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洋船相应的保商、通译和买办，必定提早来到船上，在前甲板正中，放下一把座椅。座椅安置停当，海关监督大人，或者是他的代表，才开始上船。上船以后，径直坐在这把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座椅上。大人落座以后，这丈量船只的仪式，算是开始了。他手下的胥役，就会在通译的帮助下，对船进行测量。这种方法，说来也算简单，无非是量出大船的长度和宽度。长度是前桅到后桅之间的距离；宽度是中桅，或者说主桅杆所在的位置，量出船体的整个宽度。两者相乘，再除以十，可以得出一个数值；然后根据这个数值，来确定这条船，应该属于几等船，以此征收外洋船的固定税。这种固定税，粤海关称为“船钞”。粤海关按照前朝“丈抽”之法，把外洋船分成三等。从一等大船到三等小船，每一数值单位的税率各不相同。前后桅之间长度乘船宽除十，得出的数值，超过154。当属于不大不小的二等船，该交的固定税，不超过纹银八百八十两。丈量以后，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登记在案；自有外洋船的保商，负责外洋船缴纳这笔“船钞”之税。
船不大，过程也简单，这丈量船只仪式的第一个项目，大概花不了多少时间。丈量完毕，海关监督大人或者是他的家人，开始向外洋船的大班们赠送礼物。礼物通常是两头牛，几瓮酒，有时还有几束花。牛和酒，从来是中国人用来犒赏军队的必备之物。明朝制度，凡是外国来朝贡的人，也用这犒劳军队的“牛酒”，进行招待。这里用牛酒招待远客，完全是一种慰劳的意义。清朝开海贸易，在沿用了明朝丈量船只仪式的同时，也沿用了“飨以牛酒”的传统习俗。但是明朝的时候，招待外国贡使，非常实在，每人每天供应半斤肉，半瓶酒，一斤米，以及若干蔬菜。但是在雍正十年，这种“飨以牛酒”，却完全是象征性的了。
“飨以牛酒”，从名义上讲，是海关监督代表皇上，“御赐”给外夷的礼物。正是因为这是“御赐”之物，所以要把这丈量船只的仪式，搞得花团锦簇，隆重热烈。但是明朝的做法，是大包大揽，你外邦小国到我天朝上国来朝贡，哪怕只是用朝贡的名义，来做生意，大赚其钱，一律都管吃管住；甚至回程的路上，吃的东西也全部给你准备好。可谓天朝之关怀，无微不至。
雍正十年，虽然也用皇上的名义，给洋人送牛酒，但是两头牛，几瓶酒，不够大船上百十号人吃一二天的，所以送礼只是一个象征意义。操办牛酒的，却是给外洋船提供食品供应的买办，八成是黄埔买办。黄埔买办事先操办这些牛酒、鲜花，可能还有甜饼，等海关监督和衙门一干人等到来，让他们以皇上的名义，送给外洋船上的洋人。这些费用，应该是官府出的，也就是日后到官府报销的意思。
但是中间过手的家人或者胥役，经常要占这些买办的便宜，甚至完全把这笔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比如乾隆二十四年，公元一七五九年，法兰西国外洋船的大班向两广总督李侍尧告状，说是自从李永标在乾隆十六年当上海关监督以后，他的家人和书办，从来也没有给操办牛酒的买办或者通译报销过这笔牛酒的费用。因为买办不敢得罪家人和书办，所以只好抬高供应品的价格，再从洋人身上捞回来。雍正十年，家人和书办的贪墨情况也比较严重，但是至少这项费用，还是官府出的。
雍正十年，这象征性的“牛酒”，价值不过是三四十两纹银，却给外洋船的大班们下了一个套子。按前明贡市之例，粤海关初建之时，这丈量船只的第三项程序，就是外洋船回赠礼物。比如康熙四十六年，总督奏报皇上，从外洋船收到的礼物为：一箱洋酒，一箱烟草，还有一些药，大概是金鸡纳霜之类。所以清朝前期，这种互送礼物，基本是对等的关系，价值对等；同时也是因为皇上送的“牛酒”，所以洋人送的礼物，也是快马直接送往北京。
康熙五十九年起，也就是十八世纪的二十年代起，到港广州的外洋船大增；海关监督大人，他的家人、书办、胥役等等，开始大大地敲起了洋人的竹杠。任何一桩事情，没有红包，根本办不成。大概是洋竹杠敲起来的时候比较爽，所以越敲越起劲，到后来，几乎是敲得一塌糊涂。收取贿赂，成了明文。洋人毕竟是远道而来，对于官府之水的深浅，丝毫不知根底，同样受害的行商、通译和买办，却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雍正四年，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雍正朝赫赫有名的能员杨文乾，干脆把各种名义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固定税，名曰“规礼”，计纹银一千九百五十两，一律上缴粤海关。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对瑞典船的故事也大有影响，这里暂且按下不表。但是自雍正四年以来，因为有了“规礼”这个名堂，所以丈量船只仪式上，这第三项活动，也就不再成为规矩。愿意送礼更好，不愿送礼也悉听尊便。反正送了礼，也是要给皇上送去的，不能进自己的腰包。
