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料到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起因也是甘阳醉酒。有一天，他酒后大骂：“还不是老子养活了你们，不想干，都给我滚！”在场的是他任命的两位副主编，其中一位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到处发牢骚。嘉映闻讯，议论了一番，话传到甘阳耳中，他暴跳如雷，写了一纸公开信，说有克格勃算计他。在此之后，嘉映开始筹划拉出来自己干，也动员到了我头上。对于甘阳的意见集中在一点上，就是独断专行，并且搞夫妻店。酷爱英国式民主的友渔在这种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含糊，必捍卫他的原则。他还告诉我一个发现：北京学界三大势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于是由我出面，希望甘阳接受民主制。我特别傻，自作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因为甘阳打算办人文学院，我便建议人文学院院长通过选举产生，再由院长任命编委会主编。我心想，甘阳众望所归，必当选无疑，一定愿意接受这个方案。那天在研究室里，我们四人都在场，听完我的话，甘阳脸色大变，沉吟半晌，说：“你们让我光荣退休好不好，何必用这种方式把我罢免？”
几天后，在越胜家举行核心会议，甘阳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相反，那个副主编曾经到处发牢骚，抱怨甘阳独断专行，惹起了这个事端，却在会上发言说，现在主要矛盾是有的人做事，有的人玩票。他的这种不光明表现令我十分反感，从此和他疏远了。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在那以后，我不想再过问这件事了。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越胜当然也超脱，他对我说：“我们不是办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听听音乐，写写文章，当竹林七贤。第一流的人就这样，编书之类让二三流的人去干。”然而，甘阳不肯罢休了，派两个副主编带着他的一封信分头找嘉映、友渔、越胜和我谈话，劝我们自动退出编委会。他们三人都同意了，惟独我拒绝，说：“让甘阳开除我吧。”当时八九风潮已起，不久后甘阳到了国外，还没有来得及开除我，编委会实际上不复存在了。不过，我倒宁肯自己被开除，而编委会继续存在，心里真为这支力量散伙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后期，除学界外，艺术界也十分活跃。出版《转折点》后，我认识了一拨号称北方群体的新潮画家，他们常来看我，带来美术界萌动的信息。其高潮是1989年2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那天我去了，美术馆一至三楼展厅熙熙攘攘，盛况空前。一楼是行为艺术，各种异想天开的玩意儿居然进了国家艺术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洗脚的男人，他穿红衣戴红帽坐在红布帘后面，赤脚伸在红盆里。二楼是油画，我认识或不认识的画家拉我在他们的作品前合影。我还没有来得及上三楼，突然封馆了。我问服务员：“美术馆中午不是从来不闭馆吗？”她生气地回答：“美术馆也从来没有开过这种展览！”原来，刚才在一楼展厅，一个女子——据说是作者本人——用气枪射击作为展品的模拟电话亭。她被抓走了。出动了数辆警车和一些警察。人们聚集在门厅里和门外广场上，议论着，不肯散去，似乎在等待某个重大事件发生。其实事件已经发生，封馆成了整个展览的高潮。人人兴高采烈，那天是农历除夕，可真有点儿节日气氛。巨大的黑布铺在广场上，上面缀着本次展览的图徽——不准调头的交通标记，人们纷纷以之为背景留影，然后作为事件的见证人心满意足地离去。
我自己一直不喜欢行为艺术，觉得其中多半不是艺术，只是在制造新闻，怎么出格、离奇、反叛、轰动就怎么干。我相信画布是永恒的，画家的天职就是画画，最后还是得凭绘画作品分高低。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其中一些人确实获得了成功。我更喜欢那些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追求的艺术家，虽然他们在名利方面未必成功，比如刘彦。当时和我交往最密切的画家是刘彦和广义，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个人都聪明可爱，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认识刘彦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县讲尼采，课后他飘然而至，年轻单纯得像一个安琪儿。他告诉我，他是自费来听这个班的，发现台上讲课的都是知识大众，正感到失望，幸亏有我，才没有白来。他还跟我讲了专程到北京复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经历。其后不久，他到北京定居，还把广义介绍给了我，我们都有一见如故之感。广义说：“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刘彦说：“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广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功。他说：“如今不是梵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他搞政治波普，用绘画进行文化批判，一度名声大噪，是新潮画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来的人之一。