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小胖大十六岁，我记得在他十来岁的时候，我和他有一天呆在宾馆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就想和他闹着玩，我装作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似的，一本正经地对他说：“胖子你赶紧把你的裤子脱下来。”
他非常疑虑问我：
“干啥呀?”
我对他说：
“我想看看你小几把长大了没有。”
他歪着头，天真地问我：
“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
我装作非常生气地对他说：
“你他妈那么多废话，我让你脱你就快点脱，要不然我不带你玩。”
他尽管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为了和我玩只好把裤子脱下来给我看。我对站在面前挺胸腆肚的他看了一眼，然后非常不满意地说：“你这样我怎么能看出来它长没长大呢?”
他又问我说：
“那得咋看呐?”
我气急败坏地对他说：
“你得给我把它扒拉硬喽。”
小胖这时候感觉我对他的态度太不友好，要求也非常无理。于是他就非常气愤地提起裤子，对我愤愤不平地喊：
“你这B最坏，我才不和你扯这个王八犊子呐。”
这时候我奸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在他眼前晃了晃。我这一招非常管用，他马上就停住了系裤腰带的动作，然后笑眯眯地问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坏笑着对他说：
“小B崽子，你这是和我明知故问。你给我扒拉硬了就归你啦。”
“五角大楼”在这时候已经开始有黑书泛滥了，搞黑书的鼻祖应当是上个世纪蒋介石的老丈人宋查里，因为他就是靠印盗版《圣经》发财的。以前国家对印刷厂控制得特严，连大街上搞复印的都要去公安局备案，就别说个人开印刷厂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乡镇企业和股份制的印刷厂，犹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这些印刷厂不仅为印黑书大开方便之门，还把许多正规的国营印刷厂逼良为娼。二渠道在这个阶段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一部分人以专门搞黑书和盗版书为生。出版社的一些精英开始下海加入二渠道，他们有知识有远见，他们的加盟彻底地改变了二渠道组成部分，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书商们向正规化发展。国家工商局走在了出版署的前面，率先给所谓的文化公司签发了执照，个体发行商就这样开始不伦不类的摇旗呐喊啦。
前华艺出版社的编辑曹华艺，是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他下海以后看准了《读者文摘》在美国的压力下即将更名为《读者》的机会，率先和某出版社联手，隆重的推出一系列《读者》。一些书商看他们叨到了大菜纷纷效仿，一时间以书代刊铺天盖地。出版署迫不得已发出了《关于严禁以书代刊的通知》。
由于二渠道没有6．5折发货的先例，我们的发行工作受到了书商们的抵制。我拿出和出版社的合同，凭着老脸挨个地做全国几家大户的思想工作，工作总算有些进展。这天广州的书商大可、二可两兄弟应我之约飞临北京。他们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喜欢叫他们大哥、二哥。他们是广州的大户，我自然不敢怠慢，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我开车首创从惠桥饭店到首都机场的记录是8分钟。我接人和别人有所不同，别人接人生怕人家看不见，总要站在非常明显的位置。而我接人总是喜欢藏起来，躲在暗处看着他们焦急地找我，玩够了我才跑出来。
这哥俩提着行李走出了隔离区，我站在二楼看得清清楚楚。望着东张西望的他们，我心里一种快感油然而生。临出来的时候二可在电话里问我，北京现在冻不冻。本来这几天是北京有史以来气候最反常的时候，还不到五月大家已经穿起了衬衣。他这么一问我，我还能不犯坏吗?我非常关切地告诉他，这里很冻啊!你一定要穿个皮夹克里面还要穿个毛衣。大可听二可说了以后他更实在，不仅穿了个毛衣，还现买了个羽绒服武装上了。临下飞机的时候飞机上广播地面温度，这哥俩才知道上了我的当。
出来以后，虽然把上面的衣服脱下来拿在了手上，可是他们下面全穿着毛裤呐!这俩家伙找了半天不见我，二哥首先深沉不住了。他用手机拨通了电话，用他特有的广东普通话不耐烦地对我说：
“怎么还没到，真他妈拿村长不当干部。”
我笑着说：
“到是早就到了，拿村长不当干部可是真的。”
他问我：“你什么意思吗?”
