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参得的确厉害：贪墨的总数加起来，达三十多万两银子，超过粤海关当时一年的关税收入数倍之多。如果所参属实，杨文乾的脑袋必定不保。但是雍正皇帝对杨文乾十分信任，收到这样的奏折，一不派钦差调查落实，二不下旨查办，居然只是上谕把杨文乾臭骂了一顿，“令愧悔痛改”。如此而已。
皇上这样处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可见雍正皇帝对广州的情况，十分了解，甚至有可能是他出的主意，却让忠心不二的杨文乾来担这么一个恶名。把杨文乾臭骂一顿，也是安慰一下广州城的官民而已，该收的规礼和缴送，一文不少，还是照收不误。终雍正一朝，对外洋船带来的番银加一征收，都没有废止，却在乾隆元年，由乾隆皇帝下旨罢收。可见这件事情，多少和雍正皇帝有直接关系，也有可能是君臣联手，演出的一场双簧戏。
却说皇上把杨文乾骂了一顿以后，又立即委派他到福建当钦差大臣，查办仓库亏空之事。参奏杨文乾的福建巡抚常赉，调任广东巡抚，去接手广州城内外的这个烫手山芋。杨文乾对于查办仓库亏空之类的事情，想来是拿手好戏，未几就有了结果。皇上又把杨文乾大大地表扬了一番，说他是“秉公无瞻顾”云云。前后对照起来，这等于是把上回骂他的时候，丢的面子给找回来了。
皇上和杨文乾演双簧，或者是对他特别信任，让广州城内外的官民，好生失望。但是皇上也知道，杨文乾和其他官员的关系，已经恶劣到了极点。前任广东总督孔毓珣，后任两广总督阿克敦，都和杨文乾格格不入，双方递上了大量奏折，互相攻讦。广州城里凡是有资格给皇上写奏折的，都将参奏杨文乾的奏折，雪花似的寄往朝廷。事隔两年之后，余波未尽。
雍正六年，杨文乾应召到北京，据说是向皇上和满朝文武解释他在广州的政策。为了有效地为自己辩护，杨文乾带了六家“行头”之一，如升行的行商，大概是有过功名的大官Quiqua，同上北京。想来杨文乾在朝堂之上是滔滔不绝，把自己的改革措施等等，说得滴水不漏，何况带来了有力的人证。这样一来，皇上自然是龙心大悦也。
皇上的龙心大悦，很是表现在实处：上谕常赉仍回福建当他的福建巡抚，重新让杨文乾回广州当巡抚兼粤海关监督。这下可是给足了杨文乾的面子。杨文乾凯旋而归，更加是腰板挺拔，无所不管：他一边巩固他的改革成果，一边继续和同僚争斗不休。同年，杨文乾参奏两广总督阿克敦勒索暹罗商船规礼，广东布政使官达纵幕客纳贿等等，结果这两个人到反而被他扳倒。两个人都丢了官不说，雍正皇帝还指示前广东总督孔毓珣，会同杨文乾进行彻底调查。
然而，孔毓珣还没有到广州，杨文乾却突然暴病身亡，死在了任上，也算是为大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隔三百年，到底是怎么死的，也不得其详，想来也不至于是被海关的胥役毒杀的。这且不说，皇上失去了一位能员干将，多少也有点悲切之情，上谕赐祭葬，也就是皇上派官员前来致祭，读一篇翰林院学士做的呜呼哀哉，伏维尚飨的文章，表示哀悼。有清一代，这也算是当官的死后殊荣之一。
祖秉圭出任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
巡抚出身的，有专折密奏之权
杨文乾的事迹，本来是雍正三年至六年的事情，但是讲到雍正十年的故事，却一定要交代杨文乾的事迹。杨文乾的三项改革，对雍正十年的故事影响甚大不说，他在广州闹得翻天，一省甚至数省官员对他怒不可遏，加上他带着行商到北京解释前因后果，使得皇上和朝中的大臣们对广州的外洋贸易，益发地重视起来。杨文乾的暴病身亡，却引出了一个人物，乃是雍正十年这个故事中的主角，继杨文乾之后任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的祖秉圭。
