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怀着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的诚恳态度，十分认真地对待写材料的工作。记得最早接手这项工作，是县里开毛泽东思想讲用大会，我的上司把一大堆讲用稿放到我面前，要我审读一遍。这些稿子是县里抽调各单位的秀才写的，在我这个有文字洁癖的人看来，大多文理不通，于是我一篇篇仔细修改，改完后让原作者誊抄。有一篇稿子文理尚通，但太罗嗦，我做了大量删节。叫来原作者，发现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戴着眼镜，瘦削的脸布满皱纹，一支接一支抽烟。他看了我的删改，表情似有不甘，但还是默认了。叙谈之下，知道他原是广州军区的专职作家，文革中被定罪发配到资源。他叫刘天野，我称赞他的名字好，他说是为了取笑广州人，在广东话中这个名字的发音是老天爷。此后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我走出资源。
在发现我很会写材料之后，县武装部把我抽调去，与那里一个名叫唐海的年轻干事合作，写县里一个民兵先进单位的材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经常跑桂林军分区。军分区一位副政委管这件事，似乎颇赏识我，几次半开玩笑地说要把我调去。唐海也向我传递了类似信息，说军分区首长对我很感兴趣，我在资源肯定呆不长。不过，后来此事就没有了下文，唐海却青云直上了，在两三年之内，以所谓小步快跑的方式被飞快地提拔，二十几岁就当上了桂林军分区政委兼广西军区副政委，据说预定目标是培养为总政副主任。他是典型的乘直升飞机上去的干部，四人帮倒台后，又落回到了地面上。据我接触，他倒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城府并不深，人挺随和，实在是胡里胡涂被选中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天真的自信，我们合写的材料，我觉得不行，他总是满意之极。有一次，他参加王洪文主持的中央学习班，回来后跟我聊天，说他认识了一个副军长的老婆，是外交官，他准备让她在国外买表。说到这里，幸运儿天真地问：“为什么在国外买表这么便宜？”然后博学地自己回答：“大约是通货膨胀吧。”
我依然在县委宣传部里写着各种材料，看我能写，几乎所有写材料的任务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很快发现，我在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些讲用材料或某某单位的先进事迹，都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为了体现所谓境界，必须诱迫相关对象编造动人事例和豪言壮语，在多数情况下还必须自己替他们编造，否则就通不过。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学习班，最后首长做例行总结报告，讲稿都让我来写。那往往是一些党员学习班，班上传达的文件不让我这个非党员听，却非要我来写总结报告，也真是荒唐。我是越来越厌烦了，想到自己不得不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耗费在制造这些垃圾上，我深感屈辱。常常是一边写着，一边本能地感到厌恶，写了几句就丢开，然后强迫自己再写几句。我一遍遍问自己：难道我的生命就这么贱吗？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用尽量少的时间敷衍塞责，决不多花一分钟。尽管如此，浪费掉的时间仍是大量的，现在想来仍觉心痛。
有时候，我的顶头上司认为某个材料重要，就亲自和我一起写，那才是最可怕的折磨呢。所谓亲自和我一起写，就是他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每一句，随时发出指示，让我涂掉重写。我一不耐烦，他就谆谆教导我说，好文章都是这么磨出来的。关于我的这位顶头上司，我在这里忍不住要多说几句，他领导了我这么多年，我应该对他公平。他姓石，性格却是石头的反面，怯懦而又逢迎，但毕竟当上了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工作。当然，他的性格在他的上司面前才表现得最充分。武装部一个副政委任政工组长，是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在一个学习班上，副政委上了一堂辅导课，下课后问：“我的课讲得怎样？”我说：“可能深了些，农村干部恐怕听不懂。”石副部长立即纠正：“讲得很好，不深也不浅，对机关干部、农村干部都正合适。”后来，军队干部撤离地方，开告别会，副政委宣布：“我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缺点，但这次有规定，不请大家提意见了。”既然如此，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开始互相嬉闹起来。石副部长突然嗫嚅而言：“我说几句。这次首长要走，我们舍不得……”他的话被嬉闹声打断，然后重新接上，声音颤抖，带着哭音：“舍不得，想留也留不住，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把首长的好思想好作风学过来……”说不下去了，掏出手帕擦起眼泪来。