我对他说：
“我现在正看着你们，可是你们眼大无神看不见我，你现在是面向卖东西的方向，大哥是面向大门口。”
他听了东张西望地还是找不着我。
就有些生气地说：
“不要开玩笑了，肚子很饿啊!快出来啦。”
我对他说：
“就是因为你肚子很饿，我才要收拾你。”
他又问我：“你想怎么样？”
“非常简单，你现在给我做一个孙悟空金鸡独立、手搭凉棚的动作，我就出来。”
尽管他非常不愿意，可是在我的劝说下还是做了。我看着他一边往楼下走，一边纠正他动作的错误，就在开始他不耐烦的时候，我到了他俩面前。
我当时住在五洲大酒店，也给他们在这里开了房。吃过晚饭我带二哥来到惠桥饭店看样书。二哥对书非常满意，只是在折扣方面不满。我对他讲明了原因，并给了他全国最高的折扣。又表示送他俩返程的机票，二哥同意了。他交了我十几万的现金，在他的带领下许多人都交了钱。
为了表示我对二哥的感谢，给他安排了星星小姐。办完以后二哥非常开心，由于惠桥饭店还有许多书商需要二哥接见，他就出去转了。我突然灵机一动犯了坏，就给大哥打了电话，当我得知他一个人在房间时，就把星星拉到了五洲大酒店。
我敲开了大哥的房间。大哥见我带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不由为之—振。我进来以后既不为他介绍星星，也不说明来意，而是问他一些昨天首长下榻在哪里，休息得好不好之类的废话。大哥比较洁身自爱，27岁那年才有了第一次。他虽然和我同岁，在我们这些家伙面前却一直比较清高。谁也没发现他嫖过娼，都是同龄人谁不知道谁!我今天决定撕下他冰清玉洁的假面具。
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我的问题，时不时偷偷地瞄一眼亭亭玉立的星星，星星也不失时机地向他抛着媚眼。对这些我硬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大哥不好发作。搞得他心里很烦。我玩得差不多了，就突然指着星星对大哥说：
“大哥这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单我已经买过了。我现在接二哥去吃宵夜，一个半小时以后回来，您慢慢地享用吧。”
我说这话大哥感到非常突然，他没有心理准备，脸涨得红红的。虽然他的心里乐开了花，可还是一边搓着手，一边嘴里结结巴巴地像老干部一样对我说：
“搞、搞这一套干什么吗。”
我坏笑着退了出去，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装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面孔，分明是想向我表示，他不是这样的人，这可是我硬让他干的。可我还是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迫不及待和非常感谢的意思。
我和二哥吃过夜宵回到了房间，大哥刚刚冲过凉，他的表情看似若无其事，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可是不一会就情不自禁地哼起了粤曲小调，从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里，我听出了他哼的是《喜洋洋》，禁不住哑然失笑，站起来严肃地说：
“不要再表演了，我准备下去洗洗睡了，我希望你们能在我走之前交流一下。”
二哥满腹狐疑地问我：
“有什么好交流的?”
