯了一个错误，美国宣布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每年会有大量美元新增，欧洲原本可以从中得益，它们可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欧元汇率稳定——当大量债务存在的时候，听任欧元继续升值是不对的。但是欧洲没有这么做，一个强势欧元可能会让欧洲陷入第二次衰退。它们现在可能有所改观，因为它们正在调整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我认为这对治理赤字是最有力的。
张军：我想该提及财政政策了。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欧盟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而导致的，所以货币政策也举步维艰，你同意这个解释吗？
蒙代尔：这是我想予以澄清的一个问题。一些经济有问题的国家向富国，比如德国借钱，德国愿意借更多钱，并支持那些弱国。这个过程中，要做出选择，到底是让这些有问题的国家自己负责来处理自己的负债，还是让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处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财政政策的联盟，就不可能有货币政策联盟，但是这么说时要小心，因为美国有货币联盟，但它从来没有财政联盟。美国各州在1792年的时候，把债务整合到美国联邦共同的债务中去，采取更为统一的措施来平衡债务以及相应的预算，各州对自己的预算和债务仍旧保留了一定的主导权。到19世纪40年代，有9—10个州出现债务违约情况，英国的债权人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承担责任，出手救助。但是美国政府没有这么做，而是让每个州与自己的债权人自行谈判。
欧洲可能走得太快了，回到财政联盟，共享军事和金融权力可能是一个选择，但这是非常大的主权转移，需要各国政府的参与，以财政联盟的权威性要求各国政府减少支出，至少减少支出的增长。
张军：我们刚刚主要谈论欧洲。现在也许应该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了。你知道中国正在努力改革金融体制，首先就是汇率改革，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决定实行固定汇率制的目的其实只是希望控制通货膨胀。
蒙代尔：是的，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95年，待了四个月。当时我组织了一次会议，参加的人有中国人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后，通货膨胀率高达25%，1995年通货膨胀率仍旧要达到15%，那时候我就说，对中国而言最好的货币政策，就是固定汇率，这样就会将汇率稳定下来，然后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有双重的好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中国同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固定汇率，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就会同中国相对其他货币的汇率相似。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固定汇率的主要原因，而且它的效果确实不错。
张军：但这样一来问题也来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创造了很大的贸易顺差，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重估的要求也就出现了。你认为对人民币进行重新估价，并让人民币升值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蒙代尔：是的，很多人都这样向美国建议，说1997—2005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一直保持在1：8.28，但实际上根据购买力评价，应该是1：4或者1：3，然而如果这样的话，对中国来说会是灾难性的，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我写了很多文章来解释这一状况。2005年，中国央行又有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确实让人民币小幅升值，一下子就到了8：1。接着就是每年4%—5%的升值。2008年，美元飙升，对欧元也是如此。因此央行停止了人民币升值，这时汇率固定在6.8：1，此后两年保持不变。之后在2010年又小幅浮动，从6.8：1到6.1：1，直到现在。这样缓慢的升值不会带来很大伤害。这个战略非常有效。我认为中国唯一需要考虑升值的时候，是如果固定汇率会导致过度通胀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可能就是这么做的。
张军（林曙 代）：中国货币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资本账户管制。你认为中国应该继续严格管制还是应该有所放松？
蒙代尔：资本管制当然有其原因。其实，欧洲国家在“二战”后实行过汇率管制，因为美元还是十分强劲的，人们更愿意持有美元。1958年，也就是直到“二战”结束13年之后，才出现了变化。
为什么中国也要朝资本开放的方向变化呢？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如果时间能够倒转，中国会加入特别提款权，这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不过事实上，我也不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的股市和别的地方很不一样。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国企。在深圳上市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只占40%，对私营企业来说，深圳市场更重要。也许将来你们可以有更多的整合。
张军（林曙 代）：你认为人民币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吗？上海是否会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
蒙代尔：我想会的。只是时间问题。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计价货币。人民币的前景会越来越广阔，其兑换能力也会越来越强。“一战”期间，美元成了最重要的记账单位。曾经的国际计价货币是英镑，伦敦至今还保留了一项具有特色的优势：国际金融市场对专业人士的需求增多，而英国人是最国际化的，因为曾经的大英帝国可以让他们看到整个世界，他们也因而一直拥有一些控制权。因此，即便美元是现在最重要的货币，英镑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储备货币。伦敦依然很重要。
