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蝉脱壳
接见日前后,网子中队发生了几件事。
除了陆续开放了几个服满刑期的犯人,上来几个暂时还看不出特色的新收外,最有新闻价值的就是小杰调离了五大,去向不明。
还有,就是高则崇进了库房,开始逐步接管龚小可的账目。
按这里流行的说法,我的改造生活已经“接近尾声”,逐渐地可以进入休养生息阶段了。即使一般犯人走到这一步,已经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人了,只要不太“把儿闲”,从管教到杂役,都开始松一把手,睁只眼闭只眼了。这段日子,开始自己熬磨自己,开始不断地向往自由、回忆从前,以往这种感觉是被压抑得很深的,希望越近时,心情反而越加浮躁。
龚小可因为有11个月的减刑票,裁定下来就可以立马回家,简直已经是在掰着手指数日子了,所以显得比我更烧包,几乎天天跑我屋里侃侃而谈,又忧又喜地盼着回家过年,龚小可所忧虑的是出去以后的前途,他很迷惘。
不过龚小可还没到抛开一切放眼未来的时候,他的一条腿刚跨出监狱的大门,另一条腿却被高则崇抓住了。
高则崇在核查材料和账目的过程中,一板一眼,择出了不少漏洞,直接就找主任去了,说以前的账有毛病,实物的出入必须要龚小可说清楚,不然以后他没法擦这个屁股。
龚小可又急又气,脑瓜顶都要冒烟了。
二龙站出来说:“要乱,也是从日本儿时期就乱过来的,主任,咱就是太信任那家伙了。看来库房这块儿,不管谁管,以后都得勤查着点儿。”
主任责怪龚小可:“你接手的时候怎么没发现?高则崇一上来怎么就查出毛病了?还是你不上心啊!”
龚小可无言以对,二龙说:“日本儿这花屁股账,也难为老高了,不过库房这么乱,也备不住弄错了,过几天,老高你再盘点一遍吧。”
主任也叫老高先把分发材料的工作搞上手,然后再抓时间仔细盘点,又警告龚小可:“不管从根儿上是你和宫景谁的毛病,现在要是真缺了原材料,你不按规定赔偿清楚了,这个减刑的事儿还费劲了。”
龚小可跟我学这些话的时候,恼恨和痛苦把一张年轻的小脸儿涂抹得一塌糊涂。
“老高这节骨眼上给人家下绊子!”老三一边悠闲地喝着茶水,一边摆出愤愤不平的姿态骂道。
我小声说:“这事儿倒不是没救儿。”
龚小可立刻瞪起眼来,抓住救命草似的望着我:“麦哥你说,有什么法子,我现在是脑袋都昏了,是道儿就想不进去啊。”
“找找龙哥吧,让他给小青发个话……”
龚小可脸色开始缓缓地多云转晴,终于笑道:“对呀!龙哥白天还告诉我要想辙赶紧想哪,敢情这个‘辙’就在他那里!我现在就去!”
我看龚小可跳下铺,笑着提醒他:“账上那钱,就别想自己留着啦。”龚小可边往外走,边笑道:“这个弟弟太明白啦!”
老三略微有些不爽地埋怨我:“你给他开这个方子干吗,让他们折腾去呗,看谁笑到最后。”我说:“小可不是我老乡嘛,平时又没矛盾,这时候不点他一下,把光明大道盖自己肚子里,我也不好意思嘛。”
“出去以后,谁认得谁,没必要。”老三想看戏的愿望眼瞅着接近破灭,脸上不觉有些憾意。
转天早上,龚小可就喜气洋洋地告诉说:“龙哥答应帮我搞定啦。”
我说:“龙哥答应的事,肯定没问题。”
“不过,”龚小可犹豫着说:“不过龙哥说了,他啥好处也不要我的,就是小青说了,要让厂里给带原材料来,得花钱买。”
“那是,应该花钱啊,肯定得买呀,人家能白送你?一码归一码啊。”
龚小可苦恼地说:“那堆东西要300块钱,我还差60呢,麦哥……”
好人好事做到底!我当即答应给他贴补60大元。龚小可松一口气,感激地说:“出去以后,看弟弟什么意思吧!”
