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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逃不脱邪恶了。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小农意识，宁肯不要教学和文化！中国的土

地那么大，可以任其荒芜，可以沦为战场，只是划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块而搞成

了一项横贯千年的文明大业，竟还有人不高兴，这并不是笑话，而是历史上一再出

现的事实。中国的教学和文化始终阻力重重，岳麓书院和其他书院常常陷于困境，

也都与此有关。而我，则很想下一次去长沙时查访一下那些学田的所在，好好地看

一看那些极其平常又极其不平常的土地。

　　　　　　　　三

岳麓书院能够延绵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人

格力量的贯注。对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来说，这种力量便是一种灵魂。一旦散了魂

，即便名山再美，学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气候。

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这一点，

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他们所制订的学规、学则、堂训、规条等

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

端庄的文化人。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

结，尤其是后来成为岳麓书院学术支柱的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

中国古代的一门哲学－－文化人格学。因此，山明水秀、书声琅琅的书院，也就成

了文化人格的冶炼所。与此相应，在书院之外的哲学家和文化大师们也都非常看重

书院的这一功能，在信息传播手段落后的古代，他们想不出有比在书院里向生徒们

传道授业更理想的学术弘扬方式了，因此几乎一无例外的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参与这

一冶炼工程。书院，把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这三者，融合成了

一体。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想提一提朱熹和张栻这两位大师，他们无疑是岳麓书院

跨时代的精神楷模。朱熹还对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做出过类似的贡献，影响就更大了。

我在岳麓书院漫步的时候，恍惚间能看到许多书院教育家飘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

楚的则是朱熹，尽管他离开书院已有八百年。

朱熹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可以用伟大诗人

辛弃疾称赞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以一般眼

光看来，这样一位大学问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去做教师了，若就社会地位

论，他的官职也不低，更不必靠教师来显身扬名，但朱熹有着另一层面的思考。他

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习气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

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论语集注》）又说：“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

。”（《答王子合》）他把教育看成是恢复人性、改变素质的根本途径，认为离开

了这一途径，几乎谈不上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和发展。“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

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语类》）在这位文化大师眼中，天底下没有任

何一种事业比这更重要，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崇山间的座座书院，捕捉从那里

传播出来的种种信息。

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栻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以前曾与张栻见过面，

畅谈过，但有一些学术环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探讨变成书院

教学的一种内容呢？１１６７年８月，他下了个狠心，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

生随行，不远千里地朝岳麓山走来。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

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

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朱熹和张栻的

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却都已身处中国学术

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

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谈，所取得的成果是：

两人都越来越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而两人以后的学术道路确实也

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

而朱熹自己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

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 寻朋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联床。 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

　　　　　　　　　　　　　　　　（《有怀南轩呈伯崇择之二首》）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

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

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几乎与我二十七年前见到的岳麓山一样热闹

了，只不过热闹在另一个方位，热闹在一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朱熹除了在岳麓书

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栻愉快

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就名之为“朱张渡”，以纪念这两位大学

者的教学热忱。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为朱张渡的修船费用。两位文化

教育家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川之间。

朱、张会讲后七年，张栻离开岳麓书院到外地任职，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

活了四十七岁。张栻死后十四年即１１９４年，朱熹在再三推辞而未果后终于受了

湖南安抚使的职位再度来长沙。要么不来，既然来到长沙做官就一定要把旧游之地

岳麓书院振兴起来，这时离他与张栻“挽袂”、“联床”已整整隔了二十七年，两

位青年俊才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职

权，有足够的实力把教育事业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为全国树一个榜样。他把

到长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盘算的扩建岳麓书院的计划付诸实施，聘请了自己满意的

人来具体负责书院事务，扩充招生名额，为书院置学田五十顷，并参照自己早年为

庐山白鹿洞书院制订的学规颁发了《朱子书院教条》。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

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朱熹白天忙于官务，夜间则渡江过来讲课讨

论，回答学生提问，从不厌倦。他与学生间的问答由学生回忆笔记，后来也成为学

术领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学问和声望所吸引，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

