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在交待后事么？
然而她要交待的岂止是这些？
也许她明明知道，就像往常一样，这些话说也白说，这一件我也不会落实，那一件我也不会照办，可是她又不能什么都不嘱咐，撒手就走。
她肯定想到，从此可能就是撒手一去，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见，她有千条万条放不下心的叮嘱，无比琐碎又无比重要。她就是再活一世。就是把天底下的话说尽，也说不尽她那份操不完、也丢舍不下的心。事到如今，也只有拣那最重要的说了。
以后，我想过来又想过去，怎么想都觉得妈这三句话，可能把她想说的全都包容进去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把人生完全了然的平静和从容，倒让我感到分外地痛楚。我那费尽心机压在心里的悲情，一下就冲破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提防，汹涌泛滥、无可拦挡地没过了我的头顶。我再怎么努力也维持不住为表示前途光明、信心有加、心情宽松而设置的笑容，只好趴在她的膝上大哭起来。
一向爱掉泪的妈，这时却一滴泪也没有，静默地任我大放悲声。倒是她反过来安慰我：“没事，没事！”
其实妈是很刚强的人，或者不如说她本不刚强，可是不刚强又怎么办也只好刚强起来。她的刚强和我的刚强一样，不过是因为无路可走。
这样的谈话，自然让人伤痛至极，可她这要走的人，反倒能捂住那痛而至裂的心。这要使多大的劲儿？我都没有这力气了，妈有，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的妈还有。
祝大夫曾说：“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了。”我想他也许错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妈还能拚却全力地护着我，而且如此的绵韧、深阔。
但是，妈，您错了。时间长也好不了啦，您其实已经把我带走。
※ ※ ※
也曾闪念，要不要叫唐棣回来。
这两年，妈常做安排后事之举，好像她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她在给唐棣的信中写道：“……通过电话以后，我的思绪万千，我真高兴！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孙女。感激你对姥姥的关心、体贴。为了让姥姥高兴，不惜辛苦劳动挣钱给我打电话，每次电话费要花很多钱。我真感激你，长大了，有了学习的好成绩，也没忘记年迈的姥姥，还约我和你妈同去美国，你带我们去玩玩。难得你有闲的机会。谢谢你――我的好孙孙，明年在你毕业时，你妈一定去（现在正联系机票呢）参加你的毕业大礼。你妈全权代表我祝贺！”
“我去你那里，只是为了看你，不是为了玩。我已是年迈的人，这样的机会很少，也只有一次。所以得周密考虑。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所以我特别珍惜它，留着这个机会，不用。使我精神永远有寄托、有个盼望。所以先留着它。
“如果明年匆匆地去了，时间又不长，仅是一个月，花那么多路费也太浪费了，所以我决定明年先不去，等你考上研究院，或者工作和结婚，那时我再去。住个一年半载的回北京。我不能在你那里久住，你刚工作，必须奋斗使自己能站住脚。我哪能累着你呢。你妈妈工作有了成绩，我只好累着她，她是我的女儿。在北京度我的有生之年。可能的话，你两三个月给我打次电话，我就满足了。我估计二年之内去看你吧。但取得你（这里是否有漏字？――笔者）的同意，我自己就可以去，你妈认识一个空中小姐，我还不糊涂，最近身体比前些日好多了，你放心吧，活两三年没问题……”
※ ※ ※
妈去世前，我从不知道她给唐棣写过这封信。
尽管妈非常想念唐棣，但她知道条件尚未成熟，也从未表示过去看唐棣的愿望。
我们后来安排妈到美国去，完全不是这封信的影响，而是时机使然。一个偶然的、也是特定情况下的机会，使我能在美国停留一年，这是妈探望唐棣最好的时机。唐棣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多少顶门立户的经验。我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照顾妈的吗？而且还常常顾此失彼，完全谈不上体贴入微。如果把妈交给她一个人，是有一定困难的，只有在我的陪同下，妈才有可能去看望她。
现在，当我读这些信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
她果然是在写这封信之后的两年去看望唐棣；
