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京看毛主席
我们单位的水暖活极少，我实际上是单位的采购员。我第一次出差是去北京。北京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我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刚出了北京站就憋了一肚子气。由于我随地吐痰，让一个“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抓住了，她不由分说就蛮横的给我撕下了一张两块钱的罚款单。这在我们东北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时候我出差一天才补助三块钱，面对她无耻的敲诈我自然不肯就范。我低头看了看地上，见有许多痰迹就生气地对她说：“谁吐了，地下这么多痰，哪个是我吐的?”老太太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我吐的痰，我不慌不忙的用脚把痰擦掉，然后愤怒地对她咆哮道：“我根本就没吐，你想敲诈我，你以为你是北京人我就怕你吗?”
老太太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这样的无赖，她比我还激动据理力争和我吵了起来。不一会就引来了许多围观者，最后警察把我和老太太带到了治安办公室。由于没有人给老太太做证，所以我就死不承认。警察也拿我没有办法，吓唬了半天也只好放我走了，我虽然耽误了半个多小时，但是当我嬉皮笑脸地和老太太拜拜时开心极了。因为老太太让我气得直翻白眼!虽然我没有让老太太罚到款，但是事情本身确实对我起到了震慑的作用，在北京热闹的地方我确实不敢再随地吐痰了。经过我细心的观察发现，老太太只要一发现有人咳嗽，她就会悄悄地跟在你后面，只要你一吐她就抓住你要钱。她们的目的不是阻止你吐痰，而是为了罚款希望你吐得越多越好。这真可恨!于是我以后看见老太太们就开始作弄她们，每当我瞄见她们这些人的时候就开始大声的咳嗽。当老太太跟踪上我的时候，我就飞快地走出很远，然后找一个没有痰迹的地方装作吐了口痰。这时候，老太太就会从后面把我拉住。她一边撕罚款单，一边低头在地下找痰迹。当她们发现我是在作弄她们的时候，不仅是感到失落，更感到愤怒。而我却开心地骂她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积点德吧，别老欺负外地人。当心你返老还童的时候，再生孩子没屁眼!”
我住在了百万庄建设部的招待所。那时候的北京西苑饭店刚刚封顶，建筑工人告诉我上面是一个旋转餐厅，我听了以后惊叹不已。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后来会成为这里的常客……住下以后我顾不上休息，就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天安门广场。我首先到毛主席纪念堂，虔诚地瞻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容。我望着安详地躺在水晶棺材里的毛主席，想起了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在一次文艺汇演中的诗朗诵，题目叫《我们想念毛主席》，似乎我还记得，看着毛主席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
毛主席啊!您的红小兵日夜想念您!
轻轻抚摸您韶山故居的草篱，就想起了您中南海
里门漆斑驳脱落的朴素住居，凝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
所庄严肃穆的朱门，就想起了您在中南海里谆谆教导
警卫战士学习的慈容。渴饮沙洲坝清甜解渴的井水，就
想起了您在十三陵水库躬身铲土的动人一幕。井冈山
上，黄洋界口，放眼俯瞰山下，就想起了在您的指挥下，
天安门广场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的第一声礼炮。长征
在百雪皑皑的岷山脚下，就想起了您奋笔疾书“已是悬
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伟大形象。
傲立红旗飘飘的遵义城头，就想起了您拨正历史
航船的伟大雄姿。独立橘子洲头，极目湘江北去，就想
起了您横渡万里长江，力挽狂澜激流勇进的中流击
水。环顾您当年急驰战马亲自指挥两种命运决战的陕
北高原，就想起了您坐在明亮的飞机里，时而沉思，时
而疾笔，操劳国家大事。面对延安窑洞里刚刚拨亮的油
灯，就想起了中南海您窗前四季不眠的灯影。见到巍峨
的天安门，我们——您忠实的红小兵，心里就升起了永
远不落的红太阳!
敬爱的毛主席啊，敬爱的毛主席!千山万水，都有
您开创革命的足迹，接过您点燃革命的火炬!我们——
您忠实的红小兵，永远永远跟着您，踏着您的足迹，接
过您点燃的革命火炬，杀向帝国主义，杀向修正主义，
杀遍万水千山，杀出一个红彤彤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纪!
千万朵葵花向着太阳，亿万颗红心向着毛主席。毛
主席啊毛主席!您的红小兵，永远永远心向您，千千万
万的忠诚凝成一句话：祝福您!祝福您万寿无疆!万寿
无疆!!
