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硕士论文及相关文章无疑带着那个时代的显著痕迹，表现在比较单一地以马克思为思想资源，并且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如果现在做这项研究，我肯定会更加公正和全面地利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源。但是，我至今认为，马克思不愧是一个属于西方优秀精神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他的理论包括人性理论依然是一个宝库。毫无疑问，当我依据他的理论阐述我的观点时，我是有所侧重和发挥的。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仍赞成我当时所阐述的一些观点，我后来的思想与它们是一脉相传的。在中国当时的理论界，只要谈到人性问题，就必定会搬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然而，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极为表面和狭隘，基本思路是据此把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又把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针对此，我着重阐述了以下观点——
第一，人性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属性、心智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由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性化，人的生物属性也应包括在人性之内。我把心智属性区分为理性与非理性，强调非理性即个体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丰富的属性，属性的历史发展，发展中的整体联系，由此构成了完整的人性。在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人的自然本性人性化的程度，人的社会本质深刻化的程度，人的心智生活丰富化的程度，三者是互相制约而一致的。个人同样如此，一个人某一方面需要的满足程度和能力的发展程度，受制于并且体现了他的整个个性的发展程度。个性是人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表达的是具体个人占有丰富人性的程度及其方式的独特性。
第二，在人的社会本质问题上，存在着最牢固也最荒唐的偏见。人们众口一辞地宣称，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惟一具体的人性，除去阶级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动物性。当真有人质问：如果抽掉了性爱、母爱的阶级属性，人与动物在这些事情上还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等于是说，在做爱或哺乳时，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便是怀着阶级感情做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论点，在当时却是出自理论权威的笔下，占据着主流地位。问题出在这些人把“社会关系的总和”归结为生产关系了，进而归结为阶级关系了，于是也就把人的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却有着丰富的内容，我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从横向看，同时代的社会关系不但有阶级，而且有民族、国家、职业、家庭等等，它们都有阶级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内涵，在人身上造成相应的社会规定性。此外，还有小环境水平上的个人交往，例如自己所敬佩的师长、知心的朋友或爱侣等，这种交往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往往会发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从纵向看，还存在着历史继承的社会关系，即个人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的接触和对它们的接受。在分析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时，尤应考虑这一点。把人的社会本质简单化的另一表现是，在论及社会关系和人的社会本质的发展过程时，只注意社会制度和阶级类型的更替，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发达化和人的社会本质的深刻化这一更重要的方面。人们仿佛故意忘记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所造成的巨大历史进步，即乡界、省界、国界被打破，个人越来越成为世界公民，或者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第三，人性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即以活动本身也就是能力的运用和发展本身为目的和最高享受。