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要达到这一理想，只有国内的安定康富还不够，还要有无限广阔的疆土，四海咸宾的局面。可以说，朱棣自即帝位后，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而首当其冲者是解决蒙古问题。我们解剖了明成祖的蒙古政策，也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整个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
明代元而有中国。其初，“顺帝北出渔阳，旋与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 。元顺帝继承人爱猷识理达腊、脱古斯帖木儿先后改元宣光、天元年号，仍以大元帝国自命，历史上习称之为北元。从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有一个明朝与蒙古部族政权对峙的局面。洪武年间为解决蒙古问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朱元璋曾先后派徐达、李文忠、冯胜、蓝玉等名将以及秦、晋、燕诸亲王出塞北征，虽有挫折但多所胜利。与这种武力打击的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了一整套的防守与怀柔政策。在北部边塞，从东到西他安置了辽、宁、燕、谷、代、晋、秦、韩、安、庆、岷、肃诸王(有的亲王洪武时未就藩)，节制诸军镇守边防，并用优厚的待遇吸引故元势力归附。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是极有效的，再加上北元内部的分裂与纷争，明帝国对蒙元的斗争取得了主动。
朱棣即位后，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而又有所发展，同样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朱元璋、朱棣的蒙古政策包孕着缺陷，这不仅使洪永朝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蒙古问题，而且他们的政策模式留给后世，也酿成了一系列问题。所以，《明史》兵志说“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其中“北虏”一直是北方的重要威胁。
一、夷入于中国而中国之
像历代中原统治者一样，明朝皇帝对周边民族采取了怀柔政策。
明初从洪武到建文、永乐年间，北元由于明朝的打击和内部的纷争，势力逐渐衰弱，并且分裂为三个大的部分，即西部的瓦剌、中部的鞑靼和东部的兀良哈，但明朝人又将所有蒙古人习称为鞑靼。
如何对待鞑靼和瓦剌的归附者，是明朝政府怀柔抚绥政策的重要内容。
朱元璋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称言 “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 ，以民族革命相号召；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元朝正统，称蒙古人做皇帝是“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 。“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并说“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这显然是为了讨好元朝君臣，争取他们不战而降。他明确指出，如果元君能敬顺天道来归降的话，“朕当效古先王之礼，俾作宾我朝。其旧从元君仓卒逃避者，审识天命倾心来归，不分等类，验才委任。其宗伯王驸马部落臣民能率职来朝，朕当给换信印，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民复旧业，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 “残元领兵头目”，“有能率众来归，一体量材擢用”。“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诸人”，“自归附之后，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 。他还批评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说：“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勿徇其弊也。” 又言：“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又皆以胡为之长，不惟尸位而已，实为奸吏愚弄假威窃权，以生乱阶。” 在强大的和平攻势面前，北元官员将领纷纷归附明朝。朱元璋践守前约，量材录用，厚给官职爵禄。如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侍御史商暠招集王保保河南旧将士，得元参政副枢等五百八十余人，军士一千六百六十余人至京师，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锋” 。洪武八年三月壬戌，以故元国公卜颜帖木儿为察罕脑儿卫指挥佥事，其镇抚千户、百户五十七人，俱以元平章知院等官为之 。
朱棣继承了朱元璋这一政策，标榜任人唯贤，“不分华夷”，对于降附者的优礼厚遇，视洪武时期往往有加。