我深情地看着毛主席，想起了他的教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毛主席您安息吧!我们会把您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
我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星期，我的公务半天就搞定了。剩下的时间就拼命地溜达，什么长城、故宫、王府井、香山、天坛、颐和园。我还排队吃了一顿东来顺的涮羊肉，累个贼死。早知道我以后会浪迹北京多年，当时真不该扯这个蛋。
我回去决定坐飞机，我想好了单位不给报销我就自己掏。那时候北京——长春的飞机票才60块钱，飞机上不仅让吸烟，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盒五支装的中华烟。回去以后我因为擅自坐飞机让领导批评了，多亏财务的贾姨为我说情才把飞机票报了。我悠然自得地在机关混了五年，有一年还被评上了先进工作者。但是由于当时的体制所限，注定我这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在这里没有大的发展。
在这五年里我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了，我爷爷比我奶奶早两年去世的，我爷爷总算是花到了我挣的钱。我那时候每月开32元钱，记得我第一个月开支的时候，给了他10元钱。他非常高兴地说：
“总算花到孙子的钱了!”
在我的印象里就没有人给过他钱花，我爷爷奶奶一直由我叔叔供养，爸爸几乎就没有尽过什么义务，他只是每月给他们买几盒蜂王浆之类的补品。可这两个老农民根本就不认这玩意，从来不喝，最后我爸爸就不了了之，什么也不给他们买了。
我爷爷死的时候对我奶奶说：
“多亏我死在你的前面了，要是你先死了我就没法活了。”
我知道这话他是说给我婶子听的，他们俩一辈子都不和。我奶奶快去世的时候，她心里什么都很明白，她舍不得离开我们，真的不愿意死……在她棺材盖上的一瞬间，我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心疼!!!在我所有的亲人里，我最爱的就是她，不仅是我，我哥哥也是一样。我叔叔的最伟大之处，就是无怨无悔地把这两个老人养老送终了。
我虽然非常爱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和姥爷，但是当我现在追忆他们的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们确切去世的日子。20多年前的时光并不遥远，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他们?爱是不容置疑的!忘记他们逝去的日子，不仅是因为我一直在外面漂泊，还有这些年我从来就没有在他们的祭日为他们上过坟。或者还因为他们太普通太平凡了，要不然我为什么就无法忘记毛主席和邓老爷子去世的日子呢?还有那时候我的年纪还小，对他们的理解不够深刻，他们的葬礼毕竟不是我亲自操办的，我印象不深。总之，我这个不孝子孙要找出原谅自己的理由。当我的骨灰去陪伴你们的时候，我想你们是会原谅我的!
我剖析了奶奶的一生，感慨万分!她活了八十多岁，从生到死没有走出过她出生地四十五公里的范围。她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她在人们“他媳妇”、“他妈妈”、“她奶奶”的称呼中衰老了!她姓朱，可是她户口上的名字叫冯朱氏!她最远的出行仅有几次，就是到长春市我们家小住上几天，因为我爸爸很少回家看望她，而她想她的大儿子。可是她在我们家住不上三天就开始想自己的家了，这时她就会忧郁地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絮絮叨叨地对我说：
“二子，在你们家住太憋屈了，你看奶那里，一眼看出多老远呐!我养的猪啊!我养的鸡呀!我惦记着呀!我想回去了。”
每当我奶奶来我们家的时候，爸爸会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做给她吃，可是这个老农民并不买账。有一次我爸爸给她做了海参吃，并亲切地给她夹到碗里面。我奶奶慢声细语地对我爸爸说：
“这是啥玩意啊!我可不吃，像个大虫子一样。”
这时候我爸爸就会非常生气地说：
“你这个老太太真是穷命，不会享受。”
奶奶非常怕我爸爸，这时候她就会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不再说话了。我不知道爸爸是不是真的不懂得爱我奶奶的方式，我想如果爸爸给奶奶带点钱回去，或许奶奶会非常高兴，因为那样她在我婶子那里腰杆子会硬一些。
我奶奶年轻的时候除了忙家务以外，还主要承担庄稼地里的农活。她自己生了我爸爸和叔叔两个孩子。她又哺养了我叔叔的四个孩子，我和哥哥她各哺养了一半。这样算起来她一生就养育了七个孩子，如果按一个孩子她抚养七年，按现在的保姆每月工资四百元计算，那么仅此一项她一生所创造的价值就是二十三万五千二百元。我奶奶是个文盲，她不会算，可是我算出了她平凡的伟大……
