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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聚会奎英。袁崇焕企盼做一番大事业，就要联络、组织志同道合者，为共同理想而奋斗。他在走上仕途的第一站——任邵武知县，便为尔后要迈越的征途铺垫基石。袁崇焕在邵武招纳的军人如罗立，后在固守宁远之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聚奎塔近景(1626年)正月二十三日，天命汗努尔哈赤率军首攻宁远城，袁崇焕命家人罗立等向城北后金军大营，燃放西洋大炮，一炮发中，“歼虏数百”。这个勇士炮手罗立，就是袁崇焕从闽北邵武招募的，彼此结为心腹，辗转跟到宁远，参与宁远之战，获得极大战功。

第五，题辞高塔。袁崇焕在邵武为民救火、平反冤狱、关心辽事、聚会奎英的文物标志，是他题写塔名的聚奎塔。在邵武县西南42公里处的和平里（今邵武市和平镇），西南15公里处有座天符山，聚奎塔就建在天符山上，为六角五层高塔，建于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年）。塔为砖木石混合结构，底层塔门镶嵌黑砚石门额，上面书写“聚奎塔”三个大字。其上款题为“天启元年秋月吉旦”；下款题为“赐进士第知邵武县事袁崇焕立”。塔额中题“聚奎塔”三个字，阴文，颜体，行楷，舒朗，苍劲，刚挺，圆浑，流畅（见影印拓片）。这方题刻，字迹清晰，完好无损，是至今袁崇焕留下惟一可信的极为珍贵的墨迹与文物。

袁崇焕题写“聚奎塔”塔额（拓片）

福建邵武的聚奎塔，对于了解袁崇焕的功业与思想，非常之重要，故多着笔墨，不厌其烦，加以介绍。笔者值参加“武夷山专家休假团”在武夷山市休假之机，于1996年7月5日，专程到邵武市和平镇察看聚奎塔。蒙邵武市博物馆副馆长傅唤民先生陪同考察。1999年3月31日，值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学返程之机，又专程到和平镇考察聚奎塔。时和平镇地区连续阴天或下雨一个月，是日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蒙镇党委宣传委员曾献伟先生、镇党委办公室黄承坤主任、镇文化站廖孝德站长和镇干部陈国明先生陪同，再次考察了聚奎塔。此外，笔者得到张俭东（铁文）先生赠送“聚奎塔”塔额文字拓片。谨此致谢。

聚奎塔位于今福建省邵武市和平镇天符山上。塔为六角形，高五层，系砖、木、石混合结构。全塔分为塔座、塔身和塔刹三个部分。

塔座：石砌，三层，高为85厘米，平面呈六角形，每边长380厘米，其上层每边长为445厘米，下层每边长为425厘米。

塔身：面北，塔体以砖筑为主，共五层，每层有券门，其朝向各异。门中有砖雕佛像，雕像细腻、凝重，其上部雕像较为完好。每座券门或券窗上面，有一组(三块)镂空花纹砖雕。每层塔檐，分作六层，自下而上，第一层为方砖，第二层为立砖，第三层又为方砖，第四层为尖砖，第五层为圆木椽，第六层为石板，构成斗栱状。塔身外部每层均辟有券门，券门横额第一层北向，上部有黑砚石塔额一方，长106厘米，宽46厘米，额镌阴文“聚奎塔”三个行楷大字，并有上、下题款。第二层券窗额题“昼锦锁钥”，第三层券窗额题“二涧玄朝”，第四层券窗额题“雄峙中区”，第五层券窗额题“层峦耸翠”。塔身底边每边长380厘米，佛龛高151厘米、宽67厘米、距底座高143厘米。塔高逐层递减，第一层高450厘米，第二层高420厘米，第三层高400厘米，第四层高370厘米，第五层高350厘米。总计塔高为2125米。塔内中空。塔内沿壁嵌砌石蹬旋梯，第一层15级，其余每层14级，可攀达顶层。楼板及桁（ｈéｎɡ）条，均为木质，塔券窗高229厘米。内壁亦每层辟有朝向各异的窗龛。窗龛横额均系四个砖雕大字：第一层为“一柱擎天”，第二层为“慈悲普度”，第三层为“三元昭应”，第四层为“文昌拱照”，第五层为“玉铉上映”。塔的内边，依层递收。其内边长第一层为185厘米，第二层为176厘米，第三层为172厘米，第四层为170厘米，第五层为165厘米。该层内壁镶嵌四块碑石，其中长方、横方各二。塔内每层有佛龛，内龛高150厘米，宽100厘米，各供石雕佛像三尊，历经漫毁，残多整少。其第四层佛像保存完好，左尊座狮，右尊座象，中尊座莲花，雕工细腻，造型拙朴。

