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洋大船在黄埔，不能靠岸停靠，而是在江中抛锚。一条大船购买的货物，至少有几百吨之多，货物如何入舱，对于当年这些靠风帆作为动力的木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行驶的稳便，必定要将重的货物，比如生锌和瓷器放置于底舱，而将轻的货物，比如丝绸放在最上面。所以外洋船不能买了什么货物便立即进舱，必须于岸边建立一个仓库，待货物买得基本齐整，才能分门别类地入舱。
这一情况，总督大人孔毓珣是否清楚，不得而知。如果他清楚这一情况，却给皇上写奏折说，外洋船上的一干人等一律不许下船，多少有点欺君之罪。当然这种欺君，无非是让皇上放心，并且开心。当官当到广东总督这个份上，哄皇上开心，自然是拿手好戏。所以孔毓珣不管实际情况如何，给皇上写报告，却是写得斩钉截铁：一干人等，一律不得下船。
严防中国民众上船，肯定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不让洋人们下船，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除了皇上以外，大家都知道，洋人必定要下船，在岸上建造一个仓库，用于存放进舱之前的货物。既然是仓库，所以船上总是要派一些军官或者水手，看守仓库。生病之人，不适宜住在船上的，一般也都允许住到陆地上的这个仓库里来。
有趣的是，也许正因为总督大人向皇上撒了个谎，所以使得这些岸上仓库，一律不得建造永久性的建筑。每年夏秋，外洋船来，便开始建造，至秋冬之际，外洋船满载货物归国，又必须拆除。“1790年，英国公司的一位大班向海关监督申请建立永久性的岸上仓库，结果海关监督衙门予以拒绝。”如此年复一年地拆了建，建了拆，不亦乐乎。其实这种仓库，因为存放的货物很多，要求的面积也很大，如果建成永久性建筑，每个贸易季度出租给外洋船，自然要经济得多。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总督大人的小谎言，因此变成了一个必须瞒过皇上的游戏。
黄埔买办帮外洋船建造了岸上仓库
蓝旗国的外洋船在黄埔抛锚以后，也和其他的外洋船一样，第一要紧的事情，便是要找一个供应商，一是负责造这样的一个仓库，二是要采买大量的食品，既供应船上的船员，又要为返航作准备。这种供应商，也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人都可以充
当的：他们是一些特殊的商人，当地人称之为买办，洋人则一律称为Comprador，这个词汇在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当中，就是采买的意思。当买办，大概算不上是非常上台面的事情，因此要当买办，倒是不需要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许可。但是想要当买办，必须要有一个通译，也就是领有海关监督衙门执照的专业翻译，“具结”担保。具结担保的意思，就是让一个已经在衙门登记在案的通译，写张愿意为之担保的保证书，这样出了事情，一体承担责任。
找了愿意具结担保的通译，到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那里办过担保手续，买办的业务才能开张。在黄埔的买办，主要业务有两种，一是帮外洋船上的洋人造岸上仓库，二是给大船上的洋人，供应日常的食品，至外洋船离港之前，还得准备大量的返航食物。他们通常被称为“黄埔买办”。“黄埔买办”和在广州给夷馆供应食物，并且负责把货物从夷馆驳运到黄埔的夷馆买办，是不同的。瑞典学者歇尔博格在其著作中，明确地把“黄埔买办”和“夷馆买办”给区分开了。但是买办真正要接到业务，却多少要给衙门里的老爷们一些好处，尤其是海关监督的家人、书办和胥役；同时为了接到业务，也要和行商与通译们打成一片。后者和洋人接触最多，故此能够给买办介绍业务。手下则要有一帮人，通称苦力（Coolies），能够迅速地建造仓库，并且帮助洋人把货物进舱。
为瑞典公司的这条外洋船充当买办的，是坎贝尔到了广州以后，通过广州的行商找到的。坎贝尔和他谈妥的主要生意，就是让这位黄埔买办，在瑞典船停泊的岸边，先建造一座岸上仓库。双方谈妥的价格是九十两银子，大概是包工包料，一揽子的工程。照坎贝尔的话说，这比其他外洋船建造同样的一座岸上仓库，要便宜得多。
前来广州贸易的洋人，通常把这种仓库称为Bankshall，意思是“岸上的大厅”。岸上的大厅也好，仓库也好，总之是个简易的大棚子：大致的尺寸，长是三十五米半到四十一米半，宽是十米半至十二米半，面积有四五百平方。偌大的一个仓库，建造的材料，则全部是毛竹和草席。一般说来，这么大的面积当中，也隔出两个小的空间：一间用于守卫的住房，另一间，则是守卫队长的办公室兼卧室。
想来如此简易的大棚子，建造并不复杂，时间也不需要很长，何况外洋船急等着要用。那外洋船，万里迢迢，从欧洲远道而来，一路上也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险和风浪。到了目的地以后，自然要进行全面的整修。整修伊始，先要把船上的来货、压舱铁、船帆，甚至枪炮，都要卸下来，放在这岸上仓库里。如果船上有患病的船员，这个时候也会让他们住到岸上，一是岸上生活毕竟对健康有利，二是可以把他们隔离起来，免得传染给其他的船员。
