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离开北京了，我别无留恋，只舍不得世英的亲人们。在与平英通信后，我去郭家又多了一些。第一次去，我在东屋午休，平英叫我进偏室，把一个黑色的小木盒搬到桌上，低垂头出去了。这是世英的骨灰盒。一会儿，她带我去洗相片。洗出的相片中，有一张我和世英在院子回廊里的合影，我坐着，世英站着，都是深思的神情，她指着说：“两个思想家。”有一回，我和郭汉英在下围棋，她从外面回来，远远看见我便发出欢喊声，走到我的身边来。没有了世英，全家孩子中只有她和我年龄接近，比我小两岁，仿佛因此成了最合适的接待我的人。在一封信中，她写道：“一年前，郭世英做了林铭述的郭民英。现在呢，现在谁来做你的郭世英，又是谁去做林铭述的郭民英啊。”我从中读出了令人心酸的善良。我希望是她，但知道不可能，在我眼中她是这样高贵的一个女孩，我们之间有着微妙而难以逾越的距离。
因为我给平英的信，于立群对我格外热情。她告诉我：“那天夜里，我感到奇怪，怎么小妹还没有睡觉？到她房里一看，她正在给你写信。我看了你的信，很感动。”接着，她把我叫到她屋里，说那天她也给我写信了，写了两页就写不下去了，她让我看这未完成的信和她写给肖肖的信。世英死后不久，肖肖被送到青海当兵，情绪极为低沉，大家都为她担着心。悲剧过去两三个月后，于立群的情绪倒是稳定了一些。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她对我谈世英的往事。他串联回来，好几次提出：“咱们家应该来一个革命化。”她问他学校整他的事，他把头一仰，笑一笑，显出轻松的样子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她分析死去的两个孩子的性格，说世英是热情奔放，民英是细腻，削苹果皮稍有粗细厚薄不匀都会难受。她鼓励我：“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如果了解郭世英的人都死了，还有谁知道他？”
9月8日，我在离京前最后一次去郭家，他们让厨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给我饯行，餐桌上有我爱吃的大对虾。四个孩子一起把我送出大门，汉英说：“这一别，恐怕很难再见面了。”建英说：“去了以后，大大地来信。”又马上一笑，指一指平英，纠正说：“不是给我，给她大大地来信。”平英朝我点点头。我和林铭述走在夜晚的街头，他议论道：“这个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背后是外人想象不到的悲剧。”静默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我觉得悲剧还没有完。”他问我想不想写小说，我说等将来吧，他说：“我是指将来，现在当然不成。十年以后吧。”我问他：“你看有希望吗？”他小声说：“这是迟早的事。”然而，分手时，他给我的临别赠言却是：“跟上时代，不要太消沉。”
那一天有一件事留下了一个小遗憾。我曾在林铭述家里看到郭老送的墨宝，很羡慕，便鼓起勇气让平英帮我也要一幅。上一个周末，郭老给我写了一幅，内容是他尚未发表的词《水调歌头·游采石矶》，写在大约四开大的宣纸上。他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这个意境十分合我的意。我捧在手中，自是不胜喜悦，建英在旁边说：“爱不释手。”由于那天我是骑车往返，怕途中损坏，就让建英替我暂时保存，准备今天拿走。今天临走时，于立群劝我不要拿了，她说，我去部队农场那样的地方，带去了影响不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层顾虑是有道理的。不过，倘若现在能把这幅字找出来还我，我会很高兴的。
9月10日晚上，我走出居住了六年的38楼120室，最后看一眼窗外那一排木槿，它们还是六年前的老样子，一点儿没有长高。武斗已把我的书籍杂物洗劫一空，我几乎是空着手离开北大的。大卡车把我们这些去湖南部队农场的学生运到天安门前，在一个军人指挥下，我们匆匆排成队列，举手向毛主席宣誓，再被运到北京车站。我们登上了列车，两个同学隔着车窗向前来送行的一群大中学生慷慨陈词，我在一旁无言静听。火车启动后，那两个同学也静默下来了，只听见车轮碾过钢轨接缝处发出的单调的震响。我久久凝望着窗外的黑夜，心中回旋着李贺的一句诗：“我有迷魂招不得。”
/* 44 */
一 南湾湖 周国平
一个漆黑的夜里，几艘机动木船在风雨中艰难地靠岸，卸下了一群学生。我们肩扛行李，淋着雨，跌跌冲冲地踩着稀泥地，来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间低矮的小茅屋透出暗淡的灯光。门很矮，我们猫着腰钻进去，胡乱地挤躺到几块铺板上。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在洞庭湖内围堤造出的一块土地，被命名为南湾湖，表示发扬南泥湾精神的意思。举目荒无人烟，只有一支农垦部队驻扎在这里，附近还有一个劳改农场。为了接纳学生，部队建立了一些学生连，派军人担任连排级干部。我找出那一时期的来信，偶然发现还留着两个信封，上面有我所在连队的地址：湖南沅江6939部队学一连。
