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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2）（图）
清代梁绍壬所著的《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金兰会》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广东顺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结姐妹，名金兰，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虽贤有司弗禁也。李铁桥廉使令顺德时，素如此风，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朱涂父兄，且鸣金号众，亲押女归以辱之，有自尽者，悉置不理，风稍戢矣。以上是说有些女子虽然勉强“出嫁”，但是事实上和丈夫没有发生关系，而主要是同性相恋。有个官吏以行政命令强禁这种风俗，其真正效果是值得怀疑的。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不是仅靠强迫命令、行政处罚就能解决的。《清稗类钞》中还记载了清末民初的上海有所谓“磨镜党”的组织，这是一个女同性恋的团体，该书第三十八卷《洪奶奶与妇女昵》云：沪妓有洪奶奶者，佚其名，居公共租界之恩庆里，为上海八怪之一……所狎之男子绝少，而妇女与之昵，俗所谓磨镜党者是也。洪为之魁，两女相爱，较男女之狎昵为甚；因妒而争之事时有之，且或以性命相博，乃由洪为之判断，党员唯唯从命，不敢违。有妓曰金赛玉者，适人矣，与洪有同病，遂挟巨资出，易姓曰陈，居九江里，与洪衡宇相望，为洪所惑，尽丧其资斧，几不能自存，洪之服御奢靡，挥霍甚豪，固皆取给于所欢之妇女，而得于洪者尤多也。与洪昵者，初仅为北里中人，久之而巨室之妾女，亦纷纷入其党，自是而即视男子为厌物矣。从以上这篇论述中可以看到，女同性恋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在当时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女同性恋者似乎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与男风相同，女同性恋也是古代小说、尤其是性小说的内容之一。这是因为，小说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而女同性恋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与同朝代丁耀亢所著的《隔帘花影》都不仅有女同性恋的叙述，而且后者还有女子鞭打女子，直至身浴血花又剪去头发而感到性满足的描写，这是女同性恋加上“性虐待狂”了。此外，明末清初李渔所著《怜香伴》中的雀笺云和曹语花、清代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蔷官和薇官、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封三娘和范十一娘，都是对女同性恋的描写。从古代形形色色的同性恋看来，其原因和表现是十分复杂的。许多王公贵族、达商富贾的同性恋，大部分算不上什么“恋”，而是一种淫乱，他们对异性玩弄腻了，就去玩弄同性；有一些人的同性恋，是十足的性变态；而多数人的同性恋，则出自一些心理的变化、民俗与环境的影响，他们是真正的“恋”，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感情和生活方式并不是什么罪过——对古代这形形色色的同性恋一概斥之为“淫乱”、“秽行”、“变态”是错误的，当然，如果一概加以肯定也不对。察古是为了知今，我们研究古代的同性恋是为了说明，社会上的这一性现象具有很远的历史源流，它的原因复杂，有些成因（如统治阶级的淫乱与性压迫）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有些成因现代和古代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对我们研究与认识现代社会中的同性恋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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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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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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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5）（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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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6）（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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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7）（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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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8）（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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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1）（图）
