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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不仅精通流氓技法，而且也熟悉人世间的正常规矩，因此善于把两者故意搅浑，诱使

不知底里的善良人误认为有讲理的余地，来与他们据理力争。以为他们不明真象，其实他们

早就明白；以为他们一时误会，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误会过。你给他们讲道理，而他们想鄙弃

的就是一切道理。当你知道了这个秘密，刚想回过头去，他们又热呼呼的递过来一句最正常

的大道理，使人觉得最终要鄙弃大道理的竟然是你。曲彦斌的《中国乞丐史》曾引述雷君曜

《绘图骗术奇谈》里收集的许多事例，结论是：“对这类人不理无事，一沾边就无论如何难

免要上套圈的。”此话大概能感应许多读者。反观我们身边，有的人，相处多少年都平安无

事，而有的人，亲亲热热自称门生贴上来，没过多久便滋生出没完没了的恼心事，那很可能

就是流氓型小人了。

流氓型小人乍一听似乎多数是年轻人，其实未必。他们的所做作为是时间积累的恶果，

因此大抵倒是上了一点年岁的。谢国桢曾经记述到明末江苏太仓沙溪一个叫顾慎卿的人，做

过家奴，贩过私盐，也在衙门里混过事，人生历练极为丰富，到老在乡间组织一批无赖子不

断骚挠百姓，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三个字：“老而黠”，简洁地概括了一个真正到位的流氓型

小人的典型。街市间那些有流氓气息的年轻人，大体不在我们论述的范畴。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了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我想，要在中

国历史上举出一大串文才很好的小人是不困难的。宋真宗钓了半天鱼钓不上来正在皱眉，一

个叫丁谓的文人立即吟出一句诗来：“鱼畏龙颜上钓迟”。诗句很聪明，宋真宗立即高兴

了。在宫廷里做文化侍从，至少要有这样的本事。至于这样的文化侍从是不是文痞，还要看

他做多少坏事。

文痞其实也就是文化流氓。与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们还要注意修饰文化形象，时不时愿

意写几笔书法，打几本传奇，冒充一下学术辈分，拂拭一块文化招牌，伪称自己是哪位名人

的师长，宣扬自己曾和某位大师有过结交。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一点文化品格的基本经

纬，因而总要花费不少力气把自己打扮的慷慨激昂，好象他们是民族气节和文化品格的最后

代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今日义士。他们有时还会包搅词讼，把事情搞颠倒了还能蒙

得一个主持正义的美名。作为文人，他们特别知道与论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费在

谣言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上。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洁奉公的人，并把他

推上皇帝宝座的是这帮人；在现代，给弱女子阮玲玉泼上很多赃水而使她无以言辩，只得写

下“人言可畏”的遗言自尽的也是这帮人。这帮人无德、无行、无耻，但偏偏隔三差五地要

打扮成道德捍卫者的形象，把自己身上最怕别人说的特点倒栽在别人身上。他们手上有一支

笔，但几乎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像模像样地做过什么，除了阿谀就是诽谤。记得一位

阅世极深的当代艺术大师临终前曾经颇有感触地说：“一个文化人，如果一辈子没有做成任

何一件实实在在的文化事业而居然还在文化界骗得一点小名，那他到老也只能靠投机过日

子，继续忙忙颠颠地做文痞。”文痞型小人脚跨流氓意识和文化手段之间，在中国这样一个

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特别具有伪装，也特别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把其它类型小人的局部性恶

浊，经过装潢变成了一种广范的社会污染。试想，一群街边流氓看到服饰齐整一点的行人就

丢石子、泼脏水、瞎起哄，这种很容易看出来的恶行如果由几个舞文弄墨的人在哪本杂志上

换成文绉绉的腔调来干，有多少人能看出来呢？说不定都被看成是文艺批评和艺术讨论了。

四

上文曾经说过，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需要为小人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

现象久而久之也就给全社会带来一种心理后果：对小人只能防、只能躲、不能纠缠。于是小

人如入无人之境，滋生他们的那块土壤总是那样肥沃丰美。

值得研究的是，有不少小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组合能力和敢死精神，为什么正常的

社会群体对他们也失去了防御能力呢？如果我们不把责任全部推给封建王朝，在我们身边是

否也能找到一点原因呢？

好象能找到一些。

第一，观念上的缺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社会上特别痛恨的都不是各种类型的

小人。我们痛恨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的青年，我们痛恨敢于无视亲友邻里的规劝死死追