最初的任务是安家。这里原是一片空地，那几间小茅屋是临时盖了让我们暂住的，现在要建起正式的营房。建房的材料除油毡外都就地取材，共三样：稻草，芦秆，泥巴。用稻草搓出一大堆草绳，然后把草绳缠在芦杆上，一根紧挨一根插进泥地里，两面糊上泥巴，就成了墙壁。顶上如法炮制，复盖上油毡和稻草，就成了屋子。全连四个排，每个排一间长屋子，屋里架起两列大通铺，就成了我们的居所。
接着马上投入了繁重的劳动。在泥地上往下挖四五米，开出一条航道，泥巴垒在两岸，一边垒成水渠，另一边垒成公路。挖去一层表土，底下是一层层淤泥，泥土又紧又黏，仿佛有一股吸力，把插进去的铁锨牢牢吸住。越往下挖，泥越稀，两腿插在里面，以不可抗拒的重力作用往下陷，徒手尚且难以拔出，何况肩上挑着百斤重的担子。由于泥巴太黏，粘在撮箕上倒不掉，担子始终是沉重的。我们团共八个学生连，学六连是女生连，开始时，她们也干同样的活，许多女生根本挑不动，就坐在稀泥里哭。冬天来临了，湖区的冬天十分奇怪，突然下起了雷阵雨，闪电划破长空，雷声震得窗户格格响。雷雨过后是连绵的阴雨天，在冰风雪雨中，我们上身穿棉衣，下身只穿一条裤衩，依旧浸在冰凉的泥浆里干活。我做梦也想不到活儿这么重，一天下来全身散了架，哪里还有力气洗漱，带着一身泥巴倒头便睡。
不过，那时毕竟年轻，居然也渐渐适应了，并且感到自己的体力明显在增长。第二年开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种水稻，比起挖航道来，田间作业就显得轻松多了。5月份，连续十几天，天天弯着腰插秧，并不觉得太累。我是新手，一开始完全不会插，几天后称得上是能手了。手指如同织机上的梭子一样飞快地移动着，眼睛只盯着鼻子底下的一小块水田和秧苗，脑子里什么也不想，累了直起腰来歇一歇，看见前面又多了一大片绿色，心里真是欣喜。我喜欢田野劳动，这种劳动虽然机械而单调，却使人亲近土地和生命，头脑和心灵都变得单纯。
湖区有许多小生物。挖航道时，常常挖到藏在淤泥里的甲鱼，挖到了也就随手一扔，没有人想到要拿回去煮汤。每条小水沟里都有鱼，用泥巴拦截出一段，再把水舀干，必定满载而归。一到春天，水蛇四处爬行。有一回，早上出工前，我拿起放在屋外的雨靴，正准备穿上，从里面爬出来一条小蛇。在水田劳动时，蛇是最常见的生物。一个小个子华侨学生见了蛇就捞起来，双手一掰，取出蛇胆立刻吞进肚里。水蛇无毒，我渐渐也不怕了，但始终厌恶蚂蝗。在别处我再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蚂蝗。一次收工后，我下湖洗澡，在岸边浅水处的草丛里站了一会儿，上岸时，旁边的同学惊叫起来。我低头看，只见一条腿在流血，上面叮满了蚂蝗，不下数十条。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当时有人这样形容：“学生的名义，干部的待遇，农民的劳动，军人的纪律。”因为领工资，所以说是干部的待遇。纪律十分严格，完全按部队的一套管理，到商店买一支牙膏也必须请假，无论上哪里做什么事都要排队。劳动累了，谁都顾不上修边幅，穿得破破烂烂上几公里外的一个小镇，那里的农民揶揄说：“大学生在学校里是书呆子，出了校门是叫花子。”
到农场后，始终没有宣布再教育的期限，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要在这里呆多久。环境和生活毕竟太单调了，人们渐渐都疲塌了。年轻人火力正旺，开始想女人，学六连成了人们口头最有诗意的一个词儿。平时聚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是老婆问题，才二十多岁就称之为“老大难问题”了，真个日夜盘算，长叹短吁。有些湖南学生已娶妻，老婆来探亲的日子，住进连部一间小屋，人人眼馋。睡在我对铺的那个学生特无耻，经常兴高采烈地大谈和老婆做爱的细节。
我仍是一个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自命清高地对这一切嗤之以鼻。但是，我也厌倦了单调不变的生活，渴望变化。因此，1969年10月，当部队要抽选一些学生去附近的正规连队锻炼一个月时，我就积极争取，终于被批准。我在那里表现很好，干部和战士都喜欢我，受到了团一级奖励。最高兴的是过足了打靶的瘾，我意外地发现，我的枪法相当准，卧姿百发百中，跪姿和立姿也脱靶甚少。然而，没想到这次出行染上了肝炎病毒。
回到学生连不久，有一天，我感到浑身乏力，没有一点胃口，两个同学便陪我去团部医务室。到了那里，一量体温，已烧到39度，医务人员让那两个同学马上送我去师部医院。所谓送我去，也是要我自己走去的，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完这几公里路程的。师部医院也十分简陋，几间茅草房，没有医疗设备，甚至不能验血，我住在那里，一直被当做感冒治。八九天里，高烧持续不退，完全不进饮食，靠输液活着，上厕所时几次昏倒。我对那个精神抖擞的院长说，我的病不像感冒，应该是消化系统的毛病。他立即称是，说可能是肝炎。事实上，黄疸性肝炎的症状极为明显，脸色蜡黄，尿也黄得发绿。