永乐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卫所镇抚陈恭上言：“侍卫防禁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上览毕以示群臣曰：“所言禁卫宜严甚是，但天生之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用金日■，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盖知其人之贤也，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
这一段话议论得十分透彻，全面地表述了朱棣对鞑靼、瓦剌归附者的政策。在这里不仅显示了朱棣的恢宏度量，而且表明这项政策的提出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元朝“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视为其灭亡的直接原因，在这一点上超过了朱元璋，是很有见识的。
同洪武时期一样，朱棣对漠南北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 。这就是所谓“羁縻卫所”。对于腹里的归附者，或是归附后迁入内地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以爵禄，或令充军伍，这就是所谓“鞑官”和“鞑军”。永乐时期，鞑官和鞑军的数字空前地扩大了。
朱棣与鞑靼人 的关系，渊源甚深。早在为燕王时，他的军队中就有很多“鞑卒”。建文帝曾指责朱棣私纳智谋壮勇之士图谋不轨。朱棣辩解说：“盖臣府中有鞑军百余人，悉是洪武间归附。朝廷处于北平，皇考命于护卫岁给衣粮，以备御虏防边之用。” 其实，燕府中的鞑军当不止百人。“靖难之役”中，朱棣还与蒙古私相往还。建文二年二月，“鞑靼可汗坤帖木儿，瓦剌王猛哥帖木儿款北平……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刘哈利帖木儿等自沙漠率众至北平助，燕王大加赏赍” 。建文三年十一月，“北虏通燕，寇铁岭卫，杀百户彭城” 。这些鞑靼将士英勇善战，在战斗中“胡骑军官最近左右” ，“每简其精锐使从征伐，得其死力” 。朱棣夺取皇权，得鞑靼将士之力甚多。
夷入于中国而中国之
朱棣即位之后，出于政治需要，更加强了对鞑靼人的笼络。对归附者，除根据原有地位授予官爵，赐予布钞袭衣外，有时还给予牛羊孳畜。如：永乐三年六月乙丑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说：“前归附鞑官阿卜都罕等八人，鞑民十九人，令尔给予畜产，官牛十，羊五十，民牛六，羊二十。” 在普遍给赏时，对鞑靼人的赐予要比汉人多。永乐九年十二月庚戌，礼部尚书吕震言：“京卫官军俱锡棉花棉布为冬衣，各卫寄居鞑靼官军宜准此例赐之。”朱棣说：“待远人当厚，命赐都督、都指挥、指挥，皆织金■丝衣，千百户卫所镇抚■丝绫衣，舍人头目■绢衣，旗军人等胖袄袴鞋。” 但是，大部分鞑官在平时没有实际工作，只是在战时让他们从征。比如，永乐元年十月，朱棣对兵部尚书刘俊说：“武臣中有鞑靼人，多不识字，难委以政，故只令食禄，遇有警急，则用以征伐” 。又如永乐三年九月丁酉，“陛陕西都指挥赵忠脱列干为后军都督佥事。脱列干食禄不视事”。己亥，“陛散骑舍人朱秃儿为锦衣卫指挥佥事，赐金带，食禄不视事” 。由于鞑官的待遇优厚，而又悠游无事，因而有的汉人反“冒鞑靼名以避政事”，致使皇帝不得不下令兵部“晓谕其改政，不改政者罪之” 。对于边外归附的鞑宫，为了便于控制，明廷鼓励他们进入内地居住，或居住京师。永乐七年九月壬申，“鞑靼虎力罕等率家属来归，奏愿居京师，赐钞币衣服，布绢鞍马牛羊米薪居第，及日用什器皆给之。自是有来归愿居京师者，赐■准此例。若元之故官，则第高下授之职，食其禄而不任事” 。永乐十年二月乙丑，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宋琥说：“其诸虏及新附者，尔与丰城侯李彬熟计之，悉送京师，预法提备，毋致■窜。” 除归附的鞑军外，也有垛集鞑靼百姓为军的情况。永乐三年六月乙丑朔，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灵州鞑靼宜垛集为兵，以足边备。”朱棣命之“斟酌人情，可行则行”。
吴允诚和金忠是鞑官中的突出例子。
吴允诚原名把都帖木儿。是鞑靼平章，于永乐三年七月自塔滩率部属五千余人、驼马三万余匹诣甘肃归附。总兵官左都督宋晟留其家属于甘肃，遣人送到京师。为了表示对归附少数民族人员的宠异，朱棣往往要赐以姓名 。朱棣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诚，授右军都督佥事，赐赉甚厚，令其仍率部属居凉州，谕兵部榜谕缘边将士毋有侵扰，并给牛羊孳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挥牛十四，羊七十；指挥牛十二，羊六十；千百户卫所镇抚牛十，羊五十；其随来军民每户牛六羊二十，家属给衣鞋布钞有差。朱棣命宋晟加意抚绥，俟吴允诚等居住既定，选其中壮勇或二百三百五百，参以官军三倍，于塞外巡逻，侦察。“非但耀威，亦以招徕来附者” 。朱棣厚待吴允诚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吴允诚受朝廷厚恩，因而对明朝颇为忠诚。永乐六年二月，吴允诚领军队从征卜哈思之地，以“捕虏”功升右都督。九年四月升左都督，与中官王安追“叛虏”火脱赤至把力河，获“虏”人口马驼牛羊而回。十年正月封恭顺伯。十二年从征沙漠 。永乐八年吴允诚从征沙漠，其时，凉州鞑官千户虎保等叛，并协允诚所部同叛。允诚妻与其子管者及所部都指挥保住卜颜不花等不从，遂率众擒获叛者。朱棣赐敕褒奖说：“以妇人而秉丈夫之节，忠以报国，智以脱患。”陛其子管者，并厚赍赏之 。永乐十五年吴允诚卒。其子孙亦多有功，封侯伯，赐美谥 。吴允诚归附之后“降附者益众”，“边境日安，由允诚始” 。永乐七年七月乙未，鞑靼丞相咎卜王亦儿忽秃典住哥及平章都连脱儿赤及司徒、国公、同佥等“各率所部来归”，其众“三万”，“牛羊驼马十余万” 。这说明朱棣对鞑靼的抚绥政策很成功。
