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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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 /作者：薛燕平

这是一部北京胡同文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直到新世纪开始，《琉璃》就像是一位老人，叙说了一段京城历史。男主人公老二深爱着胡同里的女孩也是同班同学吴蔷，但也是同班同学、老二的邻居大玲更是对老二爱的一往情深。恢复高考后，吴蔷考上了大学，而大玲因为意外怀孕，失去了进大学的机会，只能把对于老二的感情深埋心底；而没有考上大学的老二心里一样的自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蔷被同班同学样小宁抢走了……

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

一

老二和吴蔷他们乘坐的长途车，是早晨七点从平谷县城出发的，到他们插队的果庄是七点四十五分，到北京东直门终点站是上午十点整。当那辆四面透风、油漆剥落显得花里胡梢的破车“噗嗤”一声停下来，老二背着三个包先下车，紧跟着，吴蔷空着俩手从车上跳下来，知青们起哄他们俩，说老二是吴蔷的长工，是给吴蔷扛活的。老二把包放地上，象没听见那些话似的，眼朝周围瞭了一下。昨晚北京下了雨，地面上湿漉漉的，停车场边上的坑洼地积了几滩雨水，水里沤着些报纸破鞋烂菜叶儿。七十年代的东直门，是京城有名的杂巴地，密云、延庆、平谷三个郊区县的长途汽车川流不息地发车、到站，从上面走下来的多是些蓬头垢面的人，都像是逃荒的。北京的老人儿说这地界儿净是拍花子的，他们伸出一只手，朝小孩儿的头顶上轻轻拍一下，小孩儿就乖乖地跟他们走了，神着呢。

从东直门往城里走的只有6路无轨电车，站牌下面黑压压站了一大片人，老二提议走回家去，没人反对。吴蔷想帮老二背一个包，拒绝了。老二走得飞快，两只脚像装了风火轮，吴蔷跟屁虫似的跟在老二身后。杨小宁是老二和吴蔷的同班同学，一个村插队，此刻紧跟在吴蔷的身后，他无论回家还是从家回村,从来不带包儿，甩着两只手，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儿。杨小宁长了一张娃娃脸，给人感觉永远在笑。这时，他真的在笑，那两只女人般多情的眼睛像正午的猫眼，觑成两道缝儿，两条目光像是沾了水，潮乎乎地落在吴蔷的屁股上。实际上，完全的衣服和裤子都极其宽大，身上各部位的位置也就是个大估摸，杨小宁的目光只是落在了吴蔷身体的中间地段，这也不妨碍杨小宁，通过吴蔷走动时衣服褶皱的伏动，产生丰富的联想，并由此心生异样，身体膨胀……就在杨小宁血流加速的时候，老二突然停下来，一耸肩，把身上的三个包咕咚卸在地上。只见从一辆130卡车上跳下来个司机，直朝老二走过来，没等周围人反应弄明白，老二已经一拳把司机打了个满脸花，司机捂着鼻子蹲在一棵树下，血顺着手指缝流出来。吴蔷扯老二的袖口，问干吗打他。老二说：丫挺的，犯照。一旁的杨小宁瘪了，把目光从完全身上敛回来，定定神儿，然后埋怨老二不该打人，说老二野蛮。吴蔷瞪杨小宁一眼，说：谁野蛮啊，说话注意点啊。杨小宁嘲笑吴蔷，又不是老二老婆，干吗那么向着他。吴蔷扯老二袖口让老二快走，她怕警察来。老二冲杨小宁笑，是那种得意洋洋的笑，他告诉杨小宁嫉妒没用，又用嘴朝吴蔷努一下，有能耐抢走啊。杨小宁的眼睛睁得老大，一副吃惊的样子，其实他并不是吃惊，这种表情是他的常态，是一种天然的保护，像一道无形的墙。他用一种绵软的声音说，并没打算现在跟老二抢。

北新桥十字路口朝南左拐一百米是个委托行，铺面不大，两扇破破烂烂的木门摇摇欲坠。老二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委托行的生意就很红火，还在那儿卖过一件皮袍。老二长到认了路就往这儿跑，委托行就像个吸铁石吸着老二，这儿什么都有，大到雕花的木床，小到女人用的绣花针，再长几只眼也不够用。有一次老二从委托行里偷出一只翠绿的扳指儿，奶奶喜欢扳指儿戒指儿什么的，所以当老二贼不溜球地从裤兜里掏出扳指儿的时候，虽然知道这东西来路不明，奶奶还是又惊又喜戴在了大拇指上，还对着太阳眯眼照了照，然后用手胡噜一下老二的脑袋。委托行的门前总是停着几辆板儿车，买卖大件东西可以租用。老二上初中的时候就跟这些蹬板儿车的爷们混得烂熟，这功夫，老二一溜七八个人来到委托行门口，那些正打扑克的板儿爷们都抬起头跟老二打招呼，其中最年长的大伙都喊胡爷的，右手托着一只玉嘴的烟袋锅看人打牌。烟杆儿被摩挲得锃亮，黄铜烟锅儿逮着点光儿就闪几下子；仔细看，烟锅里并没烟叶儿，拿着它不为别的，只为喜欢。说那是宫里头传出来的，懂行的一看就知道，即便不是宫里的东西，也是有点来历。胡爷并不姓胡，喊他胡爷是因为他留了小半张脸的络腮胡子，板爷堆里他说了算。这时胡爷大声地喊一个叫六儿的，六儿有十多岁，长一张胖呼呼的脸，胡爷让他送老二他们，老二他们就全把包放在六儿的板儿车上。从北新桥到张自忠路，六儿除了不停地跟路边剃头修车的人打招呼，再就是一个劲儿问老二考大学的事，一直到了张自忠路口，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杨小宁他们几个都住铁狮子大院，就是那个著名的段祺瑞执政府，到了路口就往右拐了，杨小宁临走还回头冲吴蔷扮个鬼脸。六儿一直把老二和吴蔷送到他们住的黄土坑儿胡同，还要朝里边走，老二拦住了，这才掉转头回去。