她果然在美国住了五个月，正像她说的“住个一年半载……”。我本来打算让她在美国多住些日子，从一九八九年八月开始就请先生帮她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这些手续一办就是半年，到一九九0年二月，妈才如愿以偿。这个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要不然妈还可以在美国多呆半年，那就真能像她说的“住个一年半载”；
她果然只看望了唐棣一次，果然成了她“今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她没有等到一九九二年我再带她去看唐棣就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去美国探望唐棣的时候，只能带着她的一块骨灰了。当我取道法兰克福飞越大西洋，纽约已遥遥在望的时候，我默默地对她说：“妈，您就要再见到唐棣了。”可是她已然不能再用她的欢声笑语来回应我的激动；
她果然在这封信之后又活了两年多，应了她“再活两三年没问题”的话；……
她也曾两次嘱咐我：“我要是有个山高水低的，别叫唐棣回来。”不过那时候她还没有显出病态。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从美国回来不久，秋天的一个上午，阳光很好的样子。我站在她的房间里。她穿着一件前开口的宝蓝色的小毛衣站在电视机前，一边摆弄着柜子上的什么，一边对我说着这句话。妈常穿那件毛衣，因为合身，不像别的毛衣穿上去总是显得臃肿。
就在这封信封里她还写道：“……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所以妈在住进医院之后，从未主动提过唐棣。
我想，她不提，是怕提起来更加心痛；
她不提，是为了唐棣的前程；
她不提，是为了安定我的心。因为她一提就等于“提醒”我，这一回她可能就活不成，否则为什么叫唐棣回来，那不是要和唐棣诀别又是什么，这一来可不就捅破了她和我都在极力掩饰的凄惶；
她不提，是怕我为难，她默默忍受着，这，也许、可不就是、真的，死别。
可是她不提不等于我不想。我真的为了难！
这个时候她一定非常想见唐棣一面。
我想把唐棣给妈叫回来，可又怕吓看她，那不等于告诉她，形势险恶，凶多吉少。否则为什么惊动唐棣，这会不会给妈造成压力？而任何思想负担都可能削弱她闯过这一关的力量和勇气。今天也许还活着，我还能天天看见她。
我要是不把唐棣叫回来，万一大事不好，我一定会为此而追悔无穷。尽管这是妈永远不会说出口的愿望。
唉，实在想不出一个两全之计。……
当我后来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妈写给唐棣的这封信的时候，方知妈在活着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如今的悔恨，并早早为我们如今的悔恨开脱了我们的责任――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 ※ ※
我尽量甩开这些忧虑，寄希望于我的直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妈的手术一定成功。
手术确实成功了，可妈还是带着没和唐棣见上最后一面的遗憾去了。
我对妈确实太残忍了。
我何曾孝顺过她？！
唐棣倒是常来电话询问妈的情况。
唐棣才是妈的一剂灵丹妙药，就像她在一九九0年十月一号给唐棣的信里说的那样，“听了你的电话后，像吃了灵丹妙药，心里多么愉快。多大的安慰呀……书包，我是多么爱你，有了你姥姥才活得有劲，否则还有什么意思……”
我这时变得非常唯精神力论。几乎每天都对妈说唐棣有来电话，殷勤地、真真假假地报道着有关唐棣的消息，为的是让她知道我们对她的眷恋，她也就会更加眷恋这个世界，这不都能增加她和死亡斗争的勇气？
每每我向她转述唐棣的电话时，她脸上的皱纹就舒展开来，那不仅是深感安慰的表现，还包含着别人无法攀比的满足――她不再像从前一个人拉扯我苦斗那样哭天不灵、叫地不应。在她生病的晚年，两个那么有出息的女儿在为她牵肠挂肚。
这两年她常说：“我这个小老太太，怎么生了两个这样的女儿？”
言语里满是苦尽甘来的况味。还有对自己居然创造了这样两个人的自得。
她所谓的“这样”的女儿，就是她常对胡容说的“她们都很争气，我再受多少苦也是值得的”女儿。
当然也有一些迷惑。自己那样一个忍气吞声的人，怎么生了两个这样不肯忍气吞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她把唐棣也算做她的女儿了，她是完全有权力这样说的。
※ ※ ※
我告诉她，唐棣找到了新的工作，这家公司在中国开有工厂，她可以借工作之便经常回来看看。
妈满意地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一切都按照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唐棣说她年底回来，您手术完了再把身体调养好，等她回来，她要带您吃遍北京的好馆子。”