金忠，原名也先土干，因在漠北受忌于阿鲁台，于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北征途中归附。朱棣说：“鸟兽穷则依人，黠虏亦然。彼既来归，我须之以恩。”“宜厚意抚绥其家及部属。其资财孳畜一毫勿有侵损，庶不孤远人来归之心。”又对也先土干说：“尔以诚心归朕，朕以诚心待尔。君臣相与，同享太平之福于悠久。”然而，当时也先土干的归附，并非尽为“慕义”，不过是想借用明朝的力量对阿鲁台进行报复。朱棣北征不见敌人踪迹，得也先土干如获至宝，大加宠异，超乎常格。他对也先土干说：“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吾赤子，岂有彼此？”于是，赐也先土干名金忠，封忠勇王，与铁券金印，玉带绮衣金币，时时侍从。赐宴时，坐于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辍以赐之”。行军时“上乘马，金忠一骑后随”。金忠部下的官属，都被授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在朱棣的感召下，也先土干等皆叩头呼“万岁”，且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
优待鞑官，甚至对其归而复叛亦不甚罪之。如永乐八年十一月，凉州鞑官千户虎保亦令真巴等叛，朱棣“以其惑于流言，非其本心，挈家远遁，遣指挥哈剌那海等赍敕往宥其罪，使皆复业。在感召之下，虎保亦令真巴等率妻子万二千余来归罪，“上悉赦之” 。九年九月，甘肃“土鞑”官军叛而复归。朱棣说：“土鞑官军比因人言鼓惑，惊惧逃叛，盖非得已。今既复回，罪亦可恕，亦善加抚绥。待之如前。” 可以说是来去自由，至为宽大了。
但是，由于鞑靼、瓦剌对中原时有侵扰，明廷也对鞑靼、瓦剌时有征伐，因此，作为封建统治者，不管朱元璋还是朱棣，对其归附者不得不有所戒备。
朱元璋说：“吾虑其难处，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盖此辈初绌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不如遣之使来，处我宦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方可无患。”
永乐二年冬十月庚午，朱棣对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说：“鞑靼率多来归者，虑有诈谋。古云受降如受敌。其悉调山西都司、行都司，并太原三护卫骑士赴大同操备。” 永乐三年八月癸未，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曰：“比闻鞑官伯克帖木儿率众来归，可遣人慰抚，导之入境，然须密察其意。若有诈谋，易为制驭。语云，受降如受敌，不可不慎。” 永乐十年五月己丑，敕镇守兴和都指挥王唤等曰：“今指挥岳山自虏中还言，鞑贼有为阿鲁台划计者，欲缘边副掠，宜谨守城池。或有以进马以归附来者，须详查其实，勿遽纳之。”
对于鞑官则不授以重权。丘浚说：“仰惟我祖宗朝，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赐之以封爵，膺之以显任。惟于五府诸卫之长诸边总戍之任，则有此限制，而不得以专。盖有合于唐人不用番将为正将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 王世贞说：“祖宗时番将有功，虽累封至侯伯，不得五府都司卫所印及总兵镇守，或入奉朝请，或于各镇住牧。惟有征行，则遴所部精骑以从，或别将则副大帅耳。” 朱棣对鞑靼、瓦剌人的优厚礼遇，是建立在他们承认明朝的宗主权、臣服于明皇朝这一基础之上的。既然这样，他们受到的待遇，就不可能完全与汉人平等。
一些大臣也担心在辇毂近甸安置大批的鞑靼人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要求朝廷给予限制。自洪武时期起，为了消除元朝的影响。促进蒙古族人和汉人的同化，明朝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以使蒙古人忘掉自己的民族传统，做明朝驯服的臣民。洪武元年禁胡语胡姓 ；洪武四年禁胡礼 ；洪武五年再申民间妇女服饰之制 ；同年，又令蒙古色目人不许与本类嫁娶，违者治罪 。朱棣即位后，继承了这一政策。无疑这种强制性的同化措施，是包含着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歧视的。这与前述的对鞑官的不尽信任，是不利于对他们的怀柔和争取的。致使有的鞑官与明朝貌合神离，“犷悍如故” ，一遇变故“甚至乃有为虏乡导者” ，“有因事欲北徙者” 。
然而总的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怀柔政策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论是边外羁縻卫所的首领军士，还是腹里的鞑官鞑军，大都忠于明朝，并为之效力。他们对明朝授予的封号官爵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极高的荣誉和统辖本部属的依据。他们将朝廷颁发的玺印诰命辗转相传，世世宝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挣脱俄国的羁绊重归祖国时，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并将其献给清政府。 永乐时期北部边境的大体安静，这种怀柔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大批的鞑靼人入居内地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给鞑官的俸禄过高，以致供鞑官一人之禄可瞻京官十七员半 。因而正统时有“以有限之粮，而资无限之费，欲百姓富庶，而仓廪充实，未之有也” 的感叹。但这与制驭鞑靼、瓦剌的大略宏图相比，毕竟是次要的。