第一部分邵武清官（3）

塔刹：原塔刹已毁，其高度无据可查。新修塔刹，呈宝珠状，高约50厘米。

“聚奎塔”三个字是否为袁崇焕所题书？邵武市所立《聚奎塔修缮记》撰者认为，“塔名系民族英雄袁崇焕于天启初任邵武知县时书题”。《邵武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聚奎塔》撰者也认为，“天启元年知县袁崇焕题塔名”。我认为，聚奎塔塔额上的塔名——“聚奎塔”三个字，是邵武县知县袁崇焕题书的。根据是：第一，袁崇焕时任邵武县令，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第二，袁崇焕支持修建聚奎塔，自愿应请题写塔名；第三，塔额系袁崇焕所立，有下款题记为证；第四，邵武是闽北文化繁盛之区，曾出名臣李纲、文学家严羽，宋代就出251名进士，袁崇焕系进士出身，题书塔名为士望所归；第五，袁崇焕以知县的身份、进士的名望，理应由其题书塔名；第六，袁崇焕为当建于明代通往聚奎塔的古桥地父母官，如由官位、声望出其右者题书塔名，定会在塔额下款志记；第七，袁崇焕以“聚奎”名塔，同其聚会奎英、报效社稷的志趣相符；第八，袁崇焕为人谦恭，如果是由他人题书的塔名而不落款题记，似有掠美之嫌。据上八点，整合分析，我认为：福建邵武“聚奎塔”之塔名，是由时任邵武知县的袁崇焕所题书。

聚奎塔有重要价值。

一是历史价值。袁崇焕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惊天地、泣鬼神的伟烈英杰，由于死得惨烈，加上专制淫威，至今没有见到一件关于他的确无争议的书法真迹。中国有造假文物的传统，连儒家经典古文尚书都敢伪造，遑论其他！但是，聚奎塔耸立于闽北偏乡僻壤，在1990年修缮前，塔额字迹已漫漶不清，近世以来无人知其由袁崇焕题书塔名。在这次修缮时，邵武文物专家傅唤民先生等见由袁崇焕题书塔名，著文介绍，并在塔南的《聚奎塔修缮记》碑及文物保护碑上做了文字说明。这是20世纪关于袁崇焕文物最重要的发现，对于研究袁督师的性格、思想、功业、书法及与之相关的历史问题，有着广泛的意义。

二是思想价值。“聚奎塔”的“聚”字，许慎《说文》：“聚，会也。”《史记·天官书》：“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聚奎塔”的“奎”字，指的是奎宿。奎宿为天庭二十八宿之一，其一说主文运，故学人拜天之楼为奎星楼(又作魁星楼)；其另一说主库兵，《后汉书·苏竟传》载“奎为毒螫（shì），主库兵”，李贤注曰：“奎主武库之兵也。”袁崇焕以“聚奎”二字名塔，其涵义可诠释为会聚天下之文武英才。此塔没有以“报国”、“报恩”为名，而以“聚奎”为名，这充分说明袁崇焕有着朴素的民本思想。这是他关怀民瘼、救民水火，进而投笔从戎、图复辽疆的思想底蕴。

三是文物价值。明代的塔，现存不少。北方的塔，砖石结构为多；南方的塔，木结构的不少。但像聚奎塔那样砖、木、石相混合结构的塔，并不多见。聚奎塔以其砖、木、石相混合的结构，为明塔的研究多提供了一个范型。

四是艺术价值。塔中的题字，尤以“聚奎塔”三字为佳，是一份明代书法艺术珍品。塔中券门、券窗之砖雕，简洁疏朗，技艺纯熟；龛内的佛像，造型典雅，质朴慈祥；龛顶花卉，雕朴无华，图案清晰——是明代闽北民间工艺的精品，也是明代南方民间工艺的佳作。

综上，袁崇焕与聚奎塔之历史关系的重新展现，既充实了袁崇焕研究的新资料，又丰富了明清之际历史研究的新内容。

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就到北京朝觐。他利用在京的时机，察视边塞，了解形势，为弃文从武，在进行准备。

第二部分察视边防（1）

袁崇焕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千里迢迢，到达北京。这次到《辽东志·全辽总图》

京，是来朝觐，主要是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他在北京的日子，无心升官发财，只念社稷安危。他在北京的居所里，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要到塞外，了解边情。

辽东形势，更加严重。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年），天命汗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进入明朝辽河流域的核心地带，将兵锋指向明朝辽东重镇沈阳和明朝辽东首府辽阳。