如果从市场的资本化来说，排第一的是纽交所，第二是纽约的纳斯达克，第三才是伦敦，之后是东京、香港。上海将来可能取代香港的地位。但是上海在金融人才的专业知识以及国际化，特别是语言方面，要远远落后于香港。即便是在德国和法国的交易市场，人们也是说英语的。因此这对上海是个问题。北京要考虑的则是决定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机，人民币自由兑换对上海会是个极大的优势，对香港可能会有伤害。
虽然东京交易所很大，但东京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当然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人们还是会去那里。日本人的英语不是很好，这是个劣势。我想东京交易所无法真正国际化的另一个原因和人民币有关，人民币的过度升值，会对日本造成通货紧缩的压力，长此以往会削弱东京交易所的重要性。
2015年5月25日晨于行驶的车内、26日晨于酒店
（翻译整理：田晓玲、赵博、李纯一，校订：张军）
蒙代尔小传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生于1932年，先后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23岁便以一篇关于跨国资本流动的论文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1966—1971年，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主编。1974年他转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并于同年应邀在剑桥大学发表马歇尔讲座（Marshall Lectures）。他还长期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加拿大、欧洲国家政府及美国联邦储备局顾问。
蒙代尔教授对经济学的贡献集中在开放条件下宏观稳定政策的理论，即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及最优货币区域理论，也因此而获得了“欧元之父”的美誉。
因为杰出的学术贡献，蒙代尔1997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杰出会士奖，1998年当选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顿
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终结
我从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终结和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会更加艰难，会发生相伴而来的原有模式的瓦解、经济衰退、危机，经历过这种转变的经济体都有过类似的经验。
我跟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的巴里?·?诺顿是很好的朋友。我知道他的名字应该有25年了。作为美国人，他用英文发表了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增长的不少论文，大部分我都认真研读过。我相信我们一直有共同的研究兴趣，所以彼此应该很早就通过阅读论文知道对方。顺便提一句，诺顿教授的中文相当好，他应该是可以用中文演讲的。对他这位美国人来说，懂中文对他的研究很有帮助，因为他可以直接阅读大量中文论文和有关资料，也能够及时跟踪中国经济的最新信息。我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了，但我相信是在某个研讨会上。自那以后，他给我留下的一贯印象就是一位非常温和细腻的学者，就像他发表的那些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论文那样。
有意思的是，199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那部奠基之作《来自计划外的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3）》（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而我的《“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是1997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从两本书的书名就能看出，我们各自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如何开始和推进对计划经济的改革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做了经济学的分析。他说的“来自计划外的增长”正是我说的“双轨制”改革的巧妙之处。除了这本书之外，2007年诺顿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一时间成为西方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经济的教科书。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了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诺顿教授还出版了一本著作《吴敬琏：中国改革的声音》（Wu Jinglian: Voice of Reform in China）。
诺顿教授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苏君乐讲座教授。随着复旦大学与加州大学系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复旦大学跟加州大学合作组建的“复旦—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就设立在圣迭戈分校，两校的学术交流活动变得频繁。我曾经两次出席在圣迭戈分校的活动并做学术报告。其中一次在演讲后，还应诺顿教授之邀到他的研究生课堂上讲了一堂课，与学生们进行了交流。
