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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

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

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

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

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每个文科

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他说。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

“文革”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

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

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

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其他名目繁多的小运动，居然都让我逃

过去了。古人说“因病得闲殊不恶”，信然。记得回乡休养前在学院医务室里还遇

见过张可老师一次，她说：“没关系，我爱人也得过肝炎，少吃药，多休息，增加

营养。”顺便她还愉快地告诉我，学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钧教授现在也在参加修订

《辞海》。

这次她终于提到了自己的爱人。我曾听系里的老师说，她爱人是“胡风分子”，

究竟是谁，却不清楚。

说是回乡养病，故乡却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怕传染给她。后来是我

同乡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

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

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

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

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

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

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书读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

《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

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点仙风道骨，那么大年纪还每天爬山，有时居然亲自提一小篮子

家栽时鲜水果，到半山小屋来送给我，让我既惊讶又感动。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读书

室里交给我而要亲自送来，他说这是“礼数”。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听点广播，把

重要的消息告诉我。有一天他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险，于

是我几经打听搬到一个庙里躲避。在庙里又住了不少时日，仍然天天去读蒋经国先

生留下的那些书。那个读书室造得很坚固，即使发生地震也会很安全。沈老先生说，

蒋经国先生从来没有充份利用过这个读书室，这个读书室简直就是为我造的了。从

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终于有

一天，我从两位过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里证实，毛泽东去世了。

　　　　　　　　　　　　　　 五

几年后，我在系资料室里翻阅杂志，突然读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

心雕龙》的文章，十分惊叹，却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当时正好有上海的一家

大报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几天后报社编辑亲自来到我家，告诉我这篇

读后感不能发表。原因是“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

可以，但我们报纸……”我问：“王元化究竟是谁?”“你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

?”那位编辑十分惊讶，“我还以为是由于你和他爱人同在一个学校的关系呢。”

“他爱人在我们学院?”我好奇极了。“张可嘛!你真的不知道？”“啊？”这下我

倒真是发呆了。过些天我有意识地在学校里找到张可老师，谈了这件事，也谈了我

对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张可老师开心地笑着，不断地说：“你太客气了，你太

客气了！”又过了几天，系里的柏彬老师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王

元化。除了约我见面，还谈到以前如何从张可老师那里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话，一

看之下眼睛一亮，后来不知又默诵了多少遍：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

我可以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一位伤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长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语言作出了世纪性的判断，

当时对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至

少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念叨着这每一个字，回想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

陈寅恪，不能不产生一种惶恐，怕大家在热闹中把一个重要的时机辜负。正是这种

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过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为拐杖，向

古代欧洲走去。

这些年在海内外演讲中总会被人频频问起，我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

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动力，我总是回答：十几年前，我收到过一位长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来到王元化、张可老师的家里。张可老师只忙着端茶、

送点心，而王元化先生则几乎没有寒暄就立即与我谈起了刚刚发表不久的李泽厚的

《论严复》，又联系到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这种不羼水份

的学术性谈话出现在家庭里稍稍显得有点沉闷，张可老师坐在一边听了一会儿就笑

着嗔怪起来：“人家那么远的路赶来，一下子谈得那么严肃!”待到吃饭了，张可老

师始终在忙着给我夹菜添饭，连王元化先生也觉得过份了，一次次说：“让秋雨自

己来，让秋雨自己来。”但是每次吃饭，我总觉得他们饭量太小，而我的饭量太大，

很不好意思。

没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老师突然在一次会议上中风。送到医院，情

势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个多月一直处于病危之中。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啕

大哭，这位多灾多难的学者一遍遍呼喊：“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他当时还没

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此时的张可老师，虽已摆脱病危，却

像换了一个人。

王元化参加工作后越来越忙碌，很少有时间在家逗留了。张可老师几十年来早

已习惯每天陪着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现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总想抽时间陪她。那年在庐山召开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王元化应该到