他赞赏刘彦，说刘彦很本质，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后再回到本质。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他这样评论尼采：“古希腊是单纯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复杂整掉，回到古希腊的单纯。”一句话就把尼采说清楚了。不过，他的路相当艰难。他像梵高一样与朴素的事物有着血肉的联系，迷恋于画简单的风景和静物，但卖不出去，生活得穷困潦倒。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对我说：“过去我独自在树林里坐着，感到非常宁静。现在感觉不对了，朋友们都在挣钱，从他们那里回来，独自一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像一个从小离家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家，总觉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么那样老旧。”他曾经试图顺应时代，一度改做装置，终因不合性情而放弃了。现在，他在北京郊区一个村子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他自己的家里。
如果要论那个年代在青年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崔健。我是1988年初在梁和平家与他第一次见面的，第一眼的印象是朴实，有些腼腆，和我一样不健谈。那天有一个摄影家在座，表示要给他照相，做某刊物的封面，他谢绝了，说出名使他感到很疲劳。摄影家强调，他应该意识到他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代表着时代精神，他回答：“我不想那些，宁可轻松些，按自己的心愿唱。”寥寥几句，使我感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那天夜晚，他抱着吉他即兴弹唱了几支歌，脸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样快乐，像农夫那样淳朴。我不止一次发现，好的男子汉本质上都是农夫，朴实，安静，沉湎于自己的园地，不管那是音乐、绘画还是书籍。后来我听过他的演唱会，也在私人场合见过几次面，印象一直非常好。我在崔健身上从未发现过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选这样一个人来做中国摇滚的创始人，幸运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乐的质量，但也注定了他在辉煌之后的寂寞。
十几年后，我们合作出版了《自由风格》一书。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么想到要和崔健做这个对话的。这当然有我一贯对崔健的欣赏为基础，不过，写书的想法则产生于一次餐桌闲聊。1999年一个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刘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请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当时，刘雨田正在筹备横穿克拉玛什干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谈话就很自然地围绕着他的这次探险旅行。他喝多了一点，反复说，在告别生命之前能够与崔健和我在一起，够了。他说，崔健给他生命的冲动，我给他放心和祥和。我觉得他的醉言很可爱，但不赞成他一心去送死的念头，责问他：“为了什么呢？因为有许多眼睛盯着你，媒体盯着你？你是为了他们去探险的吗？”崔健也不断地劝慰他，说：“没有一个厌世的的人会去探险。”针对另一件事，崔还说：“我发现最毁人的是媒体。”刘谈到为民族争光，我又表示异议，说：“这与民族有什么关系？这是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是个人面对上帝的事情。”这个话题也引出了崔健的一段感想，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起来：“从下面往上看，我们觉得民族很重要，可是跳出来，从上面往下看，民族真是不重要。我觉得，谁真正理解我，谁就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管他是什么民族的。”餐桌上的谈话是断断续续的，但这些片言只语使我感到了一种很深的默契。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头脑里有思想的宝藏，便建议他写东西，我乐意做一回他的秘书，于是有了我们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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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二次婚变 周国平
和敏子离婚后，第二年，我住到了雨儿家里。她的父母迁新居，房子大，雨儿随他们住，我也一同住了进去。一开始觉得结不结婚无所谓，她母亲表示关切，我们就办了手续。恋爱八年，够漫长曲折的，现在总算安定下来了。何尝想到，等着我们的是一连串灾难和变故。