三项活动变成了两项，这丈量船只的仪式，时间就更短了。雍正十年西历九月十一日，海关监督的家人和书办、胥役一干人，丈量了蓝旗国的外洋船后，又到另一条外洋船上，再去举行一次这样的仪式。下船的时候，蓝旗国的船上，又是炮声隆隆，欢送这些衙门的大老爷们下船。奇怪的是，这些人听到炮声以后，又返回到船上，对蓝旗国的洋人说，他们不喜欢放炮，希望他们不要再放炮了。
丈量船只仪式，一部分是代表皇上，“怀远柔夷”，本来是越热闹越好的事情，向来的操作，也是如此。坎贝尔等人一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肯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他们当然不能理解，此时的粤海关，正经历着一场腥风血雨的大风暴。海关监督大人不能参加仪式，包括命运和主人息息相关的家人不喜欢放炮，都和这场风暴有关。
对于蓝旗国的洋人来说，包括另一条举行丈量仪式的外洋船，或许是红毛国，或许是港脚船，丈量仪式的结束，意味着可以正式开始贸易了。这一点，意义匪浅，毕竟洋人们到广州是来做生意的，而不是来朝贡或者考察异域风情的。蓝旗国的外洋船首次来广州，几天之内，就做好建岸上仓库，找保商，设夷馆，丈量船只仪式这些重大的准备工作，不能不说是非常快捷和顺利。从前后到港的外洋船看，这样的速度，几乎是奇迹。
这种快速高效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祖秉圭领导下的粤海关对夷务十分熟稔，衙门的办事作风，也算不错。祖秉圭当海关监督已有数年，想来经验也有不少。虽然他大大地贪污了海关的税银，但是领导才能，估计还是有的；另一方面，蓝旗国也算是找对了人，因为这个保商陈汀观，的确是十分干练。这样，在丈量完船只以后，坎贝尔等人立即和陈汀观一起回到广州，开始贸易了。
茶叶 瓷器 丝绸
洋人大班们在贸易镇上，摆足了大人的派头
蓝旗国的外洋船，今年到港已经甚晚，而双鹰国的外洋船，到港更晚。等他们的大班赶到广州城外的贸易镇，已是雍正十年的阳历九月十五日了。和法兰西、英咭利国的外洋船六七月份就到了广州相比，要差了二三个月之多。到了这个时候，洋货行的行商都知道，今年不会再有外洋船到了，因为信风季节已过。
九月份，正是贸易镇上最热闹的季节。外洋船俱各来到，所有的外洋大班都已经租下了夷馆，开始贸易。外洋大班一进货，就会从船上调来十数名军官和水手，看守夷馆的仓库。因此贸易镇上，金发碧眼的洋人着实不少：来港贸易的，有英咭利国、法兰西国、红毛国、蓝旗国、双鹰国和几条港脚船，总数有十七八条外洋船之多；以国别建夷馆，每个夷馆的洋人连大班加上军官水手，当在近二十人左右，这样加起来，整个贸易镇上，来往的洋人也有上百之数。
雍正十年，洋人在贸易镇上，相当自由。大班们出入可以坐轿子，派头倒有点像中国的官老爷。学术界向来认为洋人不许在广州坐轿，而雍正十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坎贝尔记载：“这样，我们的轿子等在门口，我和其他的大班们一起去见海部。”官府虽然把洋人称为“夷”，比如“远夷”、“夷馆”等，这里的“夷”字，倒也没有歧视的意思。洋人大班去见官居二品的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坐着轿子去不说，按例赐座奉茶。这在官场上，基本上是品级相当的官员才有的待遇。甚至洋人大班觐见结束，关部衙门鸣锣相送。这种排场，可谓礼遇有加。
洋人住在广州城外，一应事务，均由大班们自决，官府基本不加干预。只要不进城，既可以到处闲逛，也允许登高望远，抒发情怀。一直到乾隆雍正十年，洋人进城也不算一件难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洋人自己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一个批文，写明几个洋人要进城；二是广州城内有人发出邀请信，即可获得批准，进广州城内访客，这就好比是眼下的外国签证，通常分成旅游签证和访友签证两种。
外洋船的夷馆，在洋货行里面，却又有朝街的独立门户。贸易镇上的管理，想来也是很规范的，因为晚上闭门和早上开门都有一定的时辰；蓝旗国的大班规定，从船上调派军官和水手十二名，前来守卫夷馆，定期轮换。这样船上所有的人都可以领略广州的风情。如此一来，这夷馆也俨然很有规模：大门口有洋人把守，里面有夷馆买办派来的厨子、佣人甚至轿夫，大班们出入期间，自然也很有威势，这在普通的中国人眼中，根本就是所谓大人的派头。
既然是大人的派头，这些洋人大班就像煞是中国的大人们，对于平头百姓，引车卖浆之徒，多少要摆点臭架子，甚至公开欺负。比如蓝旗国外洋船回程的时候，得知领航的引水，同时也给法兰西国的外洋船领航，结果把这可怜的引水给关在蓝旗国的夷馆里好多天，免得他给法兰西国的外洋船先一步领航，走在蓝旗国外洋船的前面。这当然是毫无道理的事情，因为粤海关治下的引水不止一个人，这就好比要救一个死囚犯的命，却去把相关的刽子手给关了起来，多少有点好笑。