在病重的那些天里，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我的床正对着门口，门外架着一条木板，是给病号分发饭菜的地方。有一天，正是开饭的时候，我在昏沉中突然眼睛一亮，看见领取饭菜的队伍里有一张美丽的面庞。从此以后，我的卧病生活有了意义，便是等候开饭的时刻，看一眼那张脸庞。高烧退后，我可以起来活动了，就常常在院子里看见那个女生了。师部医院住着几个来自印尼的华侨女生，她是其中之一，她们在洞庭湖区另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得了一种怪病，一条腿——仅仅一条腿——没有了支撑力，因此走路时必须向一侧大幅度地弯下身子。这么美丽的一张脸配上这么古怪的走路姿势，真使我无比同情，我越发怜爱她了。另一个女生察觉了我的心思，仿佛不经意地和我聊起她，说她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再没有回去过。听说直到锻炼结束，这几个女生的病仍无好转，但愿她们后来治愈了。
我出院之后，连里照顾我，不让我再干重活，我成了一个牛倌，任务是看住几头水牛，不让它们损坏庄稼。这是一项无中生有的工作，专为我而设，这些水牛其实从来无人看管，也不需要看管。在农场的最后两三个月，我天天坐在水塘边看天上的云和手中的书，与这几头水牛为伴，过得十分逍遥。
/* 45 */
二 诗人与狗司令 周国平
在学一连，我有两个绰号，一是诗人，二是狗司令。
叫我狗司令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连里养了几条狗，我爱和它们逗玩，给它们喂食，它们都听我的号令。其中一条狗特别依恋我，我出工时把它带在身边，它就会一直坐在田埂上耐心地等我收工。有一回，它自己跑到田里来找我，跟随在我左右寸步不离，情绪很不安。回营房后才知道，原来那天上级命令打狗，它一定察觉情况不妙，就跑来寻求我的庇护了。结果，别的狗都被杀死，它幸免于难。此后一些天里，我天天带着它，躲过了风头。
写诗是我的积习。除了诗，我还常写日记。排长看见我躲在床角写东西，就投以怀疑的眼神，有一次终于走过来盘问我写什么，并教育我好好改造，不要再乱写。房间里两列大通铺，站在门口看一眼，谁在做什么一目了然，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事实上，只有我经常在写东西，难怪惹人注意。我心想，我写的一些诗不是挺革命吗，何不公开，免得人猜疑。于是，我给排长看了几首诗，也给排里的一些同学看。连里开晚会，有的同学便要求我朗诵，我照办，结果大受欢迎，诗人之名传开了。这一着很有效，此后排长看见我写东西再不盘问了，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我们连的多数学生毕业于湖南本地学校，湖南人颇尊重文学，他们在发现我是一个诗人以后，都对我相当友好。
在湖区，天天接触的事物是太阳、大地、泥巴、水渠，它们就成了我的革命诗歌的主题。我当时写的许多诗称得上革命。比如《警句》，第一节是：“假如眼前的靶子是地球，瞎子也可以当射击能手。假如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馋鬼也可以投入革命洪流。”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将永远光荣，只要月光下的世界上还有一个诗人存在。”我便写了一首针锋相对的诗，先把月亮批判了一通，然后把普希金的诗句改成：“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将永远光荣，只要阳光下的世界上还有人民存在。”我的若干诗句经常挂在同学们的嘴上，有时是为了抒情，有时是为了调侃。好玩的是，他们善于从我的革命诗歌中挑出一些句子，来表达并不革命的情绪。有一首《泥巴的价值》，头两句是：“要问南湾湖有什么？除了泥巴，还是泥巴。”后面便讲泥巴可以种庄稼、盖房、筑路、使人身心健康等等，而女娲用来造人的原料也是泥巴。他们略去了后面的内容，单挑出头两句在工地上朗诵，发泄对单调环境的不满。还有一首的前四句是：“我建议，干脆把地平线取消，让大地变得更加宽广。年轻人明亮的眼睛啊，要一眼看到共产主义远方！”往往在收工的归途上，他们便齐声喊出第一句：“我建议，干脆把地平线取消！”以此表达离开这块土地飞向外面世界的渴望。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在借这些看似激昂的诗句曲折地表达同样的心情。
当然，激昂也不是装出来的，常常是真心想要激昂，以求与时代合拍，也把身处的境遇理想化。然而，事实上内心充满迷惘，激昂的高调就常常透出一种病态。有一些诗，直接就是用激昂的高调表达内心的绝望，我自己很明白其性质，是不会让连队里的人看到的。例如《暴风雨》——
穿不透的暴风雨——
雨如海倾，风如山倒！
花布小伞留给太太们吧，
衣服湿透的人
怕什么雨淋水浇？
龙头拐杖留给教授们吧，
满身泥巴的人
干吗要担心摔交？
我原是一阵风、一滴雨，
暴风雨正是我的故巢。
嘴角抹一丝鲜红的笑，
去迎接更猛烈的风暴……
还有一首《大战前夕》，我刻意渲染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氛：“夜空闪烁着电光，爆炸的云满天游荡。电光下的世界，像一堆篝火在摇晃。”然后便写如何盼望战争快快到来，但求捐躯在疆场。那时正大肆宣传中苏战争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我就借题抒发心中无法解决的苦闷。其实，我对自己在苦闷中故作振奋的状态是清楚的，在偷偷写的古体诗中有直截的表白：“心事微茫夜夜思，判杀愁字不须题。九天揽月兴风雨，四海扬波落长堤。掏此寸肠慷慨意，滚它一身洞庭泥。有时怀恋难煎焙，强赋新诗吹志奇。”“南风无惮乱推门，夜半枕衾厌雨声。社稷从来贬儒朽，生灵几度许英魂。但期北伐征沙帝，犹可提携献此身。惯借豪言强写志，我诗往往意难伸。”