结婚一年后，雨儿怀孕，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却患有先天的绝症。这一段经历，我已写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中。妞妞走后，我们都陷在丧女的悲痛中，家里的空气异常沉郁。我还可以通过写作来分离自我，转移痛苦，雨儿完全没有宣泄的途径。她原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我怕她闷坏了，便劝她出去找朋友玩，也不妨找异性朋友玩，只要玩得愉快，能帮助她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就行。在我的心中，占据第一位的考虑是救她，不让她被这个可怕的灾难毁掉。我不是没有想到，她生性无拘无束，又招人喜欢，一旦出去撒欢，就有越轨的可能。但是，我对我们之间的爱情有充分的信心，相信决不会翻车。至于偶尔越轨一下，我是能够接受的。我自己一直提倡宽松的婚姻，现在正是检验我的诚意的时候，如果松动一下有利于恢复她的生机，我凭什么不许？
雨儿本来就不是一个自溺于痛苦的人，在我的鼓励下也就频频外出了。我有点落寞，但不怪她，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正在写妞妞，想起雨儿在那些日子里受了这么大的悲苦，现在她能玩得高兴，我反倒感到了一种安慰。人生实在太可悲，太痛苦，能乐且乐，怎么乐都不过分，都不够分。后来，我发现她真有了出格的迹象，尽管在理论上早已想通，一旦面对事实，我还是十分难受。可是，我仍然劝说自己宽容大度，向自己列举了一系列有力的理由。第一，我懂得人生总体上的悲剧性，每个人短促一生中的快乐是非常有限的，任何一种快乐只要不伤害他人都不该受谴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既然她仍然爱我，她从别的男人那里得到一点儿欣赏和快乐，对我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了呢？第二，我了解人性的真实，每个有生命活力的人对于异性世界的需要必是多方面的，只可疏导，不可禁绝。第三，我具备起码的民主精神，一个自己要求享受适当自由的人是无权限制对方享受同样的自由的。男人往往自私，自己纵欲却苛求妻子贞洁，我不应该这样。让我换一种自私吧，自己自由也给她自由。第四，最主要的当然是，我对于我们的感情有一种基本的信心，相信它能够经受适度自由的考验。在想明白了以后，我决定不但不干预她，而且不盘问她，因为既然允许她风流，她和谁风流就只是枝节了，盘问还可能逼迫她撒谎。
不幸的是，我还是知道了那个人是谁。我不能在这里叙述事件的详情，总之其性质已使我不能承受，而且我发现，无论我多么痛苦，事情仍在悄悄进展。雨儿对我的作品包括她以前喜欢的也渐渐看不上眼了，而只要是那个人写的东西，她一概叫好。这确凿无疑地告诉我，她的感情也正在发生变化。我的心情异常郁闷，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中，命运之神把红送到了我面前。一个柔柔亮亮的声音在电话里说，受某报的委托，想对我做一个采访。我答应了，因为她是我们所的研究生，算得上是我的师妹，何况她的声音真好听。见到她，我吃了一惊，一个女博士生，竟这么年轻，像个还在读本科的漂亮女生。她开始采访，我认真不起来，同她开着玩笑，使得她常常忘记要采访的问题，一再去看准备好的小纸条，却总是看不明白，不停地笑，笑得真可爱。她的采访是无可挽救地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约会，然后是恋爱。她是那种又灵又乖的女孩，天性聪颖活泼，同时又娴静文雅，温存善良。月夜，她搀着我，边走边唱流行歌曲：“天上有明月如勾。”接着自编下一句：“地上有小妾如鼠。”真是调皮，也真是谦卑。她真的谦卑，别人多看她几眼，她会想一定是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苦孩子，先天营养不良，生下来只有三斤。小时候爱爬树，几乎生活在树上，长大了才省悟，原因是那时候饿，而树上有果子。在我心情最低落的日子里，一个顶乖顶柔的女孩，一个与世无争的谦卑的女孩，就这样悄悄走进了我的生活。
雨儿知道了我的恋情，感到意外，随即表示理解。我心中原是十分矛盾的，虽然陷入了新的恋爱，但仍觉得与雨儿分开是不可想象的。她比我明确，也比我果断，推动着我朝前走。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俩各有自己的情人，同时十分友好地相处。由于形势明朗了，我们都显得轻松愉快。一个远方的朋友来访，看见我们之间的气氛如此坦率融洽，诧异我们为何还要离婚，说这简直是一种奢侈。然而，仅仅是表面上如此，事实上，越是接近分离的时刻，昔日爱情的分量就越是显现了出来。这爱情虽已受伤，但并未死去，它的强烈的生存本能仍在向我们发出呼唤。真要分手了，雨儿踌躇了，懊悔了，念起了我全部的好，割舍不下。看她这样，我心里非常难受，对她的怨恨全部消散了。我忽然明白，她其实也是被事情推着走，只是由于她的既好强又随遇而安的天性，才使得她的被迫接受显得像是主动选择。可是，这次轮到我狠心了，我和红已经走了这么远，我不能也不愿把她撇下，自己退回到起点。雨儿是一个痛快的人，在明白事情确已不能挽回之后，便不再迟疑，迅速办理了一切该办的事。我鲜明地意识到，我们的生活轨道从此将越离越远，内心为此感到悲哀。曾经生死与共的人竟然会变成大千世界中不再相干的陌路人，另一个人的死亡将只是世上无数新闻中的一个新闻罢了，这样的事情虽然不断在发生，却使我震惊于生活的无情。
时隔九年，现在来回顾，我想说，对于一个既懂得世事无常又珍惜生命经历的人来说，任何美好的事物只要存在过，便永远存在了。我还想说，后来的情形表明，对于我和雨儿来说，婚姻的变化也许又是好事。心平气和地分析，雨儿和她现在的丈夫在性格上是更一致的，都喜欢结交和活动，比我活得潇洒。和我在一起，雨儿不免寂寞。我和雨儿的性格反差虽然曾是朋友们欣赏的一道风景，但是，真正一起过日子大约还是以性格吻合为好。
