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刚刚换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装修完毕，再带妈去看房子。这样会与旧房子有个强烈的对比，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带妈看过新房子，虽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会想，要是她的灵魂想回家看看，不认识路怎么办？
奇怪的是自妈去世后很难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号，妈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打了个小盹，梦见我牵着妈的手，进了新家的大门，然后我给她脱下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常穿的那件蓝色皮猴，挂到二门外的衣架上去，刚要拉着她走进二门，就醒了。我想妈到底还是回到新家来了，不过我又想，她没进二门我就醒了，到底来了还是没来呢？
※ ※ ※
妈像了却最后的心事，周到地表示了对俞大姐的感谢：“张洁太累、也太苦了。我尽量不麻烦她，有什么事净找你们帮忙了。”
这话千真万确。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妈从不愿意求人什么、欠人什么。可是为了疼我，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干她不愿意干的事了。
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国内，即使在国内，也经常是忙着照顾我的先生，常常苦于没有分身之术。特别在我和妈从美国回来以后，对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尽瘁。总觉得我和妈在美国尽享天伦之乐，先生却孤守北京，似乎很对不起他，便想加倍偿还这份心债，更何况我还欠着先生的大情，妈能如愿以偿地去美国和唐棣团聚，全仗先生办理的一应手续，如果没有先生的帮助，妈又怎能如愿以偿？
如此，每当我不在身边，又发生了小阿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妈总是求靠邻居。幸亏我老是碰见好邻居。
妈无法回报人家的情义，往往在我出国或去外地时开列清单一张，要求我按清单携带礼品，以答谢大家的帮助于一二。
我也同样欠着一屁股的人情债。自我再婚以后，妈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务，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为一家之主？就是样样都得操心，样样都得操练。开门要是真的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说也罢。先生又是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怎能让他劳动？而那桩桩件件、总有我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不照样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过下去，所以我也有一个单子。这就势必造成我在回程的时候像个驴子。难免就向妈报怨，甚至嫌妈事多，摆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烦的嘴脸、也不想想，那些原该是我干的事，我却没干，妈只好求人。求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得求我。妈好难！
俞大姐说：“没事，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妈又说：“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让她说话注意点。”
妈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无法呵护我了，不知把我这个永远也长不大，老是让人坑、老是让她操不完的心的老孩子托付给谁才好。
※ ※ ※
九月二号，星期一。小阿姨和我带妈去住院。
临行前妈问我穿什么衣服，我拿出她银灰色的毛涤裤子，灰色丝绒背心（虽然谁也看不见谁里面穿了什么，我还是喜欢配色），和上有灰蓝色细条纹格子的米色襟衣，一双蓝色软羊皮的浅口皮鞋。我深知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讲究体面。连我自己也挑了一件略具意大利风采的连衣裙，和一双白色的、适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我暗暗地希望这件讲究的连衣裙，在注重包装的现而今，给我一些办事的方便。但我这份可怜的用心，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照旧得豁出脸面磕头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连衣裙上也就浸着我的许多汗水。这件连衣裙到现在也没有洗过，我就这样收着它，好像收着与妈相关的最后一点可以摸得着的东西。
那件衬衣妈一次也没有穿过。
从美国回来以后，着实给妈做了一些衣服。因为我们发现，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老年人很不容易买到称心的衣服。妈到美国之前在电话里问我，应该带些什么衣服。考虑到我不在她身边，而是托朋友把她带来美国，她自己能安全抵达就不错，不敢让她再有别的负担。便豪迈他说：“什么也不要带，衣服到了美国再买。您就背个包，里面装上您的护照、机票就行了。”
她也多次对我说：“进关的时候那个美国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挺奇怪地问我，你就带这一个小皮包、没带任何衣物？我说，是呀，我外孙女怕我旅途不便，不让我带。到那儿以后，我外孙女给我买新的。”她的意思并不在于在什么地方买衣服，而在于所有的旅客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享有外孙女的这份体贴。这可不就是对她一生的最好报偿？
没想到在美国去了几次商店，也没有选到对她合适的衣着，她只好跟着我们一起穿球鞋、运动服。为此，我始终觉得自己说话不兑现，好像欺骗了她。不仅如此，由于我的不兑现，她在进关时说的那些话，似乎就变成了吹嘘（尽管她此生再也不会见到那个海关人员）。因此上，她为之炫耀不已的亲情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这岂不是更惨？