大哥似乎知道我下面要说什么，他的小调戛然而止，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我。我笑着对二哥说：
“你今天干的那个，大哥刚才又干了。”
听了这话，两兄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非常尴尬。
只见大哥的脸色由羞辱到愤怒，他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他妈的，太坏了吗!他干了，我就不干了吗，这都成什么了。”
我笑着对他们说：“这算什么，人家刘大爷还乱伦哪……”
“五角大楼”的枪战
第二天，太原的书商余亚平来了，他和我都贪酒。晚上我们喝得有点多，余兴未尽，我们俩和范永刚又来到了惠桥饭店歌厅继续喝。我们俩都相中了一个叫小燕子的服务员，当仁不让都想找她跳舞。最后我走到台前拿起话筒说：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小姐们，我非常欢迎从太原来的余先生到此光临，这家伙在我的盛情款待下有点变态。他重色轻友夺人所爱，非要和我争小燕子跳舞。我现在和他打个赌，烦请在座的朋友们为我们做个证。下去以后我们俩同时邀请小燕子跳舞，小燕子和谁跳，谁就可以赢五千块钱。”
说完我兴奋地放下话筒，回到我的座位上。我和余亚平每人掏出了五千块放在了桌子上。乐曲响起，正当我和余亚平准备同时走到小燕子面前，邀请她跳舞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不认识的家伙，后来我才知道他叫胖子。胖子抢先一步，也不管小燕子愿意不愿意，他拉起小燕子就跳。胖子是这一带的“玩闹”，小有势力。他们今天来了十几个人，我们只有四个人，其中小胖还是小孩。所以胖子有恃无恐，他败了我们的雅兴，跳完了以后还要过来挑衅。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得意地拍拍我的肩膀说：
“怎么样哥儿们，你知道什么是天了吧。”
我没有理他。他得寸进尺地说：
“我先跳了，我赢了，算不算?”
我冷冰冰地对他说：
“钱在桌子上，你拿吧。”
胖子眉飞色舞地手刚碰到钱，就不敢动了，因为我用一只手枪顶在了他的头上……由于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我身上总带着防身的东西!胖子吓坏了，不住地颤抖。我对他说：
“你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吗?”
没等胖子回答，我用左手狠狠地扇了他一个大嘴巴。用力过猛，我的手表飞了出去，多亏范永刚看见捡起来了。这时候他们那边的几个人站了起来，我放开了胖子跳到了台上，用枪指着他们说：
“都给我坐下，双手抱头不要乱动。”
他们都乖乖地坐在那里。我对他们说：
“你们扫了我的兴，不过今天饶了你们，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我们收好了钱走了。其实，我拿的是一只玩具手枪，所以也没太在意，由于我不住在惠桥饭店，出了歌厅我就回去了。范永刚和小余也回到房间睡觉了。他们刚躺下，朝阳特警队的警察就把他们的房间包围了，警察进了屋就用微型冲锋枪顶住了他们。小余当时身上贴着张伟从广州带来的文身贴纸，那时候这东西还比较新鲜，警察以为是刺在身上的，问他又一问三不知。警察生气了，认为他不是好人，打了他几个嘴巴。
他们没有告诉警察我住在哪里，我的手机已经关机。警察就在他们的房间里坐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刚起来就有人通知我说出事了。我急忙换了个宾馆，用手机给范永刚的房间打电话，他一接电话，我就小声地问：
“出事了吧?”
范永刚咳嗽了一声问我：
“你在哪儿呐？”
我对他说：
“你不要继续表演啦，我知道警察就在你边上监听呢，你把电话给他我和他说。”
警察接过电话问我：
“你是记工吗?”
我说：“对。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他又问我：“你在那里呐?”
