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梦见我把她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马路上，大夫们在马路两旁站成两排，看着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马路中央。这可能是手术给她的刺激。
我说：“做这样的手术都得把衣服脱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需要抢救的情况，说不定要在什么部位做应急的处理，到那时再给您扒衣服就来不及了。”
尽管做了这样的解释，妈对把她赤身裸体地放在手术台上还是很不高兴。她不是不高兴大夫，她是不高兴我。她觉得我作为她的亲生女儿，竟然让她出那样的丑，很有些伤心。
虽然她这是刚刚恢复神智，对进来照看她的大夫和护士，一律都能说声“谢谢”。
古人云：过兮福所至，福兮过所依。
妈的手术，和手术后的一切反应都太顺利、太正常了，一般人脑手术后常有的水肿、血肿、感染、发烧，妈一律全无，最高一次体温不过三十七度五，而且很快就降下去了。
我、大夫、包括妈自己都太乐观了，真正是乐极生悲。
要是妈手术后哪怕发点烧，也就会引起我和大夫的警惕了。
5
术后第五天，九月二十八号晚上，联在妈身上的管子、瓶子都拿掉了。
临睡觉的时候她对我说，病床睡得很不舒服，她想睡我的折叠床。我就和她换了床。
见她术后这些天一切正常，以为可以睡个安生觉了。
可是我刚睡着就惊醒了。
一醒就发现妈在折叠床上坐着，正要从床上站起来。我吓坏了，她要是摔倒问题就严重了。我庆幸着自己及时地醒来。
立刻让她回到自己的病床上去，并且把病床两旁的栏杆也安上了。她一副痴呆的、木愣愣的样子。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谵妄”。这是她第一次“闹”，还不太严重，以后就愈演愈烈了。
现在回想，她的“谵妄”也和别人的不大相同。一般说来，别人的“谵妄”，术后当天晚上就开始了，她却发生在术后的第五天。
不过其它方面的情况很让人感到鼓舞。便结的现象消失了；手也不抖了；有了食欲；眼睛也清亮了；嗓子也不哑了；也不昏睡……终之，手术前的一切病状似乎都消失了。
她一撤销了输液，马上就想吃东西。术后第一次正常吃饭，就吃的是瑞芳送的广式稀粥。
那天瑞芳走后我问妈：“您想喝粥吗？”
她兴意盎然他说：“我早就想喝了。”
“那您怎么不早说？”妈有了食欲，就是恢复健康的征兆。我们苦尽甘来的时候到了。
“人家还在这里坐着，我怎么好意思就要吃人家送来的东西呢？”
妈，妈，您总是这样顾全脸面，委曲着自己，您还是个病人呢！
我赶紧从被窝底下掏出盛粥的瓶子给她装粥。还好，粥还是温的，正好食用。在医院里这就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土保温法了。她吃了两碗，差不多把瑞芳送来的粥全吃光了。
※ ※ ※
然后就是手术后第一次下地。我对她说：“妈，不怕，您两手搂着我的脖子，我两手抱着您的腰，您的腿一蹬就站起来了。”
我的动员没有用，妈还是吓得大张着嘴，一口一口地喘粗气。两条腿软得像是煮得很烂的面条，无论如何挺不起来。她贴在我的身上，全靠我奋力地往后仰挺着身体支撑着她，两只胳膊往上提着她，才勉强的站立。但是她的脚踩在我的脚上，却很有力。虽然很疼，我也没敢动窝，我怕一挪脚闪了妈，万一我抱不住她就糟了。
这时护士长恰巧走过。她严厉地说，“站起来，站起来。你的腿和手术一点关系也没有。”
妈果然“噔”地一下就站直了。
然后我和小阿姨扶着她到走廊里去，妈不愿意，可是她还不能自由行动，只好由我们搀扶着她慢慢向外走去。在护士长的指挥下她虽然站起来了，但走起路来腿还打晃，每迈出一个脚步膝盖就往前一拐。但她总算能迈步向前走了。
病房里的人见妈一下地就能走路，对妈以八十高龄战胜疾病的顽强精神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否则我为什么非要妈到走廊里去，这对妈的康复是很大的鼓舞。
当然还有一些显摆。我和妈出生入死地奋斗到这个地步，难道不值得显摆一下吗？
下地的第二天，妈就不要我们搀扶，自己就能扶着病床周围的栏杆绕着病床走来走去，而且走的很利索了。
很快她就行动自如了。
下地后的第三天，妈自己就能到处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相当复杂的功能她恢复得很好，而且好得出人意料。有些很低级的功能却恢复得很差，或至丧失？比如说，自己从躺位上坐起。
后来我常想，要是妈第一次从躺位坐起的时候，护士长也能在旁边这么呦喝她一嗓子就好了。