求对象的情种，我们痛恨不顾一切的激进派或巍然不动的保守派，我们痛恨跋扈、妖冶、穷

酸、迂腐、固执，我们痛恨这痛恨那，却不会痛恨那些没有立场的游魂、转瞬即逝的笑脸、

无法验证的美言、无可验收的许诺。很长时间我们都太政治化，以某种政治观点决定自己的

情感投向，而小人在政治观点上几乎是无可无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

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我们厌恶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们厌恶野蛮，小人在多数情况下

不干血淋淋的蠢事。结果，我们极其严密的社会观念监察网络疏而不漏地垂顾着各色人等，

却独独把小人给放过了。

第二，情感上的牵扯。小人是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

来说正中下怀。在这个问题上小人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

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们一下就

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

误认为知己的人。到后来，人们也会渐渐识破他们的真相，但既有旧情牵连，不好骤然反

脸。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特别能在情感的迷魂阵中识别小人的是两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他

们的千古贤名，有一半就在于他们对小人的防范上。管仲辅佐齐恒公时，齐恒公很感动地对

他说：“我身边有三个对我最忠心的人，一个人为了伺候我愿做太监，把自己阉割了；一个

人来做我的臣子后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看过父母；另一个人更历害，为了给我滋补身体居然

把自己儿子杀了做成羹给我吃！”管仲听罢便说：“这些人不可亲近。他们的作为全部违反

人的正常感情，怎么还谈得上对你的忠诚？”齐恒公听了管仲的话，把这三个小人赶出了朝

廷。管仲死后，这三个小人果然闹得天翻地复。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过很多小人，难于尽

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谏议大夫程师孟，他有一天竟然对王安石说，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

体越来越好，而自己的内心却想早死。王安石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先死，您就

会给我写墓志铭，好流传后世了。”王安石一听就掂出了这个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会。有

一个叫李师中的小人水平更高一点，在王安石推行新法而引起朝廷上下非议纷纷的时候，他

写了长长的十篇《巷议》，说街头巷尾都在说新法好，宰相好。本来这对王安石是雪中送炭

般的支持，但王安石一眼就看出了《巷议》的伪诈成分，开始提防他。只有象管仲、王安石

这样，小人们所布下的情感迷魂阵才能破除，但对很多人物来说，几句好话一听心肠就软，

小人要俘虏他们易如反掌。

第三，心态上的恐惧。小人和善良人们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长的情谊上的“蜜月期”，当

人们开始有所识破的时候，小人的耍泼期也就来到了。平心而论，对于小人的耍泼，多数人

是害怕的。小人不管实际上胆子多小，耍起泼来有一种玩命的外相。好人虽然不见得都怕

死，但要死也死在战争、抢险或与匪徒的格斗中，与小人玩命，他先泼你一身脏水，把事非

颠倒得让你成为他的同类，就像拉进一个泥潭翻滚得谁的面目也看不清，这样的死法多窝

囊！因此，小人们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

阵，使再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在很多情况下小人不是与你格斗而是与你死缠，他们

知道你没有这般时间、这般口舌、这般耐心、这般情绪，他们知道你即使发火也有熄火的时

候，只要继续缠下去总会有你的意志到达极限的一刻，他们也许看到过古西腊的著名雕塑

《拉奥孔》，那对强劲的父子被滑腻腻的长蛇终于缠到连呼号都发不出声音的地步。想想那

尊雕塑吧，你能不怕？

有没有法律管小人？很难。小人基本上不犯法。这便是小人更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

《水浒传》中的无赖小人牛二缠上了英雄杨志，杨志一躲再躲也躲不开，只能把他杀了，但

犯法的是杨志，不是牛二。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贴住一具高贵的生命，高贵的生命之所以高

贵就在于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贵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旦付出代价后人

们才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又倒过来在社会上普及着新的恐惧：与小人较劲犯

不着。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那句俗语“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实在充满了无数次失败后的

