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说：“哎。”
洗澡的时候妈对我说：“我的头发长出来五分了吧？等到春节就行了。不用买假发套，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本来打算忙过那一阵，在妈头发没有长好之前，给妈买个假发套。
妈的头发是长得很快，可是绝没有长到五分长，但我却说：“可不是有五分长了，您自己摸摸。”
我牵着妈的手指，向她的头上挪去，她翘着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自己的头发，相信她的头发果然有五分长了。
那一天先生家里刚来暖气，所以洗澡间里还是很冷，我把水温调得比较高，并且一直把水龙头对着妈冲，冲着，冲着，妈像想起什么，大有异意地“嗯”了一声，把水龙头往我身上一杵。可能她觉出洗澡间不够暖和怕我着凉，想让我也冲冲热水、着点热气。
自七月底以来，妈很少这样做了，这倒不是说她不爱我了，而是她的魂魄那时似乎就已远去。
我把水龙头给妈推了回去，说：“妈，您冲。”她也就没再坚持。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妈在世间对我的最后一次舐犊深情了。
我发现她的手很凉，就尽量用热水冲她的全身。其实星期二给她洗澡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手凉了，不像从前，就是到了冬天她的手脚也比我的暖和。我还以为是暖气不热的缘故，现在当然明白，这都是人之将去前的征兆。
我一面给她擦洗，一面和她聊天。“您‘谵妄’的时候为什么老叫奶奶？”
妈说：“因为奶奶对我最好。”
“您不说是二姑对您最好吗？”
“还是奶奶好。”
我对妈“谵妄”时老叫奶奶心中颇怀妒意。心想，奶奶有我这么爱您、这么离不开您吗？奶奶给过您什么？难道有我给您的多吗？
其实，那是人在意识丧失、或是生命处于最危急境况下的一种回归母体的本能。生命最后的依靠其实是母亲的子宫。
而且，不论我如何爱她，永远也无法与情爱的摄人魂魄，或母爱的绝对奉献相比拟、相抗衡，妈自小丧母，只能将奶奶的爱当做母爱的代偿。可是就连这种代偿性的母爱，她也没能得到多少。
虽然这样想前想后，但每每想起妈叫奶奶的情景，我还是会谴责自己远远赶不上一个乡下的穷老太太。
我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其实也是一种反省，妈叫奶奶不叫我，难道不是对我无言的批评吗？要是她很满意我对她的照料，就不会想奶奶了。
给她擦洗完后背就该擦洗腿和脚了，我发现她的脚腕周围有些水肿。便问：“腿怎么有些肿？”
“这是昨天累的。”妈像叙述着一个既和她、也和我无关的不尽情理的故事。
虽然只有一个“累”字，可不就是对我最有力的控诉。
同时也明白了妈是永远不会了解我宁背不孝之罪，也要她树立起活下去的信念的苦心了。更不会了解我对她的这份苦爱。
我颓丧地蹲在妈的脚前，仿佛是站在一个哪边都不能依靠的剪刀口中间，深感自己无力而孤单。
妈脚腕周围的水肿也许正是整个机体败坏的表现，可我这时又不强调科学了，而是用毫无科学根据的“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的说法排除了我的多虑。
该洗下身了。这时我恰好站在她的身后，我的两双手从她的后肩头骨插进她的胳肢窝，只轻轻一托，她没有一点困难就站起来了。
我的眼前简直就是一亮。我一下就明白了，过去我只是站在她的面前抱她起身，这恐怕是她只能、便也只会用脚尖着地，不会用脚后根着地、腿部使不上劲的原因之一。
这更说明妈站不起来，不是指挥四肢的脑神经受了损伤，就像我说的那样，是她的精神障碍以及我的训练不当所致。
妈不但松了一口气，更是难得地喜形于色。主动地让我一连地扶着她练习了好几遍。
给她洗完澡并穿好衣服之后，我对她说：“等着，等我穿好衣服送您出去。”
她说：“不用，我自己走。”
我在门缝里看着她出了洗澡间后墙都不扶，挺着背，不算挺得很直，但也算挺着往客厅走去。
等我洗完澡到客厅去看她的时候，她又变得有点怪。她提醒我说：“我的钱在裤兜里装着，你们洗裤子的时候别洗了。”
我说：“妈，您没换裤子，再说钱也没在裤兜里装着。”
见她这么固执地认为钱在裤兜里装着、而且认定会被我们洗掉的样子，就拉着她的手走到客厅的橱前，拉开橱柜上的抽屉，给她看了看放在抽屉里的五十块钱，“妈，您瞧，钱不是在这吗？”
她好像看见那张钱似的应了一声，可是她的视线根本没落在抽屉里，而是视而不见、直勾勾地望着前面的虚空。
见她这般模样，我又拿起那张钱放在她手里，让她摸了一摸，“妈，您看。”
她又应了一声，可还是一副无知无觉的模样。