她一到走廊里去，病房里的人就对她鼓掌，表示他们的祝贺、敬意和鼓励。妈这时就笑眯眯地向人家挥挥手，说“谢谢，谢谢！”那时她对自己的身体还充满了信心：“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那时她还有闲心和我研究：“你说对面病房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在搞婚外恋，有两个女的老来看他，可是还不一起来，而是分别来。他在走廊里碰见我的时候，指着搀扶他的女人挺得意地对我说，“你看，我自己能走她还非要扶着我不可。”
我想她既然有这份闲心，就说明她身体恢复得不错。
后来病理切片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瘤子是良性的。
※ ※ ※
这是我们最感幸福的一段时间。
我常志得意满地对妈说：“妈，我真高兴我签了字，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
妈也多次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要是不签字，她会后悔一辈子。”
连甲大夫也对我说：“你决定手术还是对了。”
现在想想这句话，真觉得是上天对我的鞭苔。
※ ※ ※
胡容来看望妈的时候，见她脸色又红又白气色极好，就说：“姥姥年轻多了。从今以后，您的年龄应该从一岁算起。以后谁再问您多大年纪，您就说：‘一岁。’”手术后妈确实显得年轻了，因为手术在头上横切一刀，又经过缝线，头皮相应拉紧，额上的皱纹自然见少。
剩下的遗憾就是妈那双眼睛。
妈年轻时是压倒群芳、风光一时，这双眼睛功不可没。那不仅是双眼皮，简直是三眼皮。
可是到了老年，三眼皮一耷拉，就比一般的双眼皮耷拉起来长多了。妈的一双眼睛，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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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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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body></html>月一号，星期二。小阿姨开始替我陪床，我可以回家休整一下了。也不光是休整，而是想浏览一下饮食市场，看看能不能给妈调配点花样。
在我陪床住院无法分身回家期间，只能是小阿姨做什么吃什么，妈在营养方面的需要，主要靠保健食品补充，对促进食欲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也曾在医院附近的餐馆买过小炒，只要对妈有好处，价格贵贱好说，可是现在的餐馆差不多是徒有虚名，卫生和菜蔬的新鲜程度很成问题，口味也难让人恭维。只有一次，那个红烧海参还算差强人意。我虽然也不会做，但总有那份为妈尽力而为的心意。
我先乘五十四路公共汽车到王府井，打算在王府井给妈买罐“力多精”。我知道和平里的一家食品店有卖原装的“力多精”。但趁换车之便能在王府井买到最好。
因为是节日，车上很挤。我只能紧贴车门，站在最下一层踏板上。站在上面一层踏板的人裙裤上，粘满了灰白色的、可疑的黏液。
装满空饭盒、空瓶子的口袋挂在我的肩上，我不紧不慢，甚至是逍遥自在地走在华灯齐放的大街上，走在身着节日盛装的人群中。
我知道我再也不必着急，妈的危险已经过去，让我们心惊肉跳的生死之谜已经揭晓；我不必再为了妈的等待住医院迅跑；也不必为了给妈送菜，或送别的什么赶往医院；或提心吊胆地等待医生宣告有关母亲的生死存亡……
无声的细雨滋润着我。我没有打伞，体味着只有经过拼搏才能体味到的，那份风息浪止后的疲倦的宁静；享受着上帝赐给我们母女的这份恩泽。
行人熙熙攘攘，周遭的世界繁闹而虚空。我肩负着与这世界毫无干系的沉重，和与这世界毫无干系的轻松，走着、走着。明白了除了血肉相连的妈，不管你活、你死、你乐、你哭……你和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其实毫无干系。没有，走遍王府井的食品商店都没有原装的“力多精”。香港造的口感和原装的口感就是不一样。没有那么沙口，也没那么容易冲化，看来还得到和平里去。在我办得到的情况下，我愿尽力给妈提供最好的服务。
我怕日后脱销，一下买了两大罐，每罐一公斤，够妈吃些日子了。可是妈终于没有吃完。
※ ※ ※
