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色嘴唇》的出版在全球华语读书圈引起了很大反响，海内外的报纸纷纷评价。这本书不仅引起了“两岸三地”许多同性恋者的共鸣，而且在纯文学圈为同性恋文学赢得了一席之地。
１９９７年底和１９９８年初，香港华生书店又相继出版了大陆作家童戈的小说集《好男罗格》和崔子恩的小说集《三角城的童话》。《好男罗格》以其生活化的表现和讲故事的传统笔法，受到了同性恋人群的喜爱。这本书中的《战地》被译成英文在美、英的主要媒体作为“反战文学”作品刊载。《好男罗格》的畅销书品质，进一步将中国当代同性恋文学推向了公众社会。
在大陆，同性恋的题材也逐渐地搬上舞台。
１９９０年春，由刁亦男编剧、张扬导演、贾宏声和郭涛主演的改编话剧《蜘蛛女之吻》在北京电影学院上演，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探讨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１９９６年，王小波编剧、张元导演的话剧《东宫西宫》在境外上演。１９９８年４月至５月，冯旭编剧、田沁鑫导演的话剧《驿站桃花》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公演。１９９９年，陈兵导演的萨特名剧《间隔》在北京电影学院小剧场上演。２０００年，热奈的名剧《女仆》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公演，导演林荫宇全部使用男演员来扮演剧中的男女角色，在艺术探索方面达到很高水平。
这一时期，以同性恋为题材的电影也不断地拍摄完成，如１９９６年由王小波编剧、张元导演的《东宫西宫》拍摄完成。１９９９年，由崔子恩编剧、刘冰导演的《男男女女》问世。２０００年，由李玉编导的影片《今年夏天》拍成。以上这些电影都在国际上的一些电影节获奖。
由大陆电影里，文艺界人士和港、台同行合作拍摄了一些同性恋影片如《滥宇》、《夜奔》等都在２１世纪初在港、台上映。在大陆还摄成了一些影片如《合子》、《旧约》、《丑角登场》、《ＭＡＳＳ》等，都是以同性恋为题材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有关同性恋的文艺作品也在中国大陆逐渐开花了。１９９７年１０月，苏童的长篇小说《碎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同性恋问题。１９９８年５月，崔子恩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两本酷儿理念的长篇小说《丑角登场》和《玫瑰床榻》，全面涉及同性恋、变性者、单性家庭等领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１９９９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格子的长篇小说《迷情的日子》，这是现代中国第一部以女同性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来，在中国大陆，文艺界、电影界有一些人始终在为把同性恋的题材搬上文艺舞台而努力。然而，这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同性恋被认为是一个“敏感问题”，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和戏剧、电影常常受到有关方面的阻挠甚至封杀，所以，有些作品不得不在境外出版，有些电影也只能在国外评奖，这也就是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吧在大陆，影片的主题虽然不是同性恋，但有些内容涉及同性恋的，如《霸王别姬》、《邮差》、《谁见过野生动物的节日》、《处女作》等，在被审查时也多少有些麻烦。直到２００３年春天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金粉世家》，其中有三少爷与戏子有暧昧关系的同性恋内容，虽未刻意著墨，但是电影审查部门还是把这一段片子给删剪了，可见社会理解同性恋还要有个相当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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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调查数据分析
艰难的调查之路（1）
这一章所进行的数据分析，主要是以鲁龙光教授从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９１年对１０００例同性恋者所作的临床研究和刘达临教授从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２年所主持的２５４例同性恋调查为主体作分析对照的。分析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中国同性恋者的特点，产生的原因以及针对这些现象所应抱的态度和防治办法。
亚洲性学联会主席吴敏伦博士在《中国当代性文化》（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序言”中这样写道：
性调查是一种特别困难的社会调查，我们不能以其他社会调查的眼光来看它。一些有社会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即使在性不保守的社会中，一个问卷调查内只要加上有关性的问题，其回收率下降便可超出一半，有效的答案亦大大减少，这问题是几乎无法解决的。希望从性调查中得到可靠的信息，唯有从经常重复的调查中寻找答案。
