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文学生活.2

文学革命为事实上之需要,卒于一九一七年发动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胡适与陈独秀所领导,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为文学工具。在这一次运动之前,古时亦曾有过革命。唐朝韩愈的反抗五六世纪之骈体文,主张使用简明之体裁,导文学归于比较健全的标准而给予吾人稍为可读之散文。但韩愈的革命运动却是复古运动,是更遥远的返于周代的文学形式。这在观点上仍不脱为经典的,他仅想努力仿古。可是这件工作大不容易。自经韩愈倡导之后,文学时尚逡巡于模仿周文与秦汉文之间,及韩愈本人成为古代人物,唐代文章亦为后代竟相模仿。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学风尚乃成为模仿竞争。

直到十六世纪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物,他说:“现代的人,应该用现代语言写作。”这个主张,垂示给吾人一个健全的历史眼光。这位人物就是袁中郎和他两位兄弟。袁氏胆敢将通常社会惯用语,甚至土谚俗语写入他的文章。而有一时期,他的作风曾成为盛行的文学时,尚拥有相当信徒,自成一派,世称公安派(公安为袁中郎出身的地名)。他首先主张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缚。他又说,写文章的方法,只消信手写来。他又主张个性独立的文体,坚信文学只为性灵之表观,性灵不应加以压迫。

但日常语与俗谚的使用马上给正统派作者怒目而视,施以苛酷的批评。而结果,袁中郎所收的报酬是在文学史中一束轻视的头衔;如“轻佻琐细”、“粗俗不雅”、“非正统”。直至一九三四年,这位性灵文学的始创者始从几被全部埋没的厄运中翻转身来。但袁中郎亦未有胆略或见识以主张白话的应用。倒还是一般通俗小说的作者,他们盖已放弃了一切博取文名的野心,而他们为求大众的了解起见,不得不用白话来写,这一来奠下了用活的现代语的文学之基石。而当胡适博士提倡采用白话为文学工具的时候,他曾屡屡声述这种基本工作已经前人替他彻底准备,历一千年之久,凡欲用此新文学工具写作者,尽有现成的第一流模范作品放在面前。因是而三四年间,白话文运动收空前迅速之成效。

紧接文学革命之后,有两大重要变迁。第一为尚性灵的浅近文体的写作的培养,以周氏兄弟为代表,即周作人、周树人(鲁迅)。所堪注意者,为周作人氏受公安派之影响甚深。第二个变迁即所谓中文之欧化,包括造句和字汇。西洋名辞之介绍,实为自然的趋势,因为旧有名辞已不足以表现现代的概念。在一八九○年前后,为梁启超氏所始创,但一九一七年之后,此风益炽。鉴于一切时尚之醉心西洋事物,此文体之欧化,诚微不足道;但所介绍的文体既与中国固有语言如是格格不入,故亦不能持久。这情形在翻译外国著作时尤为恶劣,它们对于中国通常读者,其不合理与不可解,固为常事。

实在此等困难乃为翻译者之罪,其理无他,即为他们的对于外国语言的通晓练达之不够,使他们不得不一字一字地翻译,而缺乏全句概念之体会。试想那些把冗长英文关系句接连前行词翻成中文之畸形,此关系句(中文中无此结构)乃易成一长串的形容句,在说出所要形容的一词以前,可延长至数行之文句。某几种变迁显然是进步,如宽散句法之介绍是。又似把“假设”句段放于主句之后向为不可能者,观已可能的有这样写法的了,这使散文大为柔和而具伸缩性。

中国散文还有光明的未来,假以时日,它可以匹敌任何国家的文学,无论在其力的方面或美的方面。最好的现代英国散文乃以善描摹的具体文字,来自土著的英语,与来自拉丁派遗传的具有确切意义与文学意味的文字的健全融和著称的。一种书写的语言倘把下述种种辞句,如“新闻之嗅觉”、“知识之蛛网”、“语言之追逐”、“跨于胜利潮流之上”、“鲁意乔治(LioydGeorge)向保守党的卖弄风情”,当作好的标准英语,将仍保留为刚健的文学工具。一个不正确的文学标准,它将抽去这些字眼像“嗅”、“蛛网”、“追逐”、“潮流”等等,而代以像“玩味”、“累积”、“倾向”、“前进”等等字眼,则将立刻失去其刚健的活力。二种组织要素,具体字与抽象字,很丰富地含存于中国语言中。它的基本结构始终是具体的,像盎格鲁撒克逊文字,而古典文学的文学传统遗给我们一部字汇,意义很精细而又新颖,相等于英文中的罗马学语。特此两大元素经文学大匠之手加以融和,必且有最大的力与美的散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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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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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谓中国诗之透入人生机构较西洋为深,宜若非为过誉,亦不容视为供人娱悦的琐屑物,这在西方社会是普通的。前面说过,中国文人,人人都是诗人,或为假充诗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含诗。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即常以诗为主要考试科目之一。甚至做父母的欲将其多才爱女许配与人,或女儿本人的意志,常想拣选一位能写一手好诗的乘龙快婿,阶下囚常能重获自由,或蒙破格礼遇,倘他有能力写二三首诗呈给当权者,因为诗被视为最高文学成就,亦为试验一人文才的最有把握的简捷方法。中国的绘画亦与诗有密切的关系,绘画的精神与技巧,倘非根本与诗相同,至少是很接近的。

