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无知地认为妈的情况不太要紧，便安排小阿姨在我走后继续寻找大夫，我会不断地和她联系，如果情况紧要我将及时赶回医院。晚上打电话给小阿姨询问妈的情况，她说大夫看过了，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岂不知当时已是大难临头。第二天我到医院后，又找大夫反映妈的情况，大夫说妈脸色晦暗是正常现象，因为手术中的瘀血还没有吸收干净。瘀血是块状不均匀的分布，而妈是整个面部都晦暗了。我说：“不对，她手术后脸上确实有过瘀血，但是五六天就吸收完了，脸色不但恢复了正常，而且又红又白比手术前更好，怎么突然又有瘀血了呢？”大夫还说是正常的。至于额上塌进的小坑，大夫也说是正常现象。护士们也这样安慰我说，有些病人的钻孔部位还鼓出一个大包呢！比起一个大包，一个小坑自然算不了什么，更不必着急了。我不是大夫，连一般的医学常识也一窍不通。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对我妈身上那些哪怕是很细微的异常现象，果然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如今，我只能无穷悔恨地想，当时为什么没有竭尽全力、坚持到底地把我的疑问弄个明白？后来看到一本民俗讲话，其中说到病人脸色突转晦暗，就过不去半个月了。妈正是在脸色转暗后的十三天去世的。我那时要是懂得这一点，妈会有救吗？妈留给我的许多谜，只能等我也去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能解了。确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医生只能治病，治不了命。既然我已发现，并向医生屡屡指出要妈一命的厉害，医生却把它放过了，这不是妈的命又是什么？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号，唐棣带我在纽约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验证那一次的检查无误，我离开美国之前的七月八号，她又带我做了第二次检查。回国后，我将这些检查结果请同仁医院的一位主任过目，她说，这个血液检查的项目太详细了，要是母亲手术后每隔三天能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就好了……她没有往下多说。
我能明白，要是母亲手术后每隔三天能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不仅她在血液动力上的变化，哪怕任何方面的变化可能早就发现了，也许早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我不说完全可以防止后来的恶变，但至少可以说，我们努力过了。
可是妈手术后，除了第三天晚上因Y大夫负责缝合的右侧刀口不尽人意，引起大量出血，经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再次缝合，并嘱我第二天一早立即带妈到检查科做一次CT检查，以便确认这次出血是否回流脑膜，引起颅内血肿之外，连出院前那次例行的检查也没有做。更不要说每隔三天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
我深知在中国平民百姓做这样的检查目前还没有条件，可是出院前那次例行的检查呢？哪怕仅仅是再做一次CT检查？
就算医师没有想到，我也应该主动提出啊，而我那时却不懂得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母亲去世后，我反复思考导致她去世的各种可能时才明白，本该做的，也许能挽救她于万一的许多事，我们却没有做。现在我倒是懂得一些了，可是还有什么用呢？
我甚至没有追究过Y大夫的责任。
追究为了什么？如果追究能挽回刀口缝合不好给母亲造成的损伤、能让母亲起死回生的话，我当然穷追不舍，可我就是追究到天上，或是地下，母亲因这刀口缝合不好造成的损伤也没法弥补、母亲的生命也无法追回了。就连这个惨痛的教训。该记着的人也不一定记着，因为，它只是我的惨痛而已。
我不知Y大夫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有什么想法？
大约十六号下午，我发现妈感冒了。
在病房里没有找到大夫，就请护士开了一张“感冒灵”的处方。
病房和药房的联系通常在上午进行，便自己拿了处方到前楼门诊部的药房去取，这样可以马上拿到。
妈对这次感冒相当重视，服药认真、及时。
※ ※ ※
十月十七号，星期四。早上妈有些咳嗽，并带有少量白色泡沫的痰液。
