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计的脸涨得通红，张着大嘴半天才说：“古董？也许……是古董吧。”
爱德华先生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他知道自己的“发现”是正确的，于是他笑微微地说：“I take it！ How much（我要了，多少钱）？”
那伙计战战兢兢伸出俩手指头。
“Twenty（20）?”
伙计似乎不太听得明白，一脸的茫然。
“Two hundred（200）?”
这伙计看来是真听不懂英文，但他会说“Ye——！”于是他就“耶——！”了一声，结果买卖很快成交了。
“Oh！ My God（我的上帝）!”爱德华先生小心翼翼地掏出来一块白手绢，将这个黑色的、戴圆孔的“不明古物”收好，迈着自信的步履，走出了这家古玩店。
于是，人们就惊讶地看见，一位风度翩翩、满头银丝的外国老“普尔菲斯儿”（Professor，学者），手里捧着一块儿老北京的蜂窝煤，踌躇满志、颐指气使地可着这条大街转悠，嘴角上照例挂着几丝诡秘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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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历史感是一种“自我”，同时也是一种“自尊”，保持民族的尊严，仅以赝品或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物品去糊弄人家，这是不可取的。更何况200元人民币也好，“突喊坠斯刀勒”（200美金）也罢，这块被天价卖出去的蜂窝煤，很可能就会断送一条文化古街的诚信。
《打眼》第三部分
劳力士手表与带着“古老包浆”的陶罐
老外“追寻”中国的文玩古董，要么是真的内行大师，要么就是糊涂车子，但都有个共同的特点——挑剔。结果是挑来挑去，就给后人留下乐子了。
我以前认识过的一位老外，这主儿人高马大，长着一副典型的斯拉夫体型，头如覆斗，满脸的鬏髯就像钢针竖立。胳膊上是四楞子起金线，胸脯子长着巴掌宽的护心毛，有点像楚汉相争时期的大将樊哙。就是这位看上去似乎还没有完全“进化”、连一句中国话都说不利落的“洋金刚”，对中国的文物却有着一双惊人的“慧眼”。
有一回我看见他在某古玩店里挑货，面对一尊彩色的陶马，张嘴就吐出来一个“唐”字。那反应，绝非常人可比。然后，他通过翻译对我说：他知道如何地鉴别陶马的真伪，比如用湿毛巾敷在器物上，然后淋上清水一点一点地往下裹掉出土时附着在上边的泥沙，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出作伪的痕迹。
他还说：这尊陶马他很喜欢，但他还不太想买。如果这匹马的马头是昂起来的，或者马的蹄子有一只是离地的，那他将不惜代价地重金买下。看来，这主儿不仅深谙中国古陶文明中的动物艺术造型，还明了其市场价格的涨幅空间，着实令我辈汗颜！
我没有权利去评价这位洋内行的眼力，倒是想给诸位再讲另一个“洋糊涂车子”的故事：
远在二战之前，有一位法裔犹太考古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圆他的收藏梦。在此仅将其真名实姓隐去，我们姑且称他为“真事隐”吧。
真事隐先生是西方某著名大学的“高才”，专修人类学中的“东方考古”，尤对中国古代陶器情有独钟。这天他造访了北平的一家古玩店，恰巧掌柜的不在，只有一个小伙计热情接待了他。真事隐先生把店里的玩意儿倒腾了个遍，也没有从中找到心仪之物。无意中却看到窗台上有个东西很是吸引着他——此乃一只灰色的、圆形的、透着古朴的陶器。
真事隐将此物抱在怀里，仔细把看观瞧，甚是爱不释手。凭他的学识和经验，断定这个器物应当是一件汉代的陶罐。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呢？生活器皿抑或祭祀用品？一时间还说不准。于是他搜肠刮肚、使出浑身解数地对此物进行了历史和物理的分析。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这个物件儿的体征很有些像“无釉灰陶”的制品，略带着一点类似“绳纹”的外饰，应该是属于西汉早期的用器。
从物理的角度上看：此物就更有说道啦！这个陶罐的内外斑斑驳驳地遍布附着物，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包浆”或者叫“皮壳儿”。这个特点则可以说明它有着一定的实用性和古老的年代……
