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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停止的岁月 周国平
在暮色和细雨中，群山朦胧，资江默默地向北流去。多少个黄昏，我站在桥上，靠着桥栏，怔怔地望着云雾重重的远方。日复一日，我在这里过着不变的日子。年复一年，资江就这么流着，带走了我的生命的岁月。在这个深山小县里，岁月似乎停止了，历史的发展仅仅表现为日历的翻动，眼睛和耳朵成了多余的器官，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这里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
我本是一个喜欢静的人，却也不免害怕这里过分的静。尤其是敏子调来之前，独居的日子真是难熬。夜晚，在冷清清的屋子里，我像困兽一样坐立不安。我坐在桌前，风吹窗户，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海一样无边无际的夜包围着我的屋子，并且从窗口、从门缝流进来，在屋中弥漫，把我淹没。我挣扎，想逃，想喊，终于不过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凄清的空气如同二氧化碳，吸入肺中，进入心脏和血液，令人窒息。人在寂寞中是很难用功的，心里空荡荡的，不知怎样才好。上床睡觉吧，可是，在那床上看到的也是孤独二字。给朋友写信吧，把我的孤独告诉他们，可是，摊开信笺，一个字也写不出。孤独犹如空虚，是不能写也无从写的。
真正使我悲哀的是虚度岁月。夜晚卧床，每念及此，常常泪水长流。我问自己：难道我是矿物吗，久久地埋在这里，等着谁来开采呢？
公路上走来一男一女，男的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肩扛一袋大米，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走着，女的背一个破书包，手拿一瓶食油，跟在后面。这是我和我的妻子吗？我们就这样地走下去，一直走到老吗？
乡间的景色是美丽的，但我仍不免触景生情，自怜自悲。我站在山坡上，脚下是松针蕨叶，四周是树林。眼前，辽阔的山谷间，一片云的海洋，如同凝固的波浪。太阳出来了，突然把山和云都染红。多么美丽啊。然而，我突然发现，一条清澈的小溪在群山间默默流淌，像泪水一样闪光，终于又消失在群山之中了。我心中一阵悲凉：我生命的溪流不也是这样吗？一个人的生活历程本来就像一条小溪，遇到一块石头便可改道的，弯弯曲曲，自己也不知道会流向哪里，最后却水流千转归大海——那永恒的死。
几年前，我心中还满怀希望，我的天空中还有许多彩虹，我相信，我的生活和事业还没有开始。现在，我睁开眼，闭上眼，都只看见一条平淡的路，我仿佛觉得，我的生活和事业都已经永远过去了。我根本不是在生活，只是在机械地延续着生命，这可怜的生命！我真想不到，我曾经是一个充满求知欲的聪明的孩子，却只得到了如此暗淡的一生。一生吗？不，这太残忍了，我至死也不相信。
上面这些话其实都摘自我当时的日记。有一段话最能表明，我多么强烈地感觉到岁月虚度的痛苦：“坐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我突然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不存在了，并且连我曾经存在过也忘记了。今天有一个人，从县城挤上车，又在中峰下车，为了向一些农民讲课。这个人就是我。但是，这个人也可以不是我，而是别的随便什么人，反正都一样。总之，随便哪个人存在着，却未必是我。”正是这样，虚度之为虚度，就因为在这些流逝的岁月中，一个人的自我是不存在的。倘若本来就没有自我，倒也罢了，对此不会有任何感觉，可我偏偏是一个很有自我的人，一旦清醒地观照这没有自我的生活，怎能不感到绝望。
我从小不留恋闹市尘嚣，心中真正怕的不是寂寞，而是自己会被贫乏的环境同化。我最渴求的是书和人，我对人生的要求也只剩下了这两样，只要有充足的书籍和才智相当的同伴，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可是，在这里两者皆缺。我担心长此以往，没有精神上的激励，既没有作用力，也没有反作用力，我会变得平庸而愚笨。一些在基层的大学生的确已经如此，人类广阔的生活世界和知识领域都永远与他们无关了，他们只想像眼前这样生活下去。不，他们想也没有想，只是事实上就像眼前这样生活下去了罢了。希望，然后失望，然后忘记了希望，最后连曾经有过的失望也忘掉了，麻木地度过余生，这岂不是许多人的生活轨迹？这对于我是一个警告。我不能忍受寂寞，但更不能忍受庸俗。我对自己说，可怕的不是呆在小地方，而是以小地方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么，好吧，我就算被埋没了，也决不让自己被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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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君子敬其在己者 周国平
在当时的环境中，我所面临的危险是双重的，既可能被环境改造成一个像动物那样活着的庸人，也可能主动地适应环境去追求表面的成功。其实二者都是被环境同化，后者所造就的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庸人罢了。一个在地区宣传部工作的大学生好心地劝我，多给没有水平的报纸写些没有水平的稿子，见报多了，就会逐渐引起注意，得到重用。事实上，他自己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开始时，我听从他的劝告，真的给广西日报寄了几篇稿子，但都石沉大海。幸亏结果如此，使我及时停止了这种愚蠢的努力。我看清楚了，要走捷径就必须迎合某种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何苦这样委屈自己，还不如走我自己的寂寞之路来得舒心。有人知道我在埋头用功，问我：“你学得再好，懂得再多，又怎么样呢？”我心想，处境优劣，地位升降，由不得我自己，有没有真才实学，却在于我自己了。我只追求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去考虑不由我支配的事情，也就落得了一个心安理得。荀子的话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因此君子“日进”，小人“日退”。