吾觉得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性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头未曾寻获此灵感或活跃的情愫,宗教对于他们不过为装饰点缀物,用以遮盖人生之里面者,大体上与疾病死亡发生密切关系而已。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了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

诗又曾教导中国人以一种人生观,这人生观经由俗谚和诗卷的影响力,已深深渗透一般社会而给予他们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和艺术家风度的忍受人生。经由它的对自然之感觉,常能医疗一些心灵上的创痕,复经由它的享乐简单生活的教训,它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理想。有时它引动了浪漫主义的情绪,而给予人们终日劳苦无味的世界以一种宽慰,有时它迎合着悲愁、消极、抑制的情感,用反映忧郁的艺术手腕以澄清心境。它教训人们愉悦地静听雨打芭蕉,轻快地欣赏茅舍炊烟与晚云相接而笼罩山腰,留恋村径闲览那茑萝百合,静听杜鹃啼,令游子思母,它给予人们以一种易动怜惜的情感,对于采茶摘桑的姑娘们,对于被遗弃的爱人,对于亲子随军远征的母亲和对于战祸蹂躏的劫后灾难。总之,它教导中国人一种泛神论与自然相融合:春则清醒而怡悦;夏则小睡而听蝉声喈喈,似觉光阴之飞驰而过若可见者然;秋则睹落叶而兴悲;冬则踏雪寻诗。在这样的意境中,诗很可称为中国人的宗教。吾几将不信,中国人倘没有他们的诗——生活习惯的诗和文字的诗一样——还能生存迄于今日否?

然倘令没有特殊适合于诗的发展的条件,则中国的诗不致在人民生活上造成这样重要的地位。第一,中国人的艺术和文学天才,系设想于情感的具象的描写而尤卓越于环境景象的渲染,乃特殊适宜于诗的写作。中国人特性的写作天才,长于约言、暗示、联想、凝练和专注,这是不配散文的写作的,在古典文学限度以内为尤然,而却是使诗的写作天然的流利。倘如罗素(BertrandRussell)所说:“在艺术,他们志于精致;在生活,他们志于情理”,那中国人自然将卓越于诗。中国的诗,以雅洁胜,从不冗长,也从无十分豪放的魄力。但她优越地适宜于产生宝石样的情趣,又适宜用简单的笔法,描绘出神妙的情景,气韵生动,神隽明达。

中国思想的枢要,似也在鼓励诗的写作,她认为诗是文艺中至高无上的冠冕。中国教育重在培育万能的人才,而中国学术重在知识之调和。十分专门的科学,像考古学,是极少的,而便是中国的考古学家,也还是很广达人情,他们还能照顾家务,弄弄庭前的花草。诗恰巧是这样形式的创作,她需要普通的综合的才能,易辞以言之,她需要人们全盘地观念人生。凡失于分析者,辄成就于综合。

还有一个重要理由,诗完全是思想染上情感的色彩,而中国人常以情感来思考,鲜用分析的理论的。中国之把肚皮视作包藏一切学问知识的所在,如非偶然,盖可见之于下述常用语中,如“满腹文章”或“满腹经纶”。现在西洋心理学家已证明人的腹部为蓄藏情感的位置,因为没有人的思维能完全脱离情感。著者很相信我们的思考,用肚皮一似用头脑,思考的范型愈富于情感,则内脏所负思想的责任愈多。邓肯女士说女子的思想,谓系起自下腹部,沿内脏而上升,男子的思虑则其自头脑而下降。这样的说法,真是说的中国人,很对。这确证了著者的中国人思想之女性型的学理(见第一部第三章)。又以吾们在英语中说,当一个人作文时竭力搜求意思之际,叫做“搜索脑筋”以求文思,而中国语叫做“搜索枯肠”。诗人苏东坡曾有一次饭后,问他的三位爱妾:我腹中何所有?那最黠慧的一位叫做朝云的却回答说他是满腹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国人之所以能写好诗,就因为他们用肚肠来思想。