沈阳是明朝在辽东的重镇。三月初十日，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八旗大军，将板木、云梯、楯牌、战车，顺浑河而下，水陆并进，向沈阳进发。明军闻警，举燧传报。沈阳守将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得警报后，连夜率领一万兵丁守城。沈阳城坚濠深，外围木栅，埋伏火炮，布置严密。十二日，八旗军兵临沈阳城下。明朝武举出身的总兵尤世功，带家丁冲出，杀死四人，略获小胜。努尔哈赤命令用战车冲锋，马步继之，将沈阳城围困。十三日清晨，努尔哈赤再派骑兵挑战。明朝行伍出身的总兵官贺世贤勇而无谋，日日饮酒，贪功冒险，出城迎战。据《明熹宗实录》记载：“世贤故嗜酒，次日取酒引满，率家丁千余出城击奴，曰：‘尽敌而反’！”努尔哈赤以羸卒诈败，引诱明军。贺世贤乘锐轻进，离城野战。后金军精骑四合，世贤且战且却，从东门退到西门，身中数十矢，坠马而死。总兵尤世功出西门营救，士卒哄散，马仆身死。八旗兵乘机蜂拥过濠，急攻东门。此时，城中溃乱，暗藏奸细，从中内应，八旗军进占沈阳城。明沈阳城兵民被杀死者，有记载说7万人。努尔哈赤攻陷沈阳后第五天（十八日），乘势长驱，集中兵力，一鼓作气，进攻辽阳。

《满洲实录·太祖克沈阳图》

辽阳是明朝辽东首府、辽东经略驻地，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辽阳为繁华之区，尝有“辽阳春似洛阳春，紫陌飞花不见尘”之誉。辽阳城高池深，四隅角楼，防卫森严。明辽东经略袁应泰得到沈阳失陷败报后，急檄撤回各路兵马，集中守卫辽阳。十九日，后金军包围辽阳。经略袁应泰督五总兵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率军出城五里处结阵，与后金军对垒。后金军火器齐放，拥众冲杀；明军营乱，开始溃散。后金军乘胜追击60里，至鞍山胜利返回。同时，辽阳西关出援的明军，也被后金军击败。是夜，明兵在城外扎营，经略袁应泰宿在营中。努尔哈赤也在包围辽阳的八旗军中过夜。二十日，八旗军两面攻城：右翼四旗兵攻打东门，左翼四旗兵攻打小西门。明军发火箭抗击，后金兵稍受挫。努尔哈赤命右翼分兵堵塞城东入水口，左翼分兵挖开小西门闸口以泄濠水。后金兵呼喊而进，明骑兵先动摇。后金兵发动强攻，明军步兵受挫败退。明总兵梁仲善、朱万良战死，步骑兵大溃，望城而奔，被杀及溺死者甚众。袁应泰退入城内，与巡按御史张铨分陴固守。左翼军派骑向努尔哈赤驰报：小西门桥能夺下来！努尔哈赤命令道：“你们试夺桥入！”莽古尔泰贝勒、阿敏贝勒遂率兵冒炮火夺桥。扬古利奋勇陷阵，夺桥渡河，近城强攻。城上万矢下射，后金兵奋死前进。傍晚，左翼军竖云梯，列楯车，登城而上，同城垛守军展开肉搏战。明军提灯夜战，直至天亮。明监司高出，道员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等乘乱缒城而逃，人心涣散。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督率左右翼军发起总攻。袁应泰列楯大战，奋死抵御。傍晚，小西门火药起火，守城军士溃乱。城外后金军夺门，城内谍工巨族内应。后金军入城，城里民家多开门张灯，妇女也盛饰迎门。袁应泰见城陷，佩剑印，自缢死。其仆唐世明，伏尸大哭，纵火焚楼亦死。辽东巡按御史张铨被俘，李永芳劝降，不服；努尔哈赤诱以高爵，也不从，被缢死。努尔哈赤攻占辽阳，下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他利用已降顺的通判黄衣，剃去头发，披红蟒衣，骑着骡子，沿街游说，但受到拒绝降金汉人的唾弃。

《满洲实录·太祖克辽阳图》

辽阳既下，辽河以东的三河、东胜、长静、长宁、长定、长安、长胜、长勇、长营、静远、上榆林、十方寺、丁字泊、宋家泊、曾迟、镇西、殷家庄、平定、定远、庆云、古城、永宁、镇夷、清阳、镇北、威远、静安、孤山、洒马吉、云爱阳、新安、新奠、宽奠、大奠、永奠、长奠、镇江、汤站、凤凰、镇东、镇夷、甜水站、草河、威宁营、奉集、穆家、武靖营、平虏、虎皮、蒲河、懿路、汎河、中固、鞍山、海州、东昌、耀州、盖州、熊岳、五十寨、复州、永宁监、栾古、石河、金州、盐场、望海埚、红嘴、归服、黄骨岛、岫岩、青台峪等大小70余城官民，都剃发投降。