我的苦闷，是因为看不到前途。不过，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也常常有忘却一切忧愁的时候。湖区的景色是美丽的。站在大堤上，一边是浩淼无际的湖水，一边是伸向天边的田野，真感到天地辽阔。有的湖面荷叶丛生，渔船平稳地驶过，不时地从荷叶丛里飞出一群水鸟。清晨，太阳滴着露水，像第一枝花苞吐晕，颤悠悠、颤悠悠地伸出了天边的丛林。黄昏，耕牛归来了，衬托着晚霞的背景，宛如一幅美丽的剪影。冬天，冰下游鱼雪中鸟。最撩人的是春天，湖水涨了，帆影多了，池塘绿了，一到夜间，世界沉浸在无边无际的蛙声中，这样辽阔稠密的蛙声只在湖区有，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些镜头都摄进了我的诗中。有一首诗写春天，开头的句子是：“春天到了，一支红木桨，一叶绿扁舟。”结尾的句子是：“春天到了，一轮红太阳，一颗绿地球。”在那个时代，红太阳的唯一所指是伟大领袖，我仿佛偏要复活它的丰富的能指。在《晨歌》中，我还用红太阳表达对爱情的憧憬——
嘘，晨风，嘘，树叶
嘘，田野里窸窣的绿纱裙
瞧潮湿的地平线上
太阳——一颗爱情的心
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吗
太阳真红、真嫩、真清新
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吗
唱一支清晨的歌给谁听……
/* 46 */
三 与郭沫若通信 周国平
农场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们与外界隔绝，通信几乎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不是身处其境的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人盼信的心情，每天由通讯员从团部把信件取回，这成了一天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常常在大堤上久久地伫立，凝望飘向天边的白帆，心中想念远方的朋友。有时候，这种与世隔绝的孤岛生活简直要把我逼疯。多么希望每天都收到信啊，而最盼望的是来自郭家的信。因为寂寞，也因为思念世英，我遏止不住地要给他们写信。一开始主要是给平英写，那些信写得非常糟糕，情绪既冲动又压抑，还充满强作振奋的空话，现在我是羞于再读到的。在我当时的心境中，她是一切美好价值的化身，因此我的感情不可避免地朝着一条警戒线突破，而她也就理智地回避了。不过，隔些日子能收到她的一封信，这毕竟是我的单调生活中的最迷人的等待。除了平英，我还与建英和于立群通信。当时建英因患肾炎在家养病，平时只有他和二老在家，我给他和于立群的信，郭老都看，于是我和郭老之间也开始了通信。
在一次给建英写信时，我抄了几首我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建英回信说：“你写的信真有意思，诗写得很好。爹爹看了说，信写得有诗意，说你很有诗才，并又写给我一首李白的诗。”这首诗是：“剗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然后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君山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剗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在下一封信中，建英揭破谜底：“你的回答好像是错了，也可能不错，好像他铲平君山是为了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后来我读到《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本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那首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于立群给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写了一小段话，署名“老兵附笔”。我是一直不敢打扰郭老的，但有了这段附笔，我就放胆给他写信了，还写了一首诗给他，题为《寄语老兵》。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