祖秉圭出身是汉军镶黄旗的包衣奴才。雍正初年，算是满洲青年当中，相当有培养前途的下一代才俊。雍正皇帝大概是非常喜欢青年祖秉圭的，两年之内，就把他从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迁道台，一直提拔到正三品的安徽按察使，连升四级，可谓神速。祖秉圭上折谢恩，雍正皇帝在他的奏本上批了许多诚恳殷切的话，完全把他当作自己的子弟，加意培养。在祖秉圭的谢恩奏折后面，雍正批道：“受破格知遇之恩，当思出色之报，天经地义。 君臣之分且莫论，即常人受惠负恩尤招恶报，何况国恩乎？今已用你按察司员，竭力勉为之。少有悖恩放纵，祸不旋踵。”又借年羹尧的例子，戒之曰：“年羹尧、傅鼐朕尚执法不惜，何况尔等乎？勉之！慎之！真诚做好官之外，余无良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皇帝御批真迹》，西苑出版社1995年版。想来彼时年羹尧案新出不久，雍正皇帝很希望培养一些自己的心腹爱臣，祖秉圭当是上好人选。
祖秉圭的官运实在亨通，按察使没当多久，又迁布政使，当上了从二品的大员；雍正五年十月，任贵州巡抚，同年十二月改任广西巡抚，终于成了权重位高，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雍正皇帝加意提拔祖秉圭的意图非常明显，祖秉圭从知县当到巡抚，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如此升官之法，多少也有些出人意外。
祖秉圭自己，大抵也有点吃不透圣上的意思，多少有点骄傲起来了。从十月到十二月，贵州巡抚只当了两个月，就出了纰漏：当时贵州苗民造反，皇上知道祖秉圭不会打仗，所以委了祖秉圭贵州巡抚不久，急忙调了会打仗的张广泗任贵州巡抚，由贵州提督、名将杨天纵提兵平叛。张广泗还没有到任，祖秉圭在教场阅兵，放出话来，说要尽剿诸苗。苗民一听官军要尽剿，纷纷殊死抵抗。
朝廷对于苗民的政策，向来是抚剿并用，连哄带骗，只求苗民不造反，就万事大吉。祖秉圭刚刚当上封疆大吏，要抖一下威风。但是他几年之前还是一个七品芝麻官，重大国策，想来是不懂的。他这一抖威风，在熟知苗务的将军杨天纵眼里，纯属是“不谙事机”，或者说是添乱，苗民殊死抵抗，就要发大兵征剿，兴师动众，朝廷不知要花费多少银子。
杨天纵忙于兵务，和张广泗一起终于平定了苗疆。这时候，祖秉圭在广西巡抚任上已经一年有余。但是苗疆平定，杨天纵却翻起了老账，把祖秉圭如何不懂苗务，如何在教场阅兵的时候胡说八道，如何成为这次不得不对苗民兴兵的罪魁祸首，着实参了一本。杨天纵是康熙朝就征战沙场的老将军，又刚刚平定了苗疆，立下新功，皇上对他所奏的事情，无论如何也要给点面子。所以好言安慰杨天纵，说祖秉圭果然不能胜任其职，已经下旨罢退。
祖秉圭的广西巡抚当得正起劲，不料在贵州的两个月时间，居然惹下了祸根，旨意一到，无端就丢了广西巡抚的官，只好回北京闲居，闷闷不乐。但是话反过来，雍正皇帝对这件事情，也没有责怪祖秉圭，罢他的官，倒有八成是为了安慰劳苦功高的老将军杨天纵，所以用了不痛不痒的“罢退”二字。杨天纵当时已经十分苍老，至雍正九年退休，第二年就亡故了。此乃旁枝侧节，表过不提。
却说雍正七年，祖秉圭丢了前程无量的巡抚一职，在京闲居。皇上对他固然没有恶感，他也少不了动用上三旗宗亲当中的三大爷四大妈，走动人情，盼望再次起复，重新当官做老爷。事也凑巧，这年广东巡抚兼粤海关监督杨文乾暴病身亡，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出了缺，对于本身就是巡抚出身的祖秉圭，自然是十分眼热，上下打点的情形，估计也是有的。
上文说到，雍正皇帝通过杨文乾的官声和事迹，引起了对广州城内外的外洋船贸易的相当重视。眼下杨文乾亡故，所以要拣派一个心腹之人，前去管理这等同外洋远夷贸易的事务。这祖秉圭年纪尚轻，罢退之后，闲居在京，想来这番挫折，对他也有所教训；再者祖秉圭行军打仗自然不行，平定苗疆的事情出过洋相，但是他却一路当过知县、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和巡抚，处理内政，应该还是有一套的。