二

老二和吴蔷没走几步，碰上了王大玲，跟他们也是同学，大玲父亲早死了，母亲改嫁到香港，大玲跟姥姥过，所以没去插队，到一家街道办的服装厂当了工人。大玲推一辆半新的二六飞鸽女车正要骑上去，姿态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鸟，一眼看见了老二和吴蔷，就把翅子收了，一张黑而俏丽的脸上现出极其灿烂的笑容。她跟他们搭讪，问是不是放农闲假了，还是回来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大玲的目光犹疑不定，像是水上漂着的东西，她看见了老二背着的三个包，就问哪个是吴蔷的，老二就把其中两个放在大玲的车上，大玲送吴蔷，老二背着自己的包成心放慢了脚步好让俩女孩跟自己拉开距离。老二知道大玲喜欢自己，对得了，那是铁板钉钉儿的事，因为大玲是说一不二的女孩儿，象胡同里的灰色，变不了了。吴蔷不同，是个迷，这种女孩儿不能用颜色形容，她是胡同里的光和影，随着四季而变化，谁也不懂她心里真正想什么，她就是水里的月亮，风里的铃声，只能看和听，用手感觉，没戏。可人是天生的贱骨头，越是弄不懂的东西越想弄懂，无法感觉的偏要哭着喊着去感觉，这话说的是老二，是老二对于吴蔷那份心思。直到吴蔷和大玲走进了吴家的院门，老二才跨进自己家院子。

黄土坑儿胡同是南北向的，从北一路数过去仨公共厕所。原来北京的四合院里，院院都有厕所，定时有掏粪工人来掏，背着一米高的大粪桶，粪桶是木制的，用铁箍箍结实，桶旁边挎一个长把儿大粪勺。大粪车一来，胡同里的小孩儿就喊：掏大粪的来啦！然后就夸张地捂着鼻子跑。那时候有一个掏大粪工人叫时传祥，因为敬业，掏大粪出了名，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的一句话成了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应了那句话，行行出状元。大人们用时传祥教育孩子：看看，什么干好了都有出息。孩子们都听话，不少孩子暗下决心，长大当一名大粪工。掏大粪的也有脾气，这院里人话语间要是透出些微鄙视的意思，掏粪的时候，就成心往院子里拉拉屎汤，让这院人臭上一天。文革期间，院子里的厕所被当成“四旧”全拆了，一水儿改成公共的了，用的是北京旧城墙的砖，古朴厚实，外地人来北京，见了公共厕所都感叹：北京连茅厕都那么有文化。九十年代中期有一阵子政府鼓励市民献城砖，想恢复旧城墙，街道居委会也呼吁了几声，就有人站在胡同当中喊了一声：你让我立时三刻哪拉哪尿去！居委会的人就哑巴了。老二的家离第一个厕所不远，院门朝东，进了院门迎面一个影背，影背上依稀有字，没人琢磨上边写的是什么。院子不大，只有三间北房和三间南房，东面是十号院就是大玲家院子西屋的后山墙，墙根儿有一棵水桶粗的桑树，每年五、六月份，桑葚熟了，落一地，不小心踩上，把整个院子都染成紫的了，老二奶奶就说，瞧瞧，改染坊了。北屋廊檐下是一棵小水桶粗细的石榴树，果木不成材，树干离地一尺便分成了两股，亲姐妹似的依偎、纠缠在一起。这六间房对于老二家来说太宽敞了，因为全家只有老二、老二的弟弟建平还有老二的奶奶一共三口人。老二的父母文革前就去了香港，因为老二的爷爷在那边有点产业。那时老二五、六岁，弟弟建平才两岁。文革一开始，就有人骂老二：你爸你妈是香港特务，你也是小特务，你奶奶是老特务！老二原封不动扔回去：你爸你妈才是香港特务，你丫是小特务，你爷你奶都他妈的是老特务！奶奶踮着小脚儿一趟一趟跑居委会，反复说老二的爸妈都死了，居委会主任姓杨，长的胖，胡同里人叫她杨胖子。杨胖子审问老二奶奶，那口气就像从来不认识似的：那你们怎么生活。老二奶奶的眼泪刷就下来了，然后用一种极其悲凉和微弱的声音诉说生活无着，怎么变卖家当，养活两个孩子。杨胖子似信非信地看着老二奶奶。文革的高潮渐渐过去以后，到了七十年代，老二才知道奶奶一直在说谎，奶奶不说谎他们家的日子就没法过，其实奶奶并没有变卖什么家当，确切地说，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奶奶的父亲当年在北京是开轿子铺的，攒下的那俩钱早让老二的二舅爷，就是奶奶的二弟倒腾得精光。家里倒是有不少旧家具，可老二奶奶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些东西能值什么钱。老二的父母辗转托人带过来一些钱，交给他们在北京的朋友，朋友再交给朋友，最后由一位朋友家的女佣送到老二家。老二见过那女佣，穿的很干净，脸上也很光洁，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大家气派，当老二对奶奶说起那女佣时，老二奶奶撇嘴，说老二没见过什么叫气派。老二奶奶的爷爷是在旗的，皇亲国戚，奶奶的二爷爷在南边开盐行。二爷爷每次上京，绫罗绸缎不用说了，香稻米带来多少担，累趴下多少挑夫啊。老二烦奶奶的那种表情，松弛的眼皮包着一双闪着贼光的眼珠。老二对奶奶那近乎京剧道白的叙述熟悉而厌倦，若干年后，北京的市场上充斥着不同产地的香稻米时，老二不厌其烦地打趣奶奶：这是你二爷爷运过来的吧。