我说：“我告诉你，我在东经40度北纬116度你信吗。”
警察笑了，他说：“你过来一下，咱们见个面，把事说说呗。”
警察的语气非常和蔼，他想把我调过去。我笑着说：
“各位辛苦了一晚上，我现在过去能有好果子吃吗。”
警察又对我说：
“那咱们总得见个面呀。”
“面总是要见的，但是现在是不可能的。”
警察问：
“为什么呀？”
我说：
“你总得给我时间和你们沟通啊，你们今天见不着我，但是我的朋友肯定会找你们，我们也很快会成为朋友的，我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也跑不了。”
我又问了他们现在谁是头，他把电话给了另外一个警察。我问完了他的名字和单位后，对他说：
“这事是我的事，与其他人无关，请您不要太为难他们，我的手机也不关，你们可以随时和我通话。我的枪本身就是假的，要是真的我早就跑了。我马上就会找人和你们联系的，你们就别想着我现在过去了，我又不傻。”
警察见调不来我，他们只好对我说：
“你千万别关机呀，你一关机性质就变了。”
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关的。”
放下电话我急忙去找人“铲事”，我找的人非常得力，很快就和他们联系上了，但是由于涉及枪的问题，又是别人报的110，他们非常谨慎。直到当天下午才解除了对范永刚他们的看管。
因为老范他们是半夜被控制起来的，许多书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是谁造谣说，政府部门要联合行动扫荡书商的五角大楼惠桥饭店。书商们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那些搞黑书的，纷纷争先恐后地退房。总服务台前排起了长队，宾馆门前车水马龙，场面蔚为壮观。不到上午11点，惠桥饭店已是人去楼空，上百个书商基本上全闪了。服务员们发了财，书商们遗弃的样书、广告、订单等，让服务员用行李车推出了十几车，卖了好几百块钱。
我的事很快就铲完了，两天以后我去特警队做了笔录。那几个办我案子的警察，一见我就惊讶的说：“是你干的吗?不像呀!干你这事的人都是犯罪特征写在脸上的。”我嬉皮笑脸地对他们说：“是不是看我太文静了!”我没事了……当书商们知道是一场虚惊后，许多人把我恨得咬牙切齿，背地里把我骂得狗血喷头。
大作家顾工财迷心窍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顾诚的爸爸顾工这个老家伙，财迷心窍，把《英儿》一书的稿子又卖给了另外一家出版社。那家出版社加班加点地赶出了3000本书，比我早半个小时投到了北京的图书市场。他们的这种卑鄙伎俩严重地扰乱了市场，书商们纷纷要求退货，我急忙安排应付的对策。
首先我找到了给那家出版社印书的印刷厂，按插了线人及时地掌握他们的进度。我们这边的印刷厂加班加点地赶印，我比他们早两天出货占领了全国的市场，我松了口气。全国的经销商们情绪也稳定了。我不敢怠慢派人24小时监视着他们的印刷厂，他们终于开始发货了。我们的人跟在他们的车后面，发现了他们的托运站。老板被我收买同意可以把他们的货压两天再发，为了保险起见，我派了三个人倒班监视着这批书的发运，以免老板失言。四天以后我已稳操胜券了。
就在那家出版社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先在电话里和他们的一位主任取得了联系。我对他说：“我包发这面的出版社折扣太黑，如果你们这里能让我几个扣，我就不发他们的了，发你们的。”
他对此非常感兴趣，表示要和领导商量一下。我又对他个人许愿事成以后，如何如何……同时我做了录音……下午他约我过去谈判，我带了老范和昆明的书商钟鄂苏去出版社。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很快我们达成了协议。他们向我保证现在就不发了，我答应明天就给他们交几十万的定金。我走的时候让他给我开个委托我发行的证明，说这样便于我能及时地为他们筹款。他们不知是计，就给我开了。
小钟开始时对《英儿》这书有点观望不定，这下她放心地给我交了款。我又用他们的发行证明收了不少钱。第二天，那个主任让我赶紧去交钱，我告诉他我有一张8万元的支票要明天上午才能兑出来。第二天上午，他又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我就在银行呐，钱已经提出来了，我吃过午饭就给他送去。
下午两点他又给我电话，我告诉他，我就在路上，马上就到了。三点半他又问我怎么还没到，我对他讲都是你催得急，我现在在三环上把一个部长的奔驰给撞了，警察正在处理现场。他告诉我别着急，他下了班也可以等我。到了六点，他又来电话，我告诉他，我都快到门口了。到了六点十五，我的手机又响了，那时候还没有来电显示，我不管是谁都不接了。我带着弟兄们来到重庆饭店的餐厅，吃起了火辣辣的重庆火锅，谈笑风生，开怀痛饮，和大家分享着胜利的喜悦。晚上九点我回到房间开了手机，不到十分钟那个主任的电话又来了。他气急败坏地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对他说：
“你们先不仁，我才不义的。商场如战场，兵不厌诈。是你们先搞我的，别以为我是书贩子就收拾不了你。我放一段录音你听听，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他听完了录音问我：
“你想怎么样？”
我对他说：
“你说话注意点，我现在还在给你录音呐。我这人向来是点到为止，不会再进一步的伤害你，你要是不服气我愿意奉陪到底，你不愿意玩，咱们就此拜拜。”这件事情过去十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可爱的主任，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有机会我真想会会他!