她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我对妈说的这些话，妈都如数家珍地对她重复过。
我又尽量找些讨妈喜欢的话题。
“妈，瞧您生病也会拣时候。秋天正好做手术，天也凉了，不容易感染，躺在病床上也比较舒服；我才五十四岁而不是六十四岁，完全有能力来支撑这场手术；我手头上的稿子也全清了，无牵无扯，正好全力以赴；赶巧宋凡同志能帮上这个忙，不然谁知道要等多久才能住进医院；您每次病好出院都能住进一个新家……”
或是谈妈的宠物：“您的猫可真行，那天它吃食的时候脑袋一甩一甩的，我想，它在干什么呢？仔细一瞧，它在吐馒头丁呢。原来它把馒头上的鱼和肝嘬完后就把馒头吐了。”这时，妈脸上就会漾出些许的笑意。
或是谈我们未来的日子，“咱们新家的地理位置相当好，离前门、西单都很近。比西坝河热闹多了……”
“楼下有街心花园吗？”妈很关心这个，因为她每天得到街心花园去散步。
“有个小花园。不过我还给您个任务，每天让小阿姨陪您到前门法国面包房去给我买个小面包，不多买，就买一个。这样您就每天都得去一趟。既锻炼了身体，也等于上街看看热闹。咱们家到那个面包房还不到一站地，按您过去的运动量，走一趟没问题。”我得说是给我买面包，我要说给她买，她就没有那个积极性了。
“过马路也不用愁，刚好楼下就是地铁的通道，反正有小阿姨扶着您，上下地铁通道没问题。”
“新房子的楼梯陡吗？”
“不陡，上下很便当，楼梯还挺宽的。还有电梯，您愿意坐电梯或是愿意走，都行。”
九月十九号，星期四，我最后签字同意手术。
手术订在九月二十四号。我默念着这几个字的谐音，心里净往好处找补地想：这就是说，妈至少会活到九十二岁才去世。
手术方案有过反复。
原定的手术方案是经蝶。如果采取这个方案，手术时妈的颈椎就要后仰九十度。这对老年人很危险也很痛苦，所以需要全麻，而全麻又容易造成老年人的死亡。这是一。妈的瘤子又大部分长在蝶上，如果经蝶并不能将瘤子完全取出。这是二。
最后还是决定开颅。
甲戈大夫和王集生大夫都是多次做过这种手术的主治大夫了，但是他们一再对我和妈说，“为了老人的安全和让老人放心，手术由罗主任亲自主刀，我们在旁边做他的助手。”
我很明白。也很感激他们的这份心意。但凡有些真才实学的人，谁愿意甘败下风？
甲大夫向我说明了手术方案。半麻醉，加针刺麻醉。加镇静催眠。由于老人对痛疼的反应不很敏锐，这个麻醉方案通过手术估计没有问题，而且比全身麻醉安全多了。甲大夫还建议，术后不必住到监护室去，那里虽有机器监护，但是一台机器看六个病人，万一护士不够经心，还不如就在病房给妈单独请一个特护。妈住的又是单人病房，很安静。只要妈那边一进手术室，病房马上就进行消毒。这样护理起来可能比监护室还好，手术当晚由甲大夫值班，发生什么问题自有他在。
我觉得他考虑得很周到，便决定按他的意见办。
决定手术后的这段时间里，妈还不断给我打气：“我的皮子可合了，肉皮上刺个口子，不一会就长上了。”
我接受了妈的鼓励，因为我怯弱的心正需要这种支撑。
妈的皮子确实很合，可是我们都想得太简单了，在脑子上动刀子和在肉皮上刺口子怎么能同日而语。
4
九月二十二号星期日是中秋节。我和妈两个人难得地在一起过了这个节。要不是妈生病住院，我还不能这么明正言顺地同妈在一起，过上这么一个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节的中秋节。
自从再婚以后，每到年三十先生和妈吃过年夜饭，就把妈一个人撂下，陪先生到他那边去住。
也设想过妈和我一起到先生那边去，或先生在我们这里留下来。可是妈不肯到一个她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去和我团聚，先生也不愿意在一个他觉得不方便的地方留下来，我又不能劈做两半。
最后还是自己的妈做出牺牲：“你还是跟他到那边去吧。”
我只好陪着先生走了。并且自欺欺人的想，反正大年初一一早我就会赶回妈这边来；好在妈对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还有兴趣……她该不会太寂寞吧？
我想妈懂得我的心，就是我不在她身边，她也知道我爱她胜过他人。
我终日为他人着想，却很少为自己的妈着想，老是觉得“来得及，来得及”，妈的日子还长着呢，好像妈会永远伴随着我……我甚至荒谬地觉得，妈还年轻着呢。虽然我知道谁也不会永远活着，但轮到妈身上却无法具体化。
所谓的为他人着想，不过是牺牲自己的妈，为自己经营一个无可挑剔的口碑。我现在甚至怀疑起一切能为他人牺牲自己亲人的人。
可是妈先走了，想到那许多本可以给妈无限慰藉，欢愉的、和妈单独相处的时光却被我白白地丢弃了，那悔恨对我的折磨是永远平息不了的。
更多的时候，我会怀疑起来，万一我想错了，万一妈不懂得我的心呢？我不敢想下去了。
我甚至想到鲁迅先生写的“阿Q”。在强者面前微笑，在弱者面前逞强的势力、自私。