所以一回国我就张罗着给她做衣服。城里的大缝纫店，是不会接受老年人的活的，而妈进城量体裁衣也不方便，只好就近在个体户的缝纫店里量体裁衣，个体裁缝大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做出的成衣非长即短、非瘦即肥，且手工毛糙。还赶不上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为她手缝的那些衣服合体。
我写小说以后，妈几次让我给她裁剪衬衣，我不是今天推明天，就是明天推后天，到了也没给她裁过。后来拣点妈的衣物，发现一件绸衬衣的两侧，有圆珠笔划线。沿着这两条划线，是两道歪歪扭扭的手针缝线。可能那件衬衣肥得让妈实在无法将就，只好自己动手把它缝瘦。而妈的视力不好，只能缝出这样的针脚。
我不是太委屈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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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殓，千万给我穿上，不管春夏，无论秋冬。还有一件蓝色海军呢的长大衣，和一条纯毛的苏式彩条围巾，是一九五八年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当小学教员的妈给我买的。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这笔开销可谓惊天动地的壮举。
为了我，妈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我猜想妈之所以给我置办这套行头，可能觉着我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老穿补丁衣服会男朋友怎么能行？！可见她对可能加盟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抱着何等美好的愿望。她的这份心意，难道不也是为着那一个人的么？我的傻妈！
任何一个母亲，一旦轮到自己儿女谈情说爱的时候，这辈子似乎就算过去了。
从此她更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后来我有了经济能力，却没能像她考虑如何装扮我那样尽心考虑过如何装扮她。其实一个女人，不管老到什么地步，也不会忘情此道。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最贵重的衣物。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最贵重的衣物。
给我办丧事的朋友，请你们记住，这件大衣和这条围巾到时候也要给我戴上穿好。我要把妈给我的爱一点不剩的全都带走。
至此，我已将后事交待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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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司机李志达送我们到天坛医院。本以为经过上周五的联系，就能顺利地办好住院手续。没想到医务处说有钱也不行，非得有局级干部的蓝色医疗卡才能住进高干病房。不知高干病房里住的那些港澳同胞是不是都有蓝色医疗卡？
妈怎么好住室内没有厕所间的大病房呢？那她只好上病房的公厕。公厕里没有坐桶，她又不能蹲，也许还免不了排队等候，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对厕所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没有一个可供她随时使用、并不受时间限制的厕所怎么行？再说，大病房里有我陪住的地方吗，妈离了人是不行的。
我便楼上楼下地找人疏通关系。妈坐在高干门诊室外的轮椅上，病恹恹地、愁容满面地看着我跑上跑下地奔忙，心痛地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还算有点地位的人，办起来还这么难，没地位的人怎么办？住个医院真难呐，把你张阿姨累坏了。”
整整跑了一个上午，到十一点多钟，总算住进了综合二病房十六床。
妈病重以后更加尿频，可是那个上午，她一次也没有提出去厕所的要求。过后我问她一个上午没上厕所有没有困难？她说没有。肯定是她见我当时那样为难，不忍再给我添乱。为了心痛我，她连这个也能忍。
虽说是高干病房，洗澡间还是很脏。想到妈走路已经必得扶墙，而厕所的墙上，混着很多令人可疑的斑点，上面有没有细菌？会不会让妈传染上别的病？同时我也怕妈会蹭一手脏。把妈安顿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根据妈扶墙时可能触到的高度，先把那一圈墙面，还有洗脸盆、洗澡盆擦洗干净，留下其它的地方，等我歇过劲再慢慢地擦。
谁能想到入院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住进病房已是开过午饭的时间。我没敢麻烦护士为我们备饭，就是对晚饭也没敢寄托希望，因为病房里的饭一般说来都是两天前预定的。临时添丁，恐怕也是强人所难。这一天只好先用点心对付过去。
刚住进医院的时候，妈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叠好，然后就坐到房间里的那把太师椅上去，她一辈子拘谨，自律极严。病成那个样子，还想着医院不是自己的家，凡在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就习惯地克制着自己，居然可以做到不昏睡的地步。朋友们来探望她的时候，她还问我：“我怎么办？坐在沙发上还是怎么地？”
我说：“您当然躺着，您是病人，怎么舒服怎么做。”
她这才像在家那样，躺到病床榻去。
陪妈住院以后，因为老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就嗅见她身上有股没洗净的汗味。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给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见其它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结果大概都是如此，我更加为自己把妈大撒手地撂给小阿姨就走而自疚。
从我一嗅到这股味道起就下了决心，我对妈说：“以后我再也不让小阿姨给您洗澡了，我给您洗。”
她好像很满意这个安排，从这个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们常说那种“老来福”。以后，小阿姨再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她也不说不让她洗，她说，“等你阿姨给我洗吧。”