雍正十年，外洋船上的枪炮是不用卸除的。有趣的是，和洋人不许下船的事情一样，船上是否需要卸下枪炮，也变成了一种哄皇上的游戏。是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奏折上称，他如何命外洋之船，到港后即卸下大炮；如何禁止外洋之人，把火器带入广州，云云。在皇上面前大大地表功。
事情过了四年，到乾隆元年，刚继位的乾隆皇帝问起这件事情来，说是外洋船到港，一向是把枪炮卸下，这个办法好，应该继续实施下去。
皇上一开始较真，当大官的只好实话实说。乾隆元年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鄂弥达，这时候想方设法要自圆其说，承认卸下大炮的事情从来没有实施过。理由有两点：一是彼时珠江水面颇多海贼，外洋船需要枪炮，以震慑海贼；二是很多船上，大炮根本是固定在船上的，不能卸下。这第二点理由，多少又有点糊弄皇上。那个时候的大炮，基本都是可以卸下的，比如瑞典船上的大炮，就可以轻易卸下。
这次蓝旗国的外洋船，带来的货物，只是一些呢绒布，而且数量不大。这且不说，长时间的航行，船身多少有点损坏，船帆也需要修补。这些事情，都要在到黄埔以后，抓紧时间完成，因为购买的货物，很快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广州运到。黄埔村那个地方，曾经有专门帮助“修整鬼船”的木匠铺和漆匠铺。见《世界目光两度驻停琶洲岛》，刊于《羊城晚报》2004年4月29日。但是雍正十年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这种服务，不得而知。想来早期的修船补帆的活，还是船上的瑞典海员自己干的。
洋人在黄埔的饮食和生活
下船干活和看守仓库的船员，毕竟是少数；大量的船员，还是要生活在船上。虽然都是职业水手，长期待在船上，想来是一件很憋闷的事情，好在不许洋人下船的理论，主要用于糊弄皇上。当地的官府，对这一条根本做不到的禁令，基本上是眼开眼闭。所以船员无聊的时候，大可以下船，在黄埔村一带，四下溜达。黄埔村也算个古老的村庄，早在元朝便有大户人家迁徙而来；当地有胡冯梁罗四大家族，也建有不少祠堂，这种有趣的中国建筑，想来也是十分吸引洋人的。
但是对于水手来说，最为美妙的事情，莫过于黄埔码头附近，有一个专门出售中国米酒的小店铺。欧洲人好酒，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于瑞典水手来说，酒这种美妙的东西，乃是一天也不可或缺的。从瑞典带来的酒，毕竟数量有限，所以每天喝多少，也有限制。眼下在黄埔锚地，居然有一个卖酒的店铺，怎能不感到欣喜呢。于是乎，瑞典的船员和同在黄埔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大买其酒。
这家中国小店铺卖的酒，洋人一律称之为Samsue。这种中国酒，多半是一种米酒，但是酒性也比较烈，因为这些洋人喝了之后，变得醉醺醺的，整天吵架。吵架还不算，喝醉以后，还不分日夜，放枪取乐。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奏折中提到，洋人日夜放枪，深为扰民。如此一来，这雍正十年的黄埔古村，又热闹，又有点乌烟瘴气。这年年底的时候，新任的海关监督大人一怒之下，下令禁止在黄埔开设卖酒的店铺。此乃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蓝旗国的船员，在雍正十年的秋天，在黄埔基本上享受了一种相当宽松的环境。可以下船溜达，可以买酒喝，可以吵架，还可以放枪取乐。黄埔口海关的官员，基本上是和善友好的，除了不遗余力地捞好处之外，对这些洋人，并不十分管束。甚至对于瑞典公司的大班们，淋成落汤鸡的模样，深夜找上门来，也予以热情接待和帮助。话反过来，要管束这些在黄埔的洋人，必定要由他们的大班出面；而这些外洋船的大班们，正忙着在广州做生意，购买货物，未必有精力来管束这些桀骜不驯的水手。
黄埔买办，多少有点像现在的建筑包工头：手下自有一班人，承揽一应事务。岸上仓库建造以后，或者在建造的过程中，最大的事情，就是给外洋船提供食品。长途航行之后，船员们自然渴望吃到新鲜的蔬菜和鱼肉：不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在船上很容易生病，这种观点，在雍正十年的时候，瑞典人已经十分明白。因此船到以后，黄埔买办就会向外洋船提供各种食物，形形色色，种类繁多。
从当时的购物清单上看，黄埔买办可以为外洋船提供的食品和其他货物，非常丰富，多达一百五十多种，当然是食品为主，主要是鸡鸭牛羊猪肉、蔬菜和水果。在美国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的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找到的档案中， 1736年到1738年期间的一份价格单，显示黄埔买办为外洋船提供的食品等货物，多达154种。 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尔斯•爱尔温档案，除了通常有的鸡鸭牛羊猪肉，还有野鸡、鹅、鸽子、鹌鹑和兔肉，甚至是燕窝。海鲜有各种鱼虾、螃蟹和鳗鱼；蔬菜水果的种类也很多，黄瓜、胡萝卜、白菜，菠萝、香蕉、西瓜，应有尽有。看上去外洋船上的船员，比当代的瑞典人，吃的东西还要丰富。