这是面上的理由，更重要的原因是，粤海关监督一职，向来名义上是户部的属员，其实却是内务府所派。内务府的事情，等于是皇上的家里事情，上三旗满族宗亲当中，未必有比祖秉圭更合适的人可以充任。雍正皇帝大概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起用祖秉圭，任为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但是不兼巡抚，品级和巡抚相同，也是正二品，领监察御使衔，有密折上奏之权。
雍正七年起，粤海关监督不再由广东巡抚兼任，单独设立，自祖秉圭始。雍正八年，另外派了原贵州布政使鄂弥达任广东巡抚，但是祖秉圭虽然只有粤海关监督一个实职，地位却和广州的督抚并无高下之分。虽然不称封疆大吏，但是官品和巡抚一样，又可以将密折装在专用小盒子里直接上达天听，实在是一个可以和督抚分庭抗礼的官职。
祖秉圭虽然没有再次当上巡抚，但是皇上以自家人相待，又允以密折奏事之权，等于算是皇上的心之一，品级地位和巡抚一致；而粤海关又是一个和内务府紧密相关的机构，外洋船来往贸易，银钱多多，必定是个大大的肥缺。想来启程之前，皇上又秘密地有所嘱咐。如此这般安排停当，祖秉圭肯定是兴奋喜悦，带着不少家人随从，拍马前来广州上任。
祖秉圭的当官经：大量贡品、礼物送往北京
雍正七年八月，祖秉圭到任，正式署理大清粤海关监督衙门。却说杨文乾之改革，虽然勇猛精进，把外洋大班激得暴跳如雷，但是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外洋船来往广州贸易，利润丰厚，通常要达百分之四十以上；欧洲的有钱人，正对中华艺术和器物，趋之若骛，所以尽管加收“规礼”和“缴送”，外洋船到港的数量，却有增无减。
祖秉圭靠皇上大力提拔当上了大官，到底有多少管理水平，也难说得很；但是初来乍到的时候，夷务是肯定不懂的。不懂夷务，一点也不意味着当不了专管夷务的大官，这是官场的规矩。好在唯一懂夷务的能员杨文乾已经一命呜呼，祖秉圭也大可以照虎画猫，将手脚施展开来。当官的诀窍，还在下面不造反作乱，上面能够糊弄过皇上，便是上上大吉。
祖秉圭其时，也算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一是外洋船到港甚多，贸易繁荣，出入银钱很多；二是杨文乾将该立的规矩都立了，该得罪的人也全部得罪完了。祖秉圭照虎画猫的时候，只要不出新招，就不会得罪于人。和杨文乾相比，祖秉圭秉性绝对不是那种狷介之人，甚至可以算是相当圆滑。无端得罪人的事情，他是不干的。
这当中，糊弄住皇上，是第一等的大事情。所以祖秉圭到任不久，就用心搜罗奇珍异宝，能工巧匠，源源不断地送往内务府。雍正七年，祖秉圭到任后的第一年，就选送了牙雕匠陈祖章进内务府造办处供职，后者在雍正乾隆年间，成了著名的宫廷艺术家。祖秉圭的进贡之物，有稽可查者，有雍正九年四月，给皇上送去玻璃围屏二架，计二十四扇。皇上想来很是喜欢，特意下旨，交内务府总管海望收藏。
祖秉圭充当海关监督的这几年，给内务府送的西洋奇珍当不在少数。内务府的规矩，像祖秉圭这样的外放大员，一年当中当送四节：春节、冰敬、中秋和圣诞。所谓圣诞，当是皇上的生日，而不是西洋的圣诞节。祖秉圭既然是自己人，这一节自然要格外重视。祖秉圭的差使，以肥著称，西洋玩意，比如钟表、大块玻璃、呢绒布、短铳火枪、鼻烟和鼻烟壶，更是多多益善。祖秉圭也颇有机巧之心，尽选当时最时髦的摆设，就是用西洋玻璃绘画，配上广东木匠精工细作的围屏之类，中西合璧之作，使得王公贵族也趋之若骛。
雍正年间，宫中已经开始安装大块平板玻璃作为时髦，这些平板玻璃，大概就是祖秉圭年代陆续进宫的。比如雍正九年，祖秉圭送往宫中“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这等大块玻璃，万里迢迢来自欧洲，再由陆路小心运到京城，倒也实在是不可多得之物。皇上见到祖秉圭懂得孝敬，龙心不禁大悦，这也不在话下。