真事隐先生是百分百的敬业，他从陶罐的内壁上小心翼翼地抠下一小块附着物，然后放在嘴里尝了尝，这可不是什么怪癖行为，这是考古学家在没有任何仪器帮助的条件下，只有用自己的味蕾去鉴别器物局部的PH值。于是，真事隐先生的舌头立刻就告诉他：此附着物是碱性的，证明它应该是出土于中国的北方某地。
好！有了结论以后，剩下的就只是讨价还价了，中国的古玩商很老道，不能让他们看出来自已对此物的钟爱，得学会顾左右而言他。
就在真事隐想入非非的时候，古玩店的伙计却一把将这个陶罐抢了过去，并用不解甚至是厌恶的目光看着他。真先生就有点儿要蒙了，看来机会是不等人的，当断不断，后悔莫及！老真只好单刀直入了：
“朋友，这件东西我买了。”
“不卖！”
“你们不是在开古玩店吗？为什么不卖？！”
“师傅不让卖。”
“如果你想从中赚一点钱，我可以满足你，并绝对为你保守秘密。”这位真大爷显然有些着急了。
“如果您非得要这个罐子，我可以送给你，但是绝不能卖给你。”伙计认真地说。
伙计的话，让真事隐先生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底下有这等好事？看来，这东方人的经营之道，还真是琢磨不透呢。
老真就说：“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我的孩子。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然后，他要求伙计找一个盒子，好放这只陶罐。
伙计不屑地说：“恐怕没有合适的家伙什儿能装它，这您可就得花钱买了。”
真先生忙说：“应该的！应该的！”并爽快地掏出了比买一只普通包装盒要贵得多的钱递给了伙计。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陶罐收好，满脸欢喜地走了。
或许真事隐先生被这件事情感动了，工夫不大他又返了回来。他对伙计说：〖DK〗“朋友，我不能白要您的东西，我也要送你一件礼物。”
能送什么呢？照相机肯定是不能送的，这个“伙伴儿”他是离不开的。
手指上倒是有一枚钻戒，可那是结婚的信物，也不合适……
于是，他把腕子上的劳力士手表取了下来，亲手为伙计戴好，然后拍了拍伙计的肩膀，笑微微地说了句：“good luck！”(好运)就走了，这回是真走，没有再回来过。
伙计就把手臂抬起来，将这只劳力士贴在耳朵边儿上听，嗬——还是一只“快摆”，真他妈地道！于是他笑了，嘴里露出了两排参差不齐的小芝麻牙。
花开两头，咱们是各表一枝。
真事隐先生回到欧洲后，马不停蹄、迫不及待地将此件陶罐送往某研究机构进行鉴定，他希望从这器物里的附着物上入手，实在想知道，这件“一千多年以前的祭器”，到底曾经存放过什么东西。
几天以后，化验结果出来了，那结果却令真事隐先生大惊失色。这神秘的附着物竟跟人类的排泄有关，一大串的化学字母很是令人费解，但是让任何一位中国老百姓去鉴别，都会十分明确的告诉他——尿碱！
话说这边的伙计正在偷着乐的时候，掌柜的回来了。
伙计忙不迭地为掌柜的倒了洗脚水、铺好了被窝之后，方才感觉到有点要麻烦，看来今儿晚上这打是非挨不可了。
掌柜的问：“怎么不把尿罐子拿进来？”
伙计说：“送人了。”
“送他妈谁啦！”一个耳刮子扇了过去。
“送给了一个洋鬼子。”伙计捂着火辣辣的半拉脸说。
“这里边一定有猫儿腻，小兔崽子你老实说，不然的话我打折你的腿！”掌柜的光着脚、趿拉着鞋蹿到屋子中央，用手拽着伙计的耳朵骂。
诚实的伙计就如实地诉说了一切。
掌柜的点上了一锅水烟袋，靠在太师椅上“呼噜——呼噜”地抽着，闭目养神、若有所思。他心里明白，看来是这位洋学者找上门打眼来了——活该！这些个有眼无珠的家伙，找便宜都不会挑地方。
但他仍旧是拍着桌子骂道：“那也不可！此虽为溺器，却是接老爷我的金水之物。如今你把它送与洋人，岂不是在折我的寿数？”说着话就又是一顿耳刮子。
伙计忙把那只劳力士手表奉上。
掌柜的拿起表看了看，“啪”的一声扔在了地上，不屑一顾地说：“什么破玩意儿？一不带嘣簧、二没有珐琅彩，糊弄孩子的把戏。去——拿着你的这只破表，马上给我滚蛋！从今以后不许再进我的门……”
伙计哭哭咧咧地被轰走了，辗转多年之后，他终于自立门户，并富甲一方，据说就是靠着那只居然没被老掌柜的给摔坏了的“破”劳力士手表起的家。
说起来，当年的那个小伙计可不是外人，乃笔者一族亲是也。我小的时候见过他，一个嗜烟如命的、满嘴小黄板儿牙的干了吧唧的小老头儿。为了能从这个小老头儿手里得到几张哈德门的烟盒，我得腆着脸叫他一声“二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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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这回是被“不成熟的科学观”给打了眼。而那个古玩铺里的大掌柜的，却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同样也打眼。唉——人间的许多事情，往往会出现情景在预料之中，但结果却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滑稽。