我心里飘过一阵疑惑，却没想到是不是有些不祥。
回家以后，她像在医院“谵妄”时一样，老是要钱。她说：“给我点钱，我手里一个钱也没有怎么行。”
我想妈短时期内不会独自出门，也不可能料理家务。象征性地拿了五十块钱给她放在客厅那个橱柜的抽屉里。
可能妈这辈子让穷吓怕了，手里没有几个钱总觉得心虚。没着没落。
这种没魂的样子一会儿就过去了，妈又恢复了正常。
我吩咐小阿姨熬红小豆、莲子、山药粥的时候，妈说：“把瑞芳给的红枣放上一些。”我忙抓了几把枣洗了洗放进锅里。
妈又说：“多放点糖。”我又嘱咐了小阿姨多放一些糖。
熬粥的时候，我守着妈坐下了。这时，我又说了一句老想说、却因为难得兑现所以就难得出口的话：“过去老也没能抽时间陪您坐一会儿，现在终于可以陪您坐着聊聊天了。”自从妈生病以来，我做了至少半年不写东西的准备，以便更好地照料妈。
但是星期二给妈洗澡的时候，我冻感冒了。我怕传染给妈，好几天没敢多和她接近，直到我大于正常用量的几倍服药，星期日才见好转。幸亏星期日我的感冒好了，这才可以和妈在一起呆一会儿。否则连最后的这个相聚也不会有了。
我没有对妈说起我的感冒，怕她为我着急。可是我又怕妈以为我不关心她、冷落她，把她撂在一边不管。一向大大咧咧的我，想不到人生还有这么多时候，连这样琐碎的事也要瞻前顾后、左思右想地难以两全。
可是妈知道我的用心吗？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也许妈恰恰就以为我是冷落她。那么她离开人世时，心境该是如何的凄婉。
妈说：“我也不会说什么。”说不说什么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终于天良发现，想到了妈对与我相聚的企盼，终于和她偎依地坐在了一起。
我嗑着孜然瓜子，是妈出院第二天，我到稻香村去买她爱吃的芝麻南糖时一并买的。
妈去世以后，我再也不吃瓜子了。一见瓜子，就会想起那一个最后的夜晚。
她咬了一口芝麻南糖，说：“过去的芝麻糖片比这个薄多了。”
现而今，又有什么不是“俱往矣”的呢？
但我还是感到鼓舞，她连这样小的事情都记得，不正说明她的情况不错又是什么？因此我还跟她斗趣地说；“妈还挺内行。”
糖块又厚又硬，咬起来比较困难，妈只吃了一块就不吃了，我当时以为她可能是怕硌坏了她的假牙。其实妈那时哪还有心气吃糖？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我给她剥了一些糖炒栗子她也没吃，全给了小阿姨了？记得我还埋怨过妈：“妈，我好不容易剥的，您怎么给她吃？她要吃可以自己剥嘛。”
妈轻轻地责怪着我：“你不应该那样给我夹菜，让老孙多下不了台。”想不到这也是妈对我的最后一次责怪了。
我说：“那怎么了？不那么夹您就吃不上菜了。咱们吃的又不是他的饭，咱们吃的是自己的饭。”
强调这点和用行动证明这点非常重要，妈对嗟来之食有难以忘怀的痛楚，和难以化解的羞辱之感。就是这样，妈还不往饱里吃呢。对她来说，这到底不是自家的餐桌。
妈又说：“老孙这次表现不错。不怎么馋，吃菜也不挑。”
唉，他要是不挑食，我也就不会那样给妈夹菜了。
我倒不是和他争食，我是怕先生这种不必谦让的、自家人的亲情，让多愁善感的妈生出寄人篱下的伤感。我倒好说，妈到底是住在先生的家里，就是多些客气，也不会多余。
看来妈对借住先生家，以及先生此次的接待是满意的。对于她的满意，我自然应该扩而大之。难道我不是这个仍然肩负着各方历史关系的家庭、转承启合的轴承吗？便立刻请先生到客厅里来坐。当着妈的面，为建设我们这个家园，我又做了一次笨拙的努力。“妈说你这次表现不错。”
妈白了我一眼，这就是她今世对我的最后一次无言的训斥了。宽宏大度的妈，定是觉出我这句话的不堪入耳之处了。
先生曾经身居高位，有时肚里能撑船。毕竟惑于情爱，凑巧也能让我三分。他没有计较我的不敬，也抓了一把瓜子嗑着，断断续续地说着一些闲话。
我们当时说了些什么？记不得了。反正是每个围坐在一起的家庭都会说的那些话。
这时我不知怎么一回头，看见猫咪就蹲在我背后、也就是妈对面的沙发上，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我们。后来，每当我回忆起这个时辰的情景，我都觉得它那时恐怕就知道妈的最后时刻已到。否则它为什么那样忧伤而绝诀地注视着妈？不是说猫有第六感觉吗？它为什么不会说话，它要是会说话，一定会预先警告我吧？
我走过去把它抱来放在妈的膝上。我说：“妈，您看猫对您那么好，您也不理人家了。”
我的意思是，除了妈出院那天我把它从老家带过来的时候，妈显出过兴奋之外，以后她好像再没有关注过它。