这无辜的引水莫名其妙地给关了起来，虽然没有受到虐待，吃喝供应一应俱有，却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等到蓝旗国的外洋船一切准备妥当，让他领航出关的时候，想必他也只好忍气吞声，自认了倒霉。否则和洋人大班这种大人级的人物争执起来，未必有什么好处。弄得不好，还要到衙门里吃一顿竹笋烧肉：衙门里的老爷动不动就用竹板子打屁股。
另一方面，这些洋人大班，交往的也都是些大人。一是大班之间，二是和行商之间，互相来往，当面客气得很，背后做些小动作。粤海关的官员、关部正堂、家人和书办，自然不便和洋人大班来往：一是官体，二是名声。但是和外洋贸易无关的官员和士绅，也有和洋人大班交上朋友，你来我往，十分热络的。雍正十年，坎贝尔至少有两位这样的朋友，一位是盐运使手下的盐场主，另一位居然是总督衙门的把总。前者八成算是士绅，后者却是现役军官。
这位盐场主是个住在广州城里的富翁。盐是国家专卖品，盐运使也算得上是高官，所以这个盐场主的地位当然也不低。坎贝尔等人和他熟悉以后，也走动得热络，先是这位盐场主写邀请信出来，请蓝旗国的四位大班一起进城吃饭，饭桌上遇到了一位总督衙门的把总，坎贝尔等人又邀请他们第二天到蓝旗国的夷馆吃饭，结果盐场主没有来，把总却如约而至。
盐场主不说，总督衙门的把总是现役军官，能够和洋人大班套交情，喝老酒，来往密切，可见雍正十年，贸易环境非常宽松，并没有把这中外之大防，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再者，中国官绅以己度人，对于洋人大班，也是以大人的身份，予以尊重和礼遇。这和日后乾隆朝晚期，处处限制外人的情形，可谓有天壤之别。
洋人大班要买茶叶、丝绸和瓷器
人际环境宽松，十分有利于贸易活动。所以船只丈量仪式结束，坎贝尔等大班立即从黄埔回到广州城外，在贸易镇上开始做生意。洋人大班的下一步，就是要购买足够的中国货物，装满这条大船。购货的原则，一是要根据带来的资金，二是按照船舱的载重和容积，按最佳比例购入在欧洲畅销的中国货。
中国货当中，最重要的乃是茶叶、瓷器和丝绸。这三宗物品，永远是广州贸易的主角。除此之外，用于压舱的生锌，数量也不在少数。余下的是胡椒、藤条、黄姜和中国土布。胡椒是传统的东方香料，前一百年就由西班牙人进口到欧洲。当时的欧洲，十分崇尚中国的艺术，所以外洋船通常也进口大量的藤条。藤条分量很轻，价钱也便宜。乾隆九年蓝旗国的外洋船，在广州买了三千七百四十八斤藤条，只花了一百零九两许银子。
藤条进口以后，一般用以做藤椅、藤篮、烟斗和绅士的拐杖。但是用来做妇女束腰和撑裙的骨子，既轻弹性又好，据说是十分时髦的事情。黄姜也算是一种香料，和姜一样，属于根茎状的植物。乾隆九年同一条外洋船“哥德堡”号进口了十一点四吨黄姜。天长日久，现在也查不出当时进口以后，用在什么地方。很有可能是用于酿酒的辅料。
但是这些货品，都可以暂时放一放，最要紧的，还是茶叶、瓷器和丝绸这三样东西。所以坎贝尔等人先四处询价，伺机而动。九月十四日，坎贝尔正要带着其他大班出门，前去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广顺行看货询价，一个胖乎乎的行商前来蓝旗国夷馆，登门拜访。来客正是远来行的老板，胖子陈远来。
雍正四年，坎贝尔在广州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这个陈远来，但是坎贝尔唯一信任的副手，第二大班布朗，却在以前来广州的时候，认识这个胖子行商。雍正十年，远来行是个小行，自己并没有多少货色可以提供，但是胖子陈远来和广顺行的行商陈寿观关系很好，远来行多少有点像广顺行的附庸。陈远来此次来拜访，也是来邀请蓝旗国的大班，前去广顺行看货。他说广顺行的茶叶，价格向来是最便宜的。
坎贝尔和陈寿观也不熟悉，现在有胖子陈远来穿针引线，自然是从善如流。到了广顺行，见到了陈寿观，坎贝尔自然鼓动如簧之舌，使出了谈判杀价的老一套。无非是先用吹牛之法，再继之以拼命贬低货物成色。坎贝尔并不知道，陈寿观眼下正处于危难的时候，风声很紧，日子过得心惊肉跳。所以陈寿观出的价钱的确很低，武夷茶十三两一担，绿茶十两一担。即使如此，坎贝尔还是扭头就走，连说太贵。
坎贝尔这样做，多少还是做个姿态而已。他回到夷馆，再三打听其他洋货行的价格，得知武夷茶还没有低于十四两一担的价格，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广顺行的价格最好。大概做生意的人，从来不考虑面子的，所以坎贝尔立即又带着全体大班，再次来到广顺行，谈来谈去，价钱是不能再低了，但是还是占了陈寿观的一点便宜，让广顺行承担包装木箱的费用。这样，蓝旗国的外洋船在到港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签下了第一单茶叶合同。第二天，坎贝尔等人又和胖子陈远来签订了一单工夫茶的合同。想来这种工夫茶质量不错，所以市面上的价格通常要高于二十二两一担，而陈远来卖给瑞典公司的，只算十八两一担，而且服务质量很好：一担茶叶当中稍微有点发霉，马上予以更换。所以坎贝尔对他赞不绝口，认为这个胖子行商，