二、商贾贸易，一从所便
蒙古人退居塞外后，比成吉思汗时期以前处于更孤立的状态，蒙古与明朝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停顿了。由于游牧生活，从前工匠和农民的住地都成了草地 。但是，他们对于粮食、纺织品和铁器等金属制品的需要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大倒退，但由于蒙古入主中原达百年之久，中原地区的影响并不能马上消失，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也不能马上改变。比如他们吃的是“食兼黍谷”，并非全是肉乳；他们穿的是“衣杂缣布”，“富者至被缇绣” ，“食最喜甘，衣最善锦”，其首酋愈以“衣锦服绣”为荣 。但这些物品皆非草原所产，为了生活，不得不向中原或其他地区求得。其手段不外乎“以掠或易得之”。甚至在与明朝处于交战状态时，蒙古人也悄悄与守边士卒进行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 。说明了商品交换的不可避免。
明朝廷当然了解这种情况，对同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贸易一向控制甚严。它一方面利用贸易作为控制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手段，同时也用贸易对其示以怀柔。另一方面，明朝为了边防，需要大量马匹，这使得与蒙古等地区的贸易势在必行。
洪武时期，对于边地的贸易有很细致的规定。马文升说：“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抚治四夷，示之以威，怀之以德，彼皆顺服，岁时进贡。其所食茶、铁锅、铜器、罗缎等物，奏奉明文方才给予，及许令各该番人四时前来各边交易买卖，委官管领。当时法度严明。” 一切不经朝廷许可的私人贸易都严格禁止。《大明律例》中上述禁令的条文繁复重叠 ，反映出明廷对这一问题重视的程度。明人认为，这些规定是为控制战略物资的出口，亦为了减少因贸易引起的纠纷，一切蒙古人所需之物均在朝廷掌握，则可以“操纵机宜” 。
朱棣即位之初，为显示宽仁大度，对北部边疆各族的贸易似乎稍有放宽。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一月壬寅，朱棣遣使赍敕谕兀良哈、鞑靼、野人诸部曰：“朕今继承天位，天下一家，溥海内外，俱效职贡。近边将言尔诸部酋长，咸有归向之诚，朕用嘉之。特令百户裴牙失里赍敕谕尔，其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买贸易，一从所便。欲来朝贡者，与使臣偕至。” 同时，由于“靖难之役”，天下马匹损耗甚多，全国仅有马两万三千七百余匹。为巩固政权和边防，朱棣十分注意马政，一方面“严督所司，用心孳牧” ，同时开民间养马之禁 ；另一方面就是加强与产马地区的贸易，大量买马。
一种交易是不定地点，价格由官方规定：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壬辰，“陕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于宁夏市马，请官市之，以资边用。上从之。命有司偿其直。上马：每匹给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军民私市者禁之” 。
永乐七年七月乙酉，“敕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官帑有绮帛布钞，可与新附鞑靼易马。良马勿吝直，次者亦酌量增直易之” 。
大量的贸易以朝贡的形式出现。蒙古和其他民族的使节或商人，赴边境或进京贡马及方物，朝廷以赏赐的形式给予报酬，或直接给予货值。马和方物都有定价，赏赐有定额，如果赐赉不足额，进贡者则会不满。这种进贡，实际上是各族首领或商人与明廷之间在做买卖。在这种贸易当中，朱棣的方针是“怀柔远人，宁厚无薄”。不仅给货值，还要给予丰厚的赏赐。蒙古和其他各族来朝贡马及方物的记载，不绝于史书。比如：
“永乐元年十一月丙子，兀良哈头目哈儿歹遣其部属脱忽思等二百三十人来朝贡马。命礼部赐钞币袭衣，并赏其马值。上马每匹钞五十锭，中马四十五锭，下马三十锭。每匹仍与彩币表里一” 。
二年四月己丑，指挥萧上都等自兀良哈还。鞑靼头目脱儿火察、哈儿几歹等二百九十四人随上都等来朝贡马，命脱火儿察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哈儿歹为都指挥同知掌朵颜卫事……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及白金钞币袭衣。脱儿火察言，有马八百余匹留北京，愿易衣物。命北京行后军都督府及大仆寺第其马之高下，给价偿之” 。
“三年三月戊戌，哈刺温等处鞑靼也里麻等五十五人来归，贡马。命礼部如例赏之” 。
“九月庚子，款多伦地面鞑靼纳哈刺等来朝贡马，赐之银钞彩币” 。
在东北和西域，明朝同样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市易朝贡关系。这是明朝控制东西双方以箝制鞑靼和瓦剌的手段之一。“辽边西壁近虏，境外多物产，如貂皮人参材木鱼鲜之类” 。但洪武时期，对辽东的贸易管理甚严，以至“凡公差人员，不许捎带松榛等物进口渡海，违者一二斤、三五两俱分尸，号令所过，官司纵容，一体治罪” 。女直、兀良哈头目经常赴内地贡马。永乐时期，在辽东开原广宁设立了三处固定的马市，定期开市贸易；又规定女直部落一年一贡、每贡一千人，兀良哈三卫一年二贡，每贡三百人，计每年赴内地朝贡者一千六百人，而实际不止此数。朝廷给予来贡“夷人”的赏赐也有定额。另外，朝廷还花费大量经费用以晏赏、迎驿。这些措施加强了同东北各民族间的联系。巩固了东北边疆，也削弱并牵制了鞑靼侵扰势力。