在法兰克福“爆炸”的土地雷(1)
自打几年前“中学同学会”聚会之后，有一位老同学（当年是班里的学习尖子）就跟狗皮膏药似的，把我给粘住了。我寻思：那时候我在班里一不是班长，二不是委员，属于最不起眼儿、最不招人待见的那类，怎么到了再聚首的时节我竟然会威信陡增、令他刮目相看？
我照了照镜子，唉——越长越寒碜，还不如小时候水灵呢！后来才明白，敢情他“踪”着我的原因，是他曾经从德国的法兰克福买了不少的中国古代瓷器，号称要做一番“国宝回归”的大事业，想没完没了地让我给他免费鉴定，并捎带做一点儿跨国的古玩生意。
我的这位老同学姓邹，原名叫建国，都知道他是十月生的，这名字以前叫着挺亲切的。他老早就跑到国外去留学，然后又听说在五大洲四大洋浪迹了多年，就把名字也改了，改成单倍儿一个“肯”字，叫邹肯。说这个“肯”在英文里特有讲究，到底有什么讲儿，我没整明白，也没想整明白（后来我出于好奇，才问了个明白人，敢情这是西方某大姓的昵称耶）。于是，让大家伙儿腻歪倒是真的。
他好像有那么一丁点儿的不会讲人话啦！说话的时候，要么是双手抱肩，咬着舌头尖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外挤，要么就是把两臂一摊，给你来一句“嗯——哼”，故作西方之无奈状……
这让我从骨子里迸发出一种冲动：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把这位肯先生给抽一顿。
肯知道我开了一家私人博物馆，专门展示古代陶瓷标本，就找到了我，先是前十年后二十年的跟我套瓷，话说得让我听着别提多别扭了。
肯对我说道：“啊呀——最近我可是好好辛苦的耶！你看啊，我现在放弃了在国外优越生活回到大陆来，是因为我的‘巴拔’生病了哦。我要为他请一位很有经验的国医‘刀克特儿’（大概是指专家吧）。”
我以十分关切的口吻明知故问：“您说谁生病了？那‘巴——拔’是谁呀？”
肯认真地说：“就是我的父——亲的啦。”
“怎么茬儿嘿？这么说你爹也跟着一块儿把名字给改啦？你叫‘肯’，你爹叫‘巴拔’。哎——我说，你咋那么不孝顺呢？给咱爹改了这么个埋汰名儿，叫‘巴巴’！还不如直接就叫‘大便’好听呢！”
我一边说着一边拿白眼儿翻他。
肯是一脸的怒容，却忍着没敢发作。仍就是把肩膀耸了耸，给了我一个“嗯——哼！”
我语重心长地说：“哥们儿，到家了就说家里的话，你先把舌头给我捋直了，爸爸就是爸爸，别‘巴拔’成吗？老爷子得的是什么病呀？”
肯真有点儿不高兴了，说：“爸爸得了甜尿症。”
我说：“嗨——您先整明白了好不好？是你爸爸，不是大家伙儿的爸爸，前边的主语您可别随便就给省略了。再说，我只知道有糖尿病，没听说过甜尿症。甜尿——？怎么听着像一种饮料呀，是他娘德国产的吧？”
肯就急了，一拍桌子站起来，跳着脚骂我：“你装什么王八蛋？都快三十年了，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如今开了个破博物馆，当了个狗屁馆长就学会捉弄人啦？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不是那块料儿……”说完了抬腿就要走。
我一把拉住他，哈哈大笑：“痛快！”
肯悻悻地说：“你有什么好痛快的？”
“我痛快的是您终于会讲人话啦！得——我这人就这么欠，你把我给骂舒坦了，我还就帮定你了。您这些年到底在外边都买了多少瞎活（赝品）？我给你把把关。谁让咱俩是小时候撒尿和泥儿的交情呢！”我亲切地说着。
肯也笑了，就小声的嘀咕了一句：“Incorrigible(不可救药）！”
肯如是讲来：八十年代初他就去了西方留学，忍受了不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学成之后，他没打算立刻“衣锦还乡”，而是继续客居海外，在饭馆里刷盘子、到社会上当推销员，干零活打短工，能干的都干了。他坦率地说：像我这样的“华侨”，看着貌似财大气粗，实则囊中羞涩，而且很难真正与西方文化“同流合污”。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吗？“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于是，在他的胸臆里，重新荡起了对家乡文化的激情。