我还舍不得剪掉另一个精彩镜头。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地区开会，在大礼堂听报告。找位置坐下后，他突然发现他认识的一个地区首长的太太坐在前一排。“烟，烟。”他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感到奇怪，问他：“你不是不抽烟的吗？”但还是把烟盒给了他。他抽出两支，恭敬地递给首长太太一支。“火柴。”他又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掏出火柴，他恭敬地替太太点着，自己点上了另一支。我收起了烟盒和火柴。一会儿，太太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并递给他一支。太太抽着烟，脸朝前方讲台。他拿着未点燃的烟，若有所待。总不见太太回过头来，他第三次用手拉我的衣角。“干什么？”我实在感到厌恶，就明知故问。这时候，他一只手拿着未点燃的烟，另一只手摸索着伸进了我的衣袋，掏出火柴，把烟点着，然后又摸索着把火柴塞回我的衣袋。在做这些动作时，他的脸部始终保持着严肃的表情，眼睛直盯太太的后脑勺。
完全可以想到，按照性格的逻辑，这样一个人会怎样对待他的下属。在他眼里，我除了是一架写材料的机器外，还是一个听差。他随时可能来敲我的宿舍的门，支使我立即去做一件琐事，比如去找某个领导到食堂参加会餐，去找电工修理办公室的电灯，诸如此类。我算得好脾气，尽量不和他公开冲突，但心情常被他的猥琐之态败坏。因此，当我被下调到处在荒僻之地的党校时，感到的是解脱的愉快。
我是1974年8月调到党校的。这里是县五七干校的原址，在中峰公社的一片田野上，四周人烟稀少。党校一共四人，一个校长，两个教员，一个会计。雇了一个傻子当炊事员，因为实在太傻，不久就辞退了，我便在会计家里搭伙。一到夜晚，周围黑洞洞的空旷一片，萤火虫一闪一闪，蛙和昆虫们单调地鼓噪着，我独自坐在屋子里，真感到与世隔绝，心里淡泊极了。屋子十分简陋，久无人住，老鼠猖獗，蚊蝇和各种虫子乱飞，苍蝇在桌上、书上、身上、脸上拉屎。屋前一条脏水沟，农民在上游饮牛、洗粪桶，天旱时浑若泥浆，那是我们的日常饮用水。从物质条件看，当然比在县城差了许多。但是，摆脱了写材料的差事，能够自己支配大量时间，这比什么都好。更使我庆幸的是，我的新上司唐开嶟是一个难得的通情达理的人。他出身农民，身上仍有农民的种种缺点，例如爱占小便宜之类。我最受不了的是他不讲卫生，进我的房间，一边抽烟，一边满地吐痰。然而，可贵的是他还保持着农民的朴实，尊重常识，我们对县里许多现象的看法都比较一致。他对理论怀有天真的兴趣，多少还识货，以欣赏的态度放手让我讲课，在讲课之外不支使我干各种琐事。在他手下工作，我的心情比以前舒畅了许多。
相比之下，我也比较喜欢讲课，因为多少能够自主。讲课的题目当然是规定了的，所谓紧跟形势，例如毛泽东号召学马列时，讲《反杜林论》和《国家与革命》，批林批孔时，讲儒法斗争，但怎么讲就由我自己决定了。我备课是十分认真的，比如要讲儒法斗争，我就读《论语》、《韩非子》、《史记》等书，在此基础上写讲稿，而决不是照抄报纸。其实我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私心，就是不想做一架单纯的宣传机器，每讲一个题目，自己一定也要有收获。正因为如此，我的讲课就比较有内容，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去党校前，我在县城里就以讲课出了名，各个单位纷纷请我去上辅导课。到党校后，这个名声就传遍了全县的农村地区，因为县党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农村的大队干部，我们还时常下到公社去为农村党员办班。我本来担心自己有学生腔，农民听不惯我的课，其实不然，他们往往听得津津有味，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一点瞌睡也没有。走在街上，常常会遇到听过我的课的农村干部，走过来告诉我，说我讲课最生动实际，他们最爱听我的课。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一向听到的基本上是政治口号和官样文章，有了一个对比。我心里当然明白，我的讲课充其量仍然是比较有内容的政治宣传，与我所想望的理论研究和精神创造完全是两回事。
/* 50 */
七 婚爱风波 周国平
我对爱情一直怀着浪漫的憧憬。在我的想象中，我的爱情应该是充满诗意而又与众不同的。离开学校后，看到周围的大学毕业生们都急于娶妻生子，我心里十分鄙视。我对自己说，我可不愿像他们那样把自己变成一头牛，去拖家庭的破车。我一定要为自己保留一份珍贵的权利，等待茫茫人海中那个唯一者出现。然而，在资源呆了不到一年，第一次走出深山，在桂林的街头徜徉，我的决心就动摇了。十月的桂林，空气中飘散着甜甜的桂香，姑娘们仰起脸来，望着俏小的桂花，甜甜地笑了。此情此景，突然使我感到异常惆怅，我发现自己多么孤独，多么渴望女性的芬芳降临我的生活。两个月后，我就寄出了一封后果重大的信。