血战天津卫嘴子
结束了这场战斗，我又搞到了一个卡通书的大项目，我和出版社的人去中央电视台，找少儿部的刘纯燕了解《地球超人》准备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情况，她非常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情况。
由于这个项目很大，我决定和天津的书商刘小千合作，这天我开车来到了天津。刘小千和刘键非常热情地尽了地主之谊。第二天上午我退了房准备回北京，可是刘健非要请我们吃完午饭再走。他把我们带到了海德宝海鲜大酒楼。
这个酒楼外表比较气派，里面也不含糊，可是冷冷清清只有我们一桌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上菜的速度非常慢，我们吃了一个半小时，菜也没有上齐。最后决定不吃了，可是一算账价格太黑。刘键和他们吵了起来，我一看他们有干的意思，急忙站起来叫上陈代均，我俩提起地上的四个密码箱走出去。我把车掉了个头没有熄火，让他在车上看着东西，我从车上拿出一把中号的东洋刀，准备冲进去参加战斗。我刚跑到门口，就见刘小千满脸是血地走了出来。这时候大家都从里面冲了出来，李际科对我喊：
“没吃亏，快撤!”
我对他们喊：“快上车。”
这时候刘键挣扎着从里面出来了，后面有一个人抱着他的大腿死活不松手，我急忙用刀背砍了那家伙脑袋一下，他抬头一看大刀……很乖!没用我说话就把刘键放开了。我踢了他一脚，他爬起来就跑进去了，我正准备上车，又见一个厨师提着一把菜刀想冲出来，没容他出门我就挥刀砍了过去。他没敢再出来，我转身上了车。这时候我们这边的几个人乱成了一团，车小人多，还有两个没挤上去的，我急忙喊：
“前面坐两个，后面的快进后备箱。”
人上齐了我赶紧开车，这时候，有个人跑到马路上来要截我的车，于是我猛加油门对着他就冲了过去。那人没敢用他的肉体和钢铁叫板，一下子滚到了路边上。我凭借着纯熟的驾驶技术，连闯了两个红灯七拐八拐就逃到了刘柏家。刘小千的伤并不重，只是眼皮被酒瓶子的碎片崩了一个小口。其余我军无人负伤，他们那边损失惨重，刘键一酒瓶子干倒了一个，还有一个挨了一板凳，让我收拾的那俩人伤情不详。
我想他们肯定记下了我的车号，就决定再住一晚上。后来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跑了以后他们就让公安局的人在高速公路口堵截我们啦。我在刘柏的指挥下绕过了所有的交通岗来到了郊区的一家宾馆。晚上吃饭几杯酒下肚后，我本来就对天津没什么好感，就当着他们几个天津人骂了起来，我说：
“天津是全国最掉链子的城市，卖书连保定都卖不过，也算是个直辖市?划给河北，河北都不要，你说说你们离北京这么近，你们倒是开放点呀!你们他妈比谁都左，我就没听说谁在天津找到过小姐。”
刘柏赶紧对我说：
“大哥塘沽那边有。”
一听他说塘沽就更生气了，我喝了一口酒用天津话说：
“你，你妈不提塘沽还好点，八国联军就是从你妈塘沽杀上来的。广州人那么胆小，还在三元里杀了那么多英国人呐，你们天津人他妈的一枪没放，就让八国联军杀进北京了，火烧圆明园的账得记在你们天津人头上。”
刘小千一听不高兴了，他说：
“大哥谁你妈一枪没放啊，那不是在塘沽还比划了一阵子吗，也死了不少人呀。谁你妈一枪没放啊?你们东北人才叫一枪没放呐。你们要是早抗日，日本鬼子能把咱祸害成这样?”