奶奶听见院门哐啷响了一声，她正撅着屁股，在那棵长了多年的桑树下收拾破烂儿，说是收拾，其实就是把那些东西挪个地方，比方现在老二奶奶把破木头废铁从西墙根摆放到东墙根，然后像怕它们逃跑似的用一根粗铁丝牢牢捆住；倒腾破烂儿，这几乎是居住在北京胡同里人的一种习惯和嗜好，业余时间除了站在胡同里闲聊天，蹲在墙跟儿下象棋，再就是倒腾破烂儿。那些东西早就被沙尘覆盖，确切说，是浸泡，统统肮脏的说不出颜色，用一句北京话说：脏了吧叽。破木头、烂铁、废弃的小孩儿车轱辘、铁环（六七十年代北京胡同里孩子自制玩具）、烘尿布的烘篓（北京人用来放在煤炉上烘干婴儿尿布的工具，铁丝制成），被人抚摸无数遍，嘴里还叨咕着：破家值万贯。一旁要是有人，比如串门的邻居，或是看热闹的小孩儿，倒腾破烂儿的人还会悉数那些破烂的历史：这车是我家小三子用过的，这铁环是大蓬子玩的……倒腾破烂儿的目的并不是卖，即便卖也是极少数量，一般都是些不带感情色彩的东西，比如一团铁丝、一截儿烂烟筒什么的。大部分破烂儿被清扫后重新码放好，它们只有一种功用，就是帮着人们记忆过去，破烂是北京人无法丢弃的日子。院门响的时候老二奶奶刚把破烂捆好，正满意地拍手上的尘土，见老二走进来，就龇着牙笑，一边将手上残留的尘土擦在衣襟上，一边说：想着就该回来了，大秋完了嘛，再说要考大学了，昨天还来信，问你和建平考大学的事，让你写封信说说你俩怎么打算的。老二一边听奶奶唠叨，一边朝自己住的犄角那间南房走，心里说，没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有打算也跟你们没关系。老二见那棵桑树勒着一道粗铁丝，奶奶搭衣服使的，就说：早说让您把铁丝往别地儿栓，您就是不听，这棵树早晚让您勒死。奶奶说，小子！甭跟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先回你屋歇着。

老二打开门，屋子里一股霉味，打量四周，虽缺了人气儿，屋子倒收拾得干净利落，彩色条纹的床单一个褶儿都没有，床头柜、写字台、五斗橱，还有靠东墙立着的大衣柜，一望而知都是有年头的旧货。当年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差点让人当“四旧”抄走，奶奶坐在院门口哭天抢地不让抄家的进院子，还下死劲扯着那个领头的裤腿儿不放。倒不是她知道这些旧货以后会值钱，那都是她当年的陪嫁，当家的死得早，无数难眠之夜，就靠这些旧东西陪着，久而久之，东西有了人的神气儿，是老二奶奶给它们的，反过来，也支撑着老二奶奶，烦闷的时候，摸着它们，说上几句心里话。老二不喜欢屋子里的旧东西，除了那股子难闻的味，对他，它们永远是陌生的，物件跟动物似的，只能有一个主人，既然是奶奶的，就不能是家里别人的；尽管老二比它们后到这个家，照样混不熟。他多次提出换新家具，奶奶让他甭想，让他死了这条心，然后就是一通咬牙切齿的唠叨，说老二和建平是有人下没人养的玩意儿，整天就知道算计她的东西，当初就不应该养活，该掐死他们。然后就跑到厨房里把那些锅碗瓢盆弄得叮咣乱响。老二琢磨着自己挣工资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家具换了，然后娶吴蔷，就在自己这间小屋里，哪儿也不去。想到吴蔷，老二的心里就觉得暖和极了，他觉得吴蔷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儿，换句话说，这世界上他只要吴蔷，剩下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恢复高考的事让老二有些心神不宁，心里骂：还恢复哪门子高考呢，就那么混吧。看着别人高兴成那样，自己可不痛快了。这次回城，老二不象以往，一回来就往胡同里跑，找他那些狐朋狗友瞎侃，猫自己屋里发愣，坐在窗跟前那把老式木椅上胡思乱想。奶奶的影子映在挂了窗帘的门上，乱糟糟的头发像个鸟窝似的晃来晃去，问老二中午想吃什么，榨酱面？打卤面？还是烙饼摊鸡蛋。这些都是老二奶奶自己喜欢吃的，老二喜欢吃米饭炒菜，肉片炒茄子，韭菜炒鸡蛋，扁豆炒肉丝，西葫芦炒肉片。老二不言语，不言语就是不喜欢，老二奶奶坚持问，坚持的意思就是让老二在她说的那些吃食里挑一种。问得急了，老二就说什么都不想吃，奶奶让步，去闷米饭摘豆角了。

三

这时候，老二坐在椅子上，捅捅半导体，翻翻抽屉，闲的难受，不象在生产队里那么高兴，懒洋洋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扭身，又躺在床上。院子里有人走动，不用看，从步子的节奏和轻重上就知道是弟弟建平。孟建平像根竹竿儿，胡同里见过老二父母的人都说建平根本不象他们生的，公母俩都又矮又矬。老二压根儿就觉得，建平长成这样就是给自己当陪衬，那竹竿儿还不使手一撅就折啊。除此之外，两人的脾气禀性爱好完全不同，别的不说，此时此刻，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却在院子里溜达，一个满怀心事郁郁寡欢，一个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建平知道哥回来了，院门一响，他就把自己的眼睛对准特意留的一道窗帘缝，看见了哥那张黢黑的脸，也不出来搭讪，装不知道，北京人的礼数在这兄弟俩身上全不适用。建平那间屋子用深色窗帘遮得是严严实实，只给自己留竹篾似的一道缝，能看见外边，外边人看不见他。鬼子在明处咱在暗处。

