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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

潜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

竟然在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

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并比较它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差别。

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他亲自

审校译成汉文和满文的西方数学著作，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大臣们讲授西方数学。以

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化学，与中国原

有的这方面知识比较，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官僚和外国传教士经常

发生矛盾，康熙不袒护中国官僚，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发愤学习，真正弄通西

方学说，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他任命一名外国人担任钦天监监副，并命

令礼部挑选一批学生去钦天监学习自然科学，学好了就选拔为博士官。西方的自然

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像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

说》等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

前六卷他又命人译成满文。

这一切，居然与他所醉心的“国学”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天射猎三百十八只

野兔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连串重大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经济行为互不排斥！

我并不认为康熙给中国带来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权也做过不少坏事，如臭名昭

著的“文字狱”之类；我想说的只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

王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较健全。有时，个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会给

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与他相比，明代的许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样了，鲁迅说他们

是“无赖儿郎”，确有点像。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在

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

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没见他玩过什么，似乎也没有

好色的嫌疑，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断他躺在烟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鸦片烟！他聚敛的

金银如山似海，但当清军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也死不肯拿出来，最

后拿出一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

的银子！这完全是一个失去任何人格支撑的心理变态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

怎能不垮？他死后还有儿子朱常洛（光宗）、孙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检（思宗）

先后继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败定了，他的儿孙们非常可怜。康熙与他正相反，

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

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口站，因此也是当时中国历史的一所“吉宅”。

　　　　　　　　三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历深宫的对比，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当

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较复杂。

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纠纠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

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

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

而事情到了要摇憾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当时

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发”之争，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

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

关及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发点。

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

别，并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而

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

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

余姚家乡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比黄宗羲更进一步，武装抗清失败后

还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图谋复明，最后终老陕西……这些一代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

门生和崇拜者们当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文人们依然像朱耷笔下的秃

鹫，以“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

对汉文化的热忱。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但从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

全是。他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级官员以“

崇儒重道”为目的，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

称作“博学鸿词科”。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十人。

其中有傅山、李［禺页］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

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

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书舍人”称他，但

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禺页］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

别人只得作罢。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岁，没想到二十五年后，

五十余岁的康熙西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召见他，他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

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

和《二曲集》给康熙。这件事带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

开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颙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

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

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禺页］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

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

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黄宗羲、李颙他们，也觉

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

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

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

黄宗羲不是让儿子参加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吗？编《明史》这事给汉族知

识界震动不小。康熙任命了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斯同、张玉书、王鸿绪等负责此

事，要他们根据《明实录》如实编定，说“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

他还多次要大家仔细研究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汉族知识化界要反清复

明，而清廷君主竟然亲自领导着汉族的历史学家在冷静研究明代了，这种研究又高

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对峙也就不能不渐渐化解了。《明史》后来成为

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直到今天还要承认的事实。

当然，也还余留着几个坚持不肯认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学者叫吕

留良的，在著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

在他死后被湖南一个叫曾静的落第书生看到了，很是激动，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

儿子和学生几人，策划反清。这时康熙也早已过世，已是雍正年间，这群文人手下

无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呢？他们打听到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肯

定能继承岳飞遗志来抗击外夷，就派人带给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请他起事。

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

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情啦，还想着让他凭

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琪是清朝大官，

做梦也没想到过要反清，接信后虚假的应付了一下，却理所当然地报告了雍正皇帝。

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

念需要自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而且认为有过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够

的事实和勇气证明清代统治者并不差，为什么还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

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

浙一带去宣讲。

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写得颇为诚恳。他的大意是：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

是“外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

要把华、夷分开来看？你们所尊重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难道有损

于他们的圣德吗？吕留良这样著书立说的人，连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

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以反而

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份，

而外族君主即便精励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善之心也会因之而懈怠，受苦

的不还是中原的百姓吗？

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明显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

些动人的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维能力显然比不上康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

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指外族，而且也仅指中原地区之外的几

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

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

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

正年间也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

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让出现“虏”、“胡”之类字样，不小心写出

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除了华

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他倒是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臣贤士们的尖锐

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他执政的前期，做了很多好事，国运可称昌盛。这样一来，即

便存有异念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头，到后来也真没有什么想头了。

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真正第一流的大学

者，在乾隆时代已不想作反清复明的事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

康熙、雍正给他奠定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

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他来得最多，总共逗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

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参加“木兰秋狝”，亲自射获的猎物也极为可观，但他

的主要心思却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外八庙内，记载这种征战成果的

碑文极多。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了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

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华夏圣君了，但我细看碑文之后却产生一个

强烈的感觉：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边境战争的必要性深可怀疑。

需要打得这么大吗？需要反复那么多次吗？需要这样强横地来对待邻居们吗？需要

杀得如此残酷吗？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

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详的气氛。在满、汉文化对峙基本上结束之后，这

里洋溢着的中华帝国的自得情绪。江南塞北的风景名胜在这里聚会，上天的唯一骄

子在这里安驻，再下令编一部综览全部典籍的《四库全书》在这里存放，几乎什么

也不缺了。乾隆不断地写诗，说避暑山庄里的意境已远远超过唐宋诗词里的描绘，

而他则一直等着到时间卸任成为“林下人”，在此间度过余生。在山庄内松云峡的

同一座石碑上，乾隆一生竟先后刻下了六首御诗表述这种自得情怀。 是的，乾

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但须知这已是十八世纪（乾隆正好死于十八世纪最后一年），

十九世纪已经迎面而来，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乾隆打了那么多仗，耗资该有多

少？他重用的大贪官和珅，又把国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实上，清朝乃至

中国的整体历史悲剧，就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

庄内，已经酿就。但此时的避暑山庄，还完全沉湎在中华帝国的梦幻中，而全国的

文化良知，也都在这个梦幻边沿口或陶醉，或喑哑。

１７９３年９月１４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

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

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

山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

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居住在避暑

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给英

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

“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

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也许至

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

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本来康熙早在１６８４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

