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能一味孤芳自赏。世英被带走了，那个代表资产阶级争夺我的人已经不在身边。我们年级五十个学生，绝大多数是党、团员，而到二年级时，只剩下了我一人入不了团。不久后我还知道，世英也真诚地忏悔和转变了。我不愿被时代淘汰，也渴望改变自己。不过，甚至我的自我改造也富有小资特色，我不自觉地要在消灭个性的思想运动中显示自己的个性。人们用千篇一律的时行语汇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些语汇完全不触及个人的真实内心活动。我偏偏不使用这种语汇，宁愿使用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语言，在话语上把自己与人们区别开来。我不喊革命口号，不上纲上线，而是尽可能说真心话，谈自己内心的矛盾、困惑和认识。哪怕是批判自己，我也愿意自己在这样做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架按照统一指令转动的机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专门教育到延安的文艺人士的，我发现其中所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情绪，在我身上都具备，感到格外对症和亲切。我把这篇文章读了又读，一度称之为我的“圣经”。我真心想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克服自己身上的这些情绪，我的思想改造基本上集中在对它们的清理、剖析和批判上。可是，在我心里同时潜伏着一种优越感：比起没有这些情绪的芸芸众生，我毕竟拥有一个丰富得多的内心世界。同为思想改造，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的改造虽然更艰难，但似乎更有品位。
然而，多么有品位的改造，其结果仍是自我扭曲。现在翻阅劫后剩余的所谓健康的诗时，我不禁脸红，其中充斥着空洞的豪言壮语。在二年级学年末，马雅可夫斯基取代海涅成了我的诗歌偶像。这反映了我的感情上的变化，越来越革命化的环境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在完全正面的意义上，海涅也是一个革命诗人，具有非凡的讽刺本领和深刻的内在批判力量，但我当时对此并不理解，反而觉得他的柔情已成为我与时代之间的障碍。我一直也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这位诗歌界的革命领袖此时凸现出来了，十分符合我的需要，我模仿他写了大量梯形诗。在二年级和三年级暑假，我两次报名到部队参加军训，一次在十三陵，一次在河北固城，那两段时间里写得格外多。我向我的诗宣布：“我是你们的将军，我给你们找到了最好的政委，他就是革命！”我写部队生活，站岗、打靶、急行军、野营等等。我歌颂“正在逼近的战争”，当时正打越战，国内也在宣传备战，有一种似乎即将要和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气氛。我想象自己将战死疆场，并且告诉未来和平年代的人们：“在你们鲜花盛开的花园里，有一朵很不显眼的小花，那是一个无名小诗人的鲜血，他曾经一手写诗，一手扣扳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对战争怀着期盼的激情，仿佛战争能解决我的一切问题。对，正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世界的问题或国家的问题。这表明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绝望，看不到自己在消灭个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出路，消灭了不甘心，不消灭又行不通，只能靠一个连肉体一起消灭的英勇壮举来打上句号了。很显然，这种病态的激情仍是小资性质的。然而，当时我陷在其中，竟还以豪情自夸，在军训归来时宣称：“我们挺胸肩枪，要用雄壮的脚步声把北大唤醒！”图道是一个有健全常识的藏族同学，他读到这句诗，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用一种几乎是怜悯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以后我每想起这目光就感到惭愧。
我不想对自己太苛刻，在那些诗里，我毕竟还找到了一些尚可称道的内容，那大抵是对周围各种现象的讽刺。我最讨厌班上几个滔滔不绝用所谓马列主义教训别人的人，明白告诉他们：“在浅薄的人手里，真理也会变得无耻。”哲学系学生普遍喜欢自称书呆子，我可是知道底细的：“我们读过几本书，与书何尝相干？我们是呆子，如此而已。”在一首诗中，我宣布我的使命是：“把辩证法的子弹装进诗的机枪，向形而上学开火。”按照当时通常的用法，形而上学指静止、僵化、孤立地看事物的思想方式，于是我可以把我所痛恨的一切具有教条特征的现象塞进这个概念，予以抨击。相反，辩证法意味着思想上的灵活性，借助于这个概念，我得以曲折地捍卫已经所剩不多的精神自由。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上，辩证法是我这个小资所能抓住的唯一的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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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不得不提及一个人 周国平
在第二学年末，我们年级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批判“反动学生”曹秋池。曹一直担心x案会殃及他，终未能逃脱。
根据当时的标准和所公布的材料，曹是够得上反动的。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初病死在监狱里（一说被镇压了），他针对这一经历写道：“巨大的历史车轮碾碎了路旁无辜的紫罗兰……我心中升起了一种事业感。”这无可辩驳地被解释为阶级仇恨。他还说过：资本主义是地狱，共产主义是天堂，而社会主义是横在其间的炼狱。这当然是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了。定性的主要根据是x，据揭露，他出席了x的成立会议，虽然表示自己不参加这个团体，但充当了军师的角色，提出不成立有形组织、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纲领、订立保密规则等建议，均被采纳了。