“食、色者性也”，人类的性问题和吃饭一样，既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有其继承性和连续性的，中国古代的性文化、性传统对现代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时，现代中国人的许多性问题，包括同性恋问题，既有许多传统的烙印，又有现代的思想体系、政治经济制度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向现代化的文明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一切事情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渡的阶段，在许多问题上新旧杂陈，科学与谬误并存；许多现象、许多观点似乎很矛盾，却并行不悖；今天人们还绝对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事情，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理解、接受，甚至习以为常。社会在不断地变，迅速地变，可是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向着更加科学、更加文明、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现代中国同性恋的状况也是如此，它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了较大的变化，进入２１世纪后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研究的状况一、各自为战的艰难起步阶段现代中国对同性恋的研究，肇始于改革开放后的８０年代，是随着性学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在８０年代最初的几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研究性学、宣传性学。他们通过自己的文章、著作努力使人们相信：性是一件自然的而不是神秘的、肮脏的事情；性学是一门科学，它关系到人们的身心健康、生活幸福，和社会发展关系也很大，人们必须重视这门学科的发展。１９８２年，吴阶平教授等编译的《性医学》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本性学专业著作，引起了人们对性学的广泛注意。这本书虽然没有直接明确地研究同性恋，但是它提出了人们在性的领域身心健康发展的许多问题，人类性行为有许多正常和异常之分，这就为以后对同性恋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１９８５年３月《祝您健康》杂志上刊登出一篇题为《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的文章，第一次较为全面地、通俗地介绍了同性恋的状况（主要是世界的状况），署名“华金玛”，“华金玛”是当时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阮芳赋的笔名。对这篇文章他以笔名发表，显然还是有所顾虑的，有投石问路的意思。同年１０月，阮芳赋副教授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由２０位有权威性的学者编著，由２０位有权威性的学者审定，由权威人士作序，显然希望给这本书披上“保护色”。这本书在中国风靡一时，印了上百万册。在这本书里有一章《性变态》，同性恋是这一章的内容之一，它论述了同性恋现象及其发生频度、同性恋的原因探讨、同性恋的预防及治疗。值得注意的是，编者既把同性恋放在《性变态》一章范围之内，在具体阐述时又把同性恋和性变态分开了，同性恋是性变态的一种吗——在模棱两可之间。再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在这一章的最后引用了弗洛伊德１９３５年４月９日写给一位同性恋者母亲的信，似乎寓意深长：亲爱的夫人：从来信猜想您的儿子是同性恋者。您在谈到他的情况时没有使用“同性恋”一词，使我印象极深。我想请教夫人，您为何要避开这个词呢？的确，搞同性恋毫无好处，但并非恶习和堕落，也算不得是一种疾病，用不着为此害羞。古往今来，有许多极可尊敬的人物是同性恋者，其中有些是伟人如柏拉图、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等。将同性恋视为犯罪而加以迫害是极不公正和残酷的。如果您对我还信不过，就请读Ｈ·霭理斯的著作吧！您问我能否帮助您，我想，尊意是要我消除令郎的同性恋并代之以正常的异性恋。一般说来，我们无法保证办到。我们曾经成功地使一些同性恋者身上本来存在然而受到压抑的异性恋倾向重新萌芽生长，然而多数的情况是再无更好的办法。每个同性恋者性质不同，年龄有别。治疗的结果不能预测。精神分析对令郎的帮助其效果又不相同。如果他郁郁寡欢，神经质，受情结的折磨，社会生活受到妨碍，分析可能使他恢复和谐及心理上的宁静，增进生活效率。至于同性恋则可能依然故我，或有所改变。如果您下了决心，他可以来接受我的分析。但是我不希望您这样做，因为他必得到维也纳来，我不想离开此地。无论怎样，别忘了给我一个答复。忠实并怀有善意的弗洛伊德在这以后，中国一些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对同性恋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些学者中，一马当先的是李银河女士。她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在８０年代中期回国以后，李银河对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如离婚、单身、婚外情等作过一些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有一些问题源自夫妻一方是同性恋者，这个发现是她探究同性恋问题的一个发动点。这时，她得到了一笔科学研究基金，就和她的丈夫王小波（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硕士，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著名作家，１９９７年病故）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对中国的同性恋者作了调查研究，调查采用了深入访谈个案史和问卷调查两种，样本共４９人。在此基础上，结合其它许多资料，写成了《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一书，先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９３年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专门论述同性恋的专著。在这本书里，作者从许多方面介绍、分析了中国男同性恋者的状况，强调指出，对某类少数弱势群体刻意地“视而不见”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对他们缺乏了解，视之为异端，非我族类，将极易形成十分粗暴的对待，这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是十分不利的，而中国社会目前在这方面几乎完全无知，就孕育着这种危险。