给妈洗澡，是我们共同的享受。每当我洗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妈，给她擦干净身上的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种宁静的愉悦。
趁着这个日夜相守的机会，料理了平日早该为她料理、却没有认真为她料理的一些琐事。比如更换内裤已经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按照“脚垫净”上的说明，为她治疗脚垫等等。
手术后妈奇怪地问：“我的脚怎么不疼了？”
过去她一走路脚垫就硌得她脚疼，这回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按时给她贴药换药，她的脚垫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来以为妈的脚垫是治不好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用美国治脚垫的药给她进行过治疗，却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家里还剩有妈那时没有用完的药，和她的一些遗物放在一起。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地给她治，让她的脚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罪，我们的脚又遭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于他们的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们设计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好守着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她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住院以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这两个小时是清醒的。
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成老师，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师。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的疑惑可不就是真的。
只有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她的生命即使到了靠这最后的孤注一掷，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还在为我着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给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瘪着嘴说：“又要为我花钱了。”
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块钱付医院的押金。她说：“为了给我治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那时她虚弱得几乎哭不动了，恸到深处，也只能是几滴清泪罢了。
那几滴衰老的泪，挂在她被疾病折磨得变了样的脸，让我倍感伤情。我强做欢颜他说：“瞧您说的！何至于倾家荡产？您又发挥您的想象力了，我看您才应该当作家呢。再说了，买条人命才一万块钱，比买间房子便宜多了。我们现在为您花的钱，怎么能抵得上您当初吃糠咽菜、等于乞讨为生，拉扯我们长大时花的哪怕是一分钱！更不用说您每月还有一百六十多块钱的退休养老金呢，您根本花不着我们的钱。”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最后的人生时，再也没有流过泪。
※ ※ ※
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妈也很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抗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还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减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但也遵守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她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要我安慰、开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场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她浅浅地、亦庄亦谐，甚至还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我变成了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所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就不必手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妈的核磁共振片子，请王忠诚院长看过，王院长认为从病情出发，是非手术不可了。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上还看出，妈的神经中枢上有一个小囊肿，这可能就是她经常渗口水的原因。但医生表示，这个囊肿没有办法解决。或即使办法有，但是太危险，仅仅为了解决渗口水的问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
九月十六号，星期一。大夫酝酿了很久、我也期待了解的最后方案终于出台了。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神经外科主任罗世祺找我谈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不论从你母亲的病情、年龄、身体状况，或从手术准备情况来说，都是你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以她八十岁的高龄来说，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说：“从我母亲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来看，她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吗？平时身体也不错，没有生过什么病。一九八七年得过一次黄胆性肝炎，治疗了一个多月各项指标就恢复了正常，比很多年轻人恢复得都快、都好。”