小阿姨问她：“要不要吃药？”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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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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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妈戴上我的眼镜试试，妈不肯戴，说她的度数比我深，怎么能戴我的眼镜？我说她的度数并不深，不过是因为瘤子压迫视力神经的缘故。
戴上我的眼镜以后，妈能认出“虫草鸡精”那个药盒上的“虫、草、鸡”三个字了。她似乎高兴起来，不过她就是高兴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喜形于色，比如我。
晚上回家的时候妈提醒我：“家里还有盒‘痰咳净’明天你给我带来。”这难道不是说，妈那时的意识还很清楚？
※ ※ ※
十月十八号，星期五。
遵妈的嘱咐，从家里带来她平时咳嗽常吃的“痰咳净”喂她吃下。
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她坐在病房里的太师椅上，我站在她面前，用药盒里的小勺喂她吃药之前还说：“您先屏住气，拿嘴唇把药抿进嘴里去，把药在嘴里含混了再咽，小心药面呛了您。别咬小勺，不然药面粘了吐沫就粘在小勺上了。”
妈还是咬了一下小勺，把药弄湿了一点，还有点呛咳。记得我的心立时为她小小的呛咳微微地紧了一下。
这盒“痰咳净”我还留着，特别是药盒里的小勺，上面还粘着被妈抿湿后又干结的药面。
※ ※ ※
十月十九号，星期六。
妈这次感冒没拖多久，也没有服用什么特殊的药，不过就是“痰咳净”、“感冒灵”之类的小药，到十九号就完全好了。似乎妈的体质还不错、怎么十天以后就去了呢？
晚上回到家，照例往医院给小阿姨打了电话。凡是她陪妈过夜的时候，晚上总要打个电话，问问我离开医院后的情况。
这天她接电话的时候，要带妈一起到电话室去。妈原说不去，小阿姨还是带她去了。她向我汇报了妈的情况以后，就让妈跟我说两句话。
妈接过话筒对我说：“你猜我是谁？”
我笑了，心想，这还用着猜。“你是我妈呗！”
我听见她也笑了。
我问：“妈，您好吗？”
她说：“挺好的。”
想不到这就是我和妈这一世最后一次通电话了。
※ ※ ※
十八号或者是十九号上午，朱毅然主任找我谈话，他说等做手术的人很多，已经有三个病人等用我们那间病房，母亲术后情况良好，可以准备出院了。
大约一周前他就有让我们出院的意思，应我的请求又让我们多住了几天。
装修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马上就完工，马上就完工，我真以为过几天就会搬进新家，何不让妈出院就直接进新家去呢？甲大夫也是这个意思，并为我们进行了斡旋。可是左一个马上，右一个马上，一点搬进新家的影子也没有，我不好再赖着不走，便决定二十一号出院。
算下来，妈前前后后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另二十二天，也就是手术后二十八天出的院。
关于出院后每天来医院放疗，还是不出院住在医院里放疗的问题，也和甲大夫进行过研究。
本来考虑住院放疗，后来得知，如果放疗就得住到前面的放射楼去，不能再住综合二病房。由于放疗的床位很紧，甲大夫还特地为我们到放射楼预定了一个床位。但那里没有单间病房，这就又面临没有一个可供妈方便使用的厕所，以及我陪住的难题，只好作罢。
甲大夫又向我推荐北京医院，认为他们那里的放疗水平较高，他也有熟人在那边，仍然可以多加照应。
妈一听说出院，就提出能不能住在旅馆。
我倒不是怕花钱，找个花钱少，甚至通过关系找个不花钱的招待所也是找得到的，只要妈心里顺畅，花钱也是应该的。只是觉得住旅馆很不现实，不但饮食起居很不方便，特别是妈出院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办，诸如放疗、吃中药、熬中药等等。
我不加考虑地就说不行。
见我那样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她的请求，妈只好忍住自己的惶恐。
我很理解她的惶恐。她倒不是怕我的先生，她对他一无所需、一无所求。她只是不愿意住别人的家，可是不住先生那里又怎么办呢？
※ ※ ※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上午到病理切片室去拿妈的病理切片，以便作为日后放疗的参考。病理室的张大夫一面看切片一面问我：“你母亲最近是不是有一次大发作？”
我说：“是的。”
他又问：“你母亲平时是不是养尊处优？”
我说：“那倒不是，就是这几年年纪大了，手脚不便，请了个小阿姨，家务事才不让她干了。”