有趣的是，这份清单上居然列着一些传统的西洋食品，牛奶、黄油和长面包。莫非雍正年间，黄埔村一带，已经由买办组织生产这些西洋食品了？由此可见，广州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的许多产业。更有趣的是，黄埔村除了酒铺之外，外洋船停泊的季节，还有大量的摊贩，不仅出售各种蔬菜瓜果，还提供剃头缝衣等服务。小贩们甚至能够操夷语，和洋人们大做生意。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六日巡抚杨永斌的奏折称：“洋船进口俱在黄埔湾泊其附近之深井，村民多有能番语者于洋船湾泊所处搭盖篷寮货卖蔬菜、剃头。”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除了食品之外，也供应一些灯油、蜡烛、木炭和劈柴，用于船上的日常生活。供应的货色虽然琳琅满目，足以满足需要，但是价格却要比普通的市场价高出很多。黄埔的买办，显然是既要有实力，又要有点本事，能够组织到牛奶黄油这样的食品。更重要的还要有关系：一旦当上了买办，这生意就有些半垄断的性质，半垄断当中，利润固然可观，但是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还是要孝敬官府，上下打点。
公元一七三二年九月八日，雍正十年初秋季节，这样的一条来自瑞典的外洋船，停泊在了黄埔锚地。这也是这个国家垄断远东贸易的东印度公司，首次来广州进行贸易。虽然在靠近广州的时候，遇到了台风，也曾经迷失了方向，但是最终还是在中国官民的帮助之下，顺利地停泊在了黄埔。对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共计一百三十二次的远东贸易航行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头。
一切看上去都按照这里的规矩，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蓝旗国来船的情况，官方已经报知了在广州的海关总督衙门。船到黄埔，两岸风光秀丽。该建造的岸上仓库，也顺利建造起来。黄埔买办能够提供的食品，不仅能够补充一路航行已经吃空的货舱，而且十分丰富。黄埔的气氛也基本上宽松随意，船员们能够下船溜达，购买蔬菜瓜果，剃头缝衣，还可以买到美妙的中国米酒。酒喝得半醉，可以吵架，也可以放枪取乐。
和正常情况相比，这条瑞典公司的外洋船，到广州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些。因此，首席大班柯林•坎贝尔未等大船到达黄埔，就匆忙带了几个大班和军官，还有那个自虎门上船的中国海关胥役，划着舢板船，夤夜赶往广州，希望能够用尽量好的价格，签下购货合同。而在广州，雍正十年的岁月，正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广州城外的贸易镇
蓝旗国大班到达广州城外的外洋贸易镇
却说那晚，蓝旗国外洋船的首席大班坎贝尔，带领数个大班和军官，还有一位中国海关的胥役，夤夜从虎门附近赶往广州，途中遇到大雨，故在黄埔关的海关人员帮助之下，在停在黄埔的一条中国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他们告别了中国船上好心的船民，继续划着舢板船，向广州进发。
从古黄埔锚地到广州，路途不远，大概是十几里的水路。舢板船毕竟行驶较慢，大概是中午光景，终于到了广州城外的水面上。广州贸易向来的规矩，只准外洋大船上的数名大班，坐舢板船到广州；而且明确不得带火枪进广州。不过实际操作当中，在黄埔的大船上的船员，基本上都可以到广州来开开眼界，因为外洋船在广州建立夷馆之后，通常借口守卫夷馆，让船员轮流到夷馆来住上一些天，这是后话，表过不提。尽管如此，包括大班在内，洋人的活动，基本上都局限在广州城外。古代广州城的西门外，向来是外商聚集之处。关于广州城西门外的历代对外贸易情况，研究很多，雍正年间的珠江岸线，应该比现在的岸线要靠北很多。因此外贸区域旧址，应该在现在的文化公园一带。大致说来，雍正十年的时候，这个地区是以一条和珠江平行的大街为中心，两边都是商行和店铺，实力雄厚的洋货行，通常建在靠水一边。这样的洋货行规模很大，靠街这边，有大门和铺面，铺面用于收购货物；行内靠江边，则建有小码头，或者称为驳口，专门用平底船，将货物驳到黄埔。船到广州，要先经过一个海关的关口，才能进入这个区域。这个关口，是粤海关的总关，称为总巡口。
总巡口就在海关监督衙门的眼皮底下，依水而建，这样从各个洋货行运出的货物，必定经过总巡口，便于稽查。但是珠江水系复杂，为了防止从其他水道走私货物，在建有洋货行的江岸西边，同样设立了一个海关的检查口，名称非常形象和直接，称为行后口。