从它出生一个月后来到我们家、到妈去世，整整九年，每日三餐都由妈亲手调制。晚上睡觉之前，妈要亲自为它铺好被褥、给它盖好，对于我们的代劳，妈是很不放心的。就是它白天打盹，妈也不允许我大声说笑，以免影响它的休息。妈不断检查冰箱里鱼和猪肝的储量，随时敦促我进行足够的补充。不论有了什么好吃的，她总是悄悄地留些给它。一向为我节俭的妈，有一次甚至让我到外汇商店给它买一个进口的猫食罐头尝尝。但是被我拒绝了，我担心它从此就不再吃中国饭，那样的消费如何承担得了？我很后悔当时没答应妈的要求，虽然我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按照妈的要求去做，妈也享受不到那份爱猫之乐了。
我不是没有觉查到妈对猫咪的忽略，但我那时还没有这个悟性。妈不是不再宠爱她的猫咪，妈是气数已尽、无能为力了。
妈没有解释自己对猫咪的忽略，她只是移动起每个细胞似乎都有千斤重的胳膊，却在落下时化为无声的轻柔，就像星期三早上摩挲我的头顶那样，轻轻地摩挲着它。
妈不摩挲我和它，又能摩挲谁呢？
妈一面摩挲着猫一面说：“虽然我老了，可是还是活着对你们更好。”
“那当然。”我热烈而急切地证实着她的这个结论。希望她能最迅速、最确凿地听到我的反应，来不及对我的热望做更多的描绘。好像我的反应越快就能帮妈一把，就能越快地把自己的热望和力量传导给妈。
虽然我不曾对妈准确、或不准确也解剖过我的困惑，但从她的这句话里，我听到了妈对我深入生命本源的知解。
妈，您当然要活下去，否则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为的呢，一个人要是没有什么可为的；也就难活下去了是不是？
从她这句话里，我还听到活下去的愿望，我想这是因为她刚才差不多恢复了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能力。
不过，也许是她对我们表达的一份眷恋？
这时她又让我从后面托着她的胳肢窝，练习了几次从凳子上起立坐下的动作，我真是只用了一点点劲，她就站起来了。
她说：“高兴，高兴，我的思想问题解决了一半。”
她之所以这样说，肯定是因为我前几天针对她的思想障碍，不得已地告诉她，她的脑子已经萎缩的相当厉害，并编出再不努力锻炼脑子就要继续萎缩下去，那就没有几日可活的瞎话吓唬了她的缘故，显然我那枉费心机的瞎话，不但没有起到我所预想的积极作用，反倒成了她的思想负担。
她练了还要再练。“再练练。”她说。
妈像一匹趴槽的老马，又挣扎着站起来了。一站起来就想和我一起在只属于我和她两个人的人生跑道上迅跑。
她又摇摇晃晃地站到了我们的人生起跑线上，准备再次和我紧紧地在一起，起跑、冲刺了。尽管头一天因为她不肯再与我同行，我们还那样地绝望过。
我和妈还是有缘，总算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四年。我的人生和她的人生已经紧紧地纠结在一起，根本无法分清哪是她的人生，哪是我的人生。所有的大灾大难，都是我们一起闯过来的。没有了我或她，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感受就是残缺的。我怕她累，说：“明再练吧。”可是妈没有明天了。要是我知道妈已经没有明天，我何必不让她再多高兴一会儿呢。
粥熬好了，妈吃了一大碗。说：“我就爱吃这个。”我立刻又去给她盛了半碗，尽挑内中的精花莲子和山药。
是不是这一碗半粥导致妈猝死于心肌梗死？要是不吃这一碗半粥是不是就能逃过这一关呢？
这个晚上，妈似乎很高兴。她是不是知道自己要走了，所以就强颜欢笑以便稳定我的心？
吃完粥，我就给她铺床。
偏偏是这一个晚上，我让她开始锻炼自己睡。临睡前她问我：“今天怎么个上厕所法？”
像吃晚饭时那样，她的声音里似乎又有些抑制的颤抖。我想了一想，却也没有多想。
我也需要抑制我的冲动，我怕流露出更多的关注，反而害了妈。
以后，当我在脑子里一再重复这个细节的时候，我的耳朵里越真切地重现这句话的声音。每一回我都会得到重新的肯定，当时的感觉没错。那声音不仅是颤抖的，也是压抑的。
为什么会这样？
那时，她还剩下最后的七八个小时，一定不适得难以支撑，可又怕我误解她是在“闹”，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不适。
我说：“我十二点来叫您一次，小阿姨五点来叫您一次。”
前两天妈还怯怯地、生怕添乱地问过我：“不是说回家以后晚上就把便盆放在我的床边，我不用再到厕所去了吗？”
我狠狠心，假装没有听见。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回家以后，晚上就把便盆放在她的床边，免得她上厕所不便。可那时还没有和病理切片室张主任的那场谈话。