性调查即困难，性调查中的同性恋调查更是难中之难。同性恋者表面上和常人无异，在茫茫人海中很难寻觅，几乎没有可能进行随机抽样，只能进行偶遇抽样，找到哪个就调查哪个。这种寻找往往是采取“层层串联”的办法，先要找到几位愿意合作的同性恋者，然后通过他们的介绍找到第二批同性恋者，再通过愿意合作的第二批同性恋者的介绍去寻找第三批……可是，由于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都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对外来的调查更是多疑，调查者会屡屡碰壁，这种层层介绍、串联的“长链”往往会中断，中断以后只有另起炉灶。“上海调查”原计划６００个样本，最后只完成２５４例，完成率为４２．３％，访问数和接受调查数为７．４比１。北京潘绥铭等所作的调查累计访谈８１０人，共回收有效问卷１６５份，成功率为２０．４％。
有一位女同性恋者，调查者已了解到她至少有四个固定的同性恋伙伴，但上门三次，她都拒绝接受调查。直路走不成只能走弯路，调查者后来找到她的一位好朋友，做通了这位朋友的工作，再通过这个朋友去做她的工作，最后她才接受了调查。
有位调查员，明知道有个朋友是同性恋者，但他们从未谈论过这个问题，对方也从未公开过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而且疑心很重，很不愿意别人突然到他家里去，于是这位调查者就煞费苦心地在他快下班的时候，在他家门口附近徘徊，企图装出偶然相遇的样子，搭讪、上门、闲谈，然后再转入正题。可是，在他家门口徘徊了三次都没有遇到他，直到第四次才达到了目的。
要使同性恋者接受调查，认真地填写调查问卷，首先必须得到他们的信任；要得到他们的信任，必须和他们交朋友，而交朋友可不是一蹴而就的。调查者访问被调查者，往往要通过散步、一起喝咖啡、一起去饭店吃饭等方式接触，一次、两次、三次……这样，所花费的人力和财力实在太大了。据“上海调查”统计，为得到一份合格的同性恋调查的问卷，所花费的钱是进行一般性调查的５０倍。
以下是福建、江西地区调查负责人、厦门大学副教授张小金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给刘达临教授的一封信：
调查遇到的困难比预计的要大得多，恐怕难以按原定计划完成。我打算在元月上旬寄出问卷，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完成问卷，大约１１０～１３０份，剩下２０～４０份问卷可能在２月下旬能够完成，但时间拖久了，是否上机开始，已经无用了？这第一批问卷时间已经拖了，但实在没有办法，如第二批这几十份已无用，我就暂时不再寄了，盼告。
自６月份开始，我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此项调查，但收效不大，寻找调查对象和访谈均十分困难，参加调查的人员也逐渐产生畏难情绪，有的退出、有的消极。１１、１２两个月进展较好，但离目的仍有距离，发现目标已有好几百，但调查起来极其困难，碰钉子太多，谈成一个平均要几十个小时，在精力和财力上的付出远远超出计划和原来的想像。从财力上说，你所汇来的调查经费已基本用完，还未付劳务费；从精力上说，我半年多的时间都赔上了，以至放弃了今年提副教授的机会（我今年已到年限，因上课之外的时间都搞这个调查了，所以没法准备外语考试和赶写论文）。虽然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可是看来结果仍然不理想。不过，还是积累了不少资料，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对那些不愿填写问卷的同性恋者，是把问卷的内容用拼音和符号缩成一张纸，口袋里揣着它去访谈，访谈后再把这张纸上的记号填到正式问卷上，对那些不太愿意填写调查问卷的同性恋者也只好如此了。
再摘录上海的调查工作者黄佳鑫的几则调查手记，从中也可看到同性恋调查是多么艰辛：
１９９１年４月×日
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颇具有个性的女同性恋者，在此不妨叫她Ｈ。Ｈ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喜好旅游，绘画颇有功底，家庭条件较好；但与众不同的是，其性格完全男性化，非常自信，而从不与男性交往，甚至非常鄙视男性。
Ｈ人长得很美，走在路上无不遭人在她身上停留几眼，可是她找了个与她极不相配的丈夫，带副眼镜，小个子，外貌平常。
了解了以上概况后，我决心与她接触。
“Ｈ很难接近，更何况你是男性，而且要了解她的隐私，弄得不好会碰一鼻子灰的。”我的一位朋友说。我说，“没有关系，已作好思想准备，只是辛苦你了。”
一天晚上，我着实打扮了一番。自感绅士风度翩翩，以此给她个好印象，从而有个谈话的基础。
我和那位朋友在一幢花园式的洋房门前停步，揿了门铃，出来开门的正是Ｈ。我的朋友打了个招呼正欲介绍，Ｈ瞪着我冷冷地说，“我已告诉你，不要带他来，我不欢迎这种人，请走吧。”咣当一声，铁门又关上了。朋友朝我苦笑着说：“没什么，连累你了，真不好意思。”我说，“她长得比你说的还美，我非见她不可，这件事拜托你了。”“尽力而为吧！”朋友答。
过了一周后，朋友打来电话：“Ｈ同意了与你见面，是我再三劝说，Ｈ看在我以前与她的关系才同意的，看来非常勉强。”我一听非常高兴，约好三天后下午在南鹰酒家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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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调查数据分析