他说：“这不等于她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手术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经得起手术的打击，对老年人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接受八十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术的打击”，以为就是手术中的硬伤而已。只要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适当的麻醉，还有什么经得起、经不起的问题呢？没想到后来果然就如他所料。
又说：“老年人的脑子，软得都像豆腐渣了，手术中需要把额页托起，这一托，也许就能把脑子戳出两个窟窿。
“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抬起额页的时候，也可能对大脑造成损伤，手术完了人也许就没意义了……当然，在脑外科手术中，切除垂体瘤手术算是最小的手术了，和普通外科手术中的切除盲肠差不多。你要考虑好，如果你坚决要求手术，我们还是可以给她做的。”
我立时心乱如麻：“如果不做手术还能坚持多久？”我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
他说：“一两个月吧。”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掉了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为沉重？当你知道你所挚爱的人还有两个月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
妈去世后我向他多次探询过可能造成妈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谈话中才知道他说的“一两个月”指的是妈的视力。
造成这个误会是我的怯弱。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就被吓住了，连追问一句的勇气也没有：一两个月究竟指的是什么？
※ ※ ※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不背水一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有什么大关系，顶多就是失明。”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手术问题时的套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将来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上他们怎么得了。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 他问：“难道你没人可以一块商量商量吗？”我说：“没有。”甲大夫在一旁说：“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我不是没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问题是我拿不了！我在人世间闯荡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心头。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让我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你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让妈生了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不但不能像一般人在这种时候常做的那样，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钩。
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泄一下，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谢大夫。”就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眼角的余光向后瞥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她叫住了。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她到底看见了我的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 ※ ※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我的无限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也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苦难当？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么活着。你不签字，我自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
妈要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尔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活。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拉着她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心慌意乱地朝她全身看了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夫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她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中间开口的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近的感觉。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给她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3