在批判会上，我和小早作为受害者发了言。小早发言时有点儿慌乱，我忘记他说的内容了，只记得他宣读了曹不久前写给他的一封威胁信，开头两句是：“希望是妓女，舆论是娼妇。”我和曹接触不多，其实算不上受害者，但我心中想着郭世英，相信郭是最大的受害者，站在这个立场上声讨了一番。人们事后评论说，我的发言有力量，但暴露了对郭仍有温情。我的确爱憎分明，对郭有多爱，对曹就有多恨。我恨的是，对于郭世英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曹与他来往时仍怀着强烈的功利心，开始时利用他，最后出卖他。不过，尽管如此，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众口一辞声讨一个人而同时剥夺他的申辩权，这种方式根本就是丑恶的、非正义的，批判“反动学生”的斗争本身就是强化思想文化专制的一个步骤，可是，由于偏激和无知，我在客观上充当了这场斗争中的一个工具。
曹秋池人缘不好，公平地说，原因不在他思想反动。他的才气使他十分自负，曾经说，他们班只有一个半大学生，这种话当然得罪了一大片。人们还有一点看不惯的，便是他热中于拜访教授名流。在北大，他走得最勤的是宗白华家，但听说宗并不喜欢他。一班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刚入学时，他知道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年级，便使劲靠拢他们班上一个姓郭的同学，不久发现弄错了目标，马上和那个同学疏远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事实，只知道后来他到我们班来结交郭世英是非常主动的。
他给郭的见面礼是一篇关于黑格尔美学的论文，我看见过，厚厚一叠。郭对我说：“完全看不懂。”不过，郭很欣赏他的才华，交往逐渐密切起来。在第一学期末，因为一件事，他们的交往达于顶峰。曹让郭借来郭沫若的七种史论，据说几天就读完了，并写了一封数万言长信与郭沫若商榷。那是一个星期天，世英例外地不回家，我看见他伏在桌边不停地抄写，有时去找曹争辩几句，熄灯后又在走廊的灯下继续工作。之所以要誊抄一遍，是因为曹的字迹十分潦草，怕郭老不能辨认。下周一，郭回到学校，我发现他情绪激动，面容痛苦。在寝室放下书包，他立即去找曹。后来听说，郭老看了长信很生气，不准世英再与曹来往。从曹那里回来，郭的眼角留有泪痕，他发疯似地抖落床铺，找出纸笔，立即埋头写起来，写了揉掉，揉掉了再写。一会儿，他抓起写完的两页纸匆匆离去。我把他揉掉的纸团展开，那是一封给父亲的信的废稿，其中感情冲动地说，他发现了一个天才，但爹爹不理解，这件事不但关系到曹，而且关系到他自己的一生，他的命运是与曹联系在一起的。此后若干天里，他与曹几乎形影不离。他对曹的遭遇充满同情，还以之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
但是，蜜月的时间不长，不久后就起了冲突。一年级下学期，他们的关系相当冷淡。原因之一，是上述事件之后，曹经常在郭面前辱骂郭老是宫廷文人、御用学者，伤害了郭的爱父之情。一次上课时，郭把刚写的一张纸片递给我们传阅，曹在上面批道：“不要像父亲似地乱叫了，还是认真研究一些问题吧。”郭脸上顿露不快之色。原因之二，是郭认为曹虚伪。一次下课后，我们在一起走，他对我说：“我现在很讨厌曹，不想和他说话了。他说他要共产主义，他要的是什么共产主义啊。他还要一块招牌。”据我所知，曹最推崇的是卢卡契，而郭直接欣赏西方流派。郭还对我说：“他总是在演戏。演给别人看还可以，演给自己看就太恶心了！”他讲了一件事。有一次，曹向他借手枪，他问曹想干什么，曹指着自己的右胸说：“你不是想退学吗？你用手枪打我这里。”“这倒好，”郭继续对我说，“我打他右胸，他反正死不了。他去住院，吃得好好的，而我去蹲监狱。这种人居然还天天想着要写他的《人，岁月，生活》。”
曹的演戏冲动的确令人费解，小早说的追求东语系女生是一例，我也遇到过类似例子。1963年5月上旬，郭刚出事，有一天，我与曹在校门外散步，他突然决定立即去郭家一趟。回来后，他向我叙述经过。据他说，他见到于立群，开口尊夫人，闭口贵公子，使于大为气恼。他还把郭沫若又娶新妇并遭到周总理责备的谣传告诉了郭本人，并指出人们一致认为他现在写的诗根本不像诗。几天后，我从陈老师那里知道，事实是他吃了闭门羹，郭沫若和于立群拒绝见他。当时，因为做郭世英的工作之需，陈老师与于立群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应当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我看不出曹有什么必要向我编造这种故事，只能解释为这是他自己的一种心理需要吧。
不过，即使在最讨厌曹的时候，世英坚持认为，他确有很高的才分，现行教育体制对他这样的人是一种摧残。批判会之后，曹被判劳教三年，因为文革，实际上也是到七十年代末才获自由。此后他留学剑桥，研究量子力学，据国内媒体报道，一度成为三一学院的签约研究员。在牢中度过十多年，出来后很快就有这种状态，证明了他的毅力和才分。我不喜欢他的为人，但现在我倾向于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他必须经历特别艰难的生存斗争，他的一些毛病也许部分地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是人性在非正常条件下的扭曲。
写郭世英，无法不涉及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曹秋池。听说曹现在定居美国，如果他读到这本书，发现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我希望他指正。我很愿意通过这个机会，澄清我的一段重要生活经历中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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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根深蒂固的右倾 周国平