如果说在日本鬼子杀进村的生死关头，谁能替我去死?而且死的方式还非常残酷!只有我奶奶!她不仅能为我去死，她还能为我们所有的她养育的儿孙去死!这不仅仅是我这么认为，所有和我奶奶熟悉的人，了解她为人的人，对我的观点都不会怀疑。在这一点上她不仅让我的父母会感到惭愧，我也非常惭愧!因为她能为我做到，我不一定能为她做到!我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我都守候在他们的身边。
我爷爷从得病到去世没用几天的时间，他几乎是在没有痛苦的睡梦里去世的。可是我奶奶却让病魔折磨了一个多月，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我后来给她搞了许多杜冷丁。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夺走了他们生命的?因为他们没有去医院看过病，我们中国许许多多农民就是这样的去了。谁有了病不想去医院呢?谁又不想多活几天那?可是他们为儿女操劳了一生，他们最后死去的方式要由儿女来定夺，因为他们没有医疗保障!因为他们老了没有经济来源……
在我们这个还不够发达的国家里，似乎儿子的婚礼是对老子能力的检验。而老子的葬礼似乎又是对儿子能力的检验，人们似乎只注重这两天的排场，而忽略了这两天中间那段漫长的时光里，他们彼此是否做到了问心无愧!毛主席最爱中国的农民，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为中国革命，为中国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国农民，尚有许多人依然是那样步履艰难，依然是那样无奈……要把祖国广大的农村建成繁荣昌盛的乐园，任重道远!
急不可待的荒郊野合
秋风伴着细雨，郊外的景色非常凄凉，监狱大铁门上的小门打开了，芳燕儿提前出狱了。她扔掉了手上的包向我走来。我迎上前去紧紧地拥抱她，我伏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千万别回头看。”
她非常平静地对我说：
“我知道了，你没看见我把东西都扔在监狱外面了。”
芳燕儿服刑的地方不在我们这个城市，我去看她要先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再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再步行两公里多。我去过全国各地的许多监狱，交通基本上都是这么不方便。我不知道中国的监狱建在这样的地方，是怕犯人逃跑，还是要折磨犯人的家属?这里不通公共汽车，我那时候也搞不到车，更舍不得花钱打车。可是芳燕儿丝毫没有怪罪我当时是多么没有本事。
两个二十出头的小煞笔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迎着秋风和细雨不慌不忙地走在空旷的砂石路上。好不容易熬出来了，芳燕儿丝毫没有想象中见到我的快乐，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咬着嘴唇，一句话也不说。我感觉她往日无限柔软细嫩的小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她后来告诉我说，她四年来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用手搓一个个卫生纸里面卷着的那个牛皮纸桶……
一阵秋风袭来，她打了个寒战，我急忙挽住了她的腰，她也紧紧地依偎着我。
我对她说：
“燕儿，你还记得我第一次探望你的情景吗?”
她苦笑着说：
“怎么能不记得呢。”
我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芳燕儿结案开始服刑了，我提了许多东西去看她。在她还没有出来见我的时候，管教仔细地检查了我带给她的东西。她看见我买的三斤香肠，就非常不耐烦地对我说：
“你把香肠的皮给我扒了。”
我非常不理解可是又不敢问……以后我再也没有给她买过这东西。
芳燕儿在接待室出现了，可以看出她非常重视和我的第一次见面。我从她监服上叠压整齐的印痕看出，她是为了见我特地新换上的。她秀美飘逸的长发已经剪成了“柯湘头”，她的面色有些苍白。虽然监狱里的囚服非常肥大，可是她还是煞费苦心地把囚服领子往后拉，以至于她囚服上的第二个纽扣都挨在了她的脖子上。我知道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她的曲线，她知道我喜欢她那个骄傲的小胸脯。我们为了不让彼此伤心，都故意装作非常老道，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的大义凛然。就好像我们这次相见不是苦苦地期盼了一年多，而是天天相逢，就像在菜市场买菜碰见了她一样。
我们俩隔着玻璃手拿着电话，彼此紧紧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好半天我们都没有说话。她首先一龇小白牙笑了!
别看她是个囚犯，可是她当时在我的眼中，依然比陈冲迷人，更比另外一个老B婆子顺眼……看着芳燕儿故作老成的目光，我心里有些激动，百感交集，我不知道和她说什么好!我非常尴尬地咧了咧嘴，皮笑肉不笑地对她说：“煞笔，你真像江姐!”