后金军连下沈阳、辽阳后，将都城由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永陵镇老城村）迁到辽阳。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表明后金由辽东山区，进入辽河平原。接着，后金在辽阳兴建新城，就是东京城。

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统领军队，进攻明朝在辽河以西的重镇——广宁（今辽宁省北宁市）。按明朝的制度，辽阳是辽东的首府，也是辽东总兵的驻地。辽东巡抚则驻广宁。所以，广宁是当时辽西的军事与行政中心。明军失陷沈阳、辽阳后，便加强对广宁的防守。

第二部分察视边防（2）

熊廷弼像

原明朝辽东经略袁应泰，失守辽阳，自缢而死。明廷启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

熊廷弼（1569～1625年），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熊廷弼先后三次为官辽东。

第一次，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巡按辽东。当时辽东大旱，熊廷弼巡行途经金州（今金县），在城隍庙求雨，“约七日雨，不雨毁其庙”。过期三天，没有下雨。他“大书白牌，封熊廷弼《按辽疏稿》剑，使使往斩之”。就是派使臣前往城隍庙，斩城隍庙神。使臣“未至，风雷大作，雨如注，辽人以为神”。这个故事，属于巧合，但说明熊廷弼敢于同天神搏斗的胆量与气概。他巡按辽东的政绩，《明史·熊廷弼传》记载：“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熊廷弼拒绝送礼，整顿粮饷，严肃军纪，雷厉风行，收到实效。

第二次，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杨镐萨尔浒丧师之后，熊廷弼代杨镐为辽东经略。熊经略接受任命后，未出京，开原失；刚出关，铁岭陷。关外防线，一片混乱。他派佥事韩原善前往沈阳招抚流民，原善害怕不肯行；又派佥事阎鸣泰去，鸣泰刚到虎皮驿，吓得大哭而返。熊廷弼亲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乘雪夜，赴抚顺。他整顿辽东防务，大见成效。天命汗努尔哈赤很怵“熊蛮子”，未敢轻举妄动。

但是，熊廷弼遭到廷臣的嫉妒、阉党的诽谤，被迫离职，“回乡听勘”。努尔哈赤得到熊廷弼去职的消息，又利用明朝皇帝更迭的时机，举兵攻下沈阳、辽阳。阁臣刘一燝奏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朝廷又想起熊廷弼，再次启用他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

《满洲实录·广宁官生出城纳降图》

第三次，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巡抚王化贞不和，朝廷内部矛盾激化，前方兵略意见抵牾（wǔ）。后金军统帅努尔哈赤统领八旗大军，乘己方的锐气，彼方的弱势，渡过辽河，进兵西平。经过激战，西平失守。后金进军广宁。广宁游击孙得功内应，王化贞狼狈出逃。后金军没有发一矢、挥一刀，占领广宁。努尔哈赤的军队，继续南进，攻入义州，逼近宁远。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带领逃将溃兵、大量难民，以10万计，向山海关全面溃退，饥民哀号，哭声震野。后金占领广宁，并接连攻陷义州、平阳桥、西兴堡、锦州、铁场、大凌河、锦安、右屯卫、团山、镇宁、镇远、镇安、镇静、镇边、大清堡、大康堡、镇武堡、壮镇堡、闾阳驿、十三山驿、小凌河、松山、杏山、牵马岭、戚家堡、正安、锦昌、中安、镇彝、大静、大宁、大平、大安、大定、大茂、大胜、大镇、大福、大兴、盘山驿、鄂拓堡、白土厂、塔山堡、中安堡、双台堡等40余座城堡。后金军将广宁等地数百万饷帑（ｔǎｎɡ）、粮食、军器、火药、马牛、布帛等，车推驴驮，运回辽阳。努尔哈赤还下令把辽河以西的人民，驱赶到辽河迤东。以右屯卫为例，被驱赶的人口有14728人，被掠走的牲畜为6197头，被运走的粮食有503681石7斗7升。后来明朝天启帝以辽东经略熊廷弼“失陷广宁罪”，遂于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将他柴市处斩，传首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太原、大同、延绥（榆林）、固原、宁夏、甘肃九个边镇。

广宁兵败，北京大震。关外局势，更趋恶化，社会危机，更为深重。明朝弃守广宁之后，辽东形势，为之一变。明朝任命王在晋为辽东经略。辽东经略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道：

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王在晋的意思是：明朝先失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又失陷广宁，丢弃全辽，无局可守。明失守广宁，其严重性，正在于此。《明史》记载：自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以来，明朝在辽东的总兵官，阵亡者共14人：抚顺则张承胤，萨尔浒之战则杜松、刘、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钟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广宁则刘渠、祁秉忠。京师朝野官员，可谓谈敌色变。