妈虽不是弱者，却因爱而弱。在这人世间，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
每逢佳节倍伤情，可能是我和妈的一个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情结。
本来人丁就不兴旺，更没有三亲六故地往来。从幼年起，就跟着妈住她任教的小学单身宿舍。在食堂开伙，连正经的炉灶都没有一套。馋极了眼，妈就用搪瓷缸子做点浑腥给我解解馋。一到年节，看着万家灯火，就会倍感那多盏灯火里没有一盏属于我们的凄凉。我们那个家就更显得家不成家。少不更事的我还体味不深，就是苦了妈了。
渐渐地就不再枉存，或说是妄存过节的想头，不管人家怎样地热闹，我们则关起门来，早早上床、悄悄睡觉。
后来发展到三口人的三世同堂，还有了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像个家的样子了，也有了过节的兴头。可是，自从那年节真正的彩头、第一代人的心尖、第三代人唐棣出国以后，又剩下了两口。这比没有过三口人的鼎盛时光更让妈伤情。而我再婚以后，一到年节，简直连两口都不口了。妈一个人守着普天同庆、鞭炮齐鸣的年夜该是什么滋味？！
我陪着先生走是走了，可心里连自己也不知道地就给后来埋下许多解不开的情结。凡是妈为我做过的、牺牲过的一切，在她走后都无限地弥漫开来，罩着我的日子。切，在她走后都无限地弥漫开来，罩着我的日子。
※ ※ ※
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一。
吃过晚饭，理发师来给妈做术前的备皮。
我坐在灯的暗影下，看理发师给妈理去她从前世带到今世那千丝万缕的烦恼。不免想到，理去这千丝万缕的烦恼，手术前的事就全部结束了。好像所有的事也都跟着一了百了了。这景象何等的惨淡。
我示意理发师，妈脑后还有一缕没有理掉的头发。理发师说，明天清早他还要再给妈刮一次头皮。
从此以后到她去世，妈再也没有照过镜子。
理完发以后，妈赶紧把前几天一再催我给她买的帽子戴上，我知道她不喜欢这种帽子，可是眼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帽子了，好在不会用上很久她的头发就长出来了。
她问我：“是不是很像你老爷了？”
我说：“是。”
她说：“真糟糕。”
见过我们三代人的朋友都说，妈是我们三代人中间最漂亮的一个。所以我和唐棣老是埋怨妈：“瞧您嫁了那么一人，把我们都拐带丑了。”
妈听了不但不气，还显出受用的样子。
妈的漂亮是经得住考验的。一般人上了年纪就没法看了，可妈即使到了八十岁的高龄，眉还是眉，眼还是眼。嘴唇红润、皮肤细腻、鼻梁高耸。好些人问过妈：“您的眉毛怎么那么长，不是画的吧？”
或：“您擦口红了吧？”
一想到妈那么漂亮的一个人，没等头发长出来就光着脑袋去了，我就为她委曲的掉泪。
我想她直到去世再也不照镜子，可能是想为自己保持一个完美的自己吧。
理发师走后我把折叠床打开，我和她的病床并排放在一起。我们躺下以后，我像往常一样拉着她的手，往往她就这样地睡着了。
这天晚上，我以为她一定睡不好。过去芝麻大的小事都可能让她彻夜不眠。
可是她的手，很快就从我的手里滑出去了。她睡着了，而且睡的很沉。
明天妈就要进手术室了。
可是妈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一句也没有。
这是一个空白的夜。
我和她之间的一切，似乎都在她交待后事的那个晚上，被她义无反顾地结束了。我觉得，我那连接在妈身上的脐带，这时才真正地切断了。
我为她能安然地睡去松了一口气，也为她已经能这样淡然地对待生死、对待也许是和我的永诀而黯然神伤。
她还是妈，可又好像不是妈了。
人到一定时辰，难道都会这样吗？
我尽力克制自己，什么都不要想。我怕一想，我的决心就崩溃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只好硬着头皮挺下去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猜妈也犹豫过，也曾想要改变过主意。可她是个好强的人，从不干那出而反而的事，医院和大夫都做好了手术的准备，她若中途变卦，不就白白折腾了医院和大夫吗？
我既然是她的女儿，所谓的有其母必有其女，又何当没有这种考虑呢？
那时她要是有一点表示，我立刻就会改变主意。可是妈一点这样的暗示也没有，矢口不再提手术的事。
为此，妈就把命都搭进去了。
※ ※ ※
九月二十四号，星期二。
清晨五点多钟的时候，妈坐起来了。我问她：“您要干嘛？”
她说：“我要收拾、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了。”
我心里一惊，觉得这话很不吉利。便对她说：“您上什么路！您是去做手术，什么东西也不用带。”
