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产业升级换代和向新的增长阶段过渡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成功保持了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看上去在增加，甚至对外资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有很大的改变。今天有更多人开始把外商直接投资看成是与我们争夺资源、市场和利润的对手，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我们过去在很多产业发展上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向外资开放的产业，无论技术进步还是结构升级，都表现得更好而不是更差。我们对广东省和浙江省的研究也显示，在30年前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等极其相似的两个省，30年来产业结构升级的演变轨迹却出现很大不同。广东的表现好于浙江，而外资的参与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需要通过不断进行改革来避免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化，保持体制的灵活性以确保未来15—20年的高增长。在过去30年间，中国的体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保持了足够的弹性，避免了数次重大外部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今天，中国经济需要面对新的成本条件，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新一届政府需要致力于克服经济动态调整中的阻力，推进持续的经济改革进程。诺顿教授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政府在这一点上的表现直接决定未来增长模式的转换能否平稳。
耶鲁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教授在十多年前重新评价东亚模式时就说过，过去经济学家对于东亚经济成功的秘诀是在于市场还是在于政府争论不休。其实，东亚经济可以总结的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只有一个，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能够使经济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是否能够在私营经济增长并要求政策调整时成功做出变化。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大概每十年就会有新的挑战出现，政府如何通过保持体制的灵活，以更好地迎合国内经济和私营部门的新的需求，对于顺利应对挑战而跨上新台阶至关重要。这句话对当下中国不也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吗？
2012年9月17日下午
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校订：张军）
[1] Barry Eichengree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
[2] 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简称ICOR，也就是平均投资率除以GDP平均增长率。
诺顿小传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美国经济学家。1975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中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后到耶鲁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之后再转向经济学研究，并于1986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当前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者之一。1995年他出版的《来自计划外的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3）》奠定了他在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稳固地位。2007年他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成为许多大学讲授中国经济的教科书。他还翻译了吴敬琏先生的很多文章，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吴敬琏：中国改革的声音》一书。诺顿教授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苏君乐讲座教授。
诺思
制度是重要的
中国的经济已经上了路，但现在和即将面临的问题可能比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还要多、还要难。其中，对于发展出有效的个人交易的制度而言，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非常关键的。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诺思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者和传播者，并因此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经济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领域中非常有影响、有魅力的研究方向。至今已有七八位经济学家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相关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1997年，“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简称ISNIE）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成立，诺思教授是该协会的倡导者和当选会长。诺思教授2015年11月23日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家中仙逝，享年95岁。
在过去20年里我有幸见过诺思教授四次。第一次见到诺思教授是在巴黎一大，第二次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后分别在上海和澳门又与诺思教授相会。其中在上海的见面时间是2002年3月17日。那天下午我应《文汇报》评论部季桂保先生的邀请，到文新大厦与诺思教授进行50分钟的对话。《文汇报》先在3月19日的报纸第1版做了报道，同月22日又在“论苑”版发表了我与诺思教授的对话实录，发表时的题目是“什么是有效的经济制度？”并配发了现场照片。由于时间久远，我已记不清当时对话的细节，只记得诺思教授站在文新大厦的顶层瞭望上海的市容，感叹不已。
这里的对话内容来自《文汇报》当时发表的版本，我没有再做修订。对话用英语进行，我当时的两位博士研究生章元和郭为根据录音整理并翻译成了中文。考虑到现在文献上都习惯使用“诺思”作为North的中文译名，我这里唯一改正的地方就是把原来发表时使用的“诺斯”改成了“诺思”。
另外，这次对话的内容看上去相对简洁，没有更多讨论中国的问题，也没有表达我对诺思的理论的评价。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把2015年11月底所写的一篇怀念诺思的小文章作为“外一篇”附在书后，供读者加深理解新制度经济学并进一步“走近”诺思教授。
张军：诺思教授，你好。我很高兴今天在上海见到你并能够在这里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沟通。这个机会的确是难得的。你也许已经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企业管理者对新制度经济学感兴趣。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生体制上的变革。我们希望更好地理解这个体制变革的逻辑以及如何预测进一步的变革方向。可是，在今天，我们仍想听听你是怎样看待经济中的“制度”的，另外，你可以再给我们定义一下“新制度经济学”吗？