十月二号，星期三。下午给妈擦洗的时候，发现她肛门周围有几小块溃伤。肯定是昨天没有擦洗干净所致。平时每日给她洗两遍，我一回家休整，晚上那遍免不了由小阿姨代劳。这样的事外人哪能完全彻底。心想，一点操心不到都不行，以后再也不敢依赖他人，一点也不能依赖。哪怕时间再晚，也要给她洗完再走。回家时经过东单，在东单中药店买了一管马应龙痔疮膏。这种药膏对过敏和溃伤也很有效。本想第二天去医院时再带给妈，因为还在节假期间，公共汽车很不好乘。可是想到这一夜妈会很不舒服，就又挤上汽车回到医院，给妈洗净患处，又涂上药膏才安心回家睡觉。
※ ※ ※
一般手术后第三天，或第五天就拆线了。妈的伤口因为有了那一番周折，是第八天拆的线。她的伤口长得很好，很平滑。就是一到晚上，妈就不是妈了。她的“谵妄”越闹越厉害。手术后已然消失的尿频，到了晚上又变成几分钟一次，我整夜整夜无法休息。我不是没有经济能力再请一个阿姨来照顾妈，我总觉得这种时候我应该时时刻刻伺候在妈的身边，否则就太对不起她的养育之恩。再说看护病人的阿姨不容易请到，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老阿姨，我愿每月给她三百元的工资，她倒是很愿意，但她要求长期的合作关系，而我只能在妈住院期间雇用她，因为妈并不瘫痪在床、长期不能行动的病人，此事只好作罢。
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照顾好妈，反而让我犯下不堪回首的过错。
好比服侍妈的大小解。医院的便盆个个摔得残破不全，分到我们名下那个，也是病房里的最后一个。偏偏与身体接触的部位不但摔掉了搪瓷，还凹凸着高低不平的烂铁皮。我始终不明白谁能把便盆上的铁皮造就成这般模样。让小阿姨到医药商店买个新的，她说找不到门。而我又离不开医院去买，只好先凑合使用医院里的便盆。如此这般，我不但要一手托着妈的下半身，一手把便盆放在她身下一个合适的位置，还要在她身体接触那些高低不平的烂铁皮之前，赶快把手翻过来。手心朝上地垫在高低不平的铁皮上，免得那些烂铁皮硌疼了妈。
这时，妈又一再说起那句不吉利的话：“我怎么这么沉啊。”
但我这时的心情，比之八月份她做核磁共振这样说的时候轻松多了。毕竟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沉不沉的事就没再往心里去。其实这都不是好兆头。
我终因力不胜任扭伤了腰。而这个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得动腰上的劲。
我只好让妈在我放便盆的时候配合一下，两双脚尽量往大腿根部靠拢，接着两脚一蹬，身子再往上一撑臀部就能抬起一些，那就会省我好大的劲。我说：“这一点也不难，您的两双脚靠大腿的根部越近，您也就越省劲。”
可妈就是配合不了。我看出她不是不肯这样做，她好像是力不从心、无法把脚靠拢至大腿恨部的合适位置，当然也就无法撑起她的身子。有时靠拢一点，也是有其形而无其实。我照旧还是难的不行。
负荷超过极限就要失控。
特别是她几分钟一次小解，根本就没有几滴，我想，她都没病了怎么还这样折腾人呢？难道不能把排尿的次数集中一下、将周期延长一点？那就会减轻我很大的负担。这样一想之后，手就会重重地拿起她的脚，又重重地往她大腿根部一摆。妈就生气地白我一眼，她一定想到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老话。
新便盆终于买来以后，有时妈用完了我也不拿开，就放在她的身下。心想，反正过不了几分钟还得用，便盆又是新的，很光滑，放在身下不会有什么不适。这时，妈也就能撑起身子，把身下的便盆扒拉到一边。
这能不能说明妈本来可以配合我？
当然也说明便盆放在身下还是不舒服。可我却心怀恶意地把她好不容易扒拉到一边的便盆再给她放回身下，企图用这种办法刺激她将排尿周期延长一些。
妈到底清醒还是不清醒？
要是清醒，为什么不懂得心疼我？
要是不清醒，为什么知道把便盆从身子底下挪开呢？
现在我明白，我是冤枉妈了。她能不心疼我吗？她要是不心疼我，她能坚决要求手术吗？她就怕她成为我的累赘，她就怕她好死不如赖活着地折腾我，这不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吗？我都看着了、经历了，怎么还能这样冤枉妈呢！她之所以这样折腾，肯定还是神智不大清醒的表现；她的两脚不听指挥，肯定和术后没完全恢复有关；她几分钟一次的排尿，也许是和插导尿管的刺激有关……
又比如，逢到她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几分钟就让我给她改变一次体位时候，我也认为她过于随心所欲，不大为劳顿的我考虑。累极了眼，在扶她坐起的时候，难免气哼哼地用力把她往前一推。她也总是恨恨地“唉呀”一声，那就是对我如此待她的、最严厉的批评了。