袁崇焕就是在明朝关外局势空前严重的态势下，单骑出关，巡视形势。于此，《明史·袁崇焕传》写道：

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

第二部分察视边防（3）

在失陷广宁的第四天，御史侯恂慧眼识人，不泥成规，题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

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

明天启帝采纳侯恂等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旋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职方司主事，是兵部的一个官称。明朝官制，兵部下设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个司。职方司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

时广宁已失，廷臣惶惧，崇焕请一人守关的豪言壮语，对收拾珍宝准备南逃的朝臣，是一剂安神良药。但也表明了袁崇焕的任事任性，很有胆识和几分狂气。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同僚们赞叹他的勇敢与胆略。

袁崇焕单骑出阅山海关内外的时间，一说是在他朝觐时等待职务变动期间，另一说是他在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之后。不管是前者或是后者，其共同之点是都确认袁崇焕到山海关一带察看关内外形势。袁崇焕同当时文武官员惧怕出关、畏敌如虎相反，敢于冒险、敢挑重担，的确胆略过人。袁崇焕任职后，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他在奏疏中一扫文臣武将中普遍存在的悲观、恐惧情绪，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远图恢复。他疏言：“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袁崇焕赴任前，往见革职听勘在京的熊廷弼。“廷弼问：‘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后战。’廷弼跃然喜。”袁、熊二人为图先守后战，恢复辽东方略，诚恳交谈，商酌竟日。袁崇焕辞别熊廷弼，策骑驰往山海关，会同经略，商度战守。不久，袁崇焕出关就职。

时京师文武各官，皆心情畏缩，不敢出关，担任辽职，但袁崇焕看望熊廷弼，请教兵略，勇敢出任。后他在《边中送别》诗中抒发出京赴辽的雄心与抱负：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袁崇焕赴任后，先驻山海关，不久移驻中前所。当时山海关外广大地域，为漠南蒙古哈剌慎等部占据，袁崇焕便驻守关内。朝廷采纳蓟辽总督王象乾的奏议，对边外蒙古部落实行“抚赏”政策，就是颁发赏银，争取他们同明朝结盟，共同抵御后金。一些蒙古部落首领接受了“抚赏”，辽东经略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到山海关外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王在晋又令袁崇焕往前屯（今辽宁绥中前屯），安置辽民流亡、失业者。袁崇焕受命之后，连夜赶路，丛林荒野，虎豹出没，天明入城，将士都赞叹他的勇敢与胆量。王在晋更加信任、器重袁崇焕，于七月初题请任命他为宁前兵备佥事。

袁崇焕分管募兵期间，从家乡招募了一批兵员。他推荐叔父袁玉佩负责招募广东兵，又从广西调集狼兵，由他亲戚，慷慨且善武艺的林凤翔带领。他们中包括袁崇焕生平所结纳的死士谢尚政、洪安澜等人。朝廷一一批准。

王在晋提出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地方，再建一座城，设官兵4万，护卫山海关。袁崇焕认为：不应当在八里铺筑城，而应当在宁远卫筑城。两人意见不合，发生尖锐争论。

第二部分营筑宁远

当时形势：广宁兵败后，明朝内部对辽西布局出现重大分歧，王在晋主张在八里铺筑城，孙承宗、袁崇焕主张营筑宁远。

大事件：营筑宁远。

主要人物：孙承宗、袁崇焕；王在晋。

结局：宁远城历时两年修筑完成。

影响：宁远城成为努尔哈赤后金军长期难以逾越的屏障，和明军进图恢复的基地。

袁崇焕：

主要事迹：营筑宁远城；闻父丧离任奔丧，至丰润奉圣旨回任。

主要活动区域：宁远。

遗迹、文物：宁远城。

营筑宁远王在晋石刻像

广宁失守，明军大败，辽西之局，如何部署？明朝辽东经略王在晋等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地方即八里铺，再筑一座重城，御山海，保京师。佥事袁崇焕等则主张在山海关外200里的地方即宁远卫，修筑坚城，捍山海，卫京师。

王在晋，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兵部侍郎，天启初任兵部尚书。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后，以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后著《三朝辽事实录》。王在晋主张消极防御的策略，即在山海关外，筑重城，捍关门，卫京师。王在晋的消极防御策略，受到袁崇焕的挑战。