我跟他慷慨激昂一番,说了些“见死不救枉为人”一类的话。心里还是想着那60块钱的事不能跟老三念叨,不然他又要给我讲一大通患得患失的世故了。
两天后,在高则崇眼皮底下,小青从拉货的车上拎下半蛇皮袋子东西,交给赵兵拿进库房,以前这种交易经常在小青和二龙他们之间发生,大家也不在意,可我和龚小可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会心地相视一笑,龚小可轻轻地哼起歌来。
高则崇总要拉屎撒尿,那些原材料就顺利地上了架,单等着老高腾出空儿来盘点了。
高则崇却不着急似的,一心下力气想把近期的账作好。龚小可憋不住劲,主动去催促他,二龙也说:“就是,老高你赶紧盘点吧,等主任找你了,又要说你吊儿郎当。”
高则崇叫龚小可在旁边监督着,翻江倒海地盘点库存,结果自然是出乎他的意料了。
这样的学问
高则崇新做库管,开头就打了个哑炮,弄得有些灰头土脸,心情郁闷自是不说,回了号儿,又发现“娱乐室”里的电视遥控器丢了,虽然没有破坏形象地发作,也免不了嘟嘟囔囔。
前些天分来的新收,因为只有四个人,就没单开房间,收在二龙屋里过渡着,几天下来,他又烦了,轰出去单立个组,让广澜管起来。广澜很不上心,跟崔明达把何永要过去帮他,自己依旧成天在二龙屋里泡,只欢了荷尔蒙过剩的何永,上蹿下跳地跟几个新收撒欢,足足地过着“组长助理”的瘾。
新收里有个叫“皮蛋”的小子分来跟我们穿灰网,皮蛋犯的是绑架罪。按他说的,自己应该算英雄了:“我带几个老乡给一小包工头干水暖,妈的完活儿了不给钱,一拖就拖了8个多月,那几个老乡天天奔我要钱,我给要急了,就带俩哥们儿把那王八给弄出来了——操,不给钱甭想回家!”
周法宏笑道:“看了吗?又一个喊冤的。”
何永喝道:“皮蛋,干活!哪那么多屁话?那点逼事叨叨多少遍啦?咋不冤死你哪?!”皮蛋赶紧闭嘴。
疤瘌五笑着说:“永哥真有点儿当领导的意思。”周法宏笑道:“永哥在外面比这还猛哪,听说有一回一个人跟二十多混混拼起来了,输赢咱不说,反正打了半天,永哥愣没倒下——最后一打听,敢情让人绑电线杆子上打呢。”
皮蛋先是佩服,听到最后,破口笑起来,何永立刻照头上一巴掌:“笑你妈的脑袋!干活!新收没有新收的样子不成!”
我警告他说:“你对我们农民老大哥客气点儿。”
周法宏问皮蛋:“最后钱给你们了没?”皮蛋先看一眼何永,小心翼翼地答道:“给了。”然后又激动起来:“那几个老乡好啊,今年可以过个好年了,我呢,我他妈跑这儿织渔网来了!”头上又挨了何永一拳,马上熄火了。
我调侃何永:“将来这个组长还不是你的?”
何永大咧咧地说:“哼,我就不信小米没有熬出锅沿的时候。”
“当心糊锅底。”疤瘌五闷闷地说。
这天,我跟老三闲聊,先说起了何永。我说:“何永呢?”提到“何永”俩字,老三气就扑扑往外冒:“那怪东西将来更没个好儿!”