李银河呼吁社会大众给同性恋者一些宽容，不要单纯以“多数和少数”的观念来看待与判定同性恋的是非，不要单纯以“道德观念”来衡量一切。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刘达临教授以他所领导的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出面，主持了前所未有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并获得了成功。这个调查遍及中国１５个省、２４个地区，调查对象为中学生、大学生、城乡已婚者与性犯罪分子。这个调查在中国第一次探索了在一般人群中同性恋者所占的比率，同时以大学生为代表，较深入地了解了现代中国人对同性恋的种种看法。这个调查报告于１９９２年６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公开出版，书名是《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出版后在国内外广泛地得到了好评，被称为“中国的金西报告”。两万例调查完成后，刘达临教授又进行一些特殊群体的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和同性恋者的性调查。对同性恋的调查是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进行的，原计划在上海、福建、江西、江苏、四川、云南等省市的六个地区进行６００例同性恋者的调查。刘达临教授试图通过这个调查探求中国同性恋者的特点，然而，这个调查困难之大出乎他们原先的估计。获得一份同性恋的合格问卷所花的平均费用是过去进行一般的性调查的５０倍，最后主要因为经费问题不得不以完成２５４例而告终。（这个调查的资料，本书还将多次引用，简称“上海调查”）为了深入探究同性恋问题，刘达临教授还结交了一些同性恋的朋友，到同性恋者的集聚地和他们交谈，还通过电台对这个问题作了几次专门的讲演。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上海健康教育所在上海对１１１位同性恋者作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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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2）（图）
１９９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副教授和北京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的吴宗健先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经费补助，开展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同性恋调查，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１８个主要城市，直接面谈８１０人次，并发出问卷，作了分析和研究。潘绥铭、吴宗健完成的同性恋调查报告先在海外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后来才在国内公开发表。他们希望能以座谈会或研讨会的形式，邀请有关具体执事的中层干部参加，以引导他们改进对同性恋问题的一些观念，同时还要继续筹集经费把这个研究进一步做下去。在这个各自为战的研究阶段，很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９４年初，广东珠海有一位志愿者吴春生先生投入了同性恋者的研究队伍。所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是，他不仅放弃了职业、收入，以全力投入这一工作，而且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中国这方面的第一人），并且以这个身份走进同性恋者的圈子进行调查研究。他说：“至少要让社会知道同性恋，让大众去评论，因为凡事都要有了解，有了解才会有宽容。”吴春生先生曾在香港和澳门的新闻机构工作，接触过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很有启迪，他希望社会能正视同性恋问题，理解他们，对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另一方面，更要引导同性恋者向健康快乐的方向发展，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从而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和接纳。他从海外争取到一些研究基金，准备在中国大陆一些主要城市进行１０００例同性恋的调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走过十几个城市，一方面填写问卷，另一方面发放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材料，更重要的是，通过和当地同性恋者的直接沟通，掌握中国大陆同性恋的状况，了解他们所想的所做的，倾听他们真正的声音。以同性恋者的身份去调查同性恋者有很大的优越性，相互之间便于理解，便于沟通，便于接触，可以达到非同性恋者从事这项研究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但是，也可能正是这个缘故，“当局者迷”，过多地强调了这一面而忽略了客观环境与客观需求。对中国同性恋问题研究的理想机制应该是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结合，这样会较为全面、客观。吴春生先生在工作过程中几乎拜访了全国所有的这方面的专家，共同切磋研讨，可惜，他的这一工作以后没有大的结果和影响。以上这些工作都是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进行的，这是当前中国对同性恋进行研究的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是一些医学家、医务工作者借行医之便，接触了大量的同性恋者，一些有心的医学家在为同性恋者们诊治的同时，研究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那些被调查的同性恋者相反，这些同性恋者都是主动求医的，所以比较愿意和医生合作、能讲心里话。在这些医学家中，南京医科大学的鲁龙光教授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是一位脑科专家，长期以来致力于患者生理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在全国相当早地注意到同性恋问题，并着手研究。