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近年来华人云集，除了中国餐馆和做图书交易的小公司之外，居然还有不少的古玩店。肯不知道是通过什么关系，和这些古玩商搭上了，这些古玩商里有洋人也有华人，但甭管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的卖主儿，一律是红口白牙，咬定自己的东西都是真品。
有人要在与北京隔着千山万水的欧洲某条小街巷的深处，请肯吃一顿家乡饭。于是，在唐人街的一家小饭铺里，他们吃着完全变了口味的烤鸭和加了蜂蜜的鸡蛋炒西红柿，肯第一次动了当个古玩商的念头。
说起来这些古玩商嘴里的故事还真多，洋掌柜讲：说实话不怕伤害了您的民族感情，我这儿的玩意儿，可都是当年八国联军从宫里抢出来的，瞧，还有证书呢。那个华人老板则说：我店里的东西更有来头，他把嘴贴近肯的耳朵边儿上，但声音却大得能让在座的所有人听见：“我可告诉您——都是十几年前走私过来的水货，个个保真！”
肯虽没有鉴定文玩的眼力，但他知道这些年来国内的古玩价格是一路飙升，国宝回流已不算什么罕见的事情。再说了，自己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应该对中国的文玩懂三分，难道我就不能无师自通吗？
肯拿定了主意后，一笔就投了三万欧元（约合三十万人民币），买下了几件瓷器，准备回到国内“牛刀小试”。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次谈话。
对于肯的这番宏图大业，我一时还不敢妄加评判。实事求是讲，近年来国内出现了收藏热确实不假，个别的文玩价格也高出了海外，有人在欧洲捡过漏儿，确也偶有耳闻。但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没那么容易，我信奉的原则是：“机会永远是送给有备之人的礼物。”肯能成吗？一个就会在纸上谈兵的文玩“鉴赏家”？一只含辛茹苦，多年来在海外撞来撞去的没头苍蝇？
我对肯说：“跟您比起来真叫惭愧，我太农民了。别说是欧洲，我连河北省都没出过，实在不知道那边的古玩商到底是个什么路数。您就甭费心为我描绘西洋景儿了，把东西拿出来吧，是真是假，让东西自己说话。”
肯轻蔑地瞟了我一眼，说：“别急呀——当然会让你看东西的，只是这真假你就用不着怀疑了。只怕的是你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的好宝贝！”
真让人搓火，在肯的面前我本想“改邪归正”，可他这不是逼着我甩片儿汤话吗？
我骂道：“你真把自个儿当洋葱头啦？也不问一问谁拿你炝锅！我玩儿了二十多年的古玩还净打眼呢，你凭什么认定从外国买的古玩就准是真的？就凭你管你爹叫‘巴拔’？管糖尿病叫‘甜尿症’？对于古玩的认识，你是六月天儿穿皮袄——差远啦！”
肯也急了，说：“老同学呀，你一定要承认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原本是有区别的。不要总拿着你们大陆古董贩子的骗术一概而论！”
我一拳砸在桌子上，破口大骂：“邹建国！我们大陆？说说你是哪国人？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那就去你妈的，大爷我从来不伺候假洋鬼子……”
肯自知语失且又理亏，就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让我坐下，他忙不迭地说：“好啦好啦！是我说错了，是我言不择词成了吧？我这只是个比喻，您怎么跟土匪似的。”
为了表示歉意，肯力邀我去喝咖啡，同时看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宝贝。地点是一个我听说过却从未去过的咖啡屋，叫个什么“巴”来着？对了！星——巴——克。
肯要了两杯不加糖的苦咖啡，挺老贵。他喝得津津有味，我却咽不下去。
肯说：“你怎么不喝呀，这可是正宗的哥伦比亚咖啡。”
我说：“爱哪儿哪儿的，还没有‘十滴水儿’好喝呢。您自己一个人受用吧！小姐，给我来包香烟——红塔山的。”
肯惊叫道：“哎哟，祖宗！这儿不让吸烟。”
我问：“咖啡馆里不让抽烟？谁定的狗屁规矩！”
肯用手紧了紧领带，又看了看四周说：“别土老冒儿啦啊，全世界的星巴克都不许吸烟！”
我甚感郁闷，小声骂了一句。我的声音招来了一个服务生。
他过来问我：“先生，您还需点要什么？”
把我吓一跳，忙改口：“不需要什么，我是说你们家的咖啡，还真——真地道！”
那服务生说：“谢谢！”就满脸微笑地走了。
我一边擦汗一边对肯说，下回可别带我到这种地方来，太局促，还嫌活得不累？