张大夫说：“你这是害了她了。你母亲的脑萎缩很严重，应该让她多动。她自己能做的事尽量让她自己做，不要替她做。你越不让她做就越是害了她。”
他甚至谈到对他所带的研究生的态度：“我就是要常常踢他们的屁股，只有这样严格要求他们，才能使他们成才，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
他这番好意，和我对如何安排妈安度晚年的某个意见不谋而合。
妈对锻炼身体虽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懈，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运用不多。为此我常批评妈，“您那是锻炼吗？跟演个角儿差不多，锻炼完了您那角儿也就跟着卸妆了，联系生活不多。”
那时我太不理解妈的苦心，她不是不联系实际，她是为了我而谨慎地活着，现在我才想起她常说的话：“我可得小心点，我要是摔断了哪儿，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看到她越来越老态龙钟，就越发相信“生命在于运动”那句话。特别在多次给妈检查身体也没有查出什么病以后，便以为只要多多运动，妈就能长寿。
到了现在我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求？只要妈好好活着，多陪我几年，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所以逢到小阿姨不能陪她、改由我陪她走步的时候，老是觉得她那个速度起不到锻炼的作用，便拉着她疾走，比小阿姨陪她走步的速度快多了。妈就恨恨地瞪我，可我还是拉着她疾走。她哪儿挣得过我？只好吃力地跟着我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一走就走出一身汗。我觉得只有这样对妈才好，对她说，出汗好，出汗是新陈代谢。可是我一不在，她又和小阿姨慢慢腾腾地走步了。
为此我对小阿姨们很有意见，认为她们顺着妈的意思得懒且懒，不好好完成任务，对付我。
我对妈也有意见，这样做对她有什么好？对她没什么好，不也就是敷衍我吗？
张大夫强调的不过是老年人多活动的好处，但是到了我这里就矫枉过正，何况还有脑萎缩的恐惧在威胁着我。
从病理切片室回来后，我就对妈夸大其词地说：“妈，大夫一看您的切片就说您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这对您一点好处也没有，今后您可得好好锻炼身体了。”希望假借大夫的话，再往前推推妈。
妈当然不理解我编造这些假话的苦心，对这种说法很不高兴。她一辈子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哪儿来的养尊处优？脑萎缩并不见得就是脑满肥肠、寄生生活的结果。
中午我去附近的理发店理了一个发，买了一个铜的枝形烛台，想要装点一下我和妈的新房子，我多么急切地想要进入我为妈和我筹划已久的日子。还买了两斤妈爱吃的糖炒栗子，回到医院给妈剥了一些。我看出妈吃得很勉强，仅仅是因为她不吃几个就辜负了我的那片心。可是我并没有深想，妈为什么对平时很喜欢吃的栗子失去了兴趣？
下午出院以前，甲大夫、手术室的郭大夫、谢阿姨都来和她告别，妈只是对甲大夫说了一句：“甲大夫，欢迎你有空到我家来玩，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不会表示热情。”
我不明白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为什么神情惨淡，嘴角上牵出一丝苦苦的笑。眼睛也不看着甲大夫，而是看着别处。我回想起她从十五号脸色变得晦暗以后，和人谈话时就越来越不看着对方脸，而是低头看着地面，或是看着别处。
和甲大夫说完这句话，她不但不再和特地前来与她告别的人们应酬，反而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出病房，扶着走廊里的把杆在走廊里站着。
还悄悄地对小阿姨说：“真烦，他们怎么还不走。”
这很不像妈了。过去不论谁给她一点帮助、好处，她总是感恩戴德、想方设法地报答人家还来不及，哪儿会这样对待为她进行过精心治疗的大夫，以及照看、陪伴过她的谢阿姨。
肯定她那时已觉难以支撑，哪儿有心气顾及唯有欢蹦乱跳活下去的人，才会顾及的凡尘琐事？
也或许她已心存疑惑和怨尤，人们不但没有把她的病治好，反倒可能把她送上了绝路……
甲大夫和谢阿姨送我们上电梯的时候，我悄悄叮嘱她：“跟甲大夫、谢阿姨说个谢谢，说声再见。”
她的眼睛带着绝望到底的神情，直直地望着前面的虚空，既没理会我的话，更没按着我的话去做。
谢阿姨拉着妈的手说：“你不会忘记我吧？你还喜欢我吗？你不是最喜欢我唱歌给你听了吗？”
