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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

，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

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

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

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

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

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

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

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

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

越不潇洒，１０７９年７月２８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

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

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

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

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

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

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

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

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

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

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

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

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

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

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

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

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

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

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

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

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

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

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

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

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

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

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

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

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

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

诬陷者都喜欢把自

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

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因

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

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

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

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

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

“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

；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

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

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

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

，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

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

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

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

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

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

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

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

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

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

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

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

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

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

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

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

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

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

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

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

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

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

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

。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

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

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

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

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

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

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

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

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

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

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

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

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

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

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

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

，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

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

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

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

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

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

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

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

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

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

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

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

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

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

，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

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

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

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

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

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

，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

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

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

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

，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

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

坡是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

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

，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

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

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

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

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

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

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

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

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

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

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

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

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余秋雨《山居笔记》

千年庭院

　　　　　 　　　一

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我一个人在岳麓山上闲逛。岳麓山地处湘江西岸

，对岸就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儿，乘着当时称之为“革命大

串连”的浪潮，不由自主地被撒落在这个远离家乡的陌生山梁上。

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完全没有被“大串连”的浪潮裹

卷过，但又很少有人能讲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先是全国停课，这么大的国土上几乎

没有一间教室能够例外，学生不上课又不准脱离学校，于是就在报纸、电台的指引

下斗来斗去，大家比赛着谁最厉害，谁最出格。现在的青年天天在设计着自己的“

潇洒”，他们所谓的“潇洒”大体上似乎是指离开世俗规范的一种生命自由度；二

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潇洒”一词，却也在某种气氛的诱导下追慕着一种踩踏规

范的生命状态。敢于在稍一犹豫之后咬着牙撕碎书包里所有的课本吗？敢于嗫嚅片

刻然后学着别人吐出一句平日听着都会皱眉的粗话吗？敢于把自己的手按到自己最

害怕的老师头上去吗？敢于把图书馆里那些读起来半懂不懂的书统统搬到操场上放

一把火烧掉吗？敢于拿着一根木棍试试贝多芬、肖邦的塑像是空心还是实心的吗？

说实话，这些逆反性的冥想，恐怕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学生都有可能在心

中一闪而过，暗自调皮地一笑，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实现的可能，但突然，竟有一个

国家的一个时期，这一切全被允许了，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

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地培植、张扬，装扮成

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份的，昨天还和我们

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

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

的主动性。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

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

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

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后

来发觉已被“造反派”同学所鄙视，无以自救，也就心灰意懒了。这一切当时看来

很像一回事，其实都是胡闹，几年以后老同学相见，只知一片亲热，连彼此原来是

什么派也都忘了。

记得胡闹也就是两三个月吧，一所学校的世面是有限的，年轻人追求新奇，差

不多的事情激动过一阵也就无聊了。突然传来消息，全国的交通除了飞机之外都向

青年学生开放，完全免费，随你到哪儿去都可以，到了哪儿都不愁吃住，也不要钱

，名之为“革命大串连”。我至今无法猜测作出这一浪漫决定的领导人当时是怎么

想的，好像是为“造反派”同学提供便利，好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好像

又在为“保守派”同学提供机会，迫使他们到外面去感受革命风气，转变立场。总

之，不管是什么派，只要是学生，也包括一时没有被打倒的青年教师，大学的，中

学的，乃至小学高年级的，城市的，乡村的，都可以，一齐涌向交通线，哪一站上

，哪一站下，悉听尊便。至于出去之后是否还惦念着革命，那更是毫无约束，全凭

自觉了。这样的美事，谁会不去呢？

接下来出现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学生们像蚂蚁一样攀上了一切还能开动

的列车，连货车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国的铁路运输立即瘫痪。列车还能开动，但

开了一会儿就会长时间地停下，往往一停七八个小时。车内的景象更是惊人，我不

相信自从火车发明以来会有哪个地方曾经如此密集地装载过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坐

着，也没有人站着，好像是站。但至多只有一只脚能够着地，大伙拥塞成密不透风

的一团，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则横塞着几个被特殊照顾的病人。当然不再有过道

、厕所，原先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要大小便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半路停车，一停