无奈情绪。谁都明白，这句话所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着小

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无知者所羡慕，他们的队伍扩大了。

第四，策略上的失误。中国历史上很多不错的人物在对待小人的问题上每每产生策略上

的失误。在道与术的关系上，他们虽然崇扬道却因政治思想构架的大一统而无法真正行道，

最终都陷入术的圈域，名为韬略，实为政治实用主义。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

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政敌，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小人。这样做初看颇有实效，其实后果严

重。政敌未必是小人，利用小人对付政敌，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用小人来扑灭政治观点不同的

君子，在整体文明构建上是一大损失。利用小人来对付小人，使被利用的那拨小人处于合法

和被弘扬的地位，一旦成功，小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将邀功论赏、发扬光大。中国历史

上许多英明君主、贤达臣将往往在此处失误，他们获得了具体的胜利，但胜利果实上充满了

小人灌注的毒汁。他们只问果实属于谁而不计果实的性质，因此，无数次即便是好人的成功

也未必能构成一种正当的文明积累。

小人是不可多加利用的。雷君曜的《绘图骗术奇谈》中记述了不止一人先被小人利用，

后来发觉后认为有利可图，将错就错地倒过来利用小人的事例，结果总是小人逃之夭夭，企

图利用小人的人成了最狼狈的民间笑柄。我觉得这些故事带有寓言性质，任何历史力量若要

利用小人成事，最终自己必将以一种小人化的丑陋形态被历史和人类所奚落。

第五，灵魂上的对应。有不少人，就整体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势和境遇

下，灵魂深处也悄然渗透出一点小人情绪，这就与小人们的作为对应起来了，成为小人闹事

的帮手和起哄者。谣言和谎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市场？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断，大多数谣言是

很容易识破的，但居然会被智力并不太低的人大规模传播，原因只能说是传播者对谣言有一

种潜在需要。只要想一想历来被谣言攻击的人大多数是那些有理由被别人暗暗嫉妒、却没有

理由被公开诋毁的人物，我们就可明白其中奥秘了。谣言为传播、信谣者而设，按接受美学

的观点，谣言的生命扎根于传谣、信谣者的心底。如果没有这个根，一切谣言便如小儿梦

呓、腐叟胡诌，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呢？一切正常人都会有失落的时候，失落中很容易滋长嫉

妒情绪，一听到某个得意者有什么问题，心里立即获得了某种窃窃自喜的平衡，也不管起码

的常识和逻辑，也不作任何调查和印证，立即一哄而起，形成围啄。更有一些人，平日一直

遗憾自己在名望和道义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个机会能在攻击别人过程中获得这种补

偿，也会在犹豫再三之后探头探脑地出来，成为小人的同伙。如果仅止于内心的些微需要试

图满足，这样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觉会使他们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只

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对位而已，而一旦与小人合伙成事后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

深，那他们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难以救药了。从这层意义上说，小人最隐秘的土壤，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即便是吃够了小人苦头的人，一不留神也会在自己的某个精神角

落为小人挪出空地。

五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

显然没有消解小人的良方。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认为，文明的

群落至少应该取得一种共识：这是我们民族命运的暗疾和隐患，也是我们人生取向的分道所

在，因此需要在心理上强悍起来，不再害怕我们害怕过的一切。不再害怕众口铄金，不再害

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蝇成阵，不再害怕阴沟暗道，不再害怕那种时时企盼着新的整人运

动的饥渴眼光，不再害怕几个很想成名的人长久地缠着你打所谓名人官司，不怕偷听，不怕

恐吓，不怕狞笑，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立身处事，在人格、人品上昭示着高贵和低贱的

界限。经验证明，面对小人，越是退让，麻烦越多。那么，只好套用一句熟语了：我们死都

不怕，还怕小人么？

此外，有一件具体的事可做，我主张大家一起来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下从历史到现实的小

人问题。把这个问题狠狠地谈下去，总有好处。

想起了写《吝啬鬼》的莫里哀。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根治人类身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吝啬