从1974年起，我的若干老同学陆续上调到了自治区一级机关。刚听到这类消息，我颇受刺激，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后来，我在出差时拜访了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状态，心里反而坦然了。他们中有的人一副志满意得的样子，教导我说：理论问题的结论从来是由权威来做的，搞理论研究毫无必要，文学、艺术、理论等等全是雕虫小技。然后，语重心长地规劝我搞好人事关系，如此才会有前途。我发现，他们一如既往地对精神事物没有兴趣，唯一的变化是更加世故了。接着，又传来消息，一个曾经宣布屈原和李白都是反动文人的同学调入大学教书了。我心里越来越平静了，相信自己有权利看轻所谓机会和运气，蔑视一切虚假的成功，以真实的成绩傲笑空洞的名位。
我仍然看不到自己在现实中有什么前途，但是，这种处境反倒使我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自信和定力。我相信，我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因为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现在处境恶劣不能使我止步，一旦处境好转同样也不会使我止步。相反，那些没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人，世故和运气也许可以带给他们一个好位子，但永远不可能使他们真正有所作为。回头去看我当时的日记，我发现，我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已经十分坚定而明确，甚至在表达上也与今天相当接近。也许，牢固地确立一种做人原则，看重内在的精神性成就远超过外在的社会性成功，便是资源八年半历练的主要收获吧。让我从日记中摘录一些句子——
“看到无能的人走运，我不羡慕，因为他终究是无能的。看到有能力的人走运，我不嫉妒，因为这是他应得的。”
“庸人很容易满足，有所不满也是因为琐碎的事情。精神性的人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不会完全满足，也不会完全不满。”
“我的吃亏在太老实，如果像那种沽名钓誉之辈行事，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本性难改，宁肯老实而默默无闻，不愿滑头而飞黄腾达。所以，恐怕只能如此以终了。”
“生活苦吗？环境乏味吗？但我不羡慕任何人。我为我是我自己而感到幸福。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精神是不能传染的。我永远不会羡慕那些缺少精神的人，不管他们在别的方面多么富有。”
“尽管久居僻地，我还是勉力发奋，不让自己颓败下去。在这种环境中，不知有多少人沉沦了。想到这一点，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每当我勤奋做事的时候，想起那些什么事不做、什么学问没有、专凭职权欺压百姓的人，就禁不住轻蔑地一笑。尽管他们气势汹汹，我还是有权利蔑视他们的。”
“即使一辈子受冷落，我也宁愿做一个默默无闻但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决不做一个不学无术的沽名钓誉之徒。说这是清高也好，说这是志气也好，反正我是决定这样一意孤行了。”
当然，若问我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其实也很可怜。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找书读和写点东西罢了。七十年代初期，书店里根本没有值得一读的书出售。我在县中学图书室里发现了一套很不全的万有文库，真是欣喜不已，陆续借来读了。《鲁迅全集》重印，我让家人在上海买了寄来，重读了一遍。闲读杂书不能使我满足，我特别想做一点系统的研究，苦于无从着手。1973年，评法批儒开始，给我提供了一个题目。当时我对这场宣传攻势的背景和用心并不了解，但觉得基调是有问题的，曾在日记中写道：“儒法两家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两手，所谓王道和霸道是也。过褒过贬，似不妥当。现在尊法批儒，大约是要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吧。”不过，借此机会系统读一下两家著作，也是好事。正巧小早得到一套印影线装的《韩非子集解》，我便让他寄来借我一读。那时我正在一个很落后的村子下乡，夜晚没有电灯，跳蚤叮得人无法入睡，我便打着手电筒读书。读完后，我很想写一写，但觉得资料不够，就写信给见过几面的地委宣传部长，求她帮我借书。她回信表示拒绝，理由十分特别，竟是因为韩非子不属于宣传报道范围。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论文，题为《韩非的法治理论》。在当时，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发表，不过我的目的从来是自己弄清问题。清楚了有何用？不知道。但是，清楚总归比不清楚好吧，而且我总算是在做点事情了。
从1973年起，配合着评法批儒，中华书局开始再版二十四史，这对于渴求书籍的我来说真是沙漠甘泉。县书店进货很少，宣传部和党校都只能得到一套，我在这两个单位时，买书都由我负责，我便自己买下，不去报销发票。事实上，除了我，这些书根本没有人读，报销了同样可以占为己有，不会有人发现和过问，但我的洁癖不允许我这样做。从此开始了我读史的生活，两年多里读了前三史和《晋书》，还读了从县中学借来的《战国策》、《左传》。我产生了一个计划，想写《春秋战国史稿》，结果只写了齐、吴、鲁三章分国史，三万多字。此外，还写了《读〈三国志〉》，四万多字，包括论曹操和诸葛亮的两篇长文以及一些人物述评。