然而，由于社会上流行的传统观念的阻碍与同性恋者的重重顾虑，这项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南京心理卫生研究中心１９８７年以前的１０年间所积累的同性恋个案不过百余例。鲁龙光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受到许多打击与嘲讽，但他仍以为人类造福的信念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１９８７年，反映鲁龙光教授研究成果的大型报告文学《颠倒的世界》发表，并先后被几十家报刊转载，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大批同性恋者获此信息后，纷纷前来求治或书信咨询，从而使鲁龙光教授的同性恋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１０年间，他共积累了２５３４例同性恋的个案资料，直接求治的１１６２人，通过书信咨询的有１３７２例。他通过和同性恋者倾心交谈，深入疏导，打开了同性恋者心灵深处的大门，洞悉了同性恋者的心理世界。鲁龙光教授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选取了其中资料最为齐全的１０００例作了量化分析，从而使他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更为科学、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他的这项研究起步如此之早，规模如此之大，资料如此丰富，分析如此缜密，在国内外都是少有的。（这项研究资料，本书还将多次引用，简称“南京研究”）在这个时期，对同性恋的研究是可贵的，可是社会阻力也是很大的。有些研究对同性恋问题往往是欲言又止，或者说一半、留一半。有些研究文章开始总说：“我不是同性恋，我是个异性恋者”，似乎这一声明，就表示自己是站在客观、公允的立场上了。其实，任何人都难以彻底摆脱自身所处地位和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异性恋者，很难完全摆脱千百年来异性恋中心主义对自身的影响，因而往往在研究中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例如，不少同性恋研究者总是从“疾病”、“病态”的角度来研究同性恋，同性恋果真是一种“疾病”、“病态”吗﹖有的研究者还好心地呼吁社会对同性恋者“给予”一些宽容，可是这种宽容听起来总有点“恩赐”的味道。二、聚集在防治艾滋病的大旗下学是如果说，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期，许多学者、社会工作者在这方面还是各自为战的话。那么到了９０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对同性恋的研究开始聚集在一面大旗下，这就是防治艾滋病。艾滋病对人类生存是个最凶狠的敌人，迄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防治办法。从８０年代后期开始，国际上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以庞大的人力、物力来研究如何防治艾滋病，从９０年代开始，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防治艾滋病了。同性恋问题和艾滋病有密切联系，在“防治艾滋病”的大旗下研究同性恋问题不仅堂堂正正、理所当然，而且比较容易得到经费，得到政府的批准，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这种情况，正和中国的性学研究要扛着“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的大旗一样。当然，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和权宜之计，它们本来就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学者万延海出面主持了艾滋求助热线，并开办“男人的世界”沙龙活动，探讨同性恋者的生存和发展，自我认同和教育社会公众如何面对艾滋时代的挑战等内容。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４日，这个沙龙在北京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媒体广为报道，万延海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同性恋现象开始“公开化”。１９９４年，万延海在北京又建立了一个爱知行动项目，该项目除了编辑交流资料《爱知简报》外，万延海还经常组织小型学术讨论，把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年龄和知识背景的同性恋者的认识和经验及时汇聚，使之变为更多同性恋者可以共享的财富。这些讨论，也向性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健康教育人员开放。可以说，爱知行动项目架设起了同性恋者和学术界进行交流的第一座桥梁。学术界有了正面研究同性恋现象的较多机会，同性恋人群也由此使自我认同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科学审视和文化反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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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3）（图）