1964年2月，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写村史家史，我们年级到平谷县，我在那里的复兴村住了一些天。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和农民接触，感觉很新鲜。冬日的北方村庄，土墙枯树，偶闻狗叫，一片静穆。农民朴实而热情，把旱烟袋递给你，一定要你抽一口。有一个青年农民向我赠五言诗，我愉快地应和回赠。有时也不免闹笑话，乍见农民如同乍见老外，觉得他们长一个样，判断不了他们的年龄，见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农民开口就叫大叔。最大的笑话出在执行这次下乡的任务上。我负责写一个老雇农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给地主扛长工，在我的引导下，他大诉其苦，我如获至宝，赶紧笔录。可是，到头来我终于听明白，他诉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苦。我追问他扛长工时生活怎样，他的表情顿时舒展开来，说那时候可好了，吃得饱，活不重。这个家史当然没法写了。
去平谷只是下农村的小小前奏。从1964年开始，全国党政机关人员包括高校师生组织成工作队，分期分批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整个大学第三年，我们在顺义县城关公社搞四清。原先宣布只参加这一期，然而，该上四年级时，北京市委在北大哲学系搞学校社教试点，哲学系停课，便安排我们先去首钢劳动一个月，后到怀柔县崎峰垞公社参加了第二期四清。
在顺义，我被分配在城关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工作组是混合编制的，共六人，成员来自不同学校，组长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一名女教师。一间农舍兼男宿舍和办公室，我们没完没了地在那里面学习和开会。房间里整天烟雾缭绕，把我也熏成了一个忠诚的烟民。我抵御不了烤烟香味的诱惑，一开始卷喇叭筒抽着玩，后来就自己买烟，从八分钱一包的绿叶过渡到两毛一一包的黄金叶。时常为生产队里的问题发生争论，我和小傅总是“右派”，那个小严永远是唱高调的“左派”。小傅是轻工业学院的男教师，有动人的歌喉，为人轻松随和。小严是科技大学的男教师，担任副组长，正在争取入党，整日绷着一张煞有介事的面孔。我发现，“右派”和“左派”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常识，而不尊重常识的人往往有极强烈的功利心。大队会计刘殿才在我们生产队里，便成了我们工作组的重点清查对象。这个人十分精明，能说会道，无论怎样攻心、查帐，都无奈其何。最后只好追究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倒也痛快地交代，如何把村里一个女青年拉进厕所里发生了多少次关系。他说那个女青年是情愿的，那个女青年说自己是被迫的，工作组为此分别对二人进行了一次次讯问，结果不了了之。我分工负责队里的青年工作，这项工作单纯而令人愉快，那些青年男女都很喜欢我这个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也把我引为子女的榜样。
怀柔如今已成为北京人消度周末的休闲胜地，当年却以穷山恶水著称。我被分配在崎峰垞公社西台子大队，工作队的指导员是一个军人。与第一期的大兵团作战不同，这一期人员较少，全队不过几人，不再分组。同队还有两个北大学生，都是西语系的，一个是从中央警卫团转业的，担任工作队长，自我感觉极好，总与一个从农村抽调上来的风骚的女队员打闹厮混，另一个是比我还笨拙的书生，成了经常遭指导员数落的受气包。我身上右的倾向根深蒂固，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队里有一个老汉是“坏分子”，戴帽的原因只是与大队书记吵过一架，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耿直勤劳的人，便坚决主张为他平反，结果被批评为阶级立场不稳。我还十分同情一个富农的女儿，她是一个漂亮温顺的姑娘，却不得不经常参加为地富子女召开的会议，恭听侮辱性的训示。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我领教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等级制度何其严酷，所谓四类分子固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的子孙实际上也都成了低人一等的贱民。我不能不将心比心，设想自己倘若投生在这样的人家，情形将是何等悲惨、绝望、不公正。
那时候怀柔山区的农民真是穷苦。大石山中仍要以粮为纲，便只好炸开石山，沿坡垒筑坝阶，造出一小块一小块薄田。造田之后，为了解决水源，还必须凿石开渠。隆冬季节，我常和农民一起在山坡上抡镐，领略过与顽石搏斗的辛劳。然而，产量仍然极低。我们吃的是派饭，除了四类分子和特殊困难户，一家吃一天。人们尽量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也不过是杏叶馍之类。村里常见因近亲通婚造成的痴呆人，还有一个患梅毒的老太，鼻子、手、足都烂掉了，天天匍匐在院子的地上。生产队长是一个复员不久的军人，人很正派，因为自己的胃病和村民的落后而总是愁眉苦脸。我和一个养牛老汉睡一条炕，染了一身虱子，一件棕色毛衣因为结满虱卵而变成了浅灰色。开始感到痒，恶心，浑身有小虫子在爬，时间一久也就麻木了。有一回，我独自去远处一个村外调，在山路跋涉了大半天才到达。调查完毕，天已黑了，当地工作队的人留我与他们同住，我十分犹豫。我是为我的满身虱子自惭形秽，如果我住下，肯定会传给他们。如果要当日赶回，只能抄近道，翻一座大山，山上有野兽，而且几乎必然迷路。最后我怀着一种罪恶感住下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社教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发动两年后直接导向文革。不过，当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此茫然不知。