除历史外，我读书的另一个重点是马列。这主要是因为，当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办公室那两只书柜里真正值得读的书只有一套马恩全集和一套列宁全集。我把这两套书共七十八卷通读了一遍，并摘录了大量卡片。列宁十月革命后的著作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发现他被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深深困扰着，而这也正是我国面临的问题。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思考，但是，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在1978年4月，才写成了一篇三万字的论文，题为《落后国家的革命和生产力——重温列宁的有关论述》。我着重阐发了列宁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开始的，但只有在生产力先进的国家里才能够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列宁已经预见到了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撇开价值观点不论，应该承认，列宁是英明的。
在停止的岁月中，我还是做了一点事情。那么，也许岁月并没有停止，它在寂静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带往一个适合于我生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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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回头拜三拜 周国平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中国进入多事之秋。我虽身在闭塞的山区，仍能感觉到笼罩在空中的不祥氛围。4月的一天早晨，我住在农机厂的宿舍，听见厂里大喇叭在转播中央台新闻，内容是天安门事件以及撤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定。我凭直觉就知道广播所叫嚣的“伟大的胜利”是怎么一回事，想象着广场上镇压的情景，我的心一下子冷缩了，悲愤到了极点。我给一位朋友写信说：现在我嫌资源还不够闭塞，索性彻底地闭目塞听才好。我和敏子在一六六医院住了一个月院，9月10日出院，小玲送行到兴安县城，我们三人坐在汽车站附近的街沿上，广播里突然传出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们都沉默不语，压在我心头的与其说是悲痛，不如说是忧虑，真不知中国接下来会出什么事。
众所周知，接下来发生的是大快人心事。当全国许多城镇已经刷满了大标语的时候，我只能透过报纸来猜测，虽然也猜出了大半。临近资源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资源探亲，谈到四人帮倒台这个在外面已经家喻户晓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又由公安局押送回湖南，资源的闭塞和保守由此可见一斑。最后，总算开始传达了，却只限于党内，我仍被排除在外。可是，我敢断言，在整个资源县，我是最为这件事狂喜的人，就像几个月前我是最为天安门事件悲愤的人一样。我恨自己此时不在北京，只能从广播中猜想举国同庆的热烈场面。正式广播那天，我一个人在党校的屋子里，按捺不住欣喜，只好用笔欢庆。在给朋友的信中，我写道：“多少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心情舒畅，空中的高压气团一下子驱散了，敢怒不敢言变成了畅所欲言，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呐喊，私下牢骚变成了大街上公开的口号，政治谣言变成了政治现实。多少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由衷的笑脸，第一次听到未遭强奸的民意公开发表出来。一句话，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世界又重新头足正立了。”当然，我的欣喜还有着切身的理由：“虽然我的处境至今没有任何改观，但是，许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了。在中国的希望中，我也看到了我的希望。”
可是，在资源，情况暂时没有什么变化。有一份材料批张春桥的谬论：“路线正确，收五百斤是好的，路线不正确，收一千斤是坏的。”我们的宣传部长看了以后指示：“这句话是对的，路线决定一切嘛，不要批这句话了。”一个公社书记在公社全体教师大会上说：“你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县农办主任说：“周国平是典型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四人帮刚倒台，这两个人都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了。