艰难的调查之路（2）
那天，我买了一些Ｈ喜欢吃的青果等甜食，这是听朋友讲的。早早地在南鹰酒家门口等她俩。１７点３０分左右Ｈ来了。呀！Ｈ确实吸引人，高档的白色茄克，内衬血红羊毛衫，紧紧地裹着她娇媚的身体，她那平静起伏的胸脯和那光泽的头发全都那么美。那朋友将双方介绍后，她微露过的笑脸瞬间消失。不管你使我多么尴尬，不管你怎么想，只要达到目的就行。心里想着，一边找了一个靠墙的桌子坐下并点了一些菜。
此时，尽管周围环境非常热闹，我仿佛感到空气在凝固，窒息得使人难受，为消除僵持局面，我单刀直入。为避免她对我的敌对情绪，我在措词上尽量委婉：“我们是搞性行为研究的，性行为包括婚外恋，当然也包括不爱异性而爱同性的问题。同性恋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认为的是流氓、是坏事，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但是，类似行为总有些异常，而且在社会上不少，这是为什么呢？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我找你的目的就在于此。”Ｈ不吭声，我继续道：“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此缺乏研究，社会上许多人对此持不正确看法，缺乏科学的态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我们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请你帮助我们，协同搞好这方面工作……”我的态度极其诚恳，朋友在旁附言，Ｈ看似听着，嘴里一直不停地吃着菜，冷不丁地朝我瞟一眼，似乎在说，“你们嘴里说的好听，骨子里谁知道卖的什么药。”我仍看着她做思想工作，这是一项科研项目，作了调查才有发言权，请她相信。Ｈ仍然吃她的菜，默不作声，朋友非常尴尬，将近两小时，都是我在唱独角戏，她却在当观众、听众。一声不吭，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
翌日，朋友来电打招呼，我说，“我没关系，请你转告她，如果我真的不可信，她能生活得那么自在吗？麻烦事早就找到她头上了。”我亮出了最后“王牌”。
果然，不到三天得到消息，Ｈ同意面谈，朋友告诉我到咖啡厅，并强调，“只是谈谈，能否让你达到目的，我不敢保证。”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在一家幽雅、舒适的咖啡厅见了面。我又一次重复着并强调我们这次调查的目的和动机，不是好奇，是一项科研项目，绝对保密；不是针对某一个体，而是一个群体调查，得出数据来分析这类行为心理的、社会的、生物的因素，可是，Ｈ道：“不客气地说，你们根本不懂得我们的行为，更谈不上理解我们的心理活动状态。”“是呵，不了解才做调查的。”我急急地说。“你们只知道男女之间的性爱是幸福的，和谐的，可笑。何况，社会有多少夫妻性生活是美满和谐的，你们调查过吗？难道只可以异性相爱，为什么不可以同性相爱呢？我们同性也讲究心灵上的感应和精神上的和谐。”她说到这里，我急忙追问：“是否包括肉体上的？”“当然。而且我们的‘爱情’非常美满，我们不是像你们想像的那样丑，我们也讲品貌、感情、文化层次、志同道合等等……”Ｈ讲了一大通同性恋的理论，说实话，我实难感受，实难理解，因此转换话题：“听说你已结了婚，至今没有孩子？”Ｈ非常敏感，看了我一眼，“难道不可以吗？”她理解我问语的用意，但佯装不知，显然不想回答。我看表时间不早了，该是让她填调查问卷的时候了，当我拿出了这份表格时，她接过来翻了一下，又扔在一边。看她的脸色，今晚是不行的了，收场吧。Ｈ是聪明人，从这次谈话理应对我有所了解了。
过了半个月，朋友来电话说，Ｈ同意填写问卷，而且还同意动员她的几位“伙伴”填表，我又高兴又奇怪，怎么转变得那么快。原来，朋友告诉我，Ｈ已申请去美国移民，护照已到手，正在办签证等通知了。
１９９１年５月×日
据了解广东路地区的Ｂ姑娘为了一位女朋友离她而去，非常恼火，吵得不可开交，后经调查，Ｂ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与一起搞这项调查的冬沪兄决定去找她。
一天晚上，我俩骑车向Ｂ家去，这已是第二次上门，不知是否又会扑空。上次来到Ｂ家门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黑胡同”里摸索着爬到Ｂ家门的。第二次找上门当然比第一次容易得多。很巧，Ｂ在家刚吃完饭，当听说我们是社会学研究中心的（我们故意漏去了“性社会学”的“性”字）就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有一些情况想找你聊聊。”“那就进来说吧。”我们四下一瞧，家里人较多。“这里不方便，还是找个地方谈怎么样？”我们征求她的意见，Ｂ极直率，“到我的阁楼上去。”三人出门右转弯，猫腰上去。由于人高行动不便，Ｂ在阁楼门口猛然用一种男子动作拍了一下我的肩，“当心点，不要撞了头。”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是一间典型的三角阁楼，当中高两边低，一张大床靠墙，Ｂ讲与表妹同睡。室内家具平常，几件时装吊在墙壁上。Ｂ看我注意这衣服，就说，“这是我表妹的。”她客气地让了座，自己坐在床上，随手在橱里拿了一包健牌香烟，自己叼了一根，还让我们抽，我们本不会抽，为缓和气氛，就抽了一支。
从外表看，Ｂ的外表和以前那位Ｈ恰恰相反，毫不夸张地说，她没有一点女人味。当Ｂ下楼为我们冲雀巢咖啡时，冬沪兄还问我，真的是女人吗？要不是我事先知道Ｂ是女性的话，今晚真不敢将Ｂ当女性，Ｂ穿一件男式的衬衫，外套一件绿色绒线背心，下穿深灰色线条门襟长裤，一双白纱袜，配一双黑色男皮鞋，头发剪得与男性相同，扁平的胸脯无一点曲线，由于烟抽得多门牙发黑，讲话也有点粗声粗气。