期待了半天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和她说这句话，她小眉毛一扬生气地对我说：“你这个大煞笔，怎么不说‘我爱你’!我他妈看你像蒲志高。”
她说完我们俩都开心地笑了，可是我们笑了还不到五秒钟，彼此的眼圈都红了，继而泪流满面。我真想拥抱她大哭一场……唉!监狱里有规定，犯人和家属会面的时候，不仅彼此摸不到还不能哭出声，也不能笑出声……这不能怪罪政府的无情，谁让我们芳燕儿犯法啦!我们俩就这样手拿着电话默默无语两眼泪……
我们傻傻地站了一会……警察拉着长声，就像‘红灯记’里喊：“带、李、玉、和……”一样，所不同的是，人民警察喊道：
“2、5、2、号、时间到。”
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芳燕儿打了个激灵急忙对我说：
“写信!”
我急忙对她说：
“我爱你!……”
我看了一眼芳燕儿，见她的脸上挂着泪珠就知道她也沉浸在回忆里。我们俩又走了一会，她突然拉着我下了公路，向不远处的火车道那里走去，我非常不理解地问她：
“你往哪里走呀?”
芳燕儿急促地对我说：
“铁路下边有个涵洞。”
“这里又看不见，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拉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说：
“我们监狱里的犯人都知道，我想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地方。”
我和燕儿三步并作两步，两步并作一步，先是大步流星，后是一路小跑奔到了铁路边。我们一看铁道下果然有一个涵洞，这个涵洞有一米宽一米半高，两头亮中间有点黑。我先向里面扔了块石头，见没有什么反映我俩就一猫腰钻了进去。开始感觉里面有点看不清，我打亮了打火机。哎!不赖，挺干净，这里面还有个草垫子。我和芳燕儿对视了一下，她亮晶晶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就好像超人似的，我真怕她的眼睛往草垫子上看，我怕她的目光把草点燃了!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深沉什么呀，我一转身脱下雨衣铺在了草垫子上，又非常迅速地把裤子褪了下来。芳燕儿蹲下身来用她那沧桑的小手抓住了我那玩意，就像捧着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轻轻地抚摸着。可是我的心里并不买账，因为她的手像砂纸一样搞得我很不舒服，但是，我不敢表达我的不满。好在她搞了几下就把它放在了嘴里，她贪婪地嘬了起来……我用手捧着和她的小手有着强烈反差的小脸心里想，这个平时干净得几乎有洁癖的女孩子，你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呐?
我们是真正的干柴烈火，绝对不怕秋风瑟瑟。我把芳燕儿按倒在雨衣上扒了个一丝不挂，就在我刚刚钻进她非常温暖的小屋时，芳燕儿喊了声：
“拜拜了茄子!”
她用手捂着脸放声痛哭!那哭声悲悲切切，惊天地，泣鬼神!涵洞里本来就回音，恐怖极了!我急忙用嘴封住了她的口，并赶紧快马加鞭想分散她的思绪。好在天助我也，一列火车轰轰隆隆地在我们的头上驶过，煞是惊险刺激。我不知道我们俩现在是属于那部分的，是“地道战”是“铁道游击队”?是“上甘岭”?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去他妈的!爱谁谁吧，反正雨衣上已经是“一条大河波浪宽了……”
我军越战越勇，把对手操练得鬼哭狼嚎……一个小时不到，就顽强地发起了四次冲锋，就在我余兴未尽还想打个反击的时候，有人投降了。她紧紧地抱着我，有气无力温柔地说：“哥儿们，你以为世界末日到了，难道就没有明天了吗？”
我一个狮子摆头甩了一下汗，斗志昂扬地对芳燕儿说：
“你刚刚恢复了自由，这样战天斗地最扬眉吐气，也最败火。来，继续!”这时候我的耳边响起了小时候经常喊的一首歌谣：
XX军叔叔好，
穿皮鞋带手表，
会打枪，
会打炮，
打得‘芳燕儿’呱呱叫!
结束战斗以后，芳燕儿从里到外换上了我给她带来的新衣服，她踢了一脚旧衣服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到这里来了!”