这个老毛病，但他在剧场里把吝啬解剖得那么透彻、那么辛辣、那么具体，使人们以后再遇

到吝啬或自己心底产生吝啬的时候，猛然觉得在哪里见过，于是，剧场的笑声也会在他们耳

边重新响起，那么多人的笑声使他们明白人类良知水平上的事非。他们在笑声中莞尔了，正

常的人性也就悄没声儿地上升了一小格。

忘了是狄德罗还是柏格森说的，莫里哀的《吝啬鬼》问世以来没有治好过任何一个吝啬

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只要经历过演出剧场那畅快的笑，吝啬鬼走出剧场后至少在两三

个星期内会收敛一点，不是吝啬鬼而心底有吝啬影子的人会把那个影子缩小一点，更重要的

是，让一切观众重见吝啬行为时觉得似曾相识，然后能快速给以判断，这就够了。

吝啬的毛病比我所说的小人的痼疾轻微得多。鉴于小人对我们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严重荼

毒，微薄如我们，能不能像莫里哀一样把小人的行为举止、心理方式用最普及的方法袒示于

世，然后让人们略有所悟呢？既然小人已经纠缠了我们那么久，我们何不壮壮胆，也对着他

们鼓噪几下呢？

二十世纪临近末尾，新的世纪就要来临。我写《山居笔记》大多是触摸自以为本世纪未

曾了断的一些疑难文化课题，这是最后一篇，临了的话题是令人沮丧的：为了世纪性的告别

和展望，请在关注一系列重大社会命题的同时，顺便把目光注意一下小人。

是的，小人。

原载《收获》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余秋雨《山居笔记》

长者

　 　　　一

一九六三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

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

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

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

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

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

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

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

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与很多男孩子一样，我照例也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姓丁，一个姓张，成绩都很

好，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任何一所大学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场边上商议，现在报考

的大学分三类，一类为理工科，二类为医科，三类为文科，我们三人如果各报一类，

二十年后一起周游世界，走到哪里都没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该多痛快！这个想法很

吸引人，立即通过，而且决定，一定要选每一类里最好(也就是最难考)的学校。那

么，三类怎么分工呢？用三张小纸写上号码，折成小球往上一抛，抓阄。丁抓到了

第一类，很快打听明白，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张抓到了第二类，经过衡量也作出了

决定，当时最难考的医科是第二军医大学；我抓到了第三类，可恨的文科，该选哪

个大学呢?三个人都苦恼开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为什么三个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这种判断，

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大能够理解。大概是觉得中文系里闹不出一个极有意思的工作，

或者是觉得我们在中学早已把《离骚》、《论语》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难

道大学里再去做这种令人厌烦的事？张同学说：“我刚读过郭沫若的自传，连他也

没有上过中文系!”丁同学说：“巴金也没有。”那天的初步意向，我应该报考外文

系，至于哪个大学的外文系最好，还要分头打听。

　但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

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

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

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没等他说完我就急着问：“那你们是

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还没有作这种排列。”老师说，“你知道郭

沫若先生吧?”“知道。”我回答，心想昨天张同学才提起过他。“郭沫若以中国科

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在这个大学高年级里发现了一个能写

剧本的高材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学业，转到我们学院来读书。”“你是说，连中

国科学院院长也认为，科学技术没有戏剧文学重要?”我的班主任孙老师惊讶地问。

“我可没有这么说，”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含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学

的这位高年级学生只能进入我们的一年级，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如果你来报考，”

他把脸转向我，“他是你的竞争对象。”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发呆，他又丢过来一句：