其后，在同年6月16日，郭老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你寄来的诗，我都看过。写得好，有生活内容。我写不出来，你不到农场去也是写不出来的。”由于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曾经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他还写道：“认真说，我倒真正羡慕你们。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想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脱胎换骨”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彻底改造。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郭老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政治现状的绝望，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回过头看写于同期的他给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扎根”视为“真正的道路”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句豪言壮语，其实是一句无比沉痛的嘱咐。同样，当他摘抄世英日记中的那句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时，他心中想必是在与政治的肮脏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泥巴的“干净”的。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觉醒，世英正是文革时期政治的一个牺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当初让世英从农场回来的做法。郭民英死后的一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要员来到郭家慰问，周恩来对世英说：“世英不错嘛，在农场劳动了一年，自己又主动延长了一年。”陈伯达马上说：“要是不回来就更好了。”陈这么说也许是唱革命高调，但客观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证实的预言。世英死后两年，周恩来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说：“世英的信（一封只写了半页、没有写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里，不说这事，我很难过，看不下去。怪我有旧思想，让他上大学，从农场回来了。孩子们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更有责任。”事实上，世英自己的确曾想永远留在农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的正确本能，这个本能告诉他必须远离当时的政治。如果这个决定实施，惨剧很可能不会发生。诗人和庄稼汉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众剿杀异端的小知识分子却是社会的怪胎。当诗人的灵魂虔诚地把农场当做涤罪所的时候，实际上向往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休憩的避难所。
/* 47 */
四 迷惘 周国平
我在南湾湖农场生活了一年半，自始至终，我的心情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迷惘。从北京到农场，途经长沙，我们几个同学站在湘江中的橘子洲头，不免想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那时候他也是一个学生，从农村跑到城市，组织新民学会，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现在我们也正是这个年龄，他老人家却把我们从城市撒向农村，从此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豪情万丈如青年毛泽东，如果生活在这个他老人家领导的时代，又能做些什么呢？哪里才是今日新民学会会员应走的路程？我身边的两个同学从来喜欢高谈中国向何处去、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需要是什么之类的宏大话题，现在他们也心事重重地沉默了。在我看来，他们自以为站在历史必然性的高度上，这只是年轻人的幼稚的夸张病。我比他们清醒得多，也消极得多，个人软弱无力的观念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一个人犹如一粒微尘，飘落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大网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做举网人，只能被这时张时收的大网支配着。