或是刚把被套服服帖帖地装套在棉胎上，一会儿棉胎就让她起来躺下，躺下起来，弄了滚到被套脚下去了，我就会急歪歪地把着她的手说：“妈，您拽被子的时候光拽被套不行，您得这样，被套棉胎一起拽着才行。”这不是强妈所难吗？她那时哪还能顾得了这些！
那时她可能就像人民医院张主任说的那样，瘤子虽然切除了，可是瘤子周围的垂体细胞经过长年的挤压已然受损，不能正常供应身体各部系统赖以连转的“内分泌” 了。如果说妈是为凝血机制紊乱，最后猝死于某一重要血管的破裂（如心肌梗死，或脑桥那很主要血管的破裂），那正是由于凝血机制失去“内分泌”的精密调节所致。她认为，就是妈不手术，也无可挽救了。手术前的一切病状，正是身体各系统失去“内分泌”的调节、走向全面崩溃的表现，手术后的一段时间看上去虽好，那是过去体内储存的“内分泌”还没有完全耗尽，一旦那点储存消耗净尽，妈就会走向终结。因为这个过程是渐近的，所以妈无法说出某种具体的不适，只能感到日渐衰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怎么呆着都不舒服、都不行地走向消亡。
这就是说，我们那时的欢乐，其实是坐在火山口上的欢乐。
而我竟然没心肝地把身体日渐衰竭、在不可名状的难耐中饱受熬煎的妈，当成是她的随心所欲、不体恤我的劳顿。不但没有对她更加爱护、没有知微见著探析她如此表现的根由，反而心生怨气态度粗暴。
如果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六号北大医院那位大夫能对我这样说到“内分泌”对人体的影响，妈就是再不愿意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也会逼着她去检查的。如果那时就采取果断措施，效果会怎样呢？肯定比七个月以后手术好，对一个分秒之间的差异，影响都会非常悬殊的老人来说，这七个月的时间绝对至关重要。不要说身体的承受能力，就是她储存已然不多的“内分泌”，那时恐怕也还能满足调节凝血机制的需要。
怎么想，怎么都是我害了妈。
又比如，她的“谵妄”越闹越严重，大夫表示这是脑手术的正常反应，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只能任她一闹到底才不会再闹的时候，我也就没再坚持为妈寻求一个解脱的办法，而是想，挺吧，挺到一定时候就好了。从没想过这种挺法。对妈的体力会造成多大的消耗，特别在妈的身体日渐衰竭的时候，我现在想，“谵妄”可能和梦游一样，是非常伤人的。我那时要是坚持寻找，办法可能还有。好比说针灸、镇静剂什么的。那不但会免除我的许多劳顿，妈也能很好的休养生息；
在她“谵妄”的时候，又想当然地认为她如此神智不清，不论我说什么、做什么，她反正都不会听，干脆假装熟睡、不理不睬地任她去闹。
每逢她不让我在病床两旁放栏杆，只要一安栏杆，她就双手抓住栏杆不放，力大无比地和我撕来撕去，抢得像是拼命，说是安上栏杆就像坐监狱一样。那肯定是身陷沉疴人的憋闷、烦躁，我不但不体贴她，还自以为保护她不致坠床道理堂皇，狠狠抢过她手里的栏杆，与她做对般地安在病床的两旁。我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和她讲道理呢？
那时我要是知道妈已来日无几，虽然不能救她的命，至少也能做些让她顺心的事，让她带着一份她所挚爱的人的深爱离去。
可是，难道非要等到这个地步，我才能丧尽天良地给妈那份深爱吗？
奇怪的是妈“谵妄”的时候老叫奶奶和小慧。我从未听她对我说过小慧是谁。
还有一次她半夜从床上跳起来，对小阿姨说：“小月快走，这是鬼住的地方，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怎么不走？我是为你好。”
说着就去开通向阳台的门，急于逃走。小阿姨赶紧把阳台上的门锁了，她开不开门就拼命摇，把门摇得哐哐响。见阳台上的门摇不开，又去开病房的门。小阿姨把病房的门也锁了。她大吵大叫着非要出去不可，一直闹到在护士站值班的护士长都听见了。护士长到病房来看她闹什么，妈却认不出是护士长，害怕地说：“巡逻的来了，巡逻的来了。”这才不敢闹着要跑了。
可是她对小阿姨又闹着说：“你给我找张洁去，你给我找张洁去。”
让护士长安慰她说，“我这就去给她打电话。”听到让护士长说去给我打电话，妈才渐渐安静下来。
护士长走后妈对小阿姨说：“我给你张阿姨闯祸了。我闹得太厉害，巡逻队都知道了。”
※ ※ ※
后来我猜想，小慧一定是她幼年时代的朋友，一个沉落在记忆深处、也许早就故去的人。不，不是也许，而是一定。不知道为什么我敢这样肯定，妈在那个时候，呼唤的肯定是两个早已死去的人。