袁崇焕进士出身，他性格特点是“敢走险路，敢犯上司，敢违圣颜”。袁崇焕对上司辽东经略王在晋，虽薄其无远略，却人微言轻，争辩不得，便将自己的意见奏告首辅叶向高。袁崇焕越级呈报犯了官场大忌，这既表现了他的勇敢，又反映了他的蛮劲。叶不明情况，不能决断。由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出关巡边，了解边情，决策方略。王在晋主张尽弃山海关外城池、台堡、土地、军民，退守山海关的消极防御兵略，遭到了巡边大学士孙承宗的批评。王在晋虽经孙承宗“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的规劝，仍固执己见，冥顽不化。孙承宗只好上奏朝廷，免王在晋辽东经略的职务，奏经旨准，自任督师。孙承宗上任后，采纳袁崇焕等人的建议，奏报关外防守方略——修宁远卫城，建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孙承宗、袁崇焕等在辽西建立山海关至锦州的关宁锦军事防线，阻遏后金军渡河西进，卫守关门，以固京师。

袁崇焕到山海关外，同经略王在晋发生军事防御方略的意见分歧。这件事情，不仅显示袁崇焕超人的胆略，而且影响袁崇焕人生的荣辱。事情由袁崇焕向首辅叶向高奏告经略王在晋开始。

第二部分奏告首辅（1）

明朝在辽河以东连失沈阳、辽阳后，在辽河以西又连失广宁、义州。广宁、义州兵溃报至明廷，风鹤一惊，举朝魂震；京师戒严，官民惶惧。天启帝惊慌失措，抓住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京师的官宦们：借差出京，望眼欲穿，“苟出春明一步，即为放生之场”。在这里“春明”是指京城。就是说，只要迈出京城一步，即是逃生活命之地。不顾困难，只求偷生。会试的举子们：“上公车者，但得马首回南，胜似春风得意；点闱中者，一闻燕台选骥，不觉泣对牛衣。”在这里，“公车”是指赴京科试者，“点闱”是指金榜题名者，“牛衣”是“编草使暖，以被牛体”即穷困的意思。就是说，赴京应试举子，但愿调转马头南回乡里，比金榜题名更春风得意；侥幸考中进士，一旦被选在京师里作官，还不如披草衣过穷日子。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明朝局势，极为严重。

天启帝任命王在晋为兵部尚书、辽东经略，驻镇山海关。王在晋还未离京，就上奏章，声称：“奴之煽惑，攻无坚城，战无劲敌”，山海之防，亦艰难矣！他还认为山海关之兵、民、地都不可恃：“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险，又不可恃。”他在另一份奏疏中，力贬山海关的战略价值，说：“山海一关，不过防军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来，左为山，而右为海，所以名山海，究竟则犹郡邑之城郭也。彼辽、沈、开、铁、广宁，皆东方之重镇，且望风瓦解，岂一关所能独御哉!”王在晋错误地估计山海关的战略地位与重要作用，就必然产生抚赏蒙古与再筑重城的主张。

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将起程赴山海关，天启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剑，勉励他建树功勋。

后金军又进犯河西，占领广宁。明辽东经略王在晋对自失陷抚顺三年以来的辽东形势，是如何分析的呢？他说：

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

就是说明军失陷广宁，丢掉全辽，退缩山海，无局可守。那么，王在晋到山海关莅任后如何部署辽西的防守呢？

王在晋到达山海关后不久，便提出“拒奴抚虏、堵隘守关”的防守兵略。这个防守兵略，要在两点：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书影

其一是“抚虏”，就是由朝廷以金银笼络、羁縻漠南蒙古诸部。他认为“今日东事，惟抚赏西虏为第一紧要著数”。他说：待抚赏事完成，督臣可以还政，枢臣可以还朝。其实，王化贞沿用此策，“抚虏”蒙古，守卫广宁，结果失败。王在晋不从前车之覆汲取教训，仍坚持“抚虏”。

其二是“堵隘”，就是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重关。蓟辽总督王象乾告诉王在晋：利用蒙古，袭取广宁，即使“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辽东经略王在晋就以“抚虏、堵隘”作为守御山海关的疏报方略。

山海关城上的明代铁炮

五月，辽东经略王在晋提出山海关门守御方略。他认为关门形势是：山海关南为海，虏如舍骑乘舟，乘风破浪，瞬息可达；北为角山，设有逶迤边墙，峰峦高于墙垣，如敌人据高扼险，成凭高搏击之势，山海关便不能守；中为关城，欢喜岭紧抱关门，岭高于城，斗城如锅底，由上击下，则无守地。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再筑边城、兴修重城。