2012年9月中旬的某一天，我收到诺顿教授的电子邮件，他说他将随加州大学的代表团来复旦大学访问，想顺便来经济学院进行交流。我们商量后，决定安排一场我们之间的对话，他欣然答应。我们的对话在2012年9月17日下午举行，现场有很多学生和教师参与。虽然是对话，但是这一次的形式有所不同，诺顿教授事先准备好了发言用的PPT。他先就中国经济的减速问题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然后我也就同一问题进行发言，其中也针对他发言中的一些看法做了一些评论。我们两人分别发言后，还就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因为时间所限，我们都感到对现场的讨论意犹未尽。我记得他离开上海之后还通过电子邮件与我继续讨论了一些想法。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保留现场讨论的录音，这里收录的文字并不包括我们之后的讨论，只是我们各自的发言内容。我们的发言是用英语进行的，中文翻译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由我补充和修订而成。诺顿的发言中提到的他的PPT中的几张图片，这里也一并附上。
诺顿：在美国做演讲时，每当谈及中国经济减速，我总是向听众强调，应当区分短期和长期经济减速的差别，短期和长期经济减速的本质是不同的。当下中国经济的短期减速是由于受到国内几个宏观经济因素的负面影响，以及欧洲经济下滑的拖累。而我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更感兴趣，其实，当我们关注中国经济短期下滑的同时，也不得不留意到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的阶段正走向终结。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中国在2007年的经济体量是1978年的12.5倍。这一“超高速增长”（hypergrowth）是由这几个因素驱动的：20世纪90年代的成功改革；促进快速结构改变的大量投资；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08年之前强劲的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经历“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体。所谓“超高速增长”，是指经济不仅高速增长，而且保持持续性的高速增长，一般持续20年，甚至25年。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的确，中国在“超高速增长”阶段，和历史上其他经历过这一阶段的经济体相比，速度更快，持续的时间更长，但是根本上，中国的“超高速增长”阶段走向终结的模式会与其他经济体类似。
这些经历过“超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投入都很高（政府、外资、私人企业都投入很高），汇率维持低水平且对出口商有优惠政策。
图1 超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增长曲线
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每个经济体也都有组织商业活动的不同方式。也就是说，每个经济体的策略都力图适应自己的制度，与此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依赖外国商业和外国投资。比如，在日本，企业集团、经营多种业务的联合大企业、综合商社起主要作用，大公司数量较少，使得政府容易进行协调。而在中国台湾，由于存在有效的竞争市场、灵活的合同关系环境，小型企业扮演主要角色，大公司出现较晚，也更为专业。韩国的大财团类似于日本的企业集团，不过最后在核心业务上变得更专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展沿海城市，允许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公司将产地转移到内地。“双轨制”模式下，大的国有公司、小型私人公司以及外资公司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图1中可以了解经历过“超高速增长”阶段的几个经济体GDP增长率的变化。1950—1973年之间，日本有些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4%，几乎和中国在“超高速增长”阶段GDP的增速一样高。但是1973年，日本的GDP增长率降至5%左右，在这个转折点之后，日本GDP增长率再也没能高于6%。
经济学上有很多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会走向终结。不过，所有的理论都在暗示高速增长应该逐渐结束，理论上劳动力增长、结构转型、投资增长率等都应逐渐放缓。但是，实际的经验则是另一番景象。
从图1可以看出，日本GDP增长率是突然出现了下降，而且之后再也没能反弹回之前的高速增长。这种情况并非日本独有，韩国的情况与日本略有不同，但终归相似。从图1可以看到，经历20—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韩国GDP增长率突然下降，尽管之后韩国GDP增长率高于日本，但是同样，韩国GDP增长率也是骤然下降的。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经济体的GDP增速会突然下降吗？我的回答是，尚且不能。
研究这些案例时，我们知道日本在1970年前后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而韩国等则是20世纪90年代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经济体“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都有比较相似的模式：外部因素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似乎看起来和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并没有特别的关联，却标志着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
这点很奇怪，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做过深度研究，如巴里?·?艾肯格林[1]曾经试图找出答案，他们用了很大的样本（35—40个国家），给每个国家编排函数，却没有找到可以提供解释的答案。他们发现，当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这些经济体的资本与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有下降，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长也降低。这些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事实，却不能够真正解释原因，我们仍不知道为何全要素生产率会突然不增长了。
因而，我们现在知道“超高速增长”的结束往往由短期危机引发，短期危机受外部因素影响。但是，难以解释为什么危机之后出现超高速增长的终结，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是个坏消息，却不得不面对。