西北方面，永乐初明朝就与当地诸民族建立了通贡关系，抚之甚厚。
永乐四年八月壬子，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曰：“西北番国及诸部落之人，有来互市者，多则遣十余人，少则二三人入朝，朕亲抚谕之，使其归国宣布恩命。”
以贸易关系为手段来争取少数民族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与西番的茶马贸易是明朝与少数民族贸易的重要部分。河州一带是西域门户，控制河州，才能使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永乐时期的翰林学士解缙说：
(河州)善马之出，布于天下。先是，民商夷虏利相售易，或相杀害。而中国之货马贵。中国之货以荈茗为上……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马司河州，岁运巴陕之茶于司。官茶民得以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杀害之风帖息，而茶之缪恶亦少。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而夷人亦往来慕知识效信义，有仕为臣者，不但茶马之供而已。
朝廷茶马之禁甚严，“虽勋戚而不宥”。洪武三十年，驸马都尉欧阳伦坐犯私茶，竟然赐死。布政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家人等皆坐诛，茶货没入官 。朱元璋说：“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 永乐时期，仍与西番保持了茶马贸易关系。
永乐三年二月，朱棣谈到禁夹带私茶布帛青纸出关时曾说：“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 但看其永乐六年等令谕，其禁令之严或踰于洪武时期，大概也是“制驭夷狄不得不然吧”？
永乐五年十月壬辰，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旧禁军器出境。近闻有鬻于外夷者，此边将失于关防之过，目今须严禁约。
六年二月戊子，何福奏凉州诸卫士军多私出外境市马，请按其罪……从之。
六月丙申，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旧禁■丝绫罗与外夷交易。比闻军民裁制衣服与回回易马，贪利违法，尔更申明其令。
同年，令谕各关把关头目军士，务设法巡捕，不许透露缎匹布绢私茶青纸出境，若有仍前私贩，拿获到官，将犯人与把关头目，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有能自首免罪。
永乐十五年再次申谕：国家兵器以御外侮，近有小人贪图货利，私鬻出境，反以资寇，宜严禁止，犯者虽勋戚不宥。
禁令十分严厉。所谓“商贾贸易，一从所便”云云，是在朝廷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
明天顺中，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的马文升说：“四夷来贡，慕化之诚；朝廷优待者，柔远之道。此前代所行者，亦我朝廷之故事也……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振沙漠，四夷八蛮，罔不来贡，赐以彩缎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丰厚，使之餍饫，所以畏威感恩蛮夷悦服。” 朝贡和市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少数民族的生活需要，也有利于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和边疆地区的稳定。朝廷也因而得到了大量的马匹。
但是，通贡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以西域贡使言之：
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其中又有贫无依者，往往投为从人，或货他人马来贡，即名贡使，得给驿传。所贡之物，劳人运至，自甘肃抵京师，每驿所给酒食刍豆之费不少。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直，其获利数倍。以此，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缘途军民递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俟候于官，累月经时，妨废农务，莫斯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贸易货物以归。缘途有司，出车载运，多者至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女。归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无敢与较。其为骚扰，不可胜言。
东北方面的贡使，也有类似的问题。
在朝廷把“四夷来朝”看作归顺或向化；而“四夷”未始不把朝廷的赏赐看作是软弱纳款。永乐以后，政治腐败，国力召衰，兀良哈、鞑靼甚至借武力邀贡、添贡。贡市非惟不能抚怀边外，反成了肇祸之源。正统成化以后，纷扰不已。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引用明人张涛说：“今日缺贡，明月补贡，今日革赏，明日补赏。塞上血未口乾，胡马之嘶风踵至。”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甚至痛切地说：“是我不能以羁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