我笑道:“不过傻狗跟何永也算两员虎将了,够生猛,二龙大概也不会太难为他们,毕竟不知道啥时候就用上呢。”
“哼,疤瘌五当初不比他们猛?猛管屁用,没脑!没脑的‘猛’,就是一个‘祸’字。”
我笑着感叹道:“归根结底,政府掌握着全局啊。”
老三无奈地笑笑,痛定思痛地说道:“想想看,这半年多,林子咔嚓一拍,就拍走了好几个月刑期,二龙跟广澜前后脚进了独居,连丢了一个局级一个积极,都是自作自受,小杰也给倒腾走了,疤瘌五、胖子到傻狗,一个折腾得比一个欢,最后也是一个比一个惨。这里面,一人一根搅屎棍,搅来搅去搅自己,让别人不舒服的,自己也没一个滋润得起来。又到年底了,该争的也争完了,估计得踏实一阵儿啦。再有那不知死的冒泡泡,也肯定是让上边速战速决给了结了,翻不起大浪来啦。”
的确,这一年又要终结了,能折腾的都折腾过了,该倒霉的也倒了霉,该打压的也打压了,该敷衍安抚的也敷衍安抚了,像赵兵那样撒泡尿浇出块金砖来的,也躲边儿上偷着乐去了。主任似乎有些疲惫,二龙也自觉索然无味似的,估计他回想起这一年来,也是郁闷多于惬意。
而新的一年,对二龙也未必乐观,光是身边戳一个高则崇,整天在库房里当电灯泡,就够他烦了。
不过我想,老高最终要落个好结局,几乎也是奢念。他似乎不懂得一个道理,不知道要先遵守规则,才有机会在遵守的基础上“创新和改良”,他异想天开地想做掘墓人。他兴冲冲挖坑时,周围的人也拿着铁锨围过来,他们等着他挖好了坑,就把他踹进去埋上。
我把我的想法跟老三说了,老三马上责怪我把老高看得太高了。
我说:“只要大家都配合好了,秉公办事,遵守监规,这劳改队其实就跟工厂似的,也就是犯人没有自由罢了。”
老三笑道:“我看你快走了,这脑子又开始理想化起来,要这样,这两年牢不白坐了?”
我惭愧地笑了。我知道我应该惭愧。
我还知道在触手可及的将来,这一切都将与我无关。
我减刑了
我一直以为,减刑的场面会让我异常激动,然而没有。
12月下旬的那天下午,当我和龚小可、毛毛一起走到主席台前排队时,心情很平静,仅有一种假想中的兴奋让自己的脸不能刻板。一切该做的铺垫都已完成,需要的只是履行一下大家喜闻乐见的仪式,仿佛一场奉子成亲的婚礼。
我和毛毛都被减刑8个月,和预料的一样。龚小可减刑11个月,两天后就回家了。临行前还在信誓旦旦,要回来看我,我说真的不必,他很听劝,果然一直没有来,这是后话了。
减了刑,按规定,我下月中旬就应该离开,然后在“出监队”打理最后一个月的残刑。听说出监队很舒服,简直就是大墙里的桃源仙境。那里所有人都有着美好的心情,像历尽纷争后,在将死时面对天堂时的感受。
我已经一颗红心不在岗了。转眼就到了阳历年,照旧放假一天,包饺子。
何永今年掌大灶,带着小包工头皮蛋,在那里欢腾乱叫着指挥,老三骂道:“这种怪逼,永远不能让他得势。”
虽没太在意,不过傻狗好像很惨,没有人跟他搭伙包饺子,自己又不会干。
“娱乐室”里老高牌电视机的室内天线被掰走了,气得高则崇弄了根铁丝支棱在那里凑合,估计这个电视在新春佳节看联欢晚会之前得疯掉了。
提工以后,场面依旧是紧张混乱,有权利叫的还是欢欢地叫,有资格闹的还是疯疯地闹,而被沉淀下去的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在沉默中爆发或者死亡,他们在沉默里继续沉默着,如我先前知道的一样。
没关系,跟我都没关系了。我在这里,没有留恋,也用不着思索,我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一个星期内,估计我就要离开亲爱的“五大一”了。
跟一些相干不相干的人,老三也好,周法宏、蒋顺治也罢,该说的道别话都提前说净了,给我的感觉是,这些人在以后都是我的朋友,不论有什么事情,只要求到他们头上,他们都愿意为我赴汤蹈火——如果相信这些的话,我肯定是脑子进水了。
不过,我总觉得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利落。于情于理,我都该单独去跟二龙打个招呼,告诉他一个连脚后跟都已经知道的消息:我要走了。我似乎意识到,二龙应该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不知道我去见二龙之前,为什么会犹豫好久,在他的门前溜达了几圈后,听到里面没有群雄慷慨聊天的声音,才敲了敲门。
也许我很看重这最后的一面?