在运动中，也曾为上头精神的多变感到奇怪，例如开始时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后来又批为形左实右，但只是奇怪而已，未能深想。1966年6月1日夜晚，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攻击校长陆平及校党委的大字报，次日，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刊载。聂元梓是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其余六人也都是哲学系的教员，我闻讯自然为之震惊。几天后，指导员宣布，接上级通知，北大学生立即返校，四清的鉴定不做了，每个人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给自己做出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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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洪流中的兴奋和疑惧 周国平
从农村回到学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种火热的气氛之中了。校园里，在临时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筑物的墙上，在宿舍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矛头大抵是指向业已倒台的旧北京市委、校党委以及各系总支的。在第三学生食堂，开辟了内部大字报栏，揭批彭、罗、陆、杨和其他大人物。不过，这个内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们十分兴奋，三五成群热烈地议论着。聂元梓的大字报是5月25日贴出的，从贴出到广播，几天之内，留校的师生已分成两派。当我们回校时，胜负早已分晓，保陆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聂元梓的一派则兴高采烈，四处演讲，向刚返校的听众介绍其光荣的战斗经历。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周围气氛的感染，我也异常兴奋。一向在台上指手画脚的校领导突然被打倒了，虽然派进了工作组，但学校仍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常轨不复起作用。列宁曾把革命称作人民的盛大节日，当时确是一派过节的景象。革命意味着暂时的权力空白，人民一向受着严格的管束，现在突然没有家长了，成了无人管束的孩子，洋溢着乍获自由的喜气。大字报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隐私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开眼界。另一方面，我心中又有强烈的隐忧乃至恐惧。事实上，早在半年以前，报上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种忧惧就已经开始。我不知道高层斗争的内幕，但是，对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作出极端牵强附会的解释和臆测，据此在政治上提出吓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轨一起，常识也被打破了，如果说常轨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识的打破却使人迷惘了。魔鬼已从瓶中放出，它将施怎样的魔法，所有的人心里都没有底。
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报栏前流连，贪婪地读着，惊讶着，激动着。北大是一座大字报的森林，我一头扎了进去。有一天，我在一张大字报上突然看见了郭世英的名字，并用红墨水打着一个可怕的叉叉。那张大字报列数校党委的罪状，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动学生郭世英。我的头脑一下子痴乱了。当时的感觉是，当我在大字报的森林里漫游时，不期而看见其中的一棵树上吊着我的朋友。我立刻逃离大字报区，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乱走，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
返校后不久，北大发生了六一八事件。由于这个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是我住的38楼前，我目睹了全过程。6月18日上午，哲学系若干学生把本系的“黑帮分子”揪来，在楼门口的台阶上进行批斗。所谓“黑帮分子”，在哲学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亦在其列，在学校和其他各系则是指当权派。事情发展得极为迅速，别系的学生纷纷效仿，揪来了他们系或校一级的“黑帮分子”。在学生宿舍楼里，只有38楼的楼前有高台阶，很适合做“斗鬼台”。那些兽性发作的学生把厕所里装便纸的铁丝篓拿来，套在被斗者头上，又朝他们头上脸上浇黑墨汁和红蓝墨水，逼他们下跪，拳脚相加，斗毕押往校园游街。在这场暴行中，活跃着我们班一个同学的身影。我在一旁无言伫立，一阵阵冷颤，为人的丑恶而震惊。