是所有行商当中最诚实的一个。
货比三家和私人回扣的冲突
生意做起来了。坎贝尔的策略，一是到处跟洋货行的行商吹牛，说今年我们第一次来，不过是为了打探市场，看哪个行商的服务最好，最是价廉物美，回头要派真正的大船来贸易。这是老套的吹牛法，反正蓝旗国的外洋船的确是第一次来，这牛吹的还是滴水不漏；二是东买一单货，西买一单货，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后者当然是一种好办法，所谓货比三家是也。
比来比去，比到了资元行的黎开观那里。坎贝尔大概是单独行动，自己先去资元行询价。黎开观的资元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行，康熙年间就在外洋船的大班们当中很有名气。
坎贝尔应该在雍正四年就认识黎开观，当年肯定也随着其他大班，到过资元行。这样，坎贝尔熟门熟路来拜访黎开观，礼节上是一件很过得去的事情。黎开观对坎贝尔很客气，递茶送水，一阵寒暄。接着，黎开观带坎贝尔来到一间内室，关上门窗，这样房间里面就显得十分幽暗。这是做给坎贝尔看的噱头，意思是没有任何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这个时候，坎贝尔大概明白，接下去要谈些什么了，但是他佯装不懂，只是问黎开观今年茶叶的价格。黎开观说，他这里武夷茶卖十六两一担，绿茶十三两一担。坎贝尔闻听价格如此之高，就又拿出他的那一套话来，什么初次来到，只是试探市场云云。黎开观沉吟了一会，问坎贝尔说，那么蓝旗国的外洋船这次要购买的茶叶总数是多少？坎贝尔道，这要看价格和茶叶的质量。
看上去双方都比较老奸巨猾。第二回合，黎开观开始单刀直入了。他对坎贝尔说，如果蓝旗国外洋船的所有茶叶都向资元行购买，那么价格不需要出得比其他国家的外洋船高，他就给坎贝尔个人，一个“非常漂亮的面子”。这话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生意上的个人回扣，三百年以前的生意，也概莫能外。
但是坎贝尔开始做作起来了。第三回合，坎贝尔把自己打扮成大义凛然的样子，严厉驳斥了黎开观的做法。坎贝尔说，“我看着他的奸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声地对他说”，倘若把坎贝尔看得和其他欧洲的大班一样贪图私利，恐怕是弄错了；坎贝尔先生一点也不奢望，个人要得到什么“漂亮的面子”，云云。
坎贝尔这样说着，还直盯着黎开观的眼睛，使得后者哑口无言。这是坎贝尔的一贯做派：这位苏格兰贵族后裔，最是爱好表扬自己，批评别人。所以他说的这个故事，多半也加了一点酱油和味精，好把他自己的形象烘托得非常高大。当然这种形象，是给瑞典公司的其他股东看的。效果如何，也不得而知。但是坎贝尔提到的这个小插曲，自然也不是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但凡有生意的地方，这种吃回扣的办法，总也是有的。
雍正十年，青花瓷很少，茶叶货源充足
和茶叶一起，瓷器和丝绸的合同，也要陆续签订了。茶叶虽然是最大宗的货物，固然需要抓紧时间购买，但是瓷器分量重，适宜于放在底舱，所以要尽早购进，这样进舱的时候就会十分顺畅。瓷器当中，最受欢迎的，当是既漂亮又素洁的青花瓷。但是蓝旗国的外洋船到得比较晚一些，据闻英国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大班们已经买走了最好的青花瓷。即使如此，生意还是要做下去的。
坎贝尔不喜欢黎开观，同样也不喜欢如升行的大官Quiqua。他送给大官Quiqua的名头，乃是“流氓”和“撒谎的无赖”。如升行也算是大行，雍正四年就是六家“行头”之一，实力不可低估。但是讨厌归讨厌，生意还是生意，这一贸易季节中，如升行的瓷器最多，所以也只好去如升行买瓷器。
坎贝尔最讨厌的敌人之一，是蓝旗国外洋船的第三大班莫福德，他是如升行老板的朋友，私交很好，这已经足够让坎贝尔也跟着讨厌大官Quiqua的了。在他眼中，莫福德和大官Quiqua在一起，好像是两个人事先串通好了一样，一举一动都十分可疑。所以尽管第三大班莫福德和第四大班约翰•派克（John Pike）事先和如升行谈好，每套瓷器的价格是十二两银子，坎贝尔却坚持不肯按这个价格签订合同，场面十分尴尬。
最后如升行让步，以每套十两的价格签了一部分瓷器的合同。莫福德和如升行之间是否有私下交易，实在难说得很，反正坎贝尔对谁都十分怀疑，但是大班之间内部的矛盾，却对生意多有负面影响。那蓝旗国，虽然不乏能征惯战的将士，却没有熟悉远洋贸易之人。所以首次到广州贸易，派出的四个大班，全部是前外国公司的大班。却不料原来在港脚船上服务的坎贝尔和原来在双鹰国外洋船上服务的莫福德，矛盾十分深刻。