还有，说她那间病房是鬼住的地方又是怎么回事？
总之那时我和妈一到晚上就像中了邪，我不是挚爱妈的女儿，妈也不是爱我的妈了。
可是一到白天，我们又都为对方竭尽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
※ ※ ※
也曾分析妈为什么老“闹”，误以为是她身边有我照料的缘故。如果没有我的照料，她也就无所依赖，无所依赖还能向谁“闹”呢？也许早就可以自立了。
所以我对妈说：“您比我强，您老了跟前还有我，我老了跟前还有谁呢？只要您能恢复健康，我宁肯死了都行。”
或许她辨出个中和埋怨，即便地老天荒何尝会有因她而无我的荒谬？又忧虑我果然落到那种境地，还要考虑为我的埋怨留下伦理道德上的余地，含蓄地辩驳道：“你可以到唐棣那儿去。”
我却斩钉截铁他说：“我才不去呢。”
我为什么这样说？
是生怕妈不明白我的埋怨，非要把为我留下余地、躲在含蓄后面的妈推到前面不可？是批评妈对我的依赖？
是以我晚年的独立，来表白自己对妈老有所养的功绩？
是以我独自的晚境，来衬托妈老有所养的优越？
一到白天妈就清醒了。她一清醒过来，就为自己晚上睡着就“闹”的事情着急。她不知怎么想的，认为这是睡得不沉的缘故。所以白天更不睡了，到了晚上也尽量延迟睡觉的时间。以为熬得越晚，睡得越沉，睡得越沉就越不容易发作。
病房里有一个看护植物人的谢阿姨，我给她一些钱，委托她在小阿姨替我值班的时候帮着照看一下妈，毕竟她看护脑病病人多年，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多，万一有什么情况，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每天晚上，植物人那边的事情完了，谢阿姨就到妈的病房来坐。
妈就紧紧抓住谢阿姨不放。让谢阿姨给她唱歌，陪她说话、熬夜，不让谢阿姨走。还要点小狡猾，对谢阿姨说：“我最喜欢听你唱歌。”
谢阿姨能唱出什么好听的歌，妈不过是有想方设法拖住人家，陪她一起熬夜就是了。
后来植物人感冒了，妈接着也感冒了。想必谢阿姨是个传染的媒介，我就不让谢阿姨来照顾妈了。不过那时已是十月十七八号，我们也快出院了。
也许还是我的办法有效果。
我对妈说：“恰恰相反，您晚上闹不是因为睡得不沉，而是睡的太沉的缘故，您现在白天不睡，晚上也不睡，一旦睡着就会睡得很沉，睡得越沉越不容易清醒，闹得也就越凶。从现在起，您白天一定要多睡，晚上也要早睡，吃过晚饭就睡，睡眠一充分人就容易清醒，越容易清醒也就越容易从“谵妄”中醒来。如果觉得在床上躺的时间太长，不舒服，可以先靠在沙发上睡。睡过一觉，再到床上去睡，试一试这样做，看看效果怎么样？”
不知道是我的办法灵，还是手术的反应已经过去，妈此后果真不闹了。
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狠狠地吓唬了她。
十月十二号下午我对妈说，十三号中午我有一个不好推掉的外事活动，有位意大利访华代表团的朋友，是我在意大利访问时的“全陪”，对我很是关照，又是我作品的译者。现在来到中国，而且和团长发生了磨擦，身在异国他乡心情非常不好，无论如何我应该去看望她。我对妈说，只参加一个午宴，吃完饭立刻就到医院来。
十三号一早，就在我家附近的几个商店跑来跑去，为的是给妈那个合同医院的两位大夫购买礼物。
一位是及时通知我们去做核磁共振的大夫，那时周东大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尽快做核磁共振的关系，可是周东大夫又不知道我的电话，只好转请一位能够和我取得联系的大夫通知。要不是她的及时通知，我们就会失去这次机会，那就不知还要等多久。
另一位是神经外科的主任，有人建议在他那里疏通一下，请他批准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报销在天坛医院的开销。那笔医药费毕竟数字不小，若争取一下能够报销何乐不为？
不敢跑得太远，怕误了来接我去赴宴的汽车。只好在附近两三家商店之间跑来跑去的比较。太贵的负担不起，太差的又怕对不起人家。最后买了七百多块钱的礼物，心里还觉得不够分量。
外科主任收下了礼物。可我却是在妈去世很久以后，才去找他谈转院治疗的事。他拒绝签字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
我认为这很正常。试想，他一再对我强调做过四百多例垂体瘤的切除手术，而我还是自费到天坛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还要来找他想办法报销，这不是太过份、太让了下不来台，甚至是对他的侮辱吗，我竟然采纳这种意见，不是太不应该了吗？