会，他却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一大半稿费，在庐山租了一间房子，把张可老师

接去了，乘机让她在那里疗养。我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他们的那间房子去拜访，

发现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难真正休养。一天，与会代表分乘几辆客车在山间游

玩，其中有两辆翻了车，消息传到张可老师耳朵里，她居然起身来到屋外，焦急地

在路口见一人问一人：“余秋雨死了没有?余秋雨死了没有?”那两辆翻了的车，也

只是部份人受了点轻伤，而我那天根本没有出游。当我知道张可老师对我的问讯之

后实在有点吃惊，一是被一位病人的关爱所感动，二是觉得若在她生病之前，这位

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绝不会用这样简单直拔的句子问话。

　 　六

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老了。三十人的班级，已经有四个同学去

世，每次追悼会，同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

　是什么机缘把我们拉在一起的，这已经变得很不重要。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

到中学来游说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位老师，说：“我的大半辈子都被你骗过来

了。”他一笑：“骗来一位院长，值。”其实岂止骗来我这位院长，现任院长荣广

润教授，戏剧文学系主任丁罗男教授，以及图书馆的吕兆康馆长，都是从我们这个

小小班级走出来的。同学中，李小林依然在掌管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杂志《收获》，

而她所承担的更重要的使命是维护巴金老人的健康。巴金老人在回忆录中曾用感念

的笔触提起我们这个班级，想当年，只要听到武康路老人家里有事，班级同学就一

人一辆自行车呼的一声去了。风风火火、爽爽利利的桂未明同学负责着《萌芽》杂

志，她也要承担照顾家中劳累一生的文化长者的任务。而那位由郭沫若先生推荐来

的曲信先同学，虽然身体不好却勤于教育，亲自培养出了著名剧作家宗福先、马中

骏、贾鸿源、史美俊……。有一次招收研究生口试，我问一位考生，你最喜欢的当

代剧作家是谁？考生回答是马中骏。我又问，你知道马中骏先生的剧作教师是谁？

考生摇头，我得意地告诉他：“是本教师的同班同学，姓名暂时保密。”是的，连

我们的学生也已经如此像模像样，我们确实都老了。

人一上年纪，就会自然熄灭往常误以为灿烂的浮火，静静地去体会人生的厚味。

在这一过程中，张可老师的身影总会越来越鲜明地晃动在眼前。已经不再仅仅是学

生对老师的感谢，而是她以那么长的时间给我设了一个谜，揭开谜底居然是王元化

先生。其实，更大的谜底是她自己。一个女人背后的学者，一个学者背后的女人，

这个结构已经很有魅力，但更有魅力的还是第二结构，那就是：漫长灾难中的不懈

护卫，灾难消解后的倦然退下。

好一个倦然退下，这又使我联想到她早年的一个结构：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出

生入死，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的悄然隐去。这几个结构涡旋在一位高雅女子身上，使

我觉得既恢宏而又神秘。现在，每次看到在苍老、疲惫中向我露出笑容的张可老师，

总觉得这是一门玄奥的人生课程。我不再后悔当年头脑一热错考了上海戏剧学院，

这种错考让我有机会直接面对这门课程，非常值得。

中学毕业时的三个小夥伴约定各学一类专业等二十年后一起畅游世界，二十年

早已过去，当年的约定也已经飘作云烟。各学一类专业就能懂得世界?这真是孩童之

见。请看仅仅一个张可老师，就足够让我们终身去阅读。

大概从五年前开始，我觉得需要对张可老师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告诉我的同

学和我的读者。前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从哈佛、耶鲁和中国大陆邀请了五位终评委，

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内，在评判的空余时间，我开始向他询问。前不久，我特地

列出一些模糊之处再进一步请教王元化先生，终于，我可以为张可老师写下一段话

了。

这段话不长，大致如下───

张可，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

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铎、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

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

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

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较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抗战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恋人，王元化说：