我决心走出这一潭死水，但困难重重。在北京中央乐团工作的林铭述一直和我通信，不断给我打气，现在他觉得时候到了，鼓励我拿出作品。1977年，我把完稿的长诗《一九七六》寄给他，他拿给乔羽看，乔羽很欣赏，亲自送到《诗刊》总编葛洛手上。然而，两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部的退稿。接着我得知，广西大学、广西师院都发函调我，也都收到了县委组织部拒绝的回函。我给地委组织部写信，提出专业对口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上级党委有过指示，号召人人学哲学、用哲学，因而学哲学的在哪里都用得上，你的工作没有调整的必要，望安心工作。”当时我就惊为奇文，舍不得丢掉，居然保存到了今天。这封复函的签署日期是1978年6月，这时全国已开始招研究生，而我也参加过了初试，所以心态已经很轻松。读了这篇奇文，我突然觉得，出不出资源真是无所谓了，假如不出广西，仍是一回事。我的唯一目标是回到我的精神故乡北京。我一定要结束过于长久的冬眠，苏醒过来，重新过人的生活——一种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生活，一种创造的生活。
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底，敏子作为北京六六届老高中生，我理所当然地怂恿她报考了，但未被录取。这是让我感到特别遗憾的，因为她的水平本来足以考上。1978年3月，研究生招生开始报名，我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联当代哲学专业。之所以报这个专业，是因为我的俄语基础很好，比较有考上的希望。幸亏第一届招生时，报名不需要单位和地方人事部门批准，否则县组织部一定会一如既往不放过阻挠我的机会。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后几届改变了这一明智的政策，因而势必阻挡了一些有才气却不被当地领导喜欢的人的进路，其实正是这样的人最需要摆脱束缚。复习的时间很短，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读尽可能找到的西方哲学原著及原著选辑，二是读俄文版《国家与革命》。5月15至17日，全国考生同时在本人所在地进行初试。我感觉良好，后来知道，作为专业课的西方哲学史得了96分，是哲学所考生中最高的。
然而，在初试后的一个多月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一向不自信的我已经开始绝望了。忽一日，北京来了两个人，据说是来搞我的政审的。晚上，他们到农机厂的破屋子里来，一位是哲学所伦理学室主任刘启林，另一位是哲学所科研处副处长薄希成。薄希成是薄一波的儿子，他把他们在县组织部的遭遇当作一件好玩的事告诉我：由于介绍信抬头写的是县党校，组织部拒绝接待，他转身重填了一张空白介绍信，才被接待。刘启林告诉我，组织部说了我不少坏话。他接着说：“他们认为是缺点的，我们认为正是优点，这里四人帮的流毒太严重了。”他们还告诉我，我考得相当好，要去北京复试，通过应不成问题。我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愉快心情。政审从来是一件诡秘的事儿，现在这两个人却坦率地把有关情况连同自己的看法都告诉了我。我在这里一直受着压制，多年来不论哪一级组织都异口同声说对我理应如此，现在我第一次听到也是组织上来的人说这是错误的。忽然之间，一切都变正常了，常识恢复了自身的尊严。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半以后，新纪元的阳光越过重重障碍，头一回直接照到了我的身上。在我眼中，这两个仿佛从天而降的人几乎像救星一般。因此，当薄希成与我下围棋并且把我杀得大败之时，我仍觉得我的破屋子里一片光明。
7月份，我到北京参加复试，然后回资源静候通知。在此期间，我到兴安与小玲共度了四天，我们在灵渠划船，我倚在船舷上享受着她的美妙的话音。接着，阿良来资源访问我，他是小玲的亲戚，当时在江西插队，通过小玲手抄的我的诗作认识了我。他在我这里住了十多天，我们天天在小破屋里抽烟长谈，从此成了莫逆之交。9月14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在几天前，组织部的一个干事——一个奇丑的女人，她也是大学生哪——还到处放风说：“周国平想出资源？做梦！”啊，真好，我总算有一件事可以让这样的人不舒服，同时让我的朋友们高兴了。
资源的外地干部中流传着一句话：“过了打鸟界，回头拜三拜。” 打鸟界是资源公路上地势最高的一座山，也是资源与临县的交界处，外地干部一旦经这里进资源工作，就万难调出，如能调出就是莫大的幸运，因此要拜了。开始时，我对在哪里生活并不在乎，所以对这句话也就不以为然。可是，现在，当我在资源生活了八年半而终于走出之时，我不禁也要回头拜三拜了。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三拜，第一拜是为飞出牢笼而庆幸，第二拜是与埋藏在这里的珍贵岁月惜别，最后一拜则是深深的牵挂，敏子作为人质留在这里了，我许下心愿，一定要回来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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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解冻 周国平
1978年10月，我走出广西山沟，重返阔别十年的北京，立刻就置身于一种令人兴奋的氛围中了。转型初期的北京，正是一派解冻的景象。
由于没有自己的校舍，社科院研究生院暂时设在北师大校园里，租用那里的教室和宿舍。唯有哲学系例外，在北京市工会干校租屋办学，地点在陶然亭公园南面。一间大教室住十二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床和一只小桌子的空间，十分拥挤。草创之初，看得出社科院没有办学经验，课程和教员都落实不了，给人以乱糟糟临时对付的感觉。不过，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生活已经重新开始，我感到自己有无穷的精力，前面的路再次通向种种美好而未知的事物。