这也就是说，在广州城西南靠珠江的一片区域，前后各有一个海关关口把守，中间沿着珠江，建造了一大片由洋货行和店铺组成的区域。这片区域，外国人通常称为镇子，Town，而把广州城，称为城，City，两者之间，区别十分清楚。但是中文当中，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广州十三行，概念十分模糊，既有指洋货行的，也有指区域的，更有指行商的。如此，暂且把这个地方称为贸易镇吧。外洋船到广州，带船前来贸易的领导人，也就是通常称为大班的，得以进入广州，在这个镇上开展业务。大班到镇上之前，先要找一家洋货行作保人，才能开展贸易，这是雍正十年，广州对外贸易的规矩。所以坎贝尔等一众大班，未到镇上之前，就开了一个内部会议，讨论由哪个洋货行作保人的问题。瑞典大班们提出讨论的行商，根据坎贝尔的说法，一共是三家。当然这三家，都是大班们熟悉的洋货行。第三大班莫福德（Morford）提议应该找陈寿观的广顺行，因为广顺行眼下是实力最雄厚，规模最大的洋货行。坎贝尔对陈寿观倒也没有恶感，但是他想到今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下子来了四条大船，英国这样的大公司，肯定会找财大气粗的广顺行作保。这样一来，陈寿观忙着为英国公司的这四条船服务，岂非容易忽视瑞典公司这样的小买卖？因此，坎贝尔明确地否决了莫福德的提议。
上回坎贝尔自己在雍正四年到广州的时候，得以熟悉的洋货行，一共两家，一家是陈汀观的崇义行，另一家是张族观的裕源行。坎贝尔自认是张族观的老朋友，对张族观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所有行商里面，属于比较诚信的。尤其让坎贝尔感到得意的是，那条最早遇到瑞典外洋船，并且在台风到来之前为他们带过路的中国帆船，先行回到广州。他们也不知是用什么方法，告诉了张族观，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大班，带船而来。张族观闻讯，竟派人前去澳门等候。坎贝尔记录中说，在澳门上岸投讯的大副，没有暴露身份，所以没有相认。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坎贝尔这话，也不能全信。但是比较明确的问题是，这个张族观固然是个好人，而且对首席大班坎贝尔先生相当热情，但是张族观的洋货行，一是规模不大，二是不靠江边。洋货行不靠江边，等于没有路通往黄埔。因为所有的货物，在镇上购买以后，都要通过平底船驳运到黄埔锚地，这样一来，岂非大费周折？所以张族观这个选择，也被否决。
雍正四年，坎贝尔和他的兄弟在一条港脚船上当大班，当时就以陈汀观的崇义行作保，而且就住在崇义行中。坎贝尔知道，崇义行规模不小，也正好依江而建，行里有十分便利的驳口。何况坎贝尔觉得陈汀观这个人，为人沉稳，性情很好，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能为欧洲人做好服务。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坎贝尔和其他大班们一起，轻车熟路地划着舢板，过总巡口，到了陈汀观的崇义行。
洋货行行商为外洋船作保的规矩
早上从黄埔出发，中午时分到了陈汀观的崇义行。十几里的水路，竟也花了半晌的时间，也许过海关总巡口的时候，查验身份等事情，多少有点耽搁。瑞典公司的大班一到，而且为首的首席大班坎贝尔又是老熟人，行商陈汀观自然是热情欢迎。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洋货
行之间，向来竞争激烈，蓝旗国外洋船的大班突然找上门来，对于崇义行的老板陈汀观来说，几乎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美事，自然是喜出望外。
雍正十年，外洋船到，必须找一家洋货行作保，这是铁打的规矩。因为没有作保的保商，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史上，保商这个概念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外洋船到，洋货行的行商进行担保，是为保商；另一种是要充任洋货行的行商，必须有其他的行商担保，也称为保商。两者名称一致，意义却完全不同，应该予以区分。海关监督衙门就不予丈量船只，这样外洋船大班也就不能开展贸易。到雍正十年，这规矩已经有了五六年的历史。从广州贸易的总体情况看，官府向来不希望洋人直接到衙门办事，所以外洋船到以后，申请丈量船只，征收关税这类事情，都要找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既能和外商打交道，又熟悉外贸业务，而且身家殷实，出了事情受罚得起，自然非洋货行的行商莫属。
雍正十年，给外洋船充当保商，基本上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是因为当时有资格充当保商的，过数家实力雄厚的洋货行而已，并非所有的洋货行都可以充当保商。二是当了保商，就有眼前利益。一般说来，外洋船选定保商之后，必定要在该家洋货行内，租用夷馆。虽然外洋船的大班，可以向所有登记在案的洋货行购买货物，但是既然请了保商，甚至住在这家洋货行内，近水楼台先得月，少不得要向当保商的这家洋货行多买些货物。
话反过来，官府既然不愿洋人直接和衙门打交道，所以设了这保商的规矩：外洋船在广州，和官府之间的重大事情，都由保商一手操办。显然，外洋船的大班们也是不愿得罪保商的。比如缴纳货税，到衙门领取各种放关的部票等等，也必定要行商代办；保商要制约外洋船，应该是相当容易。也许正因为保商容易制约外洋船，所以官府对洋人的管理，也一体交给保商办理。出了事情，唯保商是问。