三、对东北地区的经营
元朝建国“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其疆域是很大的。元顺帝退出塞外后，仍然在东西广大地区内有着相当的影响，并企图借其力量以图中原。明朝如据有东北和西域，不仅可以削弱故元的势力，而且可对其收包围钳制之效。反之，明朝则处于蒙古势力的包围之中，不仅难于制驭蒙古，而且会影响到明政权的巩固。因此，控制东北和西域，是明初对付故元蒙古势力的要务。这里先说朱棣对东北地区的经营。
洪武初，元将纳哈出拥兵辽东，东北地区的女直族、高丽族等仍然处于其控制之下。朝鲜，时称高丽，还保持着与北元的臣属关系。北元君臣曾多次企图借助朝鲜的力量恢复中原 。因此，明朝必须控制东北地区，切断北元与朝鲜的联系。嘉靖时兵部右侍郎王之诰说：“辽北拒诸胡，南扼朝鲜，东控夫馀真番之境，负山阻海，地险而要。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 这段话，准确表述了明朝与北元争夺东北的重要性。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派符宝郎契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 。第二年，再派契斯赴高丽封其王，“凡仪制服用，许从本俗”，“式遵典礼”、“作镇边陲” 。高丽于洪武二年五月辛丑停元至正年号，洪武三年七月乙未始行洪武年号，奉明朝正朔，纳元所降金印。然此时高丽仍首鼠两端，与北元使节往来不断。
与此同时，朱元璋一方面不断遣使招谕东北地区官民归附，另一方面派兵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洪武四年元月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同年，在辽东设立定辽都卫，八年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 ，辖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 。北元大批将领、女直头目相继归附明朝。朱元璋陆续将辽王、宁王、韩王封于广宁、大宁、开原等地，以扼制辽东 。洪武二十年，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降。二十二年，朱元璋在东北西部广大地区直朵颜、泰宁、福余等三卫，以处纳哈出降人，明朝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展了。二十年十二月明廷咨高丽国王，以鸭绿江为界，“不得复有侵越” 。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更名称朝鲜，几经周折，明朝终于和朝鲜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将其列为“不征之国”以戒子孙 。朝鲜和北元的联系被切断了，北元借朝鲜之力恢复中原的希望也落了空。明朝进一步巩固了在东北的地盘，洪武时期，明朝势力已达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
永乐时期，国力强盛，朱棣锐意征服鞑靼、瓦剌，又因为明朝政治中心北移，所以更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的李承勋说：“国朝建都于燕，亲以九鼎之重，扼胡人之吭，而拊其背。辽在侯甸间，与宣大错峙为三雄镇，以藩屏京师。天下无事则并力以抗胡，有事精兵数十万，指麾可集，而天下固以服其强矣。”
辽东地近鞑靼，兀良哈三卫时与串通，造成边患，因而在军事上仍以防备鞑靼的寇掠为重点。仅建文四年八月至永乐元年十二月，辽东都司就连续向朝廷报告军情：“缘边胡寇窃发不时”，“近虏寇盘山驿，虏掠人畜”，“虏寇懿德塞三昼夜，破寨栅，官军与战不利”。朱棣则不断下令：“严固边备”，“谨守疆场” 。
其次是遣使招抚东北广大地区的汉人、女直人、鞑靼人：
永乐元年五月乙巳，赐东宁卫千户王得名钞百七十六锭，彩币七表里，纱衣二袭。得名先往朝鲜招抚辽东散漫军士复业。男妇来归者万五百二十五口，故嘉之。
二年八月庚辰，遣使赍敕谕潭州漫散人民曰：昔太祖皇帝设三万卫，所以安养军民……尔等不得已流寓潭州……特遣千户高塔海贴木儿等赍往谕。尔等即同父母妻子复回本处，仍旧居住，毋久■栖在外，徒自苦也。
朱棣十分关心女直的情况，曾亲自讯问女直地方的风土山川 。永乐元年，朱棣派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 。永乐二年又派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辽东安抚女直之地，拟设建州卫，“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 。于是，“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乐初相率来归。明朝“因其地分设卫所” ，“选其酋长授以指挥千百户等官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 。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是朱棣巩固开发东北边疆、控制鞑靼的重大措施。“奴儿干都司先名远三万户府，前代无考，元为东征元帅府” 。洪武时期拟招抚远方女直，以路远未达奴儿干。