女犯人为什么买茄子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两个那时候虽然很穷，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非常快乐。我们俩花五块钱在小狗肉馆里享受，用两块钱买一个狗头啃，一块钱买两个拼盘吃，一块一毛七买一瓶春泉酒喝，我喝六两她喝四两，最后再来个蛋炒饭，我们一家一半，然后就回去战天斗地。唉!这种幸福生活我可能一辈子都享受不上了!这种感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来啦!但是我们曾经拥有过……
后来我问芳燕儿为什么要说‘拜拜了茄子!，她告诉我……在里面夏天的时候，食堂的管理员会卖给她们长的茄子，价格是十块钱一个。我问她冬天的时候怎么办那?她说扒了皮的香肠，套上塑料袋一样用，加热了大家分着吃……
四年的牢狱生涯让芳燕儿的性格改变了许多，她比以前深沉多了处事成熟老练。芳燕儿就是脾气太坏喜欢管教我，后来我们经常吵架，她胆子大敢和我对打。虽然吃亏的总是她，但是我感觉很难驾驭她。我们俩又相处了半年多，非常友好而平静地分手了。她不听我的劝告一个人去了深圳，就像当年她送我一样，我把她送上了南下的列车……
正文 十、我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十、我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命运的转折点——搞书
1987年初，建设厅成立了一个“文苑编辑部”。我们都在一个楼里办公，当时的主编赵亮把我借调了过去，这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抓住了，它成了我人生的第三个转折点。赵亮给我发了记者证，让我主管发行，对外号称发行科科长。我人模狗样地上任了!《文苑》第一期出版后，我开始了全国的大推销。我的工作方向还没有切人正点，当时只跑全国各地的两个部门，一个是邮局的报刊零售公司，一个是铁路列车段的多种经营办公室。
我的第一站是沈阳，这时候我们的连长黄永德已经转业，他被分配到了沈阳市的煤气公司，我顺便看望了连长。第二站是大连，我又看望了在司法局工作的副连长王清连。接着我从大连坐船来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然后是北京——济南——泰山——徐州——南京——上海一杭州。我跑了这11个地方，总共用了13天，几乎就是白天办事晚上坐车。那时候的卧铺票非常紧张，好在我有个记者证，有时候能得到照顾。没有卧铺就坐硬板赶路，我还经常钻到坐位底下睡觉，那时候火车走得慢人又多。有时候连个座位也没有，唉!那罪受的……
在杭州因醉酒把钱丢了……我住在杭州天目山建委的招待所，等编辑部给我寄钱来，那时候哪有什么一卡通啊，只能是邮局汇款，足足等了八天我才收到。前5天我还可以，每天绕着西湖转转，吃点好的喝点酒。后两天不是面条就是蛋炒饭，看着人家吃大闸蟹和叫花子鸡，可把我馋坏了。最后一天弹尽粮绝，把我的手表和记者证押给了招待所，好说歹说借了30块钱，才美餐了一顿!
离开了杭州坐汽车来到温州……福州——南昌——广州。一出广州站我就感觉到了开放的味道，因为那时候出广州火车站是不查票的，我感觉非常新奇。但是我当时想的最多的还是雷敏和芳燕儿，我一路都在幻想着能不能戏剧般地碰见她们。因此，总是东张西望地分外注意漂亮的女孩子……那时候我没有见过世面，连早茶都不会吃。饭店的人很多，我见一个老头占了一张桌子没吃饭，就不由分说坐了过去。老头用广东话对我说：“这里有人。”
我听不懂就随便地“啊!”了一声，拿起他的茶壶就倒水喝，气得老头直用广东话骂我……东北人爱吃点沾酱菜，可是广州没有。我就找服务员要了点生菜和大葱，沾着酱油香甜地吃了起来。我见吃饭的人都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耻笑，就非常生气地对他们喊：“有他妈什么好笑的，我们东北人就爱这么吃!想找事是不是?”
广州人就是不爱惹事，这要是在我们东北非打起来不可。后来我才知道南方的青菜非常脏。我们北方的青菜上肥的时候，都是把粪上在土里，南方的农民是把粪装在粪桶里，再兑上水用大粪舀子往菜上乱扬。真恶心!