我一听这话更生气了，一拍桌子说：
“你懂个屁!东北人不开枪那是为了和中央保持一致。我们想放蒋介石不让啊，谁你妈没抗日啊，我们东北的抗日联军一直是在全世界最艰苦的环境下抗日了14年呐，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马占山，连金日成都是抗联的。没有张学良中国的历史就得改写。你们天津出过什么名人呐?倒是新中国第一次杀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在你们天津。”
刘键说话了：
“大哥那刘青山和张子善可不是天津人，中央里的领导也有不少我们天津人吗，连周总理都讲天津话，你们东北人就没出过大干部。”
我针锋相对，又说：
“你他妈真是不学无术，那王洪文就是我们吉林人嘛。不管他坏不坏，他也当过副主席呀。”刘传芳又说了：
“你妈你不提王洪文还好点，一提他我就有气。江青那么不要脸，没钱花还找毛主席要稿费呐，王洪文就知道贪污，演员他也没少干。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腐败，就是他带的头。真是恶有恶报，‘四人帮’里数他年轻身体最好，可是他死的最早，不管是天意还是人为，他都死有余辜。真给你们东北人丢脸!”
我的嘴茬子决不饶人，又说：
“可以说没有我们东北人就没有新中国，三大战役，辽沈在先，解放天津那不是林彪领着我们东北人干的吗。抗美援朝没东北人能保家卫国吗，没有大庆油田你们早就饿死了。你们天津人就会吹牛，你们为国家做过什么贡献，我没听说过那个战斗英雄是天津人。”刘键说：“记哥，我真佩服你今天临阵不慌指挥有方的表现，你手提大刀的形象老在我眼前晃悠，你有心里有偶像吗？”
我想了想说：“多了，黄继光、董存瑞、许世友还有老山前线的英雄，凡是不怕死的我都崇拜。我还特别佩服一个外国人，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刘键问：“那的人那?”
我说：“是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那个钟表匠。他为了挽救瓦尔特的生命单刀赴会。他对特务说：‘瓦尔特让我带来个信，对于你我来说都是最后一次了。’说完掏枪便打，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没有豪言壮语真不掉链子，这种死法真让人耳目一新！”刘键说：“我知道，他最后倒下去的时候，天空上飞起了一群鸽子。哪种大义凛然真让人感动!”我说：“不仅是感动，更多的是震撼!每当我摊事的时候，一想起他我就能临危不惧!”
刘小千笑着说：
“你要是赶上战争年代，肯定活不到今天，保证是个傻B烈士！”
第二天早晨，我们出发了。我开过了武清才上了高速公路，实践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下午，宝东就打电话问我：“你又惹事了吧?”
原来是天津公安局到北京来查车了，他们要抓我。我的车是用宝东的身份证买的。他公安大学毕业，在派出所工作，天津来的人按照车管所提供的地址找来一看，原来是派出所，他们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派出所的人自然不会买他们的账，他们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这海德宝酒楼的老板并不白给，他就是公安口的。他终于抓到了刘小千，刘小千被发现的原因似乎成了一个谜。据小修说是二子那天在歌厅里吹牛说：
“我哥把你妈海德宝老板给开了。”
这话传到酒楼老板那里，老板马上就把二子拿下。二子受不了，就把刘小千供出来了。不知道是否准确。反正第二天早上公安局的几个人，气势汹汹地来到天津图书市场的书店抓人。刘小千是每天不睡到11点不起来的。公安局的就让他伙计带路去抓小千，伙计在他们的威逼下来了个大义灭亲的仙人指路……因为刘小千被抓等一系列原因，我们不仅赚的没有赚到还赔了不少钱，我一想起这事就生气。
我偷走了自己的车
那一阵子我的生意有点背，车还老坏。我这种车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车上的返水箱坏了，去维修中心搞几次都没修好。返修的车辆多，修理厂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修车要排队，所以他们特别牛，修理厂的人告诉我，这车要五天才能修好，我给了他100块小费，他改口说三天你来拿吧。
晚上宝东请我吃饭，席间他问我为什么没开车来。我和他煞有介事地开玩笑说丢了，他还真的相信了。
第二天晚上，他来电话问我：
“你的车是不是真的丢了?”