Ｂ用一种嘶哑的声音道：“你们有什么事尽管讲。”“我们正在搞一项科研项目，想求得你的帮助。”Ｂ不说话看着我们，我把这次调查的宗旨说了一遍，冬沪兄拿出一份调查问卷给Ｂ看，Ｂ翻了几页，“这好像与我无关，我不是这种人。”我们仍然用一种婉转的口气劝导，可是Ｂ却装糊涂。“你以前交过位女朋友，相互之间很好，后来怎么会大吵起来？”“她后来找我的表弟谈恋爱，我当然要干涉。”冬沪兄又问：“你有男朋友吗？”“男朋友很多，都是生意上的。”我又问：“我们指的是谈情说爱的男朋友。”Ｂ一听，立即严肃起来：“我不想，我自己个性很强，从小脾气犟，不服管。找个男人回来被他管，我才不干呢！”我们说，话不能这么说。她又强调说：“一般都是这样，女人爱管束，男人不肯受女人管，我一个人自由自在、无牵无挂多好。再说，现在与表哥合搞一家餐厅很忙，如果你们今天晚来一步就找不到我了。”我又问道：“你在外与人打交道，碰到一个男性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办？”“不会的，我没有碰到过，就是有，我有预感采取措施就没事了。”“难道你就这样下去，过一辈子？”“是这样想的。”她的口气很坚定。冬沪兄说：“人总要找个对象，相互帮助，成个家，这是人之常情。”Ｂ听到这里就说，“当初，我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对我很好，她在生活上照顾我，帮我洗衣服，我在生活中照顾她，把她当小妹妹看待。”话中流露的情感，似乎还很惋惜。
尽管Ｂ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但从Ｂ的谈话中得出结论她是的，至少有同性恋倾向。我们请她填写问卷，她不肯，冬沪兄讲：“你放心，只要打勾，不用写任何一个字。”Ｂ仍不肯。最后，我们只好利用Ｂ讲义气的心理做工作说，我们利用业余时间专门找你，讲了近三小时，你怎么不肯协助这么一点啊？Ｂ不吭声，后来，我们只能用问答式的形式，总算Ｂ还是回答了一些问题，完成了这份问卷。道别时，我开玩笑说，“我们到时来你开的餐厅，你可别斩我们呵！”“请放心，八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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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调查数据分析
艰难的调查之路（3）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日
年底了，手头工作繁忙，加之社会活动又多，眼见交问卷汇拢时间来临，可是调查任务尚未完成，好容易抽了一天晚上与冬沪兄驱车采访。
老天似乎与我们作对，那一晚天气较冷，我心里嘀咕着是否能碰得到被采访者，有的已经找了几次了。这次，我们准备了一份名单，心想总有一家会碰到的。
Ａ家住福建中路×号，当我们找到×号时，坏了，又忘了带电筒。硬硬头皮慢慢摸进黑胡同，又问了人，说Ａ在三楼。右边有一条窄而陡的扶梯，黑咕隆咚的，我俩摸索着向上爬去，好容易上了楼没见房门，两旁无过道，无奈，又摸着下楼，这样往返三次，在扶梯两旁左一下右一下地敲就是没找到门，弄得身上都是灰。正当灰心丧气时，无意中我的左脚碰到板壁时有移动，巧得很，手碰到一根线，一拉灯亮，原来是厨房门，这才找到Ａ的住处。一问，出来的青年人说：“我哥哥不在家，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却扑空了！
再往第二个目标北苏州路Ｂ家，一路摸着爬上四楼，Ｂ父母在而本人出去了。
又往浙江路Ｃ家……又扑空了。
今晚不能空着手回去，又往Ｄ家走去。Ｄ家住在一幢大楼的顶层，是搭建房屋，我们摸索着上了六楼，找到了Ｄ，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看Ｄ家不便交谈，我们就邀Ｄ到咖啡馆去谈。
三个人来到和平咖啡室，那里最低消费每人８元。我们坐定，“你们是否想让我帮你们买机票，是什么航班的？”我们愣了一下：“你错了，不是请你买机票，是请你协助我们搞好一项科研。”Ｄ听了很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解释说：“因为让我搞机票的人很多，认识的和托人介绍来的，因此……”
Ｄ１．７５米左右，不胖不瘦，中等个子，皮肤较白，五官端正，看上去很斯文，较有修养，是个大专生。“你看看这份材料就明白找你的原因了。”冬沪将材料递给Ｄ，他翻了一下笑着说：“这个我不懂，只是听人讲起过有这种事。”冬沪兄接前说：“社会上这类现象虽不多，但有一定比例，国际上不算少，我们就是想对此作调研，弄清一些问题，调查是绝对保密的。”我补充说：“这是我们的制度，我们有责任保护被采访者的名誉，请你协助。”Ｄ似乎没反映，与我们东扯西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一会儿又对我俩评头论足。我们不想僵持下去，又不想点穿他的同性恋行为。Ｄ开始避重就轻，不肯深谈。但是，在谈他当时的同性行为时，似乎又有些无意识地谈了一些。当问及心里是怎么想的，对此行为的看法等心理活动状态时，Ｄ又谈不出来，当然也有回避的态度。因为时间不早，我们叫Ｄ填表，他犹豫了一下：“我带回去填好寄给你们。”我们看Ｄ不像说谎的样子，就同意了。
可是，已经过了很久，这份问卷根本就没有收到过，我们真是丧气，一个晚上的辛苦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主动地去寻找同性恋者进行调查会屡屡碰壁，接待同性恋者上门咨询或要求治疗时要全面、准确地了解他们的情况也非易事，根据南京医科大学鲁龙光教授等的经验，要通过交谈、自述、观察、试验四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以保证个案研究的客观性、可靠性及完整性：