同样，我和红在性格上也更加一致，我们都喜欢安静。开始时，听我说到雨儿的生动，她担心我长期和她在一起会感到乏味。可是，我知道不会，因为她也有极好的感受性和悟性，聪慧而灵动。这是我在女人身上最看重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决不会弄错。事实上她很能理解我，曾作如此评论：“优秀的男人都有女性气，同时又是真正的男子汉，你就这样。”一次从史铁生家出来，她说：“你们都活得这么单纯，你也许更难，因为你健康，有许多欲望，要抵御那么多的诱惑。”对于这类挠到痒处的赞美，我听了颇觉受用。她毕竟比我小二十二岁，和我这样一个有漫长感情历史的人结婚，曾有委屈之感，为不能得到我的全部而遗憾。但她总能反省自己，对我说：“如果一个作家有这样丰富的经历，我会为他的富有而庆幸。现在假如我恨你的这些经历，就一定是我出了问题。”我也大言不惭地宣布：“我的历史表明了我的素质，这素质没丢，现在我是带着这素质爱你的，我的历史以这种方式也属于你了。”我相信，时间已经证明，我的大言不惭不是诳语。有时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仿佛我从来不曾有过别的经历，从天荒地老开始就只爱着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只要真正好，就真会觉得好像一辈子都是在一起似的了。
雨儿和红都对我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三个女人都用一生中最好的时间陪伴你，你是够幸运的。”的确如此，为此我永远感谢她们。我也感谢命运终于把最适合于我的女人带给了我，陪伴我过着今生今世最适合于我的生活，一种平静而又充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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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性爱反思 周国平
有一回，有人问我：“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我脱口答道：“女人。”这当然是开玩笑，但玩笑中有真实。我坦然承认，我是喜欢女人的。男人喜欢女人，这实在是天地间最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可羞惭的。我和某些男人的区别也许在于，我喜欢得比较认真，因而我和女人的关系对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如果一个男人不动情地玩女人，同时保住一个稳定的家庭，人们不会说他什么。可是，倘若你认真地爱了起来，导致婚姻破裂，舆论就会大哗。因为我的两次婚变，我的人品的确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对于这种浅薄的舆论，我当然无须理会。然而，我自己不能不反省一下，为何一个高质量的婚姻终于也解体了，怎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婚姻必须是高质量的，真正以爱情为基础，这是我的绝对要求，我决不能忍受两人不爱而仍在一起生活。两个人只有爱到了想永不分离的地步，才应该结婚。但是，事实证明，即使怀着这样的心情结了婚，仍不能保证白头偕老。爱情有太多的变数，不完全是人力所能控制，可是，因相爱而结婚的人至少应争取把变数减到最小量。
在两性交往方面，我不是一个特别放得开的人，但是，我能正视自己的欲望和感觉，在理论上对此早已持十分开明的看法。我知道，除了热恋阶段外，一个人完全可能对别的异性产生性吸引意义上的好感。我相信，性本身是一种健康的东西，其惟一的原则是快乐，与道德无关。美国舞蹈家邓肯说过一句最通情达理的话：“如果你有一个身体，它天生要遭受许多痛苦，包括疾病等等，既然如此，只要有机会，为什么就不可以从你这个身体上汲取最大的快乐呢？”单就性本身而言，婚姻肯定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因为性快乐不是纯粹的生理过程，同时也是心理过程，需要新鲜感的刺激，而单一不变的性伴侣关系则可能麻痹性兴趣，减弱当事人享受和提供性快乐的能力。其实，这些道理对于有诚实感官的艺术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曾与两位画家讨论这个话题，其中奉行独身的一位说：“我太知道性爱的本质，不可能长久。所以，我不愿意对女孩说爱什么的，即使我很喜欢她。说了以后还要修改，工作量太大。我希望每一次都是新的创造。可是，她的期望落空，心中不快，又使这新的创造不能实现。这是我最大的苦恼。”业已结婚的另一位说：“我的苦恼是必须躲躲闪闪。我看见好的女孩，一个嘴角，一只手，就是激动。恋爱一场又一场，我就是高兴，像过节一样。可是，我必须背着妻子，因为我爱她，不愿让她痛苦。”前一位完全不相信性爱有持久的可能，所以选择不结婚，甚至不说爱这个词，彻底地诚实，姑且不论。后一位提出了一个问题，便是一个感到有结婚需要的人应该如何处置自己的多元性爱冲动。
我相信，人是有对专一的爱的需要的，不管是否接受婚姻的形式。我自己就始终深切地感觉到这种需要。在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我和她互相视为命根子，真正感到谁也缺不了谁。我自问是一个很有自我的人，能够欣赏孤独、寂寞、独处的妙趣，但我就是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如果没有，孤独、寂寞、独处就会失去妙趣，我会感到自己孤零零地生活在无边的荒漠中。这样一种需要显然是根源于人的根本性孤独，而在性的生理和心理中并无根据。正因为如此，它就不能够也不应该消除人的多元性爱冲动。我自以为从这里找到了二者并存相容的理由。按照我的设想，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两人在生死与共的意义上只爱对方，同时各人保持与其他异性之间交往的自由，包括性交往的自由。当时西方有一种开放婚姻的理论，便是这样主张的。作为一种修正，我提倡宽松的婚姻，对婚外性自由加以限制，仅限于偶尔出轨。