坎贝尔是首席大班，和第二大班布朗先生亲如兄弟，莫福德势单力薄，自然要和双鹰国的大班们亲近些。坎贝尔就十分怀疑，莫福德是否把双鹰国的利益，置于蓝旗国的利益之上，当然也不放心后者和行商之间谈的生意，生怕莫福德趁机中饱私囊。这样的矛盾，在如升行签订瓷器合同的时候，就进一步激化。
此后，坎贝尔等一众大班在陈汀观的崇义行购买瓷器，也是为了给这家充当保商的洋货行多做一点业务。这也是广州城外贸易镇上的规矩：给外洋船当保商，除了出租夷馆之外，并无其他好处；倒是在官府那里多了不少麻烦。行商所图的，就是要和所保的外洋船多做些生意。这本来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便瓷器价格稍微高点，也算是给保商陈汀观一个面子。
但是坎贝尔在如升行大大地驳了莫福德的面子，后者也不免耿耿于怀。如此一来，当蓝旗国四位大班在崇义行准备签订瓷器合同的时候，莫福德便以牙还牙，百般挑剔崇义行的瓷器价格，足足达几个小时之久。这样令坎贝尔固然十分尴尬，连陈汀观这样沉稳的人，也不免勃然大怒。陈汀观想来不知道大班们在如升行里的过节，觉得莫福德这样做，不是在谈生意，倒像是在消遣他。原文是：“我们到了陈汀观那里，看中了几箱瓷器。但是却用了几个小时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莫福德先生的争议和对价钱的斤斤计较，简而言之是什么东西都太贵，我觉得这是他同其他行商贸易时决不会产生的一种争议。这件事情持续时间之长，令我和布朗先生都感到非常羞耻。这纯属无理取闹，因为陈汀观的价格本身同其他人一样合理。这种态度也激怒了陈汀观，他说我们不是去买货而是去同他吵架的，说完就走开了。我深感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只得告诉大班们要么买货要么走人，没必要白白浪费时间。”见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GUB，SOKA，H22∶3B，第129～130页。这也为日后崇义行和蓝旗国的外洋船关系彻底破裂，埋下了伏笔。此乃后话。
再说丝绸，丝绸是广州贸易中，唯一不是现货供应的商品。外洋船到港，大班们要先在相关的洋货行看样订货，按照所需的花样和数量，签下合同，并且支付一部分定金。行商在签完合同以后，再去丝绸行订购，大概需要二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编织完成。丝绸价值高，分量轻，固然不需要考虑舱位的问题，但是没有及时签订合同，等其他的货物备齐，丝绸还不能交货，就会耽误回程的船期。
大概广州的各洋货行中，经营的货物也各有所长：比如陈寿观的广顺行，茶叶的数量很大，价格也低；而黎开观的资元行，却以经营优质丝绸著称。所以黎开观虽然也是坎贝尔眼中众多的“流氓”之一，坎贝尔还是前去资元行投石问路。结果一问之下，非常失望。黎开观的丝绸报价价格高不说，还明言不能保证在一百一十天内交货。这本来倒是做生意的正道，所谓言明在先，坎贝尔却认为别人的丝绸，大都可以在七八十天内交货，怀疑黎开观这样说，多少是在报复。
天下的商人皆多疑，但是坎贝尔却是商人中第一等的多疑之人。这且不说，但是丝绸生意还是不能等。九月十六日，蓝旗国的外洋船和胖子陈远来的远来行签订了一单丝绸合同。这单合同不大，但是陈远来出的价钱，却非常实在，这着实让坎贝尔十分开心。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这单合同会很赚钱，而是坎贝尔此后和行商们砍价的时候，有了一个证据确凿、如假包换的先例：某某某，给我的丝绸价格多少银子。这是用来压价的一个好办法。当然行商们会马上戳穿坎贝尔的话：这肯定又是那个死胖子陈远来。
黄埔的外洋船上，洋人放枪作乐
蓝旗国的外洋船，虽然也有点颠三倒四的小问题，总的说来，在九月底之前，生意还可谓进展顺利。陈远来的远来行，货优价低，但是规模比较小，所能供应的货物不多；陈寿观的广顺行茶叶很多，价格也算不错，所以茶叶的购买也不成问题。瓷器主要靠如升行，丝绸除了远来行以外，也在张族观的裕源行订了不少，想来也不至于影响回航的船期。
除了丝绸之外，茶叶和瓷器签好购买合同后，陆续验货装箱，送到夷馆的仓库之中。仓库中一进货物，夷馆买办就开始用他的平底船，陆续从行里的驳口运出，再进入黄埔的岸上仓库。黄埔的岸上仓库虽然简陋，但是面积甚大，一般是先把货物存起来，等到生锌装满压载舱，大船足够稳定以后，才开始将瓷器装入底舱。
在贸易镇上的夷馆买办，手下一般都有数条平底船，专门用来在广州和黄埔之间驳运。货物驳运是一个方面，前后关口都要查货验关，所以夷馆买办也算是专业人士，既负责短途运输，也熟悉验关程序，甚至还要提防海贼的袭击。雍正十年，广州贸易规模巨大，进出口贸易总额，当在二百万两纹银以上，所以行业分工也甚为细致，夷馆买办，就是其中的一个特殊行业。