万延海在同性恋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但是，在９０年代前期，社会上许多方面对同性恋还没有摆脱历史偏见的束缚，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活动更是犯了大忌。压力接踵而来，万延海被迫离开了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支持他的领导也受到牵连。１９９４年３月，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了青岛医学院张北川教授的《同性爱》。有４０多万字。这是中国第一本从理论上全面论述同性恋问题的著作。张北川教授由于工作的关系，从艾滋病注意到同性恋这一现象，又接触了不少同性恋者，深切地感到对这个问题实有研究的必要，于是以极大的精力，克服了许多困难，深入研究国内外这方面已有的成果，加上自己的体验，写成了这本书。他说：“我是医生。医本仁术。从开始行医时起，我就把科学与人道主义看成引导自己前行的旗帜。当我看到这些同性恋者的经历、痛苦和悲哀时，我也深深地感到了痛苦、悲哀，我感到惶惑不安。我感到极大的压力，一个医生难以忍受的巨大压力，许多次为此失眠。特别是看到个别人所遭遇的、一般的人道主义原则（更不用说党的有关政策了）受到严重践踏的困境，我曾多次想起莎士比亚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那首诗的第一行是：‘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发现，我必须把我知道的知识和许多想说的话讲出来。如果不把这一切讲出来，我将受到良心的无休止的折磨，将永无安宁之日。”他又说，他想通过各种学术途径和传媒界，向大众宣传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同性爱不是道德问题，不应歧视、谴责和打击同性爱者。把同性爱归结为道德问题的认识早在６０多年前就已经被科学研究所否定。第二，同性爱不是疾病。现代科学已经证实，同性爱是疾病的学说是错误的。“我们大声疾呼，用科学之光，引导异性爱大众社会和同性爱社群，共同抗击艾滋病对现代中国的挑战；用科学之光，引导异性爱大众社会和同性爱社群对同性爱的认识和决策；用科学之光，引导中国社会有关同性爱现象的性文明进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艾滋病在中国进入快速流行期，由于中国首例传播感染艾滋病毒者是男性，而在以后的感染者中同性恋者又占相当比例，艾滋病的沉重使中国社会更多地关注同性恋问题。张北川开始把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１９９７年，在“中国首席艾滋病干预研讨会”上，首次由张北川报告了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为防治艾滋病，他争取到了一些国际援助来研究艾滋病问题。２０００年，由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张北川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办，召开了中国非政府组织首次与同性恋者正面对话的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这次会上，传达了国家卫生部领导人强调“要做好对同性恋人群的关心、服务和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外学科的一些权威专家和同性恋者进行了真诚、平等、坦诚的交流。张北川在这方面是一位卓越的、有献身精神的宣传教育工作者和组织工作者。他在工作中虽有阻力，但这阻力比前几年小多了，因为他的工作纳入了防治艾滋病的范围之内。１９９８年初，由福特基金会和巴华·马丁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一些中国同性恋者共同资助，建立了一个由许多专家、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共同创办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定期出版刊物内部资料并定期进行科研调查。《朋友》和各有关部门及２０００多名同性恋者建立了联系，在同性恋和防治艾滋病的问题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组织作用。三、同性恋研究突破文化禁忌的坚冰１９９５年４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方刚是《天津工人报》的一位年轻记者，他在几年前就十分关注我国的同性恋问题并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１９９４年年初～９月，他以记者、社会工作者的身份深入到同性恋者的内部进行采访，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他也和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这部２０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同性恋者的现状。这本书第一次印刷就达７万多册，可见其受欢迎程度。这一时期，对同性恋问题的出版虽有禁令，但不知为什么，这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反而越来越多了。１９９５年《人之初》杂志发表同性恋者的自述《渴望幸福的爱》。１９９７年８月至１９９８年２月，在精神卫生科普报纸《精神卫生通讯》上开展了应不应把同性恋剔除出精神疫病分类的讨论，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对这个问题作公开讨论。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７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魏宏岭的《关注同性恋》，这篇文章几乎占了一整版的篇幅。１９９８年５月２日《陕西日报》刊载了李银河的长文《中国的同性恋》，随后李银河又出版了《同性恋亚文化》一书。２０００年５月６日《中国新闻周刊》Ｃ版以“模糊男女”为标题，以全部篇幅探讨同性恋问题。２００１年１月《现代文明画报》又以全部篇幅探讨同性恋问题。其它大大小小的报刊还刊载过不少有关同性恋的文章，一时颇有风起云涌之势。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中国也进入了网络时代，互联网的出现，为同性恋者提供了崭新的沟通渠道和发言空间。同性恋者在网上交流生活体验，发表文学作品，就同性恋话题进行各种学术性探讨，并通过网络寻找志趣相投的朋友。据在同性恋圈中颇有影响的“广州同志”网站的统计，中国大陆同性恋者的网站或以同性恋者为主要诉求对象的网站或网页，总数接近３０００家。这些网站有的侧重学术研究，有的侧重文学艺术，有的侧重资讯交流，对同性恋者的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国际和中国的精神医学和心理学里都明确认为同性恋既不是罪，也不是病，没有必要封锁它和压制它了，相反，为了防治艾滋病，更为了尊重人权，还要好好关心它、研究它，同时，网络时代的到来，再限制、封锁也限制、封锁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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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同性恋者知多少（图）