开学几天后，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温济泽在北京实验剧场作报告，把研究生们的兴奋心情推向了高潮。他在报告中列数中国社会科学的贫困状况，号召我们发奋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两万人口的小国圣马力诺出版了几十卷的百科全书，要与我国交换，而我们只拿出了一本新华词典。他慷慨激昂地宣布：“我们研究生院是贫农，无立锥之地，可是，今后我们要让你们每人住一间房，安上彩色电视！”须知彩电在那时尚属稀罕物品呀。他还宣布：“我们不但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而且还要不装袋子。现有的档案也要清理，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去掉！”我清楚地记得，说到这两处时，全场真正是掌声雷动，而这位天真的热血老人自己也感动得热泪盈眶了。不消说，他的诺言未能兑现，至少直到我们毕业，研究生院仍无立锥之地，依然寄人篱下。至于民主化的进程，也比他所想象的曲折漫长，后来他自己好像就吃了不少苦头。当然，进展也是巨大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档案对人的束缚越来越弱，“装袋子”已经不再能吓唬多少人。
11月下旬的一天，我骑车经过长安街，发现从西单到电报大楼的长围墙边聚了许多人，人们在看大字报。观者最多的是一张小字报，那是一封致《于无声处》编剧的公开信，批评这出当时大受赞扬的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话剧并没有揭示事件的真实根源——毛晚年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反思毛晚年的最早公开言论。接着，反思很快呈燎原之势。几天后，我经过历史博物馆，南边是建筑工地，只见高坡下人山人海，马路边停满了自行车。在工棚的木板墙上，贴着一份二十来张纸的大字报。第一页是简短的声明：“我们以实际行动来实践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宣布在北京成立启蒙社。”署名是“贵州的几个青年工人”。正文内容为民主和人权。这份大字报因观点鲜明而引人注目，在当时被广泛谈论。
其后，在官方允许下，西单民主墙成为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那些天正开三中全会，仿佛是一种呼应，社会上思想也十分活跃，并触及了体制问题，诸如终身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表现的透明性等。每天，民主墙前热闹非凡，马路边停放着数以百千计的自行车，人群熙熙攘攘，挤在前面的人高声朗读，其余的人侧耳倾听，有的人在埋头记录。老外格外活跃，挤在人群里给大字报拍照，或者兴高采烈地与周围的中国人交谈。
后来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民主墙渐渐萧条了，但仍苟延了一年左右。我偶尔还去看看，多的是赴京告状者的控诉和精神病患者的梦呓。有时也能看到好玩的东西，例如，一张题为《胡言乱语》的大字报主张性自由和裸体，一封致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申请移居美国。这两种要求在当时都足以被看作胡言乱语，不少观者报之以惊诧或耻笑。人们很难料到，在若干年后的中国，移居国外的自由和相当程度的性自由都成了事实，受到了法律的承认或默许。
除了思想的活跃之外，艺术也呈现活跃的景象。朦胧诗从地下走到地上，油印诗刊《今天》在大学生中流传，芒克、北岛、顾城、舒婷等人获得了许多青年崇拜者。1979年春天，全北京都在谈论一个题为《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它的广告贴在民主墙上，举办者是一个叫“四月影社”的民间团体，展出地点却是中山公园，开了新时期民办艺术活动的先声。在文化禁锢许多年后，它的展品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湖面上两只鹅，头和脖子埋在水中，屁股朝着镜头，旁白是：“别让他们照，谁知道他们什么目的。”两个老太婆彼此隔着一段距离，把耳朵贴在回音壁上听，对白是：“听见了吗？”“听见了。”“说什么？”“听不清。”这类巧思令参观者忍俊不禁。
电影包括许多国外原版片暂时解禁了，有门路的单位各显神通，源源不断弄来放映。那些日子里，人们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到处看电影，有时一天要赶好几场。大多是未经译制的原版片，由懂外语的人客串做同声翻译，但水平悬殊。原版片中常有裸体或色情镜头，遇到这种情况，仿佛有不成文的规定，放映员必定现场作技术处理。一般是改变焦距，使银幕上一片模糊，或者遮挡一下镜头，或者干脆掐断，结果把整部影片弄得支离破碎。
手提式录音机在当时还是新鲜玩意儿，人们纷纷托人从沿海地区买来走私货。邓丽君的歌曲刚刚从香港传入，爱好者们争相转录和播放。商店里大批出售曾经遭禁的喇叭裤。街上奇装异服多了，留长发的多了，仿佛突然从地下冒出了一大批艺术家。在公园里，在马路上，情人们当众搂抱接吻。这是正在解冻的中国，不同类型的人在不同方面扮演着先锋的角色，深刻的人在革新思想和艺术，浅薄的人也在通过追求外表的时髦改变着保守的生活观念。
社会上的浪潮在研究生中也引起了震荡。有一天，我们宿舍里爆发了一场辩论，起因是一个同学逛陶然亭公园，看到恋人们在长椅上亲热，大受刺激，回来发议论，谴责这是不讲道德。我反驳道：“人家碍着谁了，怎么就不道德了？”在场同学立刻唇枪舌剑起来，新旧两派各四人，势均力敌。争论的焦点是性自由。我陈述我的观点说：我们国家提倡晚婚，而婚前性关系均被视为不正当乃至非法。人到一定年龄就有性要求，这是自然规律，强行压制的结果是，大部分人不得不苦闷地度过一长段青年时期，而那些不慎或胆敢冲破压制的青年则备受舆论的指责，行政的干涉，留下了洗不掉的污点，影响一生的前途。同时，由于婚前不准同居，结婚是满足性要求的唯一途径，因此造成了许多不成熟的婚姻。结论是婚前应该有性自由。另一个现代派补充说：不但婚前，而且婚后，也应当有性自由。话音刚落，保守派嚷成了一片：“天哪，这不是乱了套了吗？”“简直是在为流氓活动辩护！”“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反驳说：在一切性关系中，只有卖淫和强奸才是流氓活动。一个保守派强调：已婚者应该忠于自己的爱人。这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第四个现代派慢条斯理地口吐惊人之语：“打个比方吧，一个中国人，有时去日本玩玩，有时去美国玩玩，能说他不忠于中国吗？”众人大哗，一齐哄笑起来。这第四个现代派名叫王小平，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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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生三年 周国平