却说大班们正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将生意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黄埔的大多数洋人却十分憋闷：十七八条洋船，洋人有好几千，大都却只是在船上船下活动。黄埔村小得很，虽然新奇，转来转去也就不过如此而已。因此，这些军官和水手唯一的快乐源泉，就是黄埔村那家卖中国酒的小酒铺了。想来这家小酒铺，必定是大发横财。
嗜酒如命，本来就是水手的特征，但是酒喝得醉醺醺以后，未必就不再憋闷。中国官府因为当时珠江水域海贼猖獗，所以也没有收走船上的火枪，于是这些水手就放枪取乐，日夜不停。若是往年，黄埔地处偏僻，也就罢了；恰好雍正十年，是三年一试的秋闱，也不知道为什么，省城的闱场，正好选在黄埔附近的江边。那些老少秀才们，进了考场之后，耳边只听得从江中传来阵阵枪声，无论如何也写不出锦绣文章了。
情况反馈到海关监督衙门，海关监督自然是命行商前去告知洋人大班，不得再在船上放枪。别国的外洋船倒还好，大班的管束还起点作用，唯独红毛国的洋人，大班们正在争权夺利，不亦乐乎，所以红毛国的军官水手，任凭为他们作保的行商苦苦相求，继续不停地放枪，而且在船上大呼小叫，喧闹无比。劝告而无效，主持乡试的考官就一状告到了总督衙门。
两广总督鄂弥达本来已经具名严参海关监督祖秉圭贪墨海关税银，只是朝廷还没有反应。这件事情一出，对祖秉圭更是大怒。是否又上了奏折参他，不得而知，但是移文海关总督衙门，斥责其对外夷教化不力，则是肯定的事情。祖秉圭很没有面子，一口恶气，自然出在为之作保的行商和通译身上：陈汀观被叫到衙门，骂得狗血淋头，但是这位行商向来和祖秉圭关系不错，所以也不好太过于为难他。
骂完陈汀观之后，海关监督大人下令所有给红毛国夷馆服务的中国人全部撤出，另外派兵团团围住红毛国夷馆，不让任何中国人靠近；接着，又将红毛国外洋船的通译，捉到黄埔锚地，枷号示众。可怜的通译估计还被打了一顿屁股，无比凄惨地被锁在红毛国洋人看得见的地方，以此告诫这些“远夷”。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滑稽。这便是雍正十年，著名的洋人放枪惊秋闱事件。
雍正十年，与其说中国官府怕洋人，毋宁说是外洋远夷怕中国官府的多，至少洋人大班们就很怕什么事情不妥，得罪了官府和中国的皇帝，不许他们再到广州来贸易。从洋人大班的记载中看，当时督抚和海关监督，在洋人心目之中，也颇有威信。此外，祖秉圭任海关监督的这些年，对远夷洋人礼遇有加，也算是礼貌得体。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堂堂的海关监督衙门，就是不肯直接和远夷洋人打交道，大概是问题的关键。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行商和通译转达，出了事情，也不找洋人的麻烦，而是唯行商和通译是问：抓来打屁股，或者杀鸡儆猴。这样一来，官府的威信固然不足，行商和通译得不到洋人的尊重，洋人也越来越放肆，好像中国官府只会惩治中国人，而不会直接抓住他们打屁股。有清一代，这种规矩，日后遗患无穷，给官府增添了不知多少烦恼。这是后话，三百年前，自然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崇义行的陈汀观却弄得十分懊恼。无端惹了这种麻烦，可见这保商也不是容易做的。好在海关监督大人还算给他面子，没有把他也同通译一样，给抓起来枷号示众，算是保住了脸面，可见和海关监督大人的交情，还是十分重要。蓝旗国的外洋船到港不足一月，广州城内外，已经有了不少事情，而且气氛日益紧张，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陈汀观唯一希望的是，这蓝旗国的外洋船，能够平安无事，多多在崇义行购买茶叶、瓷器和丝绸罢了。
海部大人
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和海关监督衙门
大清粤海关监督关部衙门，在广州城外贸易镇的东边，和镇中间的大街连在一起。衙门前面有个广场，广场上一杆“粤海关监督关部祖”的大旗猎猎招展。广场前面是凭珠江而踞的总巡口，稽查往来船只。清初开关贸易之前，海关监督衙门原是广东省的粮道衙门，本身规模就不小；康熙二十三年开始修缮扩充，最后改成了粤海关监督衙门。
康熙朝为了平定台湾，一是禁海，二是迁海，将广东福建沿海居民，迁离海边。沿海居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禁海禁了二十多年，等到平定台湾，疆域统一，沿海的民生已经十分艰难。康熙皇帝为了恢复民生计，下旨开海贸易。地方大员有反对意见，也受到康熙皇帝严词训斥。康熙二十四年，我们的故事发生之前四十六年，设立了粤海关。