诺思：制度是人们从事选择活动的理由。制度给人们的选择活动提供了激励。制度的重要性在很久以前就被经济学家认识到了。然而他们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来帮助我们认识制度的存在以及对经济的影响。过去的那些制度经济学家，比如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他的同事，他们有很多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关于制度的经济理论。而“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是我们发展出了一个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而这个理论的基本概念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提出的“交易成本”。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发现，我们才找到了解释制度的存在和制度变迁的方式。因为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制度经济学才称得上是“新”的。
张军：我知道，科斯以及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主要还是研究非常微观的问题，比如企业和组织结构的问题。这些工作当然也是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你的研究工作看起来与科斯和其他人是不同的。作为经济史学家，你想把科斯发展起来的“交易成本”概念和个人交换的思想应用于整个经济，以此帮助我们来认识经济体制的变化。
诺思：刚刚说过，科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的这个概念和理论是想帮助人们理解企业是怎样运行的。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人在内，都是想运用“交易成本”的概念来弄清楚“企业是什么”、“组织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等问题。但我认为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完全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整个经济在体制上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依赖“交易成本”的概念可以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活动等。这也就是我的主要工作。
张军：几年前，我们在巴黎第一大学见面时，你说过，新制度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的“动态理论框架”。是这样吗？
诺思：是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确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发展出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的动态理论是很诱人的工作。
张军：我知道你将要给复旦大学的师生做一个报告，能否给我们透露一些报告的大致内容？
诺思：我准备谈的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在转轨经济中的运用。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比较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更有效的演进途径。我们知道，研究证实，在博弈论中，如果参与的人数不多并且在连续不断地进行博弈，那么人们就趋向于选择合作而不是欺诈，但是，如果信息不对称的话，人们并不了解整个博弈，特别是在参与人数非常多的情况下，人们自己很难实现一个合作的结果，相反，欺诈会很流行。所以，必须设计一种制度来规范参与者，让他们明确自己的收益是什么，使他们趋于选择合作而不是欺诈。但是，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你如果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去，会发现人们至今还无法有效地发展出个人之间的有效交易。为什么呢？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史学家曾经研究了中世纪的欧洲。我们发现，当时之所以能发展出世界贸易和非人格化的交易规则，与当时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我说的政治制度是指保护个人产权、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执行这三样东西。这样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可以让个人之间的交换的代价大大降低。在中世纪的欧洲，个人之间在更大范围内的交易就是通过政治制度来保证的，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制度问题。对于一个转型的经济来说，将来肯定要面临的更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使政治体制的变革能以较低的成本来保证个人契约的有效实施。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我认为你们还没有真正解决好个人之间的更有效的交易的问题。
张军：谈到个人之间的交易方式，我想这里一定会涉及一个关于契约的实施问题。我并不是说现在的中国，人们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履约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在建立契约方面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我相信，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变革的关系。你知道，这需要时间来适应签约和养成保持信誉的惯例，我们有时总能听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说：“不，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时间，因为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不再欺骗和讲求信誉的好处。”
诺思：除了需要时间之外，我想你们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别人不讲信誉和不守约的原因，这样才找得到使他们讲信誉和守约的办法。千百年来，人们的思想是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所形成的。他们必须学会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就像在一个家庭和家族中一样。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他们会在心理上不自觉地建立一道防线来抵御新思想。所以，个人习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重塑人们的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自我实现。你知道，在西方国家，我们形成现在的制度花了500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历程，其中涉及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和思想的出现。在中国，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解决问题，我想你们至少需要20—50年的时间来为之奋斗。这就是你们现在为什么还存在这么多问题的基本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已经上了路，但现在和即将面临的问题可能比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还要多、还要难。其中，对于发展出有效的个人交易的制度而言，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非常关键的。
张军：我猜测你所关切的是，虽然经济发展了，但不要将进一步的经济发展陷入一个腐败化的格局中去，也就是说我们涉及了你提出的关于“路径依赖”的问题。现在亚洲的一些经济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问题。我们反复强调，中国的经济一定要防止出现“亚洲病”。根据我的理解，这个“亚洲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经济体在今天越来越难以摆脱过去的问题而形成的，它是一个“锁定”的结果。现在看起来，防止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是很要紧的。你觉得呢？