这是研究、了解中国的同性恋状况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如果“心中无数”，没有一个数量的分析，就很难对其它方面有深入的了解。可是，也许这将是个不解之谜，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很难有比较精确的统计，这不仅因为许多同性恋者由于害怕受到歧视而对此讳莫如深，也因为究竟怎样才算是同性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只要有心理倾向，还是必须有行为表现？同性性行为只指性交，还是也包括拥抱、接吻、抚摩及其它？是不是必须自己承认才能算是同性恋者？凡此种种，目前的看法并不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性恋还是一个模糊概念，从模糊概念出发只能调查出一些模糊数据。当然，有一个模糊数据（或称框算、估算）也比没有数据要好得多，它毕竟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有利于人们认识社会。世界上有不少学者对同性恋的数字作了调查与分析，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西教授的调查，１９４８年报告在５３００名成年男性白人中，有过同性恋的占３７％，其中绝对同性恋者为４％；１９５３年报告５９４０名成年白人妇女中，有过同性恋的占１３％，其中绝对同性恋者为３％。美国政府的一个出版物中公布了吉伯哈德１９７２年的估计：成年妇女中有过同性恋体验的约占１０％～１２％，男性同性恋的发生率更高一倍，即约占２０％～２４％。当然这是美国的情况，别的国家也许没有这么高。然而，即使按照德国施奈贝尔博士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的看法，同性恋的数量也很可观。他说：“许多国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同性恋者占全体居民的３％～４％，照此标准世界上至少有一亿人是同性恋者。”以上是世界上对同性恋者数量的几个比较有权威性的估算，虽然仅仅是估算，而且结论并不一致。那么现代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新中国建立以后，人们极少谈论同性恋，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种“怪异”现象在新社会是不会也不该存在的。可是，１９８１年上海的一位医生在《大众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述及《红楼梦》这部著名的古典小说中至少描写了五对同性恋者。此文发表后，作者竟收到了１５０多封同性恋者的来信，有的是叙述自己的苦闷，有的是寻求同情，有的是提出问题要求解答，还有一封信说，目前中国的同性恋者很多，仅他一人就认识３００多位同性恋者。这一情况在内部传开后，令许多人大吃一惊。此后十多年，中国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同性恋问题的研究，但只是在同性恋者当中调查研究有关同性恋的许多问题，而没有在一个相当广泛、有代表性的人群中调查同性恋者所占的比率。在这方面的首先尝试是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所作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这个调查并未重点调查同性恋，但是对大学生的调查和对城乡已婚者的调查中涉及了这个问题。在调查问卷中对这个问题的界定是过去与他人有过同性性行为（指广义的性行为，即包括接吻、拥抱、抚摩、口淫、性交等），而这种性行为是在性驱动下进行的（有些无意识的模仿、嬉戏不计在内）。这个调查报告收集了３３６０名男女大学生的自我报告，按性接触方式分为：和同性有搂抱行为的情况、和同性有接吻行为的情况、和同性抚摩生殖器的情况、和同性性交的情况等４种类别，每种类别分别设置了频率：经常、有时；态度：主动、被动、被迫；感受：愉快、反感、无所谓等详细问题。调查结果表明：和同性有搂抱行为的２５１人，占全部调查对象的７．５％；有接吻行为的８２人，占２．４％；抚摩同性生殖器的６８人，占２．０％；与同性生殖器——肛门接触的２０人，占０．６％；与同性生殖器——口接触的１３人，占０．４％。若以搂抱为标准，大学生中有同性恋倾向的占７．５％，其中男大学生占全部男生的７．０％，女大学生占全部女生的８．４％。发生以上同性性行为的，大多属于“有时”进行，并不频繁。对于搂抱、接吻，多数人都采取主动态度；但至于抚摩生殖器、性交（口交或肛交），处于被动状态的比率就大了；处于被迫状态同时对此持反感态度的比率，与异性性行为相比，也增加了不少。此外，在对７９７１名城乡已婚者的调查中也涉及了同性恋问题。同性性行为也是已婚者的性行为方式之一，虽然它人数较少，也不发生在夫妻之间。由于同性恋的问题十分敏感，我国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者迫于社会的压力都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所以，调查中只能从对同性恋的问题了解多少的角度进行，同时，辅之以“你是否亲身经历过”的询问。从调查统计看来，城市居民对同性恋的了解比农村居民为多，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城市比农村开放，城市居民对许多情况的了解程度、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远较农村居民为高。回答对同性恋亲身经历过的数量很少，城市已婚居民占０．５％，农村已婚居民占２．３％。由于中国农村居民约占全国总人口的８０％，所以可以大致估算，中国城乡已婚居民中有过同性恋亲身经历的约占２％，其中男女的比例为７∶１。严格说来，以上数字不是中国同性恋者的完全数字，而其中也包括双性恋，即兼搞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数字，因为这些人都已经和异性结婚，发生性交关系，甚至生儿育女。大量的未婚同性恋还未统计在内。这些未婚同性恋者有人还未曾结婚，有些人则根本对异性没兴趣，不愿结婚。所以中国同性恋者的实际数字要比以上这些数字大得多。从那时开始至今，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大陆同性恋者的数字作了调查，其估算与分析的结果都没有重大出入。１９９３年香港有关方面和上海中医学院对２１９０名大学生作了性调查，发现有８．３％的男生和９．２％的女生有过同性性行为。著名的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１９９５年对北京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既有同性恋心理又有性行为者占４．２％，仅有此心理者占８．４％。社会学家李银河１９９８年分析了许多调查结果，估测有３％至４％的中国人是同性恋者，总数约３６００万至４８００万人。以上这些数据都差别不大。