此外则中国人的语言与诗亦有关系。诗宜于活泼清明,而中国语言是活泼清明的。诗宜于含蓄暗示,而中国语言全是筒约的语旨,它所说的意义常超过于字面上的意义。诗的表白意思宜于具象的描写,而中国语言固常耽溺于“字面的描摹”。最后,中国语言以其清楚之音节而缺乏尾声的子音,具有一种明朗可歌唱的美质,非任何无音调的语言所可匹敌。中国的诗是奠基于它的音调价值的平衡的,而如英文诗则基于重音的音节。中国文字分平上去入四声,四声复归为二组,其一为软音(平声)音调拖长,发声的原则上为平衡的,实际则为高低音发声的。第二组为硬音(仄声),包括上去入三种发声,最后之入声以p、t、k音殿者,在现行国语中已经消失。中国人的耳官,被训练成长于辨别平仄之韵律与变换的。此声调的韵节虽在散文佳作中亦可见之,不啻说明中国的散文,实际上亦是可唱的。因为任何具完备耳官的人,总能容易地在罗斯金(Ruskin)或华尔德?彼得(WalterPeter)的散文中体会出声调与韵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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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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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唐诗中,平仄音节的变换是相当复杂的,例如下面的正规格式:

一、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二、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三、仄仄平平平仄仄

四、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五、平平仄仄平平仄

六、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七、仄仄平平平仄仄

八、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每一句的第四音以下有一顿挫,每二句自成一联,中间的二联必须完全对偶,就是每句的字必须与另一句同地位的字在声韵与字义方面,都得互相均衡。最容易的方法欲了解此协调的意义,即为想像二个对话者对读,每人更迭地各读一句,把每句首四字与后面三字各成一小组,而用两个英文字代入,一字代表一组,则其结果可成为如下一个轮廓的款式:

(A)Ah,yes?

(B)But,no?

(A)But,yes?

(B)Ah,no!

(A)Ah,yes?

(B)But,no?

(A)But,yes!

(B)Ah,no!

注意第二个对话者常想对抗第一个,而第一个在第一组中常连续第二个语气的线索。但在第二组中,则变换起来。感叹符号与询问符号乃表示有二种语气不同的“是”与“否”。注意除了第一联的第二组,其他各组在声调方面都是正式对偶的。

但是吾们对于中国诗的内在技术与精神,所感兴趣甚于韵节的排列式。用了什么内在的技巧,才能使她至于如此神妙的境界?她怎样用寥寥数字在平庸的景色上,撒布迷人的面幕,描绘出一幅实景的画图,益以诗人的灵感?诗人怎样选择并整理其材料,又怎样用他自己的心灵报道出来而使她充溢着韵律的活力?中国的诗与中国的绘画何以为一而二、二而一?更为什么中国的画家即诗人,诗人即画家?

中国诗之令人惊叹之处,为其塑形的拟想并其与绘画在技巧上的同系关系,这在远近配景的绘画笔法上尤为明显。这里中国诗与绘画的雷同,几已无可驳议。且让吾人先从配景法说起,试读李白(七○一——七六二)诗便可见之: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这么二句,不啻是一幅绘画,呈现于吾们的面前,它是一幅何等雄劲的轮廓画,画着一个远游的大汉,跨着一匹马,疾进于崇高的山径中。它的字面,是简短却又犀利,骤视之似无甚意义,倘加以片刻之沉思,可以觉察它给予吾人一幅绘画,恰好画家所欲描绘于画幅者。更隐藏一种写景的妙法,利用几种前景中的实物(人面和马头)以抵消远景的描写。假若离开诗意,谓一个人在山中登得如此之高,人当能想出这景色由诗人看来,只当它绘在一幅平面上的绘画。读者于是将明了,一似他果真看一幅绘画或一张风景照,山顶真好像从人面上升,而云气积聚远处,形成一线,却为马首所冲破。这很明显,倘诗人不坐于马上,而云不卧于远处较低的平面就写不出来。充其极,读者得自行想像他自己跨于马背上而迈行于山径之中,并从诗人所处的同一地点,以同一印象观看四面的景色。

用这样的写法,确实系引用写景的妙法,此等“文字的绘画”显出一浮雕之轮廓,迥非别种任何手法所可奏效。这不能说中国诗人自己觉察此种技术之学理,但无论如何,他们确已发现了这技巧本身。这样的范例,可举者数以百计。王维(六九九——七五九),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写景诗人,使用这方法写着:

山中一夜雨,树梢百重泉。

当然,设想树梢的重泉,需要相当费一下力。但适因这样的写景法是那么稀少,而且只能当高山峡谷,经过隔宵一夜的下雨,在远处形成一连串小瀑布,显现于前景的几枝树的外廓时,读者才能获得此配景的印象,否则不可能。恰如前面所举李白的例句,其技巧系赖在前景中选择一实物以抵消远处的景物,像云、瀑布、山顶和银河,乃聚而图绘之于一平面。刘禹锡(七七二——八四二)这样写着:

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

这种描写技巧是完美的,隔墙头而望山巅,确乎有似数点探出于墙头的上面,给人以一种从远处望山的突立实体的印象。在这种意识中,吾们乃能明了李笠翁(十七世纪)在一部戏曲里这样写:

已观山上画,再看画中山。

诗人的目光,即为画家的目光,而绘画与诗乃合而为一。

绘画与诗之密切关系,当吾人不仅考虑其技巧之相同性,更考虑及他们的题材时,更觉自然而明显,而实际上一幅绘画的题旨,往往即为采自诗之一节一句。又似画家绘事既竟,往往在画幅顶部空隙处题一首诗上去,也足为中国画的另一特色。关于这些详情,下面吾们论述绘画时,当再加以详论。但这样的密切关系,引起中国诗的另一特点,即其印象主义倾向的技巧。这是一种微妙的技巧,它给予人以一连串印象,活跃而深刻,留萦着一种余韵,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它提醒了读者的意识,但不足以充分使读者悟解。中国诗之凝练暗示的艺术和艺术的含蓄乃臻于完美圆熟之境的。诗人不欲尽量言所欲言,他的工作却是用敏捷、简括而清楚的几笔,呼出一幅图画来。

于是兴起一种田园诗派,一时很为发达。它的特长是善于写景和使用印象派的表现法。田园诗派诗人的大师为陶渊明(三七五——四二七)、谢灵运(三八五——四三三)、王维(六九九——七五九)和韦应物(七四○——八三○)。不过作诗技巧在大体上跟别派诗人是融和的。王维(即王摩诘)的技巧据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为他同时又为大画家。他的《辋川集》所收的殆全是一些田园的写景诗。一首像下面的诗,只有深体中国绘画神髓者,才能写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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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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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流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鹜复下。

——《栾家濑》

这里吾们又逢到暗示问题。有几位现代西洋画家曾努力尝试一种不可实现的尝试工作,他们想绘画出日光上楼时的音响。但这种艺术表现的被限制问题却给中国画家部分地解决了,他们用联想表现的方法,这方法实在是脱胎于诗的艺术的。一个人真可以描绘出音响和香气来,只要用联想表现的方法。中国画家会画出寺院敲钟的声浪,在画面上根本没有钟的形象,却仅仅在深林中露出寺院屋顶的一角,而钟可能地表现于人的面部上。有趣的是中国诗人的手法,在以联想的暗示一种嗅觉,实即为画面上的笔法。如是,一个中国诗人形容旷野的香气,他将这样写:

踏花归去马蹄香

如把这句诗用作画题,则没有别的表现香气方法比画一群蝴蝶回翔于马蹄之后更容易显出,这样的画法,足证中国画之与诗的相通,而宋时固曾有这样一幅名画。用此同样联想表现的技巧,诗人刘禹锡描写一位宫女的芳香:

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

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蜒飞上玉搔头。

这寥寥数行,同时双关地提示给读者玉簪的香美与宫女本身的香美,美和香诱惑了蜻蜒。

从这样的印象派联想的表现技巧,又发展一种表现思想与情感的方法,这吾人称为象征的思考。诗人之烘托思想,非用冗长的文句,却唤起一种共鸣的情绪,使读者接受诗人的思想。这样的意思,不可名状,而其诗景之呈现于读者则又清楚而活跃。因是用以引起某种意想,一似某几种弦乐在西洋歌剧中常用以提示某种角色之入场。逻辑地讲,物景与人的内心思想当无多大联系关系。但是象征的与情感的方面,二者确实有联系关系。这作法叫作“兴”,即唤起作用,在古代之《诗经》中即用之。例如在唐诗中,盛朝遗迹,亦用象征的方法,千变万化地歌诵着,却不说出作者思想的本身。如是,韦庄的歌诵金陵逝去的繁华,有一首《金陵图》,你看他怎样写法: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延袤十里的柳堤,已够引起同时人的回忆,那过去的陈后主盛时的繁华景象,如重现于目前,而其“无情最是台城柳”一句,烘托出人世间的浮沉变迁与自然界的宁静的对比。用此同样技巧,元稹描摹其对于唐明皇、杨贵妃过去的繁荣的悲郁,却仅写出白发老宫女在残宫颓址边的闲谈,当然不写出其对话的详情的: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刘禹锡的描述乌衣巷残颓底惨愁景象,也用同样的笔法。乌衣巷盖曾为六朝贵显王谢家邸的所在: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最后而最重要的一点,为赋予自然景物以拟人的动作、品性和情感,并不直接用人性化的方法,却用巧妙的隐喻法,如“闲花”,“悲凤”,“朱雀”,诸如此类。隐喻本身并无多大意义,诗,包含于诗人的分布其情感于此景物,而用诗人自己的情感之力,迫使之生动而与自己共分忧乐,这在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首诗中,那蜿蜒十里长的烟笼着的杨柳,被称为“无情”,因为它们未能记忆着实在应该记忆的陈后主,因而分受了诗人的痛切的伤感。