我明白二龙对我的态度应该是暧昧的,我们之间有一些不能去解释的隔阂,我完全可以抛开他的存在,一走了之,我也并不打算将来还能见到他。不过那样,我心里会一直有些不完美的感觉,莫名其妙的。
蒋顺治来开门的瞬间,我看到了二龙正躺在铺上,似乎想直起身,而且脸上闪过一丝光彩似的。不过他没有真的起来,直到我明确说出我是来向他辞行的。
二龙关了电视,我随手拉把椅子坐在他铺边上,二龙的铺垫着很厚的褥子,估计至少有五六层,我开始理解他为什么每天会有那么多热量需要发散了。
我走过场地递了棵“红山茶”过去,我知道他不会接,他只抽中队里唯一的“中华”。没想到他接了过去,叼在嘴上说:“麦麦的喜烟我得抽。”赵兵立刻先我一步,利落地给他点上了。
我开宗明义地说:“龙哥,我知道你一直很照顾我。”
“嗯,没帮什么忙。”
我赶紧说:“哪里,在队里这么长时间,你一直给我留着量呢,处处松把手儿,我嘴里不说,心里明白。”
二龙笑了:“我为嘛给你留量呢?”
我笑道:“还不是龙哥宅心仁厚嘛,我借了跟龙哥一拨下新收的光了。”
二龙不置可否地笑笑,喝了口茶,似乎随意地说:“关键还在你自己,不把儿闲。你刑期短,是一门心思往社会上奔的人,知识分子啊,要不,冲你这个人,我倒真想拉你好好玩一把呢。”
我心里很舒服,嘴上谦逊道:“就我这脑子,真让你拉扯,还不把你拖累烦了?”
“唉,你是没遇到好人,老三把你活活耽误了。要放我屋里!”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去,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是老三救了我。
“我愿意跟知识分子交朋友,你看我啥时候给关之洲那怪鸟使过难?”
我连连点头,一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表情。二龙嘲弄完了关之洲,又夸了我几句,预测我“有前途”。然后问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办不了的事要他帮忙,我果断地说:“没事儿,今天过来就是跟龙哥道个别。”
二龙舒心地掏出棵“中华”给我,说:“行啊,心里有龙哥这两个字就成,我这心里也豁亮了,没看打眼。”
二龙吩咐赵兵:“从我这给老师拿两盒烟,麦麦你下了出监,先把门面撑起来,回头我递个话过去,让你舒舒服服过出监——给我面子的人我就得让他风光!”我赶紧拦赵兵:“龙哥,你太客气了,让我受不了。出监那帮,也配咱给他们上烟?龙哥你还不放心兄弟的能力吗?给咱自己人垫个话儿过去就成了,省得到时候没个照应。”
二龙笑笑,也没太较真儿,我站起来告别,蒋顺治和赵兵一起送出来,二龙还在里面说:“明天我跟主任说,你甭干活儿了!”
这一访,访得我神清气爽,走到自己门口时,才笑自己不过一个俗人。
转天,我歇了。在号儿里,洗洗涮涮,看看书,补补觉,享受着一个人的“自由”,只等着下“出监”了。
下午点名时,只有我一个人蹲在狭长的号筒里,号筒尽头,也只有一个值班员坐门口望着外面,似乎不在意我的存在。
突然有种不着边际的孤独感袭来。这几天,一直在享受远离纷争和喧嚣的“自由”,这时才发现,原来“自由”是如此诡异的一个概念,四面逼仄的墙壁,可能使一个人发疯,而一只蜗牛或爬山虎,却可以在这里尽享一生的美满生活。我想到了小朴,如果他真不是在演自己的最后一场戏,那么监狱也许比外面更适宜他继续生存,就像一只蜗牛,天空再广阔,对它的意义却只是空虚,而对另一些人,却恰恰相反,外面的世界如此广阔,他们却时常感觉压抑、没有出路,那些有形的无形的墙,那些成文的不成文的法,在他们的周围筑起了重重的障碍,使他们的“自由”显得可怜可笑。
我想他们或许还不如我们清醒,至少我们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处境,而他们,却迷惘地在广大的世界里奔突着,不知道会在哪里碰壁,那些围墙是透明的,他们经常在不自知的前提下犯规,尴尬、困惑、被嘲笑、被鄙视、被遗弃甚至发疯。
我们知道自己的期限,而他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而他们往往踌躇于此生何为。
唯一相同的是,我们和他们,为达目的都不惜一切可行的手段,但我们做得更坚决,因为我们对一切的问题不能回避,只能咬牙面对,而他们还有选择逃避的空间——这是他们向我们唯一可以炫耀的地方。
我孤零零蹲在那里等着管教来点名记数,精神却一直沦落在玄想之中。我想起《史记》所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那么,文王应该是不用到车间劳改的,他应该一直像我现在一样在玄想和推演。如果我天天被一个人孤单地关在这个号筒里,或许也会关出一个什么家来。
悠闲了几天后,直接从监教楼下了出监队,没来得及跟任何人再打招呼。
人来人往
出监队和入监队都归教育科管。
白主任刚给今年最后一拨分下来的新收开完会,就赶到出监队这边来。上楼的时候,我们正看见一群剃了光头的犯人溜墙蹲着呢。几个胆大的还仰起脸来冲我们笑,目光里充满羡慕:弟兄们该回家了?