其一，再筑边城。从芝麻湾（止锚湾）或八里铺起，再筑一边墙，约长30余里，北绕山，南至海，把关外一片石、角山及欢喜岭等包罗在内。使之关外有关，墙外有墙，以4万人守卫，成为关门捍蔽。用人夫数万，花纹银百万。疏上，谕旨：“封疆事重，还悉心筹画，以计万全。”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对“圣旨”的记载，却为“着该部议行”。以上两者，颇有出入。事实上王在晋的这条奏疏，既未谕准，也未实施。王在晋见“再筑边城”之议不能实现，又提出“兴筑重城”之议。

其二，兴修重城。王在晋疏请在山海关城外八里，即地名八里铺的地方，新修筑一座重城，就是在山海关外距城八里之处再修建一座城，用以护卫山海关城。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这项巨大工程，估算用银93万两。他并提出兴筑八里铺重城，可以“钟箎（chǐ）不惊，宸居永奠”，就是庙社安宁，江山永固，因此辽事“最急莫尚于此”！天启帝谕准，先发帑金20万两。

第二部分奏告首辅（2）

其时，山海关完全暴露在后金军事进攻面前。所以，山海关之门，系天下安危。明朝抵御后金，保卫京师，其当务之最急，在于守山海关。王在晋上任之后，对于辽东形势，估计过于悲观。他认为：第一，已经失去的土地，不能够再恢复。第二，关城以外土地，不必加以防卫。第三，要保卫京师，必先保山海关。然而，如何防守山海关？在明朝官员中发生了一场大的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消极防御，就是在山海关外八里处的八里铺筑城，增设重关，驻军4万，紧缩保守，以关守关；另一种是积极防御，就是在山海关外200里处的宁远，重筑坚城，驻兵固守，向外开拓，以进守关。

王在晋的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城之议，是一个只图苟安、无所作为的消极防御方略。他筑重城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qǐ）、赞画孙元化等人的反对，王在晋不听。袁崇焕同王在晋相反，力主积极防御，坚守关外，屏障关内，营筑宁远，以图大举。他虽深受王在晋倚重，被题为宁前兵备佥事；但他以关外八里筑重城为非策，极力陈谏。因人微言轻，而不被采纳。袁崇焕想方没法，先后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即宰相叶向高。叶向高看到袁崇焕的报告后，不能肯定哪种意见正确。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实地考察，然后再定大计。叶向高很赞成，天启帝也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六月十五日，孙承宗受命后，前往山海关巡视。

孙承宗像

孙承宗（1563～1638年），字稚绳，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人，相貌奇伟，声音洪亮，喜欢谈兵，晓畅边事。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殿试，孙承宗得中第一甲第二名榜眼。天启皇帝即位后，充任日讲官（皇帝老师）。明失陷广宁后，孙承宗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时孙承宗受命往山海关巡视。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由兵部主事鹿善继等陪同，抵山海关。孙承宗巡察边关形势，并就关城防御问题，同辽东经略王在晋进行了辩论。《明史·孙承宗传》记载这场辩论如下：

孙承宗问：新城建成后，是调旧城4万军队驻守吗？

王在晋答：不，要另设新兵。

孙承宗问：旧城外为新城，旧城外的品坑地雷为敌人设，还是为自己设？新城如守不住，4万新兵怎么办？

王在晋答：将在山上建三个寨，以待溃卒！

孙承宗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不是教他们溃败吗？

孙承宗说：“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鬨（ｈóｎɡ）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

王在晋虽然无言以对，却坚持修筑重城的主张。孙承宗出示袁崇焕给朝廷的奏疏，王在晋“始丧失色”。孙承宗对他“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王在晋坚持己见，终不悔悟。

孙承宗督师辽东撰写的《车阵扣答合编》

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防守山海关的策略。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市菊花岛乡），佥事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省兴城市）。王在晋都反对。旧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因兵败而逃遁在山海关，都随声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以事关重大，意见分歧，没有立即做出决断，便带着袁崇焕等人，策骑出关，察看形势。王在晋哭求孙承宗不要冒险出关，怕出意外。孙承宗重任在身，还是坚持前往关外巡视。时山海关至宁远之间的五座重要城堡——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中右所和宁远卫，满目凄凉，腥膻扑人。

孙承宗在《又启叶首揆》书中言：“门生苦令抚官，初移之中前为四十里，再移之前屯为七十里，又再移至中后为百里，又再移之宁远为二百里。”后孙承宗巡视关外形势，略谓：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其疏陈守关大略言：

盖前屯备而关城安，宁远备而前屯益安。倘不以此计，而以一步不出关为守关，遂以安插辽人为强迎，遂以经营宁远为冒险。夫无辽土何以护辽城，舍辽人谁与守辽土，无宁前何所置辽人，不修筑何以有宁前？而修筑之事不一劳，何以贻永逸而维万世之安！