然后就一门心思认准，只有让她多多自理，她的脑萎缩才会有所抑制。一想到妈有一天会变成六亲不认、专吃垃圾或其它什么的植物人，就被巨大的恐惧迫得难以喘息。又见妈回家后晚上不再“谵妄”闹着上厕所，就打消了给妈放个便盆在床边，让她尽量方便的念头。
这时小阿姨说：“要不我还是陪姥姥睡吧？”
我却没有同意。“还是让她自己睡吧，我们按时来叫她上厕所。”
我深知小阿姨和我在医院交替陪伴妈的辛苦，特别晚上，很少睡觉。既然妈的身体已渐渐地恢复正常，就该让她休息一些，以补偿在医院时的劳苦。
心里倒是想了一想，应该由我来陪妈睡。但又想，从八月份给妈张罗看病以来就没陪伴过先生，妈渐渐康复后我再不照顾一下他，他该不高兴了。
果不期然，妈头七还没过，先生就对我大发其火。那时，我痛苦得无着无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天晚上先生在看电视，小阿姨在忙别的，我在房间里茫无心绪地遛来遛去，无意之间走到厨房，见到厨柜上的药包，心想，不如替小阿姨给先生熬中药，也许还能分散一下我的伤痛。没想到先生却大发雷霆：“你折腾了几个月了……到现在，连安安静静地看个电视也不行……你少动我的药！我的东西不要你动……”
我和小阿姨只有对着妈的遗像，抱头痛哭。小阿姨还不停地哭叫着：“姥姥，姥姥。”直哭得我手脚冰凉，嘴唇发麻，几乎没了鼻息。其情其状，可谓惨矣。
人们错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我是个胆子很小的人，诸如怕给人添麻烦、怕惹人伤心或不高兴、怕看人脸色、怕惹事生非等等。
而且根据我的经验，不论哪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心里不痛快、处心积虑想要找茬子发泄一下的话，全家人都别想痛快。对于我这个家里家外、上上下下累到连最后一分劲儿都使光了的人来说，实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般来说，宁肯息事宁人。除非忍到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来一次大发作。
如此，我打消了我留下来陪妈的想法。
回想这一生，可以说没对不起过谁。只有妈，我是对不起她的，欠着她的。别说是没有机会了，就是有机会也是无法还清的。
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起来招呼她上厕所。按照我的计划，本应在十二点一次，凌晨五点一次。可是我起晚了，心里有些愧愧的。
扶妈坐起后，发现她已尿在“尿不湿”上，但我还是扶她上了一次厕所。
把她放在马桶上，就赶快回客厅换“尿不湿”上的毛巾。刚换好毛巾就听见妈叫我：“行了，来吧。”
我赶到厕所，把妈挽回客厅扶她坐到床上。她指着我的身后说：“那儿怎么一片火呢？”听上去那是很大一片火，可是她的口气里却没有惊慌，好像她那时已站在天上，遥望着距她很远的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
我回头一看，原来她指的是对面小桌上的台灯映出的那片光晕。
我心里又是一阵不安和沮丧，妈怎么又糊涂起来？我希望这不过是她没有从睡梦中完全清醒的缘故。
可是我不能纠正妈。如果她知道自己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了的话，不是对她的又一次打击吗？
感谢先生的周到，那日不知怎么想起在妈客厅的小桌上安个台灯，说是不必关上，就让它一直亮着，万一妈晚上有事方便一些。
再过几个小时，可不就有了大事。
然后我就扶她躺下，她说：“我不睡了，一会儿不是还要出门儿吗？”
我以为她说的是八点钟我们得按预约时间，到北京医院给她做放射治疗的事。后来明白，这就是谶言。
我说：“时间还早呢，您动作慢咱们就六点起床。那也来得及，您还是再睡一会儿吧。”
我又有意识地点了点妈动作慢的问题，直到那时，我仍然不放过激发她的任何机会。
三个小时之后妈真的上路了。我那时要是知道神的旨意，就不会让妈再睡，也不会离开她，而是想方设法去救她。
她很听话地躺下了。
这时我蹲在妈的床边说：“妈，请您原谅我。”这是我在白天和昨天决不肯说出的话。倒不是我不肯认错，而是我昨天的错太大了，以及没有了认错的勇气。
没想到这就是妈在世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没想到我和妈一世的缘份也就了结在这一句话上，这句活真是我和妈这一世缘份的注脚。上帝的秤是非常准确的，我欠妈的，他会一点也不剩地给妈带上。
感谢上帝，他让我对妈最后说了这句话，也让妈带着这句话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妈上路的那个时辰，会不会因此感到一些安慰？我希望着。