上大学时，一个聪明的同学曾经嘲笑我梦想纯洁的爱情，对我说：什么是爱情？这与公狗和母狗之间发生的是一回事。我喜欢这个同学，但反感他说的这句话。现在我不会否认，他所说的驱使公狗寻找母狗的动机在我身上也起了作用。在那个年代，未婚性关系被视为严重错误，必定招致处分和羞辱，一个年轻人倘若不想毁掉自己的前途，结婚是解决性的需要的唯一途径。不过，我更忍受不了的是寂寞。当我看清自己将长期乃至一辈子生活在这个深山小县，并且确信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找到知心伴侣之后，我就认为继续保留那一份珍贵的权利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决定不再等待。可供选择的对象极为有限，却是现成的。
两年前离开北京的那个夜晚，在北京车站，三个女中学生来为我的两个同学送行。不久后，她们自愿去了西藏，想在那里插队，因为政策不允许，被安排到了一个地质队工作。在洞庭湖农场期间，那两个同学一直与她们通信，她们在信中向我问好。我被她们奔赴西藏的勇气所感动，写了一首诗，让那两个同学寄去。三女生中的一人直接给我来信了，我们之间开始了通信。在通信中，她的感情时有明显的表露。匆匆见过一面，我已经不能清晰地回忆起她的面貌了，只记得是高个儿，人还算漂亮。她的信给我的感觉是，革命热情很高，思想简单。她显然不是一个能够拨动我的心弦的人。但是，现在，我决定试探一下发展关系的可能性。我对她爱我是有把握的，所以实际上是要试探一下我能否爱她。1970年底，我给她发了一封信，向她开了绿灯。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道：“她不一定理解我，但她愿意理解我，这就够了。”答复是预料中的，她回信告诉我，在见我的第一面就对我有“莫名其妙的好感”。她还说，她觉得自己远不如我，常想我，又常克制自己，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我被她的热忱打动了，觉得没有理由不朝前走，便约定春节在北京见面。
春节期间，我和敏子在北京见了面，然后又跟随她去山西她的父母家，共相处了十来天。我的印象是矛盾的。她性格外向，开朗健谈，但缺乏含蓄。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她不停地说话，而我的沉默少言也使她很不习惯。我企望一种心领神会的境界，一种直觉的沟通，这是我和她在一起时感觉不到的。当她神采飞扬地说话时，她的脸显得生动而漂亮，可是，在另一些时候，尤其当她生气时，就显得憔悴而不美了。虽然她比我小两岁，但长相明显比我老，引不起我的温柔之情。最使我反感的是，她常以多少有些赞成的口吻转述她的家庭和亲戚对我的指责，诸如不懂礼节、空手来访、嘴不甜、没有眼力见之类。眼力见是北京方言，这个词我还是头一回听到，大约指一种在别人家里敏捷地帮助做家务的能力。我从来是一个书生，压根儿没想到世上还有这类指责，人还必须具备这类品质。在她家住的那几天里，我只感到自己走错了地方。
在这次见面之后，整整两年我们没有再见面，仅靠通信维持着联系。在两年中，我对这件婚事始终处在动摇和反复之中。每次我一动摇，敏子都反应激烈，在信中表达了气愤和悲伤的情绪。在我眼中，她的这类信写得特别好，语句或尖刻或哀怨，但都有光彩，于是觉得她可爱，重新坚定起来。然后，当她满怀信心之时，我又想起她的种种缺点，再次泼冷水，开始了新一轮循环。敏子比我清醒也比我果断，她觉察到我不够爱她，在见面后最初的通信中就奉劝我：“现在刹车比以后刹车好。”并且宣布：“让我勉强去爱一个人，是我的痛苦。让一个人勉强来爱我，是我的耻辱。我不希望痛苦，也不希望耻辱！”相反，在整个过程中，我却充分暴露了我的性格弱点，极其优柔寡断，沉湎在对自己感情的无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两年过去了，她学徒期满，有较长的假期，我们终于商定春节她来资源结婚。可是，在结婚前夕，我的弱点竟然来了一个大爆发。
1972年12月底，我正在中峰公社下乡，地区文工团来这里体验生活了。有一天，团里几个人在公社客房里闲聊，我也加入其中。有一个女演员正在刻钢板，她身材小巧，梳两根短辫，扎着红头绳，穿一件朴素的花布罩衫，一对大眼睛温柔而有表情。我发现她常常停下手中的工作，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一会儿，她完全放下了工作，心不在焉地听大家聊天，突然向我借钢笔，在一张报纸上涂写，然后又突然还给我。接着，我们结群去礼堂看公社业余会演，她说她要赶任务，不去了。可是，在礼堂里坐下不久，我发现她坐在台上一侧的椅子上，正凝望着我。
若干天后，贝珍走进我住的客房来取火种，对我说：“我可能先回桂林，明天走。”门外有人声，她匆匆走了。一会儿，我出屋子，正要进公社办公室，见她迎面走来，走过我身边，飞快地递给我一张纸条，头不回地径直走了。我的心砰砰乱跳，走到街上无人处看纸条，上面写的是：“在即将离别之前，才感觉到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尤其是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在一间大客房里，文工团的人在烤火，她在油印。我靠在角落里一张床上，注视着她，心里七上八下，她也不时朝我窥看。我做出两个决定，第一立即给敏子发电报，让她暂时不来资源，第二把我和敏子的事情告诉贝珍。晚上，我和贝珍在乡村公路上散步。听说我已经有了未婚妻，她一怔，显然感到意外。她告诉我，虽然她不乏追求者，可是她对别人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情。