朱熹开讲的时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

每当我翻阅到这样的一些史料时总是面有喜色，觉得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

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旋涡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

只不过，保护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就拿书院来说吧，改朝换代的战火

会把它焚毁，山长的去世、主讲的空缺会使它懈弛，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会使它困顿

，社会风气的诱导会使它变质，有时甚至远在天边的朝廷也会给它带来意想不到的

灾难。朝廷对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教育始终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时会真心诚意的

褒奖、赏赐、题匾，有时又会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会有智力过高的知识分子“学术

偏颇，志行邪伪”，“倡其邪说，广收无赖”，最终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历

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由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书院立命拆去”的事情（

参见《野获编》、《皇明大政纪》等资料）。

这类风波，当然都会落在那些学者教育家头上，让他们短暂的生命去活生生地

承受。说到底，风波总会过去，教育不会灭亡，但就具体的个人来说，置身其间是

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撑住的。譬如朱熹，我们前面已经简单描述了他以六十余

岁高龄重振岳麓书院时的无限风光，但实际上，他在此前此后一直蒙受着常人难以

忍受的诬陷和攻击，他的讲席前听者如云，而他的内心则积贮着无法倾吐的苦水。

大约在他重返长沙前的十年左右时间内，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们攻击为不学无术、

欺世盗名、携门人而妄自推尊、实为乱人之首、宜摈斥勿用之人。幸好有担任太常

博士的另一位大哲学家叶适出来说话。叶适与朱熹并不是一个学派，互相间观点甚

至还很对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学术品格，在皇帝面前大声责斥那些诬陷朱熹的高官

们“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才使朱熹还有可能到长沙来做

官兴学。朱熹在长沙任内忍辱负重地大兴岳麓书院的举动没有逃过诬陷者们的注意

，就在朱熹到长沙的第二年，他向学生们讲授的理学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为“伪学

”；再过一年，朱熹被免职，他的学生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

要求处死朱熹： 枭首朝市，号令开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

不然，作孽日新，祸且不测，臣恐朝廷之忧方大矣。

又过一年，“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并把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入

“伪学逆党籍”，多方拘捕。朱熹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

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实在不是味道。但是，他还

是以一个教育家的独特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例如１１９７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

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闻讯后当即召集一百余名学生为蔡元定饯行，席间有的学生

难过得哭起来了，而蔡元定却从容镇定，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和他的学说去受罪，无

怨无悔。朱熹看到蔡元定的这种神态很是感动，席后对蔡元定说，我已老迈，今後

也许难得与你见面了，今天晚上与我住在一起吧。这天晚上，师生俩在一起竟然没

有谈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订了《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发白。蔡元定被官府拘

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历尽千难万苦，死于道州。一路上，他始终记着那次饯行，

那个通宵。世间每个人都会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却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个地地

道道的学生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后跑道。

既然学生死得像个学生，那么教师也就更应该死得像个教师。蔡元定死后的第

二年，１１９８年，朱熹避居东阳石洞，还是没有停止讲学。有人劝他，说朝廷对

他正虎视眈眈呢，赶快别再召集学生讲课了，他笑而不答。直到１１９９年，他觉

得真的已走到生命尽头了，自述道：我越来越衰弱了，想到那几个好学生都已死于

贬所，而我却还活着，真是痛心，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果然这年三月九日，他病

死于建阳。

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

业，对此，他的学生们最清楚。当他的遗体下葬时，散落在四方的学生都不怕朝廷

禁令纷纷赶来，官府怕这些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令加强戒备。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

会纪念：“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为聚哭焉。禁锢虽

严，有所不避也。”（《行状》）辛弃疾在挽文中写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廪犹生。

果然不久之后朱熹和他的学说又备受推崇，那是后话，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让

我振奋的不是朱熹死后终于被朝廷所承认，而是他和他的学生面对磨难竟然能把教

师和学生这两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後所蕴藏的职责和使命，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