不论谢阿姨说什么，妈都好像不认识她似的不予理睬。我还在心里检讨，什么事情做的不对，让妈不高兴了。
又心想，您担心一睡着就“谵妄”，便索性不睡的时候老拉着谢阿姨的手不让人家走，让人家半宿半宿地陪您熬夜、唱歌给您听，现在，您这是怎么了？
谢阿姨热情地把妈一直送进了电梯，似乎还有说不完的话，差点没跟着电梯一起下了楼。
这种心烦气躁的情况，在瑞芳第三次来看望她的时候已见端倪，当时她睡在床上，我和瑞芳坐在沙发上小声谈话。她光是在床上动来动去，可能就是心烦又不好说，后来还是忍不住地说：“你们小声点好吗？”我以为她不过是想睡觉而已，便把声音放得更小，可是过了一会她干脆不客气的提出：“你们别说了吧！”
这在妈都是非常反常的现象。
※ ※ ※
下了楼，先生的司机一眼就看出妈的气色不好。说：“姥姥的脸怎么黑了？”他多日不见妈，这个感觉自然就更加突出。
我仍然不醒悟地答道：“大夫说瘀血还没有吸收完呢。”
妈却先和他打了招呼，不过叫错了他的姓，这也不够正常。妈记性极好，从美国回来后，看到电视中一个说书的名角，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妈却脱口而出：“田连成。”
※ ※ ※
回到先生家，我领着她四处参观了一下。她还显出星点兴致，扶着阳台的墙，往外看了看说：“还有个小花园呢。”
我安排她住在客厅里。那房子朝南，在暖气没来之前比较暖和。又让她睡在长沙发上，因为沙发比较矮，这样便于她的起坐。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两天开始，妈连在椅子上站起、坐下也有些困难。在医院里每每坐到桌前吃饭的时候，她的身子要紧贴着桌子，两手用力把着桌沿才敢往太师椅上落座。以前不过是躺着的时候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坐起。
考虑到是让妈睡在沙发上，特别又是先生家里的沙发，她可能会有所顾虑。如，担心自己像在医院那样该上厕所的时候醒不过来，弄脏沙发，便索性不睡；或不停地上厕所睡不安稳。又赶到和平里商场，给她买了一个“尿不湿”，免得她担心弄脏沙发不能安心养息。
妈问小阿姨，“买‘尿不湿’干嘛？”
“您就是不能起夜也不用担心了。”
妈还是说：“要是尿在上面多不好。”
所以虽然有了“尿不湿”，妈还是照样起夜多次，她从来是一点享受都不会贪的人。只在她行将远行，不能自制的情况下用了一次，也是她此生唯一的一次、最后的一次。
晚饭以前，先生开了电视，我领着妈坐到电视机前，想等新闻联播结束后，让她看看她最关心的天气预报。可是她只坐了几分钟，没等新闻联播结束就回客厅去了。不知是身体不适，还是不愿和先生无言相对。
在这一切安排好之后，又去赴吉林日报的聚会。
然后，又到老家去取妈心爱的猫。
妈住院期间，我搬了半个家。因为新房子是用我的两套两居室房子换的，机关又把这两套两居室的房子分给了两家。其中一家非逼着我腾房子不可。那时我又要在医院照顾妈，根本没有精力去操心装修公司装修新房子的工作，他们干了几个月之久，我还是搬不进新家。只好把一部分东西，诸如家具炉灶、小阿姨、我和猫挤进另一套房子。床也拆了，家具摞家具，连下脚的地方都难找，好在我和小阿姨那时是以医院为家，就是其中一个回到家里，也是就地一躺。这就是妈出院后根本无法住进不论老家或是新家的原因；一部分东西（主要是书籍和衣物），塞进新家最小的一间屋子。因此堆放得非常满，几十个纸箱一直堆到屋顶，这也是妈过世时，根本无法取出她喜爱的衣服的原因。
妈出院的这一天，我、小阿姨和猫，自然也要随妈过到先生这边来。
原打算第二天再去取猫，因为我实在太累了。可是我们都住到先生这边以后，晚上谁喂它呢？它饿肚子怎么办？更主要的是妈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它，非常想念。
自从唐棣远离我们、我又经常在外奔波，我们都不能经常伴随在母亲的左右，猫就成了妈的另一个孩子，陪伴她度过一个又一个寂寞的日子。
有一次邻居问妈：“你外孙女和闺女都不在家，我还老听见你在说话，你们家还有一口人呐？”
妈说：“没有，我是和猫说话。”
不过就是说我们家还有一口人也不为过。
它难到不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吗？不但可以替我们安慰妈于一二，妈也可以在照顾它的生活中，消磨一些人到老年就不知如何排遣的时光。
7
不要小看它，它的力气其实很大。单是把它装进纸盒，再把纸盒用绳子捆上就费了我不少力气。
一路上它更是鬼哭狼嚎。
我一手扶着自行车的车把，一手背过去不断拍打着夹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纸盒，口中还不断喊着“咪咪、咪咪”地安抚它。
它在纸盒里乱蹬乱喘，弄得自行车摇摇晃晃很不好骑，又赶上修路，不时还得绕行或下得车来推行。到了先生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在十月下旬的天气，我竟能汗流如雨。