六一八事件后，工作组要求大家对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新的一轮辩论掀起，有三派意见。一派说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论根据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派说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捣乱，甚至有黑后台。一派说是错误事件。我持第三种意见，出发点仍是常识，觉得这种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为与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纯粹是刑事犯罪。这场辩论没有结果，很快就转为对工作组的性质展开辩论。由于工作组倾向于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激进分子便贴出大字报，说工作组推行反动路线，已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赶走。正当自发的辩论热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来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个晚上在东操场举办万人辩论大会。名曰辩论，实际上已有定论，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驱逐工作组。
这两场辩论大会对我震动极大，使我第一次对文革产生了明确的怀疑。人们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对江青也怀有相当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江青的历史和个人品质，对这个突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红角的第一夫人充满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开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惊的，一是她的飞扬跋扈，把工作组长张承先像孙子一样地辱骂，二是她的公报私仇，当着万人之众抖搂家庭私事。在第二场辩论会上，形势已经明确，支持工作组的人不再有发言权，台上站着北大附中“红旗”的中学生，其头目彭小蒙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做了一个火药味浓烈的发言。江青为之助威，高喊：“谁不革命，谁就走开！”群情激愤之时，康生又火上浇油，厉声宣布：“张承先不只是反动路线，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反动路线！”话音刚落，彭小蒙等举起皮带抽向张承先，而台上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皆作壁上观。在作总结发言时，江青越说越激动，一声“我要控诉”，便开始详细数落张韶华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与之同居，张韶华的母亲又是一个多么坏的女人，说到最后，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家没有这么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媳妇！”会场上立即响起呼应的声音：“把张韶华揪出来示众！”张韶华当时是北大学生，幸亏她早已逃匿，不在现场，暂时躲过了一劫。
辩论会之后，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现，也记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那段时间里，我仍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陆续记下了许多困惑。随着运动向前推进，不断有人遭殃，这些日记就成了我的心病，后来是我第一批毁掉的文件。
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我以天真的热情接受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个神，甚至偶尔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生理活动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议，仿佛是一种亵渎。现在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但我曾与人交流，发现当时有过与我同样闪念的大有人在。我对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悦诚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发表谈话传抄出来，不胫而走，我读后真心折服于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击现行教育制度摧残人才的谈话，何其痛快淋漓，简直像是说出了我们这些受压抑学生的心声。因此，虽然我对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强迫自己从正面理解和适应。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醒目口号，例如“触及灵魂的革命”，“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关心国家大事”，在我这个小资眼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也诱使我努力顺应这场运动。我感觉到了理解和适应的困难，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进程必然会不断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这样思想一贯偏右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我必须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右的倾向保持警惕。于是，在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关于当前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我特别强调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危险始终是右倾。