永乐二年二月癸酉，“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把剌答嗒来朝，置奴儿干卫。以把剌答嗒、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 。永乐七年闰四月，奴儿干卫头目忽剌冬奴等来朝，“复奏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故置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统属其众。岁贡海青等物，仍设狗站递运 。永乐九年内官亦失哈率兵千余人，巨舰二十五艘至其地，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 。近人研究奴儿干问题成果甚多，本文不再赘言，惟欲提出两点：(一)从理论上说奴儿干所统卫所东起库页岛上的囊哈儿卫，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卫，北达兴安岭的古里河卫 。但这些卫所，奴儿干都司并不能实际统属之。《大明一统志》：“我文皇帝神谋睿算，销患于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职而不相统属，各自通贡而不相纠合。是以百年以来无东北之患。” 考之《明实录》，各卫所入朝入贡，均直接地、独立地与朝廷发生关系，朝廷有所宣谕也直达各该卫所，各卫所不相统属，亦并不受都司统属。
(二)女直各卫所多属羁縻性质，以原有头目世袭指挥镇抚，朝廷给诰印，定期朝贡京师，而奴儿干都司却以流官长之。担任奴儿干都司都指挥同知的康旺，原为东宁卫指挥，东宁卫属辽东都司，距黑龙江数千里之遥，必非奴儿干土著 。另外，奴儿干都司是拥有军队的，至少是少量的军队，而且是朝廷控制的官军。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壬子，朱棣命辽东都司以兵三百往奴儿干都司护印。“先尝与兵二百，至是，都指挥同知康旺请益，故有是命，且敕旺逾二年遣还” 。依文意言之，逾二年所当遣还者，似应为后益之三百兵。至于除护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军队，不得而知。这一事实说明明朝对奴儿干都司控制的程度，超过了其他羁縻卫所。另外，朝廷命使不断到奴儿干都司，从永乐到宣德中，仅中官亦失哈就曾到奴儿干之地达七次之多，这些都说明奴儿干曾长期处于明朝的有力控制之下 。
东北各卫女直人，常常到内地朝贡或朝觐，为了表示优抚，朝廷要对其给予赏赐，封予官爵。朱棣称此曰：“捐小费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女直需要与内地进行贸易，或以入贡形式进行，或于边境开市，永乐三年三月癸卯，朱棣命“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 。四年三月甲午，“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初，外夷以马鬻于边，命有司善价易之。至是来者众，故设二市。命千户答纳失里等主之” 。这是开设马市之始。永乐时辽东马市共有三处，“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 。市马有官价 ，贡物“悉厚直酬之” 。不论鞑靼或女直，“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扰之” 。谈到辽东马市，宣德皇帝曾说：“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 女直固然需要内地的服用之物，而他们也给中原送来了土产：马匹、貂皮、人参、材木、鱼鲜等等。中原输出的则有铧、铲、耕牛、种子以及米盐绢布缎匹衣服等。开市的意义远远超乎经济之外。“开市有期，防市有禁，定市有价，抽市则立法，至详且善矣” ，朝廷委专员进行管理。“抽分”是政府的一项收入，但它也标志着政府有效的管理权和边民对政府所尽之义务，显示了朝廷的影响力。
永乐时，大批的女直人纷纷归附明朝。要求靠近内地居住或到水草丰盛处放牧者，都需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或为他们择地筑城，或以水草丰盛处许之。有愿居京师者，也受到鼓励，“赐袭衣彩币及牛羊薪米居宅” 。永乐六年四月，朱棣对兵部臣说：
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员，勿阻之。
既与方便，又不强使居之，来去自由，政策很开明。后来，由于移居者日多，为了便于安抚，置自在、安乐州于二城，州置知州、吏目、同知、判官各一员以管理之 。其他如东宁卫、三万卫、开原、建州、喜温河卫等，也多有女直人等申请去居住，不仅得到批准，而且“赐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牛羊，所在官司给之” 。为了便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开发，朱棣还主动派人筑城管理。永乐十二年九月，他听说弗提斤六城之地肥饶，便命指挥塔失往治弗提卫城池。“令居民咸居城中，畋猎孳牧从其便，各处商贾欲来居者亦听，仍命行在兵部榜谕之” 。辽东地区民族杂居，亦有不少鞑靼人居住，永乐十年四月庚午，“命筑辽东开原西门土城，以处鞑靼之归附者” 。
对于边地居民的贫寒者，朝廷则往往给予赈济。朱棣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遣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 当地居民及部落首领的生活用粮，朝廷还常常给予接济：“稍给盐米布，赡诸酋豪，使保塞不为边寇盗。” 永乐十二年秋七月巫凯奏：“开原三万辽海三卫岁收屯粮，仅给本卫官军及给安乐、自在二州之人。近奉命运给各卫调兵行粮，并接济毛怜、建州诸卫鞑靼，道路既远，供给不敷，宜将所给建州毛怜者，就沈阳各卫与之” 。