哄好了皇上，这官就能做得四平八稳。有史以来，粤海关监督的官，从来也没有像祖秉圭这么长的任期，想来皇上是给哄得极好的。雍正十年如果不出那场变故，祖秉圭的官恐怕还能继续当下去，何况从官声上讲，祖秉圭也不算差。自祖秉圭署理粤海关以来，关税银的收入稳步增长，雍正七年，是二十二万余两，八年升至二十八万余两，雍正九年，更是破天荒地达到了三十七万多两，见梁廷枏《粤海关志》前引书。具体数据为：1729年（雍正七年），222 116855两，1730年（雍正八年），280 903734两，1731年（雍正九年），374 453233两，雍正十年无数据。这和雍正初年，粤海关的关税银收入仅有几万两的情形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粤海关关税银收入大增，其实是杨文乾打下的基础。可惜杨文乾拼着恶名播下种子，却由祖秉圭来收割庄稼。祖秉圭于关务上面，却是典型的照虎画猫，照的是杨文乾这头老虎，画出来的猫，倒也像模像样。杨文乾任用六家“行头”，乃是将官府的责任，推到洋货行头上，这样的好办法，祖秉圭自然是照做不误。他也任用了五家规模较大的洋货行，作为外洋船到港以后的保商，只是改了一个名称，称为总商，听上去更加文雅好听些。
名称好听，实质还是一样：行商们一要负责洋人的行为，二须承担外洋船缴纳关银的事项，三要帮助海关监督大人顺利完成一年四节的贡礼，四是大人辛辛苦苦来广州当海关监督，俸禄又不十分高，多少也要让大人的私人钱包有点面子。这是行商的责任，而那些总商则是首当其冲，责无旁贷。
洋人在广州贸易环境宽松自由
祖秉圭对洋人大班谦和礼貌；
祖秉圭为人大概是谦和的，特别是和性格狷介、爱钻牛角尖的杨文乾比较起来，可谓天壤之别。作为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国政府最高官员，性格沉稳谦和，倒是非常妥帖的一桩事情。雍正十年，蓝旗国外洋船的大班们受到他的接见，事后说起来，对祖秉圭的印象很好，说他是既文明，又客气。这样的评语，对于清初的满洲大员来说，也算是十分难得。
为人谦和是一方面，处事并不十分迂腐是另一方面。康熙朝对外洋远夷，甚是器重，固然不假，但是满洲大员当中，大端架子，看不起汉族同僚的顽固之人，也不在少数。对于洋人，特别是外洋远夷，或视为洪水猛兽，或自视天皇贵胄，不屑与之打交道，或格外苛刻，百般限制，把所谓中外之大防，看得比女子贞操还要严重，种种迷信和无知，殊为可笑。与此相比，祖秉圭算是相当落拓，从不拘谨苛刻。
洋人大班同上一任的“抚院海部”杨文乾交恶，均有怨恨之心。祖秉圭到任，基本上是采取绥靖安抚的政策：该交的船钞、规礼和缴送是一文不能少，但是其他方面，一是办事效率甚高，洋人也算满意，二是对洋人限制很少。做生意固然自由，洋人可以和任何一家洋货行签约购货，广州城外贸易镇和黄埔锚地，也任由洋人自由活动；洋人在中国店铺买酒，放枪作乐，爬上高塔鸟瞰广州城，不是特殊情况，都由得他们。
洋人大班最敏感的一点，乃是祖秉圭在礼节上，充分尊重这些贸易者，也就是以己度人，对领导整个贸易的大班们，以“绅士”相待。这里所谓的绅士，也就是中国概念中的大人。贵为二品正堂的祖秉圭大人，中国的老百姓一见面就要跪下磕头，但是祖秉圭却十分尊重这些洋人大班：接见的时候，设座奉茶，并送一点象征性的小礼物。洋人大班们自然感觉很好，对祖秉圭也多有溢美之词。
尊重和客气，甚至小恩小惠，当然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于洋人大班们关于“规礼”和“缴送”的抱怨，从来是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洋人大班自雍正四年起，一直觉得抚院海部规定的“规礼”和“缴送”，是让洋人蒙受了“冤枉”（Grievance），皇上肯定是不知道他们的冤情的，所以他们也千方百计要在大人面前喊冤。祖秉圭到任，这种冤枉也不知听到了多少，但是这位海部大人一律装得听不见。
洋人大班并不知道，加征“规礼”和“缴送”，本来就是雍正皇帝和杨文乾之间有默契的事情，因此，这份冤枉，就是喊破了天，也绝无昭雪之可能。祖秉圭装聋作哑，当然是上上之策，不会再进一步得罪这些洋人大班，至少使得贸易能顺利进行下去，粤海关税银不断增加，奇珍异宝源源送进宫里去。这是他当官的唯一关注。