我心里清楚，这个论点丝毫没有某种政治分析作为根据，其实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隐晦表达而已。那时已有许多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和抄写这张大字报，并在上面写满了赞同的批语。我还写过一张题为《造反有理，夺权有理》的大字报，时间大约在1966年九、十月间，由于开头引用了从民间小报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话，结果整篇文章被误传成了《朱德同志讲话》。不久后，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延安、成都都收到过这个标题的传单，内容正是我的大字报。我忘了具体写些什么了，大约不外是说夺权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罢，是逻辑上的推演。我在文革中写大字报很少，这是主要的两张，都是所谓理论思考，虽然没有伤害具体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风点火的坏作用。现在我提及这一点倒不是要忏悔，而是想说明当时的总体氛围，我不属于极少数能够超越这种氛围的先知先觉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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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校门外的世界 周国平
在运动初期，哲学系的情形比较特殊。全校和各系的当权派都相继垮台了，阵势大乱但显得比较有生气，唯独在哲学系，由于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左派，原来的当权派仍基本控制着局面，反倒显得沉闷。系里要求全体学生以班组为单位，坐下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由于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这给了若干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干部发难的人以机会，他们便以一贯正确的左派自居。我们被关在宿舍里，人人必须对年级里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表态。原来的班干部，尤其是那位班长，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检查。听着人们没完没了地唠叨鸡毛蒜皮的陈年琐事，一方恬不知耻地夸为光荣历史，另一方痛心疾首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我感到荒谬和愤懑，只能以沉默抗议。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校园一角，外面的世界生气勃勃，越发衬托出寝室里的死气沉沉。左派们频频使用当时社论中的用语，命令每个人“触及灵魂”，我在笔记本上恨恨地写道：“你们的灵魂当然不必触及，也无法触及，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灵魂。”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这些人又率先给自己套上红袖章，神气活现，所做的事却仍是关起门来纠缠班级破事。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搅乱哲学系》的梯形诗，抄成大字报贴出来，讽刺哲学系的红卫兵不过是戴着红袖章的小老头，呼吁打破班级界限，到社会的大风大浪中去。贴出不一会儿，上面就写满了批语，指责我形左实右、仇恨红卫兵等等，宣布要和我辩论到底。我再贴出一首诗，满意地赞许：“瞧这群激动的小老头，现在总算有了一点儿生气。”
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之后，社会上沸腾了起来。作为一个对政治内幕一无所知的学生，我的革命热情也被煽动了起来。所谓革命热情，其实并无具体的目标，只是一种想要投身到沸腾中去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榜样是马雅可夫斯基，我想象自己像他那样写出许多革命诗篇，抄成大字报，然后被转抄到红卫兵的笔记本上，传遍全国。然而，在现实中，我自己连红卫兵也不是，班上的红卫兵组织被那一伙自封的左派把持着，因而备感压抑。八一八后不久，北京学生开始到全国串联，我和几个比较亲近的同学商议结伴出行，某一个左派立即在我们寝室门外贴出告示，宣称倘若狗崽子胆敢外出串联，他们一定要把我们从火车站揪回，决不留情。在红卫兵极端分子的语汇中，狗崽子是指出身不好的人，其实我们都不够格。他们所骂的，一是图道，他的父亲是西藏贵族，但同时也是在文革中受保护的国家级领导干部，另一是班长，他的家庭出身不过是小业主罢了。有趣的是，许多年后，这两人是全年级官运最旺的，分别为副部级和正部级，远非那些孜孜于争夺班级权力的人所能企及。
我们是直到十一月份才走出北京的，那时候大串联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班上那些左派也早走得不见人影。我们一行六七人，包括班长、图道和图道的弟弟晋美，还有一个正在北京串联的名叫许凤的上海中学生，是一个容貌清秀、性格爽快的姑娘，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很喜欢图道，他在印度和西藏度过童年，从小受佛教熏陶，心地慈悲善良，接人待物有一种优美的平和风度。由于他始终以一种正直的立场和健全的常识看待班级里的纠纷，因此深遭左派们嫉恨。他对我十分友好，有时我因年少无知而口出狂言，他也总是予以宽谅。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无比踏实。大串联期间，乘车不要钱，见车就可以上，但每一趟列车都塞得满满的，超员何止一两倍，闷罐子货车也常常用来载人。每到一地，当地有接待站安排食宿，一般是在机关、学校腾出的空屋里打地铺。当时毕竟年轻，倒也不觉得苦。我们选择的是西行路线，第一站西安，折道去延安一趟，然后到成都。一开始，我们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把主要精力用于到大学看大字报，但很快发现情形大同小异，而我们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