有一次,著者跟一位能诗友人旅行,吾们的长途汽车行过一个僻静的小山脚,悄悄兀立着一座茅舍,门户全都掩着,一枝孤寂的桃树,带着盛放的满树花朵,呆呆地立在前面。这样的鲜花,处于这样的环境,分明枉废了它的芳香。于是吾友人在日记簿上题了一首诗,吾还记得他的绝句中的两句:

相影连翩下紫陌,桃花悱侧倚柴扉。(系依英文意译)

她的妙处是在替桃花设想的一种诗意的感想,假想它是有感觉的,甚至有“惨愁欲绝”之慨,这感想已邻近于泛神论。同样的技巧——不如说态度——在一切中国佳构诗句中所在都有。即似李白在他的大作里头有过这样两句: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又似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月下独酌》便是这样写法: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这样的写法,已比较暗譬更进一步,她是一种诗意的与自然合调的信仰,这使生命随着人类情感的波动而波动。

此种泛神论的或引自然为同类的感想语法,以杜甫的绝句《漫兴》一诗,所见尤为明显。它表现接续的将自然物体人格化,用一种慈悲的深情,悯怜它的不幸,一种纯清的愉悦与之接触,最后完全与之融合。此诗之首四句为:

眼看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觉莺语太丁宁。

这些字面像“无赖”、“丁宁”、“莺语”间接地赋予春及莺鸟以人的品格,接着又推出对于昨夜暴风的抱怨,盖欺凌了它庭前的桃李: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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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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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于花木的慈惠的深情又反复申述于末四句: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

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折断最长条。

又来一次,杨柳柔美地飘舞于风中,指为颠狂;而桃花不经意地飘浮水面,乃被比于轻薄的女儿。这就是第五节的四句: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这种泛神论的眼界有时消失于纯清的愉快情感中,当在与虫类小生物接触的时候,似见之于上面杜诗的第三节第四句者。但是吾们又可以从宋诗中找出一个例子来,这是叶采的一首《暮春即事》: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此种眼界的主观性,辅以慈爱鸟兽的无限深情,才使杜甫写得出“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那样活现当时情景的句子。此地吾们认识了中国诗的最有趣的一点——内心感应。用一个拳字来代替白鹭的爪,乃不仅为文学的暗譬,因为诗人已把自己与他们同化,他或许自身感觉到握拳的感觉,很愿意读者也跟它一同分有此内在的情感。这儿吾们看不到条分缕析的精细态度,却只是诗人的明敏的感觉,乃出于真性情,其感觉之敏慧犀利一似“爱人的眼”;切实而正确,一似母亲之直觉。此与宇宙共有人类感情的理想,此天生景物之诗的转化,使藓苔能攀登阶石,草色能走入窗帘。此诗的幻觉因其为幻觉,却映入人的思维如是直觉而固定。它好像构成了中国诗的基本本质。比喻不复为比喻,在诗中化为真实,不过这是诗意的真实。一个人写出下面几句咏莲花诗,总得多少将自己的性情溶化于自然——使人想起海涅(Heine)的诗:

水清莲媚两相向,镜里见愁愁更红。

秋罗拂水碎光动,露重花多香不销。

取作诗笔法的两面,即它的对于景与情的处理而熟参之,使吾人明了中国诗的精神,和它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教化价值。此教化价值是二重的,相称于中国诗的二大分类:其一为豪放诗,即为浪漫的,放纵的,无忧无虑,放任于情感的生活,对社会的束缚呐喊出反抗的呼声,而宣扬博爱自然的精神的诗。其二为文学诗,即为遵守艺术条件,慈祥退让,忧郁而不怨,教导人以知足爱群,尤悲悯那些贫苦被压迫的阶级,更传播一种非战思想的诗。

在第一类中,可以包括屈原(纪元前三四三——二九○)、田园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六八九——七四○)和疯僧寒山(约当九○○年前后)。至相近于杜甫的文学诗人的为杜牧(八○三——八五二)、白居易、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和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一○八四——一一五一)。严格的分类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还有第三类的热情诗人像李贺(李长吉,七九○——八一六)、李商隐(八一三——八五八)和温庭筠(八一二——八六六),陈后主(五三一——六○四)和纳兰性德(清代旗人,一六五五——一六八五)都是以炽热的抒情诗著称的。

第一类豪放诗人,莫如以李白为代表,他的性格,杜甫有一首诗写着: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是中国浪漫诗坛的盟主,他的酣歌纵酒,他的无心仕官,他的与月为伴,他的酷爱山水和他的不可一世的气概:

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

无一处不表现其为典型的浪漫人物。而他的死也死得浪漫。有一次他在船上喝醉了酒,伸手去捞水中的月影,站不住一个翻身,结束了一切。这样的死法,才是再好没有的死法。谁想得到沉着寡情的中国人,有时也会向水中捞月影,而死了这么一个富含诗意的死!