奶奶吆喝建平帮她做饭，让帮着摘豆角，建平没听见似的在院子里接茬儿溜达。奶奶明知道建平不会帮她，可还是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解闷呢。老二让建平到他屋里来一下，老二感觉到建平犹豫了一下，然后走到老二的窗跟儿底下，老二看见建平的影子映在窗帘上，仰着头，真象语文课老师交的“单立人”旁。问是不是准备高考，建平点头，单立人上边那一瞥就动了动。建平高中刚毕业，成绩优秀，正不知干什么好，高考恢复等于给他打开一条光明大道，有种欣喜若狂的劲头。兄弟俩一个屋里一个屋外，聊着，建平的声音里是一股太阳味儿，老二的声音一股湿乎乎的霉味儿。老二问建平打算考哪儿，建平说想上北大。问有把握没有。说试试看。最后建平问老二考不考。老二支吾一阵，没说出个所以然。

北屋的廊檐下，一尺高，一米见方的小饭桌摆上，三只一模一样的小板凳也放周正了，桌子上的油漆掉个净光，只在桌子腿上能见着点棕色，桌面却被擦的噌光瓦亮，木头纹儿一波一波的，漂亮。奶奶来回来去从厨房端菜端饭，每端一次，嘴里就“小兔崽子”骂一回。哥俩佛爷似的坐着不动，吃的时候，也没话，奶奶把菜里边的肉片挑出来，朝哥俩碗里送，唯恐不公平。建平就着几根扁豆几片肉，吃了一碗就撂下碗筷不吃了，老二用建平吃一碗的工夫吃了两碗，把菜汤朝碗里一攉，拌饭，胡噜胡噜，吃的直冒汗。等哥俩都吃好了，奶奶这才盛了半碗饭，慢慢吃起来。

管孟建军叫老二，并非真的排行老二，北京人说“二”另有含义。一般说这人真“二”，那就是说这人缺心眼儿，北方人说的二百五，上海人所谓十三点。老二小时侯经常惹祸，能干的坏事都干过了，砸玻璃，踩漏房顶。北京的旧房顶都是一块块的灰瓦仔细码上去的，根本不抹灰，一踩，就有缝，雨一淋，没不漏水的，胡同里大部分都是私房，漏了就得自己修，为这，老二奶奶没少赔邻居钱。老二还喜欢抢小孩手里的吃食，一块馒头，一角烙饼，不光是因为肚子饿，主要觉着好玩，小孩咧着嘴回家对妈说老二抢他的吃的，就站在院门口骂老二是“有人下没人养的玩意儿”。大人聚在胡同里闲聊，说建军这孩子真够“二”的，这么着，老二的真名倒让人忘了。

长大成人以后的老二，在胡同里人看来还是“二”。其实老二变化不小，至少他不像以前无缘无故砸人家玻璃，或者动不动就往房上跑，踩坏别人家的屋瓦，他对抢吃的这类事也丧失了兴趣；自从跟吴蔷交朋友，连打架的毛病也收敛了。老二的“二”劲儿渐渐减弱，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他周围的人对此几乎无知无觉，尤其是这小半年以来，恢复高考的风越刮越紧，老二变得有些沈默，沉默中蕴涵着些微忧愁。像其他北京男人一样，老二的内心其实很软弱，拿得起却放不下，对事对物，充满宿命感，他们总把一句话挂嘴边上：“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每年每月每天，都感觉到有个人在决定着他们的命运，而那个“人”始终存在着，无论怎么样的改朝换代，这个人的力量都不会减弱。

老二吃了饭，碗一推出了院门。“十一”刚过不久，空气里泛着甜兮兮的味道，过年过节的气味，像一锅白面打的糨糊，粘乎乎的浮在半空，让人从心里腻得慌，却又唯恐溜走，巴不得它多留些日子，再难过的年都是好的，甭管富人还是穷人，也别听他口头上说怎么不喜欢过年，心里都是想着的，年节对于北京人来说，就像是“老相好”，情分在那儿，铁板订钉，甩不掉的。热衷于年节，源于北京人乐观的生活态度，光宿命不成啊，日子得一天天的过，饭要一口口吃不是？

吴蔷家住在黄土坑胡同的南头，独门独院，一扇紫红色大门终年紧闭，探出墙头的是棵枣树，油绿的叶子，秋天的时候结满一树红枣，孩子们谗得直流哈喇子。吴家的院门虽然终年紧闭，但吴家的历史，胡同里的人再清楚不过，吴蔷的爷爷是北京城里一位有名的老中医，专治面部偏瘫，过世没几年。吴蔷的父亲虽也是医生，却是西医，当年吴蔷的父亲飘扬过海去留学，等他西服革履地回来，吴蔷爷爷一看他那身行头就火冒三丈，捋着下巴颏那半尺多长的灰白胡须大声质问吴蔷父亲，穿这身衣服怎么号脉，并说吴蔷父亲糟蹋他的钱。吴蔷父亲耐心解释西医跟中医不一样，不用号脉，用听诊器，说着还用手比划了一下。吴蔷爷爷是被儿子身上的外国味弄晕乎了，也就没再吱声。吴蔷父亲后来成为北京西城一家大医院的著名脑外科专家。文革前，吴家那扇紫红色大门经常有西装革履的人进出，甚至还有蓝眼睛高鼻子的老外；文革一来，吴蔷父亲理所当然成了里通外国的叛徒特务，戴了高帽儿游行，英姿飒爽的红卫兵小将让吴蔷父亲交出与海外联系的密码，吴蔷父亲哪知道什么密码，大不了一通皮带，所受之罪不必赘述。吴蔷家的房子是吴蔷爷爷留下的家产，当年用两袋白面买下的。这是哪年头的事儿了，两袋白面买个两进的院子，吴蔷从父亲的嘴里知道这所宅子在当年只值两袋白面，就一脸的不屑，丹凤眼细眯着，腮帮子上的一对酒窝深深浅浅的。父亲是个极其温和的人，善于动手迟于动嘴，看着吴蔷的神情只是微笑。母亲也是大夫，是父亲留学的同学，标准的大家闺秀，祖上是在京城里开绸缎庄的，吴蔷母亲的皮肤异常白皙，父亲打趣母亲，说那是你们家开绸缎庄开的，皮肤都跟缎子似的。家里的保姆叫秀梅，聊天把这句话传到了胡同里，就在文革时成了吴蔷父亲和母亲的特务接头暗号，红卫兵小将们由此发挥了无穷的想象力，甚至把接头地点替吴家选绸缎庄，在此也不一一赘述。有着缎子一样皮肤的母亲用葱根儿似的手指，刮一下吴蔷的脸蛋儿，跟小孩子说不清楚价值和价格之间的麻烦事儿，两袋白面买个两进的院子，吴蔷母亲私下里也想不通。吴蔷记事时起秀梅就在吴家了，确切说，秀梅就生在吴家，秀梅的母亲自打年轻时就伺候吴蔷的爷爷，京城里有钱人家保姆也是自小家养，就像家伙事儿，用惯了不想撒手，人用惯了也一样，大户人家的佣人就是家里的一员。吴蔷的任性是秀梅惯出来的，每次吴蔷使性子，秀梅就百依百顺，要月亮的时候，顺带手还得扯俩星星。下面的两个妹妹吴萍和吴薇倒很听话。