诺思：“路径依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般来说，制度在形成以后会相对稳定。但有的制度比较容易变化，而有的则很难变化。可是，我们不知道哪一种制度容易变迁以及它们在什么时候难以变迁。沿着你的起点遵循你已经走过的历程，“路径依赖”严格限定了你将来的选择。但是我们知道这正是现在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日本经济在体制上的“路径依赖”正是源于它固有的财政和金融体系，它们今天正在杀伤着日本的经济。日本经济已经衰退了十多年，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它的文化，而是体制的问题、路径依赖的问题。它的经济体制建立在它的政治结构内，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的结构，要摧毁这个利益的格局，打破这个“死锁”的状态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日本经济的困难其实是政治制度的问题。相反，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就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在经济层面上形成既得利益的牢固结构。在美国，市场经济之所以运行有效，就是因为政治上不能容忍垄断的企图，进入市场（不管是产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在美国就成为非常容易的事。只有进入变得非常容易，竞争才能真正存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不会出现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既得利益就难以形成足够的能力来阻碍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官商腐败的盛行表明了“路径依赖”的问题需要引起你们足够的注意。
张军：讲到这里，我想到了“新经济”的问题。在今天信息革命的时代，新经济或者网络经济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只有在政治上阻止在经济领域里形成牢固的既得利益，包括各种形式的垄断企图，经济的活力和动态性才能得到发展。
诺思：“新经济”正好说明美国的经济体制总是让竞争脱颖而出。在硅谷，企业的淘汰率惊人地高。在那里，每天发生的就好像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信息的革命就是信息成本的革命，它使进入市场变得更加容易。但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革命还没有完成，市场有不确定性是难免的。1993年，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金时，我太太问我，用这些钱干些什么呢？投入当时的股市吗？你想，那个时候是大牛市啊！可是我却把钱买了债券。不然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稳赚一笔了。哈哈……
2002年3月17日下午于上海文新大厦
（整理节录：章元、郭为）
诺思小传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1920年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生前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卢斯法律与自由教授及经济与历史教授、经济系卢斯讲座教授。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美国西方经济协会会长等职。2015年11月23日在家中逝世，享年95岁。
诺思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的杰出开拓者。他因在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获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代表作包括《美国的经济成长》（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ied States）、《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等。他的多部著作被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深远。
附录
外一篇 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教授，毫无疑问在新制度经济学这个领域是一位旗帜性的人物。他把制度的重要性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并且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讨论制度及其演变，这是开拓性的工作。由于对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的强调，他改变了长期以来制度不在经济分析范围之内的传统，因而赢得了西方思想界、学术界的尊重，他的研究也因之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意料之中的，也是众望所归。
当然，在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中，以诺思为代表的派别只是一个重要的支流。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其他众多流派，比如合约理论。张五常教授也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开拓者，他对合约经济理论的贡献至今尚未被人超越。与张五常专攻微观合约结构的研究不同，诺思对制度的研究基于跨度较长的经济史的研究，而且从学术背景上说，诺思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用计量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事件，他也是新经济史学的重要开拓者。诺思的研究作品中没有方法论的创新，也没有理论的模型，只有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但其中发展出的是重要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影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识。
2015年，我到深圳出席庆祝张五常教授八十华诞的学术研讨会，在会议期间大家还在问起诺思教授的身体状况，因为张五常教授提及他前几年得知诺思教授患病的消息，说情况不是特别好。我猜想，如果诺思的身体许可，他也许会出席这次学术活动，或者录制一段视频，或写封祝寿的信过来，无疑也会为这场学术活动增添很多光彩。很可惜，因为患有重病，他无法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没有想到的是，我从深圳回到上海没有几天，就收到了诺思教授逝世的消息。
诺思教授去世时95岁，已是高寿了。认识他、见过他的人大概都知道，诺思教授是一位性格特别开朗的老人，如果面对面跟他讲话，你会发现他有很多让你惊讶的语言，还有一些让你惊讶的动作。他像一个孩子，非常单纯。他又非常幽默，好像从来没有过烦恼，讲起新制度经济学，讲起他对制度的研究和思考，他会滔滔不绝。我相信他是一位对人生比较乐观或者说非常乐观的长者。我也相信，这是他很长寿的原因之一。
诺思跟张五常先生关系非常密切，张五常先生曾经风趣地说诺思也算是他的学生，当然我们知道诺思要比张五常先生年长15岁之多。但五常先生说的也没有错，因为诺思曾经是张五常先生课堂上的一位学生。不仅有这层关系，更主要还是因为诺思对张五常先生在制度经济学方面表现出的天赋非常尊敬。我见到诺思的时候，他也会提起张五常的名字，并且认为张五常先生是他非常好的朋友。所以诺思过世，我相信五常先生是非常悲痛的，我也期待读到五常先生纪念诺思的文字。
我曾四次见到诺思教授。第一次见到他是1998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新制度经济学会”第二届年会上，那个时候我也是该学会的会员，而诺思教授是主席。后来在美国旧金山，同样是“国际新制度经济学会”的年会上，我们又再次见面。2002年3月，我们在上海《文汇报》的安排下有过第三次见面机会，并进行了对话。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是2007年3月，那是在澳门大学，我和他被同时邀请出席在澳门大学举行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高级研讨会。来自英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诺思教授跟莫里斯教授作为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做了大会的主旨演讲。