中国人具有特殊爱好自然的性情,赋予诗以继续不断的生命。这种情绪充溢于心灵而流露于文学。他教导中国人爱悦花鸟,此种情绪比其他民族的一般民众都来得普遍流行。著者尝有一次亲睹一群下流社会的伙伴,正要动手打架,因为看见了关在樊笼中的一头可怜的小鸟,深受了刺激,使他们归复于和悦,发现了天良,使他们感觉到自身的放浪不检而无责任的感觉,因而分散了他们的敌对心理,这性情只有当双方遇见了共同的爱悦对象时始能引起。崇拜田园生活的心理,也渲染着中国整个文化,至今官僚者讲到“归田”生活,颇有表示最风雅最美悦最熟悉世故生活志趣之意。它的流行势力真不可轻侮,就是政治舞台上最穷凶极恶的恶棍,亦往往佯示其性情上具有若干李白型的浪漫风雅的本质。实际据管见所及,就是此辈败类也未始不会真有此等感觉,因为到底他也是中国人。盖中国人者,他知道人生的宝贵。而每当夜中隔窗闲眺天际星光,髫龄时代所熟读了的一首小诗,往往浮现于他的脑际: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对于这样的人,这首诗是一种祈祷。

第二类诗人,莫如以杜甫为代表,用他的悄静宽拓的性情,他的谨饬,他的对于贫苦被压迫者的悲悯、慈爱、同情和他的随时随地的厌战思想的流露,完成其完全不同于浪漫诗人的另一典型。

中国也还有诗人像杜甫、白居易辈,他们用艺术的美描绘出吾们的忧郁,在我们的血胤中传殖一种人类同情的意识。杜甫生当大混乱的时代,充满着政治的荒败景象,土匪横行,兵燹饥馑相续,真像我们今日,是以他感慨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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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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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同样的悲悯,又可见之于谢枋得的《蚕妇吟》:

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

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

注意中国诗的特殊的结束法,它在诗句上不将社会思想引归题旨,而用写景的方法留无穷之韵味。就以这首诗,在当时看来,已觉其含有过分的改革气味了。通常的调子乃为一种悲郁而容忍的调子,似许多杜甫的诗,描写战争的残酷后果,便是这种调子,可举一首《石壕吏》以示一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内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就是中国诗中容忍的艺术和忧郁感觉的特性。她所描绘出的一幅图画,发表一种伤感,而留给其余的一切于读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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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戏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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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文学之在中国,介乎正统文学与比较接近于西洋意识的所谓意象的文学二者之间,占着一个低微的地位。后者所谓接近西洋意识的意象文学包括戏剧与小说,这二者都是用白话或方言来写的,因为受正统派文学标准的束缚最轻微,故能获得自由活泼的优越性,而不断生长发育。因为中国戏剧作品恰巧大部分是诗,因能被认为文学,而其地位较高于小说,几可与唐代的短歌相提并论。以学者身份而写戏曲,似比之写小说觉得冠冕一些,不致怯生生怕人知道。总之,戏曲的作者不致掩匿其原来的姓名,亦不致成为批评家的众矢之的,若写小说者然。

下面吾们讲述此意象文学的主要部分何以能不断生长发育其美的技巧,而渐臻于重要地位,以至恃其本身的真价值,强有力地获取现代之承认,并施展其影响力于一般人民,正统文学盖从未能收此同样伟大的成效。

中国戏剧之间杂的特性,乃为其特殊作法与伟大的普遍影响力之根源。中国戏剧为白话方言和诗歌的组合;语体文字为一般普通民众所容易了解者,而诗歌可以讴唱,且常富含高尚的诗情的美质。它的本质是以大异于传统的英国戏剧。歌词插入于短距离间隔,其地位的重要超过于说白。自然,喜剧多用对话,而悲剧及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恋爱剧则多发为诗歌。实实在在,在中国,一般上戏院子的人们,其心理上还是为了听戏的目的大,而看戏剧的表演次之。北方人都说去听戏,不说去看戏,是以把中国文字中这个“戏”字做英语“drama”一字,意义未免错误,正确一些地说,不如译作“中国的歌剧(ChineseOpera)来得妥当。