这是对人固有的性嫉妒本能的让步，虽说克服性嫉妒是人生的大超越，但我知道这种本能的强烈，不宜太触犯它。爱情的专一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热恋时的排他性，二是长期共同生活中彼此相爱的主旋律，宽松的婚姻便属于后一种情形。我相信，如果双方的爱情足够牢固，心胸又足够宽广，那么，就有可能把各人的其他感情体验和性体验变为双方的共同财富。我考虑到了在这种自由状态中爱情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即使防微杜渐是可能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为了“杜渐”而“防微”，禁绝一切婚外恋情的苗头，那就只好遵循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了。当然，对“微”宽容而不防，就有开“渐”之危险，但这种危险乃是人类情感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试图杜绝这种危险就意味着窒息情感生活。总之，在我看来，不管我们把婚外男女之情可允许的界限划在哪里，那么，在此界限之内的，便是不该管的，超过此界限的，又是想管也管不了的。所以，反正不要去管。
我和雨儿相爱时，正是我热中于提倡宽松理论的时期。事实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我们都偶有出轨的行为。可是，一旦我觉得她的行为越过了度，对我造成了伤害，我就不能忍受了。其实，所谓度是相对的，视承受力而定。我对自己的承受力估计过高，也对我们的爱情过于自信，结果自己证明了宽松理论的失败。雨儿始终大度地承担了我们婚姻破裂的责任，事实上我的责任更重。她对开放婚姻早有精当的批评，我翻开1987年的日记，上面记录着她的话：“爱有很脆弱的一面，开放的婚姻是胡扯，人性都是趋乐避苦的，人性的弱点利用互相信任寻求快乐，最后就会损害爱。爱是要付出努力的，在这世界上谁也别想占便宜！”真是一针见血，倘若我们都保持这个觉悟，结局很可能完全不同。当然，婚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人能拿出一种必定成功的理论。宽松也未必错，捆绑肯定比宽松更糟，关键也许在于在宽松的前提下双方都决不滥用自由。说到底，宽松也罢，捆绑也罢，你真想偷情是谁也拦不住的，就看你是否珍惜现有的婚爱了。
在发生婚变后的一年内，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实际上在总结婚变的教训。我在《婚姻反思录》中写道：“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对爱情可能发生的变化严加防范，但是也大可不必为它创造条件。红尘中人，诱惑在所难免，而每个当事人对于自己所面临的究竟是不可抵御的更强烈的爱情，还是一般的风流韵事，心里大致是清楚的。我的劝告是，如果是后者，而你又很看重(不看重则另当别论)既有的婚爱，就请你三思而不要行了。这对你也许是一种损失，但你因此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如果是前者，我就无需说什么了，因为说了也没有用。”“爱情是人生的珍宝，当我们用婚姻这只船运载爱情的珍宝时，我们的使命是尽量绕开暗礁，躲开风浪，安全到达目的地。谁若故意迎着风浪上，固然可以获得冒险的乐趣，但也说明了他(她)对船中的珍宝并不爱惜。好姻缘是要靠珍惜之心来保护的，珍惜便是缘，缘在珍惜中，珍惜之心亡则缘尽。”直到现在为止，我仍是这样看的，也是这样做的。红当时看了这篇文章，笑道：“保守主义业已成熟。”好吧，我乐于承认，在婚爱问题上，我已成为一个开明的保守主义者。经验证明，如同在别的领域一样，这个立场在婚爱中也能够开创出一种富有活力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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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写作与心灵生活 周国平
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场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启蒙的氛围突然消散，商业热风迅速刮遍全国，时尚取代思潮成为时代的主要风景。人文知识分子被这个转折从中心甩向了边缘，有些人因此发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悲鸣。面对这个转折，我的心情却十分平静。我对做风云人物本来就没有兴趣，现在正好顺乎我的天性，与时代拉开距离，回归我的内在生活。个人生活中接连发生的变故也迫使我回到内心，沉思令我困惑的各种人生难题。
九十年代发生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就是我成了一个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实，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哪里是在写散文啊。因为妞妞的灾难，因为婚变，我不得不劝慰自己，开导自己，而我的资源只有哲学，手段只有文字，于是写下了许多哲学性的感悟和思考，这些东西便被人称做了哲理散文。同时，由于变故导致的心情，我难以潜心做系统的学术工作和写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变故频繁的五六年里，我写的散文数量最多，质量也比较高。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一个外力把我从一条轨道上撞到了另一条轨道上。可是，我因此脱离哲学的轨道了吗？我相信没有。在我迄今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这样一个时候，我从哲学那里获得了如此重要的帮助，为此我对哲学满怀感激。