雍正十年的时候，这一制度对洋货行的行商，要求不高。二十多年以后，随着官府对行商的管制日益加强，外洋船到广州以后，找一家保商就显得十分困难。比如乾隆十九年，瑞典公司有两条外洋船，“卡尔王子”号和“弗里德利希•阿道尔夫”号到港，当时就难以找到保商，陈寿观的广顺行等，拒绝充任保商。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后来勉强找到同文行的潘振成充任保商，估计还得倒贴银洋。歇尔博格认为，瑞典公司为此向保商支付工资。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雍正十年，广州外的贸易镇上，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风暴是风暴，生意还是要做下去，所以陈汀观还是欣然充当了瑞典公司的保商。另一方面，陈汀观也寄希望于这家新来的欧洲公司，年年来华，岁岁在广州做生意，这样能够长久地和这家公司建立生意关系，自然是财源兴隆，绵延流长了。
洋货行里的夷馆，外洋船的贸易办事处
崇义行的行商陈汀观，热情地接待了来自蓝旗国的外洋船大班，并且答应成为该公司的保商。老朋友寒暄之外，主要是讨论充当保商之后，马上需要着手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一是由保商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明已经充任保商。这是外洋船的大班们，到了广州城外这个镇上，可以开始贸易的第一步。第二件大事，就是要设立夷馆。
设立夷馆，就是要把这些外洋船大班们安顿下来。所谓夷馆，洋人向来称为Factory。Factory当然不是现代英语当中“工厂”的意思。从英语Factory的古老意义上理解，Factory等于是Factor的行馆意思；而这个Factor，则是代理人或者代办的意思，所以这样理解起来，夷馆就等于现在的外商办事处。
雍正年间的外商办事处，自然和当代的办事处不同。这个办事处，需要安顿大班们的住宿和生活，需要办公，也需要仓储；因为洋行的大班们收了货物，先要有个地方放起来，然后再用平底船驳运到黄埔的岸上仓库。除了功能以外，还有两个因素，决定这种夷馆的形式：一是货物贵重，必须便于看守；二是清朝的对外政策很明确，所谓中外之大防，不能让洋人和中国人混杂，至少不能住在一起。
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夷馆的形式，属于洋货行里面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既是洋货行的一个部分，又相对独立，便于守卫和同普通的中国人隔离。雍正十年，这种夷馆是不固定的，外洋船到，选好保商，照例在保商的行里租赁一个夷馆。这样，保商和夷馆，合二而为一。这也就是为什么，瑞典大班们在选择保商的时候，要事先考虑到，这个行商的洋货行里，是否有靠江的驳口。因为有驳口的话，再将货物运送到黄埔去，十分便利。
雍正十年，崇义行的陈汀观，从规模和实力上看，仅次于广顺行的陈寿观，所以崇义行的规模也堪称庞大。行里专门建有不止一栋专门的建筑，出租给外洋船的大班们。雍正十年，陈汀观不光给瑞典公司当保商，也给荷兰公司做保商。想来荷兰公司也在崇义行内，租了一栋专门的建筑，当作他们的夷馆，或者说办事处。
中国人把外洋船的广州办事处，称为夷馆，大抵也很有道理。夷馆虽然是中国人造的，拥有者也是中国的洋货行的行商，但是其外观和格局与普通的中国建筑区别明显。想来这是那些熟稔外贸业务的行商们，针对外洋船大班的需求，又多少根据自己的理解，特意为洋人造的。既然是专门为洋人造的，风格又有点特别，所以称之为夷馆，也算妥帖。
当时的中国建筑，一般的民居和商行，想来都是平房，但是所有的夷馆，一律都是两层楼。夷馆通常造得比一般的房子要好，而且都是两层楼。大概是因为这类夷馆，算是新生事物，所以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房子造得好：外墙用的是青砖和龙骨砖，楼板用的是木头，屋顶上的瓦片，则和西班牙建筑的西洋瓦片相仿佛。潘•乌斯贝克（Pehr Osbeck）是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的学生，1750年至1752年作为随船牧师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船，远航广州。乌斯贝克提到，建筑用的砖头，里面有木棍做的芯，这比较符合中国南方的那种空心龙骨砖的形状。更加明显的特征是，这种夷馆，通常向江岸上伸出一个大阳台；阳台下面，石柱直接打入水面。这看上去，既像中国的水榭，却又是露天的，想来是比较特别的一种形式。
乾隆十五年左右，蓝旗国的洋人描述的夷馆，规模已经相当齐整。显然，夷馆是个独立的院子，进门有照壁，可以挡住外面的视线；大门一侧，建有一个门房，门房门口，挂着竹编的灯笼。夷馆里面，是两栋平行的两层楼建筑，两层楼中间，用长条形的石板铺出一个庭院；庭院的石板上还有排水孔，下雨天雨水就通过排水孔排出到阴沟，再直接排往珠江。这样的图景描绘出来，洋货行的办事处，还是相当不错的。雍正十年，坎贝尔等人租用的夷馆，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不得而知。乾隆十三年，另一位瑞典公司的大班在日记中说，这些夷馆的格局，基本上是一样的。想来当年广州城外，专门有一家建筑行，为洋货行建造这