先明了中国的所谓戏,乃为一种歌剧的形式,然后它的所以能迎合一般民众心理和其戏剧文学之特殊性才能真正被了解。因为戏剧之用——尤其是现代英国戏剧——大部分是激发人类悟性的共鸣作用,而歌剧则为运用声色环境与情感的连合作用。戏剧之表演手段赖乎对白,而歌剧之手段赖乎音乐与歌唱。上戏院子的人们,他们的临观一戏剧,巴望领会一件故事,这故事足以使他喜悦,由于剧中人物的错综交互的关系和表演的新奇而引人入胜。而一个去看歌剧的人,乃准备花费这一个晚上的工夫,其间他的理智接受麻痹样的享受,他的感觉接受音乐色彩歌唱的媚惑。

这就是使得戏剧的表演,大多数不值得第二遭复看,而人们观看同一歌剧重复至十四五次之多,仍觉其精采不减。这可以说明中国戏院子的内容。中国之所谓京戏,其常现的普通戏且不过百余出,常反复上演,演之又演,总不致失却号召力。而每当京调唱至好处,观众辄复一致拍掌,彩声雷动,盖此种京调,富含微妙的音乐趣味。声乐是以为中国戏剧之灵魂,而演剧仅不过为歌唱的辅助物,本质上滞留于与欧美歌剧同等水平线之地位。

中国观剧的人是以在两种范畴下赞美伶人,在他的“唱”和他的“做”。但是这所谓“做”,常常是纯粹机械式的而包含某种传统的表演方法——欧美戏剧里头在东方人看来认为怪现状的,为故意地增高贵妇人式的乳峰,使之作刺眼的突出。而在东方戏剧里头使欧美人看了发笑的是用长袖揩拭无泪的眼眶。倘使演剧的伶人,其体态美丽可爱,歌喉清越悦耳,则此小有才的演技已够使观众感到满足了。要是演来真有精彩的话,则每一个身段,每一种姿态都能使人起一种美感,而每一个模样儿,都可说是出色的画面。依乎此理,梅兰芳之所以深受美国人士的热烈欢迎,根本上是对的,虽说他的歌唱,究有若干值得被赞美的艺术价值,犹成问题。人们惊慕他的美丽的模样儿,他的玉葱样的雪白的指尖儿,他的颀长而乌黑的眉毛,他的女性型的婀娜的步态,他的卖弄风情的眼波和他全部伪饰女性美的装束——这些条件就是迎合全国无数戏迷心理的骨子。当这样的演技出自如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迎合观众心理是混同全世界的,是超国界的,因为他用姿态来表白了语言。姿态是国际性的,一似音乐舞蹈之无国界隔别。至以现代意识来论戏剧演技,则梅兰芳怕还需要跟瑙玛?希拉(NormaShearer)、罗斯?却脱登(RuthChatterton)学学初步演剧术才是。当他捏了马鞭而装做上马的姿势,或当他摆着划桨假做摇船的模样,那他的演技恰恰跟著者的一个五岁小女儿所做的不相上下,吾的女儿的骑马法则用竹竿夹于两腿之间而拖曳之也。

倘吾们研究元剧及其以后的戏曲,吾们将发现其结构常如西洋歌剧一般,总不脱浅薄脆弱之特性,对话不被重视而歌曲成为剧的中心。实际表演时又常选其中最盛行最精彩的几段歌剧,而不演全部戏剧,恰如西洋音乐会中的歌剧选唱。观众对于所观的戏剧,其情节大率都先已很熟悉于胸中,而剧中的角色,则由其传统规定的脸谱和服装而辨识,不在乎对话之内容而表明。初期的元剧见之于现存的大名剧家作品者,全剧都包括四折,很少有例外者。每折中的歌曲是依照著名的大套乐曲,采取其中一调,然后依其声调拍子谱成歌辞,对话不居重要位置,许多古本戏曲中,对话且多被节删,这是大概因为对话部分,大多系台上表演时临时说出的。

在所谓北曲中,每一折中的曲词,乃自始至终由一个人单独歌唱,虽有许多角色在剧中表演和讲对话,但不担任歌唱的任务——大概因为歌唱人才的缺乏。南曲中则演剧技术上的限制不若北曲之严,故具有较大之自由伸缩性。南曲系由北曲繁衍而来,全剧不限四出,故为较长之剧本,这种南曲盛于明代,称为传奇(一出剧情之长度,约等于英国戏剧的一幕)。北曲每折一调一韵到底,传奇则一出不限一调,且可换韵,故其腔调抑扬有致,不同于北曲(一折即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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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戏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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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曲可以《西厢记》、《汉宫秋》(描写昭君出塞和番故事)为代表作,南曲可以《拜月亭》、《琵琶记》为代表作。《西厢记》全剧十出,然依其进行顺序的性质而区分之,可分为五本,每本仍为四出。