车就在大家的帮助下跳车窗而下。但是，很难说列车不会正巧在这一刻突然开动，

因此跳窗而下的学生总是把自己小小的行李包托付给挤在窗口的几位，说如果不巧

突然开车了，请把行李包扔下来。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夜晚，列车启动在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岭之间，几个行李包扔下去，车下的学生边追边呼叫，隆隆的

车轮终于把他们抛下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们最终找到了下一站吗？

那可是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啊。

扔下车去的行李包与车上学生抱着的行李包一样，小小的，轻轻的，两件换洗

衣服，一条毛巾包着三四个馒头，几块酱菜，大同小异。不带书，不带笔，也不带

钱，一身轻松又一身虚浮，如离枝的叶，离朵的瓣，在狂风中漫天转悠，极端洒脱

又极端低贱，低贱到谁也认不出谁，低贱到在一平方米中拥塞着多少个都无法估算

。只知道他们是学生，但他们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而且将一直没有下

去，不久他们又将被赶到上山下乡的列车上，一去十几年，依然是没有书包，没有

老师，没有课堂，依然是被称之为学生。因为是学生，因为他们的目光曾与一个个

汉字相遇，因为他们的手指曾翻动过不多的纸页，他们就要远离家乡，去冲洗有关

汉字与纸页的记忆。“大串连”的列车，开出了这一旅程的第一站。历史上一切否

定文化的举动，总是要靠文化人自己来打头阵，但是按照毫无疑问的逻辑，很快就

要否定到打头阵的人自身。列车上的学生们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睡梦中还残留着轰

逐一切的激动，他们不知道，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长时间的容纳一群

不作建树的否定者，一群不再读书的读书人，一群不要老师的伪学生。当他们终于

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太晚，列车开出去太远了，最终被轰逐的竟然就是这帮横七

竖八地睡着的年轻人。

也许我算是醒得较早的一个，醒在列车的一次猛烈晃荡中，醒在鼾声和汗臭的

包围里，一种莫名的恐惧击中了我，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心底一阵

寒噤。我想下车，但列车此刻不会停站，这里也没有任何人来注意某个个人的呼喊

。只好听天由命，随着大流，按照当时的例行公事，该停的地方停，该下的地方下

，呼隆呼隆跟着走，整个儿迷迷瞪瞪。

长沙和岳麓山，是当时最该停、最该下的地方，到处都摩肩接踵、熙熙攘攘，

连岳麓山的山道上都是这样。那个著名的爱晚亭照理是应该有些情致的，但此刻也

已被漆得浑身通红，淹没在一片喧嚣中。我举头四顾，秋色已深，枫叶灿然，很想

独个儿在什么地方静一静，喘口气，就默默离开人群，找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野

山毕竟不是广场通衢，要寻找冷清并不困难，几个弯一转，几丛树一遮，前前后后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条路很狭，好些地方几乎已被树丛拦断，拨开枝桠才能通过

。渐渐出现了许多坟堆，那年月没人扫坟，荒草迷离。几个最大的坟好像还与辛亥

革命有关，坟前有一些石碑，苍苔斑剥。一阵秋风，几声暮鸦，我知道时间不早，

该回去了。但回到哪儿去呢？哪儿都不是我的地方。不如壮壮胆，还是在小路上毫

无目的地走下去，看它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暮色压顶了，山渐渐显得神秘起来。我边走边想，这座山也够劳累的，那一头