到达成都后，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要求学生立即回自己的学校。我和晋美决定上峨眉山一趟，然后再回北京。图道不想去，在成都等我们。许凤特别想跟我们去，我也很愿意带这样一个漂亮的旅伴，但晋美坚决反对，认为一个上海姑娘肯定会是一个累赘。出发那天，天蒙蒙亮，趁许凤还没有醒，我们就悄悄动身了。晋美健步如飞，我紧紧跟随，整个行程只用了三天。第一天，乘汽车到山脚下，登上半山腰的洗象池。第二天，登上金顶，那天阳光明媚，脚下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金色云海，云海里闪出一枚指环形的彩虹，人称佛光，据说是峨眉山极著名又极难得一见的景致，却被我们不期而遇。第三天，飞跑着下山，穿越积雪的原始森林，鞋子被雪水浸透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当天回到成都。这是我第一次攀登大山，为了跟上晋美的节奏，一路连滚带爬，而他好像仍嫌我娇气，下了一句“毕竟是一个上海人”的断语。我对他这个旅伴却很满意，他像图道一样寡言，但更有一种深思的潜质。留宿金顶的那个夜晚，他勤勉地阅读散落在僧房里的文献，并向临时充当招待的僧人请教。我们在串联中结下的友谊延续了多年，我分配到广西，他去内蒙插队，我们一直通信。我知道他在农村表现积极，做了许多好事，例如用自己的钱为生产队买猪种。有一回，他写信说，他有一个秘密，暂时还不能宣布。我立刻猜想他有了心上人，事实却是他即将被批准入党，但这件事最后告吹了。后来我们断了联系，直到有一天，我在《参考消息》上惊诧地读到，他在美国，成了达赖的发言人。
从峨眉山下来后，我们便打道回府，唯有班长决定从成都出发开始步行串联。他说到做到，走了小半个中国，许多天后脏兮兮地回到学校。这人身上有一种超常的克己品质，意志十分坚强。其表现一是极能吃苦耐劳，刚学游泳时，他的姿势非常别扭，却每次都以这别扭的姿势坚持游一千米以上。二是极能忍让，无论左派们怎样纠缠他的小是小非，他都只作自我批评，我和他住同一寝室，从未听见他私下里有半句怨言。毕业后他分配在某省一个最贫穷的乡里，没有任何权力背景，而能在官场稳步上升，除了机遇之外，他的坚忍品质必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7年上半年，我还曾两次外出串联。与第一次不同，这两次可以算是组织派遣的。那时候，北大已成立以聂元梓为首领的新北大公社，我是这个组织的群众成员。反对聂元梓的那一派叫井冈山，人数很少，但气势很凶。根据后来的传闻，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时劝她去上海避一避风，她便带了若干人奔赴上海。她的一员干将是孙蓬一，此人一向对我友好，邀我参加。我们住在上海一栋旧式小洋楼里，也是打地铺，小楼里一派繁忙景象，但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插不上手。孙蓬一交给我和历史系一个学生一项任务，让我们去无锡工厂调查两派斗争，然后写出支持造反派的文章。我和那个同学在调查后觉得造反派毛病很多，结果写了一组批评造反派的文章，印成传单散发了出去。当时孙蓬一不在，他回来后看到传单，脸色陡变，勒令停止散发。孙绰号大炮，容易冲动，文革未结束便被当做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暴死狱中。
从上海回来后，闲着没事，历史系另一同学对中学的文革运动感兴趣，约我一同研究。我们一起走访了若干所中学，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三个镜头。一是西郊一所中学，好像是六十七中，造反派头头叫奚小明，一个军干子弟。这是很特别的，军干子弟一般都站在联动立场上，而他是反联动的。他很矜持，一副思想家的派头，而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个围着他转的女孩，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全是崇拜他和体贴他的话语，实在令我艳羡。二是八一学校，这是一所军干子女聚集的学校，我们去时正看见叶剑英的小女儿被校革委会扣留，通知叶办来人把她领走。三是联动头目牛皖平家里，他刚获释放，慰问者川流不息，而他始终沉默不语。
五、六月间，四川传来武斗消息，北大一些学生去那里支持造反派，我也跟着去了，分在简阳县。当时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只要是支持造反派的，都打着首都红代会的旗号，我们也如此。既然新北大公社是首都红代会的成员组织，这样做也算符合事实。在一般人心目中，首都红代会是毛主席的嫡系部队，威望很高。因此，我们到达后，当地造反派声势大振，很快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在两派发生冲突时，我曾被对立派短暂绑架，混乱中摸走了钱包。我们驻扎在简阳中学，那里有一支精悍的文艺宣传队，四川姑娘的美丽使我心醉神迷。我单独下到该县禾丰公社，作为首都红代会代表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离开简阳时，送别的场面十分壮观，造反派倾城出动，车站前是人面的海洋，人们唱着歌，哭着，我们每个人胸前被别上几十枚毛主席像章，臂上被套满红袖套。有一个天使一样可爱的小姑娘，她蹦蹦跳跳地拉着我的手，车启动时哭得特别伤心。回北京后，她给我寄来了信和照片，照片上的她像一朵清晨带露的鲜花。我还和禾丰初中的孩子们通信，他们回信说，大家争相阅读我的信，结果只好油印几百份，人手一份，许多对立派的孩子哭了，说不该围攻这么好的红代会哥哥。在这次串联中，我没有看到真正的武斗，只看到了那些被卷入政治大潮的外省青少年的无比天真的热情，这种热情很容易被引向残酷的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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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我的立场出自直觉 周国平