在此之后，仿佛由于惯性，我仍写了不少散文。有一段时间，因为所谓名气，约稿特别多，我又不善于拒绝，不免写了一些臭文章，对自己并无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发表了议论。好在我对这种情况及时引起了警惕，下决心基本上谢绝了约稿。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我的写作必须同时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要受到怀疑。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到2002年为止，我发表了三百多篇散文，先后结为《守望的距离》（1996）、《各自的朝圣路》（1999）、《安静》（2002）三个集子。可以算作散文的还有随感录《人与永恒》（1992）和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1996）、《南极无新闻——乔治王岛手记》（2002）。我还出过一些别的集子，基本上是上述作品不同方式的选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人生哲思语编》（2000），它汇集了我的散文和随感中的所谓精彩句子和段落，按照主题分类编排，能收一目了然之效。在所有作品中，我自己很喜欢《人生寓言》，其中多数正是在妞妞病重时写的，却看不出一点悲苦的痕迹，一切悲苦都被智慧化解了。在南极写的那些思想札记包括读《圣经》札记也不错，在千古荒原上沉思两个月，这是多么奢侈的事情，不写出一点好东西是说不过去的。
回过头去看，我的写作之路与我的心灵之路是相当统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寻求觉悟和走向超脱的历程。我原是一个易感的人，容易为情所困，跳不出来。我又是一个天性悲观的人，从小就想死亡的问题，容易看破红尘。因此，我面临双重的危险，既可能毁于色，也可能堕入空。我的一生实际上都是在与这两种危险作斗争，在色与空之间寻找一个安全的中间地带。我在寻找一种状态，能够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我的写作就是借助于哲学寻找这种状态的过程。经常有人对我说，他们通过我的作品发现，我的内心既宁静又有激情，我对人生看得很透彻却仍充满理想主义，相反的因素结合得十分和谐。我不敢说我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但我自信正在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生命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了我的个性与世界之间的恰当关系。我还相信，我今天的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包容了我的全部过去，我童年和少年时的敏感，读大学时的热爱文学和对生命感受的看重，毕业后山居生活中的淡泊心境，生命各阶段上内心深处时隐时显的哲学性追问，仿佛都在为这种状态做着准备，并在其中找到了归宿。
我的一些朋友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响社会进程。我不给自己树这样的目标。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我的所思所写基本上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写出的东西才会对那些面临着相似问题的人有所启迪，从而间接地产生了影响社会的效果。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中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说到我的作品的社会意义，我想提一下我的好友邓正来写的一篇评论。正来是学界公认的成就卓著的严肃学者，多年来专注于学术，从不写学术之外的东西。可是，在读了我的《南极无新闻》之后，他破例写了一篇题为《社会的“眼睛”与独行的个人》的评论，写完后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激动地给好几人打电话朗诵。这本书是我参加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的记录，由日记和思想札记组成。全书既记录了我在南极生活两个月的新鲜体验，字里行间又贯穿着我对活动的强烈新闻色彩的不满和抵制。正来独能从后者中看出，这本书是“一个哲学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他个人在社会‘眼睛’盯视下的抗争实践所做的描述”，抗争方式是“参与其间但决不放弃自我，生活于其间但决不放弃对它进行批判的权利，力图以一种独语的方式去重构这个社会”。显然，他说的不只是这次南极之行，而是我对待社会性事物的一般方式。他抓得真准，我读了有恍然大悟之感，虽然我一向是这样做的，但自己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我相信，他的这个解读也完全能用来解释我的一般散文作品之介入社会的方式。