在澳门的这个会议上我跟他有两天的接触时间，我们一起出席了主办方安排的所有活动。老人家精神非常好，红光满面，经常开怀大笑。我看得出他喜欢喝酒，也爱抽烟，所以相信他是一位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的学者。而且会议还特意安排我们到澳门的一个葡萄牙式的城堡上进行过一次晚餐，晚餐之前是喝酒聊天的时间，他喝了很多酒，我跟他也聊了很多。
诺思教授所发表主旨演讲的内容，是就经济发展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再次做了阐述。这一发言主题跟他之前的著作、论文和演讲的要点是一样的，他特别强调只有好的制度才会推动好的经济发展。我想他头脑中所谓好的制度以及好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基于他对英美以及欧洲的历史所做的深度分析。他特别对欧美几个主要国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当然还有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制度在这些国家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我们现在能知道的所谓好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在英美看到的那些制度，而那些制度是英美先后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原因。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都阅读过诺思与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P. Thomas）合著的那本重要作品《西方世界的兴起》。在这本书里他们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的发展，并给出了他们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那次澳门会议上我问过他，究竟什么是所谓好的制度，他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他所说的在英美看到的那些制度。概括讲，他所说的好的制度包括了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的私人产权、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独立的司法以及民主的政府等。
由于制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不容易轻易断言，所以读诺思的著作和论文，不难发现在对待国家和政府的问题上，他早期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比较简单，包括对意识形态的思考也是非常不成熟的。我想这也是他在晚年非常纠结的重要问题。相对而言，他早期的研究更多是集中在对产权的分析方面，即使在研究独立的司法如何重要这个问题上，他也理直气壮，发展出了有说服力的思想。但是一旦涉及政府或国家的角色，包括对意识形态的看法，他早期的作品都没有给出非常完整和有深度的分析。这使得他在晚年实际上更多地去思考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的问题，甚至把它们进一步推广到了整个文化领域。
总而言之，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有贡献的，这个贡献就是它重新让我们注意到了制度在解释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我想也许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贡献，就是所谓“有好的制度才有好的经济表现”。这是诺思在生前一直坚持和传播的最重要的命题。
我们中国国内的学者，无论是老一代经济学家，还是新生代经济学家，在过去20年中都深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特别是在1990年代，当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很多领域都面临制度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等，都涉及如何建立更有效的产权制度，如何更好地来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断向最佳实践的体制模式去靠拢。
我有幸在1991年就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本关于产权经济学的著作《现代产权经济学》，没有想到我那本书在当时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那时有很多在校学生和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读过它，因为几乎没有人不关注产权制度的改革。而我写这本书时，也深受新制度经济学包括诺思理论的影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诺思通过他的新制度经济学其实影响了至少两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可以说诺思和新制度经济学间接地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然，因为知识的不断普及，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陆今天的影响力已不如当年，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广泛的传播，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开始知道什么是制度，什么是好的制度，制度是怎么演变的，什么是制度演变的推动力量。我想今天继续阅读诺思著作的学者或者学生可能已经不太多了，因为诺思发展起来的分析制度和制度变化的经济学框架已广为人知了。但是诺思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思潮的存在，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新制度经济学除了作为一种思潮影响了我们之外，我认为它也给我们这些身处中国发展与制度变化中的本土经济学家带来了疑问，当然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疑问，那就是：中国并不具备诺思所定义的那些“好的制度”，而经济增长为什么在中国发生了？西方经济学家依据现有的理论，包括诺思的理论，并没有能够预测到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而且时至今日，每当中国经济遇到下行的时候，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总是会预测中国行将崩溃。这在根本上是现行经济理论的缺陷造成的，因为我们在中国以及之前在东亚经济中看到的很多现象并没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之内，西方经济学家因为不能很快地理解这些现象便排斥它们。
在2015年11月13日举行的张五常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上，我就以这个问题作为演讲的主题。在那次发言中，我主要讲的一个想法是：“好的制度推动形成好的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命题，是基于欧洲特别是英美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命题在用来解释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包括解释东亚经济发展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是存在着问题的。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表现，如果用诺思的分析框架是得不到很好解释的，因为西方意义上所谓“好的制度”并不能套用在中国的现实状况上，中国的经济保持了平均9.7%的增长长达35年，这需要寻找新的解释。我在演讲中提出，要观察中国的经验，用中国的经验寻求解释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发展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现存理论，也就是诺思所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