把它一放进客厅，我注意到妈没让人扶，一下就坐起来了。
我马上想，妈真是躺下就不会坐起来吗？
我也看见妈欣喜的笑了。妈，我为的不就是您这短短的一笑吗？
可是我突然发现，我的背包忘在门户不严、等于是废屋的老家里了。那里面有我全部的钱财细软，只好返回去取。等再回到先生家里，已是午夜十二点多。我一头扎在床上，一下就睡着了。
不过睡了几十分钟，又突然醒了。然后就睡不安稳了。虽然有小阿姨陪妈睡在客厅里，我还是不断起身到客厅里看望她，见她安详地睡着，便有了很实在的安慰。
当然，大功告成的兴奋也使我无法入睡，我长久地注视着她，就像欣赏自己的一个的杰作。我怎能知道，那其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而妈就要离我而去？
※ ※ ※
十月二十二号，星期二。
很早起身，说是给大家做早饭，其实真是为妈。
煎蛋和“培根”。国产的“培根”质量不太好，只能拣最好的几块给妈，余下的是先生和我、小阿姨平分秋色。
妈的手又不大好使了。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从她筷子里掉下来，妈像犯了过错，轻轻地“哎呀”了一声。
我说：“没事。”
她懊恼的也许是那块煎的不错的“培根”，更懊恼的也许是我为她的劳作让她白白地掉在了地下。
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可我现在仍然能清楚地记起，我想它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在我心里留下了痕迹。
对，我懊丧那么好的一块“培根”妈没有吃到嘴里去。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那么容易得到？要以为那仅仅是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错了。
还有，妈那像是犯了过错的神态让我为之心痛。妈，您就是把什么都毁了，谁也不能说个什么。这个家能有今天，难道不是您的功劳？
后来妈要上厕所，我有意要她锻炼自己从马桶上站起，没有去扶她，也不让小阿姨去扶。
她先是抓马桶旁的放物架，企图靠着臂力把自己拉起来。我把放物架拿开了，迫使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可她就是不肯自己站起来。
我那时真是钻了牛犄角，认为站得起来、站不起，对她脑萎缩的病情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从这样小的事情上就倒退下去，以后的倒退就更快了。
为了让她自己站起来，实在用尽了心机。
我先是假装要把她抱起来，然后又装作力不胜任、歪歪扭扭像要摔倒的样子，嘴里还发出一惊一乍的惊叫，心想，妈那么爱我、疼我，见我摔倒还不着急？这一急说不定就站起来了。
可是不行。
我又推高发动的档次，打出唐棣这张王牌：“唐棣年底就回来了，她不是说要带您去吃遍北京的好馆子吗，您自己要是站不起来，她怎么带您出去呢？”
还是没用。
深知她盼望着一九九二年我带到她美国去和唐棣团聚，又说：您也知道，飞机上的厕所很小，根本进不去两个人。您又爱上厕所，要是您自己站不起来，我又进不去怎么办呢？
这样说也没用。
又知道妈极爱脸面，在先生面前更是十分拘谨。便故意打开厕所的门，明知先生不过在卧室呆着，却做出他就在厕所外面的样子，说：“你看，妈就是不肯站起来。”
妈着急地说：“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就是这样，她还是站不起来。
※ ※ ※
后来我发现，她起立时脚后跟不着地，全身重量只靠脚尖支撑，腿上肌肉根本不做伸屈之举。既然不做伸屈之举，自然就不能出劲，不能出劲怎么能自己站起？
我立刻蹲在地上，把她的脚后跟按在地上，又用自己的两只脚顶住她的两个脚尖，免得她的脚尖向前滑动。以为这就可以让她脚掌着地。但她还是全身前倾，把全身重量放在脚尖上。而且我一松手，她的脚后跟又抬起来了，这样反覆多次，靠她自己始终站不起来。
现在回想，这可能又是我的错。
她术后第一次坐马桶的时候，突然气急败坏地喊道：“快，快，我不行了。”我吓得以为出了什么事，奔进厕所一看，原来她上身前倾。两脚悬空，自然有一种要摔向前去的不安全感，难怪她要恐怖地呼叫。
那时我要是善于引导，将她整个身体前移，使她两脚着地，并告诉她坐的时候重心应该稍稍往后，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以后的问题可能都不会有了。