１．交谈
交谈法是收集信息的最基本的临床研究方法，是弄清同性恋者发生、发展史，掌握其性活动的重要手段。但来访者面对一个陌生的医生，能不能表露出他们内心的隐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短时间内他们能否对医生产生信任。这就要求临床医生及心理医生必须有真诚、亲切、关注的态度，不但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而且必须具备社会、教育等学科理论知识，真正做到品德高尚、作风踏实、态度诚恳、方法灵活，设法在交谈中造成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气氛。结合每个来访者的年龄、文化水平、知识面及心理状态等特点，在交谈中造成有张有弛，既认真又轻松愉快的局面，方能使其倾心谈吐，提供真实可靠、具体生动的信息。否则，如果来访者顾虑重重，就会使信息残缺、失真，也就是交谈的失败。
２．自述
本人按程序要求回去书写自传性材料，内容包括：主要经历（特别是那些对自己印象最深，对自己影响最大，刺激最强的性经历）、家庭状况、个人发展、成长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的性意向、性行为，个性特征及发展过程等等。医生必须强调这份材料的重要性，要求不厌其详，不可一带而过，不可遗漏主要东西，叙述事情要具体，要有细枝末节，不可泛泛而谈，要用事实说话，要求真实，并向其保证绝对保密。
３．观察
医生要仔细观察同性恋者的语言、动作和表情，一颦一蹙，一举一动，都是他下意识的流露，不能认为是无意义的，要探究来由。对来访者的认识模糊、信息失真要做进一步的观察，如用各种同性恋者不同类型性行为的照片及画刊，让其在较轻松的心理状态下阅读，并通过仪器记录其生理反应指标，如呼吸、脉搏、血压、皮肤变化及性器官反应强度，以进一步启发求治者补充材料，以求资料真实、具体完整。
４．试验室
指心理行为试验，它具有观察受试者在自然状况下及进入刺激情境状况中的性行为反应及表现的录像及闭路电视教学功能。如医生与来访者交谈、检查，可以客观地将来访者自然行为反应记录下来，以便从事较深层次的研究，从而较正确地获得各种类型心理行为变化的客观依据。例如一位男性意向型同性恋者，其钟情的对象是×××男影星，当在他面前展现各种健美的男子照片及著名女影星照片时，他毫无反应，无动于衷。而当他见到幻想中的×××男影星的照片时，立即出现强烈的性反应：阴茎勃起坚硬，心跳、脉搏加快，血压上升，甚至在想像中模拟性活动，以至于出现射精和性高潮。试验检查，不仅可以证明特殊类型同性恋行为的存在，也可以区分同性恋者的不同类型和评定治疗效果。对特殊案例，还可以记录完整的录像资料，以供进一步研究。
正是由于灵活运用心理咨询的交谈技巧，引导同性恋者系统而全面地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加上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全面检查，运用严谨的实验条件，客观而细致地观察和记录，从而可保证同性恋求治者个案资料的完整、可靠及其较大的科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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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调查数据分析
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的特点
在“上海调查”中，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有１９５人，其中男性１７５人，占８９．５％，女性２０人，占１０．３％。平均年龄为３３．６岁，标准差为９．１岁，其中最大年龄为５６岁，最小年龄为１７岁，在各年龄组的分布中，男性和女性多数都集中在４０岁以下。现在职业是工人的２９人，占１４．９％；农林牧渔劳动者７人，占３．６％；服务性工作人员１０人，占５．１％；商业工作人员１９人，占９．７％；办事人员和一般干部２９人，占１４．９％；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１３人，占６．７％；军人８人，占４．１％；海员１人，占０．５％；文艺工作者４人，占２％；其他专业人员４７人，占２４．１％；其他职业的２７人，占１３．８％。
在“上海调查”中，在押的同性恋犯人有５９人，其中男性４２人，占７１．２％；女性１７人，占２８．８％。平均年龄为２８．４岁，标准差为１０．５岁，其中最大年龄为５３岁，最小年龄为１７岁，在各年龄组的分布中，男女年龄在２１～３０岁之间所占的比率最高，女性的年龄低于男性。他们被捕以前的职业，工人９人，占１５．３％；农林牧渔劳动者３人，占５．１％；服务性工作人员７人，占１１．９％；办事人员和一般干部５人，占８．５％；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１人，占１．７％；文艺工作者１１人，占１８．６％；其他专业人员３人，占５．１％；其他职业的１９人，占３２．３％。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文化程度。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小学有１２人，占６．２％；初中有４７人，占２４．１％；高中有７７人，占３９．５％；大专及以上的有５９人，占３０．３％。其中男性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占７１．４％，女性则为５５．０％。