漂亮。在我看来，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是能写出一部相当动人的悲剧作品来的。

他们都不是死在岳麓书院，但他们以教师和学生的身份走向死亡的步伐是从岳麓书

院迈出的。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大学问家踏进了岳麓书院的大门，他便是我的

同乡王阳明先生。阳明先生刚被贬谪，贬谪地在贵州，路过岳麓山，顺便到书院讲

点学。他的心情当然不会愉快，一天又一天在书院里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张［木式

］的学术观点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岳麓书院，他不能不重新对这两位前哲的名

字凝神打量，然后吐出悠悠的诗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是的，在这里，时隔那么久，具体的学术观点是次要的了，让人反复缅思的是

一些执着的人和一项不无神圣的事业。这项事业的全部辛劳、苦涩和委屈，都曾由

岳麓书院的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入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

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

当然我在这个庭院里每次都也嗅到一股透骨的凉气。本来岳麓书院可以以它千

年的流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

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不是都是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不就

组接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你看我初次踏进这个庭院的当时，死了那么多

年的朱熹又在遭难了，连正式出版的书上都说他“把历代的革命造反行为诬蔑为‘

人欲’，疯狂地维护反动封建统治”，如果朱熹还活着，没准还会再一次要求把他

“枭首朝市”；至于全国性的毁学狂潮，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谁能说，

历代教育家一辈子又一辈子浇下的心血和汗水，一定能滋养出文明的花朵，则这些

花朵又永不凋谢？诚然，过一段时期总有人站出来为教育和教师张目，琅琅书声又

会响彻九州，但岳麓书院可以作证，这一切也恰似潮涨潮落。不知怎么回事，我们

这个文明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两下，琅琅书声沉寂了，代

之以官场寒喧、市井嘈杂、小人哄闹。我一直疑惑，在人的整体素质特别在文化人

格上，我们究竟比朱熹、张栻们所在的那个时候长进了多少？这一点，作为

教育家的朱熹、张栻预料过吗？而我们，是否也能由此猜想今后？

　　　　　　　　四

是的，人类历史上，许多躁热的过程、顽强的奋斗最终仍会组接成一种整体性

的无奈和悲凉。教育事业本想靠着自身特殊的温度带领人们设法摆脱这个怪圈，结

果它本身也陷于这个怪圈之中。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自己受苦受难不算什

么，他们在接受这个职业的同时就接受了苦难；最使他们感到难过的也许是他们为

之献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远不如人意。“履薄临深谅无几，且

将余日付残编”，老一代教育家颓然老去，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从一个十分荒芜的

起点重新开始。也许在技艺传授上好一点，而在人性人格教育上则几乎总是这样。

因为人性人格的造就总是生命化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又总是有限的，当一代学生终

于衰老死亡，他们的教师对他们的塑造也就随风飘散了。这就是为什么几个学生之

死会给朱熹带来那么大的悲哀。当然，被教师塑造成功的学生会在社会上传播美好

的能量，但这并不是教师所能明确期待和有效掌握的。更何况，总会有很多学生只

学“术”而不学“道”，在人格意义上所散布的消极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东西抵消

掉。还会有少数学生，成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与社会文明对抗，使善良的教师不

得不天天为之而自责自嘲。我自己，自从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闯入岳麓书院后也

终于做了教师，一做二十余年，其间还在自己毕业的母校，一所高等艺术学院担任

了几年院长，说起来也算是尝过教育事业的甘苦了。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

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

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

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

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的人，而对这个目的达到的程度，又不能企望过高。突然

想起了一条新闻，外国有个匪徒闯进了一家幼儿园，以要引爆炸药为威胁向政府勒

索钱财，全世界都在为幼儿园里孩子们的安全担心，而幼儿园的一位年轻的保育员

却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没有预告的游戏，她甚至把那个匪徒也描绘成游戏中的人物，