他还暗示，如果由他来做这个手术，妈也许不会亡故。我没有向他解释，妈去世并不是因为手术。
他拒绝签字倒成全了我为妈尽的最后这点心意。
不过就是妈再活一次。再做一次手术，我还是不会找她、不会在妈的合同医院做这个手术。
妈的病，不正是合同医院误的诊吗？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眼睛已渐失明、白翳始终遮不住眼球的情况下，眼科主任还坚持是“白内障”，而不考虑脑子里可能长了压迫视神经的瘤子。
※ ※ ※
然后我又趁有车之便到韩美林那里去取别人带给我的东西。最后才到午宴上去。
这个安排妈是知道的，但她突然急迫地想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否安全，非让小阿姨马上给我打电话不可。
是否就在那一天，我便身染大病。爱我比爱自己生命更甚的妈一定感应到了，否则她不会突生这样的奇想。
小阿姨往哪打？何况她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就是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那么大的旅馆，我到底在哪一层、哪家字号？
为了安抚妈，明知我不在家小阿姨也往家里打了电话，家里当然没人接。妈又让她往我机关打，说机关一定知道我在什么旅馆吃饭。可是小阿姨不知道机关的电话，妈知道，但妈也没有随身带着我机关的电话号码。她就叫护士帮助查找。护士的服务态度不错，在电话号码簿上给妈查到了。小阿姨拿着机关的电话号码正要去打电话，我就到了。
一进病房，就见妈双目眦裂，满眼是大难临头的张惶。
小阿姨见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来了，来了。张阿姨来了。”
这时妈又心慌起来。妈怀疑有婚外恋那个男病人的家属正在帮小阿姨安抚妈。她说：“躺下、躺下，休息休息就好了。这是因为刚才太紧张了。”
我也以为她的心慌是活动太激烈。心情太紧张所致，其实这也是大病之兆。
每次去医院的路上，其实都是分秒必争，就是红灯亮着的时候，也不管不顾地在车流里穿行，哪怕早一分钟抢过马路也好。因为妈在企盼着我。
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许多可以提供各方面服务的公司，和花费不大的“麦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全靠我一个人应对。
单说每天一早背着一兜汤水炒菜挤换电汽车就耗去不少力气，我最怕挤那一0六路电车，也许是我挤车技术不佳，常常挤得满腿是伤。有一次甚至将内裤挤掉，要不是外面的衣服上着皮带，真不知怎么收场。经过那样一段时间的锤炼，现在不论碰见什量级样的“挤”，我都不怕了。
由于连日的焦虑、伤情、担忧、恐惧、劳累，体力消耗很大。在快速往来的车辆里穿行往往会让我感到两腿发软，头晕眼花。
特别是妈的病房还在六楼。
刚进医院的时候，我每天还能轻捷，甚至是潇洒地在楼梯上，上上下下地走几趟。渐渐地也就潇洒不起来了。
医院里有电梯，虽说只供病人或护士、大夫使用，但情况也不尽然，一切要看开电梯人的性情。
有个和我同年的女同志，还有一个文学爱好者对我很是照顾。如果是她们在开电梯，那就是我的运气，怎么也能蹭上电梯。
也有大碰钉子的时候，而且碰得嘎蹦脆。有天早上，我背着很多东西来到医院，看看楼梯，实在上不动了。便老了脸皮，低眉敛气地走进电梯，对那位开电梯的女士说：“我实在太累了，您看我又拿了这么多东西，谢谢您让我乘乘电梯吧。”
她的手往电梯外面一挥，简明扼要他说：“出去！”
我只好夹着尾巴走出了电梯。
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相信她如果看我一眼，能发点善心，一定不会那样对待我。
十三号这天不巧，开电梯的正是那位丝毫不肯通融的女士。鉴于以往的经验，我自知没有指望地往楼上爬。而且还是一步两个台阶。――妈一定等急了。
我甚至听见大腿前的两块肌肉，在拉起两条腿的时候，噔噔地响得非常吃力。像一辆难以发动的老旧汽车，却非要它发动起来不可地蹦蹦着。
6
看到妈闹成那个样子，我真是又急又气又委曲，觉得她太不体谅我。
心想，我已经很努力了，妈，您为什么不懂我的心呢？从而让您自己的心和我的心，都累得没有了一点汁水了。
您累，比我累还让我忧心，结果是我的心就连您的心一块累着，是累上加累了。
急得我恳求她说：“妈，我真的很累。我知道您爱我，可是爱得太过也是一种负担。我已经很急了，为了早到医院一分钟，我差不多分秒必争，连过马路都是横冲直闯。您再这么催我，我就更着急了。一急就容易出事，那不就是催命吗？到那时候，您就后悔莫及了。”