我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杂志推向全国的市场很快有了反映。由于我们的杂志是以讴歌建筑领域的人为主，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头两期是赔钱的。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市场上当时畅销的东西是凶杀和带点色情的。根据我的建议杂志内容作了调整，第三期就开始赚钱了。发行量达几十万，我们赚了不少钱。在杂志社我学会了怎么赚取图书成本和定价之间的差价，还有组稿、发行、印刷等运作方式。同时我结识了全国各地一批二渠道的书商，这为我以后下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我们的杂志违背了办刊宗旨，不到一年就被停刊了……
我认识的第一个书商是广州的杨昆仑，他是看到我们的刊物自己找上门的。他当场交钱包销了七万本杂志，我们成了朋友，他给了我一套全国的二渠道发行网点，这时候我才知道全国有个搞书的二渠道。
当时并没有“书商”这个词，出版社和社会上的人把个人经销出版物的人统称为“书贩子”，很有歧视的味道。他们把国营图书流通领域称之为主渠道，把民间图书流通领域称之为二渠道，而二渠道这些人总是自称为“搞书的”。后来在90年代的初期，随着这伙人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频繁地和出版单位接触，成为出版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出版社的人感觉叫我们“书贩子”他们也掉价，于是，“书商”一词应运而出。书商为当时中国沉闷的出版界注入了勃勃生机，架起了出版物走向市场的桥梁，但是当时“书商”这个词并没有叫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国的几百家出版社，体制非常僵化，他们自办发行的能力十分有限。出版社与市场接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新华书店。当时的新华书店更是几十年墨守成规，出版社的一本新书，如果是通过新华书店发行，书与读者见面的时间最快也要三个月，正常的是半年的时间，而书商们做这些事情20天就可以搞定。
投靠沈太福闯荡江湖
在新的形式下，国家也加强了对新闻出版和图书流通领域的管理，1988年专门成立了“国家新闻出版署”，把新闻出版和图书流通领域的管理权从文化部分离出来。在首任暑长杜导正的倡导下，1988年冬在北京的翠宫饭店，全国的书商们召开了首次会议。而后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图书批发市场，书商们这才有了合法的身份和正统的经营权。我们杂志停刊了以后，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这时候国家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可以停薪留职的政策，我就成了系统中第一个停薪留职的人。我在机关工作的这五年里，收益最大的就是增添了阅历，开阔了视野，同时也目睹了部分国家机关里人浮于事，散漫臃肿的官僚作风。我利用出公差的机会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领略了不同的风土人情。知道到了东北以外的人是怎么样的活法，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闯江湖其实就是最好的社会实践……
我准备自己开个书店，可是那时的政策规定，个体书店只许零售不许搞批发。我如果想经营批发业务就必须找一个主管单位，申请集体性质的营业执照。
我在《城市时报》上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大意是：长春市长城集体公司，欢迎各位有志之士，来这里独资或合资，领办或创办企业。联系人：董事长沈太福、副董事长沈太安、总经理孙兴佳。我找到了沈太福很顺利地和他签下了合约，我每月上交他500块管理费。他给我办了一个集体性质的长城书店。我真没想到当时坐个破上海卧车的沈太福，后来能在北京玩出那么大的非法集资案，把自己的命也玩进去了。
书店开业了，我当时只有2000块钱。我的第一批业务是帮《妇女月刊》推销他们的积压杂志，我把他们的杂志发往全国各地，然后我出去收账。那时候的书商们绝大多数都很守信誉，卖完货的马上结账，没卖完的我就和他们调换了一些书，发回来自己卖。这一趟下来我赚了两万多块。这是我人生中淘到的第一桶金，从此我由一个不伦不类的工人，或者说是国家公务员，转变成了一个商人。这两万块钱成了我的启动资金，我捏着它踏上了越闯离家乡越远的江湖征程。
多少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在这以后我赚过许多比这多了去的银子，也没有那么激动过!那时候没有一百元和五十的票子，我喝了八两白酒爬上了床，把枕头扔在了地上，枕着这两方十元的票子，嘿!嘿!不瞒你们说，我半宿都没睡着啊！那是1987年，我还不满24岁呢。我能不激动吗?我周围的哥儿们天天都喊倒麻袋，倒盘圆……可是我没看见谁真发了!