次日，我回县里开会，四五天里，我们通了好几封信。在当时的我看来，毁弃婚约是极严重的事，基本否决了，但又十分舍不得她。她也劝我维持婚约，同时又对我一往情深。1972年的最后一天，我借口要买香菇，跑到中峰，当然真正的目的是想见她一面。回县前，她来找我，说已经请假，要去县里买东西。后来我知道，她的借口是去买天麻，文工团的人因此给我们两人起了绰号，称她为香菇，称我为天麻。我们同车到达县城，她下午去办事，晚上来我的房间叙谈，当夜住在县文艺队的宿舍里。
按照常情判断，两个彼此爱恋的年轻人关门处于一室，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事实却不然，那时候的我，说单纯也好，说迂腐也好，对于一个我不能娶的姑娘，哪怕动一下亲吻的念头也会觉得罪恶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规矩地坐着说话的时候，中峰那里已经炸开了锅。正是阳历除夕，文工团的人聚餐，有人问贝珍哪里去了，响起了一片嘻笑：“县革委会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真厉害，把我们团的姑娘拐走了！”“多少人攻不下，他盯她看一会儿，一下子就带走了……”在场的地区政工组一个副组长闻言勃然大怒，当即宣布要把我放到最苦的公社去。当天夜里，文工团不断地往县里打电话找人，并调查贝珍睡在何处。第二天，从清晨起就派人在公路上守候，贝珍一到达，立即被隔离了起来。第三天，我去中峰，无法再见到她，只得到了别人转交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不再与我见面。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粗暴地压制恋爱自由无疑是对人权的侵犯，可是，在当时，两个年轻人哪里有力量对抗握有一切权力的组织。若干个月后，文工团一位老演员到资源出差，她是贝珍的老师，我从她那里知道了较多的实情。那个政工组副组长掌管文工团，他宠爱一个男演员，而那个男演员看上了贝珍，他就一直在利用职权从中撮合。在他看来，我不啻是闯入了他的禁地，搅乱了他一心想包办的婚事，难怪要恼羞成怒了。中峰风波后，他和那个男演员对贝珍进一步施加压力，仍以失败告终。贝珍的老师告诉我，贝珍始终为我辩护，说她是主动的。她对老师说：“一般男的往往头脑简单，感情僵硬，我长这么大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贝珍的老师还谈了她的一些近况，例如在阳朔拍电影《漓江春早》，别人抢镜头，她却很淡漠，躲在树阴下绣花。听了这些，我心里越发难过，觉得贝珍可贵，格外想念她了。
/* 51 */
八 贫贱夫妻 周国平
中峰事件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我本来就下不了毁弃婚约的决心，这时就更没有理由犹豫了，便动身去山西，在那里与敏子登记了结婚。敏子问我为何电阻她来资源，我不愿撒谎，把发生的事情如实相告，这在她心中落下了长久的阴影。
我们离开山西去上海，途中在南京逗留了两天。事实上，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南京度过的。虽然这一夜的情形难以启齿，为了对敏子公平，我仍要鼓起勇气说出来。不管我对婚事多么矛盾，在南京那家小旅馆的房间里，我毕竟是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个女人的美丽的裸体。当这个曾经勾起我的无数白日梦的时刻真正来临时，我兴奋而又紧张，并且极其笨拙，结果，事情在真正开始之前就结束了。我知道这叫早泄，心中万分恐惧，断定是我长期自慰造成的恶果，对自己的性能力丧失了信心。第二天，我发起了高烧，烧得全身无力，嘴唇脱皮。自始至终，敏子没有丝毫不满的表现，她温存地照料我，替我脱衣穿衣，送水接尿，总是甜蜜地笑着。我异常感动，心里真觉得她好，并为自己有负于她而内疚。在她的照料下，我的身体很快复原了。她又温存地抚爱我，帮助我熟悉她的身体，不多天后便有了满意的收获。我尝想，当初她倘若对我不耐烦甚至歧视，我很可能会因为自卑而一蹶不振。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每当我生病或遭遇困难时，敏子都表现出色，她的确是一个有献身精神、可以共患难的伴侣。
可是，在当时，我的感动维持了没几天，很快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从上海出来，我们进行蜜月旅行，去重庆小早家作客，然后乘船沿长江而下，游三峡，在武汉上岸，乘火车返桂林。在整个旅途中，我们相处得很不融洽，争吵不断。起因好像都是小事，其实她是在为婚前那个插曲生气，便长时间不说话，惹得我也生气，空气相当沉闷。在武汉时，她不理睬我，径自走得不见踪影。我背着一张在万县买的藤椅到处找她，累得气喘吁吁，腿都快断了，绝望中回头看，她正偷偷跟在我后面。