我在社科院读了三年研究生，那三年中，哲学系始终处在颠沛之中，先后搬了三次家。第一学年在工会干校，地处闹市，又守着一个陶然亭公园，日子过得还比较有意思。由于住房拥挤，我常到公园里看书和读外语。觉得闷了，就和一二同学结伴，骑车到处转，看各种热闹。我还重获了买书的乐趣，外国文学书籍刚刚放开，开始陆续出版，我基本上是见一本就买一本。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后期图书大涨价之前，十来年间出版的此类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我搜集得相当齐全。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一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到处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
与工会干校签订的合同为期仅一年，第二学年一开始，我们搬到了通县北苑旅馆。这是一家汽车旅馆，俗称大车店，是司机们过夜的地方。宿舍的窗口正对着停车坪，那里日常停放着几十辆过路卡车。每天从早到晚，从深夜到天亮，卡车、拖拉机、摩托车的马达声此起彼伏，无休无止，吵得人心惊肉跳。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睡觉，每天深夜三时半，就开始响起汽车发动的声音，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终于响成一片。天天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简直要发疯，遑论静心读书。因为远离市区，生活也十分单调。每天晚上，不管节目多么无聊，走廊上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前总是聚集着许多观众，他们是研究生哪，可是不能怪他们，这是他们唯一的调剂。受一些同学委托，我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一封信，反映噪音对学习的严重干扰和我们忍无可忍的心情。这封信在内参上刊出了，惊动了社科院的领导。于是，系里赶紧另找地方，从第二学年下学期起，我们搬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十一学校。不久后，整个研究生院撤离北师大，都搬进了十一学校。毕业前夕，研究生院用地批下来了，在京顺公路边荒凉的西八间房，我们又搬了一次家，住进工地上临时搭建的简易铁皮屋里。
在三年中，不但居无定所，而且课程也很不规范，好在我一向喜欢自学，对此也就无所谓。全系的大课只有《资本论》，从中央党校请来的教员，我听过一回，讲解的方式是所谓领读，像中学上语文课那样讲段落大意，实在乏味，我再不去听了。开第二外语课，我选择了德语，这倒是需要听课的，但系里久久聘不到老师。终于聘到了一位，来自第二外语学院的林先生，这个畸零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开始，很多同学选学德语，当我走进充当教室的小屋时，人已满。桌边坐着一个人，穿着肮脏的工人服，露出里面油腻黑亮的白棉毛衣圆领，脚上是一双沾了泥浆的旧运动鞋，像一个泥瓦匠。那天下雨，他戴一顶旧草帽，弓着背，看不见他的脸。我落座后，弯下腰，才看见了他的许久未刮的脸和一副深度近视镜。他低着头，说话了，带广东口音，吃力地选择着字眼，常常词不达意。他先作自我介绍，五十八岁，西南联大毕业，曾师从冯至和杨一之学德语，举出好几个名人是他的同学，但他自己至今是一个讲师。后来听说，他娶了一个没有文化和职业的女人，生了六个孩子，其拮据可想而知。开始上课了，他不做任何讲解，带着大家朗读长长的德语句子，边读边摇头晃脑，对于这些句子，我们既不知道读音规则，也不知道意思。上第二堂课时，多数人不来了，说他是精神病，只剩下了四个学生。我始终怀着极大的同情听他的课。学生这么少，他仍讲得很起劲，做出夸张的姿势向我们示范发音，因为是侏儒身材，又常常爬上椅子去板书。一个能说流利英语的同学说，其实他的发音很标准。一次课后，这个同学把林先生留下为自己录音，录了几个小时，然后请了一顿午饭。回到宿舍，他见人就说，这老头真能吃，一顿饭吃了七两，四只菜全部扫光。录了这次音之后，这个精明的同学也不来听课了，开始暗中活动另聘教员。可怜的林先生不到一个月就被辞退了，潦倒了一生的他，又遭受新的打击。
新来的老师是某出版社的一位德语编辑，时间不长，他自己不愿教了。因此，我学德语基本上是自学的。最令我苦恼的是没有课本，跑遍全北京买不到，只好趁别的同学不用时借来看一眼。直到小早在他供职的学校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两册文革前北外编的课本，借出来寄给我，我才能够比较认真地自学了。后来，这套课本重新出版，别的德语书也陆续出版，资料不再是问题。因为缺少听说的环境，我自己也不耐烦做这方面的练习，我的德语基本是聋哑的。不过，我对语法和语义有很好的理解力，因此，几年后，我就能够不太费力地阅读和翻译尼采的著作了。我的英语也是自学的，能够依靠词典看书，有时还看出了英语高手的翻译错误。可是，我越来越发现，我在语言听说方面事实上有些先天不足，学起来比那些一般智力不及我的人吃力得多。承蒙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好意，曾经让我免费学习，但我学了一个多月就半途而废了。我在那里成了一个新闻，人们悄悄议论说，有一个人翻译尼采特棒，却一句德语也听不懂。此后我两次到德国，加起来接近一年，但长进仍不很大，只能应付最简单的会话。我自己分析，原因一是我的智力类型，短于听觉记忆，二是我的性格，拙于交往和言谈。我只好自我解嘲，对自己说：当年王国维从英文翻译了许多书，并且与伯希和、斯坦因等人过从甚密，还不是一句英语也听不懂说不出么？可是，天下舌人车载斗量，王国维却只有一个，无人能够替代。我当然可以发狠下一番功夫，未必没有收效，但实在舍不得我的宝贵光阴。不能自由听说肯定是一个缺憾，然而，在认清了我的能力和兴趣的性质之后，我便宁可容忍这个缺憾了。