我问自己：我究竟怕失掉什么呢？是的，我怕失掉那颗天真的、单纯的、敏感的心，那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在文学上或学术上显露才华的机会。总之，我是担心这平凡的生活之波，这群众的汪洋大海，把我这个虽然渺小却无比珍贵的个体彻底淹没了。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指出的光明大道是到工农中去，毫无保留地与工农结合，彻底改造自己。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倘若没有了灵魂深处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人们给时代这个词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诗意，高喊着投入时代的口号激情满怀地冲向地狱，我也要毫无返顾地往下跳吗？
表面上我也有振奋的时候，但我深知其不可靠。时常，当我参加着各种活动，或者和大家一起开着玩笑，一种抑郁感突然抓住了我，我的心像被电击似地感到剧烈的空虚和不安，把我与周围的一切隔离开来。每天的生活除了劳动，就是关于劳动的重复又重复的训话和讨论。再苦的劳动，咬一咬牙总可以挺过去，并且渐渐适应。真正的痛苦在于这种生活强制性地破坏了知识分子的一切习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甚至头脑中自幼及长形成的基本概念，也随之遭到了根本的打击。当时文汇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宣称对于古的和洋的艺术的全部内容必须进行彻底的扫荡，我读了十分反感。我们实际上已经身处在这样的直接现实之中了，除了“红宝书”，任何书都不准读，也读不到。我的灵魂被抛入无边的沙漠里，看不见一片绿荫，找不到一点寄托。我对自己说：也许，总是寻求着一种精神寄托，无所寄托就惶惶不安，这种状态仍不免是小资吧？
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还有当时盛行的“三忠于”之风，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绣宝像、表忠心，这一套做得煞有介事。起床号一响，所有的人边穿衣服边冲向室外，列队站在空地上，挥动“红宝书”，高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每顿饭前，都要集队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顶峰’只是宗教的代名词。事实上，一切宗教仪式都应有尽有了：祷告，忏悔，唱赞诗，诵经文……”公开抵抗是不可能的，但我实在觉得参加这类活动是愚蠢的，便消极怠工，装得动作缓慢，等我赶到时往往仪式已经结束。
面对这样的环境，学生中有两种表现比较常见。一种是主动敏捷地适应环境，在那些机械的事情上革命透顶。有一个当饲养员的同学竟然亲自品尝猪食，以表示热爱养猪工作。大粪是香的——这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人们以此证明自己的感情包括嗅觉都已经彻底劳动人民化。当然，如同一切不合常情的极端行为一样，这些举止背后都有强烈的功利目的。更多的人则迅速地成为庸俗的现实主义者，唾弃一切理想，成天谈论和思虑的唯一大事是娶妻生子。有人对我说：“什么理想、事业，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虽然也看不到前途，但仍信奉理想主义。我回答说：不对，生活有无意义，不决定于环境，而决定于精神状态。同样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精神状态，生活的意义也就完全不同。理想虽然不能变成现实，但仍有作用，就是赋予现实一种方向和品格。在人们看来，我与环境的不协调是十分扎眼的。好心人便替我惋惜，纷纷劝我学一点生活哲学，这样才可以使我的遭际与我的才能相称一些。有一天，一个同学盯我良久，说：“我对你的一生，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表示同情和遗憾。”还有一个同学预言：“你将来或者青云直上，或者大祸临头，反正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活着和死去。”甚至那个老实的副连长也劝我学会适应环境，否则再大的本事也用不上。
总算熬到了头，1970年3月中旬，我们离开农场，奔赴各自的工作地点。虽然日夜盼望这一天，但是，这一天来了，心情依然迷惘。客轮在苍茫的湖面上航行，远处的那一小角陆地，那一块我们曾经在上面流过汗的土地，逐渐模糊而消失了。四周湖水浩淼，水天一色。我和那两个曾经同游橘子洲头的同学一起站在甲板上，他们也去广西，我们靠着栏杆，长久地沉默着，各想着自己的心事。“一生交给党安排——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其中一个说。“进去了，还能不能出来呢？”另一个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凝视着湖面上若隐若现的几点白帆，它们像风筝一样，从远处的天空轻轻地飘过来，滑过眼前的湖面，又轻轻地飘向另一头的天空去了。我一直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不容易从地图上找到一个小小的点，标着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名称，也许我将永远生活在那里了。其实，去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我并不很在乎，使我忧虑的是我将处在什么样的人群中。一个同情者曾半开玩笑地问我：“到了下面，你的诗还有什么用呢？”是的，我的诗，我的心，我所珍惜的一切，还有什么用呢？