上文说到，粤海关初设之时，外洋船前来广州贸易者甚少，至康熙三十八年以后才渐次增多。外洋船大量来港，已经是雍正年间的事情了。但是康熙朝的海关监督大人，更换频繁，大多数是八旗的满洲战将，丝毫不懂夷务，所以海关监督任上，几乎都没有建树。具体操作者，大概都是以前市舶司的一些胥役和书办。
雍正二年，广东巡抚年希尧兼海关监督一职。年希尧是雍正皇帝私家的包衣奴才，也是皇上的大舅子。他的弟弟，就是有名的年羹尧。但是年希尧的官声一直不好，也不算能干。海关事务，都在他的家人手中，以至外洋船的大班们，无不知道海关监督大人之家人的重要性。家人有放肆的，加上书办胥役，一应官府之人，竟将这外洋贸易，当作了大饱私囊之天赐良机，敲诈勒索的本事，可谓机智奇巧，层出不穷。
海关监督大人不谋其政，推动外洋船贸易的动力，便成了大大小小的红包。任何事情，只要红包一到，就顺风顺水；红包不到，任何事情也敢叫你办不成。雍正元年，海关监督那山任上，外洋船大班居然通过行商陈寿观，用一个七百二十五两银子的红包，打通关节，向两广总督上书，走了一个大大的后门。红包之威力，不言而喻。这是雍正四年以前的情况。
雍正三年，名臣田文镜手下的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升为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杨文乾是重臣杨宗仁之子，向来有能干的名声；本人既当过一省的按察使，又当过布政使，熟知刑名和钱粮，和前任的那些满洲将军比，自然作风和方法大大不同。雍正三年至七年，杨文乾在任上三载多时间，也是第一任居官超过一年以上的海关监督，任上所出的政令又多，所以他这个“抚院海部”的名头，在外洋大班当中，十分响亮。
雍正年间，广州贸易的通用语言，乃是一种特殊的英语，即最早的所谓洋泾浜英语。这种英语，虽然词汇还是以英语为主，但是吸收了大量葡萄牙语的词汇，却以广东话作为语法基础。奇妙的是，广东话的语法和英语的语法并无很大差别，所以这种英语也大为流行，行商、通译、买办，也有个别衙门里的胥役，都用洋泾浜英语和洋人交流。
之所以是洋泾浜英语，乃是因为语法简单，词汇量少，简单而通用。比如海关监督衙门发的部票，无论是引水持的红票，允许卸货的货票，还是最后放关的部票，一律称为Chop。对于洋人来说，Chop最是重要，代表官府的许可。以此引申，重要和快，也都称为Chop，比如Chop Chop，就是“快，快”进行催促的意思。以讹传讹，筷子也变成了Chopsticks，在英语中使用至今。这是题外之话。
再说海关监督。“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的全名经过简化，到了洋泾浜英语那里，就变成了Hoppo，中文再翻译回来，勉强是“海部”这两个字。研究广东十三行历史的，多受梁嘉彬等人之误导，把Hoppo说成是“河伯”，甚谬矣。这个名词一发明，在洋泾浜英语里面，使用的范围和频率非常之高。海部既指海关监督大人，也指海关监督衙门，甚至一切和海关有关的人和物，都称为海部。比如“海部的人”Hoppoman指的是海关的胥役，“海部船”就是海关衙门的官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海部大人的名字，和洋货行的字号和行商名字一样，洋人大班自然是不耐烦记的，海关监督，一律都称海部；万一要加以区别，就加上个前缀，基本上和称呼行商的办法是一样的。杨文乾的称呼，就是“抚院海部”，（FouyenHoppo 或GovernorHoppo）。其实兼署粤海关监督的巡抚甚多，只是杨文乾独得了此名，可见他对广州的外洋贸易，影响巨大。
抚院海部杨文乾的改革，“规礼”和“缴送”
上文说过，杨文乾是个大大的能员，颇得雍正之器重。上任伊始，从洋货行当中选出六家，任为行头，专责为外洋船担保。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洋货行的行商要为外洋船承担责任，既要担保行为准则，又要担保外洋船按例纳税。衙门的责任减轻不少，行商们分成了两等。这项改革，尚算温和，得罪的人并不多。行商们甚至大有实惠。
据说任命为“行头”的行商当中，可以从海关监督衙门借官银一万两，用作资本，在外洋船未到黄埔之前，从内地采购大量的茶叶瓷器。这样一来，行商的资本和实力大增，外洋船到，也有足够的货物可以购买，对于促进广州的外洋贸易，自然是功劳不小。但是杨文乾把官银借给行商经营，实属胆大无比，此后对他的诸多攻讦，也有许多由此而起。
杨文乾的第二项改革，乃是把各种名目繁多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规礼”，合银一千九百五十两，统一上缴海关监督衙门。上缴海关之后，再予以分派，其中一千零八十九两许作为关税收入，五百十六两许分派给守关的绿营军队，一百二十五两许转给粮道衙门，余下的作为通译的报酬和其他费用；粤海关官吏上下人等，私人口袋里却一钱银子也不见了。