她才又躺下了，像个幼小的、听话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理发师又来给妈净了一次头皮，留在妈脑后的那一缕头发也就最后地消失了。
七点多钟，那个姓周的护士来给妈插道尿管。我看见消毒包有两根道尿管，就对护士说：“请给我妈插一根细的。”
因为有过插道尿管的经验，知道插细的要比插粗的痛苦少一点。可惜我只有这点经验，我要是能有更多的经验，妈就可以少受很多罪了。或我要是能把妈将要经受的一切先经受一遍，也就知道哪些事该怎么做，而不会留下那许多的遗恨。插过道尿管之后，给妈打了一针镇静剂。不论插道尿管或是打镇静剂，妈都很安静。直到进手术室，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我又把妈满口的假牙摘下，包好。七点四十五分，手术室的护士就推着车来接人了。我一个人无法把妈抱上推车，只好求助于那些像我一样陪床的男士。
然后我一个人推着车向电梯走去。这情景可以说是罕见。哪一个去手术的病人，不是前呼后拥在满堂亲属，或是机关领导、同事的中间？
有两个病人的陪床家属动了恻隐之心，不但送我一兜食品和饮料，以备手术时间过长我在手术室外饮用，还帮我推车。
我看了看那一兜有备无患的食品，才明白我是多么没有打这种仗的经验。可是我不明白，这种时候人们还会有饥渴之感吗？
可我那时谁也不需要，我只想单独和妈在一起。此时此刻，只有我和她。
不论在这之前我考虑了多少，事到临头，还是觉得手忙脚乱，心里没底，什么也没准备好，可就是再给我多少时间，我照样会感到没有准备好，照样会感到：为什么这样匆忙？
不过，我要准备的是什么呢？
又“什么”是这样的匆忙？
似乎有一种我不能理喻的力量，将我一分为二、又将我合而为一。那一个我、看着这一个我，这一个我、看着那一个我。谁也帮不了谁，谁也救不了谁，谁都觉得谁不是真的。
唯一正常的感觉是我的心在慌乱地跳着。
※ ※ ※
我一面推着车一面对妈微笑着。一再对她说：“别担心，您最喜欢的甲大夫会一直守在您身边。”明明是危机四伏，为什么我却要满脸堆笑地这样说？那可不就像骗妈去死一样？
我还自以为是地叮嘱她：“如果感到有些痛，尽量忍住。可不要喊，一喊大夫也许就慌神了，那对手术不利。万一大夫以为您忍受不了，再给您加麻醉药就不好了。”
我不知世上有无探测眼底神色的仪器？如果有，我相信这时我眼底深处，一定让人惨不忍睹。
到了手术室门口，手术室的护士就接过了我手里的推车，车子很快就拐进去了。当推车就要从我的视野里消失的时候，我鼓足力气发出信心十足、但愿妈听了也会信心大增的喊叫：“妈，您放心。”
可听上去却是那么有气无力，像从远处传来的、一个回声的、飘浮的尾音。
妈没有回答，手术室的门跟着就关上了。我的眼泪一涌而出，就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手术室外两个和我同样角色的女人，好意走上前来劝慰我：“没事，没事。”
但愿妈能借上她们的吉言。可是有事没事全看上帝的旨意了。
我潜下心来祈祷。
妈进手术室不久，瑞芳就到了。她是特意来陪我的。那天要帮忙的朋友还有几个，我想来想去，还是请了瑞芳。她是儿女双全、家庭和睦的有福之人，我希望妈能借上她的福气，平平安安度过这一关。
手术期间，承蒙手术室文学爱好者郭小明大夫的关照，我和瑞芳可以进入手术室的大夫休息室里等候消息。
郭小明大夫本不上妈那台手术，可是每到关键时刻，就来报一次平安。“对病人家属来说，早一分钟知道手术安全也是好的。”她说。
幸亏瑞芳来了。我总不能撂着瑞芳自己愣怔，便和她拉些家常挨时光。一拉家常，人就不得不回到实际生活之中。
没想到罗主任请出了全国两个最好的麻醉师之一、天坛医院的麻醉室主任王恩贞给妈做的麻醉。
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一个多小时就做完了，几乎没有出血。我曾对大夫说，万一需要输血，千万别输血库里的血，输我的。我怕血库里的血不干净，再给妈传染上别的病。
因为要动手术，给妈测了血型，这才发现妈也是0型血。
我听见她自言自语地说了好几遍：“咱们家都是0型血。”
自言自语。
她在慢慢地咀嚼这份验证。这种咀嚼显然让她深感慰藉。她总算找到一些可以和她引以自豪的女儿、外孙女的相提并论之处，以及再有多少次也不嫌多的、我们的确是她的骨血的验证。
像我暗中祈祷的那样，瘤子很软。只用管子吸就把瘤子吸出来了，免除了用手术刀刮可能出现的险情。
当郭小明大夫前来告诉我们，手术顺利结束的时候，瑞芳高兴地哭了。而我却感到懵懂：这是真的吗？
※ ※ ※
我至今记得罗主任从手术室出来后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他的白外套敞开着，行走间一路飘拂着掩盖不住的喜兴，眉宇间也漾溢着手术成功的自得。
一个八十老人的手术，毕竟是外科手术的禁忌。
妈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神智是清楚的，眼睛是张开的。我急不可待地问妈：“您看得见我吗？”