我的书带给我的最宝贵收获之一是友谊。三年前，一个在法国长大的美丽女子捧着鲜花来访问我，跟我谈《妞妞》，说她没想到中国有这样的作家，思想与欧洲人接近，是人类性的，这番话使我立刻信任了她。一位可爱的女子出于喜欢而把我的作品录了音，刻成光盘，分送给许多人。她把光盘带来让我听，朗诵得真好，自然的声音，饱含真实的感情，我仿佛不是在听自己的作品，那些话语好像是从另一个灵魂中发出，并且使我感动。大洋彼岸一位女士给我发电子信，说她最欣赏我对那些看不见的事物的“看见”和那种低调的执著，我心中叹为知音。在一次活动中，偶遇江铸久、芮乃伟围棋九段，先生把太太介绍给我，落落大方地说：“她很喜欢你的书，自己不好意思跟你说。”我与这一对高智商但又极其质朴的夫妇从此成了好朋友。经常有人揶揄说，我的书独受女性青睐。大学里曾经流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我的确拥有一大批热心的女读者，对此我只感到愉快，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我揣测，女性之所以喜欢我的书，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我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谁不喜欢听中肯的恭维呀。第二，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活，容易与我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然而，我知道，我不只拥有女性读者，确确实实还拥有许多忠实的男性读者。前不久，一个公司老总，身材魁梧，性格粗犷，一米八几的个子开一辆大三菱，在不惑之年突然迷上了我的书，那样天真地向我坦言，他从此才开始思考人生。不过，我无须在这里举证了，如有必要，自会有各界男士为我作证的。我常常遇见一些政界和企业界人士，他们在学生时代都曾经喜欢我的书，现在已走上关键的岗位。当他们向我叙述自己的阅读史时，我心中既感动又深感欣慰。
我的作品为我在专业范围之外赢得了广大读者，同时也使我在一些专业人士那里遭到了不务正业的讥评。好在我对此不太在意，当我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别人的褒贬是不重要的。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正业副业之分，凡是出自内心需要而做的事情都是我的正业。若一定要说专业才是正业，那么，我的专业是哲学，而我所写的多数作品完全没有离开哲学的范畴。在我的散文中，我的思考和写作始终围绕着那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例如生命的意义、死亡、时间与自我、爱与孤独、苦难与幸福、灵魂与超越等。在现代商业化社会里，这些问题由于被遗忘而变得愈发尖锐，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我想，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的作品才会获得比较广泛的共鸣。我不过是在用文学的方式谈哲学，如果认为哲学只能有学术论著一种表达方式，是对哲学史的无知，只要提一下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尼采甚至柏拉图就可以了。从读者的接受来说，这么多人通过我的作品领略了哲学的魅力，走近了哲学，这使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所做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哲学事业。读者看重的显然主要是我的作品的哲学内涵，而非文学的技巧。我不得不克服我的羞耻心提及这个事实：人们普遍把我看作中国当今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指责这样一个哲学家不务哲学之正业，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吧。
我丝毫不低估学术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对踏实地做着这种工作并且取得了成绩的同行怀有敬意。就我自己而言，我不愿意做所谓纯学术研究，而宁愿以我的方式把学术工作纳入我的精神探索的整体轨道。九十年代以来，我的确甚少出版学术专著，在《尼采与形而上学》（1990）之后，直到1995年，为了应付与人合作的一个课题，才又花了半年时间啃胡塞尔和伽达默尔的著作，就他们的意义理论写了若干篇论文。我极其耐心地在胡塞尔的哲学迷宫里摸索，跟随他一步步探寻意义的源头，终于弄明白了迷宫的路径，发现它其实是一条并不能通向源头的死胡同。九十年代末，我先后在瑞士Sils-Maria和德国海德堡的两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讨论一个长期盘旋在我头脑中的问题，即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问题，我的观点使与会的学者们大为吃惊。我由尼采在中国的接受史发现，西方哲学一旦进入中国，便往往失去了形而上学的品格，因而不再是哲学，成了某种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说，这种情况显示了中西文化传统的深刻差异。我决定对清末民初西方哲学传入中国时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以此方式展开这项研究，目前这部专著仍在写作之中。最近我还在构思并开始写作一本关于尼采的精神哲学的著作，与《转折点》之人生哲学、《尼采与形而上学》之本体哲学凑成一个系列，算是对我的尼采研究工作做一个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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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不是博导 周国平