如果我们将曾有过超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的那些经验应用到中国，我们应该预期发现同样的现象，即外部因素导致中国超高速增长的终结，但是我认为外部因素不足以解释中国何以转向低速增长的阶段。
所有的超高速增长阶段最终都会结束。而中国的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会随着劳动力供给条件的改变而产生，我是说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虽然劳动力投入的变化不能够充分解释增长模式的转变，不过可以料想到中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变化将是巨大的，因为几个因素的改变同时发生：第一，新增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第二，城市化速度放缓；第三，劳动供给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受教育情况不同往日，接受高等教育者占比显著上升；第四，未来退休人口数量急速上升，出现老龄化现象。这些改变已然发生，并且未来只会加速。
图2 中国2010年人口年龄金字塔
图2是中国2010年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图示。2000—2010年，劳动力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观察图2可以发现，因为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下降，20岁以下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50岁年龄组的人口规模要小得多。也就是说，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开始减少，而很多劳动力开始进入退休年龄阶段。对于结束超高速增长模式、转向新增长模式的国家而言，这个变化是一个转折点。
我的想法是，中国经济要经历的改变会更加艰难。中国劳动力的供求情况，尤其要注意中国无技能劳动力规模的下降（并非仅仅比之前规模增速慢，而是已然开始收缩），而有技能的劳动力的规模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但是，这也要求经济体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去适应这种骤然的变化。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会产生诸多影响。对出口商来说，就是持续增加了成本压力。一方面，出口商将面临提高薪资、改善工作条件、提供更好的福利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还有其他成本压力，如在可预见的将来，出口商要面对更高的信贷成本和人民币适度升值。
图3 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来源
众所周知，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出口、高投资所驱动的。特别是在2007年，从图3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14.2%，其中2.5%归功于净出口，而另外6.1%的增长来自投资。我从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超高速增长的终结和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会更加艰难，会发生相伴而来的原来模式的瓦解、经济衰退、危机，经历过这种转变的经济体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也许，从超高速增长到适度增长（moderate growth）的转型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之一是，这两种不同的增长模式依赖不同的经济增长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增长模式，看作两个不同的良性循环圈（virtuous cycles）。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特征包括：高净出口额、快速的收入增长、高储蓄、高投资，以及向上游部门投入大量资本。这些要素充分反映了处在这一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体所具有的特点，当然，同样也可以用来描述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生变化，比如，投资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和过去十年相比下降了。也许中国的这种循环圈开始变得脆弱，也许某种意义上，这种循环圈的瓦解，能解释为何高速增长的终结引人注目。
适度增长阶段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良性循环圈，包括的要素有：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更高的家庭收入、快速的内需增长、多样化的商业模式、本土创新不断涌现。问题在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一种自然渐进的过渡途径。有的时候，需要危机来打破之前超高速增长的循环圈，才能进入另一种适度增长循环圈。
超高速增长阶段讨人喜欢的经济环境也有负面作用，即使得改革缺乏动力。即使是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的投资和信贷的增长依然很快，只要扩大投资和信贷具有决定性作用，就一直会这样下去。缺乏忧患意识使改革者们失去了牵引力，所以中国的制度发展没能够跟上快速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现在，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环境，与此同时，这也给重新开启经济改革创造了机会。
中国确实仍然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深度的产业供应基地和持续增长的生产率，还可能在某些产业争取技术超越，如通过给工厂引入更多的技术工人、改变工作路线等。不能忽视的是，2012年中国的服装、纺织、玩具、运动产品、家具等产业的出口增长率近乎零，这或许是由于中国出口增长受到欧洲和日本需求减少的影响，但是，这些大的出口种类增长率可能再也无法反弹。