肯今天穿着西装，雪白的汗衫，花了唿哨的领带，用老北京的形容叫：一身的“噼儿啪儿”！透着精明和干练。不像我，穿一件过了时的夹克，不修边幅。我就多少有点后悔，当年没有好好的学习，没能像肯那样，风风火火的在国外“浪”几年。
真是人在衣服马在鞍，就冲肯的这身打扮，再加上他脚底下的那只大号的黑色皮箱，是一位大智大勇的海外夺宝奇兵也说不准。唉！也许我不该总拿“北京大爷”的话去损他，从哪儿看人家的日子都比我过得滋润多了。
“远富近贫以理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我一时想起来，这幅号称是曹雪芹先生写过的对子。
肯用小勺搅动着咖啡说：“老兄，跟我一起干吧。我在国外，你在国内，咱们来他个珠联璧合、内外接应。趁着大陆古玩升值的大好时期，大大地赚上一把如何？”
我说：“真格儿的，您说的还——还挺诱人，只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我总有那么点儿不放心。您别见怪，我这个人小心眼儿，这打小你是知道的。”
听了我说的话，肯仍旧是笑道：“真假老兄你就不必担心了，我也不是吃素的。再说那边的人很讲诚信，这我比你清楚。”
然后他一边打开皮箱一边说：“我这次带回来的东西，就特有来头，据说是当年慈禧皇太后送给某外国公使的一件瓷器，后来辗转到了一位叫威尔士的古玩店老板的手里，现在让我给碰上了，你说我该怎么办？那还废什么话——拿下呗！”
话没说完，一只硕大的月白色花瓶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接着，又有几件文玩杂项也被请出了皮箱。那花瓶的学名应该叫“赏瓶”，月白色的釉底上遍布“开片”，紫口铁足，是仿宋代哥窑的作品，大小为“五百件儿”（指瓷器的规格）。大赏瓶上用雕瓷的方法，堆塑出了一条蟠龙，张牙舞爪的，乍一看，能把人给唬一跟头……得——完蛋操！
还真让我这乌鸦嘴给说着了，肯从国外买回来的所谓古玩，基本上都是大瞎活，属于开门见山的赝品。首先这物件儿从外形上看就不合制式，反正我没见过白花花的大赏瓶上跟古藤绕树似的蟠着一条黑糊糊、粗制滥造的说龙不龙、说长虫不长虫的玩意儿。要是追追根儿，八成是有点仿清代“双螭尊”的意思，却又似乎是凭空想像，连照葫芦画瓢都够不上。所谓清代“双螭尊”是雍正时期的作品，乃“尊古”唐代的“双龙尊”造型，听着都觉着挺复杂的。此种器物有大有小，洗口、长颈、长圆腹，最漂亮的地方是两边对称地镶着两条螭龙，螭首衔着器口，螭尾连于器腹，给人以这对儿螭龙有随时叼起宝瓶腾空而去之感。古朴中透着威严，非常符合咱们雍正皇帝的气度。肯哪里见过这些宝贝呀？结果是拿个棒槌就认针（真），逮着条“龙”就敢往皇上那靠……
看着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破烂儿，我肚子里的坏水儿想憋都憋不住，一个劲地往外冒。
我先用手摸了一下那瓷瓶，猛地又把手给缩了回去，叫道：“呀——烫手喂！”
肯先是一惊，也用手去摸，问：“不烫呀？你怎么啦？”
我只是坏笑地看着他不言语。
肯就急眼了，问：“我说老兄，您别跟我打哑谜好不好？什么意思呀这是？”
我说：“烫手你都不懂？就是新烧制的呗，还烫着呢。告诉你，这玩意儿从瓷窑里出来不超过十年，是开门的瞎活儿。什么慈禧太后赏的，我敢肯定，你奶奶当年的嫁妆都比它强！”
肯立时脸色煞白：“你——你真敢肯定？！”
我说：“你家白三爷别的本事没有，鉴别这么个破花瓶还是绰绰有余。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再请别人看，如果大家都说此物是真品，我当着您的面儿把它给嚼巴嚼巴吃喽，连口水我都不用就——噎死我活该！”
这时候的肯已经是脖子流汗，他气急败坏地把领带扯开，然后又摞胳膊挽袖子，像要跟谁玩儿命！
我趁热打铁地说：“尊敬的邹肯先生，我国的民间有一句名言，不知阁下还记得否？叫‘不是金钢钻儿，就别揽瓷器活儿’。您带回来的这个破玩意儿，原本不定是哪个王八蛋拿去蒙老外的，没想到这漂洋过海的土地雷又翻过来把咱自己的同胞给炸了，这真他妈的让我感到痛心疾首，都哭得过儿啦……”
肯大喝一声：“别说啦！我发克（Fuck）威尔士他们家的八辈儿！你！你兜里有烟吗？赶紧的——给我一支……”
他看上去，像一只发怒而又绝望的波斯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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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应该说这是智者的一种本能。但是这种本能往往会受到地域的限制，超出了一定的地域范围，说不准就会大打折扣。同样的一个物件儿，放在地摊儿上，也许无人问津，但是摆在欧洲的某展柜里，再配以柔美的光线，兴许就成了“珍玩”。遇上个既没有十足的鉴别能力，又时时贪心作祟的主儿，您说他不打眼谁打眼？