走廊里的灯光如此昏沉，一种离我虽已渺远却永远不会忘怀的、关于灯光的记忆在我心里涌动起来。
我们的苦情为什么老和这种灯光联在一起？现在，它又来了。像过去一样地挤压着我们。在它的挤压下，妈显得更加矮小、老迈，也更显得孤助无援。想必我亦然。
甲大夫说：“我们会考虑本人的意愿。”
妈听了以后，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说：“谢谢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妈为什么对甲大夫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给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乱的我负起托靠大夫的责任？还是说，从此以后，她的命运就紧紧地和甲大夫连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动情他说，“你也是我的亲人了。”跟妈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常以为妈是胆小怕事的人。从记事起，就老是听见她说：“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别让人家听见。”到了生死关头，却见到了妈所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我知的大勇。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手术前她问过妈：“姥姥，做手术您怕不怕？”
妈无谓地说，“不怕，一点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这真是个太伤人、太不懂人情事故的提问。她怎么能这样问妈！
我从不敢、不忍问妈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抚慰妈一句话。我怕那会给妈增加更多的压力，懵懂中我还觉得，这样避而不谈似乎就可以躲过这场大祸，可我还是没能躲过。
其实妈对疾病还是相当恐惧的，记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总以为得的是食道癌。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时候，每天晚上待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来拿块馒头一口口地嚼咽，以试验她的食道是否已经堵塞，她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呜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馒头的。
她对疾病的恐惧倒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更不是留恋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的生活何曾荣华富贵？一九四九年以后算是有饭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咸菜，直到我有了稿费收入，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经心满意足。特别在搬到西坝河以后，暖气烧得很热，不像在二里沟住着的时候，一到冬天房间里冷得连毛衣，毛裤、棉袄、棉裤，大衣、围巾、口罩都得穿齐戴好，那还冻得妈浑身直抖。她不只一次拉着胡容参观西坝河的房了，说：“你看多好啊，比起过去的生活，真是天上地下了。”
她只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她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她深知我在各方面对她的依傍，没有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在我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论谁给我的支撑，都不能像她那样的穷其所有，都不能像她那样无时无刻不左右在我的一旁。
她是为了我们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当时我仅仅以为她是怕我为难，以她老迈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担了自己手术的责任。
其实她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但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不但不能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险，也不愿那样活着连累我。
回到病房以后，我趴在她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似乎又进入了精神麻木的状态。我还暗暗地想，幸亏她的精神已渐麻木，否则这生离死别的痛苦给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术后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原来她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过是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免得再增加我的悲伤就是了。
※ ※ ※
这一生也算碰到过不少难事，但都没有像让妈接受手术、还是不接受手术让我这么作难，这么下不了决心。
为此我将身比身地问过甲大夫和王集生大夫，“如果是你们自己的母亲，这种情况下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手术？”
他们的回答都是“不同意”。这更增加了我的犹豫。
天坛医院的老专家、陈炳煌教授正好也住在综合二病房，等做换胯关节的手术。见我急得团团乱转，既无临阵的经验，又无人可以商量，更没人可以帮着拿个主意很是同情。他看了妈的片子、了解了妈的病情后主动对我说：“实话对你说，医生既然肯做手术，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否则他是不会同意手术的。哪个大夫愿意病人死在自己的手术台上？当然他要把丑话说到前头，万一将来出了问题，免得病人家属纠缠不休。我的意见你还是签字吧，再不手术你会后悔的。这是你母亲最后一个机会了，现在她的身体条件还好，大夫对她的病情也比较熟悉，罗世祺主任是国内这方面手屈一指的专家。要不是看你这样孝顺母亲、爱母亲，以至让我感动的话，我作为这个医院的大夫，是不该给你出这个主意的。”