这种长期的转变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另外，放缓的劳动力规模增长，再加上快速的结构转变，会导致产出规模增长放缓。在过去十年，中国主要依靠高投资率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这种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不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当投资率下滑时，中国经济如何应对？我们尚不知晓。但我认为，政策制定者主要面临着三个不同时间阶段的挑战。
首先是增长模式的长期转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已经超前于制定缓慢的“改变增长模式”的政策。中国如何发展高技能的产业，并且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转型期将面临的挑战要多于其他经历过这种转型的经济体。
其次是中期的政策转变：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正在改变和重新评估其促进经济改革和增长的方法。中国的下一届领导人是否会重启经济改革的议程？如果会，我想2013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将会相当复杂。
最后就是短期的宏观经济转折：中国传统的货币政策维持了一个过度扩张的经济发展阶段，并开始降低流动性过剩。政策制定者会如何应对处于变化中的宏观经济环境？他们会不会为了拥有一个更具持续性的未来而接受短期经济的放缓？
虽然中国所面临的这三个转折挑战所归属的时间框架不一样，然而，这三个挑战都已成事实。这三个“转折点”的聚合更显示出中国经济内部自由化的重要性，内部自由化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
听闻最近在中国国内有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讨论。凯恩斯主义主要在短期内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凯恩斯主义起到了作用，并且是阻止或减少经济危机影响的必要工具。但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短期政策会产生长期成本。在任何政治体系里，人们很容易看到凯恩斯政策的短期益处而忽视长期成本，学者们也没有快速分析成本和益处的方法，所以说凯恩斯主义有一个潜在的、本质性的危险，欧洲、美国和中国都正在面临这种挑战。
面对前面提到的三个挑战，在我看来，短期内，中国不能用凯恩斯式的刺激方案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鼓励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新的贷款，那将对融资系统危害很大。理论上，可以用财政政策，但实际上当下解决支出增长问题没有多少别的好选择。短期内最好的政策就是维持现在的宏观政策立场，鼓励贷款给中小企业，设法减少融资成本，允许GDP增长率适度降低。
更难的问题是怎样应对中期和长期挑战。我认为，应对的基本策略是扩大家庭和私人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如何做到这点呢？可以减税并且增加私营商业能够繁荣的经济领域。根据具体情况，想出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减税应该意味着减少人们健康保险的支付比重，通过将资产转换成健康保险基金来给未来的健康财政支出融资，同时，继续提高经济效益。此外，也要减少给企业的补贴，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补贴，用这些资金来提高生活质量和环境。
最重要的一点是拆除保护国有经济、给国有企业和个人决策者部分垄断特权的壁垒。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的扭曲日益严重，这也是为什么为了在国有企业谋得一份工作，人们会送礼、结交朋友甚至是给钱。这样的事情十年前不曾发生，反映了公平竞争的障碍增多，人们愿意给钱谋求进入一个受保护的领域，而在这个受保护的领域里得到的回报通常相当多。这对经济造成隐性成本。
如能真的付诸努力，障碍又减少的话，中国经济会出现生产率增长的恢复。当然不是马上，而是在几年之内。现在如果能够进行经济政策改革，中国经济可以保持相当积极的增长率，比方说在未来十年里，有5%—6%的经济增长率，从而解决长期问题。这样也可以让中国经济再次自我改革，真的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
张军：巴里?·?诺顿教授用一个颇有意义的概念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可能性做出了预测，即中国经济将从“超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适度增长”阶段。诺顿教授特别强调，这两种增长阶段之间缺乏平稳转换的渠道是理解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开始减速的关键。
他做出这一推测是考虑了日本、韩国增长减速的经验教训。日本在经历了1955—1973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突然出现经济增速的陡降，从1973年之前的9.3%下降到了之后的4%左右，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的，当时的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的日元升值只不过是日本经济增长“跳水”的一个导火索，核心问题出在从超高速增长模式向适度增长模式的转型途径上。日本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脱了轨。在这个问题上，韩国似乎也没有例外。在诺顿教授看来，日本、韩国的教训有理由让我们对中国经济从超高速增长阶段到适度增长阶段的转型能否平稳产生疑问。
的确，日本在1973年前后出现的增长跳水实在令人不解。不过，我对诺顿教授给出的韩国的增长率下降并不感到惊讶。看上去，它的减速更加温和与渐进。即使在1973—1990年间，韩国都仍然能保持超过7.5%的增长率。1990—2010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仅有0.63%，而与此同时，韩国以超过4%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发现韩国的增长率出现减速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在向日本靠拢了。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水平接近日本的时间就是在1995—2010年间。因此，韩国在保持长达2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减速现象，是基本符合“收敛”原理的。