她点点头。眼睛里满是对她还能生还、还能看到已经告别过的这个世界的感激和难以置信，以及生怕一不小心、眼前的一切转眼就会消失的谨慎。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她的眼睛看上去清澈多了。不像手术前那样混混浊浊、老泪涟涟。眼睛周围那一圈暗紫色的红晕也淡下去了。虽然大夫说过，只要对视神经的压迫一解除，视力马上就能恢复。一但这种情况真的出现，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喜出望外。但是她的眼睛里却凭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惊魂未定的神色。
上午十一点二十分，我们回到了病房。这次是病房里的护士，和隔壁陪床的小伙子把妈从手术室的推车上抬上病床的。我不敢碰妈，老怕碰伤了术后的她。
当时就来了特护，不过她没做什么，因为妈一直在昏睡。
妈的刀口没有全部缝上，头上还留有一个连接塑料袋的排液孔，用以排除术后脑中的积液。我看了又看那个已然接收了半袋鲜红积液的塑料袋，心里想，怎么一下子就是半口袋了？虽说需要排除积液，可这样流下去行吗？接着就避开自己的眼睛，不忍、也不敢多看那个接收积液的塑料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从妈体内流出的积液，在我看来就是妈的血。我身体里流动着的不正是它么，当时真有一种难言的切肤之痛。
妈躺下不久，罗主任就来查房了。他立刻把放在枕下的塑料袋挪到枕上，说：“口袋的位置不能太低，否则积液就排出的太多了。”
我想我大概有点特异功能，凡是让我心里一蹩扭的事，最后一定有问题。
罗主任还提醒我把手术前给妈摘下的假牙戴好。
把妈安顿好以后，我就开始给妈服用“片仔癀”。手术前胡容给了一丸，我又托她买了两丸。每丸分五次服用，一日三次。胡容介绍说，她做乳腺癌切除手术后，吃的就是这种药。对惊厥、痛疼、发炎、感染等症状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
不过服了两丸之后妈就说：“那个药还别吃了吧。”她这样说，想必有她的切身体会，便马上给她停服了。
但我觉得这药可能不错，妈吃了它，排出很多膜状的、韧性很强的东西。我猜想那可能都是妈多年便结，沉积在肠壁上的有害物质。
下午先生来医院告知，唐棣的汇款已到，和先生商议后，决定立即将支票所有权转让他人，以期尽快兑换到现钞。
晚上，被称为医院的“王牌护士”来值特护的班。我初到医院就了解了她的能力，早已私下和她约谈，也特别向护士长提出请她特护的要求。见她能在妈手术后的第一个晚上值班，放心多了。妈还在昏睡之中，一夜平安无事。就是双手老在胸前缓缓地，不停地绕着圈子，双脚也在被子里乱蹬乱踹。我们怕她乱抓手背上的输液针头，不断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按她乱动的手，最后只好把她的手用绷带固定在床栏上。可她还是蹬掉了脚背上的输液针头，也拧下了手背上的针头，蹭得被单上都是血。幸亏特护的技艺高超，没让妈受什么痛苦又把针头扎进了静脉血管。
仅仅为了这个，除去规定的酬劳我又多加给她一百块钱。
妈的血管本来就细，特别肘关节内侧，正是静脉注射的常规部位。年轻时做静脉注射就很不容易，上了年纪血管发脆以后做起来就更难了。常常会把静脉血管扎穿，注射的部位就会红肿瘀血。
刚进医院的时候，周护士给妈做静脉注射，在肘关节内侧找不到清楚的血管，只好改用手背上血管，但还是扎穿了。妈的手背不但肿起很高，还大面积地瘀血。当时我不在医院，事后隔壁陪床的大姐相当郑重地提醒我注意。
我明白那位大姐的好意，可是我没敢追询，这是经验使然。这种无关宏旨的事如果件件纠缠起来，到头来还是妈身受其害。何况周护士还有些内疚，以后再来发药、量体温、打针什么的，总是找些话来搭讪。
都以为妈受病的影响，糊里糊涂地分不清什么，护士们对妈说话，难免像对弱智儿童。有一次周护士也这样问妈：“你还认识我吗？”
妈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等周护士走了以后妈就爆了个冷门：“我还能不认识她！”
反过来说，要是我的手臂被人扎成这个样子，不管后果如何，妈非先就这件事情表个态不可。
妈比我有主意。一九八七年患黄胆性肝炎住院的时候，每天都要输液。护士总是拖到十点以后才给她输，每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还输不完，她就没法起来打饭。而我一般下午才到，她不得不经常麻烦病友，为此妈要求护士提前给她输液，以便赶在午饭前输完。
护士不理会她的要求，她就来了个绝食，这才引起护士长的注意，不但提前了输液的时间，态度也好多了。
※ ※ ※
妈手背上的大块瘀血，是不是早就预示她的凝血机制不够健全？我那时要是能预见这个信号带来的后果，就不会同意手术了。