乍回到北京，我带着乡下人进城的新鲜感看待一切，任何人的一点才华都使我眼花缭乱，钦佩不已。随着新鲜感消失，我渐渐恢复了客观评价的能力，结果是增添了自信心。在思维敏捷的才子身上，我看出了洋场恶少的影子。从滔滔不绝的论辩中，我听出了单调的说教。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同学，经常当着众人之面慷慨陈词，骂当局几句，实则趋炎附势，常常为了一点儿实际利益讨好他心中鄙夷的人。有一回，我抄起一本书上厕所，因为讨厌这本书的极左调子，便开玩笑说这样的书也就配在厕所里翻翻。该书作者在社科院，这个同学很快把我的戏言报告了他。我当然无须讳言我的观点，但这个同学平时总对我表示亲近，却干出如此不光明的勾当，实在令我吃惊。与人接触时，我经常发现，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可是，在这些比我聪明的人里面，十之八九都比我肤浅。另一个使我遗憾的事实是，世上有聪明人，也有老实人，但缺少心灵美丽的人。
研究生二年级时，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在太原开会，我们这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感到有趣的不是会上的讨论，而是会下的交游。游览当地名胜，有人提议赋诗，我赋了一首《晋祠》：“天下庙堂难计数，晋祠别具窈窕风。隋槐斜扶圣母殿，周柏半遮邑姜宫。内有似嗔似怨女，却无呆头呆脑僧。可怜四十二佳丽，千载幽居暗壁中。”周红是一年级新生，她赋了一首《游玄中寺》：“玄中高筑在云台，风打山门报客来。佛祖已辞东土去，香烟空绕庙堂回。抚碑细索穷通理，寻纸争描绝代才。欲问谁知玄妙意，清风鸟语久萦怀。”这首诗显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远非我所能及。人们评论说，我风流倜傥，她充满禅意。从交谈中知道，她是为了克服情感的痛苦而选择学哲学的，我便唱和一首，揭露禅意背后的困惑：“玄中久已印心台，历尽沧桑佛自来。身是游人闲赏玩，神迷净土苦徘徊。为疗隐痛求哲理，因赋新诗露慧才。回首凝眸过往处，青烟缭绕愁满怀。”返京列车上，一位老师写五言诗述平生不得志，有“呼啸神明知”之句，周红和诗劝慰，有“神明我自知”之句，他们拿给我看，老师说：“怎么样，也写一首吧？”我几分钟交了卷：“白云来复去，此心兀自痴。秋风送北雁，春雨牵愁思。低栖常高唱，白发犹青丝。混沌大世界，神明孰可知？”他们一个悲观，一个用乐观劝悲观，我把他们都否了，来一个超脱，无所谓悲观乐观。老师叹道：“难怪有人说二周了得。”我与周红的接触仅此一回，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是因为最近我意外地翻到了当时抄录的这些诗稿，二十五年过去了，人生中早已湮灭的一幕小小情景又重现眼前，别有一番滋味。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旧体诗。
我的指导教师贾泽林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比我大十岁，性格开朗，充满活力，待我如兄长一般亲切，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同学中，当时与我私交最密的是苏国勋和王润生。苏是我的同专业师兄，对我也十分爱护，爱护中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器重。王比我小十岁，也从广西考来，头脑清楚，处事自信沉着，我们的气质和理念都很不同，他信奉功利主义伦理学，我更接近于存在主义，但我们在一起始终坦诚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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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性探讨 周国平
我读硕士生的专业方向是苏联当代哲学。之所以报这个专业，只因为以前公共外语学的是俄语，基础较好，比较有把握。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考到北京去，我相信专业本身是限制不了我的。然而，真考上了，我在苏联哲学方面总不能一点事不做。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翻老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有一个德波林，是哲学界的头面人物。三十年代初，斯大林亲自发动对他的批判，定性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把他打下去了。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最凶猛的打手米丁取代了他在哲学界的领导地位，从此成为斯大林的头号御用哲学家。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批判了德波林的观点，因此，在中国理论界，德波林也一直被看作一个反面人物。