在此意义上，可是把自由活动规定为人的真正本质，它是人的价值和使命之所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最大限度地保证一切个人自由发展其能力的社会，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然而，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对于人类大多数成员来说，活动始终被贬低为维持人的肉体存在的单纯手段了，这就是异化。其原因主要是生产力低下，物质生产不可避免地占用了人类绝大部分时间。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足以使这种情况不再必要，惟一的障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他得出了所有制革命的结论。按照他的设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而又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发展就能取代物质生产成为历史的主要内容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自由为最高价值这一点上，马克思完全是忠实于西方精神传统的，他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分歧更多在于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途径。
我的硕士论文没有出版，只发表了其中的若干章节。后来，有的海外刊物在回顾八十年代初国内学界关于人的问题的争论时，把我列为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我本人对当时那种引经据典的论战方式和寻章摘句的写作风格很不满意。引证马克思是为了打开一个禁区，可是，世上本无禁区，庸人自设之。按我的性情，我是宁愿去尝神设的禁果而不是去闯人设的禁区的。我始终意识到，当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不是我自己。我辛勤地写着，可是很少是我自己在说话。我不愿做一架学术机器，哪怕是一架高效率的机器，消耗大量的知识原料，制造出一批批学术产品。不，我还必须有灵魂，我要做一个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人。假如我真的需要一种体系，也仅仅是为了更加完整地表达我的人生感受。是的，仍然是人生，它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我必须时时感受它，这样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活人。我尚未找到适合于我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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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迟到的初恋 周国平
我到北京后，一刻也没有忘记留在广西大山沟里的妻子，我知道独自一人在那里过日子有多么冷清。因此，每隔四五天，我必给她寄出一封厚厚的信。有同学发现我老是埋头写信，感到好奇，一听是给老婆的，就嘲笑说，没见过给老婆写信这么勤的，那有什么意思。我实在是惦念敏子，怕她承受不了那份孤单。看一场电影回来，我会详细地描述情节和感想，想让她分享看电影的愉快。我不断地给她打气，鼓励她自学英语和其他知识，可以使生活有点内容，一旦调来北京，也便于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我给她的信中，有一大部分是我的日记。我不再用日记本，日记都写在纸上，随信一起寄去。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她随时了解我的日常生活、思想以及北京的情况，既给她解闷，也防止我们之间越来越隔膜。然而，我很快发现，把日记和信合一的做法实际上产生了极大的麻烦。经常的情形是，我在日记中写的某个想法引起了她的误解或不满，她回给我一封气愤和怨恨的信，或者干脆不回信，于是我必须写信解释这个想法的来龙去脉，然后焦虑地等待她的下一封信，不知道能否得到她的谅解。在我们的通信过程中，这样的龃龉层出不穷，使我不禁后悔随时汇报思想之迂腐。但是，让她了解我的愿望始终占着上风，我也就继续这样做。
事后来看，敏子的生气并非完全出于误解。每次她这样发作，多半是因为我在日记中谈到了对性、爱情、婚姻的看法，或者与女孩们的来往。我的看法当然是十分通达的，这就引起了她的警觉和担忧。就当时而言，我的确是在谈自己的思想，因此责怪她太容易联系实际，不善于从哲学和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我向她指出，赞同性自由不等于我想和别的女人通奸，就像主张离婚自由不等于我想和她离婚一样。我的通达看法完全不妨碍我比别的丈夫更温存也更热烈地爱自己的妻子，毋宁说，只有一个主张爱情自由的人才懂得真正爱一个人，他爱起来是不会虚假的。我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我决不会抛弃一个共患难的伴侣，尤其是因为，她如此爱我，我已成为她的全部生活和惟一寄托，就更不可能做出绝情的事情了。我无比真诚地写了许多这类话，毫不怀疑自己一定会信守发自心底的誓言。可是，女人的直觉比书生的抒情更接近真理，敏子依然处在深深的不安之中。