老二在胡同里魂儿似的转悠，心里是想碰上吴蔷，才分开多一会儿功夫就想得慌，这比饥饿和干渴更难受。老二看见吴蔷家的枣树上还有好些没打干净的枣，已经不那么新鲜诱人了，枣树的叶子也是种陈旧的墨绿。中午，胡同里安静，大部分人都午睡，只有几个六七岁的孩子在树荫底下跳房子。跳房子的孩子里就有吴蔷的小妹妹吴薇，见了老二，喊声建军哥哥，然后接着跳房子。老二想问吴薇大姐在家不在，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其实吴蔷和大玲把包放下没一会儿就出门了，上学俩人就要好，这功夫准备好好玩半天。大玲先用自行车带着吴蔷，到自己上班的那家街道服装厂请假，大玲让吴蔷先坐在车后座上，然后骗腿儿骑上去，吴蔷问大玲沉不沉，大玲摇头。大玲把车骑得飞快，进服装厂大门的时候都没减速，差点撞厂长身上。厂长姓薄，又正好是个跛子，所以喊他的人都心怀鬼胎。厂长问大玲怎么这么晚才来，大玲说同学插队回来了，请半天假，陪同学玩去。薄厂长看了看大玲身后的吴蔷，满脸堆笑，说应该的。请了假，掉转头往回走的时候，吴蔷问大玲对厂长的态度怎么那么冷淡，大玲脸红了一下，说没有啊，就那样。吴蔷和大玲去逛隆福寺街。大玲把车停在钱粮胡同的西口上，跟大玲住一个院的辛大爷在胡同口修鞋，大玲让辛大爷帮忙照看一下车，车锁锈了，不好锁。辛大爷正忙着给一双攀带儿布鞋钉鞋掌儿，他问布鞋的主人，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是钉皮的还是钉胶皮的，小姑娘犹豫着，辛大爷出主意让小姑娘最好钉胶皮的，便宜又耐穿，皮的又贵又不禁磨。辛大爷听有人喊他，抬头先看见了吴蔷，说这丫头越长越出息了，顺口问是不是回来考大学的，又扭头跟大玲说，甭锁了，锁什么呀，就放这儿，且收不了摊儿呢。

四

大玲和吴蔷顺着钱粮胡同的南墙走。北面大半条胡同都被一个“高干”大院占了，一丈高的围墙上拦着带红磁珠的铁丝网，两扇红色的大门闭得是严丝合缝，门槛足有一尺多高，隔了大约十米的车库门是灰色的，灰色大门的右下边开了个一人高的小门，小门倒是经常开，有穿戴整齐的军人出入，他们都长着红扑扑的娃娃脸，脸上堆满了幸福的微笑。行人从高墙下走过时，没人敢停留，几乎东城区所有的人都知道那里面住着中央首长，一位曾经出生入死的元帅，人们不但不敢在墙下停留，就连从墙下走过时仿佛大气儿都不敢出，一方面是出于对元帅的尊敬，更多的则是对于权力的敬畏。这可是京城的传统，惧怕官宦，权力比钱财好使。

过了元帅大院，到了铜钟胡同口，再拐俩弯儿就是人民市场（隆福大厦前身），懂必武提的字儿，神气儿！吴蔷扯一下大玲的衣袖说她快饿晕了，话音儿没落，就一屁股坐在一家院门口的石狮子上，死活不走了。大玲站在一旁看着吴蔷弯着腰的笑，她说插队的人好象都得了饿痨了，吃多少都吃不饱。吴蔷说你要是插队就知道什么叫饿了，然后就有气无力地扶着门框，最后吴蔷把嘴附在大玲的耳朵上，低声地让大玲先买点吃的东西送过来，她饿的走不动了。大玲说，哎哟，至于吗。就朝隆福寺街里那几个小吃店跑去。隆福寺街里的小吃是全北京有名的，尤其是街东口那间不足十五平米的煎灌肠店，里边的人总像闹蝗灾，人兀恙兀恙的。大玲进的是西头一间店铺，这里边的油炸豆面丸子最好，一毛钱一碗，撒在浮头的香菜碧绿，馋得人哈喇子直流。再就是豆腐脑、红豆馅炸糕和炒肝儿什么的……香味拧在一块堆，朝大玲的鼻子里灌，大玲也饿了，她像只陀螺似的在充满香味的小吃店里转着，最后用一块五毛钱为吴蔷和自己买了两只豆馅炸糕、两块驴打滚、还有褡裢火烧和硬面饽饽什么的，所有的吃食儿就用一张草纸垫着，捧在大玲手里，颤巍巍朝吴蔷走过来。大玲让吴蔷快拿，说坚持不住了，那张草纸早就被油浸透了，热炸糕还烫着大玲的手。吴蔷拿了浮头的两个硬面饽饽，然后就不知所措地看着被烫得呲牙咧嘴的大玲。恰巧，这时打院里出来一位小脚儿老太太，看见大玲和吴蔷就乐了，嘴里不知叨咕了一句什么，返身回屋，一会儿，手里掂着一个竹子编的小笸箩，走到大玲和吴蔷身边说：先用着，完了还我就得。看着大玲她们把吃食儿放在笸箩里，老太太扭扭地朝不远处的公共厕所去了。