祖秉圭虽然落拓，对洋人远夷的态度也堪称平等尊重，但是仍然脱不出中华上国故步自封的老套。雍正年间，广州对外贸易规模已经十分巨大，每年贸易总量超过数百万两白银；海关监督大人受命于皇上，是和外洋远夷直接打交道的最高官员，何况对前来广州的洋人大班平等相待，本来有一个十足的好机会，了解世界，和其他国家相互交流。尤其是对欧洲国家，这是第一个知彼知己的机会。
广州城的大小官员，很多是两榜进士出身，祖秉圭是否是科场出身，查无凭据。但是毕竟和老一辈的满洲贵胄一刀一枪博得的功名不同，应该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祖秉圭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就是对外洋国家的国情不感兴趣。那些行商们，虽然能操熟练的洋泾浜英语，和外洋大班的私交很好。人之常情谓之好奇，肯定了解了一肚皮欧洲国家的情形，可惜他们一不是知识分子，二没有功名地位，皇上那里，没有任何话语权。
这是非常脱节的一种情形：一方面对外贸易进行得热火朝天，过程繁复之极，中外之间沟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上至朝廷，下到海关监督和地方官员，对外洋诸国丝毫不感兴趣，因此对于欧洲的国情，基本上是无知无识。对外洋来船，除了以旗色加之区别外，向来视为一体；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红毛远夷，不予细加区别。
再者，朝廷从来也没有把其他国家，置于和中国对等的地位：外洋船到港，仍然要搞这劳什子的丈量仪式，好像都还是来朝贡一样；瑞典国外洋船到，祖秉圭接见货真价实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根本也是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好生让这满心要和中华帝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的国家失望。
雍正乾隆年间，广州民间和瑞典人的交往很多，既有和瑞典人交朋友的，也有生意往来十分密切的，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证据。洋货行的行商对瑞典的认识应该已经比较清楚，签订合同的时候，明白地写作“（口）瑞国”。乾隆四年，坎贝尔帮广顺行的陈寿观把一些丝绸带到欧洲卖掉，再帮他买好呢绒布带回来，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GUB，SOKA，H22∶3C，第55页。可见双方互相信任，关系亲密；坎贝尔回去之后，就托其他的外洋船给陈寿观带礼物，包括几瓶洋酒和一箱葡萄牙鼻烟。美国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尔斯•爱尔温档案，1740年2月10日，编号1740～31a。
民间交流这么多，但是官方对瑞典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在瑞典船的故事发生将近一百年之后，中文典籍当中，才第一次出现关于瑞典的简单介绍。双目失明的通译谢清高，在朋友的帮助下写了一本《海录》，里面有关于瑞典的语焉不详的几段话，这本书写作的年代大概在一八二零年。可惜的是，瑞典船的故事中，祖秉圭没有这番心思，而对欧洲各国比如瑞典已经有了相当了解的行商们，也没有能够留下片言只语，否则，我们今天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语焉不详”和“无从考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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