“你的竞争对象还有巴金的女儿。”果然还有巴金！昨天我们刚刚说郭沫若和巴金

没读过中文系，没想到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学生和子女托付给了上海戏剧学院戏

剧文学系。怎么能怀疑这两位长者的判断?我当即下了报考的决心。

戏剧学院是提前考试，一共考了九场，真把人累死。还没有等到发榜，全国高

校统考开始了，我当然还应该参加。统考的第一志愿填了军事外语学院，因为听说

这个学校毕业后能做外交武官、情报人员，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太刺激了。

不久传来消息，两校都录取了我，戏剧学院抢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档案。军事

学院一位姓刘的军官坐在我家里不走了，反复给我父母说，我的英语成绩在今年考

生中是第一名，学校决定非要我不可，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我和家长到市招生委员

会吵，把档案抢回来。

我父母本来就对戏剧学院没有兴趣，但又平生不会争吵，只得不断写信给招生

委员会。姓刘的军官又来了，说写信没有用，得当面去说。父亲对我说：“这种事

由家长去说没有说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员会去一趟吧。”上海市招生委员会设在

同济大学，换了三辆车才找到。那天奇热，进校门前先在马路对面的小银行门口站

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详着大门，猜想会见到什么样的人，盘算该讲什么样的话。进

了校门后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阒寂无人的楼房间胡乱穿行，直到培养足了对军

事外语学院的热爱，对上海戏剧学院的憎恨，才推开招生委员会的大门。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他就笑了，说你爸爸每天寄来一封信，现在都

在姚主任那里，就让姚主任与你谈吧。就这样，我轻易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

招生委员会主任姚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脸慈祥，笑眯眯地听我把准备好的那一套讲完，就把笑容收住了，

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

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他的语气完全不容辩驳，好一位威严的长者，我看着他

发了一阵傻，他也看着我，却不再讲话。结果是我点了点头，起身告别。

如果说郭沫若、巴金还比较遥远，那么，姚力却实实在在地以长者的力量把我

推进了戏剧学院。

班级里三十个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组。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叫曲信先，他就是郭

沫若推荐来的那一位；我的邻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儿。

　 　二

不知是该怪学校还是该怪时代，我们入学后遇到的课程实在太差了，差到

我根本不敢写信告诉在清华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的那两位小伙伴。

专业主课叫“剧本份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

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

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

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

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一

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的

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终于有一位稍有名气的陈汝衡先生来讲古典文学，他用标准的苏北口音教了几

个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要我们学写古诗，待我们把作业交上去之后他着实有点吃惊，

连连问：“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同学们不禁暗暗一笑，你们忘了是以什么样的标

准把我们招来的。

写了几首古诗，古典文学课也就结束了，而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

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

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身的辛劳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剧本送到打字间，在

等候的时间里听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谈。几个打字员都是年轻小姐，她们手指不停嘴

也不停，在争论全校风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师。他们的争论对象，渐渐从表演系转

到别的系，从青年转到老年又转到中年，从男老师转到女老师，最后停留在一个人

的名字上不动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

从她们的七嘴八舌中听得出来，张可老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贵之家，

容貌美丽，娴熟英语，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几岁时就参加了

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她却功成身退，离开组

织成了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只要学校有重要外宾来访，总少不了她。高雅的仪容

和漂亮的英语每次都让来访者感到有些意外。打字员们说，那时她们总会暂停手下

的工作冲出去看，不是看外国人而是看张可老师，看她的举手投足、言谈风度。

旁听这番议论后不久我们要下乡了，说是不能让我们在高楼深院里成为书呆子，

必须到农村参加当时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全班同学正好都厌烦了听那些课，

觉得再听下去未必成为书呆子却一定成为呆子，于是便欢天喜地地打点行装，只有

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同学得了肝炎，不仅不能去，还要由医务室隔离，眼泪汪汪

地十分悲伤。

我们去的地方是江苏太仓浏河，每个村去一个教师、一个同学，再搭配一个从

附近县乡抽调过来的农村干部。在一堵公布名单的墙上看到，与我一起到一个叫郏

家宅的村子里去的农村干部叫李惠民，而教师，则是张可。

三

我们三人住在全村最穷的一户农民家里，这家农民有三间小泥屋。东间挤着房

东夫妻和子女；西间住着房东的母亲，还养了两头羊；中间一间放置农具和吃饭，

又养着四头羊。六头羊都是集体所有的，在这家借住，和我们一样。

我们三人就在这家吃饭。按城市标准交饭费，但照规定，如果饭桌上出现了荤

菜，一筷子也不能去动。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家人家的下饭菜永

远只有一碟盐豆，连一片青菜也没有，这让人感到奇怪。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参加田