那时候我能赚钱，并不是我有多么灵活的经济头脑。而是我的胆子大，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在机关混，其实我们单位的高人有许多，如果他们那时候能像我一样走出来，现在肯定也会事业有成。那时候的大环境比较好，国家也在不断地出台有关政策，鼓励人们下海经商。只要你敢拼搏、肯吃苦，干什么都能发财。由此可见，解放思想，观念更新，努力拼搏，才是发财和发展的法宝。
有了资金就要滚动，我用这笔钱包发了一期《风采》，由于当时的发行经验不足，再加上不是我自己组稿，我也没有参与封面的设计，杂志出现了积压，好在这期杂志不是由我印制的，并没有把我的资金套死，我只好推迟和他们结账。
不久我拜拜了沈太福，关闭了我的书店，应沈阳蓝盾书店孙楠之约，来到沈阳包发了多种出版物。从此开始了我浪迹天涯的漂泊生活。我当时住在沈阳的交通宾馆，身边总是有一帮人跟着我混吃喝。有进货的书商，有出版社的，有印刷厂的，也有社会上的人，每天打打闹闹的做事，也赚了不少钱，但那时候我只有24岁，深沉不住，再加上为人仗义，钱基本上随赚随花了。我把自己武装得全身都是名牌，什么金利来、老人头、皮尔•卡丹……
那时候沈阳比较好的餐馆是白云和菲菲，还有大北的卡拉OK西餐歌舞厅，我们经常光顾，当时沈阳所有好的宾馆我都住过！那时候甚至我想打谁就打谁……虽然我没少惹祸，但也着实在沈阳风光了一阵子……当时在沈阳和我天天在一起混的有一个叫老五的流氓，他后来吸毒死了。
有一天他给我领来了一个小姐，这小姐非常漂亮只有十七岁，是个学生妹。老五问我干不干她?在此前我虽然搞过对象也搞过破鞋，但是像这种直截了当的嫖娼，还没尝试过。这小姐别看比我小，可是她比我可开放多了，她脸不红不白地脱光了衣服，然后就催促着还有点傻痴情的我说：“你倒是麻溜快点呀!”
她的这种直来直去，不拖泥带水的精神，让我感到耳目一新!我迅速开始操练，双手在她的玉体上抚摸，她那刚才还有点冷漠的娇体随着我的爱抚，不停地扭动，发出了呻吟……在她的催促下我奋力挺进，次次直抵花心……
不久我们俩就大汗淋漓，她整个人颤抖着，床单已经让她抓揉成了一团，我紧抱着她小屁股的双手已经如水洗一般。下面更是湿成了一片，我虽然已经舒服了一次，还在继续偷炮，此时她已经四肢软绵……她在我生龙活虎的攻击下，又死灰复燃，她起伏不停地配合着我，就像我们老师吃饭馋我那样——呱唧、呱唧的声音响成了一片……
完事以后我给了她一百块钱。法律认定的嫖娼行为虽然不是犯罪，但无疑是丑陋和不道德的，这种行为应当被文明社会所唾弃。但这个古老行业的存在有其非常复杂的原因。这事情发生在我们老百姓身上，就显得污浊不堪。可发生在蔡锷和小风仙身上，不仅能流芳千古，甚至还有国民革命的味道。这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嫖娼这个名称其实是个官称，政府部门最爱这样叫，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可不买这个账，各地都有各地的叫法。比如说哈尔滨管这个叫“逮兔”，长春叫“跑皮”，沈阳叫“打抽”，北京叫“喇蜜”，西安叫“调棒”，呼和浩特叫“捻米”，成都口旷抓猫”，广州叫“打洞”，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我全知道……全国人民的通俗叫法是“打炮”，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书商”一词的由来
有一次我从沈阳去北京办事，特意新买了一双“老人头”皮鞋穿上。可是早晨醒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了，气得我把列车员大骂了一顿，列车长和乘警帮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估计偷我鞋的人可能早就下车了。北京到了，列车长给我找来了一双烂拖鞋，正值冬天我总不能光着脚下车呀!我趿拉着拖鞋骂骂咧咧地下了车，身着西装革履手提密码箱的我，非常狼狈极不协调地走出了北京站。
我来到了北京红十字宾馆，这里是以襄樊李际科为首的书商的聚集地。那时候的老李堪称是中国书商领袖，在宾馆长包几个房间和一辆伏尔加小车，迎来送往全国各地的书商，呼风唤雨好不风光。从1986至1988年这三年是书商们最好干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新闻出版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中国人民经历了三十几年的文化饥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人们对出版物的需求巨增，迫切地希望通过阅读当代的国外文学作品，来了解当今世界发生的变化。
这使得欧、美、日、港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在中国十分畅销。由于我们国家当时还没有加入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当时在我国出版非常简单，像日本作家西村寿行和大抒春雁等带点黄色的书越发好卖，这让许多人都发了财。翻译书的畅销是由沈阳的书商葛啸推出了《玫瑰梦》被通缉，还有长沙童清明出的《查太莱夫人和她的情人》被查禁，才兴起了这股风。现在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两本书的内容，远不如贾平凹的《废都》。