本来，沿前朝之例，丈量船只仪式结束之后，中外双方互送礼物，基本原则是价值对等。但是关务管理松弛，天长日久，那些家人胥役的敲诈勒索变成了规矩：好比引水的红包多少，查验枪炮的红包多少，准许卸货的红包多少，花样繁多，统统落入私人口袋。想来那些把守关口的绿营官兵和相关的粮道、盐运使、布政使衙门，官吏上下也各有妙法，杨文乾任之前，皆大欢喜。
雍正四年，杨文乾这一改革，可以说是把广州城翻了个天。把这许多官吏的私人好处统统夺走，而且严令此后不许敲诈勒索，引发的矛盾和怨恨，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官吏们彼时杀了杨文乾的心都有。官场上下，登时串通一气，设法要把杨文乾扳倒。雍正四年五月，广东按察使官达首当其冲，上疏参奏杨文乾营私舞弊，贪墨税银。《文献丛编》，广东按察使官达疏。其他的官吏，也纷纷上疏参他。这是官面上的一个方面。
在外洋船的大班方面，一点也不领杨文乾的这个情。敲诈勒索变成了统一的“规例”，临到办事情的时候，该要被勒索的还是要被勒索，事情有了困难，没有红包这样美妙的东西去润滑一下，何以解决？所以杨文乾这样一来，等于凭空又多了一千九百五十两的费用，而且是上交衙门，一点人情也买不到。这还不算是最大的问题，最刻薄的，是这位抚院海部，居然规定将所有的番银加一征收。
康熙四十七年，粤海关出台新的政策，对外洋船带来的货物加收百分之六的附加税。洋人大班们虽然非常不满，但是也无可奈何，何况带来的货物毕竟是在少数。一个主权国家的海关，对进口货物加收百分之六的进口附加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杨文乾的第三项改革的内容，却是把这项附加税增加到百分之十，并且适用于外洋船带来的所有银元。这就是著名的所谓将“番银加一征收”案。
附加税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带来的银元加一征收。前文说过，一条像蓝旗国首次到港的二等外洋船，带来的银元之数，就合纹银八万两之多；而更大些的船，所带的银元要合到十四五万两。平均说来，每条外洋船带来用于购买货物的银元当在十一二万两左右。这样一笔巨大的数目，一下子要上交百分之十，影响十分巨大。
番银加一征收，名曰“缴送”，对洋人大班来说，实在是官府对外洋船的巧取豪夺，忍无可忍。所以外洋船的大班们也和广州的上下官吏一样，对杨文乾恨之入骨。雍正四年开始，洋人抵制这个“加一征收”税的行动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凡是能够告状伸冤的机会，从不放过。雍正四年开始，在企图扳倒杨文乾的浪潮中，洋人大班们也出了一份大力。
官吏和洋人对杨文乾切齿痛恨，洋货行的行商们夹在中间，日子也并不好过。本来和外洋船之贸易，用红包进行润滑，效果很好。虽然粤海关税银收入很少，但是贸易上却有行云流水之感，十分顺畅，外洋到港之船，也逐年增多。大清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并不过于关心外洋船贸易事务。家人敲诈勒索来的银子，兴许也少不得先给海部大人奉上，这海部大人也乐得在一年的任期当中，眼开眼闭，顺便捞上一票。偏偏这个对皇上忠心不二的杨文乾，弄出了这些要命的名堂。
眼下官吏上下和外洋大班两相怨气冲天，中间没有任何润滑剂的作用，摩擦起来，倒霉的肯定是行商。因为收缴这新设之税银，责任就落在行商的头上。外洋大班如果不肯缴纳，行商就要给拉到衙门吃苦头，轻则痛骂，重则拿老大的竹板子打屁股。至于六家“行头”之外的其他洋货行，痛恨杨文乾的心思，必定也不小于官吏等人。所以大多数行商们，也和官吏、洋人大班站在一起，反对杨文乾的改革。
杨文乾得到雍正皇帝的支持，却暴病身亡
广州官民和外洋大班一致要扳倒杨文乾，
却说雍正四年始，广州城内外，一片要扳倒杨文乾的呼声。如此到第二年，杨文乾就有点顶不住了。年初的时候，杨文乾找了一个借口，上疏向皇上请假，回籍葬父。乞假葬父，当然是个借口，因为其父杨宗仁在杨文乾当上广东巡抚不久就得病身亡，上谕杨文乾在任守制。《清史稿•列传七十九•杨宗仁子文乾》。在任守制，自然也不用再有葬父之举。事隔将近两年之后，却乞假葬父，当是吃不消这官民上下的切齿痛恨，暂避锋芒。
杨文乾虽然暂时避开了是非之地，但是广州官民要扳倒杨文乾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杨文乾请假期间，广州的众人罗织好杨文乾的罪名，居然说动了福建巡抚常赉出面，向雍正皇帝狠狠地参了他一本。奏折上说，杨文乾设了六家专门的洋货行为“行头”，私下得银二十余万；贪污粤海关羡余银五万余两；放纵绸缎出洋，得银万余；番银加一征收，得银四万余两；选外洋船上的奇巧之物入署，让“行头”代卖，又得银二万余两，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不能不让雍正皇帝重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