在一次通信中，敏子明确告诉我，她之所以对我不放心，不是因为我的为人，对此她是信任的，而正是因为我对问题的通达看法。她比我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把爱情视为人生主要价值和婚姻惟一理由的人，却和自己不太爱的人结了婚，他一旦有了接触更多异性的机会，必然会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无论人品和良心，还是共患难的经历，都将阻挡不了那件事情的发生。也许正因为如此，在相当时期里，我们两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自欺之中，尽管方式不同。她常常对人兴奋地谈论我，说我如何好，如何爱她，我则不断地向自己也向她陈述理由，证明她是值得我爱的。在她是感觉到了危机，便急于逃到自己编织的梦境中去，在我则是要抵御爱情之梦的诱惑，便竭力美化既成的婚姻事实。我不愿正视明显的缺憾，仿佛必须到有一个人出现，使我积压的爱欲如火山般爆发，才明白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恋爱过。
这个人必然会出现，也果然出现了。1980年春天，我在一次郊游中遇见了她。树林里一个人影，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一只手托着腮帮，如一座雕像。她对同伴悄声说：“瞧，罗丹的思想者。”一个男子带着一个小男孩在野草丛里追扑蝴蝶，她脆亮的声音喊叫起来：“你们看那个人多可爱呀！”然后立即跑过去，加入了追扑蝴蝶的行列。可是，当某名刊总编辑驾到时，人们纷纷起立握手，惟有她坐着不动，总编辑特意走到她面前，她也只是微笑着伸出手让握了一下，毫无起立之意。我把这些细节看在眼里，怦然心动。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女孩，如此天真烂漫，又如此脱俗。
后来我就经常见到雨儿了，并于一年后开始恋爱。旁观者说，没见过三十多岁的人爱得这样疯狂的。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尝到了恋爱的滋味。洪水滔天，我除了接受灭顶之灾——或灭顶之极乐——外，别无选择。雨儿也真是可爱，那一年她二十四岁，整个人放射着青春的光彩，脸蛋透出天然的娇媚，性格非常好，自然而健康。一个女同学在她的毕业纪念册里题词说：“你的优点令人绝倒，你的缺点可供玩赏。”她的确生动，你看她整天无所用心似的，说出的傻话每每令人捧腹，却又会突然说出令人叫绝的精辟之言。
从1981年相爱到1988年结婚，我们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路。敏子太可怜，一旦失去了我，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开头几年不考虑结婚，只做情人。因为偶然的原因，我们的事被双方单位知道了，好在那时我已毕业并留在哲学所，仅受了批评，而她却付出了代价，毕业时分配工作甚不如意。由于前途的不确定，至少这是原因之一，她一度动摇，把我搁下半年之久，让我尝尽了恋爱中的酸甜苦辣，包括失恋的滋味。当我终于熬了过来时，她又一脸轻松地回到了我身边，然而是义无返顾地回来了。我说：“你是一个玩水的孩子，把我的生命之海搅得沸沸扬扬。”她说什么？她说这句话好，赶快记下来。毫无办法，她是一只小动物，她身上的一切，包括她的迷乱、荒唐、背叛，都是出于自然，所以我只好原谅她，在她最不驯顺时仍然欣赏她。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向敏子隐瞒我与雨儿的恋情，事实上也瞒不住。每年探亲假，我去资源，或她来北京，敏感的她不会觉察不了我的情绪异常。那件她一直在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的反应是矛盾的。有时候，她表现得极其通情达理，甚至高尚，表示完全理解我，说我不应当压抑我的艺术家天性，而和她在一起就必然受压抑，劝我快些离婚。有时候，她又激烈地责备，愤怒地控诉，发誓就和我这么过下去了。我知道，这两者都是真实的，所谓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而比这两者更真实的是她对我的依恋，她的痛苦和绝望，往往通过目光和眼泪表现了出来。然而，我们都明白，覆水难收，分离只是迟早的事。这是无情的一步，但我不能无情到把她扔在山沟里，只要她走不出资源，我就不离婚。她于1987年调到北京，安定下来后，我们办了协议离婚手续。那一天，她显得平静而自尊，她在分手时刻的表现赢得了我的永远的尊敬。