在被押的同性恋犯人中，文盲或半文盲的有２人，占３．４％；小学有９人，占１５．４％；初中有２５人，占４２．４％；高中有１８人，占３０．５％；大专及以上的有５人，占８．５％。其中男性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占５０％，女性则为１１．８％。
与一般居民相比，同性恋者（包括正常生活的和在押的）的文化程度明显地要高得多，“南京研究”也发现类似的情况，在１０００名同性恋者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４２８人，占４２．８％；高中有５０２人，占５０．２％；初中有６８人，占６．８％；小学有２人，占０．２％。
可以从以上数据和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一般城乡居民的文化程度作一个对比：“上海调查”中，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３０．３％；“南京研究”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竟占４９．８％。而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一般城乡居民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２０．５％。
虽然，在“上海调查”中，在押的同性恋者文化程度比一般居民为低，但是，和一般的性犯罪分子相比，在押同性恋者的文化程度仍是高得多。在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前者仅占１６．８％，而后者则占３９％。
对同性恋者来说，男同性恋者的平均文化程度要比女同性恋者高。正常生活的男同性恋者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７１．４％，而女同性恋者则为５５．０％。在押的男同性恋者，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５０％，而女同性恋者则为１１．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同性恋者的婚姻状况和夫妻关系。
在“上海调查”中，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在婚的（指已婚，且配偶健在）有１１６人，占５９．５％；曾婚的（指离婚或丧偶而未再婚）有５人，占２．６％；未婚的７４人，占３７．９％。男女的婚姻状况基本相似，只是男性未婚的比率稍高于女性。在婚的比率和年龄成正比，未婚的比率与年龄则为反比关系。
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在婚的有２３人，占３９．０％；曾婚的４人，占６．８％；未婚的３０人，占５０．８％；未答的２人，占３．４％；其中男性在婚的比率大大高于女性。在婚的比率与年龄基本上是正比关系，未婚的比率则与此相反。
综合来看，同性恋者与异性结婚的比率很大，３１岁以上的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已婚的占９０％；３１岁以下的在押的同性恋者已婚的占１００％。
无论是正常生活的还是在押的同性恋者，结婚以后夫妻感情不好的占多数。
由表调查看来，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夫妻感情深厚的没有，感情一般的占５１．９％，感情不好的占４４．３％；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夫妻感情深厚的没有，感情一般的占５６％，感情不好的占２８％。
从“南京研究”看来，在２７０名已婚的同性恋者中，婚后有纠纷者２３８人，占８８．１％；对方受虐待者６２人，占２３．０％；离婚者８９人，占３３．０％。以上数据进一步地说明了同性恋者夫妻关系中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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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调查数据分析
性生理发育和手淫
在“上海调查”中，对同性恋者的性生理发育状况主要调查了月经初潮和首次遗精的情况。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和在押的同性恋者，女性月经初潮的年龄分别是１３．９岁和１４．４岁，标准差分别是２．０岁和２．７岁；男子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分别是１５．５岁和１６．１岁，标准差分别是１．６岁和１．４岁。与全国“性文明”调查的有关数据相比较，这些同性恋者性生理发育的年龄总的看来要大于中学生和大学生，其原因在于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被调查时的平均年龄比中学生、大学生大得多，而当前青少年的性生理发育年龄还有不断提前的趋势。