通过以上各项措施，不仅巩固了东北边疆，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使北元势力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这对明朝是非常有利的。明人说：辽东“历代以来地皆郡县，我朝尽改置卫，而独于辽阳开原设安乐、自在二州，以处内附夷人。其外附者，东北则建州、毛怜、女直等卫，西北则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分地世官，互市通贡。事虽羁縻，势成藩蔽。是以疆场无迤北之患” 。不仅如此，许多女直、高丽、鞑靼头目与朝廷的关系甚好。比如，永乐十六年正月己未，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奏：“本卫千百户哈答等二十余人，每有调发，能效勤劳，今来朝，请量升之，以劝将来。遂各升职有差，仍赐敕状谕赍之遣还。” 同年二月庚戌，建州卫都指挥李显忠奏：“其卫指挥千户镇抚头目哈剌忽等，擒捕叛亡，累著劳绩，请升职以示劝。遂升……俱赐敕褒谕且优赍之。” 甚至朱棣出塞亲征，也征用当地兵士随行。永乐十九年六月，“敕辽东总兵官都督朱荣及辽东都指挥巫凯、刘青：于所属卫分并鞑靼、女直、高丽寄住安乐自在州官军内选精锐五千，以七月率至北京” 。永乐二十年北征，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等亦率子弟部属从征 。
另外，“辽东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数年之用。数年有收，海运可省” 。朱棣很注意辽东的屯田，“减戍卒而增屯夫，数至十有其八。力穑者众，岁有羡余。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 。东北地区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同时，永乐一朝，明朝与朝鲜关系甚好，北元无以乘其间，鞑靼向东的扩展更失去了可能。在明朝制驭鞑靼、瓦剌的一盘棋上，对东北的经营，是一招胜算。
四、对西域的经营
“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 。元朝灭亡后，故元势力仍然对西域有广泛的影响力。为了最后消除故元在西域的势力。限制后来的鞑靼、瓦剌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朱元璋父子在努力经营东北的同时，对西域的经营也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明人称此为“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并将其比作汉武帝的“断匈奴之右臂” 。
马文升(1426年)说：“我太祖高皇帝应天眷命，扫逐胡元，统一寰宇，凡四夷来贡者不拒，未来者不强。其于西域也亦然。真得古帝王驭夷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继承大统，开拓疆宇，始招来四夷，而西域入贡者尤盛。”
首先，明朝不断派出使节往西域诸部，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太监王安，鸿胪寺丞刘帖木儿，吏部员外郎陈诚，中官把泰、李达、郭敬，都曾先后出使西域。陈诚于永乐十一年出使，于永乐十三年回还，所历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凡十七地，著有《使西域记》，备言其山川风俗物产，使明朝对西域有了新的认识 。
朱棣对西域各部族采取了种种怀柔抚绥的政策，争取他们对明朝的归附，至少是保持和平的通使通贡、来去自由的关系。永乐元年朱棣就对礼部臣说过：“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 永乐二年十一月庚戌，朱棣于奉天门“视朝，西北诸胡来贡。” 礼部尚书李至刚说：“西北诸胡，陛下抚绥，皆以向化，边境已宁”。朱棣说：“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抚之有道，未必不来。虎至暴，抚之能使驯帖，况虏亦饥食渴饮具人心者，何不可驯哉！但有来者，惟推诚待之耳。” 对于来经商者，朱棣主张“宁厚无薄” ，“远人慕义而来，当加厚抚纳，庶见朝廷怀柔之意” 。
西域的土官、头目，故元官属则纷纷归附明朝，不断来内地通使通贡。朝廷则给以王爵或令其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给诰印冠带以为臣属。西域商人也纷纷来内地经商。西域所贡所市之物有玉璞、硼砂、碙砂、文豹、狮子、骆驼、名马，马匹是大量的。朝廷给来贡者以宴赏，赐以布匹、绵帛、衣服、瓷器、金银、钞币，所贡之马按等给直。
为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如同内地一样，朝廷还为其提供种子、农具，帮助其兴修水利，使其安居乐业。
(一)哈密 哈密是明朝经营西域的重点。明初，故元肃王忽纳失里尚居哈密。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练兵西凉，“出师略地通商旅”，忽纳失里惧，“遣使纳款”。洪武十四年哈密回回阿老丁来朝贡，朱元璋遣其往畏吾儿之地招谕诸番。洪武二十四年宋晟充总兵官与都督佥事刘真讨哈密，斩豳王别儿怯贴木儿、国公省阿桑儿只等一千四百人，擒其王子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番戎慑服，兵威极于西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