何尝想到，我和雨儿也未能走到底，最后也分手了。但是，我不想以成败论爱情。衡量一个爱情是否成功，长度不是惟一标准，更应该看它的质量，是否对双方的人生发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我是我的生命财富的守财奴，任何一笔收入一旦记到我的帐本上，我就决不会把它划掉。我相信，事实也是如此，无论对我还是雨儿来说，我们的相爱都是人生中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雨儿曾问我：“我是通过你认识我自己的。你不也是吗？”我回答说：“是的，不但认识自己，而且提高自己。”我确实感到，我们能够互相激励，我们的关系是富于生产性的。刚开始恋爱时，她这样夸我：“你是很完善的，人格、智力、情感都高人一筹。”若干年后，她向人这样谈论我：“他外表随和，内心单纯、敏感、细腻，但柔而不弱，有内在的力度。”就算这些话是在被爱情蒙住眼睛的时候说出的，对于我这个一向不自信的人也是极大的鼓舞。对于我的写作，她总是怀着热烈的期待，于是催生了我的第一个多产时期。她喜欢芒克等人的诗，我不服气，也憋足劲儿写，竭力写得让她喜欢，结果也许仍不如芒克，却比我自己以前写的好许多，发生了一个飞跃。我于1991年出版的诗集《忧伤的情欲》，其中大部分诗就是那时候写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段爱情对我的人生的影响仅次于郭世英。我走进大学，一心想做学问，郭出现了，告诉我说：首先是生活，然后才是学问。我重返北京，觉得我的生活已经过去，剩下只有学问了，雨儿出现了，告诉我说：你的生活并未过去，其实刚刚开始。通过这场恋爱，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并且比以往更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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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尼采结伴 周国平
硕士生毕业后，我留在哲学研究所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当时的一位负责人很欣赏我，向所里要我，我被分配到了那个室。可是，我很快发现，那里的气氛是非常不适合于我的。在贾老师的帮助下，第二年我归口到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顺着硕士生时期的惯性，我所做的主要学术工作仍是苏联哲学的介绍、翻译和马克思人性理论的研究。作为消遣，我读各种闲书，读到徐梵澄、楚图南在解放前翻译的几种尼采著作，顿感一见如故。那一年，所里有人筹备《外国美学》丛刊，向我约稿，我便决定写一篇谈尼采美学的文章。于是，我开始抱着词典读尼采的德文原著，一边翻译《悲剧的诞生》和《权力意志》中的若干段落。我译得慢极了，艰难极了，但别有一番趣味，觉得尼采薄薄几页东西比一大堆俄文书包含远为丰富的内容，像一个美丽的谜语，经过枯燥的劳动却探得了奇妙的谜底。我于1983年写出《从酒神精神到权力意志——尼采艺术哲学初探》一文，直到1986年4月才在《外国美学》第二辑上刊出，这是我从事尼采研究的开始。
尝到甜头后，我停不下来了，于1983年9月开始翻译《悲剧的诞生》全文。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译别的著作，编成《尼采美学文选》，计二十八万字。开译时我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是因为喜欢，同时也可以练德语。译出后，恰逢甘阳创办人文学术文库，便收了进去，于1986年12月在三联出版。译过尼采之后，我再也不肯去译苏联哲学的书了，无法再忍受那样拙劣的文体和连篇的空话。同时，我也厌烦了在马克思主义人学问题上纠缠不休。我留所工作一年半后，所里讨论我们这批研究生的助理研究员转正问题，有人坚决反对给我转正，理由之一便是我在人性问题上的观点。此后不久，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学术问题与淫书淫画一锅煮，我被列入所内清理名单。我不是宁愿尝神设的禁果而不屑于闯人设的禁区吗？好吧，现在我在尼采这里已经品尝到了神设的禁果，回过头去看那些人设的禁区就更觉得滑稽了。事实上，一旦回到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壁垒就不复存在了。八十年代初的人学论战无非是在争论思考人的根本问题的合法性，一派以马克思的名义宣布其不合法，另一派也以马克思的名义申辩其合法。可是，一个思想者岂不应该直接去思考本质问题，而无须理会任何名义之争？
1984年，全国开始正式招博士生，我在职做了汝信的学生，确定以尼采哲学为研究主题。事后听一位知情者说，汝信也正对尼采感兴趣并已开始进行研究，然而，为了不影响我的独立探索，便悄悄转移了研究方向。他自己从未对我提及此事，惟其如此，我心中就更加感动。常见的情形正相反，导师往往支使学生替自己做事，然后把成果占为己有。考上博士生时，我已经在酝酿写一本关于尼采的书，那是方鸣提议我写的。方鸣当时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策划编一套丛书，想让我来打头炮。1985年的年初，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充当宿舍的地下室里，用了两个月时间——日记记载：1月28日动笔，3月25日完成——写出了这本十八万字的小册子，题为《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我和方鸣可谓一见如故。他比我小一轮，那时二十多岁，在出版社第一次遇见，我就从他眼中读出了百分之百的友情。我们都写诗，他写的散文诗有泰戈尔之风，可惜后来不写了。他来看我，发现我成年累月一个人住在地下室里，对我忍受孤独的能力感到震惊。我说，你没有看见我用拳头捶墙又哭又喊的样子呢。他对人感叹说：“周国平是最有人性的人，既文雅又疯狂，一点儿不像他的岁数。如果没有他，这个世界就会太没有人味了。”我有一篇文章题为《人性、爱情和天才》，他指着这个题目说：“这完全是周国平自己的问题啊！”他还说过一句“脏话”，成为朋友间流传的名言：“别人写东西像撒尿，周国平写东西像射精。”这些话表明他对我何等偏爱，而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偏爱催促我写尼采的。稿子出来后，他十分兴奋，但也担心我的观点一反习见，出版会遇到阻碍，便建议我请汝信写个序。我心想，汝信身居高职，又曾因文革后率先发表为人道主义正名的文章而遇到过麻烦，此事未免强人所难。但是，不管怎样，我终归要把稿子送给我的导师看一看，请他提意见。