据我所知，以这一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有这样一个实例：2008年，美国比较经济学会会刊《比较经济研究》（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邀请了我的朋友、美国经济学家谢千里（Gary H. Jefferson）教授为这本杂志创刊50年撰写一篇纪念文章。谢千里选择将中国经济作为这篇文章的主题。当时他曾将初稿发给我，希望我做出评论。他在这篇文章里重点讲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跟现代主流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文中提到了诺思的理论，提到了产权的重新界定，也提到了制度变迁的理论等。
表面看来，已有的关于二元部门的经济发展理论，关于库兹涅茨的结构变化与增长的理论，关于索洛的增长模型等，似乎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验证。换句话说，中国经验可以提供检验这些理论的机会。的确，我们现在有大量研究论文通常都选择所谓“来自中国的证据”作为副标题，表明中国可能对现在流行的一些经济学理论假说提供支持。但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中国经验就没有扩大现有经济分析的范围，中国无非是为西方现在流行的这些理论提供了一个实验室，难以对经济学做出贡献。但事实上正如谢千里那篇文章所谈到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当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不同的制度安排，而那些制度安排并不在诺思分析的范围之内。
诺思说有“好的制度”才能有好的经济发展，而如果把诺思所说的“好的制度”的清单拿过来，跟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相应制度安排去对照，我们会发现中国的这些制度都难以被贴上诺思所定义的“好的制度”的标签。那怎么来解释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其实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有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开始试图去寻找中国成功经济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细致的观察让他们发现，在制度层面上，我们会发现中国有大量非正规，甚至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它们并不标准，因此也难以被认定为“好的制度”，却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近美国的《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遴选了创刊以来引用率最高的几十篇论文，其中有一篇论文在过去十年里的被引用次数超过了2200次，平均每年超过20次，这篇论文就是中国经济学家钱军与他的美国老师等三人合作的一篇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论文，题目叫作“法律、金融和中国的经济增长”（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这篇论文之所以赢得这么高的引用次数，就是因为它解释了尽管中国的法律制度和金融制度不符合诺思定义的“好的制度”，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有别的制度在发挥着类似的功能。
比如说，中国比较好的秩序是怎么来的？如果不是来自独立的司法，那来自何方？我想中国也没有诺思所说的英美金融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也需要金融的支持，那么中国是以一个什么样的金融制度来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金融需求的？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深入研究了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那些非标准的制度的存在，以及那些制度为什么会形成经济的增长。我想这就是典型的用中国的经验乃至中国的观察，拓展现有经济分析范围的一个很好的努力。
同样，在张五常教授的研究中，特别在他几年前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两个非常重要的来自中国的经验，而这两个经验现象在现有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其他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围里面是没有被包含进去的。第一个经验就是关于产权的细致安排，因为诺思所说的完备的私人产权制度其实在中国并不真正存在。但是张五常教授根据中国的经验发现，在中国有一套关于使用权的安排非常有效。在中国，它的界定与分配比所有权更重要。换句话说，现有的经济分析的范围里面只有所有权的分析，没有使用权的分析，中国的经验恰好显示出使用权脱离于所有权之后的相对重要性，而这一点正是常常被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所忽视的。
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花了很多篇幅来讨论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如何可能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作用。同时他的这一分析也极大程度上充实了西方的合约理论，使之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完备。
张五常在书中讨论的另一个中国经验是县际竞争。他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县际竞争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而虽然西方很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县际竞争或者地方政府的竞争，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没有将其纳入分析范围。所以在文献上，我们找不到帮助我们来理解地方政府竞争这一现象的理论，而中国的经验在张五常那里就成了可以扩大经济分析范围的一个重要经验，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身处中国可能拥有的对经济学做出贡献的一个绝佳机会。
所以，如果我们不从中国经验出发，而是教条地接受诺思的理论并将之套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上面，那么我们就会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中国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理论所做出的预测并不吻合，更不在现在主流经济分析的范围里面，所以很难对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有帮助。而如果我们能够不受现在流行的这些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束缚，更深入地观察中国的经验，那我们就有可能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寻找到解释经济发展的更有效理论。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基于中国经验来拓展现有经济分析的范围。
我想，今天我们悼念诺思教授，不是因为诺思教授的理论可以很好地预测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现实。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紧密的关系，同时也因为有了这个关系，才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经验如何挑战了诺思的理论，才有可能让中国的经验去拓展现代经济分析的范围，从而对经济学做出贡献。
2015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