我曾后悔，没有勇气把需要妈原谅的话说得更为具体。
现在我不后悔了，我要她原谅的地方太多了，不如像无以倾尽的无字碑那样铺在她的脚下。
首先就得为我的出世请求她的原谅，那还只是肉体上的磨难，她当时一定没有料到日后我在精神上、心灵上给她的磨难更深。
我不知道每一个孩子的出生、成活、成长，是否都是母亲的灾难。
又有哪个母亲不是穷其一生为她的孩子榨干最后一滴血？而我的母亲尤甚。
※ ※ ※
妈的眼珠在往我蹲着的方向扫了一下，显然她听见了这句话。可是她的视线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也没有和我的眼睛对视一下，更没有和我说句话。
这是妈在世上看我的最后一眼了，而且还没有落在我的身上。我不相信这是因为妈不肯看我，其实她早就原谅了我，不论我做了多么让她伤心的事，她也会原谅了我。但原谅了我不等于她不再伤心。我不请求她原谅还好，一提，也许反倒勾起那一桩桩一件件让她伤心的往事了。
关客厅门之前，我回头看了看妈。妈的两臂紧贴着双腿，脸朝上直挺挺地躺着，嘴唇紧闭成一条深色的窄线，颧骨从未有过地突现，两腮就显得塌落，很像我在一些遗体告别式上看到的遗容。心里不觉掠过一丝蹊跷而又不祥的感觉，可是我马上就排除了这种无稽的想法，我那时仍然不相信神的暗示，一门心思认定妈手术效果良好。从此以后，她什么病都没有了，一定活到九十岁。
由于两点多钟带妈上过厕所，就想，到天亮还有三四个小时，不会再有什么事，便放心地去睡。我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死。
幸好小阿姨按照我的要求，凌晨五点钟再叫妈上一次厕所，可是她也晚了二十多分钟。
五点二十分左右，小阿姨突然气急败坏地在我的卧室门外叫道：“阿姨，你快看姥姥怎么了。”
我猛地跳下床跑到客厅一看，妈不像过去那样，一醒来就穿好鞋坐在床上，等着我或小阿姨去搀扶她，而是趴着床沿，赤脚跪在地上。左膝稍稍往前，右膝稍稍往后。
后来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就在那一瞬间，我怎么就再也没有了妈！我不知道为什么世间有很多非常、非常简单的事，任你穷尽一生去想，可你就是想不明白。
奇怪的是我这时还能注意到，在我闯进客厅的时候，猫咪没有睡，而是蹲在沙发上惊恐地、呆呆地看着妈。只是在我冲进客厅的时候，它才从沙发上跳下，奔了出去。
妈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刻的最后见证不是我，而是它。好在当时还有它在妈身旁，它终究也是妈之所爱。
它一定想要帮助过妈，可是它却无能为力。你为什么不来叫我呢！猫咪！
这时先生也赶来了，和我们一起把妈抱到床上。
我把手指伸进妈的嘴里，她的牙关还没咬紧，可是舌头已像危重病人那佯，往舌根缩去，不再贴着上牙膛。
后来分析，妈那时不过刚刚断气。要是小阿姨按我规定的时间去叫妈，妈还会不会有救？
我又拿起妈枕边的手电筒去照妈的瞳孔，似乎还有光点在妈的瞳孔上闪回。其实，那不是瞳孔对光的收缩反应，而是玻璃球体对光的折射。我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别人，对已做哭丧之举的小阿姨说：“没事，没事，是昏过去了，有救。”
我先是扑上去嘴对嘴地给妈做人工呼吸，可是使不上劲。然后又用手挤压她的胸膛，妈那时还能跟着我的动作往外喷气。后来小阿姨对我说，那不过是我用力挤压的结果。
同时我吩咐小阿姨去给急救中心打电话。平时很伶俐的小阿姨却不知为什么打不通急救中心的电话。
我又让先生去打，他打来打去也打不通。我只好放下妈，让小阿姨给妈做人工呼吸，我去给急救中心打电话。因为先生的心脏动过手术，这样费力气的事不敢惊动他。
急救中心的电话接通以后，先放的是一段英语然后又是一段汉语录音带。我无奈地等着，恨不得把手伸到急救中心，一把揪断这段录音带。
我抱着须臾不可离开的电话筒，急得火冒三丈而又无能为力地看着小阿姨给妈做人工呼吸。那哪儿是做人工呼吸？简直像做柔软体操那样千万不能用力，又根本没有把妈的两条胳膊挤压在妈的胸口上。可是我没有分身之术，不能去替换她，我得等着和急救中心通话。
急救中心好不容易答话了，我声嘶力竭地叫道，“人都停止呼吸了，你们快来呀。”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们是想抢救，还是想干什么？”
我说：“当然是抢救了。”
他们问了地址，并让我到附近的汽车站去等着引导他们的救护车。我如何可以离开？就叫小阿姨去胡同口等着，我怕急救中心的车来的太慢，又让先生到附近航天部研究所的诊所去找大夫。
然后我又翻过身来扑向妈去做人工呼吸。