间劳动，第二是帮助这个村庄清理近几年的账目，看看有没有人贪污。但清理来清

理去，最大的疑点数还及不上我们三人每月交的伙食费。当然不敢说房东贪污，但

我们三人的脸色已每况愈下。我年轻，更依赖营养，张可老师几次欲言又止，最后

终于说了：“你正长身体，不能长时间这样，我昨天去打听了，你的其他同学也在

补营养。”说着悄悄递给我几粒巧克力。农村干部李惠民则每天晚上端给我一小碗

炒米粉，这是他的未婚妻留给他的。

张可老师当时应该是四十四岁，她在那间低矮的泥屋里挂了一顶雪白的帐子，

与成天咳嗽不停的老太太和两头羊勉强分开。我知道她最受不住的不是伙食、住宿，

而是用水，因为这儿淘米、洗衣、梳洗乃至刷便桶，全靠屋前一条杂草丛生的污浊

小河沟。另一项受不住的是雨天走路，在溜滑无比的淤泥中她简直迈不开步，有时

狠心一迈又必定重重摔跤，引来座座泥屋门口的一片笑声，我便一拐一扭地赶去搀

扶。

进了泥屋她稍作梳理立即又容光焕发，走到门口站着与我说一会儿话，顺便扫了

一眼我手中卷着的书。下乡时我特意挑了一本比较耐读的书带来，那是兰姆写的莎

士比亚故事集的英文版，哪想到会在这儿遇到真正的专家，因此故意掩掩藏藏不让

她看见。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熟悉的书籍的感应总是超常的，张可老师只远远闪过一

眼就笑着说：“不要只读兰姆，最好读原文。”我红着脸说：“那是古英语，很难。”

张可老师说：“你真不知道读原文的乐趣有多大。”然后她又比较起朱生豪和吴兴

华的翻译，用郑重的口气介绍法文翻译家傅雷，最后对我竟然没听说过傅东华有点

不满意，说这是一位国学西学俱佳的学者。说着她走进西屋拿出一本陈旧的牛皮纸

封面文集，里边有一篇傅东华论国学的文章，让我阅读。

谈话一旦开始就渐渐养成了习惯，她即便是随口说几句也能带给我一个文雅的

世界。我毫不掩饰地抱怨学院里课程之拙劣，她微笑地说，倒真的不必来读戏剧文

学系。“莎士比亚是位诗人，向他学编剧技巧委屈了他；中国话剧的发展，关键是

导演；至于传统戏曲，剧本历来不重要，主要是演员的表演。”她从根本上动摇了

我本来就不坚实的专业思想后，又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我十分陌生的京剧女老生演员

张文娟，用词之热烈在她平日的从容谈吐中很少见到。对此我不无惊异，但结果却

是触动我日后渐渐建立起一种以演员为中心的比较健全的戏剧观念。对于在戏剧学

院的课堂上已经消失、而在学生课余阅读中仍然热门的贝克、劳逊、亚却、斯坦尼、

布莱希特，她以温和的语气提醒我都不太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看似至高无上的大师早早地被一位女性温和的声音化解

了一大半，这节省了我多少钻研的时间，提升了我多少鸟瞰的高度!减法比加法更值

得感谢。

天暗了，一盏昏黄的油灯点燃了起来，房东又在叫我们去吃盐豆稀饭。饭后，

农村干部李惠民和我们坐到了一起，他说：“你们经常在谈的东西我听不大懂，知

道自己没文化，现在天天晚上练毛笔字，请你们帮我指点指点。”我和李惠民同室

而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很长时间的毛笔字，有时我睡了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

练，至于他已经练到什么程度了，却没有去注意。待到他拿出最近写的一大叠毛边

纸来，我和张可老师都惊呼起来。才几个月，他手下的欧体九成宫已经非常像样。

一天，我正在门外洗衣服，从泥路上驶来一辆农民驮货用的自行车，骑车的是

青年农民，而货架上却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清瘦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车在

我跟前停下了，老者跳下货架走上一步问我：“请问，许玄在哪个村？”许玄是我

的同班同学，我立即断定，这是许玄的父亲，华东师范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许杰先

生，全国闻名的“大右派”。那么衰老的他居然长途颠簸看望女儿来了，汽车站离

这里很远，货用自行车显然是他从车站雇到这儿的。

“您是许伯伯吧？”我问。他高兴地点了点头，我就指给他看许玄的住处，自

行车又驮着他上路了。我连忙叫出张可老师，张可老师看着许杰先生的背影深深叹

了一口气，说：“受了那么多罪，还一心关心着女儿!”从许杰先生，谈起文学界。

我说前不久读了陕西作家王汶石的几个短篇不错，她说从王汶石一篇谈结构的文章，

可以知道他比其他农村作家要用功。如此平静地以“用功”一词来评价一位当时颇

为轰动的作家，我看到了一种宁静的文化风度。

“国外的小说家你最喜欢谁？”她想把我从中国作家中引开。

“法国的雨果，俄国的契诃夫。”我回答。“那也一定知道翻译俄文的满涛？”