回到资源后，敏子住了三个月。一年后，她离开西藏，调到资源。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两人之间经历了痛苦的磨合过程。我们的性格正相反，一个太内向，一个太外露，而且好像构不成互补。如果我们过去有较多的接触，也许会成为朋友，但肯定不会走到结婚这一步。其实她是一个好妻子，非常细心，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做家务有条不紊。但是，偏偏遇上我这个顾影自怜的人，嫌她在感情上不细腻，对我的那颗敏感的心不能感应。她最担心的是我天性喜欢女孩，贝珍是前车之鉴，可能还会爱上别的女孩。她是有道理的。我多么愿意看到女孩们投来的有含义的目光，一旦结了婚，这些就没有了。可是，我不检讨自己，反而有几分强词夺理地责备她说：“难道你不也是一个女孩吗？既然是天性，就要发挥出来。你不想一想，一个女孩守着一个天性喜欢女孩的男人，却使他的天性发挥不出来，她的女孩味儿是否少了一些？”在那些日子里，我真是伤透了敏子的心。她多次悲哀地对我说：“你只对你喜欢的人才是善良的，否则，再待你好，也不能打动你的心！”她其实是很懂感情的，有时议论道：“哪怕一块石头，在手里握了许多天，一旦丢了，还有些想念呢，何况朝夕相处的伴侣。”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很感动，觉得自己真应该好好待她。
在敏子调来一些日子后，我们的关系明显改善了。我们互相都在努力。为了帮助她了解我，我给她看我的日记，还特意为她写往事的回忆。她看后恳切地说：“现在我才知道过去我是多么不了解你。想到当初你怎么会忍受我们家那种环境，怎么会同意和我结婚，真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你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啊。”本来我们之间问题的症结在我不太爱她，并且放任这种不太爱的情绪，现在我把重心移到了努力去爱她，至少要待她好，她自然就投桃报李了。从此，她充分表现出了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一心扑在丈夫身上。她对我母性十足，关爱备至，我从她那里感受到的也更多是一种母性的爱。她愉快地为我做各种事情。我读书，她就帮我摘抄卡片，我写作，她就替我誊抄，她称这为“作业”，总是催我给她布置“作业”，然后一丝不苟地完成。偶尔出差，她一定会跑书店，选购她觉得我可能想看的书。出差时看到传抄的内部讲话，她想到资源消息闭塞，为了让我读到，便辛勤地抄写，有一回竟在路灯下抄了个通宵。出乎我意料的是，一次她从桂林回来，兴奋地告诉我，她去文工团找贝珍了，两人在一起玩了三天。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人同在兴安县境内的一所部队医院住院，认识了那里一个可爱的护士小玲，我和小玲彼此很合得来。她表现得十分大度，对小玲说：“他在那样一个小地方，又没有知音，经常是很苦恼的。我虽然愿意理解他，但我们的心不是那么相通。现在有了你，就弥补了这个不足。”很显然，她在尽最大努力顺应我，包括顺应我喜欢女孩的天性，当然是在适当的限度之内。
在资源人眼里，我们这个两口之家算得上是一个浪漫和睦家庭。敏子来资源后，分配在农机厂当统计员，而我调到了党校。不开课的日子，我也住在农机厂她的那间破旧宿舍里。房间很小，三合土的地渗水，不管下雨天晴，屋里总是潮湿，被窝始终粘乎乎的。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读了许多书，敏子替我抄了大量卡片。资江在农机厂边上流过，那里有一座大坝，我经常在坝的上游游泳，每一次敏子都在近旁洗衣，用这种方式陪伴我。农机厂离县城约有两公里路程，我们经常沿着公路去县城购物和办事。小县的人保守，夫妻不一同上街，而我们总是双双并肩而行，被视为过于亲热，招来议论，有人甚至编造出我们共拎一只热水瓶的故事。敏子一定还记得我们养的一只母鸡，母鸡孵出七只小鸡，她为它们一一命名，我们看着它们长大，给寂寞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有一回我在党校，正逢我的生日，她揣着两只鸡蛋步行两个多小时，前来向我祝贺。看来，我们是要在这个深山小县里相依为命下去了。倘若不是后来国情发生巨变，情形很可能如此。我不想违心地说我不喜欢后来的变化，但是，我想告诉敏子，我不会忘记我们在资源共甘苦的岁月，当我回忆这段岁月的时候，我心中充满对她的感激之情。
/* 52 */
九 社会的角落 周国平
在群山屏障下，小县城里的生活是平静的。文革期间，这里也曾经剧烈地动荡过，许多人惨死。我到资源时，事情仅过去三年，但表面上似乎看不出痕迹了。现在小县里也会发生故事，成为单调生活的点缀，仿佛向湖面投一颗石子，绽开一圈波纹，然后复归于平静。这些故事往往与性有关，有的悲壮，有的猥琐。
我刚到资源不久，县政府大院里就惊爆一起凶杀案。军管会（当时公检法合并为军管会）的一个年轻人，担任我们县革委会机关的团支书，结婚不到一年，用手枪打死了妻子，然后自杀。原因是他隐瞒了已婚事实，妻子知道后要离开他，遂遭毒手。
农机厂有一个二十岁的女工，未婚而怀孕，在宿舍里自己偷偷把孩子生出，然后掐死，塞进一只纸箱。此事被发现了，无论怎么审问，她不肯说出那个男人是谁。当然，她被开除了，但未被判刑。处罚是针对通奸行为的，在当时农村地区，杀婴似乎不算什么。