但日本不同，即便在1973年，按购买力平价估计，它的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大约60%或者更少，它的增长动力突然熄火实属罕见。可以推测，事情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由高速增长突然转变成负增长引起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的确，在中国，大多数人希望未来中国经济能拥有基于国内消费和多样化内部需求的新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现在基于出口和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希望是对的，因为支撑超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有朝一日都是会改变的。诺顿教授并没有提到，多高的增长率是适度的，但适度增长模式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它更多依赖可持续的需求条件，它的增长基于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国内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诺顿教授提醒，中国可能朝这个适度增长阶段发展，但问题是，当这些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的变化到来得过快时，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从第一阶段到大多数人期望的下一阶段的平稳转型，是不一定的。现在，与很多人一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是否还能够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深表怀疑，甚至有一些经济学家相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本已消失殆尽，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的崩溃在所难免。
这些悲观的看法看上去的确与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积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相吻合。但是，我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总体上是被夸大了的。诺顿教授在谈到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时提到的贸易顺差数据是2007年的，这一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接近于GDP的10%。这是典型的异常值。
事实是，过去十年来，尽管中国的出口强劲，但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仅有3%左右，谈不上什么严重的结构失衡。国内家庭消费的增长尽管慢于GDP的增长，但过去十年间，两者的增长率差距却是一直在缩小的，到今天也只有差不多1个百分点的差距。另外，考虑到未来40%的农村人口将涌入城市，可以预期未来20年的城镇化过程将释放的投资需求依然巨大。
至于多数人对中国投资效率的批评言论，我认为也需要谨慎些。我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的朱天教授最近的一个计算多少让我们有了些信心。中国过去20年间平均的增量资本产出比[2]是4.06，与1981—1990年间3.86的平均增量资本产出比相比只是略有上升。要知道，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平均增量资本产出比一般都会上升。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还发现，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十年间的平均增量资本产出比分别是6.32和12.62，岂不是上升得更多？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投资效率的变化总体上却并不大，绝对水平值更低。这一结果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将无法解释过去20年中国何以保持年均10.5%的增长率。因此，我认为，谨慎对待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必要的，但过于悲观是没有道理的。
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经济超高速的增长，正如诺顿教授提到的那样，我们今天发现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条件和需求条件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在显著放慢，工资在持续上升；教育的不断普及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比重持续下降；工业用地的成本在大幅度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摩擦也在加剧。我们很容易发现，超高速增长带来的这些条件变化改变的其实是成本。所以我们不妨说一个新的成本条件正在形成。
至于需求条件，目前似乎还找不到明显的证据来证明它将发生不利的改变。事实上，未来维持高增长的需求条件并没有在恶化。这是因为，当前出口增速的急剧下滑只是全球经济修复时的暂时现象，与部分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加剧反映出中国出口的潜力和竞争优势依然巨大；随着工资收入的上涨和城市化的加快，国内的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只会加速而不会减速；进一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释放的投资需求还可以维持起码15—20年。
既然这样，中国经济在未来是否还能维持高增长，主要取决于增长模式如何成功地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也就是诺顿教授所说的，如何从原来的增长模式平稳转型到新的增长模式上来。很显然，新的增长模式如何能够适应新的成本条件，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新的成本条件是否能成功诱导出新的增长模式，当然就是一个关键。