※ ※ ※
所谓特护，并不是医院里专有一批干这个事情的人，而是护士们的第二职业，全靠自己挤时间干。白天不能耽误正常工作，晚上还要值特护的班，几乎是三十六小时连轴转，人是很辛苦的。
我们这位特护虽然不断冲盹，但都能及时清醒过来，给妈量体温、量脉搏、查看各方面的体症。尽管查下来的情况都很正常，我还是一点不敢懈怠，眼睛连眨也不敢眨地注视着妈的动静。
按理有了特护，我就可以大撒手了。可我觉得让她服侍妈的大小解总是不妥，还是由我亲自动手为好。
按照妈的脾气，我本以为她会拒绝他人、包括我在这方面的服务，没想到她什么异议也没有。大概到了这种身不由己的地步，也只好听人摆布了。
这一夜算平安地过去了。特护交班以前，说是要给妈换上干净的被单，因为被单上粘了不少妈的血。我问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换，她说妈用不着起来。只见她一个人把妈翻过来又翻过去的就把被单换好了。真不愧“王牌护士”之称。那个早晨，是我记忆中一个非常明媚的早晨。九月二十五号换了一个特护，不可能老是“王牌” 一个人盯着，她还有她的本职工作。下午，我发现连接道尿管的口袋里尿量很少，心里一惊，以为妈的肾功能出了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妈把道尿管蹬下来了，漏了一床的尿。我知道这个特护是外院来进修的护士，怕是做不了什么主的，只好先在床上铺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上再垫上厚布垫，不过妈还是等于睡在尿坑里了。
这个晚上，妈的两双手还是像绕毛线似的在胸前绕来绕去，我们又用绷带把她的手固定在床栏杆上。迷蒙中妈也曾想把手从绷带里挣出来，但我们总是给她绑了又绑。
这一夜，也算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四。白天没有给我们安排特护，护士长说抽不出人。完全由我这个没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顶班。白天还好说，大夫护士全在病房。到了晚上怎么办？护士站又只有一个值班护士。我一再请求护士长晚上给我们安排一个特护。
这天，妈的神智渐渐地恢复过来。我问她头疼不疼？她说不疼。又问她头晕不晕？她说不晕。又不断伸出手指考问她：“这是几个手指？”妈都能做出正确的回答。妈就不只是高兴，而是兴奋了。虽然她不说什么，我却看得出来。
比如手术后本应多睡，就是她自己不想睡，她那经过大手术的身体也会自然调节她的睡眠。
可她居然就睁着眼睛。她是舍不得睡呀，那等于是死而复生的体味她一分钟也不想放过，更何况她做的本是别一番准备。
※ ※ ※
晚上，“王牌护士”又来护理妈了。
幸亏是她来了。
我立刻告诉她妈睡在尿坑里的事。她马上就找来干燥的褥子和干净的床单，甚至还有被套、枕套。为了大换卧具，我们把妈从床上抱起来，让她靠坐在太师椅上。这时我才看出这次手术对妈的影响之大。她力不能支地瘫靠在椅背上，颈子软软地歪着，全身都显出在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将一切丧失殆尽后的了无生气、颓唐和烦恼。
待卧具换完之后，妈才又睡在了一个舒适的床上。
由于前两夜都平安无事，我想第三夜更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何况还有“王牌”特护，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把折叠床撑在阳台上，想要休息一会儿。
我很快就被惊醒了。
妈不安地折腾起来。
持护又是给她量血压，又是给她量脉搏。我紧张地查看妈的全身，发现妈的刀口出血了，而且越出越多，把包扎在头上的绷带都湿透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特护，她赶紧把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找来，王大夫打开头上的绷带，我看见妈左半边刀口对接得很好，缝得很光滑，针脚很小也很匀称。不过两天半的时间，已经长牢了，果然如妈所说：“我的皮子可合了，很容易长上。”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右半边的刀口不但没有对接好，缝得也很马虎，以致刀口两边的头皮向外翻着。鲜血正是从这里的每一个针眼往外直冒。我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吓得两腿发软，趴在床栏上哭了起来。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王集生大夫只好又在妈右半边的伤口上补缝了几针。