，爱晚亭边上，负载着现实的激情；这一头，层层墓穴间，埋藏着世纪初的强暴。

我想清静一点，从那边躲到这边，没想到这边仍然让我在沉寂中去听那昨日的咆哮

。听说它是南岳之足，地脉所系，看来中国的地脉注定要衍发出没完没了的动荡。

在浓重暮霭中越来越清静的岳麓山，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你的绿坡赭岩下

，竟会蕴藏着那么多的强悍和狂躁？

正这么想着，眼前出现了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这

是什么地方？沿墙走了几步，就看到一个边门，轻轻一推，竟能推开，我迟疑了一

下就一步跨了进去。我走得有点害怕，假装着咳嗽几声，直着嗓子叫“有人吗”，

都没有任何回应。但走着走着，我似乎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住了，脚步慢了下来

，不再害怕。这儿没有任何装点，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庄严？这儿我没有来过

，为什么处处透露出似曾相识的亲切？这些房子和庭院可以用作各种用途，但它的

本原用途是什么呢？再大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

那么雅致和安祥，也许这儿曾经允许停驻一颗颗独立的灵魂？这儿应该聚集过很多

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兵营。这儿肯定出现过一种宁静的聚会，一种无法言说

的斯文，一种不火爆、不壮烈的神圣，与我刚才在墙外穿越和感受的一切，属于一

个正恰相反的主题。

这个庭院，不知怎么撞到了我心灵深处连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某个层面。这个层

面好像并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培植起来的，而要早得多。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

来过这里，住过很久。我隐隐约约找到自己了。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神秘的庭院。

哪一天你不小心一脚踏入后再也不愿意出来了，觉得比你出生的房屋和现在的住舍

还要亲切，那就是你自己。

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

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

　　　　　　　　二

没有任何资料，没有任何讲解，给了我如此神秘的亲切感的岳麓书院究竟是一

个什么样的所在，我当时并不很清楚。凭直感，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文化教育机构

，与眼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好大异其趣，但它居然身处洪流近旁而安然

无恙，全部原因只在于，有一位领袖人物青年时代曾在它的一间屋子里住过一些时

日。岳麓书院很识时务，并不抓着这个由头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发祥地，朝自己苍

老的脸颊上涂紫抹红，而是一声不响地安坐在山坳里，依然青砖石地、粉墙玄瓦，

一派素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谁愿意来看看也无妨，开一个边门

等待着，于是就有了我与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对晤。

据说世间某些气功大师的人生履历表上，有一些时间是空缺的，人们猜想那一

定是他们在某种特殊的遭遇中突然悟道得气的机缘所在。我相信这种机缘。现在常

有记者来询问我在治学的长途中有没有几位关键的点拨者，我左思右想，常常无言

以对。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一个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