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特有的一个称谓，简称博导。我不是博导。其实我是愿意带学生的，也经常有青年人热切地希望做我的学生。我于1994年当上研究员，按理说就有了带博士生的资格，便向哲学所当时的负责人提出了这一要求。哲学所招研究生一直苦于报考者稀少，所里一些好心人听说我要招生，便兴奋地说，这回考生该挤破门了。但是，他们白高兴了一场，我的申请迄无下文。此后我不再主动申请，不过，大约是一年一度申报的时候了，有一次我也曾被问到是否报名，我给了肯定的答复，但同样再没有下文。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也从不去打听，因为我觉得，倘若我去查问，对于我和被问者都是一种侮辱。
两年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在复旦大学读完了博士和博士后、现任一所名牌大学教授的先生写给我的，他在信中表示要报考我的博士生。这封信促使我再次向所里有关人员询问事情的可能性，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我给这位先生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今天去哲学所，读到你的来信。你在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项目、担任教授之后，仍希望报考我的博士生，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令我敬佩，你对我的信任也令我感动。但是，有一个情况也许会让你感到意外：我迄今不是博导，没有带学生的资格。我曾经提出过要带学生，没有下文，此后我就不再提了。我本人对这种情况并不太在乎，凡属体制内争名夺利之事，我一向退避三舍，一试之后决不再试。然而，今天读了你的信后，我还是破例去询问了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今年有新规定，满五十七岁者（今年我刚好如此）不再有申请博导之资格。我不是一个狂妄之人，但是，我仍不禁要为社科院感到遗憾，因为它自己剥夺了刷去其一个污点的机会。
“当然，如果你肯委曲求全，哲学所里博导有的是。不过，坦率地说，其中有些人是做我的学生也不配的。设身处地为你考虑，我的想法是：倘若你的目的是转到北京或中国社科院来工作，那么，随便报考谁都可以，反正那只是一个工具；倘若你是想回到哲学，那么，其实你不必再读一次博士生，你完全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即使我有资格招你，我也会向你提出这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乐意以一个同行的身份与你切磋和交流。”
请允许我把回信也摘引在这里：“我对目前体制也颇难理解。我的不少本科同学在中国社科院，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您的学问当然在一般学问之上，因为超越了知识，是一种深入的生命之思。我也不是要来北京工作，如果想来，是一直可以来的。我把博士当论文课题做，而且由此结识我认为可以为师、有益于智性学问的人。哲学所里我真正佩服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您和李泽厚。”
满五十七岁者不能带学生，这个规定本身就很荒谬，姑且不论。我在五十七岁前为什么也一直不被允许带学生呢？隐秘的原因也不去揣摩，我估计，堂皇的理由不外是说我不务正业。我写的哲理散文是不能算学术成果的，这我知道，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是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写作的。可是，因为我写了这些东西，我做的尼采研究和翻译也不存在了吗？直到现在，我不是还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里的领先人物吗？看来，中国学术界的奇怪规则是，在评估你的学术能力时，你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作为负数加入计算的。凡是表达生动的文字，不管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算做成果。不仅如此，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对你的形式上符合标准的学术成果的评估也要相应地打折扣。因此，如果你写了大量有文采的——因此而被判定是非学术的——著作，那么，在它们的抵消下，即使你的那些可以被承认是学术性的著作在绝对数量上也不少，在质量上相当高，至少高于他们生产的大多数产品，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对之忽略不计。
我对单位里的事一向不闻不问，对体制内的任何利益也从来不争。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有工夫去关心这些，从不参加评奖之类，也不知道谁得了奖。社科基金是体制内的一大利益，很早前我申请过，被否决了，后来就不再申请，只是在实行人人必须有课题的制度以后，才申报了一个小课题，否则就得下岗。我弄不清各种利益机制，也不想去弄清。有一回，我非常偶然地看出了一点名堂。2002年底，院里下达岗位津贴新标准，研究员分两档，让大家投票，算是民意调查。第一档的条件规定得很明确，诸如学科带头人、获奖者、重点课题负责人之类。选票上开列了全所在岗研究员名单以及相应指标，包括博导、获奖、学术委员、评审委员、重点课题、突出贡献、特殊津贴等，每人的情况一目了然。我第一次发现，大多数人的指标都很有内容，我却几乎是空白，只有特津一项，而这一项在我这个资历上差不多人人有份，后来只因为停止执行了，资历较浅者便不再有份。我忽然悟到，所有这些指标是互相关联的，只要你得到其中关键的一项，譬如说重点课题，其他的利益就会跟随而来。相反，如果你不去争或者争不到，也就一失俱失，没你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