结果，直到事件结束，孩子们都玩得很高兴。保育员无力与匪徒抗争，她也没有办

法阻止这场灾难，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庭院里铺展一场温馨的游戏。孩子们也

许永远不知道这场游戏的意义，也许长大以后会约略领悟到其中的人格内涵。我想，

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缩影。面对社会历史的风霜雨雪，教师掌握不了什么，只能

暂时地掌握这个庭院，这间教室，这些学生。

为此，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

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

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

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

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

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不仅仅是一个亲热的称呼。不，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岳麓书院，又不完全是

。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

文化传代的游戏。至于游戏的终局，我们都不要问。

余秋雨《山居笔记》

抱愧山西

一

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

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走西口》山西、

陕西都唱，大体是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

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景离乡呢？也许还受到了赵树理和其他被称之为“山药蛋派”

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

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

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

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

，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

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

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

但是，当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荡

荡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

涵了。我觉得，大寨的走红，是因为它的生态方式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时不少人心

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

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

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划上等号。结果，既要

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

，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因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

在贫困的感受，与以前更贫困的日子相比还能获得某种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

灭了贫困；消灭了贫困又没有被富裕所腐蚀，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

景，这就是人们在这个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广价值的尺度。

当然，一种封闭环境里的心理感受，一种经过着力夸张的精神激情，毕竟无法

掩盖事实上的贫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们看到了一切，眼圈发红，半是感

动半是同情。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陪衬出来的

是一个同样的命题：感人的艰苦，惊人的贫困。直到今天，人们可以淡忘大寨，却

很难磨去这一有关山西的命题。

但是，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

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

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

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

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

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

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

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

；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

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

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

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

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１８２２年，

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

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

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

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

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

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版１０６页）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

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见所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

事例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了。便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

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

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

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

。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

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

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记得当时我也曾为此发了一阵呆，却没有往下细

想。

又如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

，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

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

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

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

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

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

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我对山西的

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唯一可以原谅的是，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

的远不止我一人。 误解容易消除，原因却深可玩味。我一直认为，这里包含着

我和我的同辈人在社会经济观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颇，亟须从根子上进行弥补

和矫正。因此好些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记得在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演讲时总有学生问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课题是什

么，我总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二

我终于来到了山西，为了平定一下慌乱的心情，与接待我的主人、山西电视台

台长陆嘉生先生和该台的文艺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规景点

游览完，最后再郑重其事地逼近我心头埋藏的那个大问号。

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

有关资料。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到的，

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包罗着大量账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

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俊文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里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

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

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在

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

又以平遥为最。章文涛先生在车上笑着对我说，虽然全车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

但这次旅行的向导应该是我，原因只在于我读过一些史料。连“向导”也是第一次

来，那么这种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寻找。

我知道，首先该找的是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

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旧址。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

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所在。听我说罢，大家就对西大街

上每一个门庭仔细打量起来。这一打量不要紧，才两三家，我们就已被一种从未领

略过的气势所压倒。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

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犹在，竟然没

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许多与之年岁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倾坍，而这些商用建

筑却依然虎虎有生气，这使我联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说，后者的

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并不宽，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坎上都有两

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日这条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的热闹。这些车马来

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骄傲，驮载着九州的风谷和方言，驮载

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西大街上每一个像样的门庭我们都走进去了，

乍一看都像是气吞海内的日升昌，仔细一打听又都不是，直到最后看到平遥县文物

局立的一块说明牌，才认定日升昌的真正旧址。一个机关占用着，但房屋结构基本

保持原样，甚至连当年的匾额对联还静静地悬挂着，我站在这个院子里凝神遥想，

就是这儿，在几个聪明的山西人的指挥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了一种专业化、网络

化的货币汇兑机制，南北大地终于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实现了更为轻快的

商业流通，商业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贷款，又由这个院落大口吞吐。我知道每一家

被我们怀疑成日升昌的门庭当时都在做着近似于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

大商行。如此密麻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其中包括

适合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商家的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当年平遥城会繁华到何等

