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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

位考生可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

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

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

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

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

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

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

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

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

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

的精神卫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

。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

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

三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

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

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

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

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

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

北的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

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

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

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

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

，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

澎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

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

放，戍所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

够赠送的东西仍然只有诗。丁澎送张缙彦的诗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

老去悲长剑，

胡为独远征？

半生戎马换，

片语玉关行！

乱石冲云走，

飞沙撼碛鸣。

万方新雨露，

吹不到边城。

（《送张坦公方伯出塞》）

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

先文绉绉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

产生的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

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

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

的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

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

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

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

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

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

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

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

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

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美？”他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

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

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皓和张邵明确

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完全出人意

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皓被秦桧

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途

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的

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

。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

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

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对象，无论是明

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戴梓）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

剥夺，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

好的那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都

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

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

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的“节义”又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

个人人品。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

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小节”的划分常常是颠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

在个人人品上确实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衤因］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

的一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王官］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

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

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

，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

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分

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

，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

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

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王宣］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

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

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

同是天涯万里身，

相依萍梗即为邻。

闲骑蹇卫频来往，

小擘霜鳌忘主宾。

明月满庭凉似水，

绿莎三径软于茵。

生经多难情愈好，

未觉人间古道沦。

“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

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

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瞻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

主义惟独这儿，［原文如此－－输入者注］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

条条的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

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

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

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

十分危险的事，而且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

。因此，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可以凭借往昔的友谊在流放后的维持程

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从

杭州送到黑龙江。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

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

东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间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吴青霞不远千

里前来探望，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感受：

浓阴落尽有高柯，

昨日流莺在何处？

友情，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

那番苦功夫。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

赎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他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

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

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

，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

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

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

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

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

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

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

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亻愁］。

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

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

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

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

。”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

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有一位朋友

写诗道：“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是啊，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个人

回来，但这一万里归来的“匹马”，真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

还有一个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样在流放的朋友的帮助，偷偷逃走的，他

就是浙江萧山人李兼汝。这个人本来就最喜欢交朋友，据说不管是谁只要深夜叩门

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倾囊相助。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的

朋友杨越照顾他，后来他年老体衰，实在想离开那个地方，杨越便想了一个办法，

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后到了外面把

他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的真相，后来在流放者

中悄悄传开来了，大家十分钦佩杨越，只要他有什么义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

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

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基本的劳役是要负

担的，但东北的气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完全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而且管理者也

有松有紧，有些属于株连而来的对象或随家长而来的儿孙一辈往往有一点儿自由，

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流放都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使得流放者

总的说来还是有不少空余时间的，需要自己找活干。一般劳动者找活不难，文人则

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

石灰、烧炭的行为吧？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

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

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

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大多数流放者没有吴兆骞、李兼汝那样的福气而回

归南方，他们只能依靠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而实际上这样的回归更其重要。吴

兆骞南归后三年即贫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

南方东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东北的流放者们却从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

的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

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

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

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

流放者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

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

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

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

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

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

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

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

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

。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

让人惊喜的一页。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

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

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

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

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

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

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

，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

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

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

）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

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

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

老资格的“土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

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

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

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

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

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五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

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

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

。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

，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

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

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

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

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

不管有的人如何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毫无疑问，最

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

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

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

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

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

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

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

者心底的那份高贵。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

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它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

的地方，更为它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余秋雨《山居笔记》

苏东坡突围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

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

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

，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

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

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

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

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

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

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

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

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

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

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

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

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

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

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

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

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

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

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

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

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

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

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

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

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

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

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

，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

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

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

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

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

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

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

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

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

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

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

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

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

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

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

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

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

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

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

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

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

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

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

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

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

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

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

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

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

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

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

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

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

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

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

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

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

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

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

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

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

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

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

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

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

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

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

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

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

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

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

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

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

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

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

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

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

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

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

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

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

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

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

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

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

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

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

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

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

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

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

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

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

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

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

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

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

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

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

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

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

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

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

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

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

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

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

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

：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

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

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

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

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