我了解自己，装了那一肚子心思，这恳求比发火还煎熬人。
妈不回答。我看见她放在被子外面的手，颤颤地抖着。
后来想，我这样说，她心里一定也很委曲。她不正是因为爱我、担心我的安危才这样紧张的吗？
我又说：“咱们哄着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能为这样的小事麻烦人家，像查电话号码的事，人家管得着吗？要是把人家弄烦了，到了真有要紧事的时候，人家还能耐心细致地照管您吗？”
妈没看见吗？除了危险期间有特护照顾，特护走了以后，哪样事不是我这个一点医护常识也没有的人在时刻关注着她？幸亏妈没有出别的事。
可是她一定听不进去这些话。对她来说，首先是我的安危，至于她自己到了要紧的时候人家怎么待她，她才不考虑呢。
妈把我的韬讳之计当成了我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才能。看我在病房里似乎很玩得转的样子，曾当着我的面对小阿姨说：“你张阿姨在哪儿都能打开局面。”
我没吭气，只对妈得意的笑笑。
妈，那叫打开局面吗？那只是当下三烂、装孙子，并以此来讨取人家的欢心。
就在我为签不签字手术而忧心如焚的情况下，也得强颜欢笑地陪着前来消闲解闷或观赏名人的人高谈阔论，那是真正不惜血本的感情投资，为的是妈在紧要关头，能够得到较为悉心的照料。
恐怕对外的这种投降主义和我的宵小之心也不无关系。
好比，我能得罪小阿姨吗？得罪了她，我不在家的时候她能好好照料妈吗？说是为了好好照料妈，其实还不是为了自己可以抽身而去？
这时妈又要喝水，真给她端过水去她又喝不了几口，让我们端走。或是刚在床上躺好，又让我们扶她起来喝水。
或一会躺下，一会坐起。每种体位都保持不过两三分钟的样子。
我压抑着心里的不满恳求她：“妈，您天天晚上都闹得我们一点不得休息，要说您晚上闹那是因为‘谵妄’没有办法控制，白天您再闹就说不过去了，小阿姨晚上照顾您已经很辛苦了，白天咱们应该尽量让她休息，如果她白天也得不到休息，如果撂了挑子，临时再上哪儿去找这么一个熟悉情况的阿姨？现在的情况是越少出问题越好。”
我每天到医院后，什么也不让小阿姨干。而是让她把折叠床撑到阳台上去睡觉。为的是让她晚上和我轮换着陪床，我的体力已经消耗得不能独自支撑这件事，所以特别害怕小阿姨撂挑子。
其实，妈哪儿是折腾人，她是病得开始折腾自己了。
妈好像根本没有听进我的话，一会儿又要坐起来。我没有好气地扶她坐了起来，并让她自己披上夹克。
她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时间过得越久，我越能咂磨出她当时的神情，她不但隐忍着极大的不适，还要在穿衣的逼迫下逃遁无门，心神败坏地瞪视前方。
她看也不看手里的夹克，拿起夹克的下摆当领子，伸出胳膊就去穿袖子，那怎么能够穿进？我不但不帮她纠正，还冷酷地说：“好好看看，那是袖子吗？那是袖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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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她长期这样“闹”下去总不是个办法，特别是在晚上，对没有人手可以替换的我和小阿姨，实在太辛苦了，别的病人都是老婆、丈夫、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什么的一齐上，就是那样他们还感到力不能支。更何况我除了陪夜还要应付一切想到，或是想不到、一环扣一环的方方面面。
只好想出这样的办法骗她：“您闹得病房里的大夫、护士、病人都对您有意见了。我一到医院，大夫护士就抓住我反映您的情况，让我带您出院，所以我都不敢到医院来了，怕人家抓住我，让我带您出院。老房子交了，新房子还没装修好，咱们出了院上哪儿去？只好住到老孙那儿去。”
知道妈最怕住到别人家里去，就拿这个威胁她，希望她能迷途知返，知难而改，在医院和先生之间选择其一。
妈一辈子都没痛痛快快地活过，非常看重别人的反应。老对我和唐棣说：“别人让人家说咱们的闲话……”
我和唐棣就会激烈地反对：“偏不！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闲话？有些人吃饱了不干别的，就会拿闲话害人。人活一辈子不易，再为那些别有用心的闲话委曲自己不是太傻了吗？”
或是自寻烦恼地说：“某某今天和我走对面也没有理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