程度，我们已约略可以想见。平心而论，今天的平遥县城也不算萧条，但是不少是

在庄严沉静的古典建筑外部添饰一些五颜六色的现代招牌，与古典建筑的原先主人

相比，显得有点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个部门建议，下一个不大的决心，尽力

恢复平遥西大街的原貌。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条街”、“宋代一条

街”之类，那大多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想象在依稀遗迹间的重起炉灶，看多了总不大

是味道；平遥西大街的恢复就不必如此，因为基本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只要想洗

去那些现代涂抹，便会洗出一条充满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纪的自豪

。

平遥西大街是当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场所，那他们的生活场所又是怎么样的呢？

离开平遥后我们来到了祁县的乔家大院，一踏进大门就立即理解了当年宋霭龄女士

在长途旅行后大吃一惊的原因。与我们同行的歌唱家单秀荣女士说：“到这里我才

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富贵。”其实单秀荣女士长期居住在北京，见过很多世面，并不

孤陋寡闻。就我而言，全国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见得多了，但一进这个宅院，记忆中

的诸多名园便立即显得过于柔雅小气。进门一条气势宏伟的甬道把整个住宅划分成

好些个独立的世界，而每个世界都是中国古典建筑学中叹为观止的一流构建。张艺

谋在这里拍摄了杰出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

。事实上，乔家大院真正的主人并不是过着影片中那种封闭生活，你只要在这个宅

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强烈地领略到一种心胸开阔、敢于驰骋华夏大地的豪迈气概。

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钟鸣鼎食的

巨室不是像荣国府那样靠着先祖庇荫而碌碌无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断的创

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因此，这个宅院没有像其他远年宅院那样传

递给我们种种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

巨商的人生风采。

乔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现代游客，人们来参观建筑，更是来领略这种逝去已久的

人生风采。乔家的后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们，是否对前辈的风采也有点陌生了呢

？至少我感觉到，乔家大院周围的乔氏后裔，与他们的前辈已经是山高水远。大院

打扫得很干净，每一个院落的冷僻处都标注着“卫生包干”的名单，一一看去，大

多姓乔，后辈们是前辈宅院的忠实清扫者；至于宅院的大墙之外，无数称之为“乔

家”的小店铺、小摊贩鳞次栉比，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

乔家，只是当年从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罢了。其他商家的后人又怎么样了呢

？他们能约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风采吗？

其实，这是一个超越家族范畴的共同历史课题。这些年来，连我这个江南人也

经常悬想：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人，是怎么走进历

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我只有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

，日生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意态平静，

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

三

在一页页陈年的账单报表间，我很难把他们切实抓住。能够有把握作出判断的

只是，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又不是由于祖辈的世袭遗赠。他

们无一不是经历过一场超越环境、超越家世的严酷搏斗，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也没有太多的物产。查一查地

图就知道，它们其实离我们的大寨并不远。经商的洪流从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

恰在于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

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织耕少。”

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

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读了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记述，我不禁对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来。家乡那么

贫困那么拥挤，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

可以埋首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破门入户、抢掠造反，－－按照我们所熟

悉的历史观过去的一切贫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称颂的道路只有让所有

的农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这几个县，竟然有这么多农民做出了完

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条道路的选择。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治欲望；他们感觉

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意将一生的

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

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几乎都没有多少文

化，却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念，提供了不能忽视的材料。

他们首先选择的，正是“走西口”。口外，为数不小的驻防军队需要粮秣，大

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种；耕种者、军人和蒙古游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

着一支民间贸易队伍；塞北的毛皮、呢绒原料是内地贵胄之家的必需品，为商贩们

留出了很多机会；商事往返的频繁又呼唤着大量旅舍、客店、饭庄的出现……总而

言之，只要敢于走出去悉心寻求、刻苦努力，口外确实能创造出一块生气勃勃的生

命空间。从清代前期开始，山西农民“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于是我们在本文

开头提到过的那首民歌也就响起在许多村口、路边：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话儿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拉着哥哥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