样的标准夷馆。所以雍正十年的夷馆，基本格局和形状，应该和十多年以后的这种夷馆一样。
从功能上讲，夷馆主要用于生活、办公和仓储。所以夷馆的两层楼，特别具有使用上的功能性。楼下的空间，主要是用作仓库，但是在楼梯口，都设有厨房。楼上则是大班们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有趣的是，夷馆一旦租下，从名义上讲，就不再称为洋货行的夷馆了，而是称为某国的夷馆，比如法兰西夷馆、红毛国夷馆和蓝旗国夷馆，等等。这和当代办事处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设立夷馆和夷馆买办
造几座功能齐全，甚至堪称漂亮的夷馆，在雍正十年前后的广州，既是洋货行招揽外
洋船的手段，也是行商们的生意经：夷馆功能齐全，出入方便，收货和发货快捷，甚至有个伸出江面的大阳台，然会吸引外商前来租用；租用和担保一体，这家外国公司的生意，大多落到这家保商手中，这也是洋货行的外商互相竞争的一种手段。
从夷馆本身来讲，出租给外洋船的大班，也是一桩生意经。夷馆造起来的时候，虽然耗资不菲，要花好几千两纹银，但是出租给洋人，收入自也不少。雍正十年前后，这等夷馆一个贸易季节的租金，以面积、条件等不同，当在五百两至一千两纹银之间。乾隆十九年，瑞典公司的“卡尔王子”号船先到广州，花了八百两银子租了广顺行的一座夷馆；几天之后，第二条船“弗雷德里克•阿道尔夫”号又到了广州。大班们决定两条船共用一个夷馆，于是搬到了属于广顺行的另一个夷馆，规模更大一些，租金是九百两银子。
再说坎贝尔等人在行商陈汀观的崇义行租用了一个夷馆以后，立即着手进行安顿。安顿夷馆，靠的也是买办。这种买办，称为夷馆买办，和前者提到的黄埔买办，颇有不同。那外洋船，万里迢迢而来，在海上航行时间，需要半年至一年，船上自然有一应人等，包括厨师和服务生。但是在广州的夷馆，却只有若干大班和守卫仓库的军官水手，所以夷馆买办，不仅要为夷馆提供食品杂货，而且要派人照顾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起居和饮食。
如此一来，在这个镇上的夷馆买办，就不像黄埔买办那样是个建筑包工头，倒很像一个外商企业服务公司，手下有一批服务人员，一旦和大班们谈妥服务条款，一起进驻夷馆。进驻的人员中，有门房、厨师和佣人。通常有十名左右的服务人员，常驻在夷馆里进行服务。将近一百年之后，亨特在他的书中提到，官府于1824年发布命令限制这样的服务人员人数，规定每个夷馆不能超过八个。但是彼时的夷馆，已经和洋货行分离开来，成了独立的单位。等到洋人大班开始贸易，再派来一批苦力，帮助装箱和搬运货物。
雍正十年，外洋船的大班们向行商租用的夷馆，里面是空荡荡的，所以定下一个夷馆买办以后，立即需要让他提供夷馆内的各种物事。夷馆买办提供的物事中，主要是家具，却也包括很多杂物，比如床、桌椅板凳和厨房用具。有些东西非常琐碎，甚至包括木制的锅盖、风箱、将军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洋人之间，等级也十分森严：给首席大班睡的床，估计是十分豪华的，精工细作，所以要纹银二两，和一口棺材的价格相同；而给看守仓库的水手睡的，却是只值零点零八两纹银的竹床。两者相差二十多倍。
做生意的人，都要讲些派头，尤其是办事处。虽然办公只是半年左右的时间，也要布置得相当妥帖，古今中外，莫不能外。所以二楼的办公空间中，通常会布置一个漂亮的客厅，也兼作饭厅；除了家具以外，也挂上装饰画，摆上鲜花。这样一来，夷馆就有了对外的公共空间，可以接待客人，进行交际，更重要的是谈生意和签合同。
想来当时的夷馆买办，办事效率相当的高。瑞典公司的大班们，九月八日中午到达陈汀观的崇义行，晚饭以后，就在夷馆里面接待了客人。来访的是其他外洋船上的大班们；除了英国人以外，法国人，荷兰人，还有港脚船上的大班们，都到了瑞典公司的夷馆。瑞典公司虽然是一个新公司，却有点像新酒瓶子装陈酒，领头的大班当中，很多来自其他公司，包括首席大班坎贝尔，第二大班布朗，第三大班莫福德。既然是陈酒，他们自然和其他国家东印度公司的陈酒之间，互相熟悉。
十八世纪初，充当欧洲各国外洋船和港脚船的大班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人多半有点冒险性格，天不怕地不怕，同时身强力壮，抗得住长期远航生活的风浪和艰险。除此之外，这些人还是一些高明的商人，能够同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比如中国人和印度人，大谈生意，并且取得丰厚的利润。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一个公司的大班到达以后，其他公司的大班前去看望，多少是一种惯例：一方面，他们多少有点惺惺相惜，互相之间，表示一下亲热和友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生意上的考虑，探听消息。