汝信看得很认真，看完后把我叫去，对我说了一番话。我追记了大意，今天看仍觉得好，所以抄在这里：“哲学著作这样写是很好的，我很喜欢，一扫过去那种沉闷的写法，使人耳目一新。这本书出来，是会有很大影响的，会引起注意。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要讲得过分，有些地方要冲淡一下。尼采的某些观点，该批评的要批评。修改时不要搞得四平八稳，不要抹去你的锋芒。”他又说：“其实，对一个思想家，主要应当吸取他的精华，加以消化，而把糟粕排泄掉。问题就看你有没有坚强的胃。有坚强的胃怕什么毒素？没有坚强的胃，无论吃进什么，都不能消化，反正要得病，怪得了谁呢？”听了这些话，我就斗胆请他写序了，他欣然应允。
几天后，序写出来了，相当精彩，尤其是这句话：“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可是，就在我拿到序的同一天，方鸣来找我，一进门就说：“你的尼采遭恶运了。”他告诉我，他们社总编辑对哲学编辑室主任薛德震说：“尼采不是法西斯思想家吗，为什么要写他？现在有一股翻案风。苏联没有给尼采翻案，我们翻了，苏联会怎么看？”老薛向方鸣发牢骚：“到今天居然还有人说这种话！”其后，总编辑责成社里一个资深编辑审稿并拿出意见。那位老先生写了审读意见，大意是说要帮助作者用马列主义认识尼采，这当然明确否决了书的出版。不过，他也写了一句勉励的话：“作者很有才情，如能得到健康发展，将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方鸣气愤地说：“很有前途的作家？现在不是，还要等将来？”
方鸣当然不甘心，他积极活动，把汝信的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又先后跑了北京五家出版社，推荐我的书稿。答复是一致的：书不错，但不敢出。整整一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邵敏来北京组稿，自告奋勇把稿子带回上海碰运气。奇迹发生了：半个月三审通过，五个月出版发行。在编辑过程中，邵敏不断向我诉苦，说他看了许多遍原稿和校样，每次仍兴奋得通宵失眠。我们原先就认识，通过这本书的出版成了朋友，后来我的《人与永恒》、《妞妞》都是交给他出版的。
1986年9月，我到上海参加书的发行活动。这是我独立写作的第一本书，写的又是我自己真正思考过的东西，因而可以算做我的处女作，心情自然是很激动的。对于出版社安排的签名售书、报告会之类，我不太起劲，知道那些不过是排场罢了。最喜欢做的事是站在柜台附近，没有人知道我是作者，偷偷观察读者的反应。有一个看上去挺傲气的戴眼镜大龄青年，营业员向他推荐这本书，他瞄了一眼封面，鄙夷地说：“中国人写的尼采有什么看头！”营业员说：“这本不一样。”他拿起来翻了一下，说：“这还差不多。”便付了钱。我一直在旁边装着翻别的书，终于松了一口气。当时最大愿望是变成一个隐身人，跟着每个买了我的书的读者回家，看他们阅读时脸上的表情。
虽然汝信曾预言这本书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反响之热烈仍出乎我的意料。一年内畅销十万册，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其后成为不断重印的长销书。出版后若干年里，一再被列在最受大学生欢迎的书籍之榜首。香港1992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八十年代：改变中国的33本书》，把它列为其中之一本。它为我赢得了许多艺术家朋友，崔健告诉我，好些搞摇滚的都喜欢这本书，王广义告诉我，这本书成了新潮画家的必读书，几乎人手一册。不少人用几乎相同的语言向我断言，说这本书启蒙了一代人。直到现在，我还经常会遇见四五十岁的人向我谈起当年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震撼。
当然，我自己明白，这本书充其量不过是一本比较有特色的介绍尼采思想的通俗小册子而已。之所以会有如此轰动效果，据我自己分析，原因有三。其一，在我国长期的宣传和教学中，尼采哲学一直遭到全盘否定，被简单地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反动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开始出现了正面评价和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这本书毕竟是第一部旗帜鲜明的著作，把一个面目狰狞的政治狂人还原成了一个真诚思考人生问题的个性鲜明的哲学家，评价上的这种巨大逆转自然会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二，这本书的文字风格不同于一般哲学书，流畅而富于激情，因而能给人以新鲜感，也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事实上，当我写作时，我始终浸润在尼采本人文字风格的氛围之中，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影响。