我却不体谅她大病初了，在正常生活前必需有个恢复过程，反而觉得她的小题大作让人受惊，根本不研究她为什么害怕，就气哼哼、矫枉过正地把她的身体往后一挪。她倒是稳稳地坐在马桶上了，可是两只脚离地面更远了，如果不懂得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使两个脚掌着地，再想从马桶上站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对于一个本来就脑萎缩、又经过脑手术的老人来说，手术后的一切活动等于从头学起，第一次接受的是什么、就永远认定那个办法了。以后，没有我的帮助，她自己再也不能从马桶上站起来了。
人生实在脆弱，不知何时何地何等的小事，就会酿成无可估量的大错。
也许她的敏感、她对这个手术的一知半解也害了她。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受了伤害的暗示。她认为既然是脑手术，自然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大脑的功能既然受到伤害，手脚自然应该不灵。
※ ※ ※
这时她又叫小阿姨扶她起来，我因为急着到装修公司去，就嘱咐小阿姨别扶妈，还是让妈自己站起来。
在装修公司忙了一天，回家时一进胡同，恰好看见妈和小阿姨从农贸市场回来。小阿姨没有搀扶她，而是离她几步远地跟在身后。她连手杖也没拿，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着。这时她看见了我，就在大门口停下，等我走近。
我搀扶着她走上台阶，她的脚在台阶上磕绊了一下，我想，好险，幸好我扶着她，就回头对小阿姨说：“走路的时候你可以不扶她，但要紧跟在她的身边，万一她走不稳，你得保证一伸手就能抓住她。上台阶的时候可得用劲搀扶着她，不然会出事的。”
妈还买了半斤五香花生米，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街、最后一次买东西了。不过半斤五香花生米。
晚上我问小阿姨，妈是不是自己站起来的。我是多么想要听到这样的消息，那会比什么都让我高兴。
小阿姨说不是。还是她扶妈起来的。
我感到无奈而又失望。
她说，妈还对她说：“你干嘛不帮助我？我请你来就是要你帮助我的，你怎么不听我的净听你阿姨的呢？你别听你阿姨的。”
妈不但过于敏感，且取向颇为极端。
她之所以这样讲，一定是又为自己制造了一份寄人篱下的苦情。诸如，因为她是靠我生活，自然在这个家里说话不算数；自然指挥不动小阿姨：保姆自然势力、谁给她工资她就听谁的……等等。
妈是永远不会理解我的苦心了。她不理解我的苦心倒没什么，让我不忍的是她会从自己制造的这份苦情里，受到莫须有的折磨。
晚上，大家都睡下以后，我还是不断到客厅里去看她。她似睡非睡地躺着，猫咪亲呢地偎依在她的怀里。它把头枕在妈的肩头，鼻子拧在妈的左颊下面。我在沙发前蹲下，也把头靠在妈的脸颊上，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妈没有说话，一直半合着眼睛。
那就是我们少有的天伦之乐。我当时想，妈的病好了，我们还能这样幸福地生活几年。
为了不影响她的休息，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 ※ ※
十月二十三，星期三。
一早我就起床了，把头天晚上泡过的黄豆放在“菲利普”食物打磨机里粉碎，给妈磨豆浆喝。此物早已买来多时，这是第一次使用。
然后我又让小阿姨去买油饼。
妈吃的不多。她的食欲反倒没有在医院时好了。
服侍妈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臀部有一圈出血性紫癍，根据部位推测，显然是昨天我让她练习自己从马桶上起立未成，在马桶上久坐而致。
当时我倒是想了一想，即便坐的时间长了一点，怎么就能坐出如此严重的一圈瘀血呢？但我很快就否定了可能有问题的取向，心里想的总是妈手术后百病全无。要是我能往坏处想一想，肯定早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
也因为我们家的人，身上常常出莫明的出血性紫癍，过几天就会自行消失。妈也如此。我也就大意了。
但这一次发展到后来，轻轻一碰就是一片。所以星期三的发现，已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从这一圈紫癍的发现到妈过世，不过就是五天时间。
如果说妈去世前有什么征兆，这就是最明显的征兆了。
回忆妈这一场劫难的前前后后，我甚至比医护人员还能及时发现妈各种不正常的体症，只是我既没有医学常识，不了解这些不正常体症的严重后果，又没有及时的求救于医生，就是求救于医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采取应有的措施，我更没有坚持将这些不正常体症的来龙去脉弄个一清二楚。妈是白白地生养我了，她苦打苦熬地把我拉扯大，哪想到她的命恰恰是误在我的手里。我蹲在马桶一旁，等着帮妈从马桶上站起。这时，妈伸出手来，一下、一下，缓缓地抚摸着我的头顶，突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立刻感到那声音里颤绕着非常陌生的一种情韵。丢失了我几十年里听惯的、她也讲了一辈子的那个声韵。心里涌起一阵模糊的忧伤。