那时，我像还没学会泳游、却沉落在水底，被水呛得无法呼吸那样的害怕。
附近诊所的大夫很快就来了。她一看就说妈是心肌梗死，没有救了。
这时急救中心的大夫也来了。年轻的、睡眼惺松的女大夫一看更是说不行了。在我的请求下，才给妈做了一个心电图。她说：“已经是直线，没有心跳了。”
我又求她给妈打强心针。
她说，“打也没用了，要是有用就给她打了。”
她走了以后，航天部研究所诊所的大夫又留了一会。
她看着妈的脸说，“多慈祥的一个老人呐。”
在她们都走了以后，我才会哭。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先生给王蒙兄打了电话。王蒙兄又给维熙、谌容和北京作协打了电话，因为他们很快就赶来了。维熙顺路又接来了蒋翠林。
不论我如何悲痛欲绝，我也没有权力坐哭与母亲的诀别。除了我自己，还能有谁来帮我张罗妈的丧葬呢？没有！既然没有，我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本就是最后与母亲相聚的时间，从我和妈的身体之间飞逝而去。果真只是身体之间了。
给妈换内衣的时候我发现她的两个膝头微微地磨掉了皮，看得出妈在最后的时刻，曾想挣扎着站起来，而且是拼死活的挣扎。
这是有意识的挣扎，还是生命离去时的本能？
要是有意识的挣斗，我还感到些安慰，这说明妈还想活下去，可我又想，这挣斗很痛苦吧、想活下去。而又知道活不了的话。既然如此，也许不如是生命离去时的本能。那时，妈已经什么都体味不出了。
看着她磨破的膝头，我心疼如绞。妈在这激烈的挣斗中，只能独自承受我无法代替、分担的，死亡袭击的恐惧和痛苦。
又给妈换了外衣。妈最喜欢的、又合适秋天穿的那套棕色花呢。沿秋香色缎子小边，盘同样缎子花扣的中式套装，放在没装修好的、新房子的某个纸箱里。究竟是在哪一个纸箱里？那里紧紧地堆放着几十个纸箱，根本就没有找出的希望。
要命的是新房子的钥匙还在装修公司手里，我上哪去找他们？在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通常他们要在九点钟才开始工作。
还是借蒋翠林的光，火葬场答应可以及时火化。他们的车，十点就要来了。
由于是在家里过世，而家里是没有条件久停的。要是自己的家，多停一两天还可以，可惜是在先生家。妈一辈子都不愿意烦扰他人（包括我），也这样教育我和孩子，所以我不敢为妈的装殓耽误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又不知道要等多久，在这个活着的人都要因陋就简的环境里，哪儿还有可能讨论为不活着人的方便。
听小阿姨的指导，我给妈穿了前几天新买的纯棉运动衫裤，她说按照农村的说法，棉制衣物装殓最好。谌容来了以后说不行，让我到房间里去重新给妈找些正式的衣服换上。后来她对我说，她不过是想用这个办法来分散一些我的悲痛。
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衣服，只好拿了我的一件蓝色上有紫红和白色细条格子的旧棉袄，和妈的一条蓝色毛涤裤子，还有，我在奥地利买的一双棕色半高跟皮鞋给妈换上。
妈的脚有些肿，穿的又是我一双茶色人造毛的长袜，所以鞋子还显大，我到现在也觉得不如不换，因为妈后来穿惯了运动衫裤，对她方便而又舒服。
谁让我老是相信装修公司的鬼话，以为不久就能搬进新家，手上只留了几件日常换洗的衣服，谁又料到手术非常成功的母亲会突然去世，以至她上路的时候，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没能穿上，更不要说她最喜欢的那套。
好在张家的女人也不认为这有十分的重要。
谌容又提醒我应该给妈带上一件她最心爱的东西。我马上想到是唐棣的什么东西或是照片。可惜，仍然是一切东西都堆放在没有装修好的新房子里，手头什么也没有。可是那一瞬间，我不知怎么想起先生家里有一张妈和唐棣的照片，那是一九九0年我们在RBO家里吃烤肉的时候拍的。这种根本不会沉淀在记忆里的小事，那种时候居然能够记起，又居然能够找到，不是冥冥中有人助我，其实也就是遂了妈的心意又是什么？
照片上的人影虽然很小，但我想这就是妈最心爱的东西了。
我把妈的上衣解开，把照片放在贴近她胸口的地方。
后来我又想，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谌容的意思，她说的心爱之物该不是金银手饰吧？
小阿姨又把妈的双脚并拢，用一条黑布带把妈的双脚捆上，又让我在妈身上罩了一张白布单子。幸亏有这来自农村、见过并懂得如何办理丧事的小阿姨。不然我真不知道这一切该怎么做，并且还会做错很多。
妈全身都很干净，她一辈子好强，走也走得干干净净。