被刷满了油漆的“老古瓷”(1)
老于是我认识的一位懂画儿之朋友，国画、西画他都喜欢，在纸上或者布上多少有两把刷子。他常以自己懂画儿为自豪，了得吗？懂画儿就是懂艺术呀！这可是触类旁通的。你知道什么叫“皴擦法”吗？你知道什么叫“渴笔焦墨”吗？不知道吧！得——那就好办了！
于是，凡是带色儿的东西，老于都敢发表评论。
老于退休以后，闲来无事，就组织了一帮孩子，到乡村开展“美术夏令营”。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乡下古村落，据称当年“宋辽相争”时，杨家将里的某位英雄曾在此屯兵并大破辽阵。近几年，这里竟热闹了起来，有写生画画儿的，有到农家院来旅游的，乡亲们的生意自然也就红火了。
这里村边有卖山里红和大枣儿的，有卖老倭瓜和柴鸡子儿的，嗬！还有卖野核桃的！什么“虎头”、“狮子头”、“鸡心”……整明白喽，这些山货可不是小孩子的零嘴儿，都是可供行家们至少把玩几年的艺术品。
老于就一个摊儿接一个摊儿挑核桃，一边挑一边给人讲：这核桃，在手里揉上几年，等揉出了“包浆”，就可以当老东西卖，除我之外，没人儿能看得出来！于是，有人就把老于的这张大胖脸给记住了。
有一回，老于在选核桃的时候，那摊主是个老太太，她低声地问老于：“这位先生，您是个搞艺术的吧？”
老于只笑了笑，没说话。
老太太又说：“我没瞧错，您不光搞艺术，您还是个收藏家。对不对？”
老于就有一点儿惊诧：“收藏家吗——咱可不敢当，但我确实喜欢收东西。”
老太太问：“您都喜欢收哪一类的玩意儿？”
老于泛泛地说：“凡是沾‘古’的，我都喜欢收藏。”
那老太太见四下里没人，问他：“您收不收老古瓷？”
本来是站脚要走的老于，一下子又定住了。看着眼前这位满面沧桑、一脸真诚的老妪，心想：有这等的好事儿，天上掉下来的呀！但他仍旧不失警惕的问：“您这儿穷乡僻壤的，能有什么老瓷器？”
老太太说：“穷？穷也得分时候。有皇上的那会儿这儿可不穷！这村子里大户人家多了，还净出太监呢。文革的时候，这儿砸古瓷砸海啦！但也有胆大的，没舍得砸。我们家就藏着没砸！”
“你们家的人胆儿大？”老于问道。
老太太挺神秘地笑了：“当然，我那个死鬼老伴，那会子是村儿里的基干民兵连长。”
老于的眼睛一下就亮起来，特亲切地跟老太太说：“大妈，到您家里见识见识，您不介意吧？”
老太太就把自己的摊位交给别人照看，拉着老于说：“你跟在我的后面，别咋呼！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
“得嘞！连长夫人，一切都听您老的。”老于先作了个鬼脸儿，又给老太太敬了个礼。
于是，老于就随在老太太的身后，亦步亦趋，打远处看上去，跟演皮影儿戏似的，多少有那么一点儿滑稽。
穿过了一片菜地，又绕过几处农居，七拐八拐，才来到老太太家，老于此时已经是分不出东南西北了。老人领着他径直进了里屋，挺费劲儿的从一个大木头柜子里搬出来两只大瓷罐子。老于一瞧，嘿！“将军罐”，从造型上看，嗯——应该是清早期的。只是，这俩罐子全被“罩”上了一层红红的油漆，看着实在觉着别扭。
老于有点泄气了：“哟？这是怎么话儿说的。挺好的古玩，您干吗给它们穿这么一身‘盔甲’呀？”
老太太说：“你以为我们家老头儿是民兵连长，我们就什么都不怕啦？也怕！这罐子原来是带色儿的，红红绿绿，那上边画着些骑马耍大刀的小人儿，活灵活现的，一看就是封、资、修，可真的又舍不得砸，就想出了这么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
老于一听不禁喜出望外，哎哟——老太太懂个屁！但她的形容词儿则太可人疼了，什么“红红绿绿”、什么“小人儿骑马耍大刀”……那是大清朝康熙年间的作品呀。康熙十三年吴三桂煽动的“三藩之乱”曾让景德镇的烧窑业大遭破坏，到了康熙十九年以后御窑场才恢复官窑制造，同时民窑瓷器业亦是长足发展，形成了“官窑”“民窑”两生辉的局面。也许康熙爷出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力求让社会安定团结，于是，才将这山水、人物题材作为本朝瓷器绘画中的一大特色，以此教化民众。尤其是有“斧劈皴”之称的气势磅礴的山水画法和形象生动的“刀马人”古装人物故事，极具时代特点，为康熙年间五彩瓷上的代表题材……
老于正想着入神儿，那老太太就捅了他的胳膊说：“这位老师，您仔细看，这上边还有字儿呢。”
老于仔细观瞧，可不是嘛：一个罐子上用黄颜色的油漆写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另一个则写着“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老于就眉开眼笑，挑起大拇哥说：“看来是各庄有各庄的高招儿，老太太，您真高，您实在是高！我妈当年要是能跟您这么聪明该多好，连红卫兵的影儿还没见着呢，她老人家就把该砸的和不该砸的——全给砸了。”