她问。“当然。”我说。

“他是我家里人，哥哥。”她说。“他也姓张？”我愚蠢地问。她忍不住笑了，

点了点头。　

她既然提到了哥哥，我就大胆地追问：“张可老师，据说你有很传奇的经

历？”她又笑了：“什么传奇？不值一提。”她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讲下去，而是换

了一种口气对我说：“你的古文已经不错，现在最好把外语学好，光凭英语课本没

用。我觉得你还应该再用功一点。”又是“用功”。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已经把

最容易买到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通读了一遍，她连忙说：“那是偷懒的办法，

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词汇，猜都猜得出来。读英语，先读狄更斯，再读莎士比

亚。”这样的谈话，几乎天天进行，特别是在晚上。羊睡着了，老太太的咳嗽声有

节奏地传来，李惠民继续在油灯下与欧阳询厮磨。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长堤

外是浩阔的长江，往东不远，有一个古老的阅兵台，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

远，是郑和下西洋的码头所在。江风阵阵，涛声隐隐，而我们居住着的村落，从明

末以来一直是海盗的据点。当年让航船者们闻风

丧胆的“七十二家村”就在这里，这个如此破败的小村落就是“七十二家村”的一

部份。

长江、海盗、郑和、戚继光，现在又加上了雨果、契诃夫和莎士比亚。我纳闷：

是一种什么缘份，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位长者？

春节到了，上级通知，每村三人中一个留守，两个可以回家探亲。留守者

当然是我，他们两位走了。李惠民天天嘴上挂着未婚妻，何况他的炒米粉也早已被

我吃完了。过几天，不知在哪个村庄，家家户户的春联都会换上漂亮齐整的欧体？

张可老师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作为学生，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询问老师，就

是不适宜询问老师的家庭。她日日夜夜给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除了哥哥满涛，却

从来未曾提起自己的家里人？

四

从农村回到学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班级的同学，很少有

家里不出事情的。作家、教授的后代自不待说，连“高干子弟”们也接二连三地大

祸临头。郭沫若几经痛切检讨后还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荐来的曲信先却遇到了家庭

出身问题。李婴宁同学父亲的党龄几乎和党史差不多长，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

书法家和文物鉴赏家，当造反派闯进他家打烂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我父

亲籍籍无名，居然也因是“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关押，他可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唯一

的经济来源，我这个大儿子虽然不到二十岁却面对着一副家庭生计重担，盘算再三

觉得能救我们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刚刚想到，叔叔已在一

场游街批斗之后自杀。他游街批斗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红楼梦》”。

这样大同小异的悲惨故事，在几天之内都压到了各位同学身上。不久前还嘻嘻

哈哈的班级，一下子变得很沉默。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理解大家年纪轻轻为何那么懂

事，不哭泣、不诉说、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静而怆然地走在处处飘拂着标语、大字

报的校园里。背后的长者都不见了，热闹中的脚步迈得多么孤独。不知在何处阴暗

的房间里，长者们正目光痴痴地悬想着这些脚步，而这些脚步却已走不到长者们身

边。

学校中的造反派骂我们班级是顽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实他们哪里知道，

这个班级压着多少个家庭悲剧，有什么心绪在学校里胡闹，又有什么资格胡闹？有

一天，突然在校园里见到了张可老师，她历来不是那种常能见到的老师，从农村分

别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那天她显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

常高兴，彼此问对方好吗，回答都含糊其词，艰难地找着话题。

“李惠民最近有联系吗？”她问。“谁?”“李惠民。”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

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

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

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

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

他问好。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问。

“是的，已经动员了。”我说。“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让带书吗？”她又问。“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

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

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这次下乡劳

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

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