我坐在地上守着妈。我知道再也守不了多少时候了。这样的相守是过一秒少一秒了。
妈紧紧闭着她的嘴。无论我和小阿姨怎么叫她，她都不应了。
我觉得她不是不能呼或吸，而是憋着一口气在嘴里，不呼也不吸。那紧闭的嘴里一定含着没有吐出的极深的委曲。
那是什么呢？想了差不多半年才想通，她是把她最大的委曲，生和死的委曲紧紧地含在嘴里了。
妈永远地闭上了她的嘴。有多少次她想要对我们一诉衷肠，而我又始终没有认真倾听的耐心，只好带着不愿再烦扰我们的自尊和遗憾走了。我只想到自己无时不需要妈的呵护、关照、倾听……从来也没想过妈也有需要我呵护、关照、倾听的时候，如今，我只好翻看她留下的那份如何可以详尽其苦的自述了。
妈走的时候，我本可以在她的身边，可是我陪先生去了。
要是她出事的时候小阿姨或我在身边，也许她还有救；
或至少在她走的时候，我能拉着她的手，让她这辈子哪怕有一次不孤独的记录。她肯定呼喊过我，我却没有听见，她只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上路了。就像她在手术前劝慰我的那样：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不是孤独了一辈子吗；
就是她已经迈上那条黄泉之路，只要还没走远，也许我还能把她叫回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
一想到她是这样走的，我就悲从中来。
人人都说我是个孝女，其实我让妈伤了一辈子的心，让妈为我劳累了一辈子，就在她没有几日可留的情况下，我还逼着她一会起来、一会坐下地锻炼……是我把妈累死了。这，谁又能看得见呢？
我不需要人们说我什么好，我要的是妈活着，哪怕再活一年，再让我为她做点什么，可是她不，她就这样的去了。
不论我怎样伤她的心，她就是走，也左思右想，挑了一个不会给我留下更多悔恨的时辰。
她没有在手术台上走，免得我为签字手术而自责；
她没有在我逼她起立坐下的时候走，让我有机会用其实是对她无尽的深爱做一些弥补；
她拼却一命留给我最后一个满足：“高兴。高兴，我的思想问题解决了一半”，让我以为我的努力终于成功，她又有了活下去的自信、愿望和勇气，那不也就是给我以勇气和希望；
她还有机会对我说，她就爱吃我做的莲子、小豆粥，为我日后的回忆留下些许的安慰：她走的那天还算快活；
让我有机会在她说“虽然我老了，可是还是活着对你们更好”的时候，以明心迹地说声“那当然”；
她给了我陪她坐一会儿的时间，让我能够对她说：“妈，过去老也没能抽时间陪您坐一会儿，现在终于可以陪您坐着聊聊天了”，而她又给了我最后的谅解，“我也不会说什么，也说不出什么……”
留给我一个了结我们这辈子缘份的机会，让我能够对她说一句：“妈，请您原谅我。”那是她最后对我的疼爱。也是上帝对我的恩惠、对我的了解，他知道我不过是要妈更好地活下去，只是我的办法过于拙劣，又急于求成。
我亲吻着妈的脸颊，脸颊上有新鲜植物的清新。那面颊上的温暖、弹性仍然是我自小所熟悉、所亲吻的那样，不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准确无误地辨出。可从今以后再没有什么需要分辨的了。
为什么长大以后我很少再亲吻她？
记得几年前的一天，也许就是前年或大前年，忘记了是为什么，心情少有的好，我在妈脸上重重地吻了一下，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妈那样幸福的、半合着眼的样子。为什么人一长大，就丢掉了很多能让母亲快乐的过去？难道这就是成长、成熟？
现在，不论我再亲吻妈多少，也只是我单方的依恋了，妈是再也不会知道，再不会感受我的亲吻带给她的快乐了。
很快，就连这一点依恋也无从寄托、无处可寻了。
我又在她身旁躺下，拉起她的右臂，让她的手臂像我小时那样，环绕过我的颈项，我贴紧她的怀抱，希望她能像我小时那样，再搂抱我一次。可是小阿姨把我拉了起来，说：“阿姨你不能这样，这样姥姥的胳膊就永远伸不直了。”
我只好起来坐在她的身旁，拉着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也只能拉着她的手、也只能这样看着她了。就是这样，也是看一眼少一眼，拉一会儿少一会儿了。
她那一生都处在亢奋、紧张状态下的，紧凑、深刻、坚硬、光亮、坚挺了一辈子的皱纹，现在松弛了、疲软了、暗淡了、风息浪止了。
从我记事起，她那即使在高兴时也难以完全解开的双眉，现在是永远地舒展了。
她的眼睛闭上了。
那双眼睛，到现有也显出常人少有的美。先是在大眼角那里往上抛出一个极小的弧，然后往下滑出一道优美的长长的弧线，再往小眼角走去。最后在小眼角收势为更小的一个弧。一般人闭上眼睛以后，仅仅是一条弧度很小、差不多就是直线的弧线。
