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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3节:"规范"变法(1)

作者:隋丽娟 当前章节:1806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04:51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光绪朝东华录》)

这份出乎人们预料的上谕读罢,老人已是涕泪纵横。

人们不禁要问: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亲如父子,怎么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就有这样的上谕颁下?

师徒二人也会出现在一些事情存在不同见解的情况,但万万不到一定要把翁同龢从身边赶走的地步,即使在开缺前一日,同僚们依然见得两人十分融洽。

"即在开缺前一日,(翁)尚在内廷行走,上意固鱼水契恰如常也。"(《蜷庐随笔》)

显然,骤然终止老人的官宦生涯并将其开缺回籍的上谕出自慈禧的旨意。事实也确实如此。"此旨系刚毅、西太后亲自手拟"(《崇陵传信录》)。据说,光绪帝得知慈禧要颁下如此的诏书,竟然惊得瞠目结舌。

宣诏时,光绪帝"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清廷戊戌朝变记》)。

从上谕看,慈禧给翁同龢罗列的必须开缺回籍罪责有两个:

1?"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

也就是指责翁同龢最近一个时期做事难服众论,同僚中已经有人多次参奏。

2?在召对时,"喜怒见于词色"

也就是指责翁同龢在召见时,不够恭谨,喜怒情绪见于召对时的言辞与面色中。

康有为

梁启超

如果说两条罪责中,"众论不服"是工作的失误,那么"喜怒见于词色"充其量也只能归属于工作态度,将其作为开缺回籍的理由太过牵强,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显然这一条是为了配合"众论不服",避免孤证,使其更有说服力罢了。那么,"众论不服"究竟指的是什么,以致惹怒慈禧,使她断然做出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决定。

翁同龢思来想去,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导致"众论不服",从而使慈禧与自己过不去,那就是他全力支持光绪帝变法,使慈禧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失败之惨、屈辱之甚,极大地震动了国人,也极大地刺激了光绪帝,对风雨飘摇中的江山社稷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日渐成熟的他,痛苦可想而知!

正当光绪帝为挽救清王朝危亡希图有所作为的时候,恰逢康有为写成《上清帝书》并联合十八省在京会考的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历史上称为《公车上书》。一时间要求维新变法的倡议和行动风起云涌。

光绪二十年(1894)是会考年,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适逢甲午惨败,《马关条约》这一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已《点石斋画报》之"公车上书"

传到北京。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奔走相告,强烈要求清廷拒绝批准条约,继续抗战。康有为等人联合十八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这就是长达一万八千字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言救时之方,详陈自强之道,引经据典,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

光绪帝得到了这一信息之后,似乎看到了自强维新的希望,他"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清廷戊戌朝变记》)。

朝野上下人人知道,虽然光绪帝亲政久矣,然而慈禧一刻也没有放弃在大政方针上的幕后操作。光绪帝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皇权,他要大刀阔斧地在政权中进行改革,势必处处受制,寸步难行。据说,一向慑于慈禧积威的光绪帝,竟然对庆亲王奕劻发出了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句牢骚:如果还不给我办事的权力,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此亡国之君。

大大出乎光绪帝意料的是,对他大不敬的怨言,慈禧并没有大发雷霆,相反,慈禧在光绪帝到颐和园给自己请安的时候,竟然表示支持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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