在押的同性恋者性生理发育的平均年龄则与全国“性文明”调查中性罪错分子差不多（在性罪错分子中，男子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为１６．３４岁，标准差为２．６１岁；女子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为１３．７０岁，标准差为２．６９岁），这是因为性罪错分子被调查时的平均年龄是２７．４岁，与在押的同性恋者被调查时的平均年龄只小一岁，因此，二者的性生理发育的平均年龄没有大的差别。
其原因主要是中学生的性心理还处于萌生状态，而同性恋者作为成人来说，他们的性心理基本上成型了。许多性行为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在手淫时遗精是达到性高潮的方式之一。
但是，在押的同性恋者在手淫时遗精的比率却很低，在清醒而无意识时遗精的比率却很高，与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差别很大，其原因还待进一步研究。可以设想，这可能和在押的同性恋者所处的环境有关，对他们的调查是通过监狱的管教人员进行的，为避免给管教人员留下坏印象，所以这些在押者不愿直接承认手淫时遗精，而只愿意承认清醒无意识的遗精。
关于射精的频率，间隔时间在１周以内的，正常生活的和在押的同性恋者的比率分别是２７．４％、４．８％；每隔１周的比率分别是４０．９％、２．４％；每隔２周的比率分别是１０．４％、３３．３％；每隔３周的比率分别是４．３％、１４．３％；每隔１个月以上的比率分别是８．５％、１９．０％，没有规律的分别是８．５％、２６．２％。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的手淫射精频率要大大高于在押的同性恋者，其原因很可能是在押的同性恋者被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受外界的刺激较少，行为又受到严密的监视，因而对性行为不得不加以控制与收敛。
既然手淫是同性性行为的重要方式之一，那么同性恋者对手淫的感受和态度是怎样的呢？它和异性恋者的手淫又有什么区别呢？
据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如果把“不好”、“不得已”算作是对手淫持否定的态度，那么正常生活的和在押的同性恋者分别占２７．７％、２７．２％。对照全国“性文明”调查中一般大学生对手淫的看法，他们认为手淫有益的占３０．１％，认为是无害无益的占１７．９％，认为是有害的占４３．１％。这就是说，在大学生这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对手淫持否定态度的比同性恋者还要高出许多。当然，这两组资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不具有可比性，同性恋者对手淫所持肯定态度的回答带有更多的愉悦的特征，而大学生对手淫所持的肯定的回答则倾向于对身心健康的有益性，两者测量标准是不同的。
男女对手淫的感觉和态度上的反映，正常生活的和在押的同性恋者是有差别的。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对手淫持肯定态度的比率男性高于女性，持否定态度的则是女性高于男性。
认为手淫快乐或应该的男性为４０．０％，女性仅为１５．０％；觉得手淫是由于不得已的男性为２１．７％，女性为２０．０％；觉得不好的男性为５．１％，女性则为１０．０％。
而在押的同性恋者持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的比率都是女性高于男性，认为手淫快乐或应该的男性为１１．９％，女性为３５．３％；觉得手淫是由于不得已的男性为１６．７％，女性为５．９％；觉得不好的男性为２．４％，女性则为４１．２％。
文化程度与对手淫持肯定态度和中性态度的比率基本是正比关系，与否定态度的比率则是反比关系，即文化程度越高越是倾向于肯定手淫。
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认为手淫快乐或应该的：小学文化程度者为０，初中者为３６．２％，高中者为４４．２％，大专及以上者为３７．３％；觉得手淫不好的：文化程度为小学者８．３％，初中者为４．３％，高中者为５．２％，大专及以上者６．８％。
在押的同性恋者中认为手淫快乐或应该的：小学文化程度者为２７．３％，初中者为１６．０％，高中者为１６．７％，大专及以上者为２０．０％；觉得手淫不好的：文化程度为小学者３６．４％，初中者为１２．０％，高中者为５．６％，大专及以上者为０。
婚姻状况与对手淫的态度，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已婚者持肯定和中性态度的比率较高；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虽然也有类似的情况，但其比率小于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
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认为手淫快乐或应该的：在婚者３８．８％，曾婚者２０．０％，未婚者３６．５％；觉得手淫不好的：在婚者６．９％，曾婚者０，未婚者４．１％；觉得手淫是由于不得已的：在婚者２２．４％，曾婚者２０．０％，未婚者２０．３％。
在押的同性恋者认为手淫快乐或应该的：在婚者１３．０％，曾婚者２５．０％，未婚者２０．０％；觉得手淫不好的：在婚者４．３％，曾婚者０，２３．３％；觉得手淫是由于不得已的：在婚者２１．７％，曾婚者０，未婚者６．７％。