“一代新人换旧人啊。”一个家伙在我身后感慨着。
和入监组的情形相似,检查完行李后,我们蹲在教育科的监区楼道里接受检阅。白主任在形象上毫无突破,还是拿个小本子,坐在一个小课桌后面。
和入监时不同的是,老白首先表示“欢迎”我们来到出监队,他从理论上判断,不论刑期长短,进了出监队,就说明大家的改造任务已经接近圆满完成,所以总要祝贺一下,他说看到我们能来到这里,感到真挚的欣慰。
教育科的“眼镜儿”插空说:“出监教育很重要,好好听白主任讲。”
白主任看一眼他说:“韩东林在最后一个月里,将协助政府负责出监队的管理,两个月以后,他也开放啦。”原来“眼镜”叫韩东林。韩东林幸福地笑着,把白主任面前的课桌摆得更端正了。
像老犯儿们介绍的那样,出监组的确没什么闲事儿,纪律要求也相对松散。虽说一天八小时的学习时间内不让乱串,可是从上到下,谁也不太在意这里的动静。犯人们松散而有节制,总体形势不算大好,却还可以将就。
出监组的犯人,基本放弃了招摇的想法,只有一个混日子回家的希望在支撑着,大方向都是追求稳当,所谓“平平安安回家去”。眼看着就要脱离苦海,很多人大概都想开了,什么也不想争了,得过且过,能忍就忍,偶尔跳出一个张扬的,当即就给封成“怪鸟”了。
“在出监队咋呼什么啊,有本事出去以后折腾。”这句话让我想起二龙教训疤瘌五时的态度:“在入监组咋呼什么啊,有本事下队折腾去!”
觉得好笑,然后不禁感慨。
说来道去
大组长韩东林没事儿就爱跟我一块儿聊聊,他看不上其他犯人,似乎那些人档次不够高吧。
听了韩东林有些居高临下的评价,我笑笑,不置可否。
韩东林看了看左右,嘱咐我:“你可得稳当点儿哦,遇事忍一忍,不就一个月吗?怎么不能过?”
“要有人让你把这一个月当十年过呢?”
“唉,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嘛。”我笑道:“躲哪儿去?躲到大墙外头算一站。你不找他他找你啊,都躲清净了他们跟谁耍威风?这里边没有回避矛盾的余地,出了事就得面对。”
韩东林有些诧异地说:“这些我倒常听说,不过,你这两年不是一路打过来的吧?”我又笑起来:“要那样,早打到刑场上去了。在劳改队里,不管通过什么手段,总要找到自己一个位置,所有人最后都得归位,虽说龙得盘着、虎得卧着,可这龙和虎他不会跟鱼虾猪狗的盘一堆儿、卧一块儿啊,到最后还得分出远近高低来不是?你们留教育科了,第一步就定位了,我们不行啊,到劳改队里还得重新抢地盘。”我望着改造时间比我还长的韩东林,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讨厌的老大哥了。
韩东林笑道:“呵呵,是这么回事吧。你在队里占了什么位置啊?”
“不上不下,不尴不尬啊。你呢?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我很愿意跟“有文化”的犯人交流一下心得,韩东林的语气却让我不舒服。
韩东林说:“好倒谈不上,至少是刻骨铭心地受到了惩罚,被剥夺了自由和发展机会的人生,出去以后要很久才能恢复感觉,想追上时代的步伐,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
我试探地问:“你折在什么事儿上了?”
韩东林苦笑道:“虚开增值税发票,给一哥们儿帮忙,骗点出口退税,自己也顺便捞点好处,哼,都是一时的财迷心窍,其实我得的好处不过几千块钱,就进来呆了4年多。4年啊,损失了多少机会和金钱?亲情呢?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啊!”