这肯定和她自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一切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有关。
因为深知她的忌讳，就编造大夫、护士对她反映不好的假话吓唬她。
又吓唬她说：“您什么时候改好了，我什么时候再到医院来。您要是不改，我就永远不来了。”这样吓唬她实在太无情了。
人一上了年纪本就来日苦短，和至亲至爱的人多守一会儿是一会儿，谁知道以后（还有多少个以后？）乃至明天，还有没有这样的相守的时机，更何况她的自觉症状越来越不妙，到了这时候她心中一定明白，一天看不见我，可不就少了一天和我的生聚。
“我永远不来了”与她是多么大的打击。
她又怎么知道我仅仅是吓唬她呢？
我又偷偷地安排小阿姨：“你要配合我，常常提醒姥姥，‘您要是不闹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晚上回家的时候，又拐到陈敏华大夫家去取我托她给妈买的“保护一号”，这是北大医院为预防放疗的副作用而研制的中成药，据胡容说效果很好。现在这些药还在家里放着，散发着一股凉森森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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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果然没能到医院去。我找装修公司去了，想让他们抓紧时间把新房子装修好，无论如何妈快出院了。朱毅然主任已经谈起出院的时间问题。别人手术后三四天就出院了，我们已经住了二十多天。可是那个装修公司根本不讲信誉，扯皮扯到下午，问题照样解决不了。从装修公司出来已经很晚，就没再赶到医院里去。
这天小阿姨按照我的安排问过妈：“姥姥，您想不想阿姨，您要想阿姨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妈伤感他说：“她生气了，再也不会来了。”
这件事纯属巧合，却伤透了妈的心。
从此她晚上不再闹了，睡得也安静了。
还也许，正是我这一番“训话”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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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自然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回避负荷超过极限就会失控的现实。
也许我不该怨天尤人，要是在西方的医院，他们决不会让病人家属累到这种神经失常的地步。他们也不会允许病人家属抢医护人员的饭碗，替医护人员干那本该是医护人员干的万般事体。那万般事体要是分摊在每日轮换一新的医护人员身上，反倒能让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和力量，将其转化为“南丁格尔”的崇高精神。谁让我们住的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医院，哪怕是五六十年代的医院，也不会发生这种让人追悔无穷的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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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妈一不闹，就显出衰败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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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号，星期二。
上午一到医院，就发现妈的脸色一反前些日的红润白皙，突然变得晦暗起来。在额上手术钻孔的部位，还塌进一个黄豆大的小坑。
马上去找大夫，病房里却一个大夫没有。又到罗主任的办公室去找罗主任，他也不在。可是下午三点我还得赶到新桥饭店，前天作协已安排好我到机场送意大利的那位朋友。她已经和他们团长彻底闹翻，决定提前回国。如果我再中途变卦，可能会使她更加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