我问他：“你什么意思?”
他惊喜地说：
“你的车现在就停在一家饭店的楼下，我看见几个人刚从车上下来，好像是进去吃饭了，用不用报警?”
我一听这话心里就明白了，这肯定是修理厂的人把我的车开出来了。早就想收拾他们，现在机会来了。我问好了位置告诉他：
“你千万不要报警，盯住车，如果他们要走你就在后面跟着，不要打草惊蛇，我马上就到，有情况随时和我联系。”
我拿上备用钥匙，到了那里顺利地把车开走了。第二天下午我和宝东来到维修中心，那家伙一看见我就愁眉苦脸结结巴巴地问我：
“您、您的车上保险了吗?”
我装作不理解地问：
“你问这个干什么?”
他说：“没什么，我随便问问。您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我想请您吃饭。”我笑着对他说：“你请我吃饭?有没有搞错。我的车修好了吗？”他说：“今天还没好，明天肯定好了，我下班以后真的有事要和您谈。”
我问：“什么事现在不能说吗?”
他说：“现在不太方便，一定要下班以后谈。”
我装作十分不理解的和他约好了时间和地点。
晚上七点我和宝东应邀来到了他们丢车的那家餐厅。他们来了三个人，那家伙给我们介绍：
“这位是我们安科长，这位是小李，我姓单。”
点过了菜，他对我说：
“真不好意思，我都不知该怎么和您说，您的车丢了。”
我一听就装作气急败坏的样子：
“这怎么就能丢了呢，你快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非常沮丧地说：
“那天晚上我们有点事情，就把您的车开出来到这里吃饭了，我们吃完饭出来才发现车不见了。”安科长说：“我作为他们的领导也有责任，这件事情都是我们不对，我现在还没敢向上级领导反映。因为他们违反了厂里的规章制度，所以最后不管怎么处理，都会被开除的。我们想和您先沟通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协商解决。”
我说：“有什么好协商的，你们赔我一辆新车咱们就完事，你们也太不是东西了，修车你们要小费不说，还把车给开丢了。你们修理厂的人连婊子都不如，从来就不讲什么职业道德。我不仅要找你们的领导，还要到法院去告你们，我还要让电视台给你们曝光。”
宝东接着说：
“我是这辆车的车主，我认为这件事情出得非常好，三天之内，你们要是不赔我一辆新车，咱们法庭上见。”
安科长赶紧说：
“如果车找不到，赔我们一定会赔的，这不他们俩现在凑了五千块钱，就是为了让您这几天打车用的。”说着掏出五千块钱放在了桌子上。宝东说：
“我们不要钱，我们要车。”
这时候服务员开始上莱了，安科长赶紧说：
“别急，别急，咱们边吃边谈。”
那俩家伙也迎合着说：
“对，咱们先喝着。”
我故作生气地说：
“喝什么喝，这他妈是什么地方，这饭能吃吗?”
安科长急忙赔罪：
“不是我不请你们去好地方，车是在这里丢的，他们饭店也有责任，等会儿我们还要找他们经理。”
我蛮横地说：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和你们掺和，这种地方的饭我不吃。”
他们三人互相看了看，安科长笑着说：
“好吧，咱们换个地方，你说去哪里?”
我对他说：
“香港美食城，在那地方和你们协商会舒服一点。”
安科长忙说：
“好、好、好，咱们就去那个地方。”
老单让服务员把经理找来，服务员说经理不在。老单他们不想买单，说车的事还没完，可服务员坚持要他们买单。因为他们还要急着和我谈判，就无奈赶紧把单买了。出来以后他们见我们有车，就想上来和我们一起走。宝东把他们轰了下去，让他们打车在后面跟着。在路上我们俩忍不住地哈哈大笑，宝东告诉我说：
“那天吃饭这三个全来了。”
他还问：
“你想把这事搞到什么程度?”