其三，最主要的是，我在书中借尼采之口谈了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考。许多地方，简直分不清哪是尼采说的，哪是我说的。我一面阐发尼采哲学，一面我自己的生命体验也如同找到了突破口一样喷涌而出。当我对尼采发生巨大共鸣之时，实际上已把尼采在昨日欧洲思考的问题转换成了我自己的问题，而读者的巨大共鸣表明，它们也是今日中国许多人面临的问题，触及到了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机。所以，若要论这本书的地位，肯定不是在学术史上，而是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上。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主要在于使我明确了我的哲学研究方向应是我一向关注的人生课题，因而可以看做我的哲学之路的真正开端。
在出书同时，我还在北京和外地一些大学做讲座。最难忘的是平生第一次讲座，书尚未出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近千个座位坐得满满的。我刚开口，突然停电了，讲台上点燃一支蜡烛，底下一片漆黑，我感到自己像在布道，讲的却是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刚讲完，又突然灯火通明，全场欢呼。除大学外，我还应邀在一些高层干部学习班上讲尼采，主办者包括团中央和省委宣传部，这很能反映那个年代气氛的活跃。在团中央的班上，听众是全国大学团委书记二百多人，我讲完后，一个当年著名的德育专家要求也安排他做讲座，名曰消毒，被主办者婉言拒绝。
如果说《转折点》是我在两个月内一气呵成的即兴之作，那么，我的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的分娩过程就格外艰难了，从动笔到完稿拖了一年多，直到1988年中才完成，致使答辩和毕业也相应延期。在这部也是十八万字的著作中，我自信我的学术能力经受住了考验，对尼采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思想和建树给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分析，证明了他不只是一位关心人生问题的诗性哲人，更是一位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有着透彻思考并且开辟了新思路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汝信为我组织了一个堪称最高规格的答辩委员会，聘请了学界耆宿贺麟、冯至、杨一之、熊伟诸位先生，他们不久后均相继去世了。此外还有中年俊秀叶秀山、王树人先生。贺麟先生担任主席，他当时真正已经老态龙钟了，走路和说话都很艰难，需人搀扶和传达。冯至先生不愧是德国文化领域的大学者，十分熟悉尼采著作，指出了两处事实性错误，我查书后均得到确证。我与汝信的师生之谊可谓淡如水，非十分必要我是不去打扰他的，但我始终感谢他在指导我时所表现的开明作风和默默提携的善意。我的博士论文于1990年9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在叶秀山和我主编的“博士论丛”丛书中，仅印了二千册，出版后无声无息，与《转折点》适成鲜明对照。不过，亏得有了这本书，哲学界的朋友再不敢说我只能写通俗小册子了，一些海外学者对此书也十分推崇，台湾一所大学哲学系还把它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总的来说，这本书的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认识。我读到两本论尼采在中国的专著，一本是国内的，一本是在德国出版的博士论文，都辟专章谈我的尼采研究，但主要都是谈《转折点》，对此书则一笔带过。我自己认为，就学术水准和思想深度而言，《转折点》完全不能与此书相比，写《转折点》时我不过是尼采作品的一个爱好者，而在这本书中，我真正进到了尼采的问题思路之中，其深入的程度还很少有人达到过呢。
在终于卸下博士论文的重负之后，我便宣布与尼采告别了。常有学界的朋友表示惋惜，他们认为尼采如此重要，我又做得不错，太应该做下去了。我自己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虽然做尼采翻译和研究也使我感到极大的愉快，但我不甘心把全部精力耗尽在某一个思想家身上，哪怕他是尼采。尽管如此，我仍一直在做一点翻译的事，累积起来已有百万字，准备在校订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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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越胜和他的沙龙 周国平