中峰的一个农妇与人通奸，谋杀了亲夫，被抓了起来。她怀有身孕，按照规定，不能执行枪决，必须先把胎儿取出来。若干天里，她被关在县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我曾去看过，一个脸皮白净的年轻女人，面无表情。做破腹手术，主刀大夫是与我同批分来的广西医学院一个学生，和我很熟悉。他告诉我，他对这个杀人犯才不留情哩，手术时麻药也没有用，而她竟一声不喊，实在顽固。我听了十分震惊，为他的残忍，也为女人的坚强。不几天后，开公审大会，宣判完立即押往河边枪决。会场上人山人海，一派节日的景象，我站在后面空地上，心中莫名地难受。
县城某单位一个中年干部，妻早亡，多年来与女儿共住。十七八岁的女儿总是神情恍惚，似受了精神创伤，终于吐露长期被其父奸污的苦恼。两水公社秘书是一名退职篮球运动员，身材高大，原在县体委工作，有一天因为强奸幼女罪被捕，很快传出他在拘留所里自杀的消息。中峰公社是全县主要产粮区，书记是县里的大红人，身体肥胖却壮实，我经常看见他风尘仆仆的身影，突然听说他因为鸡奸多名年轻下属而被调查，若干天后，他在宿舍里上吊了。
资源很小，县里及各公社的干部互相都认识，至少都知道，谁出了事，马上就传开了。除了不时发生的案件外，日常的生老病死也会成为新闻。资源患癌症的人特别多，据说原因是地下有铀矿，在县城熟人中，我就看见先后有十来人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每出现一个新的不幸者，人们互相报告消息，叹息一番，过不多久就忘掉了。小县城里的人有顽强的生命力，把生老病死看得很平常。小街上走着出殡的队伍，虽然棺中人是大家都熟悉的，人们依然津津有味地享受着日常生活。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吃喝，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若干人围着一只炭炉，炉上架着铁锅，正在热烈地聚餐，当地人叫做打牙祭。事实上，铁锅里的内容相当贫乏，当时肉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半斤。因此，人们便把心思用在怎样弄到计划外的食物上面，途径有二，一是走后门，二是异地采购。司机成了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姑娘最想嫁的对象，因为可以游走四方，弄到本县短缺的物品。有门路的人家纷纷为子弟谋求司机的空缺，一个副县长把儿子安排进了汽车队，比自己当上了县长还得意。开公共汽车的司机最为威风，巴结他的人真个比巴结县长的多，他点头便是票，刹车便是站，和他搞好了关系，可得许多方便和实惠。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却更显得是一个书呆子了。我舍不得把时间花在家务上，每月的肉票不要，过年过节单位分配的肉也不要，永远在食堂用餐。人群聚集之处，或吃喝，或打扑克，我皆敬而远之。牌桌上少一人，若有不了解的人要我参加，马上会有了解的人轻蔑地说：“他是大学生，不会打扑克，只会看看书！”这基本符合事实，我的确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除了应付交给我的工作外，多数时间是在读书。下乡时，我也总带着书去读。因为这个原因，县机关对我的主要批评始终是说我骄傲，放不下大学生的架子，脱离群众。其实，我放不下的只是书罢了，除此之外，我是很随和的，一般百姓特别是农民从来不说我有大学生架子。
我真正搞不好的是与某些官儿的关系，在他们面前，我也许真有点儿骄傲。相当一些出身农民的基层干部，他们往往摆出干部的架子教训农民，又因为出身农民而歧视知识分子。有的人掌握了一点小权力就不可一世，我实在无法报之以谦虚。机关一个管总务的小头目闯入我的房间，发现我的桌上放着《红楼梦》，窗上挂着绿帘子，顿时气势汹汹地责骂道：“你看你像什么话，读黄色书籍，还挂绿窗帘，洋里洋气的！”面对这样的责骂，你除了笑他愚昧，还能怎样更客气地对待他？我刚到资源时，让我负责收缴和处理文革期间流传的所谓非法印刷品，这一工作结束后，按照当时顶头上司的意见，销毁了大部分收缴品，封存了少量样品。五年后的一天，宣传部长在大街上突然把我叫住，质问我那些收缴品放在哪里。听我说销毁了，他勃然大怒，斥责我为什么销毁，接着听我说还有样品，又斥责我为什么不全部销毁。面对这样的无理，即使在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你又怎么能为了照顾他的部长面子而忍气吞声？毫无疑问，在所有这类场合，我都落得了一个骄傲的罪名。我终于明白，我若要不骄傲就必须绝对顺从，这个标准对于我实在太高不可攀了。
在基层工作多年，亲身遭际使我对许多基层官员的素质感到悲观。那时候的问题还不是腐败，依我看主要是昏庸，得过且过，大小事都不肯担负责任。无论一件什么小事，如果需要领导签字，那就惨了，官儿们必定互相推委，你在官儿们的森林里迷了路，找不到肯给你签字的人。我在资源是外地干部，婚前和配偶调来前有法定的探亲假，可是，每次请假的经历都只能用不堪回首来形容。那时没有身份证，出差或探亲都必须持组织部门开的介绍信。情形几乎必然是，组织部干事说要请示副部长，副部长说要请示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说要请示县委副书记，副书记又让我去找组织部干事。一圈转下来，就快到春节了，而过了春节就根本不可能再给假。一次我找县革委会副主任时，他竟说：“每年你都要回上海一趟，群众意见很大。”我不禁愤怒了：“奇怪，我家在上海，探亲不回上海去哪里？”有时候，实在得不到签字，我也负气上路，结果是不让报旅费并且扣工资。这显然是剥夺我的法定权利，可是，无处说理，只得自己忍下来。我无法理解这些官儿的心理，本来是明文规定的事情，他们中无论谁作主批一个字，绝对不会犯错误，为何偏要让属下的一个普通干部这般不好过。我只能用基本素质来解释了，关于这个素质，有一个小小的例证。组织部那位永远不肯对我的法定探亲假说一声同意的副部长后来死于癌症，死前念念不忘的事情是给内弟调一个好工作，咽气前拉了拉老婆的衣服和裤子，伸出三根手指，意思是要给他做三套寿衣。