吃完还了笸箩，大玲和吴蔷挎着胳膊沿隆福寺街朝东走。见东口那个旧书店里人头攒动，吴蔷就问大玲考不考大学，大玲犹豫了一下反问吴蔷。吴蔷说当然考了，不考怎么回城呢。大玲问老二考不考，吴蔷说他考不考你怎么不去问他，倒来问我。说完就看着大玲笑。吴蔷知道大玲喜欢老二，大玲不丑，就是皮肤黑了点，好多男孩喜欢，说大玲是黑牡丹。大玲认死理儿，单单钟情老二；老二喜欢吴蔷，吴蔷就觉出老二的份量，因为老二的后面有大玲，大玲的后面又有那么多喜欢大玲的男孩，滴里嘟噜一串，糖葫芦似的，吴蔷那种女孩的虚荣心就彻底得到了满足。看着吴蔷在笑，大玲心里一阵阵发酸，吴蔷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老二的心，在自己，那完全是梦。大玲偷偷看吴蔷，吴蔷正因为阳光太足而眯缝着眼，卷曲的眼睫毛的影子就落在脸颊上，抿嘴的时候，酒窝就显出来了，一股甜甜的女孩味大玲自愧不如。大玲在吴蔷面前总觉得自惭形秽，要说人生是一台戏的话，各种人物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那吴蔷就是小姐，大玲就是丫鬟，这辈子是变不了了，命啊。

紧挨着旧书店的就是那个满京城都有名的煎灌肠店，三米的铺面，门开在东半拉，门窗用劣质的深绿色油漆草草抹两把，小孩洗脸似的，没涂抹到的地方露着木头本色。污脏的玻璃从外边看不着里边，里边看外边也就看个大估摸，这些都碍不着灌肠的味道。灌肠的半成品是些黑乎乎的淀粉坨子，上面还有成形的手指头印儿。俩人又馋灌肠了，推门走进灌肠铺子。迎面一位尖嘴猴腮戴白帽（白帽已经脏得变成灰的了）的师傅，用一把锋利的月牙刀切灌肠，灌肠切成扬树叶儿大小的片儿，每片都是一边精薄一边两毫米左右，为的是煎的时候容易焦脆，尖嘴猴腮的师傅把那把月牙刀使得眼花缭乱，切好的灌肠一会就堆起座小山。交钱、排队取灌肠，这些事一律是大玲的，吴蔷只管坐在墙犄角的凳子上等着吃。灌肠一毛钱一盘，交了钱，大玲就站在煎灌肠的大铁铛子前排队等着拿灌肠。煎灌肠的炉子是用一个汽油桶改的，里边用灰搪了，烧的是煤球，火旺旺的，里边的煤球一个个就像金蛋子。排在大玲前边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浑身油渍麻花邋里邋遢，左手牵个三四岁的男孩，男孩的左手拽个五六岁的女孩，女孩正起劲地嘬着自己的手指头。邋遢女人不耐烦地东瞅瞅西看看，顺手打女孩叼着的手指头。大玲心里腻歪，不想看她，可又忍不住。大玲听姥姥说过，女人生了孩子当了妈就都另一个样了，就不象当闺女时候那么要好了，就是个老娘们。眼前的邋遢女人好象是对姥姥的话的一种印证，自己以后就有可能变成眼前的女人，想到这个，大玲心里别扭。这时听见邋遢女人说要五盘灌肠，还非让人家给她那五盘灌肠每盘多加一勺蒜汁儿，不给加就粗声大嗓地吼。

等大玲端了两盘灌肠走到吴蔷身边，吴蔷悄声问大玲认识不认识邋遢女人。大玲摇头，吴蔷把嘴对着大玲的耳朵说，怎么会不知道呢，住在七条里胡同的寡妇。蒜汁儿咸了，灌肠的味道大减，吴蔷皱着眉头，大玲说，不想吃就算了，吴蔷就把剩下的倒在墙角的泔水缸里，大玲凑合着吃了一多半，说：没原先好了，还不如买点回去自己煎呢。完全说：现在哪找大油去，花生油煎出来的更不行了。俩人出了灌肠店还接茬说邋遢女人的事。大玲想起来，邋遢女人叫玉花儿，男孩外号叫脏猴儿，女孩叫小玉儿，孩子没有父亲，孩子是跟谁生的不知道。吴蔷撇嘴道，不可能，跟谁生的孩子自己会不知道？大玲说，也许真的不知道，听姥姥说她的男人很多，靠男人养活。吴蔷和大玲对“一个女人有很多男人”没什么概念，吴蔷坚持认为男人再多也应该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大玲说：废话，今天是他明天又是他，你让她怎么分得清。吴蔷笑起来，小声对大玲说：好象你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似的。立马，两人都羞红了脸。走进胡同，大玲突然停住脚猛一拍脑袋，车忘推了，还在钱粮胡同口辛大爷那儿。大玲要去推车，被吴蔷拦住了，辛大爷会给你推回来的。大玲就让吴蔷去她家玩，吴蔷又怕秀梅告她妈，大玲说你不会给她两毛钱。吴蔷说，什么呀，秀梅根本不是那种人。两人走到胡同里，下午两点多的胡同空得像条饥肠，小孩子虽然不睡午觉，却还是让大人们领回家像圈小鸡儿似的圈起来。大玲牵着吴蔷的手朝自己家院子走，路过老二家门口，俩女孩一阵紧张，紧张得有根有据，老二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门里闪出来。再看老二，也紧张，紧张里藏着着急，从吃过中午饭满世界找不着吴蔷就是这种心情，直到此刻活生生地见到了，心情才缓和下来，就剩下点紧张，这能从他两只脚不停地颠蹬上看出来。老二还是故做镇定，两只胳膊抱在胸前，假装漫不经心，问俩人去哪玩了，大半天就没见人影儿。吴蔷忸怩着红着脸不说话，身体麻花似的拧着；大玲不能不说话，她明白自己在这三个人中间的位置，她跟吴蔷是好朋友，而吴蔷是老二恋着的人，自己喜欢老二，这种罗圈关系里边，自己处在最不利的地位，但她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现状，她连漠视甚至嫉恨都没有，不是没有，是不能有，像抑制对于老二的感情似的抑制着漠视和嫉恨，她知道，那种可怕的感情一旦产生，她不仅失去吴蔷，连老二也就彻底失去了。保持现状，自己至少可以活在一种感情的幻觉里，大玲觉得自己就像是吴蔷身旁的一棵草，老二爱的雨露虽是沐浴吴蔷的，但小草也沾了光。大玲那时侯不知道“卑微”这个词，再加上年龄毕竟太小，年龄小想事情就简单，只要能看到老二一切就全有了。