“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

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

化。”以基督教仪式结婚。其时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婚后携张可到

北平居住。但张可住不惯，说北平太荒凉，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两位年富力强而又颇有资历的共产党人势必都要

参加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心中的文学寄托，在于契诃夫、罗曼.罗兰、狄更斯、

莎士比亚，生怕复杂的人事关系、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应时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

文学梦，再加上已有孩子，决定只让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张可脱离组织关系。

因胡风冤案牵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离，还在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张着

惊恐万状的眼睛看着父亲被拉走。关押地不断转换，张可为寻回丈夫，不断上访。

王元化被关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释放。释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幻听

幻觉，真假难辨，靠张可慢慢调养，求医问药，一年后基本恢复。当时王元化没有

薪水，为补贴家用，替书店翻译书稿，后又与张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西方莎

学评论。张可还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写了王元化《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其他手

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元化曾患肝炎，张可尽力张罗，居然没有让王元化感到

过家庭生活的艰难。“文革”灾难中，两人都成为打击对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结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然中风，

至今无法全然恢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彻底平反，不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主要领导

职务。

王元化对妻子的基本评价：“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

疾颜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

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

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总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

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却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

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或

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

绝尘之境。”王元化又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

我划出一点界线，我肯定早就完了。”

　　　　　　　　　　　　　　　七

写完这段话我凝思良久。当年在长江边的小村庄里日夜与我谈话的张可老师，

前前后后背负着多大的重担！粗略算来，那时走到我面前的她，二十六年前加入共

产党，十五年前脱离，九年前丈夫被捕，六年前与丈夫一起进入莎士比亚研究并翻

译了大量西方典籍……，这，难道就是那位与我们同住在肮脏的泥屋里、经常在淤

泥中摔跤、塞给我几粒巧克力又告诫我必须用功的可亲老师吗？十七岁男孩子眼中

的一切都那么浅薄，不知道长者在关爱我们的同时是否心动一头，想吐露一点心中

的苦涩？我相信，即使有过一闪念她也立即咽下去了，人生体验最深刻的地方是无

法用言词来传递的，只有让你自己去体验。直到今天我才敢说，老师，我体验过了，

因此才会回过头去捕捉三十多年前的瞬间，用一篇万字长文把它虔诚地写出来。

张可老师至今健在。见到客人来她还会开心地问候着，张罗出几碟点心。但在

我看来，她在十八年前病倒时，在王元化先生的号啕大哭中，已举行了一个完成人

生使命的隆重仪式。我请求我的同学们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不要再去打扰她，她已经

太累，让她安静。想念她时可以读读王元化先生的大著宏论，在那里，字字行行都

有她的影子在。

　有空，我会代你们去看望她老人家。

　　 作者附记：王元化先生对本文有关部份进行了精细校订，谨此感谢。

余秋雨《山居笔记》

关于友情

一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

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

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嘻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它的东西

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

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

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

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

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

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

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放在他手里。

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它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

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

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

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

你的大半生命。

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

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述它的

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

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

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

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

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

差不多整整注视了四十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

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

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

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

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

话语乌黑鲜亮，强硬得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

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

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便成了“高山流水”。

没有恶意，只是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

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二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从类似于那本连环画的起点开始，心中总有几缕飘渺的乐曲在盘旋，但生性又看不惯孤

傲，喜欢随遇而安，无所执持地面对日常往来。这两个方面常常难于兼顾，时间一长，飘渺

的乐曲已难以捕捉，身边的热闹又让人腻烦，寻访友情的孤舟在哪一边都无法靠岸。无所适

从间，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而一堆无聊的关系却仍在不断灌溉。你去灌溉，它

就生长，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长得枝如虬龙、根如罗网，不能怪它，它还以为在烘托