老太太严肃地说：“这位大收藏家，您可不许埋怨老家儿，谁长着后眼呀？再说了，您也甭跟我们比，我们是贫下中农，在村儿里成分好。”
其实此时的老于已经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贫下中农家里怎么会有这么抢眼的古玩？他根本就没来得及多想，一味的只是兴奋，只是盘算着古玩行里，像这样的一对五彩人物的将军罐，该值个多少钱？怎么着不会低于两万块吧？
老于小心翼翼地问：“老太太！多少钱？”
老太太笑道：“老太太不值钱！也不卖。这罐子可的确是好东西，值不少钱呢。”
这老妪是既幽默又厉害，一句话就把老于给噎得直翻白眼儿。
老于就说：“大妈呀，您就别拿我打镲啦。这对罐子给您六百块钱，合三百一只！成吗？”
老太太乐着说：“你还是到村口买核桃去吧，别在这儿扯臊了。”一边说一边慢悠悠地把罐子往柜子里放。
老于就急了，说：“别介！您老也出个价儿，看看能不能把我给吓着！”
老人站起身说：“这老古瓷是我们家几辈人传下来的，是什么年代的，该值多少钱您肯定比我明白。老话儿讲得好，叫‘老不瞒小，小不欺老’。这罐子我们既然给刷了油漆，就不能当国宝似的跟你胡要钱，但您也不能就拿几百块钱打发我不是？你真喜欢，两千块钱拿走，我可不勉强您啊。”
老于就蹲下身子，重新把俩罐子审视了一遍，先掂了掂“手头儿”（分量），又用手指头弹了弹，听听声音，再把它们翻过来，仔仔细细地观察罐底，好！就这儿没有刷漆，方才展现出庐山真面目。老于没发现有什么破绽，就一咬牙一跺脚，从腰包里掏出一叠人民币，大大咧咧地说：“老太太哎，点‘替’（钱）吧您呐！”
一手提着一只大瓷罐子的老于，扭动着肥胖的身躯，在乡间的小路上疾走，远看像电影《少林寺》里“练臂功”的大和尚，近看整个儿是参加劳动改造而又没有过关的“臭老九”，就欠让贫下中农在他身后边戳脊梁骨。
老于心里在想：他奶奶的！要不是文革砸了那么多的老古瓷，这玩意儿当今能这么值钱吗？要不是老太太她爷们把这对将军罐上刷了红漆，能保存到今天吗？
想到这里，老于就心花怒放，嘴里哼出了小调儿：“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老于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来了几位朋友，大伙跪在客厅的地板上，撅着屁股折腾这对刷满红油漆的瓷罐子。有人说：用开水烫，就能把上边的油漆褪掉。于是，几大壶的开水淋了下去，结果没有奏效。又有人说：用水砂纸打磨，把油漆打掉。老于不干，这样会伤害里边的“彩头”。
百般无奈的时候，老于打电话向我讨教。
我说：“您不妨用化学的方法试一试，不是有一种稀料叫‘褪漆剂’吗？”
“嘿！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真有你的！”老于飞也似的就奔了化工商店。
化学的方法果然奏效了，被褪了漆的瓷罐子，有如一对出水芙蓉展现在大伙的面前，俩罐子摆在一块，光光滑滑、白白净净，怎么看怎么都觉着跟个肥硕女人的屁股蛋儿似的。哟？怎么是个没有彩的“素活儿”？老太太说的“刀马人物”都哪儿去啦？难道是趁大伙不注意，都跨着马逃跑了不成？老于立时就晕菜了。
后来，在我那间小小的瓷片博物馆里，各路行家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说是半成品的，有说是冥器的。问到我，我就看着老于说道：“诸位，别在这儿瞎嘚啵啦！其实现在只有咱们于兄最有发言权。”
老于揉了揉眼睛，无精打采地说：“还能说什么呀？我上当了呗，这是一对‘大瞎活’。您琢磨琢磨，谁没事给不带彩的素白罐子上边刷油漆呀？这他妈不是吃饱了撑的吗？那老太太的故事编得——真是天衣无缝！”
我说：“请大家注意，这罐子也不是完全假，至少它的底是真的，这是一种瓷器作假的方法，将仿器的器底从圆足内全部去掉，再将旧物的器底按尺寸给打磨好镶入，被换了的旧底大都带款儿，是款儿真器假，这叫‘后接底’，所以那些‘挂袍’（即被刷上油漆）的瓷器，往往故意把底儿给您露出来。赶上个二把刀的人，一看底儿——老的！得，这眼就算打上了。我以前就上过这类当，不新鲜啊！”
大伙就发出了一阵惊异的啧啧之声。
人们同情老于，都劝说他：“没事儿！没事儿！吃一堑长一智，留着吧，多好的教材呀，您为大伙今后不再为此类赝品打眼而做出了贡献，我们会记着您这份情义的！”
“你们这是劝我吗？这叫骂人不带脏字儿！”