但是，张北川教授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两次对大样本自认为是同性恋或有此倾向的男性调查发现，他们人均与４至５位异性恋男性有过性关系，估测成年男性中１０％至１５％有同性性行为。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位首次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者的身份并跑了许多城市进行同性恋调查的吴春生，则估算中国大陆的同性恋者的人数至少占６％。中国的同性恋者知多少﹖这恐怕是个永远不能精确计算之谜。对这个问题中国目前还不具备抽象调查的条件，而且有许多同性恋者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所以对此只能推测、估算。以上这些数据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其下限至少在２％至３％之间，那么，中国大陆的同性恋者至少有３０００万人之众，这完全顶得上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了。让这么多人只能在暗处活动，让这么多人处于惶恐、不安、被歧视甚至和社会有对立情绪之中，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是不能不加以解决的——这就是我们分析研究同性恋者知多少的含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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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同性恋者的分类（1）（图）
金西等在调查人群性行为时，依据同性恋性关系发生的频度将同性恋划分为六个等级，第一级是偶尔发生同性恋行为；第二级是同性恋行为常见，但少于异性恋行为；第三级是同性恋行为与异性恋行为持平；第四级是同性恋行为多于异性恋行为；第五级是同性恋行为占支配地位；第六级是绝对同性恋。此分类并未反映同性恋的心理特征，而且将境遇性同性恋、偶尔性同性恋等假性同性恋及双性恋、易性癖等都包括在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来美国有些心理学家曾提出四种分法，即分为：一、不变同性恋（相当于真性同性恋）；二、可变同性恋；三、偶尔性同性恋；四、胁迫性同性恋。事实上第四种既已明确为胁迫，只是被动承受，并不是出自内心的需要，理应不属于同性恋的范畴，其中严重胁迫者应属“同性强奸”。学者们更倾向于以下三种分法：一、真性同性恋，亦称素质性同性恋、绝对同性恋；二、兼性同性恋，相当于可变性同性恋；三、假性同性恋，主要指境遇性同性恋或偶然性同性恋。我国学术界也基本上沿用了这三类分法。假性同性恋对同性恋的爱恋只是同一定的环境条件因素相联系，当环境条件改变或其性心理成熟后，其同性恋行为则会自然终止，而转为异性恋，如在监狱服刑的中青年罪犯大多有过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同性恋关系，一旦他们回到社会大环境中，有了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则大多数转化为异性恋。其它缺乏异性接触的环境，如军营、海轮、修道院等，也容易发生假性同性恋行为。兼性同性恋者与两性都能发生性关系，也均可获得满意的性快感，对此，多数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双性恋而非同性恋，至多它是一种同性恋的复合类型。我们认为如果把假性同性恋归属于同性恋范畴，真正的兼性同性恋实际上应该是存在的，不能因为实际工作中双性恋和同性恋区别的困难而把两者混为一谈，并因此而否定兼性同性恋的存在。人们公认的真性同性恋是真正的同性恋，是社会同性恋现象存在的中坚，甚至有人主张同性恋就是指真性同性恋。他们从小对异性毫无兴趣，在身心发展过程中，其男性性心理或女性性心理的发展出现或遇到障碍，导致他们对异性反感和厌恶。他们专营同性性活动，在同性恋行为中扮演“丈夫”或“妻子”的角色，他们只对同性成员有明确的固执的好感，对异性无兴趣，甚至厌恶。真性同性恋是同性恋研究的重点。哈尔滨的李继绮医生提出把同性恋分为：一、绝对型。性活动专一指向同性；二、混合型。除指向同性，对异性也有性活动；三、同性冲动型。对同性喜爱，见到同性有冲动，但未有同性性活动。南京鲁龙光教授从医学和心理学角度提出把真性同性恋分为四种类型，国内学者认为这一分类很有新意，也具有较好的临床和实践意义。由于各人的家庭教育、文化背景、传统习俗、社会禁忌、法律约束和经历的不同，还由于性别年龄的差异、性格特征，信仰理想、伦理道德观念、希望和需要、生活习惯、行为规范及早年性体验的区别，人们的性行为、性观念也就出现差异，尤其是同性恋的性行为表现千差万别。鲁龙光教授在对同性恋１０００个案例行为表现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应用统计学、分类学的方法，主要根据同性恋个案性行为的特点，将真性同性恋分为以下四个类型：一、意向型：９３人（占９．３％），此型性意向是同性，但从未和他人发生过性关系。二、情感型：４０８人（占４０．９％），他们有较稳定专一的恋爱对象，并有性接触。三、性乐型：４３６人（占４３．６％），此型以性乐追求为主要表现，他们之间无情感色彩，性关系不固定。四、复合型：６３人（占６．３％），此型爱恋的对象是同性，另具有一种特殊心理定势，对异性性爱厌恶，完全不能适应。下面对这几种类型作一些说明。一、意向型同性恋 €“意向”可理解为有指向的思维过程。意向型同性恋与异性恋中的“单相思”类同，这些人的性取向是同性，但又没有确定的性对象个体，也就没有同性间的身体接触和实际上的同性性活动，而主要是通过想像理想中的同性性对象，以性幻想、性想像和性梦以及自慰的形式获得性满足。意向型同性恋者具有个性内向、严谨、拘泥、胆小怕事、敏感多疑及好幻想的特点。他们受文化背景、道德观念及传统习俗的影响较深，或者是迫于社会压力，或者他们的性交存在困难以及对性行为恐惧等矛盾心理，从而促使意向型同性恋的形成。意向型同性恋最具特征的是性对象的选择和性行为的独特。他们的性对象是：（一）使其产生单恋的性对象：有过交往的同性同学、朋友、同事；刚认识或不认识的同性群体中的“一见钟情”者。（二）同性中的“星”族：同性的歌星、影星、体育明星、文化名人、政界及军界名人、名模、著名节目主持人等。据“南京研究”，以同性名人为性对象的占１／３以上。（三）在照片、影视音像制品、画像、文学作品等材料中发现的同性人物形象。（四）想像中的同性“模特儿”，他们大多是有典型男、女性气质及风度，有才华、有知识、有地位者。（五）部分意向型同性恋者的性对象有可变性，可有多个同性性对象。他们的性行为特点是：第一，所有的意向型同性恋者均采用性幻想、性想像的形式发泄性欲，进行同性性活动。“南京研究”表明，１００％的意向型同性恋者嗜好性幻想和性想像。他们无休止地幻想着，自己与同性性对象有一个完整的性爱的自我世界，自我陶醉于精神享受的理想境界中。７６％的意向型同性恋者是在错综复杂的幻想或在想像同性性对象时出现性兴奋，通过自慰形式达到性高潮；另有２４％的意向型同性恋者只是通过同性性对象的照片、图片、录像、连环画甚至是文学作品的描述的观赏、回忆或想像即可达到性高潮、获得性满足。６２％的意向性同性恋者是与性想像中固定的性对象进行想像中的性活动或自慰，另外的３８％是与可变的一个或多个同性性对象在想像中进行同性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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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同性恋者的分类（2）（图）