在两个增长模式的衔接问题上，我没有诺顿教授那么悲观，因为我认为在增长模式转型问题上中国比日本有优势。日本之所以出现增长模式转型衔接上的问题，造成增长率的大幅度跳水，日本的经济规模太小自然是主因。第一，由于规模小，国内需求有限，日本经济的超高速增长长期严重依赖出口；第二，由于规模小，成本条件的改变来得就比较猛烈，对经济增长的打击自然就比较大。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日元的首次大幅度升值均造成日本的出口遭遇滑铁卢，日本国内市场狭小使得企业无法很好地找到应对这些外部条件变化的缓冲余地。
再比如，日本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刘易斯拐点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正处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半途中。由于没有缓冲的余地，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终结和工资上升的影响不仅来得快，而且影响特别大；工业用地成本的上涨也来得凶猛，对投资造成重创。这些条件的变化迫使日本的企业不得不逃离日本以求生存，后来就演变成日本经济的“空洞化”现象。
另外，日本国内的服务业过于封闭，受到政府的高度保护，这也造成了日本国内经济转型的困难。这是日本经济在面临成本条件改变时不能很好应对的主要原因。
我想提醒诺顿教授，为什么中国不能将增长动力从东部地区转移到内地省份呢？那些地区拥有相对充足的劳动力，是能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事实上，鉴于中国规模巨大，地区或省份之间差异之大超过了大多数的经济体，成本条件的改变不可能像日本那样猛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温和得多。
作为一种模式过渡的渠道，中国是有机会将经济引擎逐渐转移到内地省份的，这是因为即使中国沿海地区面临非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中国在未来十年甚至15年里仍然拥有数量可观的低技能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之所以不能够再像之前那样流向东部地区，是因为东部的那些制造业企业不再能够承受工资上涨的压力，它们自己是需要转移出东部地区的。
这些年，如果你在中国的内地省份待过，就会发现中国的内地省份正在大量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并努力接受来自东部地区的企业投资和工厂转移。不难理解，由此大多数内地省份的GDP增长率这些年都超过了10%，而东部地区的增长有所回落。所以，不同于小的经济体，中国自己拥有“雁阵机制”来缓冲新的成本条件的压力。这样的话，在两个增长阶段和模式之间出现转轨断裂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中国可能通过将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这样的过渡途径，来保持未来十年或20年持续较快的增长。的确，中国的内地发展可能是增长模式平稳转型的天然渠道。
从未来15—20年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并不低，低速增长（5%或以下）的可能性极小。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只有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为韩国的25%。即使未来十年中国整体上进入了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
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来看，投资需求依然旺盛，这是因为，第一，农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以过去30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来降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国也需要20年才能使其就业在部门间的分配比重变得接近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率刚达到51%，未来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要提高20个百分点，这还需要20年。
实现增长模式转型需要鼓励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中国经济需要适应新的成本条件，这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结构的升级不可能瞬间发生。好的信号是，我们观察到劳动力和资本已经开始在地区之间发生快速流动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批企业已向内地迁入。服务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之前我已说明，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成功地使经济结构多样化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结构转型将在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上继续发挥作用，不仅支撑平稳过渡，也将对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做出贡献。考虑到正在变化的条件，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我相信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新的成本条件的出现是经济调整和结构变化的催化剂。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依赖于产业在地区间的成功转换。正如现在的局面那样，20年的增长之后，增长引擎正在转移到投资需求日渐增长和劳动力丰富的内陆省份，有助于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在一些像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成长正在发生。过去20年来在一些产业园区和高科技园区培育的创业型企业正在快速成长，并得到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储备的支持，这是很有希望的。它们将成为东部地区未来的增长点。生产性服务业和金融贸易正在取代制造业成为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的经济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