五

大玲的脸也红了，跟吴蔷的脸红有所不同，大玲的脸红几乎可以被忽略，一是因为大玲的肤色黑，脸红与不红，旁人看不出来，只是自己感到脸发烧罢了；二是虽然脸红发烧，却没人注意，她是为老二红的脸，但老二只关注吴蔷，至于大玲无关紧要。大玲说：我们逛隆福寺了，还吃了小吃。大玲的话一点用都没有，老二象压根儿没听见，俩眼直勾勾看着吴蔷。大玲一直不敢看老二，把自己很热的两道目光辣辣地搭在吴蔷的身上。吴蔷脸红是显而易见的，吴蔷肤色白皙，针尖儿大小的痦子、痣什么的都一清二楚，更甭提脸红了。吴蔷脸一红，简直就是桃花盛开，不但颜色好看，香味都能闻的着，着迷的不光老二，连大玲都发呆。大玲邀老二一起去她家玩，老二点头，三个人鱼贯着朝大玲家走。大玲家门前一边一棵老槐树，每棵都得两人合抱。大玲的姥姥说的邪乎，她嫁过来的时候树就这么粗，有人问，那长这么多年等于白长？不是长得慢吗。甭管怎么说，树的确是有年头了，洗脸盆大小的树节疤，一个挨一个像是泥巴捏成糊上去的。这是两棵洋槐，树叶又圆又小，浅绿，五月开一树槐花儿，香得噎人，槐花里边的芯能吃，放在舌尖上品，甜的。北京马路边上种的都是国槐，树叶深绿，开极小的绿花，最不招人待见的是容易生肉虫子，北京人叫“吊死鬼儿”，从树枝上当啷下来，走路或者骑车，不小心弄身上，胆小的吓出一身冷汗。离槐树十多米远就能觉着它的荫凉了，每次从外面回家，大玲都要把头仰起来看树顶，看树顶上的天，有时候看见树顶上落着鸟，又看见鸟在枝条上跳来跳去，就想着，什么时候自己能变成一只鸟，自由自在地飞。

树根把地面拱起半米高，树皮厚得不能再厚了，一条一条裂着，上面总会有斧子印儿，总有闲人，看着不顺眼，用斧子砍，无济于事的，只落下几道印儿，树就是树，不会跟人计较。大门槛儿踩成了一个凹兜，关上大门，多肥的猫都能顺利通行。门扇上的油漆掉光了，零星剩下几块，翘着，好像用手一扣就能扣掉似的。门洞有三米长两米宽，一到晚上就黑咕隆咚，起先门洞两边各一个条凳，两米长一尺宽，厚度也足足够一尺，完全就是一整棵大树据巴据巴放那的，大玲记得自己小时候爱跟伙伴围着条凳玩，就有淘气的猛不丁推倒条凳，砸了谁家孩子的脚，孩子抱着小脚丫坐在地上哭得昏天黑地。后来条凳不知不觉就没了，一大早起来，离大门住的最近的老刘头儿见条凳没了，问院里其它的人，条凳怎么没了。其它人异口同声问老刘头，你离门最近，你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然后就聚在一起议论感叹，怎么就没听见，那么大两条凳子，怎么就能没点动静呢。说的是，偷那干吗呢，值不了几个钱，就是少了个歇乏的，不开眼。条凳一没，门洞里有段时间空荡荡的，好在不久北京人取暖就由煤球改蜂窝煤了，有几家人把蜂窝煤放在门道里，填了大家伙心里的空缺，那俩条凳才彻底从四合院人的心里没了。