外贸生意，信息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第二天，坎贝尔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带着其他的几位大班，又回访了各国公司的外洋船，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的夷馆。回访的时候，坎贝尔带着相当明确的目的，要探听今年广州贸易的价格情况。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信息，因为欧洲船的大班们，虽然大家都成了身在万里之外的漂泊客，但是本质上还是贸易竞争的对手和敌人。所以探得的信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蓝旗国大班觐见粤海关监督祖秉圭
正如坎贝尔所说，崇义行的行商陈汀观，办事十分稳妥，有效。也许就在瑞典公司的大班到达广州的当头，也许是第二天，陈汀观就到海关监督衙门进行了申报，说明已经充任了蓝旗国外洋船的保商。陈汀观是雍正十年广州最重要的行商之一，和衙门的关系，一定很好，是否上下打点，尚不可知。但是他在瑞典人到达广州的第三天，就带着这些洋人，前去觐见海关监督大人。
是日上午，坎贝尔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带着其他的大班和军官，前往海关监督衙门，按例觐见大清雍正朝钦命粤海关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二品大员祖秉圭。海关监督衙门，也在广州城外的这个小镇上，位于总巡口的后面，在洋货行所在大街东边。所以坎贝尔们在陈汀观带领下，很快到达了海关监督衙门。
说坎贝尔去觐见海关监督大人，十分精神和兴奋，是因为他这次到广州，身份和地位大大地不同。雍正四年他和他兄弟一起来广州的时候，虽然也是大班的身份，但是算不得重要角色，是否有资格觐见海关监督，也难说得很。但是坎贝尔现在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兼首航外洋船的首席大班，虽然瑞典人主要借重他的经验，好比是识途的老马，却是这次航行中最重要的人物。
除此之外，他在瑞典的时候，还通过公司的另外股东，从瑞典国王那里，讨得了一纸“瑞典国王特命前往中华帝国全权大使”的封诏。坎贝尔是个商人，眼下既然有了这么好听的官方头衔，自然是觉得非常自豪，也多少有点拿鸡毛当令箭，要展示一下这特命全权大使的派头。
到了衙门，二堂上觐见海关监督祖秉圭。祖秉圭倒是很客气，让他们坐下，并奉茶招待。坐下以后，坎贝尔就滔滔不地说了起来，说是他们来自很远很远的国家，受瑞典国王派遣，前来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因此希望海关监督阁下给予一切必要的帮助和保护，这样瑞典国王陛下就会每年派遣大船，前来广州贸易，云云。
下面这段文字，标志着中国和瑞典两个国家，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接触。“9月10日：今天上午，行商陈汀观同我们一起去拜见海部，向他致意。我们通过翻译（又称通译 Linguist）告诉海部说，我们受瑞典国王之命，远道而来，旨在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和进行贸易；我们因而希望他能够给予我们一切必要的保护和帮助，以使瑞典国王陛下建立的公司能够不断
地进行贸易，每年都派船只到这个国家来。海部友好地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坐在椅子上，请我们喝茶。他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并且保证我们将享有所有的保护和一切欧洲人在此的所有权益； 他也祝愿我们贸易成功和财源不断。他还送了我们一些丝绸作为礼物，这是以前的海部所不曾有的友好举止； 而显然，对其他的欧洲和港脚公司的大班们，他也有如此的礼待。我们称谢后就告退了。”坎贝尔的这番话，自然是向翻译说的。
当年这翻译的水平，是否足以把坎贝尔先生的话，源源本本地翻译给祖秉圭听，很难判断，想来大意还是明确的。问题是祖秉圭一是对瑞典，或者说蓝旗国，几乎毫无所知。按照粤海关的规矩，对和外国建立邦交关系，向来也没有兴趣；二是坎贝尔觐见祖秉圭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位海关监督大人心情最为不好的时候。广东总督和巡抚联名参奏他贪墨海关税银，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这可是要他老命的事情。这正是瑞典船的故事中最核心的情节，下文自当细述。
祖秉圭虽然心情大大地不好，但是还是很有风度。按照坎贝尔的说法，他对蓝旗国外洋船的到来，表示高兴和欢迎；承诺蓝旗国的外洋船，也将一体享受其他国家贸易者在这里的所有权益。最后，他祝愿蓝旗国的外洋船生意成功，财源滚滚。又送了这些洋人大班们几块丝绸，作为礼物，旋即端茶送客。