你、卫护你、宠爱你。几十年的积累，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

中，建筑与植物已不分彼此。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川端康成

自杀时的遗言是“大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还有机会面对拥

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

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回答大部分不属于自己。能够随口吐

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师、慈祥的长辈、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所幸流年，也给了我们

另一套隐隐约约的话语系统，已经可以与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争辩。

他们说，友情来自于共同的事业。长辈们喜欢用大词，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职业。置

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情的基础？当然不是。如果偶尔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情感岂能

依附于事功，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

他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价

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没有可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一切帮助过你的人是不是都能

算作朋友？

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难之际及

时出现。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意地考验。

……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情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实用原则

和交换原则。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

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

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自在的那些

人。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

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

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

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

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

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

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

个？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

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

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

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游广泛，杜甫

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

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

李白也无所求。

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诗人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的深刻：

“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它们沉静了片刻，互

相道别说：明年夏天见！”

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深刻：“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

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

三

真正的友情因为不企求什么不依靠什么，总是既纯净又脆弱。

世间的一切孤独者也都遭遇过友情，只是不知鉴别和维护，一一破碎了。

为了防范破碎，前辈们想过很多办法。

一个比较硬的办法是捆扎友情，那就是结帮。不管仪式多么隆重，力量多么雄厚，结帮

说到底仍然是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因此要以血誓重罚来杜绝背离。结帮把友情异化

为一种组织暴力，正好与友情自由自主的本义南辕北辙。我想，友情一旦被捆扎就已开始变

质，因为身在其间的人谁也分不清伙伴们的忠实有多少出自内心，有多少出自帮规。不是出

自内心的忠实当然算不得友情，即便是出自内心的那部分，在群体性行动的裹卷下还剩下多

少个人的成分？而如果失去了个人，哪里还说得上友情？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

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

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迹斑斑，荒冢丛丛。

一个比较软的办法是淡化友情。同样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只能用稀释浓度来求

得延长。不让它凝结成实体，它还能破碎得了么？“君子之交谈如水”，这种高明的说法包

藏着一种机智的无奈，可惜后来一直被并无机智、只剩无奈的人群所套用。怕一切许诺无法

兑现，于是不作许诺；怕一切欢晤无法延续，于是不作欢晤，只把微笑点头维系于影影绰绰

之间。有人还曾经借用神秘的东方美学来支持这种态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样一来，友情也就成了一种水墨写意，若有若无。但

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友情和相识还有什么区别？这与其说是维护，不如说是窒息，而奄

奄一息的友情还不如没有友情，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在大街上，一位熟人彬彬有礼地牵了

牵嘴角向我们递过来一个过于矜持的笑容，为什么那么使我们腻烦，宁肯转过脸去向一座塑

像大喊一声早安？在宴会里，一位客人伸出手来以示友好却又在相握之际绷直了手指以示淡

然，为什么那么使我们恶心，以至恨不得到水池边把手洗个干净？

另一个比较俗的办法是粘贴友情。既不拉帮结派，也不故作淡雅，而是大幅度降低朋友

的标准，扩大友情的范围，一团和气，广种博收。非常需要友情，又不大信任友情，试图用

数量的堆积来抵拒荒凉。这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哪一份邀请都要接受，哪一声招呼都要反

应，哪一位老兄都不敢得罪，结果，哪一个朋友都没有把他当作知己。如此大的联系网络难

免出现种种麻烦，他不知如何表态，又没有协调的能力，于是经常目光游移，语气闪烁，模

棱两可，不能不被任何一方都怀疑、都看轻。这样的人大多不是坏人，不做什么坏事，朋友

间出现裂缝他去粘粘贴贴，朋友对自己产生了隔阂他也粘粘贴贴，最终他在内心也对这种友

情产生了苦涩的疑惑，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在自己的内心粘粘贴贴。永远是满面笑容，永

远是行色匆匆，却永远没有搞清：友情究竟是什么？

强者捆扎友情，雅者淡化友情，俗者粘贴友情，都是为了防范友情的破碎，但看来看

去，没有一个是好办法。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办法都过分依赖技术性手段，而技术性手段一