因此，从总体上说，同性恋中的男性、年龄较大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层次较高的、已婚的对手淫持肯定和中性态度的比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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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调查数据分析
择偶标准
人类择偶，绝不是像动物那样单纯是两性生理的结合，而是有自己许多心理上的需求，即择偶标准，异性恋是如此，同性恋也是如此。
在调查问卷所列的７项选择同性恋伙伴的标准中，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选择的占比率较高的前三项标准依次是：漂亮，谈得来，只要是同性即可。在押的同性恋者选择的占比率较高的前三项标准依次是：谈得来，只要是同性即可，漂亮。
从调查可以看到，长相、外表是增加性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异性恋是如此，同性恋也是如此。
其次是双方情投意合，即所谓“谈得来”，就是双方在感情、观念上的一致。相貌可能是一时的吸引，而“谈得来”这一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是更持久、更稳固的。
选择“只要是同性即可”的，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虽然占第三位，但其比率仅为６．２％，这部分人可能是由于年龄、长相或其它条件的不足，难以找到合适的同性恋伙伴，所以降格以求，饥不择食了。而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选择这一项的竟高达３０．５％，这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大有关系，环境使他们难以找到合适的同性恋伙伴，所以“只要是同性即可”了。
还有另外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女性选择同性恋伙伴的条件比男性更关注感情、知识层次，她们在选择“谈得来”、“知识层次高”的比率，无论是正常生活的还是在押的都高于男性，而选择“有钱”、“有身份”、“外国人”、“只要是同性即可”的都是男性。
对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来说，选择“知识层次高”、“谈得来”的比率和他们的文化程度成正比关系，这反映出文化程度较高的同性恋者比较注重双方的思想感情交流；选择“只要是同性即可”的比率则与文化程度成反比关系，这一方面说明文化程度低的人比较重视纯生理满足，另一方面说明这部分人一般条件较差，在同性交往中缺少吸引人的优势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饥不择食。
选择同性恋对象的标准为知识层次高的：文化程度小学者０，初中者２．１％，高中者２．６％，大专及以上者１０．２％；标准为谈得来的：文化程度小学者８．３％，初中者２５．５％，高中者２６．０％，大专及以上者３０．５％。只要同性即可的：文化程度小学者５０．０％，初中者６．４％，高中者３．９％，大专及以上者０。
同性恋者对他的同性性伙伴的态度和他的择偶标准有密切关系。持“忠贞不二”的态度的，其择偶标准比率最高的是“谈得来”，为４２．９％；其次是“漂亮”，３９．３％。持“逢场作戏”态度的，其择偶标准比率最高的是“漂亮”，其次是“只要是同性即可”；持“说不清”态度的，择偶标准比率最高的是“漂亮”，为７３．６％，其次是“谈得来”，为７．５％。
从同性恋者的性角色来看，充当“丈夫”角色的选择“漂亮”这一择偶标准的比率最高，充当“妻子”角色的选择“有钱”、“只要同性即可”的择偶标准的比率要高于充当“丈夫”角色的同性恋者。
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择偶标准对相互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择偶标准反映出事情的动机和本质。从上述调查数据看来，同性恋者之间的相互吸引主要是在双方的相貌和心灵沟通，而在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则较少考虑。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有的“同性恋”是出自金钱的考虑，但这为大多数同性恋者所不齿。乍一看来，同性恋者的择偶动机要比异性恋者纯洁些，因为目前异性择偶对经济问题的考虑是较多的，其实，这有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同性恋者的平均文化层次较高，因而比较重视感情的追求；另一方面，限于社会条件，同性恋者不可能像夫妻那样共同生活，朝夕相伴，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持久，很多是萍水相逢、逢场作戏，因此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就不密切，经济方面的矛盾冲突就少，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就少。至于有些年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的同性恋者，在选择性伙伴时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择偶标准以选择“只要是同性即可”所占的比率较大，在追求比自己年轻、漂亮的同性性伙伴时，有时就以金钱或自己充当“妻子”的角色来加以弥补了。