“悔了?”
“彻底悔了。看来这人生是一不能贪图不义之财,二不能怀有侥幸心理,堂堂正正干干净净地做人做事,最稳当。以前也明白这个理儿,可事到临头,又迷失了方向——进来一次也好,长长教训,一辈子受用。”
聊了一会儿人生大道理,我发现自己的确需要“回归”一下了,对韩东林那些一本正经的语言,我有些不适应,如果他说“彻底他妈的悔啦”,我或许会更习惯些,虽然我毫不怀疑他现在这些严肃的感慨。我知道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
所以我跟韩东林推卸责任:“你在这里受的改造和我不同。”
韩东林说:“教育科的确是监狱的一块清净所在,不过我一直以为,关键还在自己把持。”
后来我试探着问他,在这里写的日记一类的能不能带出去,他说“估计戏不大”。
我画蛇添足地告诉他,我的日记只有十来页,随便写的,怀念过去,憧憬未来而已,不带走也罢,晚上就烧了吧。
毕业之欢
在出监队呆着果然爽,每天都看着有人办手续,喜洋洋地从这里消失,不知道飘向哪里。走的人都像新郎官一般欢喜,不论外面等待大家的是什么,自由总是个巨大的诱惑。而从这里,从这惩戒罪恶的大墙里走出,我没听到一个人说过想再回来!
出去以后的未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要出去,出去!
自由的门缝向我敞开得越来越大了,我每天都在胡思乱想,没有一个确定的思路,只有喜悦弥漫,虽然有时候那喜悦显得迷惘,未来一片空洞。偶尔想起中队里的人,感觉也淡漠,似乎不曾相识。
心里只想着快走,快走。
终于挨到了最后一天。
揣了两盒烟,到各屋转了转,又跑韩东林那里打了招呼,聊了个把钟头,禁不住我的吹捧,韩东林终于把他的日记捧出来给我过目。
翻开日记本看到,他开篇就挖掘自己犯罪的思想根源,把罪魁祸首推给 “金钱”了,他是被纸醉金迷的世界给弄迷糊了,才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国家的钱包。然后又不厌其烦地记录改造道路上点点滴滴的进步,中间还大肆抄袭监狱的种种规章制度,不断地赞扬监管制度的正确性,尤其突出了白主任对他的耐心帮助,感激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我越来越快地往后翻着,嘴里称赞:“好,好啊,深刻,你算来值了。”我鼓励他:“以后你可以写一本专著了,就通过监狱系统往下发,管教、罪犯人手一本,你还可以到各监狱去作报告,将来准火!”
韩东林兴奋地说:“我倒没想那么长远,这次进来,真是刻骨铭心啊,不给后人留下点教训,我自己都觉得不负责任。这两天听你讲了不少队里的事儿,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思索,还没有写上去。
聊了一会儿,韩东林提醒我该去洗澡了。出监之前,每个人都要狠狠地洗个澡,没人想把一身晦气带走。
洗澡。洗。
当热气腾腾的洗澡水被我兜头浇下时,赤裸的身体舒畅地挺拔起来,每个汗毛孔好像都扩张开了,我紧闭双眼,感受着逐渐袭来的凉意,然后舀起一盆水,重新举上头顶,让它缓缓地淋下,温顺的水流,滑过面颊、颈项、肩背和腰腹,最后从腿脚溜开,轻歌着注入下水道,我细致地体验着整个沐浴的过程,一些岁月的痕迹,一些缭乱的声象,似乎也被轻轻地洗刷着。
抚摩着光滑的身体,想到“新生”两个字,笑出声来。
我感到了泪水就要从眼里溢出了。
钻进被窝的时候,一种喜悦和混乱的感觉把我包围。
自由,自由!亲人,家。
我想我要失眠了。
穿上新衣
直到转天早上,才发现自己曾经睡着了,并且没有做梦,看窗外,是个晴天,像我希望的那样。
我穿上了家里送来的新衣服,皮夹克的毛领子叫我的脖子感觉到某种陌生的温暖,弯腰把双脚塞进新皮鞋里,跺了两下脚,腰杆儿也仿佛直了许多。形象一变,感觉立刻就不同了!