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

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

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朝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

理规定出来的。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

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天朝意识，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逻

辑联系。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词，就连历史老人也会听得不太顺

耳。这座园林，已孱杂进某种凶兆。

　　　　　　　　四

我在山庄松云峡细读乾隆写了六首诗的那座石碑时，在碑的西侧又读到他儿子

嘉庆的一首。嘉庆即位后经过这里，读了父亲那些得意洋洋的诗后不禁长叹一声：

父亲的诗真是深奥，而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实在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瞻题蕴

精奥，守位重仔肩”）嘉庆为人比较懦弱宽厚，在父亲留下的这副担子前不知如何

是好，他一生都在面对内忧外患，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庄。

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才能，只知艰苦朴素，穿的裤子

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竟相摹仿，穿了破旧衣

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父亲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

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让它空关了几十年，他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

猎，打听能不能不经过避暑山庄就可以到“木兰围场”，回答说没有别的道路，他

也就不去打猎了。像他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

的，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

避暑山庄一直关到１８６０年９月，突然接到命令，咸丰皇帝要来，赶快打扫。

咸丰这次来时带的银两特别多，原来是来逃难的，英法联军正威胁着北京。咸丰这

一来就不走了，东走走西看看，庆幸祖辈留下这么个好地方让他躲避。他在这里又

批准了好几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但签约后还是不走，直到１８６１年８月２２日死

在这儿，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热闹了好些天，各种政治势力围着遗体进行着明明暗暗的

较量。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辛酉政变”的行动方案在山庄的几间屋子里制定，

然后，咸丰的棺木向北京启运了，刚继位的小皇帝也出发了，浩浩荡荡。避暑山庄

的大门又一次紧紧地关住了，而就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间，很快站出来一个二

十七岁的青年女子，她将统治中国数十年。

她就是慈禧，离开了山庄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又下了一道命令，说热河避暑

山庄已经几十年不用，殿亭各宫多已倾圮，只是咸丰皇帝去时稍稍修治了一下，现

在咸丰已逝，众人已走，“所有热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这个命令，与康熙不修长城的谕旨前后辉映。康熙的“长城”也终于倾坍了，

荒草凄迷，暮鸦回翔，旧墙斑剥，霉苔处处，而大门却紧紧地关着。关住了那些宫

房舍倒也罢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来，这儿就

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丢弃了，于是自己也就成了一个丧魂落魄的朝代。

慈禧在北京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对抗，塞外溯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抗的能

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康熙连同他的园林一起失败了，败在一个

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建立过什么功业的女人手里。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

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当新的一个世纪来到的时候，一大群汉族知识分子向这个政权发出了毁灭性声

讨，民族仇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迹重新被发掘和播扬。避暑

山庄，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老老实实躲在远处，尽量不要叫人发现。

　　　　　　　　　　五

清朝的灭亡后，社会震荡，世事忙乱，人们也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这次历史变更的苦涩厚味，匆匆忙忙赶路去了。直到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而死，才让全国的有心人肃然深思。王国维先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我们且不管它，只知道这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清代的一条辫子，自尽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他不会不知道明末清初为汉族人是束发还是留辫之争曾发生过惊人的血案，他不会不知道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学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会不知道按照世界历史的进程，社会巨变乃属必然，但是他还是死了。我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先生实在又无法把自己为之而死的文化与清廷分割开来。在他的书架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乾嘉学派、纳兰性德等等都把两者连在一起了，于是对他来说衣冠举止，生态心态，也莫不两相混同。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种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

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

门。

今天，我们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

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

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余秋雨《山居笔记》

流放者的土地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

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

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

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

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

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北方的

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

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

的土地。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

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

但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

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

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

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

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

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它与狞厉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

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后来我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

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的常见词汇。近年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

的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

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①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

这块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

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

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

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

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

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

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

，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

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

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

，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

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

“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

，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

美不胜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

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的尚阳堡

）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

舒服的部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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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论著也为本文提供了很多史料和线索，谨此感谢。－－作者注

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

。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再道貌

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

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

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

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的

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

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

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间风景相比，著书

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

，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

试图向他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

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绝

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我看来

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

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

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幸

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

，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

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

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

可掬的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

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

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

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

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

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

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

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

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

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

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

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

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

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

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

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

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

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

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

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

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

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１５０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

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

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

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

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

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

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

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

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

？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

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

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

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

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

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

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

犯；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

因，其中有些人的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

不大。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

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

，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我想，流放东北的

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的那一拨了。明代以降，

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

类案子里边，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Ｑ正传》好读了。依我看，

科场中真作弊的有（鲁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无

中生有的。例如１６５７年（顺治十四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造成被杀、

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

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

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

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

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

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

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

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

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

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

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

，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

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

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

，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

，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

他们领导的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

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

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

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

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

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主实录》卷１２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