/* 48 */
五 广西资源县 周国平
从洞庭湖农场出来，我的目的地是广西资源。先从长沙乘火车到桂林，住一夜后，第二天早晨，在桂林汽车站乘长途汽车。坐在车上，想到这辆车将把我送到一个既陌生又很可能要呆一辈子的地方，我的心情既好奇又落寞。中午，到达一个叫百里村的小站，停车休息，司机和乘客都在站上的食堂吃午饭。在以后的岁月中，我许多次重温这个情境，百里村相当于资源的门户，进出都要在此停留。从百里村驶出不远，汽车就进山了。山越来越深，越来越高，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颠簸盘旋。一边是崖壁，另一边是深谷，路面窄而不平，迎面错车相当惊险。车窗外细雨迷蒙，似雨似雾，罩住了群山。下午四点钟左右，终于到达资源县城，正遇上开公审会散会，街上人流如潮。
资源是一个小县，人口仅十万多一点，位于广西北部，与湖南接壤，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方言也与湖南相近。全县有七个公社（乡），分布在越城岭山脉之中。这里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毛泽东《长征》诗曰“五岭逶迤腾细浪”，越城岭就是五岭之一。县城很小，建在山坳上，抬头看四面都是山，居民也就几千，只有一条街，几分钟就能走完。在农场里关了一年半，现在突然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动了，我感到轻松愉快。开始几天，我天天在街上转，从这头走到那头，看朴素而色彩明亮的房屋，看不同的人脸，觉得一切都新鲜。资源是资江的发源地，因此而得名。这条清澈而又湍急的河流从此成了我的密友，我常常站在县城一侧的那座大桥上，看江水滚滚北流，发出永不止息的轰响。
到资源后不久，一天黄昏，我独自沿着一条小溪进山去。山谷里静悄悄的，殷红的杜鹃花在涧边，在山坡，在打柴的小姑娘的手中开放着。我发现前方有一匹瀑布，正在夕阳中闪着光芒，便欢快地跑过去。瀑布有数丈高，从一注暗泉的洞口泻下，喷溅着雪白的飞沫。两边的峭壁上布满青苔，紫云英像星星一样嵌在暗绿色的青苔间。瀑布冲入下方一口绿得发黑的深潭，投一块石头进去，听不见落地的声音。我心想，这样的景致倘若在闹市附近，一定会成为名胜，在这荒山野岭却只能默默无闻，至多吸引了像我这样一个偶然落到这里的同样默默无闻的外乡人。推物及人，同此一理，不免苦笑。据说现在资源已成旅游胜地，到桂林的游客往往会进山一游。倘若我至今仍在那里工作，看到纷至沓来的观光客，一定会生出另一番感想的吧。
我到资源那一年，分配到这个小县的大学生多达六十几人，大多是从广西本地的大学毕业的，但也有好几人来自全国名牌学校，其中北大二人，复旦二人，中山一人，北京政法一人。这些学生绝大多数被分到公社去了，一般是当中小学教师，也有当公社的专职共青团干部的。我算是最受重用的，只有我一人留在县革委会政工组工作，机关恢复旧名后，担任县委宣传部干事。在当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相当的满足。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书生在县里出现，又安排在县府工作，大约是很引人注目的。不多时间，差不多半个县城的人都认识我了，走在路上，常有我不认识的人向我打招呼。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小小的春风得意只是假象，我的秉性使我完全不适合于在县机关工作。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虽然我在宣传部工作，但始终入不了党，四年后便被调到位于一个公社的县党校去做教员了。与此同时，若干分配在公社的学生则入党提干，有一位当上了组织部副部长，另一位顶替我做了宣传部理论干事。当然，我很快看清了这种情形的必然性，也就不在乎了。
在县里工作，下乡是经常的事。我喜欢下乡，一开始是觉得新鲜，后来是为了远离县机关的琐碎是非，图个清静。第一次下乡，是去最偏远贫困的两水公社，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两水是苗乡，景色很美，两条溪流穿越群山，把村寨连结起来。溪上这里那里筑有桥亭，是当地一大特色。顾名思义，桥亭既是桥，又是亭，木结构，瓦顶，两边木栏杆内侧有两排长凳，村民们出工前在那里集合，夏夜在那里乘凉。民风十分淳朴，多数妇女儿童没有出过乡，以至于我这个脸上架着两片玻璃的人几乎被当成了怪物。有一回，我在山里行走，迎面走来三个小孩，最小的那个立即转过头去，把脸紧贴山坡，另外两个恐惧地瞪着我，握着小拳头，如临大敌。我怕吓着他们，便装着没有看见他们，微笑着走了过去。还有一回，几个戴大耳环的苗家姑娘走来，经过我的身旁时，突然一齐尖声大笑，撒腿就跑。