真正让我感到她生命终止的、她已离我而去永远不会再来的，既不是没有了呼吸，也不是心脏不再跳动，而是她那双不论何时何地、总在追随着我的、充满慈爱的目光，已经永远地关闭在她眼睑的后面，再也不会看着我。我一想起她那对瞳仁已经扩散，再也不会转动的眼睛，我就毛发竦然，心痛欲裂。
我也不相信妈就再也不能看我，就在春天，妈还给我削苹果呢。我相信我能从无数个削好的苹果中，一眼就能认出她削的苹果，每一处换刀的地方，都有一个她才能削出的弧度，和她才能削出的长度，拙实敦厚；就在几个月前，妈还给我熬中药呢……我翻开她的眼睑，想要她再看我一眼。可是小阿姨说，那样妈就永远闭不上眼睛了。
妈，您真的可以安心的走了吗？其实您是不该瞑目的。
10
妈的手也渐渐地、越来越黄了。就像一九八七年她得了黄胆性肝炎那么黄。虽然还像活着的时候那么暖和，可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一直握着的缘故。
妈的脸也越来越黄，嘴唇也渐渐地紫了。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了。
剩下的事，就是等火葬场来接妈了。
十点钟，火葬场的人来了。他们指着妈身上的被褥问道：“这些铺盖带走吗？”
我这时才明白应该给妈铺上更好的被褥。我怎么什么都不懂！
我抢先回答道：“是的。”
除了白底红条的床单是先生早年活的旧物，其它一应物品全是我们从前购置的，所以做得这个主。
枕巾是橘黄色提花的，枕头是哪一个我记不起来了。
被里和棉胎倒是新的。但被面是我们从前住在二里沟的时候买的。米色底，上有红色圆圈套着黑色的五角框，或黑色圆圈套着红色的五角框，我想妈带这床被走也好，那是只属于我和她的、艰难岁月的记录。
就这样了了草草地把妈送走了。没想到妈走的如此突然，而我又无法分身去为妈准备什么。
我倒不大在意这些，我悔恨的是我永远无法回报妈的爱了。
送妈出家门的时候，机关里的司机小段在我身后指导说：“说‘妈，您走好。’”我照着说了。这一说、这一送，是永远地把妈送出门、永远地把妈送走了。
去的是东郊火葬场。天气晴好。没想到又经过了西坝河，我们本是要搬离的地方。我本以为，给妈安排一个更好的住处，我是不会让她再回这个人生地不熟、对妈的寂寞生活没有多少乐趣的地方了，可是没想到妈还是要和她曾经住过的这个地方告别。那时，天意不可违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心里。
从我非要妈活下去而至失败，我懂得了“顺其自然”。其实妈手术时就准备去的，虽然手术如我所愿、所直觉地成功了，最后事态还是按着妈所预想的发展下去。这是我的失算。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没有一件做不成功。唯有这一件，我失败了，我败给了妈。败给了命，我不可战胜命，也不可战胜上帝。
※ ※ ※
在火葬场办理了一应手续。给妈挑骨灰盒的时候，我都不能相信妈不在了，就是前几天我还在商店里给她选衣服呢。
我挑了一个最好的，希望妈在那个世界里有一个好的住处，既然她没能住上我主要是为她搬的这个新家。
人们提醒我给妈买了一个小花圈。可惜火葬场没有鲜花的花圈。
“放在哪儿？”我问。
人们告诉我应该放在妈的身上。我听话地放在了妈上腿靠近膝盖的地方。
这时我才醒悟，怎么连花圈都没想到给妈买一个？不要说是鲜花的，就是纸扎的也还是在别人的提醒下才知道给妈买一个？
从来没有给妈买过鲜花，到了这个时候，也无法再做一次补偿。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后消减了平民百姓一切所谓贵族化的习俗。每每在电视上看到为迎接各国贵宾献上的鲜花，或某位国家领导人的追悼会上，偶然有个鲜花的花圈，只觉得那真不是人间过的日子。没想到母亲去世后形势大变，那些本有为天上才有的日子，凡人竟可享受一二。这才能经常买些鲜花放在妈的骨灰盒前，以了我的宿愿。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惨烈打瞢了头，就是不瞢头，也没有举办丧事的经验。家里人口太少，更无三亲六故，生生息息、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从未经历、操办，就是妈活着，碰见这样的事恐怕也会感到手忙脚乱。
不论新旧社会，人际关系的规则讲究的都是门当户对，有来有往。既无往，何从来？来和往要有经济为基础，更要有心情为基础。妈却一腔哀愁，百事无绪，话都懒得说，哪有精神应酬？既无钱又无绪，只有终日闭门长嘘短叹。如此，生活百科予我们可不就简陋到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