我实在并不孝顺，我只是非常爱妈而已。
爱和孝顺是两回事。孝顺除了牺牲、奉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那几天我不断去找陈教授咨询。
“罗主任说，我母亲的脑子已经软得像豆腐渣了，手术时难免要把脑子托起来。这一托可能就会把脑子托出两个窟窿。”
陈教授说：“一般说脑软化，并不是脑子软了，而恰恰是脑子硬化的意思。怎么能捅出两个窟窿呢？再说额页托起的时候，是用垫了很多棉条的板子往起托，而不是用两个手指去托。”
“听说额页托起后会损伤大脑，手术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意识都没有的植物人？”
陈教授回答说：“两个额页同时托起也许有这种可能，你母亲的手术只需托起一侧额页，而且又是右侧的额页，更不会有那样的危险。”
“要是不手术呢？”
“不手术最后瘤子会破裂。出血，除了失明还会造成卒中，从而影响生命中枢，那时再到医院急诊为时已晚。碰上一个对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办了。她现在的这些病状，实际上就是垂体瘤压迫植物神经造成的后果。”
而罗主任说就是手术成功，也只能解决失明的问题，对解决妈现有的病状毫无意义。她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说，手术只会加重脑萎缩的症状。
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对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冒这个风险？医生们又何必为一个已经没有多少时日可留的老人大动干戈，如果手术失败，甚至还得搭上自己的声誉。
难得陈教授如此直言。
这期间，什么时候听到、想到手术中可能遇到的意外，随时就去找陈教授咨询。在陈教授的启发、开导、帮助下，直到我这个脑子再想不出什么疑问，才对甲大夫说，我考虑手术。
事实上，对于命运，人如何能考虑周全？人，更不要说我，要是能考虑周全，妈就不会没命了。
决定手术以后，我又开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妈最后相聚的时日了。妈入院后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厕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难以入睡，各种各样的烦忧立刻又会在我的脑子里频率极快地跳进跳出，所以体力消耗很大，有些晚上不得不让小阿姨来顶替我。
九月十七号，星期二。
吃过晚饭，将近七点钟的样子，妈突然对我说：“咱们俩坐一会。”
和妈相依为命五十多年，不论情况多么险恶，妈从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咱们俩坐一会。”
我做出什么异样感觉也没有的样子，把沙发拉到她坐着的太师椅前，靠着她的膝前坐下。我握着她的手，先声夺人地想些使她开心的话题。
“唐棣说她明年结婚，请咱们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要给您做一套缎子服，上身是中式短袄，下身是到脚腕的长裙……
为了满足妈四世同堂的愿望，本不想结婚的唐棣决定一九九二年为姥姥结婚了。
虽然我们常常与她的意见相左，但真到决定大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以她高兴或不高兴为原则，如果她不高兴的事我们勉强做了，总觉得是个缺陷，即使我们得到快乐和幸福，也觉得不完满。
这是妈期待已久的消息，要照过去，妈一定会问长问短、高兴地笑起来。可是这次妈却没有显出丝毫的兴趣。
我又接着热热闹闹地说下去。说着、说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没人了，你要吃得好一点。”
她不说“谁”跟前没有“谁”了；她也不说“谁死了”她说“跟前没人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明白了这样的时刻，不论我怎样做，都不可能让她不去想那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她想的肯定是她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体会到了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甚至也听见她的心被慢慢撕裂时的钝响。
很不风雅。“吃”在我们的一生中，几乎是最重的心思和负担。
过去妈老是为我们怎么才能吃饱而忧心，这几乎就是我们家的苦斗史。
所以妈要叮咛的，首先还是这件事。
我和妈也总是为了“吃”而吵架。
我规定她必须吃的东西，她老是舍不得吃，老想省给我、留给我。就算不是省给我、留给我，也还是省着、留着，直到留坏了、留烂了，她还是留着。也许是穷惯了。我到现在也不习惯自己和妈、和女儿享受一个水平的待遇。唐棣没有出国以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反正唐棣是我们共同的重点保护对象。唐棣走后，她就变成了天字第一号，先生是第二号。
回想我这辈子跟妈吵的架，基本两大类。一是不听她的话，净跟她不满意的男人恋爱、结婚；再就是让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实妈并不想包办，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对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为之受累、受苦、受罪，让我生气、要我无穷无尽地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男人，也算不得好男人。
可是，不让女人为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气、服侍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她去世后胡容对我说，她十分不满地对胡容说过：“我都不让她生气，可是别人倒老让她生气……”她说的这个别人就是我的先生，纵观世上的夫妻，哪儿有不置气的呢？
过去妈是很爱“参政”的。并把她的“参政”叫做“提醒”。从我的写作，到结交的人等；到往来的应酬；更不要说是恋爱结婚……有些意见我从未认真听过，有些意见干脆不听，为此我们常常发生摩擦。