现在才悟到，那声音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无奈和苍凉，以及欲言还休的惜别和伤感。
那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现在我的耳朵里已能清楚地回响起深藏在那句话后面的万千心绪，和没有说出的一半：“……可是我不行了。”
她也许曾经想要把后面的一半说完，可她还是不说了，咽回去了。
她的手虽然一下、一下抚摸着我的头顶，却又轻得似乎没有挨着我的头发。
虽然没有挨着我的头发，我却能感到自她心里尽流着的、而又流不尽的爱，绵软而又厚重地覆盖着我。
那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像是重又回到她襁褓中的婴儿，安适地躺在她的怀里。
虽然她老了，再也抱不动我，甚至搂不住这么大的一个我了。可是，只要，不论我遇到什么危难，她仍然会用她肌肉已经干瘪的双臂，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虽然她的左肩已经歪斜得让她难以稳定的站立，她还会用她老迈的身躯为我抵挡一切，那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肯为我这样做的。
我一生爱恋不少，也曾被男人相拥于怀，可我从不曾有过如母亲爱抚时的感动……也不曾有如母亲的爱抚，即使一个日子连着一个日子也不会觉得多余……
从她手掌里流出的爱，我知道她已原谅了我。不论我怎样让她伤心；怎样让她跟着我受穷多年；怎样让她跟着我吃尽各种挂落……她都原谅了。
可是上帝不肯原谅我，为了惩罚我，他还是把妈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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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一天，我对先生说，我要给妈找一个心理医生，来解决她的思想障碍问题。我觉得她手术后躺着坐不起，坐着站不起是思想障碍的问题。
但那时最要紧的是忙着找关系，以便请到最好的医生为她做放疗，心理医生的事还没来得及落实，她就走了。如果这个问题早解决一些，妈的体力一定不会消耗那么大，这又是我的过错。
下午，妈和小阿姨一起包了饺子。小阿姨告诉我，妈还擀了几个饺子皮。后来妈就说累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吃到妈包的那几个饺子，或哪一个饺子，反正这是妈这辈子给我包的最后一次饺子了。
晚上妈对我说：“沙发太窄，猫也要跳上来睡，把我挤得不得了。特别是昨天，你们两个人还都在我脸上蹭来蹭去的。”
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猫偎依在她身旁的时候，她其实没有睡着。她之所以闭着眼睛，不过是在专心致志地享受我们对她的依恋。
她又说：“前天晚上把它刚接回来的时候，它对这个新环境还有些认生，对我也有点生疏，昨天就好了。拼命的往我怀里钻，简直像要钻进我的肉里。”妈微微地笑着。这真是妈值得炫耀的感受，连一只牲畜都能分出好歹，那是怎样的好歹？所以它来只钻妈的被窝、只让妈抱。
当时我就让妈睡到折叠床上，让小阿姨睡到沙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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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坐下就站不起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很发愁，不知怎么才好。
临睡以前，我忍不住拿出她的核磁共振片子，万不得已地吓唬她说：“本来我不想告诉您，但是现在不告诉您也不行了。您瞧，您的脑子已经萎缩的相当厉害了。医生说，您自己再不好好锻炼。再不好好恢复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继续萎缩下去。脑子一没，人就活不成了。照这样下去，再有三个月就要死了。但医生说，只要您好好锻炼，好好恢复您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再长大，那就不会死了。”