/* 53 */
十 人间温暖 周国平
我的神经一直太敏感也太脆弱，在资源生活的八年半，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三岁，正是青年盛期，这种情况并无多大改变。我看不得悲惨的场面，有好几次因为看见临终的病人而昏眩。一次在中峰卫生院，我认识的一个医生在给一个年轻女人做人工呼吸，她双目紧闭，袒露的胸脯呈铁青色，鼻孔和嘴向外喷血，她的婆婆在一边哭喊。我在门口看到这个情景，顿时感到胸闷、恶心、眼花，赶紧到那个医生的宿舍里躺下，再回去，病人已死。她死于钩断螺旋体病，这是资源常见的一种寄生虫病，发作就不可挽救。还有一次，我去县医院看望与我们同年分来资源的一个学生，他在打篮球时摔了一交，伤了脊髓，恶化至于瘫痪，已是弥留之际。他原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现在面目全非，浮肿的脸却仍然对我微笑着。看着这古怪的笑容，我眼前冒起了金星。最严重的一次，情形比较奇怪。我在路上遇到外贸局一个干部，他患白血病已久，一直在自采草药治疗。他一路对我说着治疗的情况，十分乐观，我却头昏眼花起来了。和他分手后，我赶紧摸到路边一个熟人家里，刚进门就不省人事了。事后回忆，我当时在做梦，感觉很轻松，但不记得梦中景象了，似乎梦了很久，然后突然醒了过来。那个熟人告诉我，他看见我进屋就坐到一张椅子上，呼吸急促，很快停止了，同时脉搏也停止了，脸色死白，大约持续了四秒钟，他以为我会死，又突然有了呼吸。至今我也不清楚，这纯粹由心理因素所致，还是因为心脏有某种隐蔽的疾患。好在离开资源以后，几十年里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形。
我的敏感也使我对寂寞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在深山小县生活，最难忍受的正是寂寞。一个人倘若长期既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没有能够在相同水平上交流的人，便会感到一种深刻的寂寞。对于我来说，只要在资源一天，这种寂寞就不可能消除。不过，除此之外，人还需要普通的人间温暖。在那样一个生活极其单调的环境里，我格外渴望这种温暖，也特别感谢曾经给过我这种温暖的人。
一批大学生同时落到异乡，处境和心情相似，其中性情相近的人就自然会经常来往。我来往得多的是在中学当老师的几个人，其中，和毕业于中山大学的王维大最谈得来，他虽是理科学生，但内心感受相当丰富。我对死亡问题想得很多，有一回忍不住对他谈起了这个话题。他听罢沉吟良久，最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用他的广东普通话一字一顿地说：“想到这些，我只有——打扑克！”常和我来往的还有复旦数学系毕业的潘力律和郑福坤。潘是很典型的上海人，聪明而务实，比我晚一年考上研究生，后来去了美国。他的命运算得上诡谲，与县里一个打字员结了婚，生有二子，而就在他准备赴美的时候，妻子携二子回临近一个县探亲，途中汽车翻下山谷，妻子当即身亡，二子伤残。郑也是上海人，却是一个老实而淡泊的人，见面时总是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说些乡村或学校的事情，态度认真但又口气平淡。他对在哪里生活毫不在乎，只因为妻子是桂林人，才于多年后一起调到了桂林。我自己不能完全摆脱功名心，但对有超脱胸怀的人都感到亲近。还有一位华侨学生黄升益，接人待物很有教养，显然见过世面，却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以一种哲人的风度安于小县城的平淡日子，也安于在当地娶的志趣迥异的妻子。日后，我们这一批大学生纷纷走出资源，他始终无动于衷，至今仍在那里当着中学教师。
我在资源的最亲密朋友却在大学生圈之外，是一个女子，叫申小渝。刚到资源不久，我几次看见她带着一个两三岁男孩到县府大院里来，拜访她的一个熟人，心中便好奇，因为她容貌美丽，气质上也完全不像当地人。后来我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的父亲在解放前夕是国民党空军中尉，从上海直飞台湾，从此与留在桂林的妻女离散，职衔升至台北警备司令部中将。因为家庭历史问题，小渝不可能上大学，在桂林一所中专毕业后分配来资源，在烟酒公司当会计。她性格开朗，待人豪爽，做事干练，在县城里人缘很好。自相识后，我常去她那里玩。她做了好菜，也必定叫我这个书生去享用。我喜欢听她聊天，至今仍记得她说的一些童年趣事。其中之一是，她和妹妹经常下漓江游泳，每次她的外婆必定提一桶热水倒入河中，让姐妹俩在倒了热水的地方游。当时她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倒了热水，为什么水仍是冷的？我的一些心事，包括婚事上的风波和矛盾，我也都愿意向她吐露。我结婚后，她又常常成了我和敏子之间纠纷的调解人。我们的亲密交往给我带来过一些麻烦。她的一个邻居是县中学的政治课教员，因为我的讲课在县里出了名，他对我十分嫉恨，见了我永远板着脸。他制造出风流谣言，并向我的上司报告，说我和申小渝经常锁上门熄了灯在房间里。我的上司找我谈话，告诫我行为要检点，还强调作为一个政工干部与有重大海外关系的人来往必须慎重。但是，我心中无愧，也不想为所谓政治前途舍弃一个好朋友，何况我对自己在资源的这种前途早已不抱希望，因此仍我行我素。改革开放后，小渝在桂林一家工厂当厂长，后来又自办企业，皆有成就，展现了她的能力。