北京学生分派的情形相当复杂，受各种势力和因素的影响，越到后来就越是如此。就早期而言，一个重要因素是与现行教育体制的关系。大致说来，保守派的中坚是这一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造反派的头目和骨干则往往是一些被称作痞子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是另类，他们有较多的独立思考精神，对于旧教育体制相当抵触，往往被党团组织排除在外，处在比较受压抑的地位。因此，他们的造反包含了某种反传统的成分，清华可以算作这种情形的一个典型。北大的情形就很不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里的造反派头目根本就不是学生，而是一个专职党政干部。聂元梓的反陆平实质上是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由于某种特殊的需要，她才侥幸获胜。她其实完全是传统中的人，上台后也仍以传统的方式领导北大的运动。这种格局使得北大学生中的反传统力量不但没有分化出来，而且仍受着压抑。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作北大运动的先天不足。新北大公社虽然是北京高校五大造反派组织之一，但是，它完全不像清华井冈山那样是在反抗中形成和逐步壮大的，相反，它是聂元梓在坐稳江山之后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囊括了全校多数师生。毫不奇怪，这样一个组织不可能有多少锐气。事实上，当时的社会舆论几乎是把新北大公社视为保守派的大本营的，以至于人们在打派仗时，倘若想证明对方是保守派，举出的最有力理由便是对方得到了新北大公社的支持。
我是新北大公社的成员，但我对聂元梓领导下的北大运动一直很不满意。在校系文革委员会的控制下，北大基本上是一潭死水。如果说有浪花，也是因为不时有一些倒霉的学生被扔下水而溅起的，更使人感到压抑。校园里风行揪斗学生中的“反革命”，这里那里的宿舍墙上会突然贴出大字报，抄录着某个学生的“反动日记”，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伙人架着那个学生在大字报前进行批斗。我读后发现，所谓反动无非是小资情调罢了，最严重也仅是流露了对文革的困惑不解，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自危。还有一些学生因为反对聂元梓而遭到批斗。在这种高压下，时有学生自杀。最使我痛心的是沈达力之死，她就是我刚考上北大时在沪京列车上的那位漂亮旅伴，在未名湖畔服毒自尽。我听说，事情发生后，对立一派的女生在宿舍走廊里幸灾乐祸地尖叫：“307的伙计们，那个贱货断气啦！”我在中文系宿舍外的墙上看见她们贴出的告示，用大号字体宣布：“要把这堆臭肉里的反动灵魂揪出来斗倒斗臭！”当时我心中充满厌恶，深信迫害她的人一定容貌丑陋，她是被嫉妒杀死的。那天夜晚，我独自在未名湖边徘徊，凭吊这个美丽的冤魂。湖面上倒映着淡黄色的灯光，老柳树披头散发地站在湖旁，在风中摇晃，仿佛也在呼叫着她心中的冤屈。
事实上，新北大公社成立伊始，就有一个与之对立而坚决反聂的组织，即井冈山兵团。这个组织人数很少，其骨干分子在哲学系，我不喜欢他们中的若干人，所以从未考虑加入。他们一直在起劲地声讨聂元梓的反动路线，我虽然也对聂不满，但觉得他们调门太高。然而，大约在1967年6月，聂元梓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对井冈山的骨干进行有组织的批斗，此举使我作出了一个判断。我断定，由于她开始镇压群众，从这个时刻起，她的确是在执行反动路线了。其实，对于任何人事争斗，包括当时运动中的派别斗争，我之采取某种立场，往往不是基于清楚的理论分析，而是出于一种本能式的正义感。
与此同时，新北大公社本身也在发生着分化。化学系有一个战斗队，为首者是后来搞人才学的雷桢孝，虽然属于新北大公社，但思想很活跃，一直在从内部批判聂元梓。这个战斗队贴出的大字报总是很吸引人，我也十分欣赏。由于这个战斗队的名称是以零开头的，其拥护者便逐渐形成为所谓零派。到1967年7月，零派人数激增，一次举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有人开玩笑说：“老聂现在一定在伤脑筋，要派多少辆大卡车才能把这一小撮抓光。”零派兴起后，北大的面貌为之一变，学生中被压抑的才智迸发出来了，在大字报和辩论会上各显其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大字报重又琳琅满目，大抵是批聂的，极尽讽刺之能事。聂被比作慈禧太后，老佛爷的绰号不胫而走。淘气的学生大写打油诗，有一首影射她与某政要的风流韵事云：“夏菊凋零秋菊开，为比风流眼半斜。”口才好的学生也有了出风头的舞台，后来当上联合之后井冈山兵团司令的牛辉林就是在辩论会上崭露头角的。我对零派的欣赏几乎是审美性质的，我觉得这一派开心，好玩，有生命力。哲学系女生很少，漂亮女生更少，很可惜，我眼中唯一的一位站在了对立面。我为她写了一首题为《保守派的姑娘》的诗：“姑娘，你干吗叫得这样响，还要扯起尖嗓子骂娘？你的脸挺美，你的头脑可真糊涂，那里面装满了保守思想。一会儿你低下头读书，好像挺认真的模样。说真的，我有一个感觉，我总觉得你是在读《修养》。”附带说一说，尽管刘少奇在文革中的经历极令人同情，但我从来不喜欢他写的这本《修养》。
零派从新北大公社中分裂出来已成必然之势，无人能够阻挡。1967年底，零派与小井冈山合并为大井冈山，宣告分裂完成。联合后的井冈山兵团有五千人之众，著名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周培元被选为第一任总勤务员即总头目。这位老人富有正义感，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受聂压制的学生，但当选不久即在周恩来的劝告下辞职，由牛辉林接任。我在北大文革中从一派转到另一派的经过便是如此，支配我的不是思想，也不是利益，而只是直觉。也许正因为此，无论在哪一派中，我都不是风云人物，而只是一个普通群众。我安于这样的角色，一生中不曾有过成为政治人物的想法，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在这方面既无动力，也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