旁边一个笑道:“人靠衣服马靠鞍,立马就没有劳改味儿了。奶奶的我就不信了,要给我一身警服套上,不比他妈监狱长精神?”
早饭吃得心不在焉,我开始不断地往外探头,我急啊,虽然没能在家里过上年,可今天出去,明天就是情人节,后天就是元宵节,多牛!
等啊等,当我的名字终于响起时,我第一次感觉到“麦麦”两个字是那样悦耳。我一边忙乱地跟他们告着别,一边冲了出去。
韩东林打开了头道栅栏门,我一脚跨过去,心情激动,我知道我现在每向前迈出的一小步,都是永别似的超越。
张老头对着登记表验明正身后,把账上余留的几十块钱交给我,我在登记表上签了字,然后跟着张老头往外走。下了楼,一眼看见老三正在楼口逡巡,见我出来,马上迎了上来。张老头见多不怪,让我们说了几句互相珍重的道别话,才催促我开拔。
老三和我一握手的当口,我感到手心里多了一样东西,他顺嘴告诉我:“我明年第一拨儿减,老朴说啦!”
“那我等着给你接风。”边说,边偷偷把手里的东西揣口袋,硬硬的一个小片,像一枚硬币,我没敢看,怕叫张老头没收。
一路走着,突然发觉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和不值得留恋,天很蓝,阳光也明媚柔和。走在路上,感觉一切都那么美好。
呼吸着充满细小尘埃的空气,我现在就要回到我曾经的美好世界里。
张老头在第一道大门外骑上了自行车,慢慢磨蹭着,我不知道从这里到最后一道围墙还有多远,只好信心百倍地在他后面加快了脚步。我想,如果我提出让我骑车带他一程,张老头会不会同意?不过我放弃了这个可笑的想法,也许我的确该自己走这段路。
这一段路,至少有2000米吧,2000米,近乎荒凉的路,越来越远离监区,越来越接近牢笼的边缘。终于望到半敞的大门了,外面的光线似乎比这里明亮好多。我加快了脚步,张老头回了下头,把车子蹬得也快了些。
总算站在了大门前。张老头支好车,招呼我跟他过去。一个警察跟张老头做了个什么手续,很快从窗口喊:“麦麦。”
我答应一声,上前接过他递出来的《释放证》,我的手好像有些抖,或许没有抖,是我以前以为这个时候应该抖一抖的暗示效应吧。
我迷惘地看一眼张老头,他笑道:“——走吧!”
我掉头就走,一步跨到大门外,忽然想起什么来,回手用力摸了一把冰冷坚硬的大墙,一直以来,我就被它囚禁着,却只能远远地望它,不能触摸甚至不能走近,似乎它的里面还耸立着一堵透明的屏障一般。
张开手,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啊!
弟弟过来抱住我哭出了声,我鼻子酸了一下,向远处望去,路边停了好多车,还有些卖糖葫芦和早点的小摊位,琳婧正抱着女儿从不远处奔过来,后面缓缓跟着两辆桑塔纳,我跟弟弟一起迎过去,一边深深地吸着外面的空气,清新啊。
旁边一个卖茶叶蛋的胖老太太笑着喊:“傻儿子,出来啦?”
我笑一声,觉得这大娘或者天生豪爽,或者年轻时是一女混混。
几个朋友从车上下来,和我紧紧地拥抱,然后把我塞进车里,琳婧和女儿坐在我旁边。我欢呼道:“回家!”一直没有熄火的车子立刻冲了出去。
我得意地笑了一下,把手伸进裆里,大腿根上,紧紧绑着两本日记呢。
马上又想起来,赶紧掏出老三给我的东西,展在手里一看,马上心中一暖——那是一个心形项坠,用粘在一起的两枚硬币细细打磨成的,上面刻着一只展翅的小鸟。
二龙的那个项坠,还挂在他脖子上吗?想不起来了,也回忆不起来最后一次看见那个项坠儿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老三打磨这个项坠时的心情和辛苦,他能记得曾经的许诺,虽然是小小的,也足够我感动了。他是个怎样的人,倒开始变得不重要。
把项坠握在手心里,我顺着后车窗向来路望去,监狱的高墙铁网正逐渐地向后退去,越来越远,越来越矮。阳光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仿佛明亮的错觉。
我突然有种恍惚的疑问:四面墙,真的出来了吗?
墙里的还在继续,墙外的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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