事实上，我去小渝那里，多半时间是和她的孩子玩。我一向喜欢和孩子玩，也很有孩子缘，原因也许是我能够平等地对待孩子。敏子有一次在旅途中向人谈论自己的丈夫，并拿出照片给人看。一个少女看了立即说，某日某时她随父亲在郑州转车，在车站看见过我，我正用和大人谈话的口气同一个小孩说话。她还描述了我的身材和衣着。我很佩服这个少女的观察力，那个时间我的确也在郑州转车，那个情节却记不起来了，不过很像我的所作所为。在资源初期，我的亲密伙伴是一个五岁男孩，我常常用糖果贿赂他，把他骗到我的房间，享受和他谈话的快乐。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会变魔术，能把一个人变成一只苍蝇。他听了十分惊奇，问我能不能把他变成苍蝇，我说能。他陷入了沉思，然后问我，变成苍蝇后还能不能变回来，我说不能，他决定不让我变了。认识小渝后，她的三岁儿子便成了我的主要玩伴。我结婚那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于是我又在与小云川的逗玩中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调到党校后，我搬离县城，去小渝家少了，当时一岁半的云川可真想念我，常常自己走到楼梯口，一遍遍喊周叔叔，期望我在楼梯上出现。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云川的许多可爱表现。一次，她爸爸妈妈吵嘴，客人问她站在爸爸一边还是妈妈一边，她答：“我也不站在爸爸一边，也不站在妈妈一边，我站在床上。”当时她的确站在床上。另一次，看电影，是火山爆发的镜头，她用手遮住脸说：“妹妹好怕！”妹妹是她的小名。妈妈说：“你懂什么，狗屁不通！”她立刻反驳：“妹妹狗屁通，狗屁通！”我离开广西那年，云川五岁，用歪斜的字体写保证书：“我保证去北京给周叔叔做女儿。”我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小纸片呢。和孩子在一起，真是不断有惊喜。我自己是很晚才做父亲的，到头来我发现，所谓父爱就是那种平等地欣赏和理解孩子的能力，它其实是由童心转化来的。
到资源的第三年，有一次，我给县直机关干部上辅导课。下课后，一个矮个子的中年男人留在课堂上不走，等着要对我说一句话：“想不到资源有这样的人才，草里藏珠啊，可惜被埋没了。”他告诉我，他叫赖兆恩，刚调来资源，任外贸局副局长。他自己的经历也十分坎坷，上中学时就参加革命，二十八岁当上了县委书记，因骄傲和生活作风问题被降职，文革中被斗，老婆离了婚。叙谈之下，我觉得他头脑聪明，有主见，也很有正义感。他气愤地说起一件事：外贸局收购到一对锦鸡，准备出口，可以卖几百元，地委书记来到县里，以六元的收购价买走了。说罢他连连叹道：“玩物丧志啊！”很显然，他的正直品性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难怪要被淘汰出局了。我们惺惺相惜，从此有了密切的交往。通过我，他也成了小渝的朋友。不久，老赖调任农业局副局长，经常下乡。每次返县里，他必来我的住处坐一会儿。可是，我发现他越来越郁闷了，常常是闷坐着不说话，不停地抽烟。有一回，我在中峰遇见他，他剧烈地干咳不止，我劝他到医院检查，他说过几天去桂林时查一下。几天后，他去了桂林，被确诊为晚期肺癌，再也没有回资源来。在弥留的那些天里，他全身浮肿恶臭，善良的小渝经常去给他换洗衣被和擦澡。
现在，当我遥想资源这个地方时，我仍感到亲切，是因为那里居住着一个名叫邹联政的人。他是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在他身上似乎集中了资源本地人对我的全部善意。在资源后期，我和敏子在县城没有住处，小渝也已调回桂林，我们每次到县城都在他家里落脚和吃饭，而他一家人也真正把我们当成了自己家的人。他告诉我，他早就崇拜我，但怕我看不起他，不敢打扰，后来看我很平易近人，就不怕了。他是一个天真质朴的人，和我在一起时话语不多，总是高兴地微笑着，之所以高兴也只是因为和我在一起罢了。离开资源后，我赠他一首诗：“十载困顿弹丸地，世态人心俱熟谙。开口直言已惹恨，闭门读书亦招谗。愚民帮毒祸尤烈，逆境友情品愈甘。欲散愁怀何所之，君家备得开肠餐。”听说他后来调到县政府当了秘书，接着升为副县长，最后是当县政协主席。他这么老实又尊敬文化的人能有官运，说明资源的确有了变化。在任政协主席期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知道了我的工作单位，便来信邀我回资源一趟。因为忙，我暂时未能成行，但我知道我一定会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