第二部分奏告首辅（3）

孙承宗等到中前所，满目所见，一片凄凉，城内仅存两间破屋，井臼依然，潸然泪下。他登上城楼，向东北眺望，遥见宁远形势，“天设重关，以护神京”；又见宁远东南，而“觉华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腋，可厄敌之用”。他看中宁远是山海关的天然“重关”，认为宁远与觉华“必不可不守”。他支持袁崇焕筑守宁远的意见，希望王在晋能赞成袁崇焕的建议，但王在晋“终不应”，就是不同意。孙承宗知王在晋意不可夺，只能回京，别图良策。

孙承宗回京后，上奏疏。他主张重筑宁远城与守卫觉华岛，使宁远城与觉华岛，互为犄角，彼此应援。即便没有战事，也可以收复200里疆土。孙承宗认为：不破庸人之论，辽事终不可为！几天后，他趁给天启帝侍讲的机会，面奏王在晋不足任。他并奏王在晋“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天启帝命免去王在晋辽东经略，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八里铺修筑重城之议，随王在晋去职而作罢。同年八月，王在晋既去职，孙承宗自请督师，获允。天启帝赐孙承宗尚方剑；孙启行时，阁臣送出崇文门外。孙承宗抵关，重用袁崇焕，整饬辽西边务。

王在晋在山海关任职半年，毫无作为，兵未合营，将未束伍，议墙议城，化为泡影。王在晋一走，山海关外防务，落在孙承宗及其部下袁崇焕等的肩上。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山海关外的兵略，建成一道坚固的关（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

孙承宗、袁崇焕守宁护关、筑城固御、相机进取、徐图恢复的大计，得到朝廷的旨准。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督导与支持下，同满桂开始营筑宁远城。这是袁崇焕领军守城的开始。

第二部分营筑宁远（1）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经他推荐，阎鸣泰被任命为辽东巡抚。九月初二日，孙承宗到山海关正式“视事”，调整指挥系统，命将任职：以总兵官江应诏定兵制、监军袁崇焕修营房、总兵官李秉诚练火器、广宁道万有孚主采木、司务孙元化筑炮台、游击祖大寿驻觉华岛并负责粮饷与器械。孙承宗一到任，就把防务部署得井然有序。时辽东巡抚阎鸣泰主张守关内，与承宗意见相左。朝廷以张凤翼代阎鸣泰为辽东巡抚。孙承宗坚持守关外，于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初八日，出山海关东巡，达于宁远以东。他奏报道：“若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孙承宗的战略意图是，山海关外以宁远为重点，将沿线原有各城都恢复起来，派驻军队，层层设防。因而把山海关至宁远200里之间，镇堡收为内镇，建成关宁防线。对于山海关的防御，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孙承宗与袁崇焕布置了一条把山海关—宁远联结成一体的关宁防线。

《全辽志》之“宁远卫境图”

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春，袁崇焕受孙承宗命，往抚蒙古喀喇沁部。先是，明失广宁后，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尽为喀喇沁诸部占据。明军前哨不出关外八里铺。袁崇焕亲抚喀喇沁诸部，收复自八里铺至宁远200里；又拊循军民，整治边备，成绩卓著。秋，孙承宗从袁崇焕议，排除巡抚张凤翼、佥事万有孚等力阻，决计戍守宁远。

宁远位于山海关外200里，居辽西走廊中部，在锦州与山海关之间，扼辽西走廊咽喉之地，三面环山，东临大海。它“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宁远城背山面海，居山海要冲，扼边关锁钥。城外山海之间有一条通道，北达沈阳，南通榆关。宁远城迤东有首山，以其形似“人首”而得名。首山与螺峰山（窟窿山）相对，两山之间仅有百米宽的通道。海中有觉华岛（今菊花岛），可设舟师，囤贮粮秣。

明初宁远属广宁前屯、中屯二卫地。宣德三年(1428年)，置宁远卫；五年（1430年），始修卫城。内城周长六里八步，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宽二丈，周长七里八步。呈方形，有四门——东为春和、南为迎辉、西为永宁、北为威远。外城周长经测遗址为4319米。其城门四前屯卫中前所瓮城旧影

——东为安远、南为永清、西为迎恩、北为大定。景泰中指挥韩斌重修。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副使陈绛再修。时额定城内驻军1250余名。在明朝前期，辽西军政重点为广宁；明朝后期失陷沈阳、辽阳、广宁，宁远处于关宁防线的先锋。后金攻破广宁后，山海关成为明朝阻挡后金进军的关门，宁远的战略地位尤为凸显。但此期明朝战略家们没有认识到宁远的重要战略地位。随着明朝与后金的形势变化，其重要地位才开始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们所认识。袁崇焕首先发现宁远的战略价值，展现出其卓越的军事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