如果说妈最后是因为凝血机制的紊乱，引起某个要害部位出血从而造成猝死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凝血机制的紊乱呢，会不会是由于右边伤口没有缝好、再次出血的打击造成的？
也许不能这样说，但也不能不这样说。
上帝一定知道，可是它却不告诉我。
我的朋友人民医院的张主任说，这个晚上的刀口出血，无论如何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不祥的信号。
※ ※ ※
妈对王集生大夫在她头上的操作不但没有任何反应，反倒胡言乱语起来。
“你们要秉公办事！我就这一个后代……”是横下一条心血战到底的气势。听这话音，好像是我遭了什么难，妈正不惜牺牲地为我伸张正义。即使在她昏迷状态，为我牺牲自己也是在所不辞。世上唯有这份真情，才叫做溶化在血液中。
又说：“你还是我亲生的女儿呐，怎么就把我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大马路上，让那么多人站在两边看我……”
“你们这是骗婚……怎么扔给我一个红裤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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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完这几针，流血才止往了。但是王集生大夫很不放心，他担心血会回流脑膜，再从刀口进入颅内。嘱咐我明天一早一定去做一次CT检查，看看颅内有无血肿。
血虽然止住了，快天亮的时候妈的心率开始加快。快到多少，我不清楚，幸亏特护很有经验，又把内科的值班大夫请来了。值班大夫正好是内科主任。张主任听了妈的心脏，说没问题。护士们也说，张主任要是说没问题，那就真是没问题。我想既然护士这样说，说明张主任一定是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大夫，就没再把心率快的事放在心上。
比起妈对我的恩情，我对妈的关心太不够了。当时我为什么没再追问一句：既然没问题，为什么心率会快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当时最应该问清楚的问题吗？
如果当时我能追问一句，也许就会引起大夫更多的考虑，没准就能及早发现妈的问题，也许就不会酿成后来的大错。
可能就像人民医院张主任所分析的，那一夜就是不幸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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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七号，星期五。一早就推妈到CT室去做检查。没有帮手，还是得求助于隔壁那个陪床的小伙子，可我们两个人还是没有力气按照大夫的要求，把妈的头送到指定的检查仪器的凹槽中去。我伏身抱着妈的头，又要使劲把妈往仪器里挪，又怕过于使劲把握不住平衡，哪只手不小心碰了妈的伤口，或哪只脚落空一个跟头摔下去，两手一乍摔了妈。所以要特别注意保持平衡，并且由于这样努着劲而紧张得浑身发抖。
我仰起满是汗水的脸，恳求站在我身旁那个戴眼镜的、好像是姓w的大夫：“大夫，谢谢你了，请帮我们抬一抬吧。”
w大夫一动也不动，两只手潇洒地插在白大褂的中袋里，眼睛直直地、连回避也不回避地看着我那满是汗水的脸。我甚至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快意，让我不得不检点自己：以前是不是在哪儿伤害过他？而他一直没有得到报仇雪恨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究来了。
我不敢说什么，更不敢埋怨他，我知道，要是我说点什么只能是妈更加倒霉。好比说妈脑子里明明有血肿，就冲我难成那个样子，他能一个手指头都不伸，他就敢说个没有血肿，等等。
我只好拼却全力抱着妈的身子，一点一点把妈的头往仪器那个凹槽里挪。我担心位置不准确影响检查的效果，那就可能误了大事。可是我再也挪不动了。当时我那个心呐，真是苦透了。
w大夫也就那样马马虎虎地拍了。
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妈头内没有血肿。王集生大夫说，幸亏妈出血的部位是在脑膜切口的另一侧。
下午，妈清醒了。说她晚上做了很多梦。并且一字不差地把梦中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她梦见有人把我拉进了一个帐篷之后，又扔给她一个红裤权，她觉得那种情况很像骗婚，就冲上去和那些人理论，并且上诉到有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