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那时他好像在戒酒，真的滴酒不沾。此后不久，我调到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和他成了同事。我们来往密切是在一年后，我失恋了，十分孤单，常去他家，他也常陪我下酒馆。记得那年除夕，他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便陪着我到处找仍然营业的小饭店，好容易找到一家，两人在冷清的店里吃了一顿年夜饭。他开了戒，其实酒量惊人。有一回，我在龙潭湖公园里看书，忽然听见有人大声说：“我看这个人像周国平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原来是郭建英，越胜带他去我的宿舍，又按照室友的提示找到龙潭湖来了。在我的地下室里，我们喝啤酒，越胜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几口而已。
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或者在他家听音乐，聊书，也聊我刚写的诗。他常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雨儿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也非常欣赏雨儿，但仍劝我：“和雨儿浪漫一阵，以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自己：“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是，说了这句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感，包括对女人，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个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了。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可说，你抽什么风？”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后来他向建英转述，建英大表赞同，气愤地说：“我们俩一路走，这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没有看见！”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甘阳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他怎么会保存高级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拥护纳粹的都是工人！”他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一说起朋友来便眉飞色舞，没有了分寸，仿佛个个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帕提，他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没文化之辈，始终被拒之门外。这成了此君的一个心病，一次酒醉时号啕大哭，倾诉委屈，而他毫不为所动。
他实在是一块做沙龙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细心，对每一个客人都照顾周到，但丝毫不露痕迹。一进他的家门，客厅里有一流的音乐，餐厅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会感到轻松踏实。倘若是学界朋友为主，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我应该算最口讷的一个，但我喜欢做听众，觉得是一种享受。他们全是言谈高手，越胜的激情慷慨，正琳的雄辩犀利，友渔的理性机智，嘉映的潇洒含蓄，各具特色，无不可观。有时候唇枪舌剑，斗智玩儿，惹到我头上，我也会反击一两句，往往还招来一阵喝彩。若干智力相当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赏，那种氛围着实令人愉快。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候，我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他在谈论着荷马和海伦。
我们也经常结群去北京郊外游玩，人数较多，一召集二十来人，那就不是身为穷书生的越胜所能负担的了。这时候，自有大款出车出资。我说的大款主要是于洋和北陵，其实当时他们都处在创业阶段，还算不上大款，不幸的是两人各有弱点，便被乘虚而入。于洋外形粗犷，却有内秀，青春期热爱过文化，曾经也是读托尔斯泰读得入迷的人，留下了后遗症。北陵看似斯文，其实很野，凡出格的事一律兴致勃勃，加上典型的喜聚不喜散的脾气，只要和朋友在一起，就怎么都好。这样两个人，该着这些穷书生赖上了他们，花掉不少冤枉钱。凡属大型活动，实际组织和操持的人一般是阿坚。阿坚是新时期文化盲流的当之无愧的先驱，大学刚毕业，在八十年代初就辞掉了工作，为了灵魂自由而坚持无业，为了肉体自由而坚持独身。他写诗，产量极丰，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把一册打印稿分送到朋友们手上。但是，诗卖不了钱，日子不免潦倒，只好到处蹭吃蹭喝，遇见姑娘还蹭睡。他的诗写得极自由，越来越口语化，真正是流出来的，有的极精彩，有的很一般。因为天性好色，写着写着就忍不住调起情来，以至于一个受过他的委屈的姑娘评论道：“这哪是诗？完全是罪犯的自供状！”结识越胜后，他自称走狗，担起了跑腿的责任，常去越胜家领旨，顺便扫荡那里的酒柜。