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完全记

不清在里边逗留了多久，只知道离开时我一脸安祥，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

记得下山后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后的经历依然坎坷曲折，却总是尽力与书籍相伴。

书籍中偶尔看到有关岳麓书院的史料，总会睁大眼睛多读几遍。近年来，出版事业

兴旺，《岳麓书院史略》、《朱熹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山长考》、《岳麓书

院名人传》、《岳麓书院历代诗选》、《岳麓书院一览》、《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

》等好书先后一本本地出现在我的案头，自己又多次去长沙讲学，一再地重访书院

，终于我可以说，我开始了解了我的庭院，我似乎抓住了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

那种感觉。

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

高等学府。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

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

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栻

、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

以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

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

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唯楚有材，于

斯为盛”，把它描绘成天下英材最辉煌的荟萃之地，口气甚大，但低头一想，也不

能不服气。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

得差不多了？

这个庭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我

一直在想，历史上一切比较明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教育，他们办起教育来既有行政

权力又有经济实力，当然会像模像样，但为什么没有一种官学能像岳麓书院那样天

长地久呢？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宏文馆、崇文馆、国子学等等都是官学，但政府对

这些官学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严，而政府控制一严又必然导致繁琐哲

学和形式主义成风，教育多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

却失落了。说是教育，却着力于实利、着意于空名、着眼于官场，这便是中国历代

官学的通病，也是无数有关重视教育的慷慨表态最终都落实得不是地方的原因。当

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较高的官员企图从根本上另辟蹊径，但他们官职再大

也摆脱不了体制性的重重制约，阻挡不了官场和社会对于教育的直接索讨，最终只

能徒呼奈何。那么，干脆办一点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学吧，但私学毕竟太琐小、

太分散，汇聚不了多少海内名师，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离开了这两方面的足

够人数，教育就会失去一种至关重要的庄严氛围，就像宗教失去了仪式，比赛失去

了场面，做不出多少事情来。

正是面对这种两难，一群杰出的教育家先后找到了两难之间的一块空间。有没

有可能让几位名家牵头，避开闹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创办一些“民办官助”的书院

呢？书院办在山上，包含着学术文化的传递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种独立精神和超逸情

怀；但又必须是名山，使这些书院显示出自身的重要性，与风水相接，与名师相称

，在超逸之中追求着社会的知名度和号召力。立足于民办，使书院的主体意志不是

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据文人学士的文化逻辑来建立，教育与学术能够保持足

够的自由度；但又必须获得官府援助，因为没有官府援助麻烦事甚多，要长久而大

规模地办成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获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价，

甚至也要接受某种控制，这就需要两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书院的文化品格把

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来参与书院的事业

，又凭借着权力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这种情景，后来果然频频地出现了。

由此可见，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

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

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

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

，延续状态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合理的。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

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正恰与书院所在的环境相对应，但据我看来，这个

称呼还包含着对朝廷级别的不在意，显现着幽默和自在，尽管事实上山长是在道德

学问、管理能力、社会背景、朝野声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想好生管

住一座书院，以及满山的春花秋叶、夏风冬月，管住一个独立的世界。名以山长，

自谦中透着自傲。山长薪俸不低，生活优裕，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专门在历代

山长居住的百泉轩流连良久，那么清丽优雅的住所，实在令人神往。在山长的执掌

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

，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

。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

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上

，山长定期亲自抽查。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即小学）为主，也

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

方面的课程。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

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内忧十

分深重的１８４０年，冯桂芬还在《重儒官议》中写道：

　　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

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

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

这种响彻户外的书声，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间回荡了上千年！

在这种气氛中，岳麓书院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远非官学所能比拟。早在宋代

，长沙一带就出现了三个公认的教学等级：官办的州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升入

湘西书院；在湘西书院里的高材生，可升入岳麓书院。在这个意义上，岳麓书院颇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院，高标独立，引人仰望。

办这样一个书院，钱从哪儿来呢？仔细想来，书院的开支不会太小，在编制上

，除山长外，还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监院、首事、斋长、堂长、管干等教学行

政管理人员，还要有相当数量的厨子、门夫、堂夫、斋夫、更夫、藏书楼看守、碑

亭看守等勤杂工役，这些人都要发给薪金；每个学生的吃、住、助学金、笔墨费均

由书院供给，每月数次考核中的优胜者还要发放奖金；以上还都是日常开支，如果

想造点房、买点书、整修一下苑圃什么的，花费当然就更大了。书院的上述各项开

支，主要是靠学田的收入。所谓学田，是指书院的田产。政府官员想表示对书院的

重视，就拨些土地下来，有钱人家想资助书院，往往也这么做，而很少直接赠送银

两。书院有了这些田，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即便是改朝换代，货币贬值，

也不太怕了。学田租给人家种，有田租可收，一时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让

死钱变成活钱。从现存书院的账目看，书院的各项开支总的说来都比较节俭，管理

十分严格，绝无奢靡倾向，而学田的收入又往往少于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请补

助了。我想，那些划给书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样是黑色的泥土，一样是春

种秋收，但千百年来却是为中国文化、为华夏英才提供着滋养，这与它们近旁的其

他土地有多么的不同啊。现在我的案头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书中谈到书院的学田

，说书院借着学田“以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收入作为常年经费”，愤懑之情溢于言

表。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地租和典息都是“剥削收入”，书院以此作为常年经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