从我这方面说，开始时我同样不适应村民的生活习惯，不免显得狼狈。我住在一个多子女的贫穷人家，到的第一天，看见主妇把一些蚂蚱放在盆里，用开水浸泡，然后倒进锅里，便好奇地问：“蚂蚱还能喂猪？”她没有回答。晚饭时，桌上有一碗干炒的蚂蚱，我才恍然大悟，后悔自己失言。还有一次午饭时，我到厨房添饭，锅盖半开着，露出一只小猫的下半截，我赶紧把它拖了出来。打开锅盖，我不由得朝后退，另一只小猫正蹲在里面从容地吃着饭。怎么办呢？我犹豫了一阵，还是硬着头皮添了一碗，回到餐桌旁也没有声张。这个家庭真的很苦，几根辣椒放在灶膛里烤一烤，然后捣碎，撒一把盐，就是下饭的菜了，基本上顿顿如此。不过，我始终很愉快，相处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欢我。尤其是那个十九岁的女儿，每见到我就特别高兴，总是甜甜的笑脸，还兴致勃勃地教我讲苗话。我在这一家住了一个月，临别时，男主人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喃喃说：“对不起……”我知道他是为他家的穷内疚，便赶紧不让他说下去。我正奇怪没有看见那个女儿，她出现了，塞给我一包刚炒好的热花生。她天天穿着补丁衣，现在特意换了一件新衣服为我送行，并且因为我的离去而闷闷不乐。我心中十分感动，但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来。
后来我下乡就很多了，走了全县七个乡的许多村庄。南方多雨，经常的情景是，我头戴一顶斗笠，脚穿草鞋，在山间小路上踽踽独行。山区地广人稀，村落之间往往相距很远，有时去某地开会，要走大半天。我还曾经在一个生产队蹲点，住了整整一年。那个队离县城倒不远，我和农民一起到城里的公共厕所起大粪，挑回村里作肥料，并不觉得难堪。县里多数干部下乡下油了，一般不参加劳动，我毕竟是学生，并且有强烈的改造意识，常和农民一同劳动。有一回，正是盛夏，在田里割禾，渴极了，看见农民用手拨开水面的漂浮物，喝稻田里的水，我也效仿，喝完定睛一看，水底有一条大蚂蝗。在县机关，因为我不肯惟命是从，我的上司总批评我骄傲。农民对我的评价恰好相反，他们都说我不摆大学生架子，待人最平等。我自己也喜欢和淳朴的农民在一起，比起和那些自以为是的小官打交道惬意多了。只有生产队的开会是我始终习惯不了的，尤其在冬天，会议室窗户紧闭，燃着湿柴，浓烟刺得睁不开眼，吵吵嚷嚷，往往开到半夜，不决而散。
经常在农村，我对农民的艰难也就有了切身的感知。他们的艰难，很大一部分是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的，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所谓科学种田，强制推广双季稻和相应的水稻矮秆品种。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来到某大队，下令把已经播下的七千斤高秆种子全部犁掉，大队干部要求放鸭子吃，不致完全浪费，这位地区最高长官耍威风道：“不行，就是要全部犁掉，让你们得点教训！”一股风吹下去，定了调子，层层贯彻：“有收无收都得给我种！”我到一个生产队，队长告诉我，去年种双季稻20亩，颗粒无收，今年他想少种一些，但硬派下来的任务是80亩，一亩也不能少。另一是大刹副业，一律判为资本主义倾向。县农办主任带队进驻一个生产大队，我也在其列，被派到一个生产队。正值冬日农闲，有些生产队搭窑烧石灰，烧出的石灰出售，这原是当地农民常用的增加收入的办法，但主任宣布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下令制止。生产队长对我说，不烧石灰，农民没有钱，连年也过不成，问我怎么办。我便召集全队农民开会，让大家讨论怎么办。当然，所有的人都和队长看法相同。我说，既然如此，就照大家的意见办。石灰烧成后，我才汇报，理所当然地被主任批判为右倾的典型。这位主任以贯彻政策坚决、对农民狠出名，曾亲自带民兵拔掉一些生产队种的单季稻，越是这样的人越受到重用，他后来升为副县长了。
我在资源生活了八年半，收获之一是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一点感性的了解。以前我容易把农村想象成远离政治的桃花源，其实大谬，中国农民身受太多的束缚，而当时最大的束缚恰恰来自政治。这种政治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名义把农民树为假想敌，给农民的正常经济活动设置重重障碍。事实上，中国农民之苦，大半来自人为。现在国情有了很大变化，但农民所受的其他束缚仍太多。农村问题的解决说简单也简单，第一步是解除加于农民的种种无理束缚，使他们真正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地位。
/* 49 */
六 小公务员 周国平
我在资源一直是一个小公务员，具体职务是宣传部干事和党校教员。作为我的本职工作，做得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写材料，二是讲课。毫无疑问，不论写还是讲皆奉命而为，其内容无非是配合形势做政治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