我研究了德波林的主要著作，发现他精通黑格尔哲学，并且相当认真地做着唯物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相反，读了批判他的那些资料，我发现完全是一派胡言，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论探讨，只有杀气腾腾的意识形态审判。德波林本人完全不是我感兴趣的那种哲学家，他是一个书呆子，缺乏个性和创造性。引起我关注的是，这场批判开了恶劣的先例，用领导人定调子和中央做决议的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用大批判取代学术讨论，彻底取消了学术的独立地位。于是，我决定为德波林翻案，写了《正确评价德波林》一文。在文章中，除了为德波林的一些受批判的理论观点辩护外，我主要强调了这场批判的恶劣影响，尤其是对我国的影响，其中包括：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实用主义流行，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取消了哲学；在哲学史方面，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意义，抹杀了人类两千年哲学探索的价值。1979年9月，研究生院举办第一次学术交流会，我在会上介绍了上述观点，引起不小的震动。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内刊《未定稿》1980年第5期上，接着收在一本《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中。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事实上也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铅字，心里是很高兴的。
从第二学年起，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解苏联当代哲学的动态，浏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哲学问题》，阅读一些新出版的书籍。因为仍然太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因为苏联人的充满废话的冗长文风，我一点儿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与我们相比，苏联哲学家们对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反应毕竟敏锐得多，探讨也深入得多。我一向对人的问题感兴趣，并深感国内这方面研究仍阻力重重，因此，便陆续写了一些综合介绍苏联人研究情况的文章，也翻译了一些相关资料，在刊物上发表，算是向国人提供借鉴。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参与编写贾老师主持的《苏联当代哲学》一书，承担了其中相当一部分章节的写作和最后的统稿工作。此外，我还参与了苏联哲学书籍的大量翻译工作，直到毕业后两三年仍是如此。我译得很快，一天至少完成五千字，有时能译近万字。但是，总的来说，我对这类工作是越来越厌烦了，觉得是浪费时间。我在某一天的日记里写道：“终于把苏联哲学的暂缺部分写完了，感到一身轻松。拿走吧，把这堆废纸统统拿走吧，拿去出版还是拿去喂老鼠，我才不管呢。”这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我的确感到所做的这些事情没有多大价值，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
第三学年的任务是写硕士论文，我决定不受专业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开苏联哲学，直接研究人性问题。贾老师十分开明，对此欣然同意，并且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赞赏。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知道，倘若我落在某些独断自负的导师手下，便绝无此种可能。因此，我一面庆幸自己运气好，一面也真心感激贾老师。我在上大学时就对人性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趁写硕士论文的机会做一番系统探讨，可以说是了却一个宿愿。论文的题目是《人性的哲学探讨》，计划写六章，即：一，哲学和人性观；二，人性观的基本类型；三，人的活动和人性；四，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五，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六，人性理论的若干方法论问题。最后完成了前四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约十八万字。在那一年及稍后的时间里，结合硕士论文的研究，我还写作和发表了一些谈马克思人性理论的文章，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价值观》、《只有一个马克思》、《历史进步的双重尺度》、《马克思的自由观》等。其中的《只有一个马克思》一文，主要论证马克思在后期与在青年时期一样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曾在1981年4月于洛阳举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年会上宣读过。我发言后，正统派发起猛烈批评，但我无心作战，当时在华中工学院任教的黄克剑替我奋起反击。他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员干将，在辩论中大显身手，对马克思的原著极为熟悉，随口大段引证，又有出色的口才，其锋芒势如破竹，我就更乐于怀着欣赏的心情做一个观战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