想出最后这一招，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妈是不会放心把我一个人丢在世上的，为了这个，她也得拼上一拼。
妈平静地躺在折叠床上，眼睛虚虚地看着空中，什么也没有说。
这当然又是我的大错。
从以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招，不但没有把她激发起来，肯定还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她精神越紧张，各方面的功能就恢复的越不好。
对妈有时可以用激将法，有时不能。火候掌握不好就会坏事。
我猜想，她后来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肯定和我这样吓唬她有关。我把她吓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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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四号，星期四。
下午带妈上北京医院联系放疗的事。
我拿了甲大夫的介绍信去找关系，可是甲大夫介绍的那个关系不在，只好挂了一个普通的门诊号。
我们先在候诊室等着叫号。为了抓住每一个帮妈锻炼脑力的机会，我装做忘记了我们的号数，问她：“妈，咱们是多少号？是不是该叫咱们了？”
妈说：“三十七号。”
我说：“瞧，您比我还行，我都忘记咱们是多少号了。”
护士叫到三十七号的时候，妈已经拉着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她一定在注意听护士的叫号，否则怎么会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护士正好叫到她呢？尤其是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护士的声音又不大，连我听起来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站起来的时候很利索，这又让我感到信心倍增。
我们等叫号的期间，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先生的那个关系户在，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放射科主任也在。
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
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
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妈做得很好。
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后果还很好。”我听了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不是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明。
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
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以便作为放疗的依据。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那些拥挤的人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抗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她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他给我开据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她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脚却很有劲，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一样，很痛。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我烦闷地想，就在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的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