我说：“修理行业这帮孙子，最欠修理，我不会诈他们钱，先把他们玩够了再说。”
到了香港美食城他们让我点菜。我点了一只四斤多的龙虾，又让服务员叫来了他们的部长邝智芬，我对他说：
“部长您吃过广州顺德的鱼生吗?”
他说：“吃过。”
我又说：“我们的龙虾头尾椒盐，肉不要刺身。你给我分别码在两个大盘子里，调料给我按鱼生的标准上。还有龙虾的脑子要给我剜出来生上。”
那三个人根本就没有吃过龙虾，听我这样一说更是一头雾水。他们也不敢说什么，安科长问我：
“喝什么酒?”
我对服务员说：
“来瓶大将军。”
他们仨人面面相觑，可能是不知道大将军是什么酒，要多少钱一瓶。我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超不了，有五千足够了。”
宝东又点了几个菜，服务员走了。我对他们仨说：
“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讲了。”
老单仍然问我：
“你们的车上保险了吗?”
我看了一眼宝东，宝东对他们说：
“没上，上那东西干什么，保险公司净骗人。”
安科长睁大了眼睛又问了一句：
“真的没上？”
他们得到确切的回答后，三个人面面相觑，半天没有说话，差一点儿就要哭了。我见此就对他们讲：
“上了又怎么样，保险公司赔付起码要半年以后。”
他们好像捞到了救命的稻草，转悲为喜，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问我们：
“上了?”
我们俩看着他们滑稽的样子，心里乐翻了可脸上还得绷着，这时候服务员把酒端上来了，她问我是否打开。我表示可以，他们仨的目光又被这瓶酒吸引过去了。服务员开始为我们斟酒，按照规矩她在我们每个人的高脚杯里只倒了一点酒。我对服务员说：
“小姐麻烦您给我上点冰块，再给我拿一个中碗来。”
这时候菜也开始陆续上了，安科长站起来端起酒杯说：
“为了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先干一杯。”
我严肃地对他说：
“你先坐下。”
他坐下以后我对他说：
“我要告诉你两点。第一，你就是干了这杯酒，我也不接受你的歉意。第二，大傻B喝这种酒才干呐。”
说着，我端起酒杯晃了晃，又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优雅地抿了一小口。他们三个纷纷学着我的样子来了一遍。
服务员为我上了冰块和一个空碗，我往空碗里倒了点冰块。他们都看着我，不知道我要玩什么花招，我拿起酒瓶子“咕咚、咕咚”地往碗里倒了半斤多，在众目睽睽下，我伏下身去嘴对着碗“呼噜”一声，干下去一大口。我喘了口粗气，对那三个傻BB地看着我，不知如何是好的家伙说：
“狼多肉少啊。”
宝东看着我不满地拿起了酒瓶子对我说：
“你他妈没喝过洋酒啊。”
说着他把杯子也倒满了，他也是个酒鬼。他们三人看着我们尴尬地笑着，安科长忙说：“喝吧!喝吧!不够咱再要。”
我和宝东的脸上总算露出了点笑容。
安科长不失时机地说：
“那天我们一看车丢了就打了110，110告诉我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如果正式立案要用车主的身份证才行。”
宝东说：“我的身份证前两天丢了，我已经去补办了，要过两天才能拿到。”
安科长自言自语地说：
“这可要赶紧办呐，不知道户口行不行。”
这时候两盘子龙虾上来了，我给了宝东一盘子，我自己拿了一盘子。我对安科长说：“你们请我们吃饭我们就得吃好喝好，是不是?”
他们三人急忙说：
“那是!那是!”
宝东学着我的样子，把油、盐、芝麻和日本芥辣等调料拌在龙虾肉上，就像吃凉粉一样……把那几个家伙馋得直咽口水。我指着金灿灿的龙虾脑子对他们说：
“吃吧，这可是真正的脑黄金。”
他们仨非常痛苦地摇了摇头，不感兴趣!小李对我们说：
“派出所和保险公司那边，还得麻烦你们出面才行啊，你们明天是不是能和我们去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