祖秉圭官至二品，自然是官场老手，当海关监督也有数年，所以虽然不见得熟稔外交事务，却也说得十分得体。其对洋人大班所说，基本是一些套话，放在每个国家的外洋船大班头上，都毫无破绽。祖秉圭同时对坎贝尔提出的建立友好邦交关系，以及他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顾左右而言他，不置一词，也算避开了这，一政策性的话题。想来这次接见，历时很短，属于礼节性的接待，海关监督大人，总共也没有说上几句话。否则依照坎贝尔的性格，肯定要在他的日记中，大大地写上一笔。
接见虽然简短，而且是礼节性的，这次接见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坎贝尔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货真价实，祖秉圭则是大清国负责外洋贸易的最高官员。所以尽管坎贝尔是曾经到过广州的陈年老酒，尽管他是一个刚刚加入瑞典国籍不久的前苏格兰人，这次会面，还是意味着中国和瑞典两个遥隔万里的国家，有了第一次官方的接触。雍正十年西洋历九月十日这一天，也就翻开了中瑞关系史的第一页。
黄埔的丈量船只仪式
祖秉圭担任海关监督时的粤海关衙门，显得效率相对很高。就在坎贝尔等觐见海关监督大人的第二天清晨，蓝旗国外洋船的保商陈汀观就通知这些大班们，海关监督大人当天将派人前去丈量船只。于是，坎贝尔一众，大清早就急急赶往黄埔，蓝旗国外洋船的停泊所在，等候海关监督衙门官员的到来。崇义行行商陈汀观和他们同船前往。
却说丈量船只，在广州的外贸活动中，是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这个仪式，既体现了大清王朝对外洋来船的理论和政策，又是粤海关征收来船固定税的一种方法。广州一地，向来是中国通商重地，但是清朝以前，广州的对外贸易，多少带有一点中华属国前来天朝进贡的色彩。所以这个丈量船只的仪式，十分夸张和形式化：既象征着泱泱中华大国，怀柔夷人，泽被四海，又标志着外洋船到广州以后，正式开始贸易的起点。
外洋船到黄埔抛锚之后，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行这种丈量船只的仪式。比如乾隆十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从黄埔下碇，到丈量船只，等了二十一天；同上，“瑞克森•斯戴德尔”号则等了十六天。相比之下，第一次来广州，“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九月八日在黄埔下碇，十一日就举行丈量船只的仪式，自然是祖秉圭领导下的海关监督衙门，效率很高了。
既然是隆重而夸张的仪式，通常是海关监督大人亲自参加。早在西历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英咭利国的“麦卡费尔德”（Macclefield）号船和法兰西国的“阿拉巴”（Arab）号。船到港的时候，海关监督大人索尔弼，亲自跑到澳门，前去主持丈量仪式；晚在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年，李永标担任海关监督期间，他一年当中到黄埔主持丈量船只仪式，多达六次。这些都说明，通常情况下，海关监督大人都要亲自出席丈量仪式。
前面说过，雍正十年是个多事之秋。尤其对海关监督祖秉圭来说，因和洋货行中的一个行商陈芳观不合，闹出许多事端来，眼下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效率虽高，自己还是没有亲自来主持这丈量船只的仪式，而是派了一个家人，代表他来参加。所以九月十一日将近中午时分，祖秉圭的家人带着书办和胥役，到了黄埔，并且登上了停泊在江边的“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船。
祖秉圭是上三旗贵族，早年就官居广西巡抚，所以府中自然有许多家人。所谓家人，大都是满洲高官府中的包衣奴才。他们在内是奴才，在外则是威风凛凛的大管家，经常可以代表主人行使权力。主人官当大了，也会提拔这种奴才，出去当官。有清一代，许多官至一品、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有名的年大将军年羹尧，便是一例。粤海关向来和内务府关系密切，所以海关监督，基本上都是满洲贵族，海关监督的家人统揽关务，代替主人行使职权，也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连前来贸易的外洋船大班，也深知其中三昧。洋人使用一个葡萄牙语的单词Pay de Casas， 来称呼海关监督的家人。坎贝尔还特意作了解释：“按葡萄牙人和其他人的认识，应是一种管家，或为大官或大人物府中的军官头目。”这种管家，本身是包衣奴才这一节，倒是不得而知。
祖秉圭的家人，坐海关监督专用的关部官船，前来黄埔。这种官船，大概是珠江水面上最醒目，也是最有威势的一条船，虽然不大，但是通体漆成红色，上有船楼，充分体现了官家的威风和派头。因为是正规而夸张的仪式，所以这条海关监督的官船靠近外洋大船的时候，从船上轰然响起了一阵炮声。通常是八响，或者是十六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