接着老于又说道：“唉！我可惜的是把罐子上边的字儿给洗掉了。那句豪言壮语说得多好：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谁怕谁——这还用问吗？收藏的怕造假的呗！
本回提示：
自以为内行且经不住人家的吹捧，这是一些收藏者的“软肋”。嗨！那聪明的造假（或贩假）者，甭管他是老头儿还是老太太，甭管是傻老二还是漂亮媳妇儿，只要是一出手，那“二指禅”准保奔着您的软肋上来，让你在“麻酥酥、轻飘飘”的幻觉中把钱掏了，冤不冤呀——您呐！
“五十亿元”换回来的东青釉盘子(1)
上文故事里既然提到了“冥器”，在这儿就给您讲一个关于某人想古玩想疯了，连死人的便宜都想占的打眼故事。事为真事，人有其人，因此，生活中若有雷同之情节，纯属偶合。
某人姓庞，我们叫他老庞。
老庞是个三流作家，颇有点儿文才，略有些著述。此人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喜欢上了文玩瓷器，而且是爱得情深意切，缠缠绵绵。他可不像我，人家是“读书求甚解”之人，据说某部关于明清瓷器鉴定的鸿篇巨著，已经是韦编三绝，个别的章节甚至可以倒背。因此，他是我们这个收藏爱好小圈子里的活词典。这人挺清高，总摆出凡人不理的臭架子，因为有此好古之癖，老庞方才与我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共同语言。
从当年北京平安大街改造工程开始，老庞就跟着我们倒腾瓷片儿，你捡他也捡，你买——他可不买，因为这主儿特别抠门儿。由于不舍得花钱，当然收不到好瓷片儿，大家伙奚落他，老庞就多少有点在“瓷友”面前抬不起头。
但人家必定是文人，聪明得很！在金钱社会里，他居然能重操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易手段，且收获颇丰。其方法特别简单，他用破杂志或者旧小说跟民工们交换，据说内容多多少少带点儿那个，比钱都好使。这事儿是以后才让我们知道的，所以是死无对证，有正义感的瓷友们就说了：“妈的！让庞老蔫儿当了回扫黄打非的漏网之鱼。”
一段时间以后，都说老庞得着宝了，是一块清朝乾隆年间的“东青釉”大盘子，而且据说他是花了“天价”才买回来的，所以老庞如获至宝，从不示人以观。这所谓“东青釉”，是清代景德镇烧制的一种单色釉瓷器的名称，人们也误把它讹称为“冬青”或“冻青”，又因为它跟青豆的颜色相像，民间还有叫它“豆青”等。这种瓷器在清雍正年间最盛，据说是仿北宋开封的一种民间青瓷叫“东窑”的，也有说是清代仿制汝窑的作品。反正，这块盘子怎么说它也是“清三代”的代表作。
大伙气不忿儿，骂老庞“藏而不露，非礼也！”警告他：如果再不把宝贝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就将他彻底开除出我们这个叫做“穷欢乐”的收藏圈儿。
被逼无奈的老庞，喝进去了小半斤的二锅头后才下定决心，肯将此物示以众人把玩一回。用“酒壮怂人胆”这句话来说老庞，再贴切不过了。
有这么一种人，酒喝多了话就多。
庞老蔫儿如实道来:这年的农历三月初八（四月五日），照例是祭奠先人的清明节，他爹的墓地在农村，由于年头久远，这里已成为荒坟野冢，既无墓碑也没有明显标志，但自己的爸爸埋在哪儿，当儿子的还是清楚的。
庞老蔫儿来到坟前，为先考行三叩大礼。然后，敬上香烟一支、“小二”（二锅头酒）两瓶、点心若干块儿，又从怀里掏出冥票五十亿元，用半块砖头压在坟前。一切安排停当之后，此次祭扫活动即告结束。
就在老庞准备着打道回府的时候，不远处的一个坟头前突然闪出一抹青绿色的柔光，把这位大孝子给“晃”了一下子，于是，他细致地观察了起来。嘿！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坟，坟头儿前也摆着贡品，看来这家挺拮据，舍不得为老家儿花钱，贡品只是俩干馒头。但是，这放馒头的盘子可是非同一般耶！老庞的胆儿真大，他蹑足潜踪，见四下里没有别人，就把这块青绿色的盘子给拿起来了，翻来覆去地观瞧。
不看则已，一看老庞就惊叫道：“东青釉——三代的！”
我的妈呀，谁家这么奢侈？用古玩放贡品，放点儿好的也成，就放俩干馒头，嗯！这里边一定有故事。
老庞的脑海里就开始“过电影儿”，而且特别富有文学性和传奇色彩。情节大致应该是这样编排的：这家儿原来一定是大户人家，至少也是个开古玩铺的。经过了风风雨雨乃至战乱多变，于是就家道中落、命蹇时乖，老人家终于愤懑而死，留下荒冢一堆。老人死后，家里的古玩就四散而去，他的那几个败家子儿，终日浑浑噩噩，不学无术。如今，把祖宗的珍玩当成了敝履，扔到坟地放贡品，白白地送给我这个收藏家这么大的一个“漏儿”。于是，我就将此宝珍藏，这才演绎出了一段“青瓷遗恨”，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