第二，在意向型同性恋者中，有性梦和梦遗的占８４．６％，他们的性梦常常离奇古怪，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这些人（主要指２０～３０岁的年轻人）性梦的发生频率和梦遗的次数，与他们白天的性幻想。性想像活动无明显相关性。白天性幻想和性想像丰富、自慰射精频繁者，夜间性梦和梦遗的次数亦不减少，甚至还可能增加。其中有２９％的性梦频发者认为性梦快感的经历常常使他们对幻想中的性对象更加钟情、更加思念。还有人认为性梦后的焦虑和压抑情绪对自己的性心理健康有自我保护意义。性梦多见于文化层次较高者，性梦的出现频率不定，一般１～１６日一次。第三，性想像中伴有自慰行为者更多见，因为他们缺乏与同性性对象实体的接触，性快感是通过性幻想，性想像和性梦来实现的，这三者都是自我心理活动，是处在不同意识状态下大脑的自慰行为。意识清醒者，则一般都能通过自慰发生射精而达到性高潮。入睡后在大脑皮层普遍抑制情况下，皮层下中枢的兴奋则得到释放，性中枢及射精中枢不断活动，进而出现性梦、性高潮及性梦射精。第四，约有２．３％的意向型同性恋者在想像同性时有自虐或他虐的幻想，在他们想像中进入角色或在出现报复、愤怒、恐惧、焦虑等心理压抑的同时，出现射精，或同时通过手淫而射精，达到性满足。第五，其它性行为则因没有实体性对象而只能在想像中进行，通过接吻、拥抱、口交、肛交等想像达到性心理的满足。第六，他们想像中的性对象一旦成为现实或者根据他们想像中的性对象特点找来同性“模特儿”，并不能使他们兴奋，反而使他们紧张、恐惧，不能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同性性行为。实际调查也证明：当他们面对现实中的同性性对象时，因为紧张、恐惧而根本不会采取与同性实体接触和进一步发生同性性行为。二、情感型同性恋 €情感型同性恋一般都有较稳定专一的恋爱对象，并有同性间的肉体接触。他们的同性恋爱的情感浓郁而强烈，一般都不满意于朋友一样的往来，而希望与恋人能长相厮守，甚至希望公开过“夫妻生活”，公开组织“家庭”。这些人很重感情，情感的需要常常超过性接触的需要，他们之间的性接触也更富有感情色彩，更注重相互间的亲昵、爱抚，更注意细腻的情感体验。重情是这一类同性恋的特点，所以他们要求对方忠贞不渝，一旦失恋，心理反应会很强烈，若发现对方“不忠”或者“背叛”，嫉妒心理也很常见，甚至会以死相逼，做出不理智的事来。同性恋情杀或自杀多见于这一类型。情感型同性恋多见于女同性恋者或男同性恋者中的被动角色，其形成原因主要有素质因素和外部条件。情感型同性恋者大都有长时间的相互接触，在彼此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较深友谊的基础上产生了相互的恋情，尤其在男同性恋中的被动角色或女同性恋中的主动角色中更易发生，或者更为强烈。他们的性对象是：（一）情感型同性恋者特别重视性对象的选择。选择同性性对象有一定条件，除体现个体的文化背景、性格特点、价值观念等不同以外，还反映了同性个体不同角色的心理。男女同性恋中的主动角色都希望选择一位温柔漂亮、贤淑善良的同性为“妻”，而被动角色则希望选择有强健魁梧体魄和勇敢果断、性格坚强而有潇洒风度的“丈夫”。除此共同标准外，各人还有自己的喜好嫌恶。“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情感型同性恋择偶中更为突出。（二）情感型同性恋性对象通常为相处时间较长的同性伙伴、密友、邻居、同学、同事，“一见钟情”的同性朋友，经人介绍的同性朋友及因偶然的机会发生过同性性接触的同性恋对象等。（三）情感型同性恋性对象也可以是异性恋者，对方仅仅是重感情重友谊，允许有限的同性性接触；而同性恋者（情感型）却是友谊加恋情，在友谊和感情的维护下，争取更多的身体接触，获取性的满足。（四）情感型同性恋者有较高的文化趋向，文化层次越高，情感需要越强烈，更注重双方文化背景和志趣的趋同。（五）情感型同性恋性对象一旦确定则相对较稳定，相互钟情，不愿随意更换性对象，他们对朝三暮四的同性恋者多无兴趣。他们的性行为特点是：第一，可以具有同性性行为中的各种类型，但更注重双方身体的密切接触，如拥抱、抚摩、情感交流（接吻等），也常用相互手淫的方式。其它同性性行为也可发生，但双方并不热衷，且常常为了表示贞操及爱情的纯洁高尚而不轻易发生同性“性交”的性关系。第二，同性接触中更注重情感交流，互相亲昵、爱抚，更关注对方的体验。情感型同性恋者每日性释放一次者占８４％；在睡前做爱过程达到高潮，在短时间内反复射精者偶然见有。但有８．２％长期地、规律地在２４小时内间歇射精２～４次，这均见于２５岁以下的年龄组，４０岁以上年龄组则极为罕见。在情感型中没有射精高潮仅通过爱抚行为而达到性高潮者占１６％，这组多见于强调爱情专一的大学生（占７１％），他们之间多以姊妹、兄弟相称，同行、同食、同住，学习及其它活动形影不离。性行为方式以互相爱抚为主：互相亲吻、拥抱、温柔触摸对方全身肌肤，有时一次可达数小时之久，在性爱抚过程中往往喃喃自语，诸如“哥哥我爱你，我们永远不分离……”一类的话。一般不接触对方的生殖器官以表示保持爱情的纯洁，显示贞操、正经、真诚、美好和健康，直到过了高潮相拥入睡而止；他们有时偶尔相互手淫。一般保持关系较长，在毕业离校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慢慢相忘。有些主动型者转化为异性恋；而有些被动型者往往痛不欲生，食宿不佳，易引起意外和仇恨，偶有造成斗殴、自杀或凶杀结局者。其它６４％情感型性行为方式除爱抚外均有以射精告终的性高潮（特别是一方为情感型同性恋者，另一方为异性恋者），他们均在相处一段时间后建立友谊，情感型同性恋者主动以情感进攻而陷入情网，给对方以多种性刺激、性唤起。第三，这类同性恋者更注重体现角色特点，尤其是被动型者更希望自己是“贤妻”，有７８％的被动者希望自己能像妻子一样与对方长久和睦地相处，在性行为中他们也喜欢居下位，主动地让对方达到性满足。女性同性恋者中主动角色会更显示男性特点，同样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贤妻”感受到性接触的乐趣，甚至不惜忍受各种痛苦以满足对方，表示自己爱情的纯洁。６６％的人可在性接触中得到满足。第四，性行为需专一对象，非专一对象的同性恋者在同性性接触中，或者反抗对方，或者对对方不发生兴趣。若所恋对象为非同性恋者往往要花很大的代价来换取一点性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