当时的中国职业书商为数还不多，能算是大老板的全国不过一百多人。能称为发行商的不过几十个人，大家彼此都认识，这些人的文化档次很低。许多人都是卖小报的出身，甚至还有几个不识字的文盲也都叨上了大菜。用济南书商陈大东的话来讲：“搞书的都是苦出身。”
在当时，没有文化的人收入能超过有文化人的收入，凭的是能拉下架子，能吃苦耐劳和胆子大。那时候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搞导弹的不如买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得到更新。知识分子觉醒了有时候会变得更黑……
我们这伙档次不高的书商，称霸中国出版发行的市场只是昙花一现。在大浪淘沙中他们有的得到了升华，有的苦苦的挣扎，有的改行了，有的干脆就干不下去了。1993年在邓老爷子南巡以后，一批有文化的国有企业精英先后下海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人有出版社的王强、曹华艺，新华书店的石宗伟、作家刘兴华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加入了书商的行列，这时候“书商”一词才真正的叫响。随着政策的放宽，现在的书商拥有上亿的资产，已经不足为奇了。
老李安排我和肖古龙住在一起，他那时候还只是一个进货的小菜。他身材不高不矮略有点发胖，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很讨女孩子喜欢。他是安徽蚌埠人，堪称是一个老江湖，14岁就逃学和几个大哥靠贩运鱼、虾、蟹闯荡上海滩了。他当时年纪小所以地位低，大哥们去喝酒只能由他来看货，他非常辛苦分钱又最少。可他还是很满足，因为大哥们带他认识了外面的世界，他更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蚌埠虽然是个小地方，但庙小妖风大。先后走出了肖古龙、赵宝海、二郎、朱国庆等搞书的风云人物!
肖古龙平时为人非常豪爽，可做起生意来滴水不漏，你很难赚到他的便宜。他没有好好读书，所以知识面比较窄，尤其是有些常识性的东西他都不知道，经常闹出些笑话来。我骗他说我是大学毕业，国家干部，还是记者。他对我肃然起敬，总是向我问这问那，当他问到我不懂的问题，我总是信口开河地胡说，他也深信不疑。
这天晚上，我们俩约了宾馆总台的两个服务员吃饭，我把他们带到了北京地安门的明珠海鲜。这种富丽堂皇的地方他们三人都没有来过，席间服务员上了一盘白灼基围虾和一个洗手盅，淮河边长大的肖古龙对吃虾并不陌生，可他对精致的洗手盅内黄呼呼的茶水产生了兴趣，他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我：“这是什么?”
我从那两个小姐的眼神中看出来她们也很想知道，就决定和他们开个玩笑。我把嘴里嚼着的一口虾咽下去，装做很不满的样子白了他一眼说：“这叫清口汤，由于基围虾的味道比较鲜美回味无穷!吃完一只你喝上一口这个，才能更好地品尝好下一道菜的味道。”
说着我拿起调羹舀起半勺“呼噜”一声喝下一口，这三个人见此恍然大悟，我只是给他们开了个头就不喝了，可他们三人却就着洗手水，故作高雅“呼噜、呼噜”地把一盘子虾都吃完了，全然没有看见旁边人的窃窃耻笑……后来肖古龙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气愤地对我说：“和你这B在一起，天天都上当，当当不一样。”
监狱是我的大学
快过年了，我从北京回到了沈阳，住进了九州宾馆。我进房间还没有十分钟，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三个不认识的人。我问他们：“你们找谁？”
他们为首的一个人说：“就找你，我们是公安局的。”
我要求核实他们的身份，他们向我出示了证件。他们让我和他们到公安局去，我问是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我想打个电话也不行。到了公安局说我涉嫌诈骗，他们只管抓人不管审，明天辽源会来人把我提走。我知道是因为什么事了!警察把我送进了看守所，在路上我悄悄地把一盒烟和两百块钱藏在了裤裆里。进了看守所警察先对我搜身，他们没有发现我藏的烟和钱。然后把我的随身物品进行登记，让我签字，又把我的腰带解下，并用钳子把我的裤子上的金属挂钩和皮夹克上的拉锁头都揪下来，我被押进了号里。
我以前没有进来过，但是对监狱里的规矩早就听说过。警察“咣当”地一声关上了牢房的铁门，我靠在铁门上审视着牢房，没敢贸然地往里走。牢房大约有20来平米呈长方形，里面有一个大通铺，上面面向墙坐着有30来个犯人，他们见有新来的犯人都回过头来看着我，我的目光落在了把门靠墙的一个人身上。这个人长得凶神恶煞胡子很长，我从他所坐的位置和他的神态判断，他就是“铺头”(号长)。他见我看着他，就向我招了一下手，我走过去问他：“请问大哥怎么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