大玲走在前头，拉着吴蔷的手，吴蔷身后紧跟着老二，俩女孩的气息直朝老二鼻孔里钻，老二有点晕头转向，两次踩了吴蔷的脚后跟儿，吴蔷不敢言语，她不知道老二是不是成心的，要是成心的，自己一叫，那不就辜负了老二。影壁前头也不清静，东院刘家倚着搭了个小棚堆破烂儿，往右走是个二十米左右的小跨院，院子当中又是一棵老槐树，比大门口那两棵还要粗壮，树干长到两米多分成两叉，整个大树像是一条倒挂着的巨大的裤子。大玲跟这些树们朝夕相处，熟悉到视而不见的程度，她从容地从树旁边走过，一绺眼神都不朝树身上扔，这些树在她的生活里似有似无，可有可无，不管怎么着它们都守候在那儿了，没日没夜的用精气神儿滋润着她和院儿里的人，院儿里人那种平淡和坦然就是由树来的。出跨院正对着三间北房住着大玲姥姥，大玲姥姥有一双标准的三寸金莲，走起路来风摆荷叶，真正婀娜多姿。大玲姥姥话多，只要把眼睛睁开，嘴里的话就象水龙头里的水哗哗往外流，直把一座四四方方的院子灌得满满的。大玲的小姨、小姨父和表妹李小月住三间东房，俗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尤其东房，西晒把人晒个贼死，所以小姨父的脸总象猴屁股，没时没晌红个没完，小姨父叫李常青，就是《红色娘子军》里洪常青的那个常青，大玲背地里叫小姨父红常青。大玲住了西边三间，那是沾了父母的光，大玲的母亲是小姨的大姐，小姨和大玲母亲之间还有两个女孩，早嫁出去了。父亲是在大玲十岁时死的，大玲十五岁母亲改嫁给一个香港房地产商，大玲坚决不跟母亲走，在这之前大玲是从课本上知道有香港这个地方的，从地图上看，离北京太远了，遥远就陌生，陌生就害怕。而且那家伙说话及其滑稽可笑，那时候北京人还没把粤语和鸟叫联系起来，主要原因是大家都在为温饱而战，一个人要是吃不太饱穿不太暖是没什么想象力的。大玲只觉得这人说话费劲，听不懂，要母亲翻译，有时母亲也不懂，大家便一块不言语了。母亲走的时候没拿什么东西，只提了一个很小的灰色人造革提包，一步三回头，眼睛里噙着泪。大玲躲在姥姥屋里死活不出来，谁劝都不出来，小姨吓唬说，你这次不见就再也见不着你妈了。那也不出来。最后都去胡同口送大玲妈了，大玲只是扒着窗缝看了一眼妈的背影，因为伤心而颤抖的背影，这背影牢牢地刻在大玲的心里，并随着年龄的增大日渐清晰。

这时候吴蔷家的保姆秀梅正满胡同转着找吴蔷，吴蔷的母亲提前下班回家要找吴蔷谈话，听听，多严肃。吴蔷母亲进门的时候，秀梅正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打瞌睡，膝盖上撂着绣活，是个枕套，给吴薇绣的。秀梅迷迷瞪瞪睁开眼，看见吴蔷母亲推门进来，便站起身，脸上的睡意没消下去，笑容却漾上来，叫了声：李大夫。吴蔷母亲让秀梅把吴蔷喊过来，有事找她说。秀梅慌忙着先去西屋叫醒了吴萍，打发她上了学。回到北屋，见主人正站在八仙桌旁给自己倒水喝，秀梅抢着替她倒了。秀梅从吴蔷妈严肃的表情上看出，这是要跟吴蔷谈考学的事，便悄没声儿的退出堂屋，匆忙来到胡同里找吴蔷。问了几个人都说没看见，就站在一棵树下张望。两点钟，胡同醒了，自行车铃流水似的从胡同一头响到另一头。有人提醒秀梅，去老二要不大玲家，吴蔷一准跟他们在一起。

秀梅走进大玲家院子，正碰上大玲的小姨齐玉萍推着自行车朝外走。齐玉萍中等个，身材匀称，皮肤白净，眼睛不大，但有神。穿一件普通的一字领白衬衣，蓝卡其布裤子，黑色灯心绒攀带布鞋，干净利落，在附近汪芝麻胡同里的吉祥小学教书，一说话就跟一般人不一样，咬字清楚，声音也好听，水萝卜似的。秀梅喊她大姐，问吴蔷在不在，齐玉萍用头朝后一指，道：听见没，仨人正热闹呢。说完，光啷光啷推车走了。秀梅走进正院，见北屋的窗帘动了一下，知道，准是大玲姥姥在偷看，老太太就这习惯，知道院子里来了人，不紧忙着出屋看是谁，先从屋里朝外窥视，看清了来人的身份才决定出去不出去；如果出去，先定好了用什么样的方式寒暄，用什么样的语调跟对方说话；或者一看是自己不愿见的，干脆躲在屋里假装没看见，让家里其它人去应酬。秀梅料定大玲姥姥不会出来，她瞧不起秀梅，秀梅是吴家的佣人，大玲姥姥等级观念强，哪怕一个锅里舀饭吃，主人还是主人，下人就是下人，丝毫不能马虎。大玲姥姥的祖上是为官，到底多大的官，大玲姥姥从不吐口，猜去吧，越往大里猜越好。大玲姥姥平时接人待物拿足了架势，让人摸不透这老太太到底多大谱。多大的谱？不就一个老太太吗，没事摆摆架子，闲的。出乎秀梅的意料，大玲姥姥一推门，“吱扭”一声，从北屋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皱纹扭成了一脸的笑。大玲姥姥主动跟秀梅打招呼，问秀梅歇没歇着。秀梅是那种明白人，自己的身份地位哪会不清楚，只是揣着明白装胡涂罢了，你敬我一分，我还你三分，多一分也没有。大玲姥姥从屋里出来跟秀梅搭讪，秀梅用一张满月般的笑脸迎上去，身子也就转了向，朝了大玲姥姥。大玲姥姥也不兜圈子，问吴大夫星期几出门诊，又拍拍自己的脑门儿，说这一阵子脑仁儿疼，想让吴大夫给瞧瞧。秀梅告诉大玲姥姥吴大夫星期几星期几出门诊，说您去的时候打个招呼，号都甭挂，直接进去找吴大夫就得。大玲姥姥想夸秀梅，想了半天想不出夸什么，就咧着嘴笑。吴蔷已经从大玲屋里出来了。秀梅看见吴蔷就说：还疯呢，你妈找你赶紧回家去。吴蔷跟着秀梅出了大玲家的院子，大玲姥姥一直送到大门口。吴蔷问秀梅什么事啊，至于找到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