旦进入感情领域，总没有好结果。

我认为，在友情领域要防范的，不是友情自身的破碎，而是异质的侵入。这里所说的异

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差异，而是指根本意义上的对抗，一旦侵入会使整个友情系统产生

基元性的蜕变，其后果远比破碎严重。显而易见，这就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异质侵入，触及友情领域一个本体性的悖论。友情在本性上是缺少防卫机制的，而问题

恰恰就出在这一点上。几盅浓茶淡酒，半夕说古道今，便相见恨晚，顿成知己，而所谓知己

当然应该关起门来，言人前之不敢言，吐平日之不便吐，越是阴晦隐秘越是贴心。如果讲的

全是堂堂正正的大白话，哪能算作知己？如果只把家庭琐事、街长里短当作私房话，又哪能

算作男子汉？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想入非非的空间，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不愿意接触的

人和事就在这里扭合在一起。事实证明，一旦扭合，要摆脱十分困难。为什么极富智慧的大

学者因为几拨老朋友的来访而终于成了汉奸？为什么从未失算的大企业家只为了向某个朋友

显示一点什么便锒铛入狱？而更多的则是，一次错交浑身惹腥，一个恶友半世受累，一着错

棋步步皆输。产生这些后果，原因众多，但其中必定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友情而容忍了异质侵

入。心中也曾不安，但又怕落一个疏远朋友、背弃友情的话柄，结果，友情成了通向丑恶的

拐杖。

由此更加明白，万不能把防范友情的破碎当成一个目的。该破碎的让它破碎，毫不足

惜；虽然没有破碎却发现与自己生命的高贵内质有严重羝牾，也要做破碎化处理。罗丹说，

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

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对我来说，这些道理早就清楚，经受的教训也已不少，但当事情发生之前，仍然很难认

清异质之所在。现在唯一能做到的是，在听到友情的呼唤时，不管是年轻热情的声音还是苍

老慈祥的声音，如果同时还听到了模糊的耳语、闻到了怪异的气息，我会悄然止步，不再向

前。

四

该破碎的友情常被我们捆扎、粘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却又常常被我们捏碎了。两种

情况都是悲剧，但不该破碎的友情是那么珍贵，它居然被我们亲手捏碎，这对人类良知的打

击几乎是致命的。

提起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我们眼前会出现远远近近一系列酸楚的画面。两位写尽了人

间友情的大作家，不知让世上多少读者领悟了互爱的真谛，而他们自己也曾在艰难岁月里相

濡以沫，谁能想得到，他们的最后年月却是友情的彻底破碎。我曾在十多年前与其中一位长

谈，那么善于遣字造句的文学大师在友情的怪圈前只知忿然诉说，完全失去了分析能力。我

当时想，友情看来真是天地间最难说清楚的事情。还有两位与他们同时的文坛前辈，其中一

位还是我的同乡，他们有一千条理由成为好友却居然在同一面旗帜下成了敌人，有你无我，

生死搏斗，牵动朝野，轰传千里，直到一场没顶之灾降临，双方才各有所悟，但当他们重新

见面时，我同乡的那一位已进入弥留之际，两双昏花老眼相对，可曾读解了友情的难题？

同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可以把原因归之于误会，归之于性格，或者归之于历史，但他们都是知书达理、品行高

尚的人物，为什么不能询问、解释和协调呢？其中有些隔阂，说出来琐碎得像芝麻绿豆一

般，为什么就锁了这么一些气壮山河的灵魂？我景仰的前辈，你们到底怎么啦？

对这些问题的试图索解，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正是在索解人

生。现在能够勉强回答的是：高贵灵魂之间的友情交往，也有可能遇到心理陷阱。

例如，因互相熟知而产生的心理过敏。

彼此太熟了，考虑对方时已经不再作移位体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测和预期，

结果，产生了小小的差异就十分敏感。这种差异产生在一种共通的品性之下，与上文所说的

异质侵入截然不同；但在感觉上，反而因大多的共通而产生了超常的差异敏感，就像在眼睛

中落进了沙子。万里沙丘他都容忍得了，却不容自己的身体里嵌入一点点东西，他把朋友当

作了自己。其实，世上哪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便这两片树叶贴得很紧？本有差异却没