越胜的沙龙里不乏可爱的女人。嘉映带来了于奇，说是从路上捡的，她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后来我发现，她也总是不声不响地帮助朋友，内心独立但又善良，有主见但又善解人意。我带来了又傻又聪明的雨儿。独来独往的孟湄用她的智慧和风情征服或者吓退男人。温厚的丽达用琴声和歌声为大家助兴。有一年夏天，一大群朋友在黄松峪露营，水库那边突然响起男高音，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霎时间众声俱寂，唯有这美得令人惊呆的歌声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此后，沙龙里又增加了一对常客，便是歌唱家竞马和他的漂亮女友曾琼。小曾那时候真是清纯，越胜说她是幽谷百合。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我觉得越胜不写作实在可惜，他谈书极精彩，我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多年后，海外一家出版社让我编一本中国当代学者随笔，我只选了十人作品，就有他的这三篇。我决不是徇私，而是实在觉得好。
我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对于我来说，越胜的沙龙是一桌现成宴席，我觉得味道不错，就在桌旁坐下了。另一方面呢，我交友又比较随和，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之间也许互相看不惯，不来往，我觉得这和我没有关系，我也不受此影响。友谊是每个人的私事，正是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朋友之间更不必求同。在越胜的圈子之外，我也有一些相知很深的朋友，比如润生、怀宏。我和怀宏结识很早，那时他刚转业，报考人大的研究生。在部队那种环境里，他居然读了萨特，还写诗，写得很好，聂鲁达的风格，仅此一点就不同寻常了。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年轻，我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很年轻，我们身体里藏着无穷的力量。我最引以为荣的是这些朋友，在我眼里，他们个个才气横溢，性情超俗。我相信，我们在一起既能享受最纯真的友谊，又能干出最漂亮的事业。当时我的感觉是，美好时光刚刚开始，仿佛可以没完没了地这样过下去，何尝料到不久后就戛然中止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九十年代我两次住他家，发现他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平静得像一个农夫，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朋友们觉得他寂寞，劝他回国，他毫不为所动。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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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启蒙或躁动 周国平
八十年代后半期，国内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在反思这个时期时，人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誉之为新启蒙，另一些人斥之为躁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改革开放不仅是体制的转型，而且涉及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凸现出来了。事实上，随着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业已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普遍的饥渴。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于是，彼呼此应，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潮涌入的热烈场面。当然，正因为一方饥不择食，另一方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在当时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有几颗会发芽。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编委会的这一批家伙个个自命不凡，没有甘阳照样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当推甘阳。
编委会有一个无形的核心组，我们室的四个人都在内，因而也包括我。其实我做的事很少，仅审校过两部译稿。我只是觉得这伙人可爱，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气，因而乐于参与。在我眼中，甘阳也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一喝醉就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