其实好的“参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处事不慎、招灾惹祸、吃亏上当。说到底，妈的“参政”是对我的守护。她老是不放心，总觉得我头上悬着一把利剑，那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扎在我的头上。她得时时守护着我，按妈的说法，也就是“提醒”着我。
“提醒”一次两次还行，时时“提醒”，我就烦了。一烦，就会和她呛呛起来。一呛呛，就免不了生气。我老是对她说：“妈，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虽然我们常常争吵，可我知道妈是为了我好。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也不一定就能采纳她的意见，甚至没有采纳过她的意见。
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发现妈有些不同。怎么不同？我也没去深想，听了胡容的话才猛然想起，她不大“参政”了。
过去可不是这样，她的“提醒”有时真让人火冒三丈。
为什么她不再“提醒”我了？
虽然她没有做过解释，我现在猜想，很可能是因为我把她接到美国，让她和日夜想念，甚至想得大病一场的唐棣团聚了几个月，是恩重如山了，更何况以后我还要带她再去美国，她欠我的岂不更多、而她又不可能放弃看望唐棣的机会，却又时刻都在想着如何报答我的这份情义。
她怎么不明白，她能把我拉扯大，岂止“含辛茹苦”一类的字眼所能容括？我就是把自己的命舍给她，她也是受之无愧的。我用得着她的报答吗！？
但是爱女莫如母。虽然我无法对她说清，但她深知我心中的苦楚。她深知再不能增加我的精神的负担，不然我就要崩溃了。而对我最现实、最好的报答就是别让我生气，别给我再增加精神上的负担。一点也不能了。不但不要给我增加精神上的负担，还要想办法让我高兴一点。这从她写给唐棣的信上可以看出。妈去世后，唐棣把它们的影印件寄给了我。
由于视力日衰，后几年她给唐棣的信很少，但每封信里都表达了对我精神状况的忧虑。
她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在电话中谈到我去看你，这是我最希望听到的话题。你离开我已经两年之久，怎能不想呢？真想马上见到你。这是我最后的寄托，以后又如何呢？想是感情的促使，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难办的问题。如果我去到你那里倒不十分难，买张机票就走了。我也不用人送，可是一想你妈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她的思想上有那么多痛苦的负担和压力，把她丢下（尽管是几个月）我也不忍心。她每天都在苦恼中生活，所以我下不了决心……
希望你劝一劝你妈，她有时想不开。事情已经如此了，就得想开。我真怕她神经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号的信中写道：“……等你以后有了工作，有了经济基础，有了住房，我身体又没什么病，看看你妈妈情绪好些，我一定去看你一次。以上这些问题我都挂念，尤其你妈，我走后她一个人在北京……再一想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风烛残年了，我还能活几年、感到很矛盾……“你妈五月二十号左右去美国，你们俩好好呆一个月吧，你劝劝你妈，别那么过于好生气，那样，只有摧残自己……你妈现在精神好像有毛病，一件事没完完了地说，脾气特大，我真担心……”
一九九0年八月六号的信中写这：“你妈回到北京以后，由于心情不怎么愉快，所以更年期的病又复发，整天出大汗、急躁。人家说这种病怕受刺激，我们都应该想办法使她得到些安慰。你有时间能给她多写些信，找她愿意听的事情说。姥姥嘴笨不会说什么，她有时急了说些话不对，这是病态，我们应该原谅她，这不是她的肺腑之谈。有人说更年期的病有时一年、半年之久……”
一九九0年十二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生活的担子够她呛的，我不能帮她的忙，反而累着她。我过意不去。我什么忙也不能帮她，她真可怜，精神老不愉快。我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也不用说我给你写信的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号的信中写道：“她很忙也很辛苦，所以她有时发脾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心很善良的，自己舍不得吃，给我和老孙吃。有时我很难过，花她的钱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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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她在信中说的，为了让我高兴一点，她甚至放弃了对我的守护。免得她的“提醒”与我的意见相左，从而使我心情不快或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虽然我们吵过就算，但她也不那么干了。
她不“提醒”，不等于她想象中的，悬在我头上的那把利剑就不存在，它时时都在她的眼前晃动着。可是，既然她已经决定不再让我生气，她就只好咬紧牙关不吱一声。
对我和唐棣的爱，简直把她的心撕成了两瓣。
她并不知道，我虽然不听她的意见，不满意她的“参政”，可是我却需要她的“参政”左右在我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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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振作精神，继续努力扯三扯四，想要岔开这个话题。可是她又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也成人了，书包也挺有出息，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她果真没有什么牵挂了吗？其实何曾放心得下。说她没有什么牵挂，实则是要我别牵挂她：她去得无恨无悔，花开花落自有时地无可遗憾、也无可挽留。
我心痛得不知如何把局面维持下去。
她并不理会我的神态大异，硬起心肠往下说。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时机，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勇气，“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不也孤独了一辈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