中国歌剧与西洋歌剧,二者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在欧美,歌剧为上流人士的专利品,此辈上流人士之上歌剧院,大多为社交上之吸引力,非真有欣赏音乐之诚心;至于中国歌剧则为贫苦阶级的知识食粮,戏曲之深入人心,比之其他任何文学与艺术为深刻。试想一个民族,他的群众而熟习唐豪叟(Tanhhauser)、曲利刺汤与依莎尔德(TristahandIsolde)和萍奈福(Pinafore)的歌曲,还能优游风趣地讴歌哼唱于市井街头,或当其失意之际,也来唱它几句,泄泄晦气,那你就获得中国戏曲与中国人民所具何等关系之印象。中国有种嗜好戏剧成癖的看客,叫做戏迷,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人物,其性质非欧美所知。你往往可以看见下流社会的戏迷,头发蓬松,衣衫褴褛,却大唱其《空城计》。在古老的北京城市街中,且常有摆手作势,大演其诸葛亮之工架者。

异国人之观光中国戏院者,常吃不消锣鼓的嘈杂嚣噪声浪,每当武戏上场,简直要使他大吃一惊。与锣鼓声同样刺激神经的为男伶强做高音的尖锐声,而中国人显然非此不乐。大体上这情形应归因于中国人的神经本质,无异于美国人的欣赏萨克斯风(Saxophone)及爵士音乐,这些可使任何一位中国大爷搅得头痛。真是无独有偶!一切的一切不过是顺应环境的问题。中国戏院子里头锣鼓的起源和矫饰尖锐声之创始,只有明白了中国剧场的环境以后,才能理会得。

中国剧场的流行式样,大多用木板布篷架搭于旷场之上,形如伊丽莎白时代的戏院。大概情形,戏台系用临时木架搭成,台面离地甚高,而又露天,有时则适搭于大道上面,盖演唱完毕,便于撤卸。剧场既属露天,伶人的声浪得与合场小贩的嘈杂叫卖声竞争——卖饴糖的小锣声,理发匠轧刀声,男女小孩的呼喊号哭声,以至犬的叫吠声。处乎这样喧哗哄闹声上面,只有逼紧声带,提高喉咙,才能勉强传达其歌唱声于观众。这样情形,人人都可以去实地体验。锣鼓的作用,也在所以吸引注意力,它们都是演剧前先行敲击,所谓闹场,其声浪可远传之一里以外,这就代替了影戏广告之街头招贴。但既已有了现代化的戏院建筑,还须沿用此等声响,未免可怪。不过中国人好像已习惯于此,好像美国人的习熟于爵士音乐。时代将抹去这些残迹,中国的戏剧最后总会静雅而文明化起来,只要把剧院建筑现代化。

从纯粹的文学观点上观察,中国的戏曲,包括一种诗的形式,其势力与美质远超于唐代的诗,著者深信,唐诗无论怎样可爱,吾们还得从戏曲与小调中寻找最伟大的诗。因为正统派的诗,其思想格调总摆脱不了传统的固定范型。它具有修养的精美技巧,但缺乏豪迈的魄力与富丽的情调。一个人先读了正统派诗然后再读戏曲中的歌辞(中国戏曲,前面已经指出,可认为诗歌的集合),他所得到的感觉,恰如先看了不插在花瓶中的美丽花枝,然后踱到开旷的花园里,那里其繁锦富丽另是一番景象,迥非单调的一枝花可比了。

中国的诗歌是雅致洁美的,但总不能很长,也从不具阔大闳深的魄力。由于文体之简净的特性,其描写叙述势非深受限制不可。至于戏曲中的歌辞,则其眼界与体裁大异,它所用的字眼,大半要被正统派诗人嗤之以鼻,认为俚俗不堪的。因为有剧中的形象之出现,戏剧场面的托出,需要范围较广之文学魄力,他当然不能就范于正统派的诗歌界域之内。人的情感达到一种高度,非短短八行的精雅律诗体所能适应了。所写的语言的本身,即所谓白话,已解脱了古典文学的羁绊,获得天然而自由的雄壮的美质,迥非前代所能梦想得到。那是一种从人们口角直接取下来的语言,没有经过人工的矫揉修饰而形成天真美丽的文字,从那些不受古典文学束缚的作家笔下写出来。他们完全依仗自己的声调与音乐艺术的灵感。几位元曲大作家,就把土语写进去,保存它固有的不可模拟的美,它简直不可翻译,也不能翻译成现代中文;不可翻译,也不能翻译成别国语言。比如像下面马致远所作的《黄梁梦》中的一节,欲将其译为外国语言,只能勉强略显其相近的意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