有差异准备，都把差异当作了背叛，夸张其词地要求对方纠正。这是一种双方的委屈，友情

的回忆又使这种委屈增加了重量。负荷着这样的重量不可能再来纠正自己，双方都怒气冲天

地走上了不归路。凡是重友情、讲正气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怒气，而只有小人才是不会愤怒的

一群，因此正人君子们一旦落入这种心理陷阱往往很难跳得出来。高贵的灵魂吞咽着说不出

口的细小原因在陷阱里挣扎。

又如，因互相信任而产生的心理黑箱。

朋友间还有什么可提防的呢？很多人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把许多与友情有关的事情处理

得干脆利落、默不作声。不管做成没做成，也不作解释，不加说明。一说就见外，一说就不

美，友情好像是一台魔力无边的红外线探测仪，能把一切隐藏的角落照个明明白白。不明不

白也不要紧，理解就是一切，朋友总能理解，不理解还算朋友？但是，当误会无可避免地终

于产生时，原先的不明不白全都成了疑点，这对被疑的一方而言无异是冤案加身；申诉无

门，他的表现一定异常，异常的表现只能引起更大的怀疑，互相的友情立即变得难于收拾。

直至此时，信任的惯性还使双方撕不下脸来公然道破，仍然在昏暗之中传递着昏暗，气忿之

中叠加着气忿。这就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心理黑箱，友情的缆索在里边缠绕盘旋，打下一个个

死结，形成一个个短路，灾难性的后果在所难免。

这两个心理陷阱，过敏陷阱和黑箱陷阱，大多又是交叉重合在一起的，过于清晰与过于

不清晰这两个极端，互为因果、互增危难，变情为仇，变友为敌，而且都发生在大好人之

间，实在让人悲叹。

在好几个夜晚，我曾反复与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讨论一个难题：为什么有的人使朋友损失

巨大却能重归于好，有的人只因为说了短短两句话却使朋友终生无法原谅？为什么有的敌人

经历过长期争斗后却能变成朋友，而有的朋友一旦龃龉之后却不如一个敌人？

我想，不要老是从基本品质上找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一些错乱的心理程序造成了

心理陷阱。

我不知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开这些陷阱，总觉得对它们多加研究总是好事。真正属

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心灵的毛病终究

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何况我们所说的都是高贵的心灵。

五

说了这么多，可能造成一个印象，人生在世要拥有真正的友情太不容易。

其实，归结上文，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给友情加添了太多别的东西，加添了太多的义务，

加添了太多的杂质，又加添了太多因亲密而带来的阴影。如果能去除这些加添，一切就会变

得比较容易。

友情应该扩大人生的空间，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可惜，上述种种悖论都表明，友情的

企盼和实践极容易缩小我们的人生空间，从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要扩大人生的空间，最终的动力应该是博大的爱心，这才是友情的真正本义。在这个问

题上，谋虑太多，反而弄巧成拙。

诚如先哲所言，人因智慧制造种种界限，又因博爱冲破这些界限。友情的障碍，往往是

智慧过度，好在还有爱的愿望，把障碍超越。

友情本是超越障碍的翅膀，但它自身也会背负障碍的沉重，因此，它在轻松人类的时候

也在轻松自己，净化人类的时候也在净化自己。其结果应该是两相完满：当人类在最深刻地

享受友情时，友情本身也获得最